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习方法管理论文

摘要：强化科学管理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既要遵循组织管理的一般规律，又要遵循自身特殊的管理规律。提高党内管理科学化水平，就是要在坚持从严管理、人本管理、民主管理和效率管理的原则基础上，重点抓好党章和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抓好干部和党员的管理和调整党的自身组织机构。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科学学习方法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科学学习方法管理论文 篇1：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进程、问题与实施

摘要：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发轫期和个别大学的探索期，当前我国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点试验工作已进入深入发展和实践阶段。但总的来讲，大学还普遍存在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人才培养模式落后、创新文化氛围淡薄等问题，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大学需要实施内部治理机制改革、开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关键词：大学 拔尖创新人才 内部治理 培养模式

拔尖创新人才是科学、技术、管理等各领域中的杰出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和紧缺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建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对高等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

我国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之路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和发展的。从早期举办“少年班”，到个别研究型大学自发探索，再到现今国家出台政策、设立试点，引导和鼓励发展，大学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轫期。1978 年，为响应中央“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号召，中国科技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少年班[1]，首开我国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先河。1985年，原国家教委作出决定[2]： 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13 所重点大学开办少年班。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少年班对唤醒整个社会的人才意识，为国家迅速培养一批基础科学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阶段：个别大学的探索期。在总结举办少年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很多知名大学开始尝试以新的方式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例如，1984年浙江大学在全国率先创办了以培养工科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教改试点班—混合班[3]；1986年南开大学探索高级数学人才培养的“数学试点班”[4]；1989 年南京大学成立基础学科教学强化部 [5]，在全国首创大理科、大文科人才培养模式；1998年清华大学开办了“数学—物理基础科学班”等。这一阶段的探索为我国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阶段：政策引导期。进入21世纪，为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我国政府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摆在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都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也多次强调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为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开始加紧制定政策，鼓励、引导和规范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例如，2009年，教育部、中组部、财政部联合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为大力营造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和政策机制，在学生遴选、教师配备、培养模式、营造氛围、制度创新、学生管理、国际合作等7个方面进行重点改革；2011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启动了“设立试点学院，开展创新人才培养试验”工作，深入推进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有深度、有力度的改革试点。在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许多大学开始大胆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和试验，大学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进入全面探索和实践时期。

我国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总体上还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集中表现在：缺乏科学、合理、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制约了大学组织功能的最大发挥；人才培养模式落后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和潜能发挥；创新文化氛围缺乏等方面。

1.大学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完善

当前我国大学创新活力不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创新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内部权力的运行缺乏基本的程序和规则约束，更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并由此导致组织结构官僚化、权力配置行政化、专职监督软弱化、工会职能福利化、民主管理边缘化，学术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6]等问题。例如，大学行政权力被滥用，行政权力不仅决定着高校日常非学术事务的走向，也通过资源分配、干部任命等方式操控着学术事务的走向；很多大学还未建立起以民主决策、有效监督为特征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很难支撑不断扩大的自主权的有效使用，教代会、校务委员会等形同虚设，学者及学术组织参与学校重大决策的途径和方式有限，制约了大学组织功能的最大发挥。作为国家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技术创新的重要方面军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大学自身亟需建立起科学、合理、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全面提升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

2.人才培养模式落后

一是大学定位存在模糊化和趋同化现象。大学盲目追求高、大、全、“一流”，缺乏个性、千校一面，目标设计往往忽略其自身内在结构的完善。由此导致大学人才培养定位模糊，类型、层次单一，规格雷同，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以及社会对多样化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二是教学内容陈旧，与社会需求脱节。一方面，专业过多、过细、过窄，交叉、融合学科较少，课程设置死板，受限于教学大纲框定的内容，教学内容更新缓慢等。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迫使学生为毕业后的就业而比较功利地选修一些热门专业或实用性、工具性的课程，无法适应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结构调整亟需大量高素质、高技术创新型人才的需要。三是教学方法落后。从大学内部教育教学看，只注重教学内容、科学知识的传授，而不注重学习方法、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方法单一，缺乏探究，忽略学生智力和智慧的发展，无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严重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四是考评制度僵化。大学现有的师生考评制度不同程度地存在评价内容不科学、评价方式单一、僵化的问题。在学生考评方面，过于注重整齐划一，注重学习成绩，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制约了学生创新意识、创造思维、创造能力的发展；在教师考评方面，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等，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的局面尚未形成，既不利于激发教师科研创新的激情，又阻碍了他们对教学的投入和热情。

3.缺乏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

大学缺乏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主要表现在：一是现有的大学教育方式不利于学生养成批判性思维，无法学会独立思考；二是缺乏鼓励创新、求真务实和诚实守信的学术氛围，存在学术自由危机。一方面，近年来，受整个社会功利化、浮夸化倾向的影响，大学充斥着“快餐式文化”，极大压缩了创新文化培育空间。例如，科研管理往往只关注课题级别、数量和到位资金、学术文章等显性数据；教师为奖金、评职称等各种名利所束缚，导致大学科研工作浮皮潦草，科研成果缺乏创新、质量低下；学术造假破坏了大学育人和科学研究最需要的风清气正、求真崇实的文化环境；学术圈内部的“学霸”现象，与官僚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审批学术、等级学术，以及与小团体或个人利益相连的学术腐败等，极大地危害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学生的学习自由权利还未得到充分的保障，还未形成学习自由的良好氛围。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生有学习的自由……如果要培养出科学人才和独立的人格，就要让青年人勇于冒险。”[7]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基本上奉行的是以管理者或教师为主导的制度建构模式，把学生限定在一定的秩序内学习和生活，学生基本没有自主发展和学习自由的权利，”[8]限制了学生自由个性的发展以及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养成。

加强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现途径

培养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是时代赋予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大学应勇担重任，积极探索，努力突破，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1.实施高校内部治理机制改革

一是建立以法律为依据、以学校法人化为标志的外在制度，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加强现有法律法规的落实和执行工作，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法人化改革的进程，合理配置和规范政府与大学的权利关系，促进大学的自主发展。明确政府在大学治理中的定位，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参与大学治理的方式，综合运用政策引导、经济调节、法律规范等手段加强对大学的宏观指导和有效调控，尊重办学自主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二是在高校内部建立保障学术权力的制度规范和运行机制，理顺高校内部的权力关系。加强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使大学学术权力的行使实现组织化和制度化，从根本上提升学术权力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完善和创新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厘清、规范党委和校长的职责职权，做到权责边界分明，保证在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校长独立负责主持行政工作的作用。建立健全有效的校长权力制衡监督机制，明确党委及书记对校长权力的监督范围，充分重视和运用民主权力，完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的民主决策权。健全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党政协同保证学校发展目标的实现。[9]

2.开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一是转变发展观念。结合学校自身特点和现实需要，在依法办学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既体现中国特色又能够彰显学校特色的新的高等教育分层、分类体系。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推进大学特色化发展。二是转变教育观念。知识教学与创新能力培养相结合，在重视智力、知识、发散思维技能等认知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好奇心、探索性、挑战性和意志力等创新人格品质。[10]三是坚持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充分利用课堂内外的教学资源，积极吸收人类社会科技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精心设计课程内容，选择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注重培养学生学习与思考的方法、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等，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四是建立以创新、质量、人才培养为导向的新的大学师生考评制度。在学生考核方面，减少应试化、功利化等考核方式，弱化考试的评价功能，建立以素质和创新为导向的考试内容和评分标准，使考试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个性的有效手段。在教师考核方面，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紧密结合，提高教学投入和效果在评价中的比重，将科研成果转化到教学的情况纳入考评范围，建立以创新、质量和人才培养为导向的教师评价体系。

3.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

一是尊重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和价值选择。大学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具有天然的创新特性，又具有与生俱来的保守性。大学要与社会即时的、功利的需要保持一定距离，要负载价值，守望社会精神文明，给人类以终极关怀。[11]要鼓励大学尊重和遵循科学及学术自身的规律，尊重学术自由，切实保障教师教学与研究的自由权，鼓励师生以科学的态度，为了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激发他们创新的激情，这是创新最大的源动力。二是要改变大学“传统的、控制型的学习制度”，培育倡导独立、批判、质疑和宽容失败的校园文化。要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舆论氛围。变革和创新蕴含着风险，敢于冒险，敢于面对错误，改正错误，才能走向成功。要营造鼓励标新立异，不以“成败论英雄”，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氛围。三是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社会价值导向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和动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教育机构的精心培养和个人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全社会正确的价值导向。在全社会形成共识，通过社会、家庭、基础教育和大学的共同努力，最终实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目的。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工作水平评估自评报告[R].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5.

[2]超常教育30年：站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最前沿[DB/OL].

http：//www.hlje.net/class_jyxw/view.cfm？acid= 23DD0DFB458B43D6927654191B2AFEB9&time = 20081230.

[3]邹晓东，李铭霞，陆国栋等.从混合班到竺可桢学院[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1）.

[4]张伟.华中科技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案例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2007.

[5]南京大学本科工作水平评估自评报告[R].南京大学，2008.

[6] 谢涤宇.论公办高校内部治理缺陷及体制变革[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2）.

[7] [德]雅斯贝尔斯.大学生的精神升华[A].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8] 马廷奇，张应强.学习自由的实现及其制度建构[J].教育研究，2011，（8）.

[9] 钟秉林，周海涛.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权力制衡机制探析—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管理比较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2）.

[10] 林崇德.从创新拔尖人才的特征看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J].北京教育（德育），2011，（1）.

[11] 王英杰.论大学的保守性—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化品格[J].比较教育研究，2003，（3）.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 责任编辑：于 洋]

作者：檀慧玲

科学学习方法管理论文 篇2：

以科学管理强化党的建设

摘 要：强化科学管理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既要遵循组织管理的一般规律，又要遵循自身特殊的管理规律。提高党内管理科学化水平，就是要在坚持从严管理、人本管理、民主管理和效率管理的原则基础上，重点抓好党章和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抓好干部和党员的管理和调整党的自身组织机构。

关键词：党的建设；科学化；科学管理

党的活力与党内的自身管理密切相关。管理得好，党的活动就科学有效；管理得不好，党的功能就难以发挥，党就会缺乏活力。但从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发展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身的组织结构会逐渐僵化退化，其自身管理的思想理念与方式方法也会逐渐僵化和老化，政治惰性则会逐渐增长，党内治理的效果和治国理政的效果亦会随之递减。这种现象是与党的建设科学化背道而驰的。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1](p.496)这表明管党治党的能力直接关乎治国理政的能力，管党治党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而提高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自然离不开对党自身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是兴党强国之道。

一、强化科学管理是提高管党治党水平的需要

本质上，加强管理是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本身应有之义。人们组建或参加政党组织，也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他们所代表阶级的利益，一个政党一旦失去了对其内部实施有效管理的能力，就无法凝聚本党的力量来实现其成员的利益和目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为此，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党首先必须要进行规划设计，包括完善自己的组织系统，设定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确定政党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其次还需要实施严密的组织领导，包括合理地进行人员分配，规范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采用适当的、切实有效的方法指挥、激励、协调组织成员，等等。最后还要对内部机构和所有成员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监督，就是根据所设定的目标检查、监督组织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工作，衡量组织的绩效，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修正措施，确保政党在预定的轨道上发展。这样，从开始的规划设计，到中间的组织领导，到最后的控制与监督，不但在时间上有合理的逻辑关系，而且在内容上构成了现代管理的基本框架。政党失去了对自身的有效管理，势必会导致一盘散沙，难以为继。政党也只有不断地通过加强自身的科学管理，通过发挥自身的组织作用，进而实现自身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与社会动员的功能，才能保持一个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必然性和可能性。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能成为当今世界上组织纪律性最好的政党之一，这与我们党一贯重视自身管理是分不开的。早在建党初期，我们党为强化自身管理就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执政党的地位和特点，邓小平在1962年就深刻地总结道：“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3](p.328)“六四”风波后，他更是提出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4](p.314)。十三大提出要对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5](p.476)。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指出把党管理好不容易，“如果放松管理，肯定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1](p.555)党的十六大以来，管党治党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步伐明显加快，2004年，为了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中共中央颁布了“5＋1”文件：《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2006年，为了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中央专门印发了四个文件：《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关于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建立健全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的意见》。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提高管党治党水平。2010年9月，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进一步推动干部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红色管理理论体系从形成到发展，从摸索、实践到体系化、科学化的历史”^［6](p.1)。

当前对普通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管理的思想理念、方式方法和机制体制等方面确实存在许多亟须改进的地方。比如，在党员的管理观念上，存在重视监督党员履行义务、轻视党员权利保障，偏重对党员的组织管理，轻视为党员服务的传统思维，忽视了党员的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同时等级观念和官僚主义严重，把管理等同于控制，把党管干部的原则简化为党委甚至是“一把手”掌握干部的提名权和任免权。在管理的力度上存在不均衡的现象，由于党内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严重虚化，一直以来对领导干部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干部级别越高对他的管理就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对普通干部的组织管理越来越具体，深陷事务主义之中，管理方法不科学，干部管理变成了人头管理，导致官僚主义泛滥成灾。在党员管理的方式上存在“一把尺子量到底、一套规则推到边”的现象，方法陈旧，缺乏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员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但是在党员管理的方法上依然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甚至是战争年代的老做法，热衷于一刀切，不注重党员个性差别，工作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对党的自身组织机构和职权机构的管理上，还存在管理层级过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部门职责交叉重叠，程序繁冗，效率低下的积弊，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不畅，上对下监督有力，下对上监督乏力。在党内管理的范围上，由于建设思维占据主导地位，而管理思维不够，导致党内管理的范围较窄，集中于对机构、编制、人员的管理，而对党内的经费、资产、信息等方面的管理乏力，党内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思想文化等资源的管理基本停留在“管”的层面，缺乏科学管理的内涵。所有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认真抓好党内管理中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每个环节，通过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运用先进的管理方式方法和完善的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的水平来加以有效解决。

二、强化党内科学管理的几个原则

政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首先应该遵循组织管理一般规律，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又要遵循自身特殊的管理规律。笔者认为，要正确地认识、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管理规律，关键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一）坚持从严管理。铁的纪律曾经是过去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十分注重党和军队的纪律，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强调必须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统一而严格的革命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在总结“文革”的教训时指出，“文革”时期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纪律废弛了”，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7](p.271)。也许有人认为，铁的纪律是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既然我们党能借鉴西方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党也可以学习西方政党“松散型”的管理模式。西方国家的一些自由民主党的组织结构确实非常松散，比如组织内部既没有严格的组织程序，更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党组织的很多机构都是临时性的，选举结束后就自动解散了。一般来说，政党的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其组织原则的基础上发挥作用，能在多大程度集中组织的资源以达到目标，都有赖于纪律的宽严”^［8］。实际上，一个政党采取何种管理方式，这是由它的性质、地位、宗旨、政治自身的意识形态特别它所诞生与发展的具体环境、成长历程与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我们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一开始就采取了把每个党员编入一个支部，普通党员实行严格的纪律约束、严格管理的制度，以保证党的行动统一。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一直沿袭至今。党组织从严管理党员、从严管理干部就是对党员干部最大的爱护，更是对党和人民的最大的负责。只有实行从严管理，才能确保政党的组织一体化。事实证明，实行严格要求和严格管理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二）坚持人本管理。人本管理的实质是在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注重个体成员的需求，了解其成长要素、个性特点、价值取向等因素，在尊重个体差异性基础上，因势利导，采取一定的激励手段激发工作热情和对组织的认同，组织管理的目标。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尊重人、理解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在党的组织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对个体党员在党组织中的主体作用与主体地位的肯定。一是在要求党员在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的义务的同时，也要积极维护党员的基本权利，调动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加党员内心对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激发他们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增强党内的生机和活力。刘少奇曾提出，“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动性与创造性精神的所谓‘纪律’，应该使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精神结合起来”^［9](p.368)。二是在强调管理和监督党员的同时，也要注重激励、关怀和服务党员。党内管理根本上是对人的管理，科学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对人的控制和约束，而是要达到激励人、尊重人、发展人的目的。毛泽东在谈到干部管理时就指出，要善于爱护干部。毛泽东认为第一要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要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予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要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对干部仅有工作安排和任务委托而没有检查督促，等到他们犯了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毛泽东特别强调“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10](pp.527-528)} 。

（三）坚持民主管理。民主管理是一种强调重视广泛参与下的多数人管理，它主要是相对于绝对服从管理和绝对权威管理而言的。现代管理理论研究也表明，民主型的管理更有利于形成组织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心情舒畅、团结一致、密切合作的心理环境，更容易激发和调动组织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实行民主管理，才能增强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忠诚度，防止组织走向官僚化。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党员只有在党内享有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权力，才能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虽然革命导师们在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时，对民主的认识也很深刻，他们在领导实践方面也比较注意发扬民主风范，但遗憾的是囿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使得无产阶级政党都普遍存在“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现象。例如我们党内出现的“一把手”监督困境以及干部人事制度中存在的“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等现象就是其中表现之一，这充分说明在党内推行民主管理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在党内实行民主管理，目的就是要求党员能够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做到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约束自己。民主管理的两个基本要求就是参与和公开，所谓参与，就是要组织广大党员积极参与到管理中去，使党员正确认识自己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主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党的各项工作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极地执行上级的指令。所谓公开就是要坚持党务公开的原则，尽量革除党内生活事实上存在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一些做法，党内管理只有做到公开、透明，才能达到党内关系和谐统一。

（四）坚持效率管理。管理就是科学而高效地安排、调度与处理各种组织资源，以期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为了达到组织的目的提高组织资源效率的行为”^{［11](p.143)}。效率管理也是现代管理的重要原则，说到底效率管理就是注重分析管理的流程，对管理的效率进行设定、评估和分析，提高管理的效率，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管理的目的。对党的建设来说，坚持效率管理的原则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管理出人才。国因才治，党由才兴。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障。打造一支德才兼备的治国理政的人才队伍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党内管理必须服务于这一目标。党内管理工作做得好，就能够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但用尽可能少的人做好了工作，而且能够使党组织的每个党员都有施展才能、做出贡献的机会，使每个党员都能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成长。另一方面，管理出效益。党的建设有明确的目的性，也需要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党的建设要坚持成本效益的原则。效益来源于效率，而效率离不开管理。党内管理工作做得好，把人、财、物三方面合理地结合起来、组织起来、调动起来，把效率管理的原理和准则来统一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务工作者的认识并付诸实践，尽快扭转目前党内的建设中的“粗放型经营”的状态，节约各项成本，提高党的建设效益。可以通过借鉴管理学的基本方法，在党内尝试建立目标管理体系，层层分解管理目标，使每个党员、干部都在党内有明确的管理与被管理的责任与权利，共同提高管党治党的效率和水平。

三、强化党内科学管理的主要着力点

强化党内科学管理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在秉承党内管理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认真总结并继续坚持党在自身管理的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有益做法，另一方面也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加强党内科学管理的新途径。强化党内科学管理既要注重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又要加强对组织的成员管理和自身的组织机构的管理。

（一）把党章作为管党治党的基本准则。一个政党要保持持续有效的内部管理，就必须实现由政党个人权威向政党组织权威的转变，从而使党员由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心里折服转变为对政党各种规章制度的严格遵守。党章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的章程，是建党管党治党的根本大法。如果不确立党章的权威性，那其他依据党章建立了起来的一切制度更无权威性可言，可以说离开了党章来谈提高管党治党水平，那就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制定和完善党章、学习和贯彻党章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是我们加强自身建设和管理的基本准则，更是一条宝贵经验。

党章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党内其他法规制度所不能比的：首先，党章是把握党的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准则。党章对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路线和纲领、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都作了明确规定，集中表达了我们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整体意志和共同理想，为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提供了根本准则，这些准则为强化党内科学管理提供了原则遵循和行动指南。其次，党章是坚持从严治党方针的根本依据。党章对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的所有重大原则问题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了党内的各项基本制度，并为制定党内其他规章制度提供了根据和基础^{［12](p.174)}。特别是党章规定的党的纪律作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为在党内管理中如何处理违反党纪的行为提供具体的依据。第三，党章是党员加强自我管理的根本标准。党章对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都做出了明确规范，为广大党员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提供了最好教材。所以，必须要求党员树立“党章至上”的观念，必须把认真学习党章、自觉遵守党章、切实贯彻党章、坚决维护党章贯穿于整个党内管理的全过程，并将党章学习、遵守、贯彻和维护的水平作为检验和衡量管党治党的水平的重要标准。

（二）把民主集中制作为管党治党的根本制度保障。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内管理自然不同于一般的西方政党。如果像西方政党那样完全实行民主的原则来实行管理，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乃至党的先进性都将削弱，必须依靠坚持民主集中制把民主管理的原则同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结合起来。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它实现了民主和效率的统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党的历史也证明，严格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就巩固壮大、生机勃勃，党所领导的事业就会顺利健康发展。“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3](p.303)。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十四大政治报告稿后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永远不能丢。”^［13](p.75)十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说它是科学的制度，是因为民主集中制体现了人类正确的认识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制度中的凝结，也是党的工作中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说它是合理的制度，是因为它不仅规定了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又规定了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下级党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既反对权力集中，又反对无人负责。这样就能够合理地处理个人与组织、上级与下级、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说它是有效率的制度，是因为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决策坚持少数服从多数，既体现了多数人的意志，又不至于相互推诿扯皮；一经做出决定，就必须坚决执行，不允许各行其是。实行这个制度，便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形成正确的决策，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也便于全党统一行动，保证得到迅速有效且正确地贯彻执行。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以身作则，切实把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落到实处。党内管理只有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之下，坚决贯彻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才能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三）把加强干部管理作为管党治党的重中之重。党要管党，关键要管好干部；从严治党，重点是严格管理干部。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自己的干部，后果不堪设想。如何管好干部？

一方面要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对干部要做到四个“严”：一是要求要严。坚持党章中规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标准，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作风上、纪律上严格要求，确保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贯彻落实。二是管理要严。切实把干部的培养选拔、任用、教育、监督评议等各个环节全面地、严格地管理起来。干部的日常管理要坚持抓早抓小，防止小毛病恶化成大问题。切实提高干部管理制度化水平，重视干部宏观政策研究和干部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为加强干部管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证。三是考核要严。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坚持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加大治懒治庸力度，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廉政承诺制和行政执法责任制，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的问题，同时完善干部退出机制，切实解决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及时把责任感不强、事业心不重、不胜任和不称职的干部调离重要岗位或直接清理出干部队伍。四是监督要严。要以加强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化。对干部手中都掌握的权力要切实实行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实行全程立体式监督，要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贯穿于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干部管理要坚持从严要求与关心爱护相结合。对干部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二者相互依存、互寓其中。对干部严格要求，本身就是关心爱护；对干部关心爱护，务必体现在严格要求上。历史证明，一味地要求从严或理想化，盲目地设置过高标准，刻意采用“重典治吏”并不一定收到好的“治吏”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所以干部管理也要做到严爱有度、刚柔相济和情理交融，推行干部积极奉献与重视干部关心激励并重，注重对干部的人文关怀和心理健康，真正形成“干部奉献事业、组织关心干部”的良好局面。

（四）把抓好党员管理作为管党治党的基础性工程。党员是党的肌体和细胞，虽然入党坚持个人自愿的原则，但是党要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就必须加强党员的管理。一是要转变党员管理的理念。对基层党员的管理理念要从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组织本位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员本位转变，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体作用，切实强化党组织的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增加基层组织在普通党员中的亲和力以及增强党组织对党员需求的回应性，把教育、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寓教育、管理于服务之中，增强党员的党性观念、组织观念和光荣感、归属感与责任感。二是抓好基层党员培训制度。综合运用异地培养、委托培养、跟踪培养和远程教育、工学结合等方式，切实拓宽普通党员受教育渠道。从充实教育内容、丰富教育形式、改进学习方法、完善学习制度等方面切实把教育培训基层党员的工作抓好抓实。三是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党员动态管理体制。要抓紧建立全国党员信息库，实现党内统计数据从各级组织层层统计汇报到信息库直接生成，并通过组织系统专网报送党内统计数据和党员信息，实现党员信息资源共享。针对党员流动性、分散性和自主性逐渐增强的实际，探索建立“网络党支部”、“党员e家”、“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等虚拟平台，逐步完善流动党员信息化管理网络，实现流动党员转接组织关系的信息化操作、参加组织生活的动态化管理和流动分布情况的及时反映，健全城乡一体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的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一套城市社区党组织既管所属又管所在党员的双重管理体制。四是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按照以人为本、公平合理、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原则，从增强激励、关怀、帮扶工作的自觉性、针对性、有效性、规范性和经常性入手，主动从生活上关心，物质上帮助，创业上扶持，感情上关怀，精神上激励党员，拓宽资金投入渠道，为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有效运行提供资金保障，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使激励、关怀和帮扶党员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五）把调整党的自身组织结构作为管党治党的必要环节。组织是管理的载体，没有组织便没有管理。党的组织机构是维系政党运转的结构支撑，科学地规范和调整组织结构是政党加强自身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党的组织结构主要包括：一是按纵向层级来划分，党的层级结构主要有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二是按横向部门来划分，党的部门结构主要有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研究室、统战部、机关工委和党校等；三是按党组织内部权力设置与配备关系来划分，党的职权机构有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等。由于党组织基本上是依附国家政权来设置，即政权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设在哪里，这使得党组织机构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的科层制特点，科层制既有等级分明、规范有序和纪律严明而便于严格管理的优点，也有权力集中、机构重叠、权责不分、制约不足、结构封闭、组织行为缺乏竞争而造成效率与活力不足等缺点，特别是容易导致党内滋生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

从调整党组织结构的角度来强化党内科学管理，首先要因应政党外部环境的变化，党的层级结构也应该进行必要的调整。通过适度改变党内科层结构来淡化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思想，比如随着信息技术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就可以适当减少党组织管理的层级，增加管理的幅度，包括适当下放权力和优化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推动党内传统的命令式、垂直式的管理模式向引导式、扁平式管理模式转变，提高管理效率。其次要规范党组织的部门机构之间的职责分工。当前党内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主要依赖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进行，上级对下级的领导和监督有力，而对下级的服务不够，下级组织的活力不足。同一层面上的党组织的党务部门和机构，如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研究室、统战部、机关工委和党校在党内的地位是轻重有别的，权力并不平等，同时也存在职权交差、分工模糊的现象。比如党员干部教育，纪检部门可以管、组织部门可以管、宣传部门、各级工委也可以管，实际上只有各级党校来具体承担。干部监督权也是这样，纪检、组织部门都管，实际上哪家都没监督好。这就需要调整党的部门机构之间权责划分，做到合理分工，密切配合，以便提高党内管理的效率。再次要科学规范的党的职权机构之间的关系。目前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关系，人们通常所说的党内权力授受关系不正常，主要也就是党委会作为党代会的执行机构缺乏必要的限制，决策权和监督权不能对其形成有效的监督，党内事务最终是由常委会的几个人甚至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家长制、一言堂严重。规范党内职权结构，就是要理顺党内各机构权力授受、配置和制约关系，根据党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构建一套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党内权力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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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6]冯成略.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罗思东.中西政党的组织特性比较[J].理论与改革,1999,(6).

[9]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1]许激.效率管理——现代管理理论的统一[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1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13]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责任编辑：段志超］

作者：赵铁锁,谢忠平

科学学习方法管理论文 篇3：

邓小平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探索和实践

摘 要： 学习型政党是在当今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通过党员干部自身不断学习，带动全社会人民全面发展的政党。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对党重视学习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从毛泽东同志开始就强调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为什么要学习，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几个方面对学习型政党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和实践。

关键词： 邓小平 建设学习型政党 探索和实践

学习型政党是在当今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通过党员干部自身不断学习，带动全社会人民全面发展的政党。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对党重视学习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从毛泽东同志开始就强调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学习。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曾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对建设学习型政党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和实践。

一、加强学习是社会主义现化化建设和党员自身素质发展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条件下，邓小平提出：“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2］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大兴学习之风。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

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和长期“左”倾思想的影响，当时的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有的干部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有的干部缺乏党内生活的严格锻炼，党性修养较差，组织纪律观念淡薄，不能正确对待名、权、利；有的干部文化知识水平低，不能胜任现在的领导岗位，等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党的领导，不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偏离方向。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针对当时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这些情况，邓小平提出要建设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根本办法就是加强学习。邓小平认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保持工人阶级先进性和共产主义纯洁性，首先的条件就是加强学习。只有加强学习才能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只有加强学习领导干部才能领导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二、邓小平对建设学习型政党主要内容的探索

1.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夯实学习型政党的理论基础。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尽管在实践过程中党经受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也犯过不少错误，但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始终没有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党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指出学习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他的话说，就是“老祖宗不能丢”。

邓小平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他曾经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3］

2.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学管理，加强学习型政党的能力建设。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党除了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

邓小平从自身的工作经历中深深体会到管理的极端重要性，他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管理：“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4］“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只有学会了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方法，我们才能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3.学习历史，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学习型政党的素质修养。

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学习历史，不但能够使一个民族更好地了解过去，而且可以增强一个民族的认同感，提高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无史之人如同一棵无根之树，漠视自己的根和自己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位置，就不会有充分的自我意识和共同的社会意识。由此可见，学习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历史的学习，他指出：“现在很多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他认为：“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他站在历史的战略高度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他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他对学习历史的重视。

在提倡全党学习历史的同时，邓小平还提倡全党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待人民群众和对待自己的科学态度，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崭新的精神风貌。正是由于拥有作风上的优良传统和固有优势，中国共产党才赢得了民心，夺取政权并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我们党历来有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这是党长期奋斗的结果，也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升华。

三、邓小平对建设学习型政党原则和方法的探索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能照搬照套。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7］我们制定一切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

3.在学习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不断与时代和现实的实践相结合。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多次在谈话中提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命题。他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四、邓小平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探索给我们的启示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邓小平对建设学习型政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不仅是学习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学习的忠实实践者和典范人物。他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顽强刻苦、善于独立思考、注重批判继承既有思想成果、善于向实践学习的精神；他关于党内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途径等方面的思想，对当前我们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很强的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由此可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丰厚的思想渊源。建设学习型政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的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与弘扬。邓小平关于学习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当前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新学习、认真总结。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3.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3.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3.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0.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3.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4.

作者：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