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准则提供经营成果信息论文

【摘要】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回顾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则在我国逐步形成至正式发布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将我国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准则与现行国际同类准则进行比较，探讨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本土需求”和“国际趋同”两大动因，并对如何在实务中运用该准则提出建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新准则提供经营成果信息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新准则提供经营成果信息论文 篇1：

终止经营列报思考

一、终止经营及会计问题研究

（一）终止经营的界定 目前，终止经营会计问题引起会计界广泛关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都出台了相关的终止经营会计准则，将终止经营在制度上予以规范。我国只在2002年颁布《终止经营征求意见稿》，随后财政部于2007年颁布新的会计准则，旨在使新准则与国际趋同，但在准则内容上缺失终止经营。在证监会网站上查阅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时发现，我国不少上市公司涉及到终止经营业务。由于终止经营和清算破产都是业务的终止，因此，容易将两者混为一谈。事实上，终止经营和清算破产截然不同。终止经营是因为主要业务或主要经营地区的竞争导致效益下降，或者企业战线过长、业务范围过大而主动的调整战略的行为。终止经营的业务是主体的一部分，不是整个企业的终止，终止经营业务的核算前提仍然是企业整体的持续经营。企业终止经营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资金运动继续进行，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终极目标。通过区别持续经营与终止经营可以帮助报表使用者更好的判断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清算破产是由于企业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而被迫宣告破产导致的企业清算。清算破产终止的是主体的全部业务，企业整体终止经营是破产清算的特有假设。企业清算的目的在于偿债，原有的资金运动经营停止，终点上的资金是用于偿债，而不是投入生产经营。我国终止经营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指出不符合准则规定的重组、交易等不作为终止经营。

（二）终止经营会计问题研究 自2002年以来，学者们开始着手研究终止经营会计问题。主要研究了终止经营会计准则的解读与比较，终止经营概念的界定与修正，终止经营的确认、计量和表外披露。皮羽（2011）认为如果企业组成部分被划分为终止业务，无论其盈利与否，都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因此，必须将持续经营与终止经营会计信息分开处理；盖地（2008）认为各国企业中出现了不少终止经营情况，终止经营与持续经营产生的现金流量方式不同，应采取不同的会计方法，出台相关的会计规范；朱康萍（2009）认为区别持续经营与终止经营的信息，对财务报告使用者正确的理解和评估企业的过去、现在、未来极为重要；秦白云（2004）认为我国的《征求意见稿》只侧重终止经营披露的规范，应借鉴国际做法，规范终止经营的确认和计量。

王霞（2004）在《关于终止经营期间损益确认问题的探讨》中提出在利润表中将终止经营损益与持续经营损益分开列示，更有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预测企业的现金流量、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吴珊（2007）在《终止经营会计问题研究》中探讨了事项理论、正外部性理论和会计加总理论对终止经营列报的启示。但是，当前对终止经营的列报研究明显不足，终止经营列报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文章在阐述国际终止经营信息的处理模式上，结合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和我国的实际，探讨了终止经营的列报问题。

二、终止经营列报的必要性

（一）会计目标的真实体现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指出：性质或功能不同的项目，应当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报，但不具有重要性的项目除外。并指出应该对已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的重要项目的进一步说明，包括终止经营税后利润的金额及其构成情况等。如果把企业的业务按照持续性划分，终止经营与持续经营在性质和功能上完全不同，当终止经营业务满足重要性特征，或者说，不予以列报中将会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时，就应该在财务报表内与持续经营业务分开列报。同时，财务报表的编制过程是一个信息整合过程，如果列报的终止业务项目尚不能真实完整的表达终止经营的信息，可以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做相应的补充说明。《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了我国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并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决策有用观与受托责任观分别从企业外部使用者和内部所有者的角度反映会计工作的目标要求。就内部而言，终止经营既影响到企业的财务成果，又会影响到当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就外部而言，单独列报终止经营才能更真实的反映企业利润的构成、性质和质量，帮助信息使用者更好的进行决策。因而，终止经营的列报和披露更真实的体现了我国会计工作的双重目标。

财务分析的主要依据是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根据财务报表的数据资料计算相关的财务指标，然后依据财务分析的结果做出经济决策。那么财务数据的表达方式，整合或坼分都直接影响到报表使用者的判断。如，某企业持续经营的净利润为54000，终止经营的净利得为21000，流通在外的股份为20000股。假设不考虑其他特殊项目，如果不加以区分持续经营利润与终止经营利得，计算出的每股收益应为（54000+21000）/20000=3.75；如将两者区别列报，则持续经营的每股收益为54000/20000=2.70，终止经营的每股收益为21000/20000=1.05。显然，两种不同的计算结果表达的财务信息也截然不同，最后导致信息使用者做出不同的决策结果。终止营业是一次性交易，该业务所形成的利得和损失会增加或减少企业利润总额，但就利润的质量和企业的稳定性及成长性分析，应该剔除终止经营的利得部分，以便于财务分析人员更好的做出科学的决策。因此，将持续经营业务与终止经营业务分开列报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更好的观察、判断和科学决策。

（二）会计实务的迫切需要 由于我国没有单独的终止经营会计准则，终止经营的确认和计量由其他会计准则予以规范导致会计人员对终止经营业务的处理自由度相对较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职业判断，根据经验和职业能力去操作。2002年财政部出台了《企业会计准则—终止经营》征求意见稿，旨在区分终止经营与持续经营信息，提高报表使用者掌握企业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的能力。但是仅仅在报表附注中单独披露终止经营业务远远满足不了信息使用者的要求，不能通过在表内项目中分开列示终止经营与持续经营业务财务数据直观的表达企业的资产组合性质、利润的构成及质量以及现金流的方式等。

根据上海证劵交易所披露的2008-2011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我国的上市公司基本没有单独列报终止经营业务，但有个别公司遵循国际规范处理终止经营业务，从而更加真实、准确的反映企业的财务信息。在查阅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时发现，中国联合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050），连续四年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报和披露终止经营业务数据，如它在2008年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中说明： 按照2008年6月2日订立的CDMA出售框架协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终止经营”的规定，本集团CDMA业务分部被确认为终止经营业务。对于终止经营业务的列报，因企业会计准则并未明确规定，为了直观的体现持续经营业务和终止经营业务的经营成果，提供更相关的财务信息，本集团参照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5号《待出售非流动资产及终止经营业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5号”）对于终止经营业务列报的规定，CDMA业务分部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已作为终止经营业务单独列示于本集团2008年度合并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当中，本集团合并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于2007年度的比较数字亦相应进行重列以反映终止经营业务。

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在处理终止经营业务时无据可依，为了更好的体现本企业的利润构成和现金流量信息，采用国际处理方法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报终止经营业务，从而更真实的反映了企业的财务面貌。这种突破简单披露的处理方法无疑是一种挑战，由于终止经营在制度上的真空，导致企业在处理类似业务时五花八门。多数企业表外披露，少数企业表内列报并表外披露，从而使得同一行业内的不同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减弱，行业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更无从谈起。

（三）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1973年，在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第30号《报告经营成果—报告处置业务分部、非常项目、罕见和非频繁发生的事项和交易的影响》（APB30）涉及到终止经营，首次要求区别列报持续经营与终止经营收益。1995年3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公布了《长期资产减值和待处置长期资产的会计处理》（FAS121），但FAS 121没有表述APB30中说明的属于终止经营的企业分部的会计处理方法。在2001年8月FASB又发布了《长期资产减值或处置的会计处理》（FAS144）以取代《长期资产减值和待处置长期资产的会计处理》（FAS121）。在FAS144中要求企业单独列报持有以备出售的长期资产和负债，并在附注中列示其类别，同时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中区别终止持续经营和终止经营业务。

2005年1月1日，国际财务会计报告第5号公告（IFR5）中指出企业应该在资产负债表上区别列报持有以备出售的资产，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终止经营的成果，同时要求会计主体在全面收益表附注中披露关于终止经营的有关信息。2008年，国际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在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修改终止经营的定义，并要求将企业终止经营中已被处置或划分为持有以备出售的部分单独列报。

可见，终止经营在国际上有明确的会计规范，我国无具体的终止经营会计准则。在2006年我国以国际会计准则为蓝本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以求达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但是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没有涵盖终止经营具体准则。然而，在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实务中出现了不少终止经营业务，如果仅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终止经营业务势必掩盖了重要性的会计信息，不能反映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完整性，从而也没有从实质上做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当前，关于终止经营的处理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是列报加披露的模式。如国际会计准则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对终止经营的财务信息既在财务报表项目中列示，又在附注中披露。二是简单的披露模式，如我国的征求意见稿，有关终止经营的披露仅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不涉及报表项目的列示。可见，我国对终止经营的会计处理并没有做到与国际趋同。

三、终止经营的列报构想

首先，国家应尽快颁布终止经营业务的会计准则，以明确终止经营的会计确认与计量，从制度上规范终止经营业务的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促使终止经营会计准则趋同于国际准则。其次，企业应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终止经营，如在资产负债表上单独列报列入终止经营的持有以备出售的长期资产；在利润表上区别持续经营业务利润与终止经营的净利润，单独计算持续经营的每股收益与终止经营的每股收益；在现金流量表中区别列报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中的终止经营的现金流量。此外，结合信息披露的原则，企业可以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补充说明关于终止经营的相关信息：如终止经营的业务类型、终止经营所处的分部、处置时间、处置方式和计划情况等。在资产负债表日与财务报告日之间的终止经营则也可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作披露说明等。

结合终止经营的国际处理惯例和我国的会计实际，笔者在不改变我国当前会计报表基本结构的前提下，吸取国际终止经营的列报方式，进一步构建新的三大财务报表结构框架。具体格式见表1、表2、表3。

参考文献：

[1]秦白云：《我国终止经营与国际准则之比较》，《会计研究》，2004年第8期。

[2]皮羽：《持有待售资产准则解读与分析》，《新财经》，2011年第12期。

[3]财政部：《终止经营征求意见稿》，2002年颁布。

[4]盖地：《终止经营的确认与计量》，《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5]朱康萍：《终止经营披露问题研究》，《财经论坛》，2009年第1期。（编辑 园 健）

作者：卢秋声

新准则提供经营成果信息论文 篇2：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准则的历史沿革与国际比较

【摘要】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回顾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则在我国逐步形成至正式发布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 将我国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准则与现行国际同类准则进行比较， 探讨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本土需求”和“国际趋同”两大动因， 并对如何在实务中运用该准则提出建议。

【关键词】持有待售资产;处置组;终止经营;历史沿革;国际趋同

一、引言

2017年4月， 财政部正式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CAS42）， 这标志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持续趋同进程又有了新的进展。 随着市场经济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 企业持有非流动资产的目的逐渐多样化， 一部分非流动资产的持有目的并非使用， 而是通过出售一次性获取经济利益。 这意味着其经济利益不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实现， 因而分期计提折旧或摊销的成本模型不再适用。 如此一来， 若再不划分经营用与非经营用非流动资产， 类似的资产处置计划会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正确反映造成影响。

此次财政部制定CAS42的目的主要在于对这类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和披露进行规范， 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随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5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IFRS5）的发布， CAS42也以单独准则的形式扩大了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体现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战略需求[1] 。

本文从CAS42在我国产生的环境及中外比较两个角度出发， 探究了在会计准则持续国際趋同背景下， 中外会计准则对于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会计处理和披露要求的异同， 并对于如何在实务中运用该准则提出了建议。

二、研究基础

（一）基础解释之一：持有待售的含义与会计处理要求

CAS42主要规范了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及其处置组的会计处理， 并基于我国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CAS30（2014）]， 进一步细化了终止经营的认定标准和单独列报要求。 持有待售， 是指企业主要准备出售（包括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向所有者分配， 下同）而非持续使用长期资产或处置组， 在尚未售出阶段的实际状况。 CAS42对于持有待售的确认给出了明确的标准， 即同时满足“在当前状态下可立即出售”、“已经获得明确而不可撤销的购买承诺”、“出售已经得到了批准且预期在一年内完成”三项条件的所有非流动资产或资产组应该被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2] 。

由于持有待售资产要通过出售实现其经济利益， 而企业在其出售过程中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大小取决于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 所以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初始计量金额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的原则， 即其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相比的较小值。 同时在后续计量中不再计提折旧或摊销， 而是根据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变动相应确认或转回减值损失， 从而在资产负债表中持续地单独反映能够给企业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流入的大小。 由此， 非流动资产从成本模式计量转换为“持有待售”模式计量， 增强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反映了主流会计理论从受托责任观到决策有用观的转变， 也是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可行性逐渐增强的真实体现。

（二）基础解释之二：处置组含义、范围与会计处理要求

处置组， 一般是指在一项交易中作为整体通过出售或其他方式一并处置的一组资产， 以及在该交易中转让的与这些资产直接相关的负债。 对于持有待售的处置组而言， 其中包含的流动资产、负债和部分非流动资产的计量优先适用其他准则， 在此基础上再将处置组的账面价值调整到原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较小值， 并将减值损失分摊至资产组内适用本准则的非流动资产。

需要注意的是：在CAS42和IFRS5列示的处置组中， 不包括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金融工具和所得税资产。 笔者认为， 这样的规定一方面是出于与其他准则协调的考虑，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资产在相应准则的规范下已经能够反映出其实际经济利益流入的大小。 因此， 适用本准则计量规则的非流动资产主要包括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工程物资、以成本计量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油气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开发支出以及商誉， 其范围和《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CAS8）较为相近。 实际上， 无论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1995年发布的第121号财务会计准则（FAS121）， 还是2001年发布的第144号财务会计准则（FAS144）， 都将长期资产的减值与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作为密切相关的主题进行阐述。 即使在我国相关会计准则的发展过程中， 长期资产的减值与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处理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三）基础解释之三：终止经营的类别与会计处理要求

终止经营， 是指已经处置或被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企业资产部分， 并且这样的处置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或战略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终止经营是与持续经营相对应的概念， 即企业对具有重要性的组成部分的处置， 使得企业的一部分已经不满足持续经营假设， 也就不能认为企业整体还将以当前的状态正常经营下去。 因此， 终止经营的信息对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企业只有在财务报告中对终止经营进行单独报告， 才能真实地反映其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 在CAS30（2014）和CAS42中， 终止经营被细化为三类：①独立的主要业务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②作为第①类的处置计划的一部分; ③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对于列报， CAS42规定在财务报表中将净利润分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 并在附注中详细披露终止经营的具体内容。

以上简要介绍了在CAS42下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会计处理与列报的规范。 从中可以看出， CAS42的引入不仅仅是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结果， 也是市场环境和会计理论协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 因此， 回顾该准则在我国的历史沿革， 并与国外同类准则进行比较， 对于今后会计准则的制定、修订和运用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CAS42出台前我国的相关会计处理要求

与美国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类似， 我国对于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会计处理规范也脱胎于长期资产尤其是固定资产的处理规范， 起初是与固定资产的减值密切关联。 财政部于2000年12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制度》以及2001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中引入了可转回的固定资产减值， 并要求当“固定资产预计使用方式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如企业计划终止或重组该资产所属的经营业务、提前处置资产等情形”时对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其确认和计量原则已经颇具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特点。 此后， 财政部又在多个会计规范中对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进行了规范， 其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见下表）。

（一）第一阶段：《企业会计制度》中的雏形阶段

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深化， 建立现代企业财务会计体系的需求日益迫切。 财政部于2000年12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制度》， 并于2001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 对企业固定资产的财务核算与信息披露进行了详细的规范。 此时国际会计准则中尚无对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要求， 关于终止经营的内容也仅限于国际会计准则第35号（IAS35）要求在附注中披露终止经营的时间、金额等相关信息[3] 。 为此， 在1998年正式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IAS36）中将资产使用方式的改变（例如“闲置、计划终止经营、重组或处置”）作为减值迹象， 并要求对相应的资产或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4] 。 这可以看作国际会计准则对于GAAP的一种“趋同”， 原因是GAAP在之前的FAS121中已经详细规范了“持有待处置资产”的确认与计量。

我国的会计制度也通过引入固定资产减值、处置等方式部分解决了在传统的折旧模型下固定资产的使用状态及其账面价值脱离实际价值的问题， 为实质上的“持有待售”提供了会计处理的依据。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 固定资产在期末的非使用固定资产按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 并且其减值可以完全转回[5] ; 早期的《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2001）规定， 当出现减值迹象时应当计算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其中包括“企业计划终止或重组该资产所属的经营业务”和“提前处置资产”[6] 。 换句话说， 按照《企业会计制度》， 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在处置前的资产负债表日可以按照不超过原账面价值的可收回金额计量， 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但是， 受制于当时的客观条件， 企业会计制度对于处置、减值的规定还不完善， 资本市场对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也难以给出有效的估计， 因此在此基础上将固定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和转回完全交给管理层， 势必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甚至为盈余管理和“业绩洗澡”提供可乘之机。

（二）第二阶段：CAS4中的约束阶段

鉴于上述情况， 我国财政部在2006年正式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 对于资产减值和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和约束。 虽然此前IFRS5已经于2004年3月正式公布， 但是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 我国2006年的会计准则体系不仅没有制定单独的准则以规范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与终止经营的会计处理， 而且CAS8不再允许固定资产减值转回， 当时的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也完全没有涉及到终止经营的内容[7] 。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CAS4）只简略地规定， “企业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 应当对其预计净残值进行调整”。 但是， 2007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则详细阐述了对于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企业应该在不超过原账面价值的基础上将资产的预计净残值调整到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其差额计入资产减值损失， 这样的计量方式与IFRS5基本一致[8] 。 与此同时，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给出了持有待售的认定标准， 具体包括：企业已经就处置该资产作出决议; 已经签订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 处置将在一年内完成。

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比， 此时我国会计准则对于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规定进行了高度简化和限制：

1. 认定标准不同。 我国准则要求“已经签订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且“转让将在一年内完成”; 而IFRS5要求“资产出售计划已经制定且不会发生显著改变”且“除特殊情况外预期交易在一年内完成”， 但IFRS5还要求“资产在当前状态下可以立即出售”。

2. 会计处理方式不同。 虽然一些国家的准则和IFRS5都要求将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到原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净额的较低者， 但是CAS4只需要调整原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 而IFRS5则要求将固定资产重分类为持有待售资产， 并单独确认减值损失和进行后续计量; 对于持有待售的长期股权投资等没有预计净残值的资产类别， CAS4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都没有规定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3. 后续计量不同。 IFRS5要求在后续的资产负债表日对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按照新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重新计量， 并确认或转回资产减值损失; 而在我国准则下， 由于持有待售资产必须在一年内完成转让， 准则对于后续计量并没有明确规定。

4. 列报要求不同。 IFRS5要求对于持有待售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报， 并在附注中详细披露; 而我国准则对于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列报和披露没有规定， 仍然在固定资产等项目中列报。 此外， 2006年版的CAS4并没有涉及终止经营的认定或披露。 但是， 即使在這样的简化和限制下， 持有待售资产仍然在我国的会计实务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例如， 北京科锐（002350）的2009年年度财务报告中就有持有待售资产的专门规定与报表项目等。 这表明， 妥善地整合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的相关规范， 也是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工作的目标之一。

（三）第三阶段：CAS30中的发展阶段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 公允价值计量得到了广泛而可靠的运用， 因此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进一步趋同也相应展开。 2014年， 财政部组织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CAS2（2014）]和CAS30（2014）等会计准则， 并在其中对持有待售资产和终止经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CAS2（2014）规定， 符合持有待售标准的对合营企业与联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按照CAS4进行处理， 剩余部分继续采用权益法核算; 不再符合持有待售标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9] 。 CAS2（2014）以准则的形式对持有待售的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规定， 相较于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笔者认为仍然存在一些问题：①将长期股权投资依据固定资产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未免会造成会计意义的混淆; ②CAS4中涉及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的内容本身只有一条， 而对于持有待售资产的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等重要问题依然没有规定; ③仅适用于持有待售标准的对合营企业与联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对于子公司和合营安排没有进行规范， 其全面性尚有欠缺。

CAS30（2014）以准则的形式重新定义了持有待售的确认标准， 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的基础上新增“根据惯例可立即出售”的条件， 体现了与IFRS5趋同的倾向， 但仍然显著严格于IFRS5和ASC（会计准则汇编）360-10中关于持有待售的认定标准， 且没有引入处置期超过一年的特殊情况[10]  。 这表明， 我国会计准则向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可靠性、相关性和易用性之间的权衡。 CAS30（2014）对于终止经营的定义与IFRS5完全一致， 但是披露要求有所简化：①CAS30（2014）仅要求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资产和负债， 但IFRS5还明确要求在资产负债表或附注中披露持有待售资产和负债的主要类别; ②CAS30（2014）仅要求在附注中披露终止经营的收入、费用、净利润等相关信息， IFRS5还要求在综合收益表中单独列示终止经营的税后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

从实践方面看， CAS30（2014）发布后， 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业务得到了广泛运用， 例如巨力索具（002342）2014年年报、中国国航（601111）2014年年报等列示的实际业务， 这证明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会计处理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四）第四阶段：CAS42中的趋同阶段

财政部正式发布CAS42， 使得企业对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会计处理有据可依， 从而有效提升了会计信息质量。 同时， CAS42的主要内容与IFRS5和ASC205-20、ASC360-10基本一致， 标志着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与前期的零散规定相比， CAS42有如下特点：

1. CAS42对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会计处理方式进行了修改和统一。 区别于之前视同固定资产调整预计净残值的方式， CAS42要求在满足持有待售条件时将资产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并按照原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孰低重新计量。 这样的要求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等没有“预计净残值”概念的资产类别更加协调统一。 同时， CAS42明确规定了处置组的减值方式， 从而与CAS8协调、与IFRS5接轨。 CAS42还对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后续计量、减值转回、重分类等的会计处理分别进行了规范， 填补了相应领域的空白， 降低了准则的模糊性和实践难度。

2. CAS42对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分类标准相比CAS30（2014）更宽松。 在CAS30（2014）的基础上， CAS42将“已经签订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替换为“已经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 同时引入了两种处置期超过一年的例外情况， 从而扩大了准则的适用范围。 但是， CAS42的认定标准依然比IFRS和GAAP更加严格， 体现了我国会计准则在国际趋同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应有的谨慎。

3. CAS42细化了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的披露要求。 在CAS30（2014）的基础上， CAS42对于终止经营的定义和披露要求基本与IFRS保持一致。 CAS42规定， 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 终止经营的净利润应当在利润表单独列示并在附注中披露细节信息， 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要求相符。 2017年12月， 财政部又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将持有待售资产和终止经营的披露格式以政策文件的形式作了进一步规范[11] 。

综上所述， CAS42的发布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从《企业会计制度》（2000）和《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2001）的“宽松”减值， 到CAS4（2006）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的一笔带过和严格限制， 再到CAS30（2014）正式引入持有待售和终止经营的认定与列报， 最后到CAS42（2017）及其应用指南（2018）的发布， 进行了全面规定与完善， 体现出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 既需要考虑向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战略需要， 也需要考虑我国会计实务的本土需求， 还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本市场培育的实际情况， 在可靠性、相关性和成本效益原则中做出权衡。

四、CAS42的国际比较

（一）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比较

1998年6月，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发布了《国际会计准则第35号——终止经营》（IAS35）， 对终止经营的定义和披露进行了规范; 在2001年 IASC 正式改组为 IASB 后， 对持有待售资产和终止经营准则进行修订并与GAAP保持一致; 2004年3月， IFRS5正式發布， IAS35同时废止; 此后在2008年、2009年和2014年又对IFRS5进行了3次修订和1次解释（IFRIC17）， 从而形成了完善、系统的逻辑框架。 作为我国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成果， CAS42与IFRS5在逻辑结构和具体内容上都较为接近， 但仍然存在部分差异。

1. CAS42和IFRS5对于持有待售的认定标准不同。 IFRS5规定， 当资产或处置组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应当分类为持有待售资产[12] ：在当前状态下可立即出售（与CAS42相同）; 在合理价格下有活跃市场（CAS42中没有此项条件）; 除特殊情况外预期在分类日后的十二个月内完成交易（与CAS42相同）; 资产的出售计划已经制定， 且不会发生显著改变或撤销（CAS42中的表述为“已经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 管理层承诺将出售该资产且正在积极寻找买方， 同时股东是否支持需要作为一个参考因素（CAS42中的表述为“企業已经就一项出售计划作出决议”且“企业相关权力机构或者监管部门已经批准”）。

可以看出， IFRS5中关于持有待售的认定， 就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划分一样， 本质上是基于管理层对资产用途和处置计划的判断。 如果管理层已经制定出售计划， 且资产已经具备出售的条件， 就应该将资产分类为持有待售资产， 而不需要得到其他交易参与方（如确定的买家、股东或监管机构）的批准或承诺; 而在CAS42下， 所有交易的参与方必须都已经批准该资产的交易， 才能分类为持有待售资产， 即管理层已经制定处置计划、公司已经作出决议、买方已经明确承诺、监管机构已经批准。 换言之， 按照CAS42规定， 除不可抗力和意外情况外， 该资产的交易“必然”在一年内完成。 笔者认为， CAS42的认定标准明显要比IFRS5更加严格， 具有更小的随意性。 这虽然可能会造成持有待售资产的认定时滞， 但大幅降低了管理层认定对于财务报告的影响， 能够抑制盈余管理并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是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有益创新。

在此基础上， CAS42和IFRS5中处置期超过一年的特殊情况也有所不同。 除CAS42允许的“买方或其他方意外设定了导致出售延期的条件， 且预期一年内能化解”， 以及“发生罕见情况， 但企业在一年内已经采取措施并重新满足持有待售条件”两种情况外， IFRS5还规定“在管理层承诺出售日， 可预期非买方的第三方（例如监管机构）将对交易设置条件， 这种条件在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前无法达成; 并且预期确定的购买承诺将在一年内达成”也适用超过一年的处置期。 这种例外与IFRS5认定标准一脉相承：由于IFRS5在认定持有待售时并不需要确定的买家和交易条款， 而第三方（例如股东、监管机构等）在不明确的情况下也很难就是否批准交易进行审查， 所以可能会导致可预期交易的失败或处置期超过一年。

2. CAS42和IFRS5对于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范围不同。 CAS42规定， 持有待售资产或资产组的减值准备可以转回， 但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或资产组前确认的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相对而言， IFRS5规定， 当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增加时， 可以转回减值损失并确认为一项利得， 但不得超过先前适用本准则（IFRS5）和IAS36确认的累计减值损失。 这个不同点来源于CAS8和IAS36的差异：在CAS8中， 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的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而在IAS36中， 除商誉外的减值损失在一定条件下均可以转回， 甚至可以按照重估值模型超过原账面价值。 如果在CAS42中允许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前确认的减值损失转回， 显然会导致原先不可以转回的减值损失转回并计入当期损益， 这可能会高估资产和当期利润， 不符合会计谨慎性的要求。 因此， CAS42出于与CAS8相协调的目的， 保留了与IFRS5的不同之处。

此外， CAS42和IFRS5对于持有待售资产的计量和披露要求也有些许不同。 IFRS5规定对于超过一年处置期的持有待售资产， 其交易费用应该折现， 调整计入财务费用; 而CAS42下超过一年处置期的情况较少， 也就没有保留折现的要求。 IFRS5规定可以在财务报表或附注中披露持有待售资产或处置组的主要类别和金额， 而CAS42要求在附注中对其进行披露。 对比发现， 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在持有待售资产和终止经营方面基本趋同， 但是国际会计准则相对而言更加灵活， CAS42则更加严格和明晰。

（二）与美国一般公认会计规则的比较

早在1973年， 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第30号（简称“APBO30”）就已经引入了终止经营的报告[13] 。 1995年3月发布的FAS121又对持有待处置的资产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进行了规定[14] 。 2001年FASB发布FAS144， 将持有待废弃、闲置和分配给所有者的资产从持有待处置的资产中分离出来， 单独对持有待售的资产进行规定。 目前， GAAP中关于持有待售资产和终止经营的规定主要分布在ASC205-20和ASC360-10中。

与GAAP相比， CAS42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GAAP对于持有待售资产的认定标准与IFRS5基本一致， 因而与CAS42有所不同， 在此不再赘述。 ②GAAP对于终止经营的认定标准更加宽松， 只需要满足“具有战略重要性或对企业经营有重要影响的一个或一组组成部分”的条件， 而不需要符合CAS42和IFRS5中“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的规定。 ③在对处置组进行减值时， GAAP下商誉适用ASC350的内含公允价值计算方法， 而IFRS5和CAS42均要求“先抵减处置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 再进行分摊; 当持有待售资产不再符合条件时， GAAP下资产按照原账面价值减去应计算的折旧与摊销和公允价值孰低重新计量， CAS42下资产按照原账面价值减去应计算的折旧与摊销和可回收金额孰低重新计量。 ④GAAP规定“持有以备通过出售之外的方式处置的资产在处置前仍然作为正常使用的资产进行处理”， 而在IFRS5和CAS42下持有待分配给所有者的非流动资产均按持有待售资产进行处理。 ⑤GAAP要求在利润表中单独列报终止经营的收入、费用、利得、损失和所得税影响， 而IFRS5和CAS42只需在综合收益表或利润表中报告终止经营的税后利润。

总之， CAS42和GAAP对于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的规定在框架上基本一致， 但是在细节上两个准则体系有较多的不同。 CAS42的确认标准要比GAAP更加严格， 而计量方式则较为接近。 这样的差异反映了我国会计准则对于管理层盈余管理的严格限制以及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长期追求， 同时也更加适合我国资本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国情。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从历史沿革和国际视角两个维度， 对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则在我国形成与发布的过程进行了梳理， 并将CAS42与现行国际同类准则进行比较， 揭示了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本土需求”和“国际趋同”两大动因。 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背景下， 如何兼顾国际性与我国实际， 如何将日渐复杂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转化成易懂易用的“本土语言”， 如何权衡可靠性、相关性和易用性， 都是我们需要长期思考的重要问题， 而CAS42对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无论是美国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还是我国会计准则， 都要求对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进行单独的会计处理和披露， 归根结底是由于这一类资产具有特殊性质：一方面， 它极有可能在一年内出售来实现经济利益， 收回现金， 且经济利益的大小与其售价直接相关， 符合流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变现与计价的特点。 从这一点来看， 应该基于公允价值计量并按照流动资产的金融资产列报。 另一方面， 它又具有长期资产（而非流动资产）的实物形态或实质条件， 在满足持有待售条件前一般作为非流动资产进行会计处理。 由此也就形成了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在“待售”之前按照历史成本计价、计提减值准备不能转回， 而在“待售”之后按照公允价值计价， 计提减值准备可以转回的特征。 换言之， 具有此特征的非流动资产、资产组， 及其关联于资产组的部分负债（在流动负债部分的“待售负债”）， 它们既有着未来金融资产（收回的是现金）的本质， 又有着实体资产的物质（固定资产时）或本质（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时）表现。 也正是这种近乎于“不伦不类”的特殊性质， 形成了与其相符的特殊会计处理要求。 可以说， CAS42这种特殊准则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非流动资产用途与经济价值转变的会计需要， 为兼顾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 创造性地提出了“按照原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孰低计量”的计量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①这种不到待售时一直视为长期资产的特殊资产， 与纯粹的、一直待售的流动资产（存货）相比， 在期末计价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都反映了持有待售资产的普遍处理原则。 ②与这种由长期资产变为流动资产最相近的项目， 应该是现有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资产的最后一项， 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但是， 该项目包括的内容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待摊费用和一年内可收回的长期应收款”， 不包括“对于按照相关会计准则采用折旧（或摊销、折耗）方法进行后续计量的固定资产、使用权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等非流动资产”。 而此处不包括的项目， 可能就是CAS42所指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组的构成内容。

（二）建议

对于理论研究者而言， 只有真正理解CAS42的发布并非单纯的国际趋同， 而是有着较强理论内涵， 才能对不同类别资产适用的计量框架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对于准则制定者而言， 要在CAS42的基础上研究未来是否继续与IFRS5趋同， 理清“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处理原则与“投资收益”、“资产处置损益”和“营业外支出——固定资产处理损益”等存在的差异， 并对现有财务报表格式做进一步完善。

对于广大实务工作者而言， 为有效执行CAS42， 需要对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处置组的确认、计量， 终止经营的范围划分及其公允价值的可靠取得等有更深入的认识; 需要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对是否已经获得了明确的购买承诺， 是否存在关联方交易， 以及是否存在本应作为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处置组或终止经营而没有正确分类的项目进行缜密的分析， 做出准确的、符合准则要求的判断， 以避免可能存在的盈余管理或利润操纵。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 1 ]   周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持续趋同评析[ J].财会月刊，2019（22）：61 ～ 68.

[ 2 ]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2017-04-28.

[ 3 ]   IASC. Discontinuing Operations. IAS 35，1998.

[ 4 ]   IASC. Impairment of Assets. IAS 36，1998.

[ 5 ]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制度》的通知.财会[2000]25号，2000-12-29.

[ 6 ]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存货》的通知.财会[2001]57号，2001-11-09.

[ 7 ]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2006-02-15.

[ 8 ]   財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号》的通知.财会[2007]14号，2007-11-16.

[ 9 ]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财会[2014]14号，2014-03-13.

[10]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7号，2014-01-26.

[11]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2017-12-25.

[12]   IASB. Non-current Assets Held for Sale and Discontinued Operations. IFRS 5，2004.

[13]   APB. Reporting the Results of Operations—Reporting the Effects of Disposal of a Segment of a Business，  and Extraordinary，  Unusual and Infrequently Occurring Events and Transactions. APB Opinion No. 30，1973.

[14]   FASB. Accounting for the Impairment of Long-Lived Assets and for Long-Lived Assets to be Disposed of. FAS 121，1995.

作者：耿建新 苏聿桢

新准则提供经营成果信息论文 篇3：

入世以来我国信息消费研究的新进展

摘要：信息消费的实践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信息消费理论的研究。我国加入WTO 6年来，学界对信息消费理论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信息消费的界定与信息消费的特点、信息不对称与信息消费、网络信息技术进步与网络信息消费增长、信息消费的区域差异与特点比较等方面。文献综述与评价的目的在于提供前人研究的思想成果，促进深入研究。

关键词：信息消费；研究进展；综述与评价

近几年来，国家为刺激内需，平衡经济增长三大动力关系，动用了诸多工具，但内需总是激而不起，难起预期效果。这也成为一些人考问中国消费文化特色的焦点。而有意思的是，内需中信息消费这块却“一枝独秀”，迅速发展成国内消费的增长点，虽未成为消费总量的支柱，却让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且意义深远。信息消费的实践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信息消费理论的研究。本文就我国加入WTO 6年来，基于全球化因素的消费影响，学界对信息消费的界定与信息消费的特点、信息不对称与信息消费、网络信息技术进步与网络信息消费增长、信息消费的区域差异与特点比较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与简要评价，旨在推动信息消费研究的纵深发展。

一、信息消费的界定与信息消费的特点

对信息消费涵义的界定是理论研讨的前提。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学者提出信息消费命题以来，随着信息的经济社会化深入，信息消费需求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的范畴，但由于信息的普适性和形态多样性，使得如何界定信息消费一直没有统一说法。最近有学者断言，时至目前，我国学界尚未有一个权威性的信息消费定义。对这种判断是否准确，在此不作讨论，而只据其提示，摆出近几年来学界有关涵义界定，以供研究参考。界定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种是从消费对象出发的信息消费活动说。沙勇忠等认为信息消费是直接或间接以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张同利具体到就居民消费支出的构成进行分析，认为其中的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娱乐教育文化服务三项支出之和应当是信息消费的主要内容。按照马克卢普的分类方法，医疗保健消费项目不包括药品和器械支出，其中外科医生的劳动只按50％计算。郑兵云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交通通讯类支出中的交通消费，从以信息产品和服务为对象的信息消费本义来说，在消费方式和目的上都存在较大的出入，而且实际上交通消费支出占交通通讯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同时目前我国医疗保健支出中信息产品的比例还较小，硬是将它们纳入居民信息消费范畴会在无形中夸大居民信息消费的规模，造成统计和数量分析上很大的误差。而将它们剥离开来，只将通讯和娱乐教育文化消费两大类归人居民信息消费构成中，则更有利于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通讯类包括通讯工具产品和通讯服务，娱乐教育文化以文娱用耐用消费品、教育和文化娱乐为主。教育在尹世杰教授看来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消费行为，但又不是一种单纯的消费行为，而且是一种生产行为。教育消费的消费性和生产性功能，不仅能提高人的素质，而且能提高生产力，极大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朱红等则认为，信息消费是在一定的信息消费环境下，信息消费者为满足信息需求，对信息产品与服务进行以精神消费为主的消费活动。同时指出，信息产品除信息资料外，还应该包括手机、电脑、电视等工具类产品。也就是说，作为消费信息内容所必需的信息工具应纳入信息产品消费范畴。

一种是着眼于消费主体的行为说。蒋文锋等从消费主体的需求目标出发，认为信息消费是指在生产、生活中，消费主体在信息需求的引导下消费信息产品及服务从而得到满足的消费行为。包括对信息本身的收集、加工、利用及其相应的信息设备的选购、使用等。或者说，信息消费是指信息消费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为满足生产、生活中的信息需求，针对信息获取和占有、信息吸收和处理而采取的消费行为或活动。王桂云分析了影响用户信息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这一定义包含有生产性信息消费的内容则是很值得讨论的。把生产性信息消费放到信息消费范畴进行研究是否合适?生产性信息消费与生活性信息消费区别开来研究是否更有利于信息消费的深入研究和规律性探讨?因为两者对信息消费的目的与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本质上属于生产过程或产业经济学的内容，后者才是消费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笔者认为信息消费应主要是指居民生活中的信息消费。

一种是着眼于消费过程的定义。按Sprertg和Olshavsky的定义，信息消费是对信息的感觉(sensation)、理解(pemep—tion)和整合(integration)，Scott J.Takacs进一步指出，信息消费是一个复杂的内部过程。我国学者的看法是，信息消费是指在某种社会关系中，用户在可获增值期望收益的驱动下，结合自身的支付能力和智能素质，运用可能的技术装备，获取和使用信息及信息产品的过程。金燕将信息消费过程概括为包括信息需求、信息获取和占有、信息吸收和处理、信息创造的四个基本阶段。

对信息消费的特点，学者们主要是借助比较研究法来识别。一是通过与物质需求的比较来识别。朱红认为信息需求是通过信息消费来满足的，与物质需求相比，信息需求以精神需求为主。也正因为信息需求以精神消费为主，在一定意义上，消费信息能够获得比传统消费更多的满足，更能够带动经济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蒋序怀也认为，信息消费主要满足人们精神和文化需要，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一是通过区分广义与狭义的信息消费来识别。沈小玲认为，广义信息消费范围包含文化消费、媒介消费、教育消费等；狭义的信息消费是以信息产业提供的信息产品和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消费。由于信息商品具有与物质商品不同的属性，信息消费也就有与其不同的特点：(1)信息消费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参与性、增值性；(2)在一定条件下，信息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增；(3)信息消费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消费；(4)信息消费的效用满足程度因个体差异而呈现很大差别度；(5)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一般物质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6)信息消费的锁定效应，即消费者熟悉了某一类信息产品或服务后，因转换产品或服务需要支付较大的转换成本，包括使用咨询、重新学习或接受培训等来接受新产品的特性和使用环境，一般不太愿意换用功能相似的其他类型产品或服务。也有学者从消费品交换形式的角度将广义信息消费界定为既包括以商品交换形式，也包括以非商品交换形式进行的商品获取和利用活动。

二、信息不对称与信息消费

经济学从古典到新古典都以信息对称假设为前提，但现实世界中，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着，各种交易市场、各个交易阶段、各样交易行为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信息不对称的

特征：一方比另一方拥有相对优势(劣势)的信息。例如经营者对企业的盈利能力比股东知道得更多等。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及其随时变化的可能给经济世界带来了许多新的经济成本或收益，也向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导致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创新成果。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一度颁发给在有限理性、企业决策与信息理论方面做出拓荒性贡献的西蒙(1978年)、在价格信息搜寻成本、劳动市场信息等信息经济学领域具有先驱性作用的斯蒂格勒(1982年)、创造性提出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的豪尔绍尼等(1994年)、在不对称信息下对激励理论做出奠基性贡献的米尔利斯(1996年)等，但真正令国内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着迷的是在2001年授予为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奠定了基石的阿克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如《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Akerlor，1970)、《劳动力市场中的信号问题》(Spence，1973)、《“信息甄别”理论：教育与收入分配》(Stislitz，t975)等更是被奉为“圭臬”。

将信息不对称思想引入信息消费研究是近几年来我国学界致力的一个方向，有关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新成果也就对信息消费的研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新方法的引入带来了许多新的链接点，引生了一系列新的学科交叉课题。如不对称变化规律、不对称度的测量等与信息消费的关系等。按照信息消费包括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环境三大要件的思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产品(消费客体)差异与信息不对称差异的规律研究。重点是产品生命周期与信息不对称度的差异分析。产品是消费的对象，根据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管理理论，产品有一个从引入(始自新产品首次分销和供购买)、成长、成熟、衰退的生命周期，而不同生命阶段由于市场成熟程度和市场竞争强度不同而在量上和结构上显现出信息不对称差异。一般来说，市场较为成熟，竞争比较公平，信用记录制度健全，买卖双方的信息披露较为充分，产品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小。付红桥等以产品属性信息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在给出可度量的信息不对称度的定义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生命周期产品的信息不对称度变化规律和特点，得出信息不对称度逐步降低的结论。

(2)作为消费主体的消费者与信息不对称关系的研究。这其中又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与研究路径。一是消费者知情权与信息不对称的关系研究。现实的消费市场上，消费者常常是交易中的信息弱势方，这是导致消费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基本原因。从消费者的知情权人手，让消费者获得应有的消费知情权，有效行使知情权，是一种改进消费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状态的有益探讨。董成惠在确立信息不对称与消费者知情权的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实践中出现的消费信息不对称现象，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由消费信息不对称引致败德行为、不利选择及信号失灵而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指出现行法律制度对信息不对称规制的不足，强调知情权落实对消费信息不对称的矫正，并相应的提出了关于完善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机制和构建消费者知情权的社会保护体系的观点。二是消费者效用与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度的研究。王庆国等通过比较产品质量真实信息与消费者预期质量信息来定义质量信息不对称度，将质量信息不对称度引入消费者效用和企业利润关系的研究中；然后基于质量信息不对称度、产品质量与产品价格构建了消费者效用模型与企业利润模型；分析了质量信息不对称度变化对消费者偏好变化的经济意义，对消费者效用与企业利润的影响。结论是，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发布的信息量来改变质量信息不对称度，追求较大的利润；将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度控制在合适的水平才能获得较高的企业利润和消费者效用。

(3)作为消费环境重要方面的技术和制度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这有两种研究思路：一是通过激励机制设计、合约制度安排和博弈制度规则来研究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度；一是沿着从信息技术进步一信息成本降低一信息不对称度变化的思路寻找不对称的问题解。付红桥等认为，企业采用新信息技术能降低企业和客户获取信息的成本，从而对价格信息不对称产生影响。他们的研究从客户搜索产品价格信息出发，分别对四种市场进行分析，得出了在短期市场中，考虑IT影响时信息不对称降低、客户获得较低价格；在长期市场中，考虑IT影响时信息不对称消失、市场演变为完全竞争市场的结论。从技术与制度创新的角度求解不对称问题也是一种途径。梁志勇从剖析信息不完备不对称问题切入，强调创新在治理信息不完备不对称问题及防范由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危害的作用，指出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尤其是特定组织形式演进能相对改善信息不对称情形，有效约束行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有的强调信息消费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黄郴等的研究先是给出基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消费评价原则，然后应用社会信息化测度和技术创新评价方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最后提出技术创新需要有效的信息消费，科学的信息消费评价体系和方法又有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开展的观点。刘春年探讨了国家创新体系与信息消费方式的互动规律，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对信息消费方式的改革与重组、信息消费方式的完善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更新与改进，有互相促进的内在联系。

三、信息技术进步与网络信息消费增长

1．信息消费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我国新世纪以来信息消费的加速发展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蒋文锋等指出，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信息认识不断加深等方面的综合作用使我国居民的信息消费行为和信息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学者们同时认识到，我国居民信息消费近些年来的快速成长是建立在低起点的基础上的，目前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促进我国居民信息消费，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是一个共识。在一定意义上说，促进信息消费增长的原因与制约信息消费的因素是等价的。从破解制约因素出发来促进信息消费是一种有用的思想方法。但具体研究中，对要重点破解的制约因素，则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研究认为主要是收入、信息产业结构不协调、消费者的信息意识和认识水平。一种研究认为是信息需求、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环境和信息文化。并同时指出，信息环境的演进既促进信息消费，又会带来许多新问题，对信息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种研究认为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发展相对滞后。这种薄弱与滞后制约了信息消费的发展，为此扩大信息消费，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走信息产业与传统工业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一种研究认为我国消费者信息生产机制不够合理。为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消费者信息生产机制，使企业有必要向消费者有效地传递信息。也有研究认为主要是消费信息成本太高。为此，要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达到内需、出口‘、投资三驾马车协调推动经济增

长的目的，必须降低信息消费成本。政府要从构建信息平台人手，加快市场信息化进程，降低居民消费信息成本。这里，降低消费信息成本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促进信息消费增长的过程。

2．网络信息消费。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我国城市居民的信息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迅速提高，特别是在国际互联网多元多样链接的条件下，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新兴信息消费快速扩大，并逐渐成为人们信息消费的时尚。对近几年兴起的网络信息消费学者们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与兴趣。万卫红认为这是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是消费者利用Internet，以实现自身消费需求的过程。何明升的研究深入到网络消费的测度上，并给出了测度网络消费的四种方法，即支出法、系数法、结构法、指数法。支出法主要根据网络消费的货币支出、网络消费的时间支出、网络消费的总支出(即前两项的货币当量之和)三个指标来测定消费活动。网络消费系数由网络消费支出与总支出之比来确定，其表达式为：网络消费系数Net=P_x·x+P_t-t／C(式中C为总支出，x为消费者购得并投入消费过程的网络资源，P_x为网络资源x的价格，t为消费者投入网络消费中的时间资源，P_t为时间资源价格即工资率)。结构法则通过对网络消费具体项目的列表来分析网络消费内容之间的联系及结构特点。指数法主要用一个(或一组)综合指数来判断人们的消费质量。他同时指出，对信息消费的测度与对该活动的管理是密切相关的，测度是手段，管理则是目的。网络消费的发展水平应随管理过程而不断提高。

一些学者更加关注网络信息消费增长对消费行为特征的影响。刘立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网上交易成为可能。网上交易的特点是：信息流成为商业运动的主导因素，并对商流和物流起媒介和先导作用；消费者通过网络浏览、搜索为购买商品所需的信息；消费者借助网络与供货商进行直接信息交流与对话，作出购买决策和购买行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通过互联网全天候地保持联络并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在网上交易过程中，消费者有关购买认知的浏览、搜索、寻找三种方式不是孤立的，而是交替互动的，互动使他们的购买意图趋于明晰。随着网上交易活动由少到多的发展，消费者的行为特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消费者占有的信息越多，主动权也就越大。彭伟斌以电子商务为例指出，B to C电子商务模式缔结了一种现代化的生产消费关联方式。在此环境下的信息消费，既修正消费时空，又有极强的反馈机制，彰显个性化特征与趋势。刘立指出，与传统市场交易相比，Web环境下的商品交易方式发生了变化，消费者对网络信息空间的认知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消费者掌握了网上交易主动权。网络营销者应充分认识到这种变化，在了解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网络宣传产品和树立企业形象。

一些学者意识到了基于国际互联网的信息消费实践对理论创新的意义。何明升等指出，用以解释工业社会以前的人类消费活动的传统经济学，正受到网络消费实践的极大挑战。他们建构起网络消费的数学模型，模型的一些分析结果，如网络消费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规律等，印证了经典经济学的一些科学成分。模型也由于引入时间资源概念，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关于资源要素的界域；由于效用递增阶段存在的证明，突破了传统消费理论关于效用递减的定论；由于消费与生产的合一，突破了传统消费理论与生产理论的分野。网络消费是一个“生产一消费”的复合过程，也是一个效用递增与效用递减相继起的复杂过程。网络消费由兴起到确立，其社会地位要经历一个逐渐制度化的过程。在网络经济中，制度稀缺是一种普遍现象，网络消费制度创新的条件是创新者预期的纯收益为正值，而一旦创新成功，则会产生不断自我强化的所谓“首创效应”。万卫红则认为，网络消费的实现过程与传统消费的实现过程在流程与速度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时滞在所难免。这值得研究。

四、信息消费的区域差异与特点比较

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地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社会消费结构正逐渐地从以往单一的物质产品消费向多样化的物质产品消费与信息产品消费兼具的结构转型，结构转型显示出入口的和区域的差异与特点。

1．中外信息消费的差异与特点比较。国别的信息消费差异表现在消费者、消费品、消费环境等方面，尤其是作为消费主体的消费者。消费者的信息搜寻过程同时是一个信息消费的过程。李东进等从消费者购买前搜寻信息行为与企业以什么方式向消费者传递信息的关系出发，以消费者购买前外部搜寻信息努力问题为主题，在把信息源分为人员信息源和非人员信息源的基础上，建立了消费者搜寻信息努力、搜寻成果与搜寻满意的结构模型；根据模型对中韩两国消费者搜寻信息努力、搜寻成果与搜寻满意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确认中韩两国消费者在搜寻信息努力上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差异性表现在：韩国消费者在付出人员搜寻信息努力时更多地受并立自我倾向的影响，付出非人员搜寻信息努力时不受独立自我倾向的影响，而中国消费者在付出非人员搜寻信息努力时受独立自我倾向的影响，付出人员搜寻信息努力时不受并立自我倾向的影响；在对产品属性信息的关心上，韩国消费者更多地关心产品的合意信息，这直接影响人员搜寻信息努力，而中国消费者更多地关心产品的属性信息，这直接影响非人员搜寻信息努力；在对通过搜寻获得信息知识的满意性方面，韩国消费者利用口碑等人员信息源搜寻信息时，不仅满意所搜寻的知识，而且满意在搜寻信息过程中感受到的愉快感等情绪。消费者搜寻信息行为是消费者购买决策前的一个重要特征，自然成为企业营销管理研究的一个热门。薛强等以消费者购前信息搜寻理论为背景，以大连市消费者为例，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消费者购前信息搜寻的主要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探寻了影响消费者购前信息搜寻的主要因素，即方案可选程度、卷入意愿、产品知识和搜寻成本等。

2．中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差异比较。郑兵云采用Panel Data模型，通过建立我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函数，利用1999-2003年我国31个省区的统计数据，实证研究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总体水平和边际倾向差异、地区差异、时间差异等问题。得出有关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差异的基本判断与观点：(1)我国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总体水平最高，和中西部有较大差异，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西部地区信息消费总体水平略高于中部地区。(2)1999-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边际倾向较高，高于居民其他单项消费的边际倾向。但同时，城镇居民信息消费存在较大区域差异，西部信息消费的边际倾向最高，东部地区略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小。(3)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地区差异效应明显。东部尤其是东南的大部分地区差异效应值大于零，而北方、西部地区差异效

应值不但小于零，且绝对值较大，中部和西南地区差异效应值大小介于前两者之间。并且，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地区差异主要是受地区收入差异的影响。(4)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时间差异也较大，一个显著特点是2002年信息消费增长较快。陈燕武等对福建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并针对福建省现阶段信息消费状况提出了促进信息消费发展的对策建议。建议强调要在全面推进社会信息化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培养；全面提高居民的信息消费力。王国华分析了江西省信息消费的现状，揭示了影响信息消费增长的因素，提出加速江西省信息消费增长的对策。

五、综合评价与思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实践中的信息消费快速成长，我国的信息消费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邓胜利、马哲明和靖继鹏等学者从我国信息消费研究起源、信息消费理论、信息消费行为、信息消费监督评价及信息消费者权益、信息消费影响因素及环境等方面所作的文献综述部分反映出这种进展。本文主要从信息消费的界定与信息消费的特点、信息不对称与信息消费、网络信息技术进步与网络信息消费增长、信息消费的区域差异与特点比较等方面总结我国加入WTO以来对信息消费问题的研究与最新成果。总的来说，我国对信息消费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特别是近五六年来，一大批研究成果将信息不对称方法、网络技术、消费差异等引入信息消费研究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领域的前沿性。另一方面，这些文献凸显出来的不足与问题也不容忽视。问题主要是信息消费主题下研究方向摇摆不定，主线不清；研究力量分散，缺乏学科带头人；有问题意识却没有问题的价值层面意义的讨论，未能形成基于共同价值准则下的信息消费问题研究；研究方法参差不齐，学术范式不足等。这种状况是不利于产生有分量的经典性作品的，不利于可持续研究的。为此这里根据现有的研究情况，提出几个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问题：(1)对信息消费本身的“信息”内容缺乏深层次的分析。定义是讨论的前提，许多学者都会注意到在正文的开头给出信息消费的定义，但所给定义与后面研究不搭界或偏离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偏离的表象是信息消费主体与客体的脱节，但深层次的问题则是未能深入信息消费的“信息”本身做文章。按消费主客体范式，信息消费实质上是消费主体对外部信息的内在化过程。内在化的内容在笔者看来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有关情趣文化娱乐方面的信息内容，一是了解、认知所在生存环境方面的信息内容，一是学习知识和提高个人素质方面的，或个性化发展方面的信息内容。这三方面信息内容综合起来说，都是主要用于劳动能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服从工作需要的或为工作需要的信息消费。将这些外在的信息内容内在化到个人的“信息库”中，变成个人拥有的信息或知识就是信息消费。这些信息内容有些是公共机构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的，有些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有些则是通过个人信息管理机制实现的。不同的研究者对信息内容及其消费实现机制有不同的理解，但对外部信息的内在化消费应是主线，是根本，是灵魂。抓住了根本才能对消费对象即信息产品(服务)做深入的细分，才能解决如一些学者指出的目前对信息消费界定比较笼统、对信息消费品市场细分不足等问题。(2)对信息消费主体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有学者指出一些文章讨论了促进(或制约)信息消费的信息消费者、信息消费品和信息消费环境等三大结构性实体要素，却没能对消费主体作多层次分析，泛泛而谈“无主的消费”。尽管也有文章讲到信息消费主体，但只是简单地将信息消费者定义为信息消费主体，未作主体细分。最近有文章将信息消费主体划分出自然人和组织、企业等法人，但他们毕竟在信息消费的质与量、方式与途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况且，从消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看，用于满足生产需要的信息消费主要属于生产领域的事，用于满足生活需求的信息消费才属于消费范畴的研究内容，它与居民收入水平、与人口素质密切相关。现存的信息消费主体界定模糊问题与此不无关系，也与对信息消费的“信息”缺乏深入研究有关。此外还必须深入对现阶段信息消费的发展性质，对信息消费和消费借以实施的信息技术手段的关系做系统配适性研究。

将信息不对称方法引入信息消费领域的研究，使我们获得了新的认识与启示。信息不对称方法之于作为消费客体的产品的分析，使我们从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看到产品在引入、成长、成熟、衰退等不同阶段的不同信息特征；使我们从产品质量不同档次的信息不对称深度，看到产品质量的不同档次所包涵的不同信息含量，从而大大深化了对消费品的信息特征的认识。信息不对称方法之于消费主体的分析，使我们从消费者知情权角度看到了落实消费者知情权对降低信息不对称度的意义，也使我们认识到赋消费者予知情权，增强消费者知情权对推动信息消费的重要性。信息不对称方法之于消费制度和消费创新的分析，使我们从制度和创新的角度认识到改革制度、建设制度、完善制度对改变消费信息不对称度，和从创新的角度认识到技术创新等对缩减消费信息不对称度的方向与价值。当然这些问题中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化的方面。

当今网络信息时代注定是信息消费快速成长的时代。把握快速成长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是看成长背后的主因素，如基本面上的经济结构、消费需求基础、消费环境条件等；市场面上的信息产品(服务)供给水平等；消费者层面上的收入水平与支付能力、信息意识与文化素质等。尹世杰教授、李新家教授强调消费和谐与文化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经济学研究要以人为本，要用先进文化来引导人的消费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现实生活中，信息消费者是否拥有必要的信息技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条件。消费者没有电脑和上网条件，网络信息消费就无从谈起。这也是信息消费不同于一般物质消费的方面。应该说一些学者的研究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但对信息技术结构进步与信息消费结构成长的关系似乎重视不够。信息技术的结构进步，大处着眼主要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居民信息消费工具，如电话机、传真机、电视机、电脑等的用户终端技术设备。这些信息技术设备，已不单是消费者的拥有量问题，而是拥有设备的质量、结构、使用率和设备的社会化程度问题。后者对国民信息消费的影响更大。一是社会信息基础设施，或信息基础结构，如国际互联网、通信网、公众电视网及其他公共信息设施。这些设施的功能配置、社会覆盖面等事关国民信息消费。这两个层面都在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而快速进步，而后者更具基础性意义，影响力更大。信息经济的进步已发展到更加重视信息技术结构的协调及其与信息消费结构成长的配适关系问题。信息技术结构的协调包括社会信息基础设施与居民消费工具进步的协调，信息技术基础结构与社会信息制度结构的协调等。信息消费的发展如不能同整个社会信息基础结构联系起来作系统的配适性研究，是难以取得带根本性的发展问题解的。

责任编辑：陈桂香

作者：郑英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