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化进程家庭教育论文

近日，全国妇联与教育部等多个部委共同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法制化进程家庭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法制化进程家庭教育论文 篇1：

中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困境、态势与对策趋向

摘要：行政伦理法是行政伦理的基石，既是具象式的规范，也是符号系统与理想主张。本文通过现有的困境分析，概括争议的焦点，据此提出未来中国的法制化趋向与对策。

关键词：行政  伦理  法制

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掀起行政伦理制度化的争辩，反射尼克松总统后水门（post-

Watergate）时期的大众关注。专业组织也产生伦理法典兴起之趋势，公共行政在伦理及道德议题上学术之风日盛。基于行政专业化及对于公务员正式责任和行为标准的要求，促使行政伦理法制化之趋势，已是不争事实。

1 行政伦理法制化之困境

欧美发达国家，均已形成较为系统而完备的行政伦理法制，且研究明显领先发展中国家。

1.1 现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以及社会转型期的过渡，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公务员中出现了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中国行政伦理法制化进程也在逐步探索中前进。1952 年，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的反贪污法律文件。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进程加快。1997 年，颁发《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详尽规范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乃是中国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准则。2005 年，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因此，行政伦理法制化在中国并非新的概念。随着整体社会变迁所衍生层出不穷的政府贪腐问题，论者应当学理与实践之关联，必须重新检视之。

1.2 破题

当前，中国已有多部法律、规章、文件等涉及到公务员行政伦理，如上述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就对公务员的权利、义务做出了规定。《公务员行为规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虽然直接或间接与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相关，但这些制度多数是政府条例和党内制度，不仅法律效力不足，而且实践中操作性也不强。

此外，对于公务员行政伦理，学界与实务界唯一的共识是：行政伦理极其重要！然而，公务员行政伦理应如何开展？要功能为何？至今日仍没有共识。长期以来，中国公务员行政伦理的发展一直处于缺乏共同参考架构，与政出多门却无法有效整合的窘境;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缺乏法制化架构用以引导和实践行政伦理。

2 行政伦理法制化争议简述

1983年，Chandler在《美国公共行政道德推理的问题》指出，即以行政伦理制度化为例，检视各种赞成及反对的原因，突显实施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困难所在。

2.1 赞同方

采认同观点者，是因行政伦理制度化有以下的功能：

①认可民主的道德品格;

②彰显自治观念;

③为公众期望提供象征性的基础;

④激励公共服务中的道德行为;

⑤为员工提供保护伞;

⑥促进工作场所的伦理问题合法化，并为之提供参考架构。

行政伦理学者Terry Cooper，亦论述了赞成行政伦理制度化的理由。首先，伦理法制化能凸显理想、规范及义务。简言之，伦理法设定最小化之道德，伦理法倾向普遍性及广泛性，可提供澄清及内化专业组织价值的机制。

2.2 反对方

否定方认为行政伦理制度化：

①缺乏实用性，因为它们不是过于模糊（激励性的守则），就是太过具体（法规性的守则）;

②包含过多自相矛盾的因素，且相互间缺乏优位性的适用标准;

③助长了官方文过饰非（或似是而非）的现象以及公众的犬儒主义，即认为这些准则无法付诸实践，只能形成预先防范作用;

④为了洗脱组织在培育伦理行为方面所应担负的职责，只关注雇员对雇主的义务;

⑤过于强调硬性禁令（剥夺权利）的行为;忽略软性教化（开处方）的行为。

其次，反对行政伦理制度化的理由在于当需要伦理指引时，伦理法常太含糊、抽象及不切实际，难以适用于个别状况。行政伦理法的用语有时高不胜寒高且解释空间过于广泛，且也无法将伦理法订的太僵化及过于实际，以避免潜在的分裂及冲突。在许多情况下，伦理法常沦为墙壁上优雅的装饰品，偶尔在典礼中引用，但从未认真地用于评估成员的行为。因为欠缺实际运作的结构及程序，此种外部控制的形式太过薄弱。

以Anthony Downs所谓的“反控制的律则”为例，当行政或高阶主管越想控制部属的行为，部属越会挖空心思去逃避或反制此一作为。其结果有二：一系为了确保行政的课责，越需增用行政人员，另一系行政人员越多，越须成立另一个单位以为控制之用;所以，拟想控制官僚却往往制造其他官僚，形成官僚控制官僚的循环结果。虽然有论者主张，将伦理与立法合并起来并不适当：因为一旦通过立法程序成为法律，便不再是伦理问题。但立法的过程可视为一种集体的伦理判断，是一种最低道德标准。而且，人们透过伦理反省及自我决定，可判断法律的适用情况。在合法范围内，吾人仍有伦理自主权决定在不同情形下采取不同手段。美国首度以伦理法来约束公务人员行为的，系针对Andrew Jackson总统时期的“分赃制”。迄今，以法律处理公务人员伦理行为的历史，已有百余年。虽然美国各州所规范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在许多重要议题上仍大同小异，例如对利益冲突的限制、财务公布的要求、退职受雇的限制;许多州也设立了伦理委员会负责处理这些涉及公务人员伦理法的问题;等等。

3 中国行政伦理法制化之对策建议

2013年底，公务员总数超过717万人，且不断上升。这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庞大、体系层次最复杂的群体。基于国情实际和未来方向，提出行政伦理法制化的若干对策与建议。

3.1 建立透明性制度文化

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就是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后者系指国家公务员在履行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责任与行为规范。作为特殊的职业道德，是调整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社会之间、服务对象之间以及公务员之间关系的道德传统、道德心理、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公共行政活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产物。

政府应研拟伦理标准，使得组织的专业人员能够测量自己的行为、鼓励纠正错误行为以及尽量减少足以导致不道德行为的组织制度环境。伦理法制化的目的是要激励伦理行为，以减少贪腐机会以及降低不适当行为之风险，从而培养“透明的制度性文化”。以美国为例，无论是医师、会计师、工程师、律师、法官和其他的事业团体，皆透过法制化的伦理规范，来掌握成员的行为。甚至专业的认定，除了要具备专门的技术、专业的认证、专业的组织和专业教育外，专业伦理亦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面向。因此，为落实行政伦理之内涵，将行政伦理法制化与统整化，乃是大势所趋。

3.2 系统性思考行政伦理法制化之建设

将公务员伦理细化并落实到具体的工作细节中去。这样既能够克服公务员伦理要求过于抽象化与泛化的不足，又能使公务员伦理变得实在和可操作。如在2013 年，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相继制订33个“一律”的伦理守则：领导在市内开展各种调研考察，一律不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等;禁止工作日中午饮酒、禁止用公款宴请和送礼;禁止安排打前站、不得拦截反映问题的群众等。其特点在于，一是规定得详细周密，针对性强，具有极强可操作性;二是杜绝了过去各种规定中常见的“原则上”和“基本上”等模糊话语，一个标准，没有例外。但是，《公务员伦理法》也应当配备专门机构予以保障实施。以美国为例，1978年文官制度改革法架构下之公务员伦理机关，包括人事管理局（OPM）、功绩制保护委员会（MSPB）、特别检察官办公室（OSC）等机关。1989年，国会制定《揭发不法者保护法》，加重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保护揭发不法公务员之职责，并让其脱离功绩制保护委员会，成为联邦行政部门中之独立机关。

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在中国需成立公务员伦理委员会或者办公室。同时要确保公务员伦理管理机构的专业化和独立性。其中，专业化旨在保障管理机构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有效地规范公务员伦理行为。由此可知，行政伦理法制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主要包括公务员伦理法律化、具体部门公务员伦理的制度化、独力化和外部条件保障的优化等环节和因素。

3.3 行政伦理法制化之具体配套措施

学者Bowman从伦理法制化之关键要素，说明行政伦理法制化应有之内容，在实践过程中可提供参考：

3.3.1 设立建议机制和报告管道

如建立一个组织的独立伦理咨询委员会，设立申诉程序，设立免费的揭弊电话，为确保正当程序而提供结构性支持，以及委派监察使（ombudsman）等。又如，修订人员招募、培训以及工作业绩评估程序;在工作说明书中，将任职者对其工作伦理性的确认作为考察因素之一;以及揭弊者保护机制以防止打击报复现象的出现。

3.3.2 科学决策、适度推广

如在员工会议上任命轮值的守护人，其任务就是在会上提出伦理问题;或者是在重大决策之前制定伦理影响报告。如在部门内张贴守则，也可以在机构的内部业务通讯和报告刊印出来;在奖励项目中对典型案例予以承认。

3.3.3 阶段性的伦理监控

进行书面审查，对易受打击报复的事项进行评估，员工访谈，调查及当前机制评估等，以便对项目的效率进行经常性评估。

3.3.4 夯实公务员的教养基础

Dan Ariely指出，该书中的大多数之规范，简单到就像母亲所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应有的举止。针对于此，Sweeney法官在书中写到，“由于我们的（和你们的）母亲另有重责大任，以致于无法在美国每一个法庭现身，所以我提供了这些行为指引”。这也对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提出新的期望和方向。

综上所述，建构行政伦理法制化应有之内容，在于透过行政伦理法制订和修订的机会，从而使之成为有实效的文件，并将这些伦理法所代表的价值观纳入组织的日常行为习惯之中，以及确保行政伦理法的实施。

参考文献：

[1]Plant，Jeremy F.（2001）.“Codes of Ethics.”in Cooper， Terry L.ed.，Handbook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New York： Marcel Dekker.

[2]Bowman，James S.，Jonathan P.West，Evan M.Berman， Montgomery Van Wart （2004）. The Professional Edge：Competencies in Public Service.New York：M.E.Sharpe，Inc.

[3]周宜芳，等译，Dan Ariely.谁说人是理性的[J].天下文化，台北，2008.

[4]谢文新.国外公务员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对中国的启示[J].理论视野，2014（3）：41-46.

作者：欧崇亚 潘达康

法制化进程家庭教育论文 篇2：

中小学幼儿园将普遍建立家长学校

近日，全国妇联与教育部等多个部委共同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规划提出建立健全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网络，依托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儿童之家、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活动阵地，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城市社区达到90%，农村社区（村）达到80%。着力推动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城乡社区服务站工作的重要内容，确保每年至少组织2次家庭教育指导和2次家庭教育实践活动。在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家长学校，城市学校建校率达到90%，农村学校达到80%。确保中小学家长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1次家庭教育指导和1次家庭教育实践活动，幼儿园家长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1次家庭教育指导和2次亲子实践活动，中等职业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1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

规划还提出加快家庭教育法制化建设，推进家庭教育立法进程，全国层面，由全国妇联、教育部协同有关部门全面启动家庭教育法的研究工作，形成立法草案，推动出台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

（据《人民日报》）

法制化进程家庭教育论文 篇3：

新加坡法德兼施思想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新加坡作为后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不仅经济迅速增长，而且政治稳定、社会秩序良好，它的崛起得益于其法德兼施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策略。我国与新加坡同为亚洲国家，有着相似的国际背景和共同的文化根基，因此研究新加坡的德法兼治思想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相结合、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法德兼施；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合作，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经验”。新加坡是世界最廉政的国家之一，并且同我国有着相似的国际背景和文化根基。因此，其成功的治国治政理念——法德兼施思想自然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一、新加坡法德兼施思想的形成背景

新加坡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于1965年8月9日独立。作为一个后起之国，新加坡没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呈现出集中、统一，那就是灌输“国家意识”，形成“共同价值观”。在实施这一教育目标的过程中，新加坡形成了法德兼施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

首先，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背景。新加坡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其中华人占70%以上，其余为马来人、印度人、斯里兰卡人等。多元种族导致新加坡呈现出信仰、道德、价值观念多元化现象，种族矛盾和宗派纷争时有发生，因此统一国民思想，避免冲突，淡化移民对移出国的认同和归属，加强对新加坡的认同和归属成为新加坡的首要任务。建国之初，新加坡政府及领导人就意识到，多元种族、移民社会的现实导致国民国家意识淡薄，是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的大事。当时总理李光耀就强调：“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复合民族的国家。我们不分人种、语言、宗教或文化上的差别，而将他们融汇一致。”[1]80年代后，继任总理吴作栋更加强调国家意识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要把我们的价值观念提升为国家意识，并在学校、工作场合和家庭中教导，使它成为我们的生活指南”[1]。在国家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下，新加坡大力弘扬东方价值观，即主要是借鉴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文化，形成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是人们日常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八德”中的“忠”就是爱国，忠于国家，培养国民对新加坡的强烈归属意识和热爱新加坡的浓厚感情。李光耀将“八德”作为治国之纲，这即是新加坡的以德治国。

其次，20世纪80年代大力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新加坡资源贫乏，为快速崛起，新加坡在建国之初片面强调经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导致国民道德滑坡、个人主义盛行，新加坡面临全盘西化的危险。70年代，国家领导人开始醒悟，发现了一头扑进经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弊端，于是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新加坡政府认为，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除了向国民进行国家意识的教育外，还必须有相应的法治和社会政策作为基础和保障，必须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强制人们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形成良好的具有较高文明水准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同时，新加坡政府还创造性地将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内容纳入法制化轨道，制定了详尽的且极具操作性的法律条规，自此新加坡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始了法德兼施的改革历程。

二、新加坡法德兼施思想的特色

1.借鉴儒家文化，确立共同价值观

新加坡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面对东西文化双重交汇的影响，新加坡坚持“技术上依赖西方，精神上固守东方”，倡导东方价值观[2]。所谓东方价值观，其核心就是借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文化。新加坡将儒家倡导的仁爱忠孝等思想发展为新“八德”，并作为本国的治国之纲，以此来培养极具凝聚力的国民，灌输“国民意识”。同时政府及国家领导人考虑到移民社会和多元种族这一事实，注重凝聚全国人心，求同存异，确立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力求通过人们都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观来构建一个具有道德意识和凝聚力的社会，号召人们做“新加坡人”，大力弘扬“新加坡精神”，使人们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以增强社会的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加坡道德教育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为道德教育的有效实施提出相应的政策、规章制度，为道德教育的落实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2.渐进式和全方位的公民道德教育

新加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是渐进性，重视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学校课程安排由浅入深，生动活泼，注重符合青少年的认知规律。如小学开展的《好公民》课程内容，一至三年级，以连环画为主；四至六年级，以生活实例为主。这种由浅入深的教育方式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也大大增强了其实效性。

为了更快地提升本国国民素质，新加坡政府认为，必须形成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即学校、家庭和社区三位一体的教育体制。学校能教育个人理解和接受道德规范，家庭能塑造一个人的基本品格，社区则能强化和巩固个人的道德价值，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有效地培养出个人的高尚道德。李光耀指出，国以民为本，有国先有家，家庭观念稳固，等于为国家凝聚了力量，故此新加坡政府在“共同价值观”中提到了“家庭为根”的内容，认为只有重家庭、重亲情、孝父母，才能守纪律、忠国家和社会。此外，新加坡还十分重视社区建设，通过开展社区思想政治教育，邻里之间感情得到加深、信任有所增加，实现了从家到社区再到国家的层次渐高的团结。

3.推行道德法治化，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奖惩机制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的方式，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现实可操作性很强的法律条文，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呈现法制化倾向。同时，人们的一些日常行为也被纳入法治化范围，通过这种严厉泛化的教育引导和规范公民行为，为新加坡的思想政治教育营造了一个优化的法治社会环境，使人们的思想品德行为朝着秩序化和法制化的方向发展，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同时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奖罚分明的奖惩机制，这一机制有力地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效果，维护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权威。

新加坡政府将道德法治化这一政策，起到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和高度的思想震撼，以法制作基础和保障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得到人们内心的认同，起到积极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作用，还使人们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为道德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新加坡不仅十分重视公民道德教育，极力培养公民对“新加坡人”的认同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意识，而且也十分重视法制教育，以求更好地保证和推进道德教育，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使其朝着秩序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新加坡法德兼施思想实现了国内政治稳定、社会秩序良好。新时期这一思想对我国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融合、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1.重视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新加坡倡导东方价值观，特别是对儒家文化非常重视，并且把它作为学校的重要课程来传授，利用传统文化的精华来教育国民，实践证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理应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因而，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动权、发展权，重视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加速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法制化建设进程

新加坡的实践证明，思想道德建设的许多内容都可以法制化，以法律促德育，创造了有利于道德教育的社会环境。在新加坡，从上到下，人们已形成强烈的法治意识。我国目前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与这一变革应运而生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权利意识、道德意识发生了急剧变革，仅仅依靠道德来约束人们的思想明显力度不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德法一体”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以法律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势在必行，通过法纪的“他律”来提升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自律”，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法制化建设进程。

3.构建全方位的道德教育模式，加强公民的道德和法制教育

将法律和道德相结合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各国历来重视学校教育，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新加坡政府不仅重视学校教育，而且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通过立法将家庭道德内容纳入法制化轨道以强化公民的家庭意识和责任，同时开展社区精神教育，把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当作由点到面的重要环节来抓，定期开展社区文明礼貌活动来加强人们之间的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加深邻里感情。我国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但对家庭和社区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近些年我国出现一系列家庭伦理道德问题及社会冷漠度加深问题。因此，必须构建全方位的道德教育模式，将家庭、社会与学校紧密联系，形成目标、方向一致的三位一体的道德法制教育体系，不断提高公民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水平，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培养公民在法制约束下的文明行为习惯，为我国法德兼治的治国方略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效果。

参考文献：

[1]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69.

[2]夏家春.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特色及对我们的启示[J].学术交流，2009，（3）.

（责任编辑：许广东）

作者：柳向乐　樊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