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视域下科技发展论文

[摘要]18世纪末，朝鲜朝的朴趾源与英国的马戛尔尼随各自国家的使团先后来到中国，均游览北京、热河等地，并且回国后留下访华游记，即《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其中相同或不同的中国形象，影射着同一时期东西方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异同。两部游记分别塑造了不同的中国形象，使朝鲜朝和英国选择了全然不同的对华政策，从此彻底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世致用视域下科技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世致用视域下科技发展论文 篇1：

书院学规的当代价值谈

摘   要：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教育机构，书院学规是书院教学活动和管理事务开展的依据和目标。通过分析岳麓书院学规内容，重德育、勤思辨和广涉猎是三个主要内核。以立德树人、培养创新复合型人才为核心的人才培养观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历史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的教育理念。

关键词： 学规   岳麓书院   当代价值

1.书院

书院现于唐，盛于宋，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教育机构。虽然自成一体，有别于官学和私学，但因在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辉煌成就而在中国教育及文化史上地位显赫。有学者将之视为中国最早的大学。学规是书院所订的规程章法，用以规范约束生徒[1]（117-119），是书院教学与管理的体现，对书院各项活动的开展起着纲领性的引导作用。南宋时期，全国形成以四大书院为代表的书院制，其中岳麓书院因办学成就之大、影响最大名列四大书院之首。深刻挖掘岳麓书院学规的内涵及当代价值对新时代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启示作用。

2.岳麓书院兴起及成就

岳麓书院以唐末僧人割地建屋办学为雏形，北宋初年由潭州太守朱洞主持正式创建。南宋时期全国书院兴起，各地林立，岳麓书院地处偏僻，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却能脱颖而出，位居全国办学先列，显然离不开书院管理者的苦心经营和学生的勤奋好学。

书院的管理者称为山长，负责书院的教学与行政。岳麓书院有据可考的山长有55位，大多是著名的学者或优秀的教育家，对书院的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起着决定性作用[2]。岳麓书院有记载的第一位山长是周式，周式的品行与学识得到宋真宗的欣赏，获赠御书“岳麓书院”匾额;南宋时期山长张栻与朱熹的朱张会讲使得岳麓书院扬名全国，进一步确定四大书院之一的地位。元明时期战乱四起，书院经历反复修建。至清朝，随着清政府对书院态度由消极到积极扶持，岳麓书院再次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康熙与乾隆分别御书匾额“学达性天”“道南正脉”，肯定了岳麓书院传播理学取得的重要成绩。

岳麓书院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传播理学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张栻师承胡宏，后者是理学二程的三传弟子。张栻的学术思想主要以“名人伦，辨义利、重力行”为特色，以二程为正宗[3]。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朱张会讲及后来他在长沙任职为官期间为振兴岳麓书院而制订的各项措施为理学兴起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朱张之后，他们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在岳麓兴学，推崇朱张因而奠定了朱张之学在岳麓的正宗地位[2]。理学在岳麓书院得以继承和发展，并为后来湖湘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岳麓书院历经千年，培养的学子无数。不但术业有专攻，学术成就斐然，而且在国家危难时刻体现出的经世致用、爱国精神更是令后人敬仰。在元兵攻打潭州战中，岳麓诸生毅然放下书本，荷戈登城，参加战斗，绝大多数学生都在这场守城战斗中壮烈牺牲[2]。明亡之后，悲愤不已，写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隐居潜心治学的王夫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凭一己之力中兴清王朝的曾国藩，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大使郭嵩焘，近代以来的革命志士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都是岳麓学子的杰出代表。

3.岳麓书院学规及内涵

学规亦称学约、学则、学箴、规约、训约、训规、会规、揭示、堂训、堂规等。南宋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撰写的《岳麓书院记》[2]从教育目的、教学方法等方面明确书院教育的宗旨，被视为书院的教育大纲。1179年，朱熹为白鹿洞书院亲自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该学规被后来学院视为学规经典。1194年，朱熹任职潭州。为兴复岳麓书院，他将《白鹿洞书院揭示》改名《朱子书院教条》并颁布，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2]。后任山长李文炤、房逢年、王文清都曾续订学规，为岳麓书院人才培养的延续和稳定做出了贡献。岳麓书院学规历经增补，学规内容的演变呈现出由抽象到具体的变化。学规内容虽具体不一，但主题核心未变，都是历任山长多年研学、治学之道的体现。

3.1重德育。张栻的《岳麓书院记》全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即教育目的不是“为利禄”或“言语文辞之工”而是“传道而济斯民也”，强调教学的根本是“人伦明、小民亲”。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首条就以五教之目为例教育大家为学、修身、处事、接物均应有所持循。朱熹认同教育之目的在于“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不是为“钓声名取利禄”。李文炤在学规中首先规定游手好闲、不自重者不收，将学生的品德考察摆在首位。王文清制订的学规首要强调孝道、人伦之理和为人处事的原则。这些内容都说明书院教育重视德育，将“德”置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首位。事实上，中国书院崇道德的教育理念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4]。中国古代社会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以立德为上[4]。

3.2勤思辨。思辨能力是近年来教育界探讨的热点话题。目前对思辨能力的研究比较丰富。通常思辨能力在情感态度层面指：勤学好问，相信理性，尊重事实，谨慎判断，公正评价，敏于探究，持之以恒地追求真理。在认知技能层面，思辨能力指：能对证据、概念、方法、标准、背景等要素进行阐述、分析、评价、推理与解释[5]（1，23）。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学者就已形成一系列教育治学思想，记载于《礼记·中庸》。其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体现了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求真求实的过程，思辨既是一种学习态度又是学习方法。朱熹据此引用，记入《白鹿洞书院揭示》并强调学、问、思、辨才能提升做学问的广度和深度。李文炤鼓励学生有疑即问，质疑以求是，而且强调知行合一的重要性，“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也”。王文清在《读经六法》中的后三条“疑义、异义和辨义”强调学习不能盲从，要有批判性思维。今天我们对“思辨”教育的反思与研究实际上体现了对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传承。

3.3广涉猎。书院是学术研究之所，同时是学术传播之地。朱张会讲为两人学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会讲之后，朱熹的一些学术观点发生了变化，张栻后来的很多观点接近朱熹[2]。书院归根到底是一个教育机构，人才培养是办学宗旨和根本任务。山长是书院的灵魂人物，山长的修养、气度与学识直接关系着书院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地以人而重也”。清朝乾隆年间出任山长的王文清，在當时国力已然由盛转衰的环境下提出“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要求学生不仅学习内容广泛，还应关心社会时事，以天下为己任。不同发展时期提出的学规都强调广泛涉猎、触类旁通的重要性;强调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最终这一特色演变为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特质，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无湘不成军”的豪情壮语。在国际交往频繁、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今天，古人的教育思想对当代人才培养有着很好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4.岳麓书院学规的当代价值

教育以育人为本。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继承、发扬和创新教育理念是新时代教育面临的新挑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是国之大家、党之大计。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義。

4.1立德树人。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全国教育大会等多起重要讲话中阐述“德”之内涵，强调立德树人融于教育体系每一个环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立德”就是引导青年学生“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树人”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欲成才，先成人;要树人，先立德[6]。立德树人是古今无数学子成才实践之路证明的宝贵经验，更是对我国千年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发展。

4.2创新人才。思辨能力是指分析、综合、判断、辨析、反思、质疑、预测及信息查询、逻辑推理、转化知识的能力[7]（61-62）。思辨与创新关系紧密。唯有思辨，才能促创新求发展。创新是一切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现代社会知识更新迭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高校应该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国家所需、时代召唤为导向，承担好人才培养的重任。开展创新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就要真正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思辨能力为基础，以创新平台为手段，激发学生的创新发展意识，实现从被动学到主动学的转变，将思辨与创新能力培养贯穿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4.3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是一种既有“通才”的广博知识，又有“专才”的“专、精、深”特点的，拥有“复合性”“多样化”“多维度”的高层次、高质量人才[8]（73-76）。《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文件一再强调着重复合型人才培养。这些都为高等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指明了方向。在社会产品不断以高精尖为标准改造升级的同时，产业合作、学科合作更加紧密频繁。以往的单一型专才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因此，转变人才培养方式，从单一型到复合型是大学教育顺应时代潮流，履行并完成自身教育使命的重要举措。“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还是马克思“全人教育”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践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终极目标。。

综上所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时刻，以立德树人、培养创新、复合型人才为核心的人才培养观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历史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的教育理念。

参考文献：

[1]唐卫平.古代书院学规的教学论思想探微[J].船山学刊，2010（3）.

[2]朱汉民.岳麓书院[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

[3]江堤.山间庭院[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

[4]程嫩生.中国书院文学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孙有中.外语教育与思辨能力培养[J].中国外语，2015（2）.

[6]张俊宗.以立德树人构筑中国大学自信[EB/OL].https：//news.gmw.cn/2018-10/23/content_31803153.htm.

[7]赵辉辉.在高校外语教学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J].中国高等教育，2020（18）.

[8]李宁宁.系统科学视域下的复合型人才观——以赵元任的教育实践为案例[J].系统科学学报，2021（1）.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汉语国际推广中融入湖湘文化的研究与实践”（XJK19CGD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冷琳

经世致用视域下科技发展论文 篇2：

18世纪访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摘要] 18世纪末，朝鲜朝的朴趾源与英国的马戛尔尼随各自国家的使团先后来到中国，均游览北京、热河等地，并且回国后留下访华游记，即《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其中相同或不同的中国形象，影射着同一时期东西方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异同。两部游记分别塑造了不同的中国形象，使朝鲜朝和英国选择了全然不同的对华政策，从此彻底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一国的国际形象不仅在本我与他者的视角下存在差异，而且在东西方他者视角下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关键词] 《热河日记》；《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国形象；镜像自我

[收稿日期] 2021-01-06

[基金项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中韩比较文学视域下的实学研究》，项目编号：202143。

[作者简介] 1.李雪景，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韩国（朝鲜）文学与比较文学；2.徐永彬，文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韩国（朝鲜）文学与比较文学。（北京 100029）

18世纪末期，朝鲜王朝的朴趾源（？？？， 1737—1805）与大英帝国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随各自国家的使团先后来到中国①，均经由北京至承德避暑山庄，以祝寿为由觐见乾隆皇帝。回国后，二人分别根据自己的中国体验创作访华游记，即《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A Journal of Embassy to China）》。纪行文学作为一种文体，不仅具有美学价值，更能够“补史之阙”。同一时期，来自“千年邻邦”的朴趾源与“千里之外”的马戛尔尼，从东西方他者视角观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二人笔下百科全书式的游记，对研究18世纪末期的中国及其国际形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些学者指出，中国的“燕行录”研究主要以中国认知为中心，缺乏世界视角，所以必须将其纳入东亚语境乃至世界语境中去分析。[1]（105）因此，本文将对《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其异同及原因，重新审视作为形象学意义上的“异国”——中国，以及作为镜像中的“自我”——朝鲜朝与英国，还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东西方，从而为当下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访华游记折射出的中国形象

（一）国民性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国民形象往往是其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朴趾源与马戛尔尼在各自的访华游记中所刻画的“中国人”形象鲜活生动，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评价也颇为深入，因此两部游记是了解18世纪末期中国“人”的重要依据。由于朴趾源熟识汉字，可与中国人直接进行笔谈交流，因此《热河日记》对其形象的塑造更为丰富。马戛尔尼则由于不懂中国语言文字，其对中国人的信息主要依靠自身观察或通过不甚畅通的翻译获取，所以《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难免存在一些误读，但也不乏客观深刻的内容。

马戛尔尼在谈到中国人的品性时表示：“中国人民是极坚强的民族，能吃苦耐劳，对生意买卖和种种赚钱的手段十分感兴趣；即使在最艰苦的劳动中他们也快活而且喜欢交谈，并非安静平和的人。”[2]（11）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是坚强勤劳的民族，并且懂得苦中作乐，在贫困的生活和艰苦的劳作中也可以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种国民性造就了中国曾经的辉煌，这种分析在某种意义上的确符合历史事实。

朴趾源也看到了中国人的勤劳智慧，但他从中悟出的則是“利用厚生”之道：“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行，虽牛栏豚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庤亦皆精丽如画。嗟呼！如此然后，始可谓之利用矣，利用然后可以厚生，厚生然后正其德矣。”[3]（12）朴趾源感叹在中国猪圈、牛栏、柴堆，甚至粪便也是可利用的资源。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生活井然有序、有条不紊，正是这种善于利用资源的智慧与稳定的社会秩序成就了清朝的繁荣发展。《热河日记》中多处出现对清朝市井街道繁荣景象的描述：“缓步出门，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房连互辉煌，皆雕窗绮户，书栋朱栏，碧榜金扁，所居物皆内地奇货。”[3]（15）商业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商人的活动，游记所描绘的中国商人形象也值得探讨：“有秀才五人，伴居开铺，皆年少美姿容……又入一铺，皆远地士人新开锦缎铺，铺名歌商楼，共有六人，衣帽鲜华，动止视瞻俱是端吉。”[3]（38）朴趾源眼中的中国商人儒雅端庄，他将这些人称作“秀才”及“士人”。究其原因，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的工商业发展迅速，商品流通扩大，使得市镇勃兴，因此只要有利可图，很多士人愿意放弃仕途而从事商业。[4]（73）《热河日记》中的相关书写也是对当时这种现象的有力考证。

朴趾源在其游记中，强烈地表现出对于中国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的艳羡之情，而马戛尔尼却对此不以为然：“马可·波罗在13世纪访问中国时，中国人已达到他们文明的顶峰……在这过去的150年，没有发展和进步，甚至在后退，而在我们科技日益前进时，他们和今天的欧洲民族相比较，实际变成了半野蛮人。正是因此他们保持了半罐子水通常有的自大、自负和自傲。”[2]（6）马戛尔尼客观冷静地重新审视貌似强大的古老东方帝国，并直言中国在过去的几百年来毫无发展、甚至倒退，在他看来中国人盲目“自大、自负、自傲”的性格，导致了清王朝的故步自封，并将一个坚强勤劳的“开化民族”逐渐倒退成“半野蛮人”。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自满于帝国的繁盛，闭目塞听，对世界局势变化一无所知，“华夷之辨”的文化优越感根深蒂固。因此，清朝的统治阶级即使看到英国的先进发明，仍嗤之以鼻，认为那只是“蛮夷”的奇技淫巧，对马戛尔尼使团的贸易等请求置之不理，并一味强调中国的壮丽山河及地大物博。

（二）风土民情

除了对“中国人”的关注，朴趾源和马戛尔尼对中国的风土民情也是不惜笔墨的。中国古代礼节繁缛，“跪拜”是常见礼节之一。《周礼·春官·大祝》记载：“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5]（154）对于“跪拜”问题，朝鲜朝及英国的使团均与清廷发生了争执，但其原因却不尽相同。在热河，朝鲜朝使臣在叩拜乾隆皇帝后，应其要求前往扎什伦布参见班禅额尔德尼。朝鲜朝使团坚决不愿参拜班禅喇嘛，并与清廷礼部就此事争论不休。《热河日记》将这一过程描写得极为详实：“使臣朝既，争之礼部曰：拜叩之礼行之天子之庭，今奈何以敬天子之礼，施之番僧乎？争言不已。礼部曰：皇上遇之以师礼，使臣奉皇诏，礼宜如之。使臣不肯去，坚立争甚力。尚书德保怒，脱帽掷地，投身仰卧炕上，高声曰：亟去亟去。手挥使臣出。”[3]（185）最终，朝鲜朝使臣迫于压力而妥协，虽然参见班禅，却并未行跪拜礼，清朝礼部亦未追责，争论由此告一段落。

与朝鲜朝使团不同，英国使团则断然拒绝按照贡使觐见皇帝的惯例，对其行三叩九拜的君臣之礼。在多次交涉后，马戛尔尼提出，在他跪拜乾隆皇帝的同时，与其品级对等的清朝大臣需对英王画像行同样的跪拜礼，但清廷并未接受该提议。[6]（130）英国使团的主计员巴罗①对此事评论道：“一位使臣拒绝在公开场合履行屈辱的礼仪，这桩新鲜事定会给皇帝陛下身边的人带来强烈的震撼……他们不喜欢英人的顽固不化，但是他们仍不敢把我们安置在马厩，也不认为应该坚持要求英人行不合理的跪拜礼……由此他们现在相信，他的到来不是向中国皇帝进贡。”[2]（127～129）英国人不认同中国的跪拜礼节，认为这是一种“屈辱的礼仪”，并且强调中英两国是平等的独立国家，英国不是中国的藩属国，更不是来向中国皇帝进贡的，此次访华是一种对等的外交行为。

除了“跪拜之争”，朴趾源和马戛尔尼还同时关注到“缠足”这一独特的风俗习惯。《热河日记》中记录了朴趾源与清朝士人讨论“缠足”的对话：“贵国妇人亦缠脚否？”曰：“否也。汉女弯鞋不忍见矣，以跟踏地，形如种麦，左摇右斜，不风而靡，是何貌样！”“貌样不雅，行步不便，何故若是？”“三河、通州之间，白头丐女满鬓插花，独自缠脚，随马行丐如鸭饱食，十颠九仆。以愚所见，还不如鞑女远甚。”[3]（132）作者对于当时的“三寸金莲”表示无法理解，对缠足的女性更是表示深切同情。与其交流的清朝士人解释说缠足最初始于宋代，大清定鼎中原后，汉人女子为使自己区别于满人，更加执着于缠足。但是，朴趾源始终认为缠足不但“貌样不雅”，而且使人行动不便，在《热河日记》中委婉地表达出对于这一陋习的反对态度。[7]（377）

马戛尔尼对缠足的批判则比朴趾源更为直白：“至今鞑靼妇女的足仍然任其自然，没有像中国女人那样缠足……他们总是巧妙设法牢牢控制女性，让她们留在家里，这个好方法肯定叫她们难以出外逛荡。把人体的一部分弄成残障，并不比整个割掉另一部分更古怪。”[2]（13～14）他对缠足这一风俗习惯表示惊讶，认为这是可怕、古怪的陋俗，也是束缚女人的极端方式，从而进一步批判清朝社会对女性的控制与压迫。当时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卑微，男权社会和封建礼教对女性人权的漠视和抑制映射在风俗、婚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而这种被“他者化”的中国女性形象则通过“风俗”这一媒介，鲜活地展现在东西方使臣的访华游记之中。

综上所述，朴趾源与马戛尔尼在各自的游记中详细记录了当时清王朝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风俗、艺术、科技等多方面的情况。朴趾源不禁感叹大清帝国的“盛世”，从而批判相比之下落后孱弱的朝鲜朝社会，表现出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马戛尔尼则毫不留情地揭穿“盛世”背后的衰亡征兆，并大肆宣扬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字里行间流露出殖民扩张的野心。这两部游记对朝、英两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在当时的朝鲜朝曾风靡一时，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这应归功于作者生动幽默又不失深度的文学创作技巧，但也侧面反映出当時朝鲜人想要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行程在当时的英国也是耗资巨大的“大事件”（东印度公司资助7.85万英镑），因此《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作为英国使团使华观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备受关注。该游记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影响是震撼性的、颠覆性的，可谓直接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朴趾源与马戛尔尼在同一时期来到中国，面对同一现象，书写与评价有时存在共识，有时却迥然相异。《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相同或不同的中国形象背后，实则隐藏着这一时期传统封建制度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巨大差距。
二、中国形象背后的东西方差异

朴趾源与马戛尔尼笔下“中国形象”的异同原因，可以从作为“镜像自我”的朝、英两国不同历史语境中去寻找答案。对“他者”形象的塑造过程也是审视“自我”的机会，“他者”如同一面镜子，透过它能够更清楚地洞察“自我”。形象学大师亨利·巴柔指出：“我想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的，这些模式和程序均现存于形象。”[8]（30～38）《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的中国形象也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程序而重组的，因此二人的文学作品所折射出的正是18世纪末期东西方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

（一）国情

朝鲜朝（1392—1910）是朝鲜半岛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部分时间其作为明清两朝的朝贡国而存在。“壬辰倭乱”（1592—1598）及“丙子胡乱”（1636—1637）两次大规模战争是朝鲜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战争使国家成为一片废墟、民不聊生。朝廷内部更是党争激烈，全国上下动荡不安，依赖森严阶级制度而建立的社会秩序出现紊乱。当时的朝鲜朝在各方面显然要远远落后于清王朝，因此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高度评价并详细介绍清朝先进的制度、科技、车船、工艺等等，从而提出自己的北学思想。例如，当他看到中国精致的纸笔，不禁自叹不如：“纸以洽受墨光、善容笔态为贵，不必以坚忍不裂为德。徐渭谓高丽纸不宜书，惟钱厚者稍佳，其不见可，如此，不硾则毛荒难写，捣炼则纸面太硬，滑不留笔，坚不受墨，所以纸不如中国也。……所以笔不如中国也。”[3]（85）作者通过燕行，亲眼目睹了朝鲜朝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差距。因此，他在访华游记中强调朝鲜朝学习中国科技与制度的必要性，这也是朴趾源创作《热河日记》的宗旨所在。

朴趾源在游记中也表现出对自己国土和民族深厚的情感，但更多的是对它的客观分析与批判。譬如，收录于《热河日记》的短篇小说《虎叱》和《许生传》将代表朝鲜朝两班士大夫阶层的“北郭先生”与“李公”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腐朽无能、虚伪可耻的典型人物形象可谓是朝鲜朝社会没落两班阶层的缩影。但是与此同时，小说还塑造了具有社会改革才能的“许生”这一理想化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作者渴望改变朝鲜朝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两部小说中朴趾源所塑造的上述人物形象，是在封闭僵化的朝鲜朝历史语境下产生的，正如《许生传》所言：“朝鲜，舟不通外国，车不行域中，故百物生于其中，消于其中”[3]（311）。高丽朝（918—1392）末期，对外贸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进口商品的流行导致社会奢靡之风盛行，贸易发展也使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受到挑战。因此，李氏朝鲜建国后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推行农本主义，实施闭关锁国政策，试图重建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一政策不仅直接导致朝鲜朝经济逐渐失去活力，更使整个国家走向极端保守的道路。

马戛尔尼对中国的工艺技术等方面也给予了肯定：“中国人擅长各种工艺，特别是丝绸和某类棉布的制作……他们水平最高的是陶瓷技术。”[2]（64）但是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自然科学、交通工具等其他方面大多都是相当落后的。这与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早在中世纪，英国的议会便具有一定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进入17世纪后，斯图亚特王朝（House of Stewart， 1371—1714）为扩大君主权力而宣布取消议会，这种专制统治导致社会矛盾加剧，英國资产阶级革命随之爆发。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标志着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并确立了君主立宪制。18世纪60年代，以瓦特蒸汽机的发明为开端的工业革命，更是使英国领先于他国，率先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马戛尔尼十分自豪于英国的科技发展，在其游记中表示：“皇帝拥有价值至少200万英镑的各种玩具、珠宝、镜子、自动乐器及其他物品，各种仪器、微型宇宙仪、钟、表等等，都是英国制造。”[2]（60）除了英国制造，他还提到中国的天文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也远远落后于英国，但中国人对此却无动于衷。由此，他认为中国人“盲目自大、虚伪傲慢”。《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所折射出的英国是一个正在强势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马戛尔尼眼中的封建王朝必然显得十分落后和无序。

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此行的真正使命。中国拥有辽阔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必然是英国的首选目标。17-18世纪，英国已经开始大肆开拓市场、掠夺海外殖民地，逐渐显露称霸世界的勃勃野心。这些情况在游记中亦有所体现：“我们的印度殖民地跟中国的贸易，这种贸易对我们大有关系，值得特别重视和安排……孟买的棉花和孟加拉的鸦片现在中国的需求量很大，鸦片成为南方诸省普遍的需要。”[2]（59～60）

（二）意识形态

两国截然不同的国情，固然对朴趾源与马戛尔尼笔下同一时期不同的中国形象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更为根本的影响因素是两国不同的文化氛围及意识形态。朴趾源与马戛尔尼均出身贵族家庭，受到良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各自国家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识形态。访华之前，二者均对中国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想象。

长期以来，英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马可·波罗游记（Livresdes merveilles du monde）》与耶稣会给欧洲人塑造了神秘东方的形象，启蒙思想家更是将中国推向精神理想化的高度，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马戛尔尼也成为了“中国迷”。不过，访华并亲眼目睹中国的“真面目”之后，他却大失所望。正因如此，《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对于中国社会的描写多数是消极和负面的。17世纪的欧洲是理性的时代，启蒙思想迅速传遍整个欧洲大陆，而作为拥有牛顿、洛克、斯密、休谟的国家——英国也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进步思想的引领下，18世纪的英国已然成为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自由、最宽容的国家”[9]（143），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据此，不难理解面对跪拜礼这一问题，深受启蒙思想洗礼的马戛尔尼为何坚决主张英国与中国是平等国家，并以保持尊严为由拒绝对清朝皇帝下跪。在此礼仪纷争的背后，实则隐藏着中英两国在认知上难以逾越的鸿沟。当然，这与英国人的宗教信仰也不无关系，《圣经·列王纪下》中耶稣有言：“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事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10]（622）

朝鲜半岛自古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甚至以“小中华”自居。加之这一时期，朝鲜朝已经接受清朝的宗主国身份，因此朝鲜朝使团认为跪拜清朝皇帝并无不妥。不过，朝鲜朝自建国以来，以儒家思想为立国之本，全面实施“崇儒抑佛”政策。因此，跪拜佛教人士有悖于当时朝鲜朝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11]（95），这正是朝鲜朝使团不惜与清廷产生争执，也拒绝叩拜班禅喇嘛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朴趾源对班禅等中国藏传佛教人物形象的塑造难免掺杂个人的感情色彩和偏见。他眼中的班禅“瞳子重晕，阴沉窅冥”，毫无英俊之气，说话“语响殿宇，如呼翁中”[3]（184）。另外，朝鲜朝在经历两次战乱之后，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反思。其中，部分进步士大夫逐渐批判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性理学，这时主张“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想应运而生。实学思想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其中“北学派”实学家更是试图脱离“华夷观”的思想束缚，倡导北学清朝，大力发展工商业。而朴趾源作为“北学派”的代表人物，必然对中国充满理想化的憧憬。例如，对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描述中，作者词藻极尽华丽，文中出现诸多如“金黄”“奢丽”“富贵”等意象。[12]（6）《热河日记》中对清朝的形象塑造多数是正面的，甚至具有一定的夸大成分。朴趾源眼中的清朝或许确实强盛繁华，不过这也是作者有意为之，他想要向朝鲜朝社会传达的正是如此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以此达到他“北学中国、强邦富民”的目的。

（三）女性意识

对于“缠足”等女性问题的态度上，朴趾源作为进步文人，在其《烈女咸阳朴氏传》等短篇小说中，展现出较为开放的认识。小说通过讽刺女性守寡现象，揭露朝鲜朝社会不合理的制度与风俗。然而，他也并未完全摆脱传统理念的思想桎梏[13]（55）。例如，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为清朝人介绍朝鲜朝的时候言道：“敝邦虽僻居海陬，亦有四佳。俗尚儒教，一佳也；地无河患，二佳也；鱼盐不藉他国，三佳也；女子不更二夫，四佳也……名为士族，则虽甚贫穷，三从既绝而守寡终身。”[3]（131）朴趾源认为，朝鲜朝“四佳”中的一项便是“女子不更二夫”，朝鲜朝存在女子由于无法改嫁而终身守寡甚至自尽的情况，整个社会对女性的约束与压迫十分严重。其实，这种所谓“烈女”形象就是朝鲜朝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一种标签。不过，朴趾源虽以朝鲜“女子不更二夫”的风俗为荣，但又通过文学作品对此进行讽刺；对清朝妇女的缠足持否定态度，但却并未进行直接批判。从中可以窥见，朴趾源作为封建贵族男性，来自身份与认知之间的矛盾与困惑。

当马戛尔尼看到清朝女性的“缠足”时，也联想到了自己的祖国：“我们或许没有完全摆脱我们自己的这类小蠢行……英伦流行细腰、群褡、紧身带，妇女的身材从胸部到臀部变得纤细，以致碰一下都有从中断裂之危。腰围测量超过18英寸的妇女被认为没有价值。”[2]（15）马戛尔尼使团的巴罗也评论道：“在我们幸福的岛上，妇女的才能仅在伊丽莎白女皇治下才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个朝代之前，我们的祖先对她们态度粗暴。在威尔士，妇女是卖给男人的。在苏格兰，妇女不能出庭作证。”[2]（205）这一时期英国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物化也十分明显。虽然当时的英国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女性仍旧没有选举权。在威尔士妇女甚至可以被买卖。马戛爾尼对此表现出了无奈，他强调自己无意为此辩解，同时再次阐明清朝妇女的缠足是违背人道主义的。不过与朝鲜朝不同的是，伊丽莎白时代以后，英国的女性问题已经开始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因此马戛尔尼也能够在游记中批判中英两国社会对妇女的控制与压迫，并提出较为进步的女性意识。
三、结语

本文通过比较同一时期由朝鲜人与英国人创作的访华游记——《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从东西方“他者”视角，解读18世纪末期更为立体化的中国形象，从而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值得关注的是，在面对中国的同一事物或现象时，朴趾源与马戛尔尼的评价有时大相径庭，有时却不谋而合，其中有真实、客观的内容，亦有想象、偏颇的成分。二者不约而同地对中国的工艺与国人的勤劳给予正面评价，而对缠足等风俗却持批判态度。朝鲜朝与英国的使团皆与清廷发生过“跪拜之争”，但其争论的焦点与原因却大不相同。马戛尔尼笔下的中国人勤劳乐观，但又自大自傲，他认为这种国民性导致中国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看似强大的古老帝国已然危机四伏。朴趾源则认为中国人智慧儒雅，生活井然有序，这种品性成就了中国的繁荣强盛，因此朝鲜朝应“北学中国”，实现强国兴邦。如此相同或不同的中国形象，其背后映射的是作为“镜像自我”的朝鲜朝与大英帝国。《热河日记》中的朝鲜朝落后封闭，封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实学家的朴趾源立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对朝鲜朝的现实加以讽刺和批判。《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所折射出的大英帝国则生机盎然，逐渐崛起的“日不落帝国”形象若隐若现。作为资深外交官，马戛尔尼立足于本国利益，试图打开中国市场，以满足英国的发展需要。访华之前，朴趾源与马戛尔尼均对中国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想象。然而，访华并亲眼目睹中国的“真面目”之后，二人的异国想象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朴趾源更加坚定自己的北学思想，而马戛尔尼却大失所望。

《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相同或不同的中国形象背后，实则隐藏着这一时期，传统封建制度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也为近代以后，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全面殖民侵略以及霸权话语建构埋下了伏笔。两部游记向各自国家传达了不同的中国形象，通过这种异国形象与自我的比较，朝鲜朝与英国在访华游记问世后的一个世纪，做出了全然不同的对华政策：朝鲜朝继续接受清王朝的宗主国身份，大英帝国则选择用坚船利炮打开清王朝的大门，并从此彻底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由此可见，国家形象的塑造有时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国的国际形象不仅在本我与他者的视角下存在差异，而且在东西方他者视角下也会存在一定的距离。目前，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他塑”，仍旧存在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问题。因此，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应加强与他国的交流沟通，注重“从周边、从他者”的视角审视自我，避免在国际社会中产生误读与误解，致力于塑造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而这对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稳定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金柄珉、金刚：《对中国“燕行录”研究的历时性考察》，《东疆学刊》，2016年第1期。

[2] [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3] [韩]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4] 马靖妮：《〈热河日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5] 吕友仁主编：《周礼》，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

[6] 廖迅乔：《国书与表文背后的话语权力——马戛尔尼使团国书翻译的批评话语分析》，《外国语文》，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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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9] [美]罗兰·N·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10] [韩]闵永镇主编：《圣经》，首尔：大韩圣书工会出版社，2004年。

[11] 孙萌：《古代朝鲜的佛教统治与佛教故事的盛衰》，《复旦学报》，2015年第2期。

[12] 李岩：《朴趾源“热河日记”的北学意识和实业方略》，《东疆学刊》，2007年第1期。

[13] 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责任编辑 朴莲顺]

① 朴趾源作为子弟军官，于1780年随朝鲜使团访华；马戛尔尼作为正使，于1792-1793年带领英国使团访华。

① 巴罗是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主计员，负责为英国使团制作航海图与路程图，他所撰写的《中国行纪》用意在于补充马戛尔尼勋爵的记录，其所著内容丰富详实，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作者：李雪景 徐永彬

经世致用视域下科技发展论文 篇3：

徐光启科技翻译的启示

[摘 要] 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著作，引领了中国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潮流。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特色是“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与同西洋远臣龙华民、邓玉函等，日逐讲究翻译”。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实践在本土化翻译策略、翻译战略规划、严谨翻译态度、合作翻译的方法、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途径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徐光启;科技翻译;本土意识;战略思维;科学精神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明末科技翻译的代表人物徐光启（1562—1633）翻译或编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和《崇祯历书》等学术著作，“成为最早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并将它介绍给中国人的科学家”[1]，引领了中国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潮流，是中国科技翻译的奠基者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先驱。

21世纪的翻译事业迅猛发展，翻译教育方兴未艾，科技翻译成为信息时代的重要交流渠道，无古不成今，观今宜鉴古——“任何一门学科的进步都离不开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2]。围绕徐光启科技翻译实践和“会通”翻译思想，本文的研究目的是：（1）回顾研究文献，清楚地认识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研究现状和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2）审视中国科技翻译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分析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本土意识、战略思维和科学精神，发掘徐氏翻译实践及思想的现代价值;（3）借助对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研究，探索“研究翻译人物、超越翻译人物”和“研究历史、回归现实”的实现途径，尽力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日趋关注翻译历史人物的现实意义，有关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两类：（1）学术专著。代表性的有Mona Baker所撰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马祖毅所撰《中国翻译通史》，罗新璋、陈应年所撰《翻译论集》等。（2）科研论文。截至2011年，CNKI收录的研究或论及徐光启科技翻译的论文共130篇，典型的有吴进的《翻译·会通·超胜——徐光启与中国近代科学》，张秀燕的《徐光启——中国科技翻译先驱》，张德让的《翻译会通研究：从徐光启到严复》。此外，王重民的《徐光启集》、阮元的《筹人传汇编》等为全面研究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及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日益丰富的研究文献记载、描述和展现了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成就、翻译思想和历史价值，增强了中国科技翻译史研究的衔接性，促进了科技翻译史的现代研究。然而，上述研究路径大多是“生平简介—翻译成就—翻译思想”，史实考据多、理性思辨少，记载引用多、创新挖掘少，未摆脱“为史论史”的传记式窠臼，缺少指导翻译实践的针对性。

那么，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如何用于反思和解决现实的翻译问题呢？如何借以促进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呢？下文试图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三、徐光启翻译实践对现代的启示

16～17世纪，中国的封建统治日益腐朽，自然科学停滞不前;同时，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东西方发展的巨大反差和艰难时局促使徐光启立志经世致用、富国强兵，致力于科技翻译实践并提出“翻译、会通、超胜”的翻译思想，努力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创了“西学东渐”的先河，表现出卓越的本土意识、战略思维和科学精神，对当今译界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本土意识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不失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以传统文化为历史记忆和理解资源。……从而在翻译中倾向于本土化策略”[3]。徐光启品味“Geo”（拉丁语）的科学涵义并发掘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文化符号——“几何”之内涵，翻译“Geo”为“几何”;另外，他创造出的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三角形、四边形等译名，既切合科学涵义又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接受习惯，提升了中国科技文化的水平并沿用至今。

徐光启洞察到中国文化崇尚道德哲学而忽视自然科学、注重形象思维而缺乏形式逻辑思维、突出经验和引经据典而缺乏实验的特点，故推崇“西洋实学”。徐光启的科技翻译致力于提高本土科技水平、弥补传统文化不足，他编译西洋历法时明确提出：“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4]

本土化是徐光启科技翻译的基本策略，如《几何原本》中的ABCD译成“甲乙丙丁”，《泰西水法》中的Archimedes schrauben译成“龙尾车”等，这些译文的文笔风格更像徐光启发挥母语及汉文化优势的本土创作，而基本没有露出翻译的痕迹。

本土化是译者调试或改造源语文本的文化异质、符合目标语文化的接受视野、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的翻译方式，具有文化再造性、译文明晰化和适应主体文化读者的特点。翻译本土化策略和文化身份息息相关。翻译本土化策略是彰显文化身份、增强本土文化的重要形式，文化身份是翻译本土化策略的决定因素。文化身份是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和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蕴涵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念。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各自不同和相对稳定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影响和制约了民族及个体的行为方式，译者和译文读者总是有意无意地亲近、寻求自己的文化身份及完善、增强本土文化。“翻译拥有形成文化身份的力量，创造出一种异域文化的代表，同时构建一种本土主体性，该主体性由于关注本土符号和意识形态而使得文本可以理解并发挥文化功能。”[5]“译者的文化选择与其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受主体文化的影响，许多译者大都有意无意间认同主体文化并采取一定的策略实现自己的文化选择。”[6]徐光启的文化身份是“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①他选择本土化的翻译策略也就顺理成章了。

今天，翻译成为学习和借鉴先进科技和文化精华的重要渠道。文本的译介选择应该符合国情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兼收并蓄、以我为本，内化、融入本土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并避免翻译的民族虚无主义，只有如此，才能激发全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提高国家的科技和文化实力。选择本土文化需要的文本是实现翻译本土化的必要条件，具体的翻译操作则是实现翻译本土化的充分条件。汉外互译对本土化策略的需求与日俱增。外译中需要避免洋腔洋调，Coca-Cola（可口可乐）的翻译堪称本土化翻译的范例。②引进新鲜文化因素需要运用本土化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影响目标语读者并尽力发挥翻译的最大作用。中译外需要避免“中腔中调”。翻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途径，译者须要考虑译入语的本土文化特征，译文要尽量贴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身份与价值观。 翻译须要恰当运用“文化适应策略”，竭力避免片面追求忠实的“抵抗式”翻译。 本土化具有彰显文化身份、增强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那么，本土化翻译如何面对突飞猛进的全球化浪潮并深入促进跨文化交流呢？

固然，翻译缺乏本土化意识容易导致文化虚无主义;但极端绝对的本土化翻译则容易走向文化保护主义、阻碍异质文化间的广泛交流和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促进同质化的全球化和增强异质化的本土化对立统一、依存共生，逐渐融合演变成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新趋势，个体和民族越来越体现为全球本土化的新的文化身份。全球本土化要求翻译既要贴近目标语文化、增强目标语读者的亲近感，又要引入异质因素并为目的语文化输入新鲜血液。“文化意义高度依赖于跨文化交流，相异的文化传统间的互动使目的语读者——通过跨文化想象——分享他者的经历和感受他者体验。”[7]本土化翻译承载文化他者的价值——体现着裹挟异质文化的全球化，并承认自身文化的局限——凸显着服务自身文化发展的本土化。

（二）翻译战略规划

善弈（译）者谋全局之胜，不善弈（译）者谋数子之得。翻译战略是文化战略和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全局性整体规划是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翻译的战略思维不可或缺，而国内的翻译战略意识较淡薄③，中国尚未制定与语言战略、国家战略、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翻译战略。徐光启是“善译者”，其科技翻译的国家战略和人才培养战略突破了中国传统翻译“译技”④ 的局限，对今天翻译战略规划的制定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有一定启迪。

面对明末中国科技的时代断层和中西科技发展的巨大差距，徐光启把科技翻译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 必须翻译。”[4]374

“翻译、会通、超胜”是徐光启科技翻译事业的战略核心：翻译是手段，会通是桥梁，超胜是目的。徐氏的翻译战略远见超越了唐宋以降聚焦于佛经翻译“译技”的研究和论争，尽管限于时局未能完全实现，却成为中国翻译史的转折点。

当下，翻译水平和翻译事业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及国家战略安全息息相关。中国正经历着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的历史阶段，尚缺乏完整明确的语言和翻译的国家安全战略规划，翻译教学大国和翻译资源贫国的现状与中国国家形象不相适应。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进一步认识、关注和推进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8]那么，中国的现代翻译事业需要怎样的国家战略呢？

第一，应设立统管外语及翻译事业的专门机构。翻译是最重要的外语事业，也是外语学习的主要目标。胡文仲等呼吁引导、规划外语及翻译事业的发展是实施翻译战略的当务之急。[9]第二，制定翻译战略，纳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规划。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战略路线是“翻译—会通—超胜”，最终目标和落脚点是增强中国的科技、经济、军事实力而超过西方，“惟尽用西术，乃能胜之。欲胜其术，必造我器如彼器，精我法如彼法，练我人如彼人而后可”[4]289。表现出非凡的战略勇气和远大志向。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战略路线仍然适应当今的中国。

围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发展，国家应制定翻译事业的战略规划。这个规划要基本涵盖发展翻译的战略原则、战略措施、战略目标并随着社会的发展适时调整，避免翻译事业发展的无序和盲目，让翻译界和翻译者更加清楚翻译工作的责任及努力方向，发挥翻译的长效积极作用，为促进国家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国家硬实力、实现“超胜”作出贡献。第三，创设和谐的战略环境，促进翻译的可持续发展。翻译的可持续和谐发展需要国家的战略规划、翻译界的战略视野、译者个人的战略定位协同作用，发挥综合影响力。翻译界要有迎接挑战的战略视野，发挥各级翻译协会的作用并为国家的翻译规划提供参考;加强翻译的战略研究，介绍国外翻译战略和规划的做法和经验，提高翻译规划政策和法规的研究水平。翻译者要有个人的战略定位，融个人翻译行为和国家及社会的翻译需要为一体，实现自己的翻译价值。完善的体制和法律能够激励、管理、调控翻译事业的发展，是翻译事业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早日实现翻译立法，将是翻译行业科学、规范、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使翻译行业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对外交流与发展大局的必要手段”[10]。

翻译的国家战略、翻译界的战略视野和译者个人的战略定位共同构成了翻译的战略框架。翻译战略的落脚点是翻译质量的提高，而提高翻译质量的根本途径是高水平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问题的核心是翻译人才的培养。那么，如何提高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呢？

培养和选拔精通中西科学的人才是徐光启“翻译、会通、超胜”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是复兴中国科学、缩短中西科技水平距离的当务之急;“必若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精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4]74当前，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并经历着时代转型，高水平翻译人才的紧缺和社会需求急剧增长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高水平翻译人才培养是应对翻译产业化和提高翻译质量的根本。质言之，翻译价值观、翻译知识和翻译实践能力是翻译人才培养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首先，翻译价值观的培养是良好译风形成的前提和保证。译者价值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徐光启的价值观是“经世事功”——疗救时弊、治国济民、富国强兵，这深刻影响了他的科技翻译。端正翻译价值观是翻译专业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翻译价值观教育能够避免单纯注重翻译技巧或具体的语言纠错、忽视翻译价值观的倾向。其次，翻译知识涵盖通识知识和翻译专业知识，拓展翻译知识是提高翻译能力的基础和关键。通识知识是杂学知识，徐光启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广博的国学知识和科技知识;翻译要求具有能用广博的知识解释和传递文本意义的能力。从事翻译活动的人需要不断更新通识知识;翻译专业知识则直接影响翻译能力。最后，提高翻译实践能力是翻译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指向。翻译价值观和翻译知识是软实力，翻译实践能力是硬实力。目前，一些语言服务企业非常注重应聘者的翻译实践经验，学位、学历及翻译资格证书则屈居其后，实践技能型训练是翻译企业员工在职培训的最主要内容。[11]在培养翻译人才的时候，要充分发挥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实践的训练合力及效果。文学翻译具有巨大的语言文化价值，能够培养跨文化的转换能力、想象力、创造力和审美情趣，但现代社会更需要实用性的非文学翻译，翻译教师亟需打破中国翻译教育的文学翻译传统，提高非文学翻译实践水平，培养社会急需的翻译人才。高校必须结合社会、地方的需要和自身优势培养特色翻译人才，鼓励学生结合个人的特长选择翻译领域，避免一刀切和千人一面，以满足多领域、多层次的人才需求。坚持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丰富的翻译知识为基础，勤学苦练，就能够有效提高翻译实践能力。

翻译事业需要宏观的战略思维，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战略远见对今天翻译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三）科学的翻译精神

徐光启融西学翻译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为一体，徐氏的科技翻译表现出科学的翻译精神：严谨的翻译态度、合作翻译的方法、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验证。

1.严谨的翻译态度

严谨的翻译态度是造就科技翻译佳品的重要保证。翻译能力是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根本，翻译态度是译者的必备素质和译作质量的保证。正是这种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成就了《几何原本》等不朽译作。今天的不少翻译人员认为自己是外语专业科班出身，自认为精通外语和母语，或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或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失却了兢兢业业的翻译态度，导致不少翻译质量问题，严重损害了翻译效果乃至国家形象。近年来，机器翻译大大冲击着翻译态度及价值观，在一些人心目中，“有电脑、会上网就能做翻译”的偏颇认识有增无减。信息时代跨国交流日益频繁，人工翻译的费时耗力和迅速增长的翻译任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翻译在某些翻译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提高翻译效率、解放人工翻译的有效渠道。但自然语言的无限灵活性和翻译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机器翻译运用的有限性和辅助性。因此，高强度、高质量翻译任务的完成不仅需要发挥译者个体的创造性以及译者之间或部门之间的合作，还需要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的配合，以此更好地避免翻译的“机器依赖症”。

2.合作翻译的方法

合作翻译方法是译者科学精神的重要反映，团队合作能集思广益、提高翻译的效率和质量。当年徐光启和传教士的合作，首创了中外译者合作的科技翻译方式。“先生（徐光启）就功，命余口传，自以笔授焉”[12]、“与同西洋远臣龙华民、邓玉函等，日逐讲究翻译”[4]343等记载是徐氏合作翻译方式的真实写照。时代发展至今，可以说“翻译者不再是高校教师而是专职的翻译工作人员（译员），翻译的形式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的大兵团作战，翻译的内容也不局限于文学作品等的译介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13]因此，合作翻译是必然的选择。翻译的本质决定了译者更擅长将外语译成母语，合作翻译之于外译中特别是中译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外翻译者合作则更能提高中译外的水平。中外人士合译中国文献的优势是：加深对原作的理解，减少信息传递的差错;增强译文的流畅程度，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增加思想火花碰撞的机会，促进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的发展。合作翻译模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翻译事业不但不能忽视合作翻译，反而应该拓展它的运用范围。

3.超越翻译的实践验证

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验证是徐光启科技翻译的巨大闪光点。《泰西水法》的翻译和制器、实验同时进行，并记录了制器和实验的方法及结果，译成之后，徐光启又在天津采用新的水法开辟水田，进行大面积实验并获得成功;徐光启“昼测日、夜测星”，验证翻译引进的西方历法;翻译西学后他又注重引申、发展和创作，翻译《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后写成了《勾股义》和《测量同义》。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不但实现了翻译实践本身的意义——语言转换，而且超越了翻译实践本身——实现了翻译的应用价值。今日译者应当做到：（1）译有所译，翻译目的语需要的科技文献，尽力避免翻译的盲目性和译文 “无人问津”的状况;（2）译有所学，翻译是深度理解的过程，译者需要学习原文的先进技术、思想精髓或文化内涵，避免纯粹“传声筒”式的翻译;（3）译有所感，翻译是译技揣摩、思想升华的过程，译者需要不断总结、归纳翻译的方法和经验教训，避免脱离实践、玄而又玄的翻译论调;（4）译有所为，科技翻译实践须要促进翻译实践和生产生活实践的结合，验证、应用和推广科技翻译成果，使之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体现翻译实践的社会价值。

翻译是创造性的生产活动，译者是创造性的主体，需要具有科学的翻译精神，徐光启的严谨翻译态度、合作翻译方法、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途径成就了他26年的不朽翻译人生。

四、结语

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的战略论断，译以致用，精心实验。研究历史的关键是吸取经验，指导现在与未来。那么，如何进一步搜集、梳理研究徐光启的资料？如何进一步建立历史和现实的密切联系，不断发掘徐译及其思想的现实价值？如何借助传统推动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体系建设？如何学习古人而超越古人，清楚地定位中国翻译的发展趋势和现代任务？以上诸问题尚有待深入研究。

翻译《几何原本》时，徐光启说：“呜呼！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引以共勉。

注释：

① 出自《周易·系辞上》，徐光启的《泰西水法序》引以自我激励，表明徐氏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认识、同化西学的意识。

② CocaCola 1927年现身中国上海，最初的译名是“蝌蝌啃蜡”，销路不佳;1928年，CocaCola公司登报征求译名，旅英华侨蒋彝（1903—1977）的译名“可口可乐”形神兼备、音意俱美，脱颖而出。

③ 国内尚未出现研究翻译战略的专著;CNKI中，题目包含“翻译、战略”的论文共15篇，而核心期刊论文仅2篇（截至2011年）。

④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焦点是“译技”，如安世高的“义理明晰，文字冗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支娄迦谶的“多用音译”，支谦的“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 彦琮的“八备，十条”，玄奘的“五不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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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朱维铮.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译几何原本引[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302.

[13] 杨朝军. 产业化视域下的翻译硕士培养模式[J]. 中国翻译， 2012（1）：2428.

[责任编辑：夏畅兰]

Xu Guangq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s

KONG Deliang

（College of Art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Key words： Xu Guangq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local awareness; strategical thought; scientific spirit

作者：孔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