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投资因素研究论文

摘要:利用《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从总量、增速、占比以及占比情况的描述统计等角度,分析1998～2004年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投资四类主要支出项目的变化趋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村教育投资因素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农村教育投资因素研究论文 篇1：

农村教育投资收益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而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无疑是解决差距的根本。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均受教育水平偏低,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笔者通过数据统计回归分析得出,收入与教育年限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统计数据还显示,农村教育年限的增加,不仅能够获得物质性收益,还能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晋升机会等非物质性收益。

关键词 投资收益 物质性收益 非物质性收益

一、导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破解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难题,国家日益重视农村的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施,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归根结底,农村发展的原动力在于教育的提高。可是,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3年。农村教育的研究也愈来愈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导致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农村教育投资收益率是其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农村青少年辍学、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教育投资成本过高,超过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二、农村教育投资收益率过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其收益差别影响不明显。因此,研究农村教育投资收益是解决农村教育水平低下的前提,是保证国家对农村制定有效的教育政策的前提。

关于教育投资收益的问题,国外早已有研究,最有名的莫过于明瑟的《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明瑟在这本书中提出教育收益率的概念,教育收益率指的是平均多接受一年教育导致个人收入提高的比例。关于农村教育投资收益的问题,学者的研究多集中的宏观方面,從整体思考农村教育投资收益的失衡。陈晓玲,尹丹(2004)指出了农村教育投资收益的不对称性,其认为农村教育的投资在农村,收益却在城市。因为,农村子女从上大学到以后工作绝大部分都是在城市,从而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更有学者指出,农村教育投资挤占了本就匮乏的农村资本。总体来看,少有人从个人的角度研究农村教育投资收益问题,从而去解释中国农村教育政策的有效性。本论文正是力图从农村教育投资收益出发,站在个人的角度衡量教育的成本与收益。在本论文教育的收益不仅仅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物质性的收益,也包括其他方面的利益,比如优厚的工作条件等。

二、数据、模型和统计分析

为了研究农村年总收入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借用了河南财经学院樊明教授组织调研的数据,共获得样本649个。

调研样本中,未受正规教育样本数为98个,年总收入为8143.7元,月均收入为678.7元,月工资收益为446.4元,农业每亩净收益为491元;小学样本为149个,年总收入为8128.6元,月均收入为677.4元,月工资收益为483.0元,农业每亩净收益为429.0元;中学样本为302个,年总收入为8439.4元,月均收入为703.3元,月工资收益为455.3元,农业每亩净收益为436.6元;高中、中专样本95个,年总收入为9233.2元,月均收入为769.4元,月工资收益为503.8元,农业每亩净收益为438.4元;大专样本5个,年总收入为12690.0元,月均收入为1057.5元,月工资收益为820.0元,农业每亩净收益为230.0元。在数据处理中,为了便于统计计算,把受教育水平转换成受教育年限,未受正规教育为0年,小学为6年,中学为9年,高中、中专为12年,大专为15年。

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与年总收入和月均收入间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和预期结果相似。但是,亩净收益与受教育年限并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其中未受正规教育样本亩净收益最高,为491元,大专样本最低,为230元。造成这样结果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部分样本人群具有较高的学历,其具有从事非农业工作的机会,并不以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甚至有部分人并不从事农业生产,这就导致了样本人群亩净收益偏低。

其中,年总收入=(∑月从事非务农收入×12 +亩净收益×亩数)/样本数

月均收入= 年总收入/12

不同受教育样本的收入具有很大的差异,造成这种收入差异的因素除了受教育水平(EDU)以外,是否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下面笔者确定一些对收入具有较强影响的因素,比如务农年限(AGRIAGE)、年务农时间(AGRIHOUR)、土地肥沃程度(FERTILITY)、耕地水源情况(WATER)、工作(WORK)、城市工作状态(CITWORKCON)、农村工作状态(VILWORKCON)。然后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其是否在统计中具有显著性。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下列收入模型:

INCOME代表年总收入。采用年总收入作为分析对象是为了全面的分析调查样本的收入来源。年总收入采用自然对数形式会获得更好的拟合度,并方便解释结果。

R2=0.2864,样本数为634。括弧内为t-值。

大部分的变量的符号和理论预期一致,多数达到95%以上的显著水平。这首先反映了问卷数据的质量是可靠的,其次收入模型的设定是恰当的。影响被调查者收入的显著变量有:受教育年限、土地肥沃度、水源优异度和城市工作状态。受教育年限年总收入弹性为3.44%,也就是说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可以增加3.44%的年总收入。样本平均年总收入为8472.3元,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可以增加收入291.5元。

从上面对影响年总收入的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对年总收入具有明显的影响。接下来,笔者通过数据统计,研究受教育年限对调查者非物资性收益的影响。

1.工作岗位层次(POSITION)。操作层的受教育年限为7.6年,技术层为8.77年,中层管理者为11.73年。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越高越有机会进入管理岗位。

2.身体健康度(HEALTH)。统计结果为,不健康的样本组受教育年限为4.58年,一般为7.81年,比较健康为6.65年,健康为7.65年,很健康为8.37年。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高者其身体健康度也高。

3.婚姻满意度(MARRIGE)。认为婚姻很美满的样本组受教育年限为9.22年,较美满的为7.26年,一般为7.98年,不理想为7.93年,失败为5年。从统计上可以得出,受教育年限高其婚姻美满度也相对较高。

从以上统计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对进入领导岗位、身体健康度、婚姻满意度具有正面影响。受教育年限高,其指数也相对较高。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对农村群体具有两方面的影响:

1.物质性收入。受教育年限的收入弹性为3.44%,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可以增加收入291.5元。

2.非物质性收益。受教育年限对个人的工作环境、进入领导岗位、担任农村基层干部、身体健康度、对象长相、婚姻满意度具有正面影响。受教育年限高,其指数也相对较高。

农村教育的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改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比如,加大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投资,确保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的普及。在高等院校,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补助和助学贷款,使其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教育水平提高了,其有更高的机会去争取进入收入相对较高的行业,以及进入管理岗位。此外,鼓励大学生到基层任职,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文化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思想。

参考文献:

[1]Mincer Jacob Schooling,Experience and Earnings.1974.

[2]陈晓玲,尹丹.农村教育:投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农村经济. 2004.1.

[3]杨黛.我国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改革.南方农村.2004. 5.

[4]陈强,张凤羽,杨芳.农村学生辍学问题研究.兰州学刊.2005. 4.

作者：何志刚 张 杨

农村教育投资因素研究论文 篇2：

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投资资金支出结构分析

摘要:利用《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从总量、增速、占比以及占比情况的描述统计等角度,分析1998～2004年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投资四类主要支出项目的变化趋势。研究结论认为:现阶段农村初中与小学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总量低,名义环比增长速度不及财政支出、义务教育经费及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的增速;农村小学、初中各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比例变化趋势趋于相似;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存在差异:组内差异最大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个人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组间数据中差异最大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

关键词:农村;初中;小学;财政投资;资金支出结构;义务教育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总量长期不足,是制约我国农户教育水平提高、农村人群素质改善的因素之一;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结构优化则与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改善、投资效率提升呈现正相关关系。许多研究者(比如安彦林,2005;胡东兰和汪欣,2005;王德文,2003;张玲等,2002;等等)都曾考察过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结构问题。研究的大部分结果表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管理级次过低;对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投资的分配不合理;教育投资的城乡地区差距大。江文涛(2006)利用1998—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现状,研究的重点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政策性因素特征。与本文出发点类似的是,申亚民(2003)曾考察过中国西部教育投资使用结构并撰写了文章,该文依据经济学边际技术替代率思想,通过西部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以及利用等效率曲线寻找西部教育投资使用的合理范围。目前,对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性投资支出结构特征、现状的研究鲜有文章触及。本文主要关注于农村地区间的基础教育国家财政性投资支出结构,试图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描述现阶段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国家财政性投资支出结构的动态特征,以便为优化投资方向提供实证证据。

一、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投资结构分析

(一)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投资结构分项目数量与增速分析

1.国家财政性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投资总量与增速

从总量上看,根据下页表1中数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国家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总量快速增长,增建甚至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1993年,我国农村初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总额118.64亿元,农村小学财政性教育经费231.97亿元;到2003年,这两项指标分别达到376.42亿元和766.41亿元,比1993年分别增长了2.17倍和2.30倍;到2004年,这两项指标分别达到468.28亿元和925.33亿元,比1993年分别增长了2.95倍和2.99倍。2004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总额达到1 393.61亿元,2003年达到1 142.83亿元,2003年比1993年增长了2.26倍。1993—2002年同期,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03倍。这说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是超前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符合教育经济理论的要求。从增长速度上看,现阶段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在表1中,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名义环比增长速度只在2001和2004两个年份高于义务教育经费、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的名义环比增速。根据下页表2,从环比增长率角度比较,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环比增长率仅在2001年、2002年和2004年三个年份超出我国财政支出环比增长率,其余年份均低于财政支出环比增长率;如果从年均增长率方面考虑, 1997—2004年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年均增长率13.43%,1997—2004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年均增长率15.44%,均低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16.61%和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17.83%;如果从增长倍数上来比较,2003年与1993年相比,我国财政支出增长了4.31倍,同期我国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增长了2.26倍。上述数据表明我国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高于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但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占的比例逐年升高,近两年,我国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速度正在加快。1993年,政府对农村初中的财政教育拨款占农村初中教育经费的比例为56.91%,2002年上升到72.26%,2003年上升到73.48%。1993年,政府对农村小学的财政教育拨款占农村小学教育经费的比例为58.64%,2002年上升到76.77%,2003年上升到77.79%。从比例上看,我国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占义务教育经费、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比例基本处于上升态势,但其占教育经费、财政支出比例一直处于下降态势。

2.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投资总量分类别数量与增速分析

从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结构分项目数量与增速角度分析,由表2、表3数据,农村初中、小学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构中,7个观察期期间以事业性经费支出为主体;事业性经费上升幅度较设备购置、基建建设等投资快,农村初中事业性经费1998年为237.70亿元,2004年上升到549.31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131.09%,7个观察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4.98%;农村初中个人部分经费,1998年为154.32亿元,2004年上升到403.25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161.31%,7个观察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7.36%;农村初中公用部分经费,1998年为83.38亿元,2004年上升到146.06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75.17%,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9.79%;基建支出经费1998年为30.45亿元,2004年下降到22.10亿元,2004年较1998年降低了27.42%,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5.20%;设备购置费1998年为12.22亿元,2004年上升到19.22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57.28%,平均每年增长7.84%。农村小学事业性经费1998年为479.36亿元,2004年上升到1033.19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115.54%,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3.65%;农村小学个人部分经费1998年为341.31亿元,2004年上升到825.30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141.80%,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5.85%;农村小学公用部分经费1998年为138.05亿元,2004年上升到207.89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50.59%,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7.06%;基建支出1998年为45.50亿元,2004年下降到31.10亿元,2004年較1998年降低了31.65%,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6.14%;设备购置费1998年为17.61亿元,2004年上升到22.68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28.79%,平均每年增长4.38%。反映义务教育财政紧张程度的公用经费指标农村初中从1998年的83.38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146.0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79%;农村小学从1998年的138.05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207.8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7.06%。从上述数据基本反映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供给总量水平目前处于保证人员基本工资稳定状态。

从趋势上看,在图1和图2中,1998—2004年全国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经费四类主要支出项目总量变化上升和下降包含的类别以及趋势基本一样。7个观察期间,事业性经费、个人部分、公用部分均呈上升趋势,但公用部分经费上升势头教为平缓,曲线没有代表事业性经费和个人部分的曲线陡峭。在图3和图4中,1998—2004年全国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经费四类主要支出项目名义环比增速,事业性经费和个人部分经费趋势大体一致,但公用部分经费和基建支出经费区别较大,尤其是基建支出,农村初中经历了先增后减再增的三个阶段;农村小学经历先增后减两个阶段。

(二)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投资结构分类别占比情况分析

从农村初中教育财政资金投资构成比例中,事业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88.65%上升至2004年的96.13%,上幅7.48个百分点;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57.55%上升至2004年的70.57%,上幅13.02个百分点;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则由1998年的31.10%下降至2004年的25.56%,降幅5.54%;基建支出经费中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998年的11.36%下降至2004年的3.87%,降幅7.49个百分点;公用部分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和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分别从1998年的31.10%和11.36%下降至2002年的24.45%和2003年的3.04%最低点,再上升到2004年的25.56%和3.87%(如图3所示)。四类支出项目占比情况年均增长率高低次序分别为:个人部分、事业性经费、公用部分、基建支出。

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比例(表4)中, 事业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91.33%上升至2004年的97.08%,上幅5.75个百分点;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65.03%上升至2004年的77.54%,上幅12.51个百分点;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则由1998年的26.30%下降至2004年的19.53%,降幅6.77%;基建支出经费中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998年的8.67%下降至2004年的2.92%,降幅5.84个百分点;公用部分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和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分别从1998年的26.30%和8.67%下降至2002年的18.08%和2003年的2.44%最低点,再上升到2004年的19.53%和2.92%(如图4所示)。四类支出项目占比情况年均增长率高低次序分别为:个人部分、事业性经费、公用部分、基建支出。

农村小学、初中教育财政资金投资构成比例中,农村小学、初中各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比例趋于相似。在各支出构成比例中, 升幅变化幅度以及升幅增长速度最大的均为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降幅变化幅度最大的农村初中为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农村小学为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下降速度最快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基建支出(分别为:-11.02%和-10.55%)。

(三)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投资结构分类别描述统计分析

农村初中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中,标准差(由于其易受基数影响,仅能表明分组数据间的绝对差异)最大的为个人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5.30,说明各年份间个人部分经费中农村初中教育经费构成比重(同组数据间)数据分散程度最大,存在较大差异;标准差最小的为公用部分经费占农村初中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55,说明各年份间公用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分散程度较小,基本上不存在差异。事业性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88;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89,说明各年份间上述两项项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有一定程度分散,存在一定程度差异。农村小学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比例标准差最大的为个人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5.18,说明各年份间个人部分经费中农村初中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分散程度最大,存在较大差异;标准差最小的为事业性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15,说明各年份间公用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分散程度较小,基本上不存在差异。公用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3.17;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18,说明各年份间上述两项项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有一定程度分散,存在一定程度差异。

在上述四类分组数据之间,农村初中、农村小学教育财政资金投资构成比例的变异系数(由于其不受基数影响,能表明分组数据间的相对差异)由高到低排序完全相同,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最大, 数值分别为0.5124和0.4921, 说明其在各年份中四类教育经费支出构成比重中数据分散程度最大;事业性经费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最小, 数值分别为0.0305和0.0225;其余两项由高到低依次为: 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分别为0.0932和0.1473,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分别为0.0791和0.0700。

二、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对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总量增长较快,但1998—2004年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名义环比增长速度仍低于义务教育经费、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和财政支出的名义环比增速。第二, 1998—2004年间,农村小学、初中教育财政资金投资构成比例中,农村小学、初中各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比例变化趋势趋于相似。在各支出构成比例中, 升幅变化幅度以及升幅增长速度最大的均为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降幅变化幅度最大的农村初中为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农村小学为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下降速度最快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基建支出。第三,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存在差异。组内差异最大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个人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分别为5.30和5.18。组内差异最小的,农村初中为公用部分经费占农村初中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55,农村小学为事业性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15。组间数据中差异最大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分别为0.5124和0.4921;组间数据中差异最小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事业性经费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数值分别为0.0305和0.0225。

参考文献:

[1] 安彦林.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结构分析[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5,(6).

[2] 陈锡文.中国政府支农资金使用与管理体制改革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4.

[3] 胡东兰,汪欣.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分析[J].甘肃农业,2005,(8):12-13.

[4] 李继香.当前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思考[J].教育与经济,2004,(2).

[5] 申亚民.中国西部地区教育投資使用结构研究[J].唐都学刊,2003,(3).

[6] 孙国英.教育财政:制度创新与发展趋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 孙文基.关于财政教育支出的经济学思考[J].财政研究,2003,(8).

[8] 王德文.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现状、问题和出路[J].中国农村经济,2003,(11).

[9] 王雍君.中国公共支出实证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0] 张玲,曹艳春.中国教育投入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1).

作者：曾以禹

农村教育投资因素研究论文 篇3：

农村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动因

[提 要]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既受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社会经济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也离不开家庭与个人对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期盼与心理预期。文章实证分析了当前农村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动因，从发展因素、家庭因素和农村传统因素三个方面说明了投资动因的差异。

[关键词]农村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动因

[作者简介]张小迎（1977—），女，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冷小黑（1974—），男，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江西宜春 336000）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规划课题“农村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意愿研究”（13YB019）

一、前言

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既受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社会经济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也离不开家庭与个人对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期盼与心理预期。2015年，大学毕业生将达到749万人，又一次成为大学生就业季人数之最，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时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对于付出了“高昂成本”却无法实现理想就业的农村家庭子女来说，“因教返贫”不仅仅是带给农村家庭沉重的代价，新的“读书无用论”从大学蔓延到高中、初中，甚至农村小学，这更带给社会更多的警醒与思考：如何实现教育公平？如何让农村家庭分享教育改革的成果？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既有高等教育的共性，更有高等教育的个性。一方面，对比于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门槛较低，为那些在基础教育阶段无法享受优秀教育资源的农村学子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台；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以职业技能教育为主，可以与就业市场实现更好的匹配，也为农村学子就业提供了较好的保障，缓解了“毕业即失业”、“因教返贫”的困境。

农村家庭对子女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必然考虑较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一般来说，只要收益（或远期收益）高于成本，就会产生投资意愿。亦或农村家庭考虑的有“走出农村”等的心理因素，否则将减少或者不进行高等职业教育投资。因而，由于农户对收益方式、收益时限、心理预期等的差异，对农村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研究，不能仅仅从投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的角度，必须透过表层的经济因素，探寻其内在的动因。

二、数据来源和教育投资动因的基本情况

2014年5月和6月就农村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意愿情况，在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袁州区的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学校为对象进行了调查，共获得有效的农村家庭样本230个。调查采用的是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总体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将农村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动因区分为三大类：发展因素、家庭因素和农村传统因素。各种动因因素的表述和家庭赞同与否的数据见表1。

三、农村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动因分析

1.关注未来发展是农户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重要动因

在对“接受高等教育后，将来发展的机会会更多，发展会更好”、“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更好的提高就业能力、增加就业收入”、“接受高等教育可以学习到知识，而不是只为了金钱”等表述的认同上，农村家庭学子表现出了很高的认可，赞同的比例分别达到了96.5%、88.7%、86.1%。高等教育具有正的收益率，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能给投资者带来可靠的收益。这种收益不仅体现在近期的经济收益，更体现在远期的发展机遇，相对于其他投资，个人的高等教育投资是合算的。

“人力资本理论”学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若人力资本投资增长3.5倍，收益将增长17.5倍。教育反映在微观层面上，通过提高个人的工作效率，来提高个人的经济收益，进而提升宏观层面的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农村学子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能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构建团队精神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逐渐形成和体现高等教育的优势与潜力。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决定下岗、再就业和收入多少的关键因素还是教育[1]。

在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和个人发展前景的认同上，农村家庭体现了某些矛盾性。对“读高职专科，低人一等”、“高职专科能得到社会、企业、家庭的认可”的比例分别为10.9%、51.3%。虽然有近九成的农村学子不认可读高职专科会低人一等，但只有约一半的农村学子认为高职职业教育能得到社会、家庭等的认可。当要把个人想法放入到家庭、社会的大熔炉中时，却不得不考虑社会环境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接纳。

2.家庭因素是农户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心理支持动因

单纯从经济收益来解释农村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动因，显然是不够的。若按照成本收益的视角，农村家庭投资子女高等教育的前提，是子女就业后的月工资要比工作七年的工人的工资高91%以上[2]。这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有很大的困难。因此，农村家庭投资高等教育在经济动力解释之外，还需要非经济收益（或者社会心理收益）的思想和方法。

在家庭因素中，“接受高等教育可以使子女以后更好的赡养父母”、“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提高家庭社会地位，使家庭或父母更荣耀”表述的认同上，农村家庭学子同样表现出很高的认可，赞同比例达到了88.3%和84.8%。农村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心理支持因素同样重要。

农村家庭对子女高等教育的投资，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期盼，是农村家庭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途径。社会分层的烙印深深刻在了家庭的荣辱柱上，一个农村家庭培养出大学生，曾经是，现在也是家庭的莫大荣耀。另一方面，如果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实现了向上层社会流动，或者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良好的经济收益能为农村家庭改善经济状况，并更好的实现家庭的养老功能。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只有约一半的农村学子认为高等职业教育能得到社会、家庭等的认可。40.9%的学子认为“家里支持我读高等职业教育高校，学习技能”，高等职业教育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尚待时间。个人高等教育投资可能获得就业稳定、工资高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多的三大市场优势[3]。向上流动的需求，是推动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重要动力。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较，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因其特殊性，所能获得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要小。一旦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对向上流动的优势不在，势必会减弱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需求，势必会减弱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因此，农村学子投资于高等职业教育，还需要家庭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识，还需要家庭的支持，更需要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支持。

3.农村传统因素依然是农村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动力

为获得更好的发展，更好的社会地位，脱离农村生活是农村家庭投资于高等教育的动因所在[4]，尽管农村传统的“跳农门”观念正在发生着转变，脱离农门依然是农村家庭的梦想。“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脱离农村”的认可程度依然还有34.8%，“不读大学苦一辈子”的认同虽低，但也超过四分之一，达到26.1%。

与家庭因素相比较，农村传统“跳农门”因素对农村家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动力作用要弱些，也许这得益于中央十多年来对农村发展的一贯支持。连续十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均以“农村发展”为主题，使农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农民分享到农村改革的丰硕成果，对农村和农业的未来发展满怀信心。曾经的“农转非”热变成了现今的“非转农”热，曾经的农村人进城买房变成了城里人乡村建房。但这只是城里人的农村，农村人的农村依然是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低下，依然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与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存在公共资源上的差别待遇。

高等职业教育尽管在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上比普通高等教育要小些，但也可以通过职业技能的培训与学习，使农村家庭的学子进入城市，进入企业，使他们脱离脆弱的农业生产，增加享受优质公共资源的机会。为了下一代的“向上流动”，为了不再留守农村，即便无法实现普通高等教育投资，理想的途径当属农村家庭对子女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消除家庭和个人农村社会身份的“代际传递”。

[参考文献]

[1][3]许祥云.中国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黄景灏，张绍江.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成本收益分析[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6，（10）.[4]谭桂梅.高等教育大众化下的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问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5）.

[责任编辑：刘忠林]

作者：张小迎 冷小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