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论文

〔摘要〕扩大内需是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居民消费既是内需的主体，亦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关键性基础，而公共消费因对居民消费具有乘数效应、消费挤入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和再分配效应成为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机制。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新型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型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论文 篇1：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新农村建设

【摘 要】农村的落后不仅是基础设施和物质条件落后，更重要的是“人的落后”。因此，农村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重要的是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制约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有：思想认识不到位，国家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太小，农村教育结构不合理，农民人均收入低，投资意识差等等。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应对策是：转变观念，搞好服务，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调整农村教育结构，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转变投资理念。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人力资本；投资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农村的人力资本存量低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瓶颈之一。本文拟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探讨新农村建设问题。

一、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

农村的落后不仅是基础设施和物质条件落后，更重要的是“人的落后”。因此，农村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重要的是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一)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

新增长理论认为，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中，除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贡献外，还在于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通过教育和培训所获得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特殊知识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因此，要想保持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能只靠增加农村的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是农村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

(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加快剩余劳动力转移

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1．5亿，而且农村劳动力的数量每年以1000万人左右的速度增长。可知，如此众多素质相对不高的人口长期滞留在农村，争夺非常有限的农村资源，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很多，其中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专业技能差，已经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瓶颈。因此，只有不断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千方百计提高广大农民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扩大农民的就业空间，才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有序转移。

(三)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农民所得到的能力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是头等重要的，这些能力与资本品一样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这些能力需要实在的、可以确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粗放型农业向现代集约型农业的转化，必须要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使其掌握与生产有关的科技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不断提高农民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早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二、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教育方面

1．农村人口的教育资源占有量少。在城市约1200人拥有一个文化教育单位，而在农村约1800人拥有一个文化教育单位；在城市约32人中就有一名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人员，而在农村约102人中才有一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2．农村教育水平低，文化素质差(见表1)。

3．农村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根据2002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0个省(区、市)6万多农户、18万多农村劳动力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殊技能，有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能，3．2％掌握农业技能。

(二)卫生保健方面

我国的卫生资源80％集中在城市和大医院，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2005年底，全国1633个县共有综合医院2009所，县妇幼保健院(所、站)1526所，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1586所。全国3．55万个乡镇共设乡镇卫生院4．1万个，床位67．8万张，人员101．2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87．1万人。全国61．5万个行政村共设立58．3万个村卫生室，设立卫生室的村仅占行政村总数的83．7％，还有16．3％的村没有卫生室。村卫生室中，执业(助理)医师10．4万人、乡村医生86．4万人、卫生员5．3万人。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拥有的床位数仅0．78张，仅相当于全国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的31．84％；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仅1．05人，仅相当于全国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的30．17％。

(三)人口迁移方面

目前，农村的人口迁移主要是自发迁移。他们转移大多依靠血缘和地缘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来降低转移的风险，转移距离较近，迁移地较集中。同时，也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无序性、盲目性和局限性。大多数劳动力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从事稳定性差、收入低、可替代性强的简单劳动，如建筑、装卸、桥梁公路养护、清洁、门卫等行业，挣得收入仅仅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处于社会的底层。

三、制约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原因分析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认识不．到位，往往只重视物质资本投资而忽视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很多地方把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看成是软的、虚的，做起来难度大、见效慢。而更关注的是短期效益，认为投资物质资本能带来较高的回报率，因此，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去，导致长期以来农村教育、卫生事业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得到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太少，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远远落后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二)国家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太小

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低，有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但长期投资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是国家对农村教育事业投入不足。多年来我国投资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一直在4％左右，我国人均教育经费只有美国、日本的1／50，印度的2／3，而用于农村教育的费用更是少之又少。据2003年8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不到40％，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中国70％的人口在农村，却只有10％的学校在农村。二是国家对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据测算，2004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达7590．3亿元(未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城市卫生费用占卫生总费用65．1％，而农村仅占34．9％，城市人均卫生费用是农村的4．2倍(见表2)。

(三)农村教育结构不合理，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明显滞后

长期以来潜在的教育导向是鼓励农村学生通过高考等渠道脱离“农门”，在教学中过于强调书本知识，

忽视各种实践技能的培养，导致我国目前大多数农村地区教育结构单一，普通中小学教育发展较快，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明显滞后，农业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培训很不完善。尽管对于教育落后地区，初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比中、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高，但是，鉴于我国农村广大劳动力普遍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现状，我国早日实现传统农业变为现代农业，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投资力度，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

四、加大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对策

(一)转变观念，搞好服务

在新农村建设中，各级政府应改变重物质资本投入、轻人力资本投入的传统观念，正确认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增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紧迫感、责任感，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到第一位。搞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规划和管理工作，实现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努力营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良好环境，切实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为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和机会成本大，表明需要国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个人投资的风险。国家作为人力资本的最大收益方有责任和义务承担投资的主要责任。国家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财政支出、信贷投放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具体做法：一是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逐步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水平；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的力度，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二是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提高补助标准，增强农民转产转岗就业的能力；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各级财政要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纳入预算，不断增加投入。三是积极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补助标准，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各级政府要不断增加投入，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体系。四是各级财政要增加对农村文化发展的投入，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发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三)调整农村教育结构，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来看，不能一味地只注重文化知识而忽略了技术能力，这会造成农村实用型人才资源严重不足，也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因此，在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基础上，要紧紧围绕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使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应通过举办农业广播学校、农业技术夜校和各种实用的技术培训班的方式，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农民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此外，还应当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私人和企业兴办农村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和投资的多元化；农民自身也要积极参加学习，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来。应建立一种机制，鼓励农民发展自我教育。要通过不同类型的示范，组织农民现场观摩学习，进行“田头教育”，使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干就有效益，从而产生示范效应。

[责任编辑　张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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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　强　薛兴利

新型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论文 篇2：

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机制：优化公共消费

〔摘要〕 扩大内需是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居民消费既是内需的主体，亦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关键性基础，而公共消费因对居民消费具有乘数效应、消费挤入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和再分配效应成为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机制。当前公共消费总量不足、不充分、不平衡及结构差异已制约了居民消费效应，需要进行需求侧改革，优化以公共消费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和预防性储蓄，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将宏观政策从投资转向消费，促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

〔关键词〕 居民消费;优化公共消费;消费侧改革;高质量增长;国内大循环

〔

〔作者简介〕邵明波，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胡志平，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上海 201620。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扩大内需尽管在中国已经提了20年，但居民消费却始终难以有效启动。查阅文献，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从收入分配范式与预防储蓄范式两方面展开。由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的收入水平及收入差距成为影响消费的关键因素。文献显示，学界普遍认为国民收入分配由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是导致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①同时，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因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制度不完善也促使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偏高，消费难以提振。②但是，无论是收入分配范式还是预防性储蓄范式其背后的逻辑都与政府公共消费密切相关。理论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不仅是影响收入分配与预防性储蓄的重要因素，更是政府公共消费的重要内容。然而，目前学界对公共消费如何通过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和预防性储蓄，进而促进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机制的研究鲜见，更缺少通过公共消费提升居民消费质量路径的探讨。因此在当前背景下引入公共消费理论，分析公共消费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提出优化公共消费促进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的政策建议，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

二、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的公共消费动力机制

公共消费③一般而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消费支出，为最终消费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公共消费既能直接扩大消费需求，又能间接地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公共消费推动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机制主要是通过乘数效应、挤入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四方面的共同作用，提升居民需求层次。

1.公共消费的乘数效应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的增长源于收入增长。公共消费是社会最终需求的组成部分。公共消费增长，意味着总需求的增长，进而引致国民收入增长。乘数-加速数原理表明，增加公共消费引致国民收入倍增，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居民消费的扩张又会加速国民收入增加，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为公共消费增长提供经济基础。已有的研究数据显示，公共消费每增加1%， 居民消费在长期内最高会上升0.3886%，产出在长期内最高会上升0.1384%;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的乘数效应大于对产出的乘数效应。④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公共消费被归为居民的非货币收入，公共消费增加，意味着居民的非货币收入增加，居民消费也随之增加。同时公共消费有着多种形式，比如发放消费券，研究数据显示，在发放消费券的地区受支持的行业其支付笔数比未發放地区约高26.26%⑤，居民交易的活跃度显著提高。从长期性的角度看，公共消费在带动居民消费的同时还能提升消费的配套服务质量，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比如“家电下乡”定向补贴便有这种效果，不仅短期内可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上升，而且长期来看随着农村物流网和售后服务体系的完善，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的长效乘数效应也显著。⑥

2.公共消费的挤入效应

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收入，也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居民如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负担太重，未来支出压力大，只能被迫“挤出”在其他商品和服务上的消费，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而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消费的增加，一方面能够降低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提升边际消费倾向，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另一方面能够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增加可支配收入，提升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能力，从而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有学者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因为能够有效替代家庭储蓄⑦，从而不仅为居民一生的收入提供保险，也能提升其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居民消费。⑧数据也表明，参保新农保家庭户的日常费用支出显著高于未参保户⑨;新农保覆盖率每提高1%，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可增加3233元。⑩事实表明，社会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公共消费支出能够显著缓解预防性储蓄，促进居民消费增长。而政府增加社会养老保险等类型的公共消费支出便降低居民在这方面的私人支出，实际上等于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居民收入增长，消费也随之增长。由此推论，政府公共消费支出的增减影响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减增，进而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并引致居民消费增减，因此具有消费的挤入效应或挤出效应。

3.公共消费的人力资本投资效应

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份额取决于劳动者的边际生产能力，而劳动者的边际生产能力是人力资本积累和配置的结果。人力资本提升的途径主要是教育、医疗、培训、迁移等，劳动者获得较高收入以及在未来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先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而教育、医疗、培训等恰恰是政府公共消费支出的重要内容。政府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消费支出的增加可以直接提升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促进居民消费增长。随着劳动者收入增加，一方面可带来居民消费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还会产生对消费质量的需求。满足居民的高质量消费需求需要高质量的供给匹配才能转化为有效需求，即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需要有效的供给匹配。技术创新是提升和实现有效供给的关键，创新型人才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培养创新型人才离不开人力资本积累。在Romer（1990）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变量B11，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首先需要增加教育、培训开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劳动力质量，为技术创新提供创新型人才。因而创新型人才的供给与公共消费密切关联。同时，要使创新型人才发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不仅需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积累，还需要高效率的人力资本配置。劳动者积累的一切知识和经验只有正确地匹配到适合的岗位，才能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本的效能，实现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流动成为中国人力资本空间配置的重要途径，依附于户籍制度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则形成了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成本B12，而消除户籍歧视能够有效地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提升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根据这一推论，劳动力流动，即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与政府的公共消费是密切相关的。政府的公共消费支出增加，一方面可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劳动者初次分配的份额，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公共消费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和配置效率，推动技术创新，实现有效供给。

4.公共消费的再分配效应

居民消费不仅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也被收入差距制约。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差距扩大会造成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慢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导致中低收入者的有效需求不足。由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一般而言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将收入从边际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人群再分配给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人群，从而提升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社会保障等支出作为公共消费的重要内容成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有研究表明，社会保障使中国的基尼系数降低了6.4%，其中城镇地区下降12%，农村地区下降1.8%。B13同时，政府转移性公共消费使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整体降低10.53%，其中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21.1%，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2.37%。B14由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城镇居民，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可以通过增加农村的公共消费支出得以实现，而且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消费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根据这一推论，政府的公共消费，一方面可直接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增加公共消费能够有效地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和升级，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三、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的公共消费制约：特征与事实

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自2003年以来，党和政府逐渐重视公共消费，强调政府要将更多的公共资源向公共服务方面的消费倾斜，但同时也要看到现实中政府公共消费总量不足、不充分、不平衡与结构失衡等问题仍大量存在，制约了其消费效应的发挥，使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进程受阻。为了本文研究的需要，同时基于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以及200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主要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决定，以及由此开启的加速公共消费投入步伐的事实，接下来的研究将主要利用2003-2019年的数据，通过深入分析，阐明当前我国公共消费的特征事实。B15

1.公共消费总量不足：乘数效应的制约

2003年以来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手。2003-2019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1%，居民消费的平均增长率为12.2%，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14.5%，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居民消费和GDP增长速度，投资和消费明显失衡。由于公共消费率低、增长滞后，甚至呈现顺经济周期的趋势，制约了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增长的乘数效应。从公共消费的投入总量看，中国的公共消费率偏低，而自2003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公共消费率则呈现上升趋势，欧元区国家平均公共消费率最高，基本维持在20%以上，同期OECD国家的平均公共消费率也处于较高水平。中国的公共消费率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图5所示）。从与主要国家的对比看（如图6所示），2003-2018年中国的平均公共消费率仅为15.4%，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巴西相比低4个百分点。

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的公共消费增长率总体上没有表现出逆经济周期的特征，反而呈现顺经济周期的趋势（如图7所示）。2003-2019年大部分年份的公共消费增长率均低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其间公共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3.48%，低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1.5个百分点。党的十六大报告和2003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尽管相继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并且也切实加大了在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公共消费投入，使公共消费增长率连续10年超过10%。然而，由于公共消费投入总量不足，即使在政府支出乘数不变的情况下，其对国民收入的倍增效果仍然有限，难以产生正的财富效应并增强消费信心。公共消费增长对消费者信心的带动效应有限（如图8所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居民消费增长的乘数效应，尤其是在经济向下波动期，如果公共消费不足或者不能带动居民正的财富效应预期，抵消经济下行带来的负的财富效应预期，那么公共消费便将“挤出”居民消费。B16

2.公共消费不充分：挤入效应的制约

中国在养老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消费已实现了制度上的全覆盖，但是其制度体系呈碎片化、多元化，而且养老保险等公共消费的地区差异显著，社会养老金替代率和实际缴费负担在不同省份之间的跨度较大。B17总体上公共消费增长速度小于财政总支出增长速度，各地公共消费占比也呈下降趋势。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人均公共消费水平普遍较高，该类人员的退休工资多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且替代率较高，真正用于中低收入者（主要为私营企业职工和各类灵活救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资金的实际财政支出比例偏低。因此公共消费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的福利效应产生异质性，即对中高收入的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效应明显，对低收入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出现消费升级效应分化。B18由于公共消费的制度供给不足、供给标准差异大，整体上中国城乡居民仍需要依赖预防性储蓄进行自我保障，从而制约了公共消费的挤入效应。政府需要逐步完善公共消费的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消费在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民生性公共消费领域的支出力度，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消费的挤入效应，促进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

3.公共消费不平衡：人力资本投资效应的制约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地重视教育的发展，持续增加在教育方面的公共消费，2003-2019年财政性教育经费的GDP占比已由2.8%增长到5%。B19然而问题是，教育的地区间投入严重失衡， 2003-2018年全国的教育型公共消费接近一半投入了东部省份（如图9所示），其中来自中央政府的教育型公共消费有61.77%投入了东部省份（如图10所示）。

教育型公共消费的地区不平衡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出现差异化，公共消费的产出效率也因此出现两极分化或多级分化，东部沿海地区的投入产出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形成人力资本投资的“区域鸿沟”，严重制约了专业的人力资本积累效率。B20一方面公共消费的受众结构不平衡，限制了人力资本的空间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公共消费不仅存在城乡差别，甚至城市内部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长期以来，地方公共消费支出由于依托户籍制度，针对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群实施有差别的供给，降低了外来人口享受公共消费的权益，使外来人口的公共消费需求持续得不到回应。近年来不断涌现的“逃离北上广”、农民工返乡等“逆库兹涅茨”现象B21正是人们用脚对城市公共消费不均衡的投票。

公共消费部门投入不平衡也制约了人力资本的部门配置效率。人力资本过渡集中于政府管制或垄断部门，比如形成了电热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行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等公共管理部门，为类典型的国家行政事业单位B22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属于非市场化的参与主体，并与公务机关一样，均强制缴纳具有补充养老保险功能的“职业年金”B23，以致政府或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中位数是新农合养老金的33倍。B24由于其劳动报酬中隐含着差别化的公共消费待遇，从而形成对高层次人才的巨大吸引力。

公共消费的支出结构不平衡还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大打折扣。当前公共消费类别中的补助型就业支出占比大、受众相对较多，创业型和培训型就业支出则有限。补助型支出仅解决基本生活需要，对人力资本积累帮助有限;而创业型和培训型就业支出能够提升受众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其就业能力，使之获得更好的就业岗位和更高的工作收入。

4.公共消费二元结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制约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为城乡收入差距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公共消费的城乡差异则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B25作为公共消费重要内容的养老保险、教育、医疗卫生等供给的非均等化现实已制约了收入再分配效应。目前实行的 “多缴多补”政策使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偏向于较高档次的缴费群体B26，而城市居民因收入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多缴多补”的政策将大大地削弱公共消费的再分配效应。

基础教育方面，当前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一是城乡幼儿教育公共消费差距显著，“乡村洼地”现象依然凸显。2003年以来随着农村幼儿教育公共消费的不断增加，农村幼儿教育高速发展。根据图11，农村平均每位在园教职工照顾幼儿数已从2003年的52.08人下降到2018年的15.30人;城乡差距则从2003年的41.29人缩小到2018年的7.43人，农村幼儿教育发展仍然落后于城镇。从平均每位在园教职工照顾幼儿数看，2018年城区为7.87人、农村为15.30人，农村是城市的近两倍，显示农村幼儿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消费支出依然不足。B27二是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共消费水平与全国差距不断拉大。尽管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进展， 政府的投入在不断增加， 但农村在教育方面的公共消费支出依然低于全国水平。表1的数据显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生均教育支出一直低于全国水平，并且差距逐年扩大。2003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生均教育支出为2194.34元，农村为1827.78元，相差366.56元;到了2019年，全国为34063元，农村为31286.27元，差距扩大到2776.73元。

医疗卫生方面，已有不少研究表明也向城市倾斜，高质量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差异化明显。近年来，虽然城乡的医疗卫生公共消费均大幅增加， 但城市的增幅远远大于农村B28，如表2。城市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2003年是49人，农村是23人，差距是26人;到2018年城市是109人，农村是46人，差距扩大到63人;城市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2007年城市是49张，农村是20.01张，差距近29张;到了2018年城市是87张，农村为45.6张，差距扩大到41.4张。医疗卫生资源的城乡差异化背后便是政府公共消费的城乡差异化。

四、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的公共消费优化路径

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形成需要发挥好公共消费的效应，目前公共消费投入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制约了居民消费的高质量增长，制约了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实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需要进行需求侧改革，优先选择促进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的公共消费路径。

1.将优化公共消费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扩大内需是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居民消费是内需的主体。首先，应将优化公共消费作为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的着力点，促进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合理定位公共消费领域，完善公共消费体系，以优化公共消费为抓手，发挥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的公共消费效应，解决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为国内大循环提供消费动力。其次，应完善公共消费的均等化制度体系保障，以公共消费均等化推动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公共消费具有社会性特征，所有的公共消费必须确保能够推动大部分居民的消费需求增长，而不仅仅是少部分居民的奢侈需求。既然公共消费不平衡制约了公共消费效应的发挥，只有实现公共消费均等化目标才能推动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一是要改革户籍制度，逐步消除公共消费的户籍捆绑。长期以来，地方公共服务依托户籍制度，针对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群实施有差别的公共消费政策，限制外来人口享受公共消费的权益。应逐步消除公共消费的户籍歧视，按照常住人口匹配公共消费，使非户籍常住居民能在居住地享受同等的公共消费。二是要建立统一的公共消费均等化标准。当前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但是不同地区之间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消费标准的差距较大，优质的公共消费资源依然集中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公共消费的地区结构性非均等化问题突出。要逐步建立统一的公共消费均等化标准，逐步消除地区间的公共消费差异，逐步推进一体化的公共消费制度改革。最后，应推动公共消费投入多元化机制改革。完善的投入机制是公共消费均等化的基本保障。目前政府是公共消费的单一主体，公共消费资金也来源于政府收入，这是导致中国公共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引入非政府组织、个人、企业等多样化供给主体，可以从数量上弥补公共消费的不足，从质量上改善公共消费结构和整個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根据公共消费的不同属性和供给模式，政府可以采取招标、经营许可等形式引入非政府主体参与公共消费的供给，强化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消费质量。

2.以优化公共消费助推政府职能转变

合理增加公共消费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的公共消费责任。政府应从直接参与市场投资活动的角色中自我解放出来，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调整政府的服务职责，不越位、不缺位，将政府职能转移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在此基础上优化政府部门间的关系，协同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实现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其次，提升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构建公共消费的需求表达机制，补齐公共消费最后一公里短板，提升公共消费的供需匹配度。基层政府作为执行公共消费政策的具体机构是联结公共消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重要桥梁，为了避免公共消费发生“供给错位”，应提升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确保能够高效地执行公共消费政策，及时反馈居民对公共消费需求的信息，使公共消费供给能够更好地匹配广大居民的需求。最后，应建立健全政府公共消费投入绩效考核评估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在晋升锦标赛的指挥棒下，地方政府纷纷热衷于公共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忽视公共消费投入。必须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健全公共消费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规范公共消费绩效的考核流程，同时建立有效的问责制度，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公共消费支出。

3.以结构优化升级当前公共消费

合理增加社会性公共消费，控制政府自身消费，发挥公共消费的乘数效应和挤入效应。公共消费包括政府自身消费和社会性消费。增加公共消费不能盲目扩张政府的自身消费，提升行政运行成本，而是要聚焦于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的目标，增加教育、医疗、社保、交通、文化等社会性公共消费，补齐民生类型的公共消费短板，发挥公共消费的乘数效应和挤入效应，为推动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提供动力。其次，应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的地区结构、受众结构和部门结构，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本的投资效应。教育等公共消费支出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提升不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效率，避免教育投入拉大地区分化;改革户籍制度，逐步消除公共消费的户籍歧视，提升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优化公共消费支出类型结构，增加再就业培训型公共消费的比重，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最后，要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缩小城乡公共消费差距，发挥公共消费的再分配效应。政府是公共服务最主要的提供主体，继续改革公共财政体制，推进公共消费的城乡一体化，消除城乡公共消费差距，是扭转公共消费城市偏向、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所在。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扩大农村地区的公共消费提供财政支持;要建立城乡均等的公共消费标准，构筑城乡数量合理、质量相近、便利可及性大致相同的公共消费体系，使公共消费更公平地惠及农村群众。

① 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 2007 年第6期;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公共财政与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高帆：《劳动者报酬占比、城乡收入分配与中国居民消费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学术月刊》2014年第11期。

② 陈斌开、陈琳、谭安邦：《理解中国消费不足：基于文献的评述》，《世界经济》2014年第7期;尚昀、臧旭恒、宋明月：《我国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李婧、许晨辰：《家庭规划对储蓄的影响：“生命周期”效应还是“预防性储蓄”效应？》，《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8期。

③ 广义的公共消费包括三类：政府自身的消费、社会性消费和公共消费性投资。政府自身的消费主要包括政府机构正常运行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即政府的自身消耗;社会性消费主要包括供社会公众消费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比如教育、养老、医疗、就业、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支出;公共消费性投资，虽然属于资本性支出，但其支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现金流的回报，而是用于公众消费，广义上属于公共消费，比如环境治理、公共交通、公共事业、防灾抗灾等项目建设。

④ 伍再华、冉珍梅、郭新华：《家庭借贷约束、劳动市场摩擦与政府支出乘数——对政府支出乘数困境的一个新解释》，《世界经济文汇》2017年第4期。

⑤ 林毅夫、沈艳、孙昂：《中国政府消费券政策的经济效应》，《经济研究》2020年第7期。

⑥ 臧旭恒、贺洋：《农村居民消费政策影响机制及政策效力分析》，《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5期。

⑦ Feldstein， M.，“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Form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2， no. 5， 1974，pp.905-926.

⑧ Hubbard， R. Glenn.， “Pension Wealth and Individual Saving： Some New Evidence，”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18， no.2，1986， pp.167-178.

⑨ 岳爱、杨矗、常芳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日常费用支出的影响》，《管理世界》2013年第8期。

⑩ 尹华北、张恩碧：《社会保障覆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B11 Romer，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98， no.5，1990， pp.71-102.

B12 黄文彬、王曦：《流动成本与城市间劳动力配置效率》，《南方经济》2020年第3期。

B13 王延中、龙玉其、江翠萍、徐强：《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以社会保险为例》，《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

B14 郭庆旺、陈志刚、温新新、吕冰洋：《中国政府转移性支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世界经济》2016年第8期。

B15 截止到作者投稿，《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相关数据仅更新到2018年，故涉及这三个数据库的数据选取时段为2003-2018年。

B16 Alesina A.，Ardagna， S. ，“Large Changes in Fiscal Policy： Taxes versus Spending，”Tax Policy and the Economy， vol.24， no.1， 2010， pp.35-68.

B17 程杰、高文书：《“十三五”时期养老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改革》2015年第8期。

B18 魏勇：《社会保障、收入门槛与城镇居民消费升級》，《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4期。

B19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整理而得。

B20 易明、彭甲超、张尧：《中国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的综合评价——基于WindowMalmquist指数法》，《中国管理科学》2019年第12期。

B21 蔡昉：《转向高质量发展“三谈”》，《经济日报》2018年2月8日。

B22 楠玉：《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差距——基于人力资本结构和配置效率视角》，《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7期。

B23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

B24 调查称政府事业单位养老金中位数是新农合33倍，参见《中国青年》2013年6月3日。

B25 姜晓萍、肖育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测度》，《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8期。

B26 王翠琴、薛惠元：《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8期。

B27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B28 和立道：《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及均等化路径》，《财经科学》2011年第12期。

（责任编辑：张 琦）

作者：邵明波 胡志平

新型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论文 篇3：

退休体制改革中的“蛋糕分配”

退休制度改革的背后是包括政府、雇主和员工各方利益的纷争。

老龄化的“银色浪潮”席卷全球。与这一浪潮相伴的退休制度改革于上世纪90年代逐步在西方国家蔓延开来。美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国纷纷拿退休年龄开刀,对退休制度进行大手术。2010年6月法国政府宣布实施延迟退休年龄的计划,即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到62岁; 领取全额退休金的法定最低年龄从2016年开始逐步提高,到2023年将增加到67岁。尽管决定用八年时间将退休年龄推迟两年,但仍引起巨大争议。法国工会领导的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并逐渐升级,法国学生也参与其中,与警察激烈对峙,法国经济和社会生活都遭受严重负面影响。

“蛋糕分配”主体:政府

退休制度是指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给予退休者物质帮助和补偿,使其安度晚年的制度性规定。退休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退休年龄的界定。法定退休年龄各国的规定不同,通常在60～65岁之间,且表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界定退休年龄往往依据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工作的性质和智力体力耗费等标准。

退休制度的改革趋势是延长退休年龄,抑制提前退休。改革的背后是包括政府、雇主和员工各方利益的纷争。围绕退休年龄的退休制度改革往往遭受各方巨大争议,因为退休年龄的界定涉及社会总“蛋糕的分配”问题。

“蛋糕分配”主体之一就是政府。政府进行退休体制改革的动力来源于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投资改善的要求。一方面社会老龄化以超过60岁(65岁)的老龄人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10%(7%)为标志,我国在1999年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早在1929年英国就已迈入了老年型社会。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国家支付养老保险金的数额大幅上升,而养老保险体制固有的弊端(如养老福利的刚性发展)使得政府财政在养老金给付方面面临巨大压力。近些年来,退休金赤字的加剧,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也是政府出于现实国情的考虑。人力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具有收益递增性、积累性和潜在的价值创造性。国际竞争的加剧、技术的快速变革和组织模式的扁平化都使得企业和员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导致了员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大于过去。若退休年龄保持不变,人力资本的利用年限就大为缩短,从而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那么,政府的“蛋糕”有多大呢?在大部分国家,退休金由受保人和雇主共同分担,国家按费用的百分比或一定数额补贴,并负担全部亏空额。一方面,延长退休年龄促使本该退休享受养老保险基金的人员由养老保险金的消费者转为缴费者,这必然会增加养老保险金的积累,减轻养老保险金的支付压力。抑制提前退休更可以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支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养老保险金的支付。就这两点而言,退休制度的改革确实能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成为政府政策的选择。另一方面,从整个社会的效用来讲,退休年龄的延长有助于提高人力这一重要资源的有效利用。人力资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后推,而在社会的大熔炉里仅仅发挥大半热量就被剔除出去,那么前期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培训、接受高等教育等显然是资源的“浪费”。延长退休年龄使得人力资本投资者继续发光发热,在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也会产生正的激励效应。

企业的利益何在

那么,企业在这一“蛋糕”的分配中利益何在呢?一般而言,员工退休金是企业固定用工成本的组成部分。与“蛋糕分配”的主体——政府不同,无论是延长退休年龄还是抑制提前退休,都会增加企业调整成本的支出,相应地,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进而影响产品的价格甚至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在一些工龄工资仍存在的行业,延迟退休无疑是雪上加霜。从另外一方面讲,延长退休年龄不利于企业劳动力的更新。新鲜血液的输入是一个企业适应高速运转、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秉性。退休年龄的延迟减缓了企业劳工新旧交替的速度,这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言,显然是不可取的。这也是一些企业鼓励员工提前退休的重要原因。

雇员的“蛋糕”有多大

雇员的“蛋糕”有多大?法国政府进行的退休体制改革遭到法国工人和学生的激烈反对,原因在于退休制度改革涉及员工的切身利益。延长退休年龄对于不同的人群利弊不一。首先,对于老年人群(即将退休者)中的闲暇偏好者而言,延长退休年龄势必会减少其闲暇时间,闲暇消费的减少意味着效用的减小。尤其是对于法国这一追求享受生活的人群而言,延长退休年龄对于这一人群自然是弊大于利。其次,对于老年人群中的工作或财富偏好者而言,延长退休年龄会增加其工作时间,工资所得远大于退休金所得,效用也会随之而增加。从这两方面而言,退休年龄的延长对一个国家老年人群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最终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特有的历史传统文化。例如英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突出以工作、节俭和自助为特征的价值观,这对老年人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在这么一个国度,延长退休年龄产生的正效应要大于法国的退休制度改革。

退休年龄的推延对于青年人群而言,首先会产生挤占效应。水满则溢,因为杯子的空间是有限的,只有不断地倒出方能注入新的水源。市场提供的就业岗位在一定时间内是有限的。延长退休年龄使得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者又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就业,这对于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群而言,挤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其失业的概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学生也加入了法国工人大罢工的行列中。但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而言,这种“鸠占鹊巢”的挤出效应毕竟是短暂的。在当代,人力资本投资的程度加大,由此导致人力资本投资者——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推后。

中国何去何从

在退休制度改革的浪潮之下,中国何去何从呢?“银色浪潮”没有绕过中国,中国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进入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我国人力资本投资随人均受教育年限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与此同时,我国至今还沿用19世纪50年代确立的退休年龄。这些因素似乎昭示着中国有必要进行退休制度改革。

不过,在我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如社会统筹和个人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处于实践阶段,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不完善以及复杂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东中西的三元发展结构等都使得中国的退休制度改革必须综合权衡,而不能盲目地赶潮流。

一个国家是否应当适时地进行退休制度改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方利益的博弈。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讲,这又取决于改革之后资源的再次配置是否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但回归现实,国际大背景--银色浪潮席卷全球,各国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改革大势所趋。那么,怎么改革?何时改革?退休年龄延长多久是适中的?相应的退休待遇怎么规定?本国政府和社会体制能否承担起这次改革?各国必须依据本国国情,审时度势,抓住时机,迎接挑战!

作者：易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