大众媒体结构管理论文

摘要：语言文字规范尤其是社会用字的规范问题，历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大众媒体受众广泛、影响巨大，其规范用字问题特别值得重视。《扬子晚报》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特色鲜明；但是在语言文字应用方面仍有少量失误。江苏大众媒体过去在规范用字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今后应继续努力。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大众媒体结构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大众媒体结构管理论文 篇1：

大众媒体对中西方政党的影响研究综述

科技革命使得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大众媒体迅速崛起，并作为一把双刃剑对政党的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都对大众媒体与政党的关系做过大量研究，本文以五年内的资料为载体材料，分析概括政党与媒体的关系和影响，以及政党对待媒体的应有态度。

进入21世纪，异军突起的网络等媒体，对热点问题的产生、传播和解决都有所介入，甚至可以说是网络等媒体的率先披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强大的舆论，引起社会的关注。媒体革命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物质需要等发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党所面临的境况也与过去大不相同。大众媒体已经悄然在政府决策、政治参与、公民权力、政党交往等方面冲击着传统的政治学，把国家、政党和社会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人们不再被动的接受政党的政治主张，而是因自身的利益需求而积极的进行政治参与。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都对大众媒体与政党的关系做过大量研究，本文以五年内的资料为载体材料，分析概括政党与媒体的关系和影响，以及政党对待媒体的态度。

一、大众媒体与政党的关系

（一）我国政党与媒体的关系

唐棣宣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新闻事业，掌握新闻事业的主导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因此，执政后的共产党总结成功经验必然要求领导社会主义事业，而新闻媒体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思想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政治上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组织上必须确保新闻机构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党和人民的人手里，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二）西方政党与媒体的关系

唐棣宣认为西方媒体虽然标榜“独立”，实际上是执掌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西方政党是内生型政党，通过选举执掌政权，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活动和运作。媒体也是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运作，西方没有又有绝对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样，媒体与政党的关系变现为一种共生关系，决定了西方媒体的“独立性”，独立于政党，不受政党的直接控制且经济独立。在美国，“传播媒介不仅不是政府的喉舌，不是两大政党的喉舌，反而是监督政府的重要力量”。

艾理生认为在西方多数国家，政党不可能直接将传媒当做工具来使用，而只能是通过把握媒体的特点，根据其变化来增强应对传媒的能力，使得媒体的报道对于本党和党的领袖有利。

由于中西政党的政党性质、取得政权的方式、执政方式和政党体制等方面不尽相同，因此与大众媒体的关系也有极大的差别。综观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新闻事业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中，新闻事业以政党的纲领方针政策为舆论导向；西方新闻事业是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并不直接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党。然而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虽然掌握新闻事业的领导权，但新闻媒体并不是完全“听命”于共产党，在不违背大的方针政策的情况下会有针砭时弊的评论和专题报道，使党不得不“主动迎接”舆论的挑战，更好的服务社会和公众。

二、大众媒体对政党的影响

（一）大众媒体对我国政党的影响

李华认为新闻媒体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方面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引导社会舆论中的“议程设置”；二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利用新闻传媒建立完善的意见表达机制，为人民表达意见创造良好的公共平台；三是突发事件发生后，新闻发言人通过传媒发布公共信息；四是舆论监督中发挥执政党的“第三只眼睛”作用。

李少斐认为网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整合政党组织，加强政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为党内领导层、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之间的交流提供方便，网上论坛也为普通党员与党的领导层进行直接对话提供了机会。温家宝总理从2009年开始连续三年做客新华网倾听民众心声，作为国家领导层也作为我党的重要领导人物，进行网络互动增加了普通党员的政治参与性，也使党务工作阵地扩大，为党制定方针政策纲领提供了现实依据。

杨金卫认为网络成为政党施政的有效技术和新手段。由于网络的公开性、及时性和便捷性等特点，使执政党可以有效利用互联网对将要出台的有关政策措施进行网上征集意见，重大事项的公布可以在瞬间完成，民众和社会也可以及时了解政党决策，为民众和社会监督政党的执政行为提供了条件，也可以避免由于少数人片面决策而带来缺陷。

孙瑞华认为网络对我国政党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带来积极影响，如宣传我国政党制度，介绍民主党派的历史和作用；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关注中国民主政治进程；有助于执政的公开、公正和政治透明；民主监督形式的多样化，为参政议政拓展更深空间。同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十分突出：互联网中的“价值观侵略”严重威胁着我国政党格局的稳定；互联网中的政治运作有可能加深已有的政治偏见。

（二）大众媒体对西方政党的影响

何军从政党结构功能的角度分析了现代媒体对西方政党政治的一些影响，认为媒体削弱了政党的传统功能，今天的媒体使政党的教育、宣传和利益表达功能淡化；政党领袖人物的产生方式发生变化，政治家在电视和网络媒体等可视媒体的形象和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党领袖能否赢得竞选；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在选举中发生变化，政党为了遵循媒体的逻辑而修改自己的纲领、政党间的纲领趋同，以迎合选民的需求；媒体轰炸下政党政治低级趣味化，媒体追求新奇事件的报道，因此更加关注政治人物的个人形象和隐私而使得政党政治低级趣味化。

艾理生认为在西方社会政党选举中，政党对于视听媒介的开发利用已经形成了一套模式，这对于选民增进对党的了解、对党的领袖人物的了解，增进对党的主张的了解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

张新宇认为媒体以它独立的意志构建着一个政治架构，媒体政治对对现实社会政治摹写、变形和投射，进而影响到了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尤其是政党生活。媒体形成和改变特定的政党政治态度，媒体传播政治“总是带有它所属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塑造或毁灭政党的政治领袖，由于媒体的影响力使政治人物越来越依靠媒体的报道来获得公众的认可；维持或改革政党的政治体系，媒体以其无边界的传播优势为公众提供了便捷的政治表达渠道；引发或应对政党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往往是在媒体加大宣传报道后才被公众知晓而形成的，政治组织往往通过媒体传播来积极有效的说明情况和解决问题。

王瑜认为网络对小党、边缘政党以及反体制政党更是福音。非主流政党可以运用互联网在政治宣传和动员组织方面的潜力，创建自己的网站，根据不同的用户全体设计传播的信息，充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政见。

侯帅在剖析西方国家“政党危机”的根源时，认为媒体的发展是原因之一。媒体的日益强大，改变了信息的分配，使政党不再拥有解释政治的垄断权。现代媒体也为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的竞争平台，成员深谙媒体运作规律制定媒体宣传策略以使政党取胜，这对过去严重依赖党员人数取胜的政党提出了严峻挑战。

王长江以西方政党为研究视角，认为媒介民主使民众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使政党的影响力下降；新兴传播手段的发展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给传统的政党组织结构带来冲击；传媒促使政党改变其活动方式，利用传媒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媒体的发展和民间组织的发展一起，也迫使我们对传统的政党政治理念进行反思。

媒体的发展和运用，不论是对我国执政党还是对西方政党的影响都是对立统一的，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政党不能完全逆转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不可能逆民意而动，与其被动的接受不如主动去迎接，把握社会跳动的脉搏，调整自己的目标政策，展示和树立现代新型政党形象，使自身更加强大。

三、政党应该怎样处理大众媒体的关系

（一）“三善论”

李长春在2010年初召开的管过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党管媒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因此新闻媒体要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意志、政治要求和组织原则。

杜永明提出“三善论”集中体现了党管媒体理论的最新突破与发展，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管理媒体方式、看待媒体角度、理解媒体功能、发挥媒体作用方面的不断思索、创新，是新形势下对党管媒体理论的丰富、创新和发展。

(二)积极开发利用大众传媒的潜能

轩传树认为应该开发利用网络传媒，提升政党行为能力，例如建立政党网站、政治人物个人博客，开设各种电子论坛等；引导并控制互联网，把握舆论主导权，互联网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结构，信息的匿名性较强，要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的力量来规范网络。

（三）政党媒体化

政党媒体化，指在大众传媒商业化、私有化浪潮冲击下，伴随着视听媒介和网络媒体的出现和发展，媒体在政治活动中的影响无处不在，发挥着越来越多样化的功能，并且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消息来源上越来越独立于政党，并对政党提出了众多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政党纷纷改变传统的行为方式，适应媒体的运作规律，利用媒体宣传和包装自己，以期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四）中国共产党应不断改进对互联网的应用

首先，高度重视，主动介入和完善，充分利用互联网强化本党政治地位，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其次，加强网站设计，提高网站质量，科学打造网站品牌。第三，发挥网络优势，发展电子党务。网络可以突破传统的时空限制，通过电子办公提高工作效率和时效性。第四，精心构筑党建网站的网络体系，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党建网站建设时一项长期性工作，应在发展中不断进行完善。第五，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培养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

大众传媒具有方便、快捷、直接、廉价等特点，既能够给政党带来危机，也能够化解政党危机，因此政党需要扬长避短、去伪存真，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开发利用大众传媒的潜能，为我所用。但是在利用媒体时，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制约，将各种行为纳入的法律体系，笔者认为众多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研究较少，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艾理生.传媒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运行资源[J].求索,2005(1).

[2]李华.论新闻传媒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2）.

[3]王瑜.互联网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8).

[4]王长江.政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韩建华（1987.07-），女，汉族，山东潍坊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一年级，主要从事党史党建方面的研究。）

作者：韩建华

大众媒体结构管理论文 篇2：

大众媒体用字规范问题简论

摘 要： 语言文字规范尤其是社会用字的规范问题，历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大众媒体受众广泛、影响巨大，其规范用字问题特别值得重视。《扬子晚报》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特色鲜明；但是在语言文字应用方面仍有少量失误。江苏大众媒体过去在规范用字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今后应继续努力。大众媒体要提高认识、掌握标准，抓住重点、细心辨析，提高修养、勤查多问，依靠群众、科学管理，为推动语言文字规范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 大众媒体；用字；规范；《扬子晚报》

语言文字规范尤其是社会用字的规范问题，历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思想的空前解放与活跃，中外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交流的日趋频繁，语言生活特别是社会语言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用字的规范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大众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它是由专业化的传播机构运用复杂的技术手段，面向不定量多数的受众进行大面积传媒活动。大众媒体受众广泛、影响巨大，其规范用字问题特别值得重视。笔者以《扬子晚报》为例，对大众媒体的用字规范问题进行讨论，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并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一、大众媒体规范用字意义重大

与其他传播活动相比，大众媒体具有专业性强、信息量大、内容公开、受众广泛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它拥有其他形态的传播活动所不可比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体是人们获得外部信息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上各个利益集团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也是社会文化和娱乐的提供者。正因为如此，大众媒体的规范用字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早在62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話》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1]报纸需要如此，其他媒体也应如此。如果媒体上经常有错别字出现，就会直接降低媒体的威信。

媒体的威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媒体公信力，是指大众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被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内在力量。它是媒体自身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是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尺，也是媒体赢得受众信赖的能力。媒体公信力是衡量、评判其舆论影响力最重要、最根本的标准之一。对于媒体来说，它就是以其主体业务为核心形成的能够赢得受众、占领市场、获得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在众多竞争对手中保持独特优势的资源和能力。这些年来，我国传媒业发展迅速，竞争激烈。大众媒体特别是纸质媒体，要提升可信度、增强公信力，就必须在发挥新闻传播作用的同时，认认真真地解决好用字规范的问题。

用字规范，是准确表达思想、传播信息的重要条件，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事关重大，不容忽视。1986年9月，国务院就发出了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通知，决定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废除，今后使用简化字，一律以《简化字总表》为准。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发布。2006年，《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正式发布。以上法规的相继发布，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各种语言文字法规已经发布多年，但当前社会上包括大众媒体的用字不规范现象依然存在，不可忽视。

正如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在《中国语言规划论》一书中指出的：“媒体的产生与发展使语言传播方式进入现代阶段。媒体是一种语言职业，它的语言实践对语言规范的形成和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在向大众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向社会传播语言与语言规范。……语言文字工作者应把媒体语言作为工作的重点，研究媒体语言，全力支持媒体发挥良性的语言影响，帮助媒体解决遇到的各种语言困难。”[2]

二、《扬子晚报》用字失范例说

实地收集语料、记录社会用字现状并进行分析，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社会用字规范问题的重要方法。我们研究江苏大众媒体的用字规范问题也采用这一方法。笔者选取的样本是《扬子晚报》。《扬子晚报》是由《新华日报》主办的一张省级晚报，创刊于1986年元旦。二十余年来，《扬子晚报》在加强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的基础上，创新模式，与时俱进，逐步形成了明显的特色和优势，成为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晚报，被誉为“全国晚报界的一面旗帜”。

《扬子晚报》拥有很大的读者群，其用词、用语等也都具有较强的示范性。但我们在抽阅中发现，《扬子晚报》在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上仍不尽如人意。具体表现为：

（一）因字形相似而误

源远流长的汉字，不仅字数繁多，形体尤为复杂，所谓“鲁鱼亥豕”，差之毫厘则可能谬以千里。在《扬子晚报》用字失范中，不少乃因字形相似而误。例如：

（1）农民不得不“ 蓐 秧”，其实就是弄掉稗子。 （2007年9月28日B3版）

按：此句当用“薅秧”，而不是“蓐秧”。 《现代汉语词典》：“薅，用手拔（草等）。”而“蓐”的含义是“草席”、“草垫子”，与“拔”义无关。

（2）整个发布会因此像 足 一场热闹的婚宴。 （2006年5月21日B5版）

按：此处“像足一场”当为“像是一场”。“足”“是”形近而误。

（3）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 右 的政策文章，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 （2007年2月8日B6版）

按：此句“右”应为“石”， “右”与“石” 字形相似。

（4）经常和社交场上的各种风情女子打交 通 。 （2007年9月17日B2版）

按：此处当作“打交道”，不是“打交通”。《现代汉语词典》：“打交道：<口>交际，来往，联系。”“道”误作“通”，也是字形相近所致。

（5）其余港 汉 村落限隔横错。 （2006年5月17日B16版）

按：该句引用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的内容，来标明黄天荡遗址之所在。文中“港汉”当作“港汊”。“港汊”指河汊子。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舆程记》, 原文为：“黄天荡一带大江阔四十里，中间有太子洲，其余港汊村落，限隔横错。”“汊”误作“汉”，估计应是形近所致。

（二）因字音相同或相近而误

同音替代曾经是古代汉语中一种常见的用字手段，现在一般均要求专字专用，一些意义不同的音同、音近字不能再相互代替，否则就不规范。因字音相同或相近而误的现象在《扬子晚报》上也时有出现。例如：

（1）拿到了今日直接面见李咏、孙 玥 与伍思凯三位评委的通行证。 （2006年5月7日B2版）

按：此句所述，是一次歌唱比赛，其中“孙玥”当作“孙悦”。孙玥是前国家女排队长，孙悦是著名歌手。“玥”与“悦”音同，但不应混淆。

（2） 皇 帝纪年能替代公元纪年吗？ （2007年2月8日B叠头条大字标题）

按：此句中“皇帝”应为“黄帝”。该文报道清华大学许文胜教授倡导使用“黄帝纪年”一事，文中皆用“黄帝纪年”，而标题却错写成“皇帝纪年”。“黄帝”不同于“皇帝”，“黄帝”指轩辕氏，与炎帝一样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并与炎帝并称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皇帝”则是始于秦始皇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称号。

（3）手执鱼鼓 间 板的艺人还在吟唱着千古不绝的梁祝。 （2006年5月15日B8版）

按：该句中“间板”应为“简板”。简板，是用两片一尺多长的木板或竹板制成的打击乐器，戏曲或道情中用以伴奏。

（4）昨日的玄武湖阳光灿烂，花枝招展，绿树成荫，风光 迤逦 。 （2006年5月8日B1版）

按：此处当作“风光旖旎”。“旖旎”指柔和美好，而“迤逦”的意思是曲折连绵。导致错误可能因二词音近。其实，“旖旎”音yini，而“迤邐”音yili。n、l不同。

（5）然后他就 拌 了个鬼脸，拔腿就跑。 （2007年2月2日B4版）

按：此句中“拌”应为“扮”。“扮”、“拌”读音相同但意思不同，“扮”指化装、装扮，如“扮鬼脸”等；“拌”则指搅和、搅拌。

（三）因形音皆近而误

有些汉字不仅读音相同或相近，形体也很相似，因而也容易用错。例如：

（1）殷村港东接太湖，西连 隔 湖。 （2006年5月20日A23版）

按：此处“隔湖”，当作“滆湖”。经查相关地图，本文“殷村港”位于宜兴市境内，流经和桥镇、万石镇等地，东接太湖，西连滆湖。滆湖，古名西滆沙子湖，俗称西太湖，为江苏省内第六大湖。此处误写，大概是由于“滆”与“隔”二字形近音同所致。

（2）在我们的总工作台案头还陆续看到一 札札 来自清华、北大、北外等第一批发榜院校的挂号信。 （2007年9月13日B3版）

按：此句中“一札札”的“札”，当作“扎”。 “札”“扎” 形音皆近但意义不同。“札”本指古人写字的简牍，是名词。而此处当用量词。《汉语大字典》：“扎，量词。用于某些捆缠的东西。如：一扎线；一扎麦子。”这种量词系借自动词，类似的有“挑（一挑水）”、“捆（一捆柴）”等。

（3）神殿在雨中静立，显得安 祥 而神圣。 （2007年9月17日A18版）

按：此句中“安祥”，应为“安详”。 《现代汉语词典》：“安详：从容不迫，稳重。”此处“详”乃“庄重”义，不应写作“吉祥”的“祥”。

（4）我的爱好就是在不花钱的网络世界心游万仞精 鹜 八极，所以只能做个无所作为的网民。 （2007年9月21日B3版）

按：此句中“精鹜八极”，应为“精骛八极”。 “精骛八极”出自晋陆机《文赋》，指诗人进行艺术构思时，思想如天马行空，不受时空限制而驰骋无边。“骛”的形符是“马”，而不能写作表示“鸭子”的“鹜”。

（5）又要妈妈给她买年画梁山 泊 与祝英台。 （2007年2月20日A15版）

按：此句“泊”应为“伯”。“梁山泊”位于今山东省境内，是《水浒》众英雄集聚的地方，“梁山伯”才是“梁祝”故事的男主角。“泊”指湖泊，“伯”表兄弟排行“伯、仲、叔、季”中的老大。“泊”、“伯”读音相近，字形相似，极易混淆。

通过上述三类用字失范现象的分析，可以发现，错别字与规范字或形似、或音似，但意义各别，因而辨别和纠正错别字应该从把握汉字形、音、义三方面着手。目前，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仅专职校对者要严格把关，作者、编者也要共同努力，尽量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

三、大众媒体规范用字任重道远

以上，我们以《扬子晚报》为例，对媒体上存在的一些用字失范现象作了分析归纳。这些情况在江苏各类大众媒体上均时有发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应当引起有关单位的高度重视。江苏大众媒体规范用字任重道远。为了进一步提高各类媒体的用字水平，推动语言文字应用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议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提高认识，掌握标准

大众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具有传播快、受众多、影响广等独有的优势和特点。如果用字不规范、用错字别字，轻则以讹传讹、误导受众，重则出现原则性、政治性错误，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要不断提高从业人员尤其是相关领导对规范用字问题的认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提高媒体规范用字的水平。认识提高了，有些错误当不难避免。例如：

（1）而 武 刀弄枪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等武将留世的手迹相对就特别稀少，尤为罕见珍贵。 （2007年9月21日A27版）

按：此处“武刀弄枪”，当作“舞刀弄枪”。这是由两个动宾结构组成的并列式的短语，与“舞文弄墨”类似，我们如果稍加留意就不会写错。

对于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已经颁布了一系列规范和标准，包括《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等。对这些明文规定的标准，应认真学习，仔细研究，切实掌握，不再出错。例如：

（2）透过自己的创作表达词中内涵和 含蓄 其中的情感。 （2007年9月18日A19版《从幕后配音走到台前吟唱》第3大段第11行）

（3）只有通过感情的代入，才能释放出词中 涵蓄 着的真实情感。 （2007年9月18日A19版《从幕后配音走到台前吟唱》第4大段第10行）

按：同一文中，一作“含蓄”，一作“涵蓄”。根据国家语委2001年12月发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含蓄”为推荐词形，所以上文“涵蓄”当作“含蓄”。

（二）抓住重点，细心辨析

前面说过，不规范用字的重点大多为形近字和音同、音近字。因此，我们应对症下药，注重辨析，或明察秋毫辨其形，或因形溯源别其义，努力把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

（1）揭露三 清 团头目在校行凶打伤学生的事。 （2007年9月17日A17版）

按：这里叙述九十高龄的著名画家张文俊回忆自己1939年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一事。文中“三清团”当作“三青团”。三青团，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这是当时国民党控制的一个反动组织，1938年4月成立，1947年9月并入国民党。

（2）韩某因琐事与当地一青年人发生矛盾，随后纠 结 同伙张某、王某、李某等人对该青年人实施报复性殴打。 （2007年9月15日A10版）

按：“纠结”与“纠集”有别。《现代汉语词典》：“纠结，互相缠绕。”“纠集，纠合（含贬义）。”据上下文意，本文中“纠结”当作“纠集”。

（三）提高修养，勤查多问

规范用字、杜绝错别字，首先必须把好大众媒体从业人员的“入口关”。毋庸置疑，记者、编辑应是“杂家”，需要涉猎各方面的知识，诸如农业、科技、军事、证券、哲学、社会科学，等等。但是，有一条进人的标准不可忽视，这便是文字功底要好。大众媒体从业人员应努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遇有自己不太熟悉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古典诗词等，要勤查多问，尽量减少差错。例如：

（1）早年，先生先后入 共 侃和章太炎门下。 （2007年9月10日B3版）

按：此句摘自《思念徐复老》一文。文中“共侃”当为“黄侃”。黄侃（1886－1935），字季刚，我国著名音韵训诂学家。徐复先生于1929年就读金陵大学，师从黄侃攻读传统小学课程。

（2）岭外音书断， 终 冬复历春。 （2007年9月17日B3版）

按：此乃作者引用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渡汉江》诗句。其中“终冬”的“终”有误，经查《全唐诗》权威版本，当作“经”。“经”误作“终”，乃字形相近所致。若编校者仔细查核一下，就不会出错。

（四）依靠群众，科学管理

规范用字、杜绝错别字，需要大众媒体从业人员的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作保证，要把责任落实到采、编、审、排、校各个岗位，科学管理，切实做到字斟句酌、层层严格把关。我们注意到，有些错别字甚为浅显，不难识别，但竟然冲过数道关卡，从编辑、校对等人的眼皮底下逃出，那就可能有责任心方面的问题了。例如：

（1）纪敏佳却向记者透露她已经改变 注 意，不准备去做整容了。 （2007年9月15日A19版）

按：此句中“注意”，显然应当是“主意”。一为名词，一为动词，不可混淆。

（2）承担爆破任务的葛 州 坝集团三峡工程施工指挥部。 （2006年5月20日A4版）

按：此处“葛州坝”，当作“葛洲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出口处——南津关以下2.3公里，距宜昌市中心6公里，因坝址穿过江心小岛葛洲坝而得名。

上述两例，如果工作人员仔细一点，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此外，还需要广大读者、观众的互动和支持配合。大众媒体要自觉接受广大读者观众的批评监督。要通过设立“挑错处”、“揭短台”等，出台奖励措施，吸引广大读者、观众参与“挑刺”。要加强监管力度，采取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等办法，表扬先进，找出不足。千方百计，消灭不规范用字现象。

大众媒体每天都要与群众见面，用字量大，社会影响广泛，同时带有示范性，是国家法定文字的主要应用所在，也是社会用字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一。过去江苏大众媒体已经取得较好的成绩，今后应继续努力。各类媒体都要切实把好语言文字关，不让形形色色的不规范用字进入读者的眼帘。还要加强对国家语文政策及语言文字工作宣传报道的力度，在社会上造成人人重视用字规范的良好氛围，为推动语言文字规范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78.

[2]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2.

作者：刘冬冰,班吉庆

大众媒体结构管理论文 篇3：

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媒体舆论监督的困境

近几年，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其后果不仅仅体现为经济损失巨大，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公众的恐慌心理，严重影啊了社会生活的良性发展。作为承担着社会发展瞭望哨功能的大众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处理过程中，理应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职责。在事件发生之前做出预警，在事件发生后及时、迅速地传递信息，监督相应部门对危机事件的处理，对本该承担责任的部门进行问责，等等，从而保障危机事件顺利解决，公众生活走上正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最近几年的公共危机事件中，无论是三鹿事件，还是南方雪灾抑或上海袭警事件。媒体的最终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行政力量的刚性干预

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和解决检验着政府管理工作的秩序和效率、应急机制的建构和完善与否，而在最近几年发生的大量公共危机事件中，恰恰暴露出政府相关部门角色的缺失，从而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出于缓解公众舆论风潮、维护政府形象的目的，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相关部门往往通过行政力量干预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和监督，而这样的干预因其刚性特质往往效果明显。

垂直管理的行政原则。我国特殊的传播体制下，新闻媒体接受各级政府的垂直领导。从而使得政府对媒体的管理直接而有效。这是一种宏观与微观结合、行政与业务交织的管理方式，即政府既从宏观层面把握媒体的发展方向和角色定位，也从微观上掌控新闻报道内容。因此，公共危机事件能否见诸媒体以及以什么方式呈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媒体有什么样的要求和规范。如果说对于中央级媒体来说，其行政级别的某些优势还能够保证对发生在地方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监督成为可能的话，那么对于地方媒体而言，这种监督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从最近几年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可以看出，本地媒体的监督报道时间往往较晚，而且口径较为一致，很少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缺失做出监督性报道和质询，而把重点放在政府部门的重视态度、会议提出的解决方案，以及积极的解决过程，等等，从而很大程度上有效转移了社会公众的视线，而把舆论引导到有利于政府形象的方向。在湖南沱江大桥倒塌事件中，当其他媒体竞相对事故原因、施工单位资质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和质询的时候，湖南当地媒体和网站却极力渲染事故抢救过程中的感人事迹、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态度，等等，其实，在大量发生在各地的公共危机事件中。都能普遍看到本地媒体在舆论监督过程中的类似尴尬。这种舆论监督的孱弱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媒体的职业素养不够，而是来自政府部门直接的行政干预。

宣传纪律的严格规范。政府对于公共危机事件更为传统的说法是负面事件，而有关的新闻则被视为负面报道，基于维护政府形象的宣传初衷，对于负面报道有较为特殊的刚性纪律要求。一方面，政府从组织原则出发，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有事先上报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于负面报道有“宣传纪律”的明确原则。在众多危机事件中政府往往以文件、指令或电话指示的方式统一报道口径，调整报道方向。这种刚性的纪律导致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中畏首畏尾，避重就轻，以突出成绩，宣扬精神为主导而忽略对危机事件真相以及相关背景更为深入的探究。在三鹿奶粉事件报道之后，各级宣传部门迅速作出部署，相关媒体都接到“禁止炒作”或类似方式表达的指示，在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媒体小心翼翼地遵循指令做出符合要求的新闻，从而最大限度实现为政府引导舆论的功能。

媒体的内省式自觉

按照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大众媒介在当代是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利器。通过劝诱手段让公众心甘情愿地参与同化到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中。以此理论分析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新闻媒体，不难发现，媒体舆论监督职能的结构性缺失不仅仅来自政治力量的强势干预，也来自媒体自觉的内省式遵从。

内省式的风险规避。长期的外在压力以及伴随而生的惩戒性风险已经在媒介内部形成行业潜规则。因此在具体的新闻操作过程中，媒体对有可能带来风险或者重大社会影响的题材自觉保持沉默。静等政府部门的指示，甚至在政府部门未作出明确指示的前提下，媒体抱着“宁可不报，绝不出错”的心态对公共危机事件自觉规避。地方性媒体面对更多的行政上级单位，各级单位都有足够的力量对其进行违规之后的惩戒，因此和中央级媒体相比，地方媒体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更多规避风险的职业自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本地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往往通过对事件可能带来风险的估量来决定是否报道，也就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大量公共危机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往往是异地监督的结果，而地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则往往动作缓慢，异常谨慎。

自觉的政策遵从。现代社会，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既相互依赖，又不时互相抵牾。应该说在公共利益的目标实现上二者是一致的，媒体是社会前行的瞭望哨，承载着雷达预警的社会职责，尤其是在重大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其监督职责的发挥关乎百姓生活的质量、关乎社会的运行秩序，也关乎政府的执政公信力。因此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地方媒体应该一方面有效传达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推动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另一方面对政府部门相关决策及执行过程进行监督。通过纠正偏差来推动政府执政公信力，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目标。然而，在三鹿奶粉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媒体在传达政府声音方面不遗余力，而在探究事件真相，最大化推动信息的透明公开方面缩手缩脚。在政府要求后面亦步亦趋，缺少媒体独立的报道立场和声音。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在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媒体都已经开始大面积报道的情况下，河北本地媒体仍然沉默，而在后面的报道中始终缺少对政府相关部门更为深入而全面的质疑，在政府部门的传达口径之下亦步亦趋。成功地将公众的问责风暴指向奶农、奶站，将这一复杂沉重的公共事件定位于企业和奶农的社会道德良心的沦丧，实际上成为政府责任开脱的同谋。

危机传播中的经济魅惑

商业化背景下，经济利益的诉求导致媒体在很多时候迷失传播方向，在“行政化管理”但是“企业化生存”的传播背景下，媒体更是处在政治力量和经济势力的双重重压之下，正如人们强调的“在媒体走向产业化的时候，新闻这个专业面临的挑战是日益显著的商业倾向。商业上发展到极致，必将构成对大众的背叛”。这里的背叛，指的就是在经济利益的魅惑和迫压之下，媒体屈从于经济利益的目标而导致公信力的下降乃至丧失。对于地方性媒体而言，区域特点决定了其与本地各种经济利益之间有着天然的纠葛，因此在大量涉及经济领域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性媒体在经济利益的魅惑之下违背新闻专业原则失信于公众的特点异常突出。

经济势力面前的沉默。作为地方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性媒体和地方经济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不仅仅，是因为作为喉舌，地方性媒体承担着服务经济的宣传职能，更是因为地方性媒体的发展需要本土企业的广告支撑，因此在舆论监督过程中媒体的社会责任会让位于经济利益的诉求从而导致往往对作为自己的广告客户或潜在广告客户的本地企业网开一面。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本土媒体的表现不仅源于行政力量的干预，也源于经济利益的诱惑。作为全国500强企业。三鹿广告投放量是不小的数目，而其社会影响力也非同寻常，媒体尤其是本土媒体在面对这样的企业时，往往考虑的是如何成为其广告平台，而一旦成为三鹿的广告平台或者计划成为其广告平台，那么对企业的质询和问题的问责就会被放置一旁，河北本地媒体对三鹿事件缺乏预警，外省媒体在报道三鹿奶粉时吞吞吐吐等表现已经说明这一点。

危机公关的有效性。现代企业包括其他社会组织都非常重视公关部门，把化解企业危机作为非常重要的公关策略来研究，而中国特色的危机化解往往通过钱来解决，早期阜阳毒奶粉事件中三鹿就通过这一方式成功化解了危机，在浙江、甘肃的媒体报道中三鹿也以投放上百万元的广告这一公关策略解决了问题，而百度公关门则让人们再次看到企业危机公关在阻滞新闻信息传播中的有效。

综上所述，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的舆论监督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从对上海钓鱼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人们仍然能够看到地方性媒体在本地重大事件发生之后表现的滞后。媒体责任的缺失并非仅仅源于其自身的不足和缺陷。这种缺失是结构性的传播症候，体现的是行政力量干预和经济利益魅惑双重挤压之下媒体可悲的内省式自觉。[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网络舆论监督困境与策略研究》(200904029)成果]

作者：王春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