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性学前教育论文

[摘要]对2009-2014年《财政部、教育部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所列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存在的问题是：政府财政投入规模偏小，分担成本比例偏低；家庭支付能力差异巨大，分担比例偏高；社会分担能力偏弱。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财政性学前教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财政性学前教育论文 篇1：

财政部：加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

财政部：加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

财政部3月5日发布2020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对于财政政策展望，报告提出，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进一步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办学条件，支持高职院校扩招。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

（据中国新闻网3.6）

考生带手机进考场

被认定作弊

近日，广西南宁铁路运输法院公开一起考试作弊案审理情况，引发热议。广西一女子罗某在参加考试时，手机在关机状态下响起闹铃，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由此认定她考试作弊。罗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认为，无论开机与否，罗某的行为均属于考试作弊。对此，法官提醒，在参加考试前必须认真了解考场规定，严格遵守考场规则，诚信参考，千万不要携带任何考场“违禁物品”。

（据中国青年报微信公众号）

15岁少年

自学造飞机

在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艾山街道古墩村，今年15岁的亓祥硕正跟姥爷吴增希擦拭一台废旧的汽车发动机。他们把发动机清理干净并维修后，会将其安装在承载着亓祥硕“飞天梦”的直升飞机上。亓祥硕表示，他打算制作一架“袖珍型”直升飞机。目前，已经设计好草图，收集了一些废旧部件。在过去的近10年间，亓祥硕自学电工知识，利用四处搜寻到的废品，先后制作出“油浸功放音响”、手机蓝牙操纵配电板、四轮“山地摩托车”、广场舞音响等。

（据中新网3.5）

北大设电竞

高级人才研修班

近日，北京大学开设的电子竞技高级人才研修班即将开课。据悉，此次研修班系国内高校首次设立，主要针对参与电竞管理的人而非打电竞的人，旨在培养高端电竞产业领军人物。

（据人民网3.4）

高校建鸡文化

博物馆

云南农业大学创办了一个公益性的鸡文化博物馆，博物馆主要涵盖鸡的科普和文化两大板块，馆内采集制作了18个特色地方鸡标本共120余只，包括中国唯一没有尾巴的“瓢鸡”。专家称，人类养鸡历史有6000多年，鸡博物馆能让大众有文化地吃鸡。

（据梨视频3.6）

中央文明办部署开展

“童心向党”教育实践活动

近日，中央文明办发出《关于开展“童心向党”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童心向党”为主题，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从小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摘自《光明日报》3.9）

长沙小学楼顶办农场

在长沙华夏实验学校有一个屋顶农场，除了一年级，每个班级都分配了“责任田”。种什么品种，由班上孩子说了算，种下去以后的“田间管理”，也由各班负责。屋顶农场还可与劳动教育、语文、美术、科学等相融合，在劳动中学习知稼穑农桑，与大自然充分接触。种出来的绿色蔬菜也可以进行义卖。屋顶农场建成以来，深受学生和老师的喜爱、家长们的支持。

（据潇湘晨报官方微博3.7）

大学生捐1万只口罩给母校

近日，河南郑州一高校开学，大三学生郭旺采购了10000只口罩，1吨消毒水和20把喷壶，将其全部捐赠给母校。郭旺称，自己就要毕业了，所以希望为母校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批物资是郭旺用自己的压岁钱买的，父母也资助了一部分。

（据荔枝新闻3.4）

400名学霸一年免费辅导3万人次

在中南大学有一支雷锋式的学习辅导义工队伍，其由400名左右学校专业老师和学霸组成。义工们在线上和线下辅导需要帮助的同学，他们从不放假，不论是深夜凌晨还是寒暑假，只要有同学有疑问，学霸义工都会尽力解答。2020年，学霸们已累计辅导30000人次。

（据红网3.5）

中学班级设立“御史大夫”监督班干部

近日，杭州市风帆中学710班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班干部岗位“御史大夫”，负责监督班干部的值周工作，监督班干部“秉公执法”。该班班主任钟淑云老师表示，因为有同学向她抱怨觉得班干部处理班务不公平，于是，设立了这个班干部岗位。希望通过此举让同学们站在不同视角重新审视班干部、审视自己过往行为，从而促进了自己和班干部之间的理解，主动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

（摘自《都市快报》3.5）

校长将学生心声变现实

3月4日，湖南怀化市第四中学开学典礼上，因不愿按学校要求剪短发，一位女生直接冲到校长身边提意见。校长李金刚听后邀请了学校几位女老师站上主席台，给同学看老师们的发型，当着全校师生说：“如果我们的头发不是很奇怪的发型，我觉得漂亮未尝不可。”

（据长沙政法频道3.5）

央视名嘴为文科生就业支招

有网友说感觉文科生就业面窄，临近毕业季很苦恼。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如是说，“不要看得太绝对，先找到能脚踏实地开始干的工作，路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我毕业做的是打算盘、数钱，后来做新闻才发现，曾经的岗位锤炼了我严谨的习惯，我并没有虚度”。央视主持人朱广权则表示：只要你学有所长，就能自力更生，一定不要妄自菲薄！

（据央视新闻3.7）

武汉多所学校

设立爸爸接送日

3月8日，武汉多所学校纷纷设立“爸爸接送日”，成立“好爸爸联盟”。提倡每个月逢8的日子让爸爸接送孩子，组织爸爸家长会、爸爸亲子日、爸爸才艺比拼等活动，让爸爸们在孩子教育过程中展示出更多的“父能量”。

（摘自《武汉晚报》3.8）

小学老师传纸条

鼓励学生

3月4日，河南焦作某小学老师用传纸条的方式暖心鼓励学生。一学生打开老师放在自己课桌上的纸条，发现上面写着：“志超宝贝，最近表现不错，拜托继续努力一下。”看到老师的表扬，学生忍不住乐开了花，拿着纸条反复看，脸上一直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学校的张校长表示，以爱育爱是学校的教学理念，提倡老师通过爱来走进学生的心灵。老师会多样化地激励学生，传纸条是老师对学生私人定制的鼓励，是孩子和老师之间一个暖心的做法。

（据旋涡视频3.5）

贵州设专车

接送农村娃上学

为解决农村学校学生上学乘车不便、出行困难的问题，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开通了农村学校专项运输车，让农村娃上学有“专车”接送。据了解，专项运输车按照“自愿乘坐，分级负责”的原则，为有需求的农村学校提供专项运输服务。

（據新华社3.7）

藏族村庄孩子

通过艺考上大学

科巴村是青海化隆县丹霞地貌区的一个藏族村。2012年，王洪波来此支教，他发现藏族的孩子骨子里有音乐舞蹈天赋，就成立了艺术团，希望他们通过艺术走出大山。王洪波说：“孩子们在野外练压腿练下腰，零下十几度， 一待就是4个小时，也不说苦就这么坚持着。”如今，村里已有20个孩子通过艺考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

（据一手Video3.6）

高校为教职工

提供托幼服务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从新学期开始，在校园内开设了一个托育中心，依托学校的幼儿专业建设而成，为全校所有教职工提供托幼服务。老师们可以让孩子在自己的校园托幼。老师仲淑秋表示，学校为老师们解决了后顾之忧，能让大家心无旁骛的工作。

（据搜狐千里眼3.9）

财政性学前教育论文 篇2：

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现状分析及其政策建议

[摘要]对2009-2014年《财政部、教育部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所列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存在的问题是：政府财政投入规模偏小，分担成本比例偏低；家庭支付能力差异巨大，分担比例偏高；社会分担能力偏弱。应当通过加强学前教育成本核算、强化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提高政府对弱势群体的财政补偿、鼓励社会向学前教育捐资助学等途径，完善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关键词]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701002

2010年以来，随着《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通知》的落实及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开始蓬勃发展。但学前教育经费短缺依然是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构建合理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已迫在眉睫。实际上，目前我国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资力度仍然不足，家庭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学前教育成本，幼儿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9-2014年）》所列相关数据的梳理，力求客观呈现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现状，探寻其中存在问题，最终提出完善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内涵

成本原是经济学的概念，后来逐渐应用到教育领域。教育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家用于教育过程的一切直接和间接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的总和；二是指培养每一个学生消耗的全部费用，即单位产出的消耗量。因此，学前教育成本可以定义为幼儿在幼儿园的学习期间内所消耗的价值总和，即一定学习期间内培养幼儿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耗费，包括教育机会成本、教育变动成本和教育固定成本[1]。

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最早由美国的学者约翰·斯通提出，起初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他认为，教育是一种有投资、有收益的活动，能够满足多个主体的需要，其受益人主要包括国家、受教育者个人、纳税人、企业、家庭、学校。这些主体应根据所获利益的多少来分担相应的教育费用比例，同时还要考虑主体的支付能力[2]。因而，教育成本分担指的是教育费用在各个受益主体之间的分摊。主要涉及到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是谁、每个主体各自分担的比例是多少、各主体采用何种方式分担等三个关键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我国多个政策文本有所涉及。如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曾明确提出：“学前教育实行政府投入、社会举办者投入、家庭合理负担的投入机制，并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财政补助。”[3]《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发展学前教育，必须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落实各级政府责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4]从中可见，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为政府、家庭及社会三方，且政府是学前教育成本最主要的分担者。此外，如同高等教育一样，学前教育在成本分担中亦遵循“受益原则”与“能力支付”原则，即受益多者多支付，受益少者少支付；能力强者多支付，能力弱者少支付。但鉴于学前教育具有极强的公益性与普惠性，“教育公平”原则是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应遵循的另一基本原则。

二、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现状分析

（一）政府的财政投入规模偏小，且分担成本比例偏低

2008—2013年我国幼儿园教育经费投入状况如表1所示。

1.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性投入明显偏少

首先，国家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偏低。如表1所示：2008—2013年，我国幼儿园的财政性教育经费逐年增长，由2008年的13294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86237亿元。但其占GDP的比例最高僅达到014%，这与上世纪90年代欧盟委员会保育协作组织提出的1%的目标相差甚远。而早在2008年，OECD国家这一比例的平均值就已达到052%。我国较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与此同时还远远低于巴西（O4%）、墨西哥（07%）等发展中国家[5]。

其次，国家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偏低。如表1所示：2008—2013年，我国幼儿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各级各类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的比例逐年上升，至2013年达到352%。同期的普通高校、普通中学、普通小学的占比分别为196%、3014%、3121%。但当年幼儿园的在园人数却占到了各级各类学校学校在校生总和的113%，意味着国家用不到4%的教育财政投入负担113%的在校学生教育费用。据相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这一比例的平均值达到或超过了7%，特别是与我国国情较为接近的巴西、墨西哥、蒙古等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均达到或超过了8%，其中巴西为8%，墨西哥为89%，蒙古更是达到了18% [6]。可见，目前我国政府的财政投入偏重于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学前教育阶段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不被政府所重视，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努力程度不够，致使其投入经费明显偏低。

再次，国家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学前教育经费总量的比例偏低。如表1所示：2008—2013年幼儿园各类教育经费均保持增长趋势，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的年均增长率高达69%，但仍低于年均增长率为7243%的学杂费。表明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并非学前教育经费增长的主推力，学前教育经费之所以增长主要源于家庭投入，政府把本该由自己承担的学前教育的公共责任转嫁到了家庭层面。因而，虽然从2010年起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学前教育经费的比例有所回升，但在2013年仅达到4081%。而在同年，OECD国家这一比例的平均值就已达到7755%，其中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了80%。可见，在我国未来学前教育普及和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加大对学前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学前教育财政性投入的比例，维护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7]。

2政府分担学前教育成本比例偏低

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考虑，学前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佩里研究小组自20世纪60年代起对123名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进行了近40年的追踪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待这些儿童长大到27岁时，财政投入回报率为17∶16；到40岁时，投入的回报率已高达1∶1707。其中，对幼儿个人的回报率为1∶417；对社会的回报率为1∶129[8]。教育经济学家帕卡罗伯洛斯认为，沿着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顺序，各个教育阶段产生的社会效益在减小，个人收益在增加。这也就意味着作为人生奠基阶段的学前教育相对于其他阶段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最为可观的，其个人收益在高等教育阶段则彰显得最为明显。这种观点与我国著名教育经济学家王善迈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曾研究过我国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得出了初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3050%）远远高于高等教育的收益率（1100%）的结论。可见，学前教育的公共受益率高于其私人收益率，根据 “受益原则”，政府理应成为最主要的分担者。

2008-2013年我国幼儿园生均学杂费占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各分担主体分担成本比例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图12008—2013年我国幼儿园生均学杂费占比变动趋势

图1显示，2008—2013年，政府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波动较大，呈先下滑后回升的趋势。由2008年的6811%①跌落至2010年的34%，又从2011的4178%缓慢回升至2013年的501%。显然，政府分担的成本比例较之2010年以前有了实质性的下滑。表明政府已逐步由学前教育成本的主要分担主体演变为重要分担者，这既与政府的学前教育收益情况即根本受益者身份明显不符，也与我国目前“政府主导”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政策不符。

纵观世界范畴，学前教育成本分担可分为四种模式：即以爱尔兰为代表的政府单方负担型；以印度等国为代表的三分均担型；以法国、瑞士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分担型；以韩国、日本为代表的私人主导分担型。而在政府主导分担型的国家中，其学前教育财政支出中都是政府一方占绝对优势，一般占总支出的50%以上。实际上，随着学前教育社会价值的日益凸显，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构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已成大势所趋。因而，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负担的学前教育成本比例要远远高于50%，我国政府分担的学前教育成本比例明显偏低。

（二）家庭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不合理

1各个收入阶层的学前教育支付能力存在巨大差异

近年来，随着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及储蓄率都有了大幅增长，加之受“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理念的影响，幼儿家长对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需求普遍很高。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家庭的学前教育支付能力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影响了家长对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实际需求。如图1所示，2008—2013年我国幼儿园生均学杂费占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均呈增长态势。但显而易见的是，后者较之前者的增长幅度更大，到了2013年，幼儿园生均学杂费占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仅为1061%，但却占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932%。二者的差异极为悬殊，表明幼儿园生均学杂费较之农村居民收入而言已有了实质性增长，这必然对普通农村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压力。详见表2。

如表2所示：我国农村家庭对幼儿园学费的支付能力明显弱于城镇家庭，且城乡不同收入阶层间的学前教育支付能力差异巨大，城市最高收入户的支付能力是最低收入户的1307倍②。比照当年幼儿园219886元③的生均学费标准，可以发现农村最低收入户缺乏学前教育支付能力，农村中等偏下收入户和城市最低收入户支付幼兒园学费后已所剩无几，勉强具备学前教育支付能力。而学前教育需求是家庭对学前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当家庭缺乏支付能力或支付能力不强时，会直接影响到其学前教育需求。这意味着当年有将近40%的农村家庭与10%的城市家庭的幼儿将被迫失去入园就读的机会，或被迫选择质量较为低劣的幼儿园就读，这将有违于学前教育的公平性和普惠性，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更不利于消除贫富之间的差距。

2家庭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偏高

学前教育是兼顾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属性的准公共产品，但由于其公共收益率远大于私人收益率，因而学前教育在性质上更加接近于公共产品。若家庭分担的成本比例偏高，则明显有违其公益性。图1显示，2008—2013年我国家庭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呈现增长后逐渐下滑的趋势。而同期政府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则呈反方向的变动趋势，表明这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伴随着政府分担比例的滑落，家庭的分担比例必然会有所提升。2010年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在这以前家庭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均低于30%④，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攀升至5345%，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后呈下滑趋势，但最低水平仍然达到439%。据计算，这一时期，家庭年均负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为3932%。而同期家庭对普通小学、普通中学教育成本的年均分担比例分别为2%、754%，即使是更加接近于私人产品的高等教育，家庭年均负担成本的比例仅为3185%，相对于国内其他教育阶段，家庭负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明显偏高。

（三）社会力量尚未真正参与到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

社会分担的学前教育成本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缴纳教育附加税；二是直接向幼儿园提供各种资助和捐赠；三是对幼儿园的培训合同支付费用[9]。由于企业缴纳的附加税最终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成为政府拨款的一部分，幼儿园的各类培训合同支付费用很难准确计量，故在此仅对第二种形式即社会捐赠经费予以分析。

结合表1、图1可见，2008—2013年间，社会捐赠经费由2008年的152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502亿元，但其占学前教育经费总额的比例从未超过076%。因而，社会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微乎其微，除2010年超过10%外⑤，其余年份基本徘徊在6%～10%之间。表明目前我国社会捐资助学的氛围没有形成，企业、个人、基金组织向幼儿园捐资助学的热情普遍不高，致使社会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微不足道。

三、关于构建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建议

（一）构建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是前提

目前我国教育系统在会计制度上仍然实行收付实现制，仅对一些经营性业务实行成本核算，在统计时一般用幼儿园的各项教育经费支出代替幼儿培养成本。且在实践操作中，各地幼儿园、各类幼儿园的经费支出项目并不统一、固定，致使学前教育经费短缺与学前教育经费使用效率低下并存。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大量流向一些城市的示范园与实验园，但这些幼儿园的教育经费支出中常常包括了一些与培养幼儿无关的费用，教育经费使用效率较为低下；另一方面，受政府财政拨款的限制，许多农村幼儿园与民办的普惠性幼儿园在发展中举步维艰，只能通过压缩各项教育经费开支（包括一些与培养幼儿有关的费用）的做法来维持幼儿园的生存，这将不利于这些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高。鉴于此，建议幼儿园全面实行成本核算制。教育部应该对各类幼儿园的成本内涵、成本项目、成本核算周期、成本核算方法做出明确统一规定。各省应结合本省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的支付能力、学前教育收益率等因素，按照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各类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此外，建议各地教育局在幼儿园开学前召开收费听证会，将各类幼儿园成本核算的相关内容及收费标准公之于众，邀请家长、幼儿园管理人员、幼教专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力求做到幼儿园收费的公开化与透明化。

（二）构建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是核心

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是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强化其在成本分担中的主导责任显得尤为迫切。

首先，各级政府应将学前教育财政预算单列，规定公办幼儿园与民办普惠性幼儿园生均拨款的最低标准。《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曾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占合理比例，各地根据实际研制公办幼儿园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10]。但这些要求尚未真正落实，导致学前教育经费经常被其他教育阶段挤占或挪用，学前教育生均财政拨款难以长效增长。鉴于此，建议国家采取相关举措，督促各级政府将学前教育财政预算单列，教育管理部门在综合考虑每年在园幼儿数量、幼儿园教师编制数、幼儿园生均最低公用经费标准等因素的基础上，测算出每年公办幼儿园与民办普惠性幼儿园生均财政拨款的最低标准。各地政府应以此为依据进行财政拨款，若在落实中出现问题，应及时给予追责。同时，对拨款额度高出国家规定限度的省份或地区，国家拨付专项资金及时予以奖励。

其次，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的责任，立法保障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有关于各级政府在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中的責任问题，至今尚无定论。综观世界各国实际，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新西兰为代表的单级政府分担型；第二类是以英国、德国、墨西哥为代表的二级政府分担型，其中英国的学前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担，德国由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关共担，墨西哥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担；第三类是以法国、美国为代表的多级政府分担型。其中，法国的学前教育经费以中央政府投入为主、省级地方政府投入为辅，美国则是以地方政府投入为主，中央、省级政府为辅。对此，我国的指导思想是 “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即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主体责任是县一级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主要起管理监督的作用。但分税制实施后，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存在很大差距，从而影响了其对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央政府、省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贫困省份、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予以财政补偿势在必行。因此，明确各级政府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的责任问题是保障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足额拨付的前提。国家和省级政府的责任主要为立法、统筹、监管、投资，其中立法是其根本责任。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制定了独立的学前教育法案，如美国的《儿童保育法案》与《儿童早期教育法案》、英国的《儿童法案》、韩国的《学前教育法》等。我国的相关法律尚且处于空白状态，仅在《教育法》中对教育经费问题零星有所涉及，制定专门的《学前教育法》已成当务之急。此外，以县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则担负着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主体责任，同时统筹规划整个县域各类幼儿园经费的配置，监督各类幼儿园经费的使用情况。

（三）构建政府对不利处境家庭幼儿的财政补偿机制是保障

学前教育在成本分担中必须遵循 “支付能力原则”与“教育公平原则”。即幼儿园的学杂费标准在制定时必须考虑到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政府必须通过多种方式对支付能力较弱的地区或家庭的幼儿给予财政补偿，以促进学前教育公平的实现。

首先，政府应以幼儿园的生均培养成本为主要依据，确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幼儿园收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受制于生均培养成本、家庭支付能力、学前教育收益率、幼儿园性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考虑到家庭支付能力存在巨大差距，有学者呼吁将居民收入水平与支付能力作为幼儿园收费标准制定的主要依据，但我国居民的货币收入尚未完全透明化，在操作计量时困难重重。因而，建议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即按照年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至于具体的比例则可参照高等教育的相关经验。我国政府明文规定，高校学费以生均培养成本为主要依据，且高校学费标准占年生均培养成本的比例不能超过25%，这为幼儿园的收费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但幼儿园的收费依然有别于高校收费，主要基于如下两点原因：第一，学前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性质不同。高等教育处于学校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是一种精英式的教育，不具备普惠性，因此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比例较高；而学前教育处于学校教育金字塔的底端，是一种全社会适龄幼儿都应接受的大众式教育，具有普惠性及社会福利性，因此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比例要低。第二，学前教育与高等教育具体分担的教育成本不同。高等教育阶段，家庭需要额外承担个人机会成本，即法定劳动年龄段学生因上学未就业可能放弃的就业收入。学龄前幼儿由于尚不具备劳动力价值，因此并不存在个人机会成本[11]。据此，从理论上而言，幼儿家庭分担的成本比例应低于25%。但考虑到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政府投资过少、社会分担能力较弱及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客观现实，建议将幼儿家庭分担成本比例的上限定为30%。

其次，采取多种举措，对贫困地区或不利处境家庭的幼儿给予财政补偿。针对我国不同省份、城乡之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学前教育支付能力存在巨大差异，政府必须通过财政拨款倾斜或综合奖补等政策对这些家庭的幼儿给予财政补偿。这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有利举措，也是政府公共责任的直接体现。国内许多省份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浙江省宁波市江城镇从2005年起向在政府审批幼儿园就读的幼儿免费发放学前教育券，江北区教育局则承担幼儿园非在编教职工50%的社保补助；甘肃省政府从2016年起向所有甘肃户籍的普通在园幼儿家庭发放1000元的现金补助，对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建档幼儿发放2000元的现金补助。这些尝试都为我国学前教育普惠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

（四）构建社会向学前教育捐资助学机制是补充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捐赠是学前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我国的社会捐赠氛围尚未形成，有限的社会捐赠经费主要流向东南沿海地区或拥有一定社会声望的高校，幼儿园获得的社会捐资屈指可数。政府应采取多种举措，鼓励企业、个人、基金组织向幼儿园捐资。其根本途径在于立法，虽然我国已正式颁布与实施了《公益事业捐资捐赠法》，但其过于笼统且缺乏针对性，对于一些具体事宜如捐赠经费的使用、监管，捐资企业的税收减免等问题鲜有提及。建议政府以此法的精神要领为指导思想，从国内实际出发，并借鉴西方立法，制定出专门的《教育捐赠法》。此外，也可通过减免捐赠企业税负、授予捐赠者个人名誉性职务、赋予捐赠个人或团体对幼教机构的冠名权、放宽教育基金会与儿童基金会的审批权等举措，调动社会各界捐资助学的积极性。也可将捐资助学纳入到企业的社会信用评价考核之中，作为评估企业社会公信力的重要依据。

注释：

①政府分担的学前教育成本比例=幼儿园财政性教育经费× 100/幼儿园教育经费支出。

②家庭的学前教育支付能力的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家庭年收入。即：家庭年收入=户均人口数×城乡居民人均年入。其次，以每年城乡居民的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这四项之和作为人均必要消费性支出。即家庭每年的必要消费支出=人均必要消费性支出×户均人数。再次，计算出家庭每年的学前教育支付能力。即家庭的学前教育支付能力=家庭年收入-家庭年必要消费支出。实际上，目前我国许多家庭负担的不止一个孩子的学费，故本文的估算比较保守，家庭的实际学前教育支付能力低于本文所列数据。

③幼儿园生均学杂费的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幼儿园的年平均学生数。即幼儿园年平均学生数=幼儿园年经费支出/幼儿园年生均经费支出。其次，计算幼儿园每年的生均学杂费。即：幼儿园年生均学杂费=幼儿园学杂费年收入/幼儿园年平均学生数。

④家庭分担学前教育成本比例=幼儿园年学杂费收入× 100/幼儿园年教育经费支出。

⑤社会分担的學前教育成本比例=1-政府分担学前教育的成本比-家庭分担学前教育的成本比。

参考文献：

[1]王彬广州市幼儿教育成本与收费标准的实证研究[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4：10

[2] 王彩凤教育公平视阈下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合理性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3（11）：50-53

[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2010

[4] [10]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Z]2010

[5] 张萌OECD国家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水平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14

[6] 庞丽娟学前教育经费占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应不低于7%[N]人民政协报，2011-03-02

[7] 邬平川我国学前教育投入的政府责任探究[J]教育学报，2014 （3）：94-99

[8] `段茹宏学前教育政府投入模式建构基点刍议[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5（2）：83-86

[9] `张曾莲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2（6）：51-52

[11] 李萌我国家庭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6）：101-107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st Sharing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China and Its Policy Suggestions

NI Jiami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Long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Gansu 745000， China

）

Key words： preschool education； cost sharing； mechanism

（责任编辑：袁海军）

作者：倪嘉敏

财政性学前教育论文 篇3：

公共财政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研究

摘要：在一个倡导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中，公共财政对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界定财政责任、履行财政义务首先需要明确在现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程度下何为高等教育均衡，需要全面掌握我国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状。本文通过探讨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内涵和外延，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问题主要表现在办学层次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和学科发展不均衡三方面，且以实证数据验证了上述不均衡现象的存在程度，并借鉴国际经验，从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角度提出了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公共财政；高等教育；均衡发展

收稿日期：2010-07-20

作者简介：闫 坤（1964-），女，辽宁大连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与财政理论研究。E-mail：Yan_kun2002@yahoo.com.cn

一、高等教育均衡的内涵与外延

1.高等教育均衡的内涵

对于高等教育均衡的认识，理论界尚未形成比较权威的观点和见解。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均衡应突出“协调、平衡”之意，主要强调高等教育和区域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重点关注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教育结构的平衡与协调是相对意义上的概念，绝对的平衡是不可能也不存在的，因此所谓教育平衡，一是相对每个地区而言，尽可能地实现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协调互动；二是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适度缩小城乡、地区间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

本文认为,高等教育均衡是高等教育系统动态均衡、相对均衡、特色化均衡和整体协调均衡的统一。动态均衡是指，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经济实力和自身发展规律，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是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螺旋交替，从低水平均衡到高水平均衡的逐步提升；相对均衡是指，均衡发展不应是简单的平均分布、均等发展或削峰填谷，实质应是“造峰扬谷”，根据不同高校类型或不同区域状况分别规划、分类发展；特色化均衡是指，鼓励不同区域或不同类型的高校，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探索自身的特色发展道路，避免重复建设，最终实现优势互补、特色发展；整体协调发展的均衡，则突出了整体性，当非均衡现状超出社会公众的可接受范围，影响到高等教育系统乃至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时，政府有必要重点扶持落后地区，以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

2.高等教育均衡的外延

结合上述高等教育均衡的内涵，本文认为高等教育均衡的外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高等教育办学层次的均衡。重点要处理好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的关系。前一阶段，我国本科院校的招生比例不断增长，而高职高专类院校的招生比例却有所萎缩，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型，人才供给层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层次相脱节。因此，未来我国应该积极鼓励高职高专院校发展，改善办学条件，扩大招生规模，提高此类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改善我国人力资源的层次布局。

二是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均衡。重点要处理好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受到改革开放后我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区域间高等教育也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态势。东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充足，教育科研水平相对较高，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逐步形成良性互动；而中、西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学科研能力普遍较低，尚未形成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的态势。因此，我国需要适度提高中、西部地区高等院校的办学水平与生均经费支出标准，促进区域间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

三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均衡。重点要处理好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热门学科与冷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前一阶段，受到成本分担制度与财政拨款模式的影响，我国经管、法律和计算机等热门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教学点迅速增多、规模迅速扩大，而农林等冷门学科和其它一些基础性学科则发展滞后，导致人才供给的科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相脱节，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未来我国应该加大对社会需要的冷门学科和基础学科的财政投入力度，保障这类学科的办学规模和质量，促进不同学科专业的均衡发展。

二、财政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依据

1.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产品属性基本达成共识，认为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1］，具有一定程度的消费非独占性、一定范围内的竞争性、技术上的局部排他性和正的外部性或外溢效应。其中外部性表现在：一方面，高等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受教育者的收入水平，还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国家竞争力，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另一方面，从教育提供者角度看，由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往往会溢出辖区边界。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和补贴。

2.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存在的不足

关于高等教育市场的发展程度，卢乃桂和操太圣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特征是：一方面在教育领域引进了市场机制。办学模式呈现多元化，以经费竞争促进了办学效率和效能的提高，实行了“用者付费”的成本分担机制，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所扩大。另一方面政府依然主导教育发展的进程。非政府部门的力量还非常薄弱，缺乏完全市场化的制度基础^［2］。

另外，我国法律规定高等教育机构为非营利性质，无法满足市场主体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得高等教育市场先天不足，资本市场在高等教育领域存在失灵。资本市场追求投资收益率，一般认为高风险应获得高收入。但是，高等教育领域投资的风险却难以测评，且高等教育具有较大的外溢性，投资收益难以保证。所以如果没有政府的担保和支持，资本市场的资金较难自动流向高等教育领域。

3.公共财政的界定

虽然，理论界对公共财政的理解存在争论，但是对公共财政基本特征的概括存在一定的共性。高培勇用“三性”——公共性、非盈利性、规范性来概括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3-4］。贾康则认为公共财政应具备满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形成公权制衡和防止公权扭曲四个层次的基本特征^［5］。

两位学者对公共财政基本特征的表述均从不同侧面提到了公共性、政府职责定位、对公权运用的规范与制衡这三方面。对照上述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有利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有利于细化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职责定位，有利于进一步规范高等教育领域的公权运用，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从完善公共财政建设的角度出发，我们有必要研究公共财政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

综上，高等教育具有多目标性，高等教育产品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多重影响，难以明确划分中央、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责任。合理界定中央、地方政府间的高等教育财政责任是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难点与突破口。

三、高等教育财政责任划分的国际经验

1.美国经验：分权但不放权，高等教育财政支持方式应势而变

美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以州政府管理和统筹为基础，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带有典型的分权特征与分散性。但联邦政府始终没有因此而中断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主要通过立法拨款、科研拨款和设立奖、贷学金的方式把联邦政策渗透到各州和地方，所资助的项目按照种类不同，由政府各职能部门和一些专业机构来完成。

20世纪之前，联邦政府以州政府为中介对高等教育提供资助，对各州高等教育事业的资助范围很广，且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或附加条件。进入20世纪后，资助模式开始发生变化，联邦政府直接对各资助机构提供拨款，不再以各州政府为中介。尤其是随着美国分税制分级财政体制的日趋完善，在对高等教育事业的财政支持上，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紧密合作日益减少，呈现出各尽其职的态势。

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对学生的资助和对院校的资助两种方式来落实中央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意图。其中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以院校资助为主,主要目的在于应对冷战形势，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20世纪60—80年代初,资助重心由院校资助逐渐转向直接对学生个体所提供的资助,其主要目的是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保持社会各阶层一定的“向上”流动性，保障社会公平^［6］。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联邦政府用于学生资助部分的预算内资金投向助学金的比例日益提高。相应地，贷学金提供部分则更多地引入了市场成分，联邦政府仅从预算外开支中对贷款机构提供补贴，当然，这是以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回报社会的理念为支撑的。可见，应对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和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转变，美国联邦政府顺应社会需要，适时调整着高等教育财政支持方式。

2.英国经验：通过拨款中介机构体现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指导

按照英国学者Williams对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模式的划分，英国高等教育财政模式是典型的学院模式，其政府教育资源主要通过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以不同拨款的方式整笔分配给各个高校，高校可以根据需求运用资金^［7］。

英国政府通过中介拨款机构对高等教育发展承担起了部分教育、科研、学生资助和履行区域、国家战略项目的财政责任。拨款方式分为直接拨款和间接拨款两大类。直接拨款由政府将高等教育公共经费直接或者通过中介机构拨付给高等院校，包括体现均等化的教育拨款、体现竞争性的科研拨款和为实现国家战略性目标而设置的特殊拨款。除直接拨款方式外，英国政府还采用间接拨款方式，以进一步维护教育公平，保障优秀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即政府将经费以对学生进行资助的形式支付给受教育者，再由受教育者以学费方式付给学校，此做法可以鼓励高校间展开学生竞争，提高课程质量，增加入学机会。

总的来说，英国政府通过设置拨款中介机构代为向高校拨款，并且根据资金的用途不同，设计了公平性拨款、竞争性拨款、一般用途拨款和专项拨款等差别化的拨款方式。从而体现了英国政府在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强化教育科研质量竞争和落实国家战略目标等方面的财政责任。

3.日本经验：中央财政教育资金投向经历了点→面→点的转变

根据日本“国学为国家所用、私学为庶民所用”的传统教育思想，国立院校谋求国家利益，由中央政府集中资金重点支持；私立院校承担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责任，中央政府仅投入少量资金作为“公平成本”。权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日本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选择可以视作“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高等教育的战略选择与财政分配模式使日本在较短时期内发展起了普及化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并被东亚其它“后发”型国家所效仿。

虽然日本高等教育的战略选择以“效率优先”，但是为了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福利与公平，日本中央政府除了通过实施国立大学特别会计制度对国立高等院校负责外，还先后建立起公立学校补助金制度、私立学校振兴补助制度、育英奖学金和科研经费拨付等方式对公立高校、私立高校以及重点学科的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并在不同教育发展阶段适时调整着不同类别的资金支持力度。

概括来说，日本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呈现出点→面→点的转变过程^［8］。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中央财政资金主要投向为数不多的国立高等院校；当高等教育发展到“大众化”阶段时，中央财政资金的投向则由点向面扩散，更多地承担了维护教育公平、教育机会均等的成本；而进入“普及化”阶段后，资金投向进一步由面向点集中，日益重视教育、科研质量的提升和资金的使用效率。这种中央财政资金投向点→面→点的转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值得我国借鉴学习。

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分析

1.办学层次的不均衡现状

自从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逐渐出现了中央和地方高等教育之间的功能分化，中央属高等院校日益承担起“精英”教育的功能，而地方属高等院校则演化为“大众化”教育的承担者。但资源分布和财政投入的约束导致地方属高等院校，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属高等院校难以保证教育质量、教育特色丧失、高职高专教育逐步萎缩，影响了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以下主要从教育经费收支方面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层次的不均衡现状。

（1）中央、地方属高等教育经费收入差异

从经费收入总规模来看，由于扩招后地方属高等院校数量不断增加，院校数量的增长推高了地方院校的经费收入规模。2008年，中央属高等教育经费收入占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收入比重由1999年的51.34%降至29.04%，相应地方经费收入占比则由1999年的48.66%升至70.96%。1999—2008年间，中央属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收入年均增长14.90%，地方经费收入年均增长27.62%。

但从校均经费收入情况来看，地方属普通高等教育的校均收入不仅规模始终低于中央，而且增长速度也慢于中央。1999—2008年间，中央属普通高等教育校均经费收入年均增长25.64%，而地方校均经费收入年均增长仅为19.26%。虽然中央、地方校均收入差异在2001年达到7.63倍的峰值后逐步缩小，但2008年中央与地方校均收入比仍为5.60，高于1999年扩招之初3.50的水平。地方高校校均收入规模的较慢增长难以支持起学生规模迅速扩张后社会对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需要、新期望。

（2）中央、地方属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差异

从生均角度比较中央、地方属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差异。这里的“生均经费支出”是《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的事后统计概念，而非拨款时所核定的生均经费支出。更能直观地看出中央、地方属高等院校办学状况的差别。扩招政策实施后，中央属普通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支出水平逐年大幅提升，2008年达到3.28万元，比1998年增长了1.57万元；而同年地方属普通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支出水平为14 517元，仅比1998年增长3 335元。相比中央属高等院校，地方院校长期处于低成本运营状态。生均经费支出水平低，造成地方院校经费支出结构更加偏向于满足人员经费，弱化了事业发展，从而使其办学水平、教育水平远逊于中央属高等院校。

表1展示了中央、地方属普通高校生均经费分别投向个人、公用和基建支出的比例。2001—2006年间，地方属普通高校的生均经费支出更多地被用于个人经费和基建支出，与中央属高校相比，经费支出的结构具有明显的“保吃饭、保建设”特征。反映出当时地方高等教育发展仍处于较为低级的阶段，地方属普通高校缺乏充足的财力去寻求高质量、特色化的发展路径。

2007年起，地方属高校明显降低了基建支出比重，增加了生均公用经费、个人经费支出在总生均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支出结构有所改善。这说明地方属高校在普遍走出大规模基建扩张阶段后，也开始将更多资金用于改善教学设施、提高教学质量。但由于经费规模限制，地方高校生均支出结构的改善总是比央属高校慢一步。2008年中央属高校大幅提升生均公用经费支出比例，同时调减个人经费和基建支出比例，表明中央属高校的人员和基建支出需求已经较好地得到了满足，未来增量资金能够更多地用于公用经费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表1中央、地方属普通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结构（1998—2007年）单位：%

地方属高等院校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占了绝大多数比例，多元化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主要依靠地方属高等院校办学模式的丰富和办学特色的增强。但从地方属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结构看，充实人员经费支出仍是当前地方院校的首要任务，如何吸引、留住优秀师资仍是地方院校的关切点。因此，未来应该继续充实地方属高等院校的经费收入，以足够的教育经费保障地方属高等院校提升教育质量、发展教育特色。

（3）普通本科院校与高职高专院校的经费收支差异

2008年普通本科院校与高职高专院校校均经费收入情况该数据根据《2010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经费收入情况和《2009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的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数计算得到。显示，普通本科院校校均收入远高于高职高专院校。2008年普通本科院校的校均收入为3.16亿元，是高等专科院校（0.73亿元）的4.31倍，是高等职业学校（0.67亿元）的4.71倍。其中，校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本科、专科、职高院校总校均经费的比重分别为48.2%、48.7%和36.0%，国家财政对高等职业学校的支持力度较弱。

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观察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差异，如表2所示，高职高专院校经费支出在生均水平上也明显低于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是培养高技术工人的重要教育机构，该类院校办学能力差、教育规模小和教育质量低，导致我国人才市场大量缺乏高技术工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顺利实现。因此，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现实人才需求来看，现阶段我国有必要增加对高职高专院校的财政支持，扩大高职高专院校规模，提高教育质量。

表22008年全国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单位：元

2.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现状

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一方面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会影响社会公平，削弱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能力，造成资源浪费。本部分主要以变异系数指标分析区域间高等教育的经费收支和财政投入的状况，探讨区域间高等教育在结构和质量上的发展差异。

（1）区域间高等教育经费收入差异

第一，经费收入总体差异。由图1可见，全国各地区教育经费收入的平均值呈现逐年增长，2008年比1998年增长了7.72倍。1999—2008年间，年均增长率为21.98%。以变异系数反映各地区教育经费收入的差异程度，扩招政策实施的头两年，教育经费收入的变异系数有所上升，说明在扩招政策实施之初我国地区间高等教育经费的总体差异有所扩大。2000年以后，教育经费收入的变异系数有所下降，并且自2002年起该变异系数一直低于1998年的水平，说明2000—2008年间，我国地区间高等教育经费的总体差异有所缩小，且当前地区间经费差异已小于扩招前的水平。

具体观察经费收入主要项目情况，预算内教育事业拨款变异系数一直高于事业收入的变异系数，说明地方政府财力差异是导致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如果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则能够有效缓解我国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经费收入结构差异。如图2所示，横坐标按照各地区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总收入排名从左至右排列，展示出不同高等教育经费收入水平的地区，在收入结构上的共性与差别。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基本可以看出如下规律：第一，最发达地区的财政支持能力较强，经费筹措多元化程度相对较高。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上游的地区，以事业收入为经费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学生家庭分担了相对较多的教育成本。第三，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下游的地区，经费收入呈现“二元”模式，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其它渠道的多元化收入规模甚小。第四，经济最落后的地区，由于难以提高学费分担的比重，主要依靠财政性经费举办当地高等教育事业。

（2）区域间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差异

由于生均经费支出比总量经费支出更能反映出一地高等教育经费的支出水平与经费充裕程度，该部分各地区经费支出比较仅以生均支出为考察指标。

第一，生均经费支出总体差异。

各地区生均经费支出的差异程度由变异系数反应。如图3所示，扩招政策实施前，地区间无论预算内、外经费的生均支出都较为均衡。扩招后，各地区生均经费支出的变异系数呈现出三类明显特征：第一，相对于各地区高等教育总经费规模的扩张速度，地区间预算内经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快慢不均。第二，扩招后各地区间生均经费支出的差异性首先体现在基建支出和公用支出上。第三，自2006年高等教育扩招速度放缓后，地区间生均经费支出的差异程度开始缩小，这主要归功于2006年后地区间生均预算内基建支出的差异明显递减。

第二，生均经费支出结构差异。

如图4所示，横坐标依照1998—2008年各地区生均经费支出的平均水平高低，从左至右排列。全国31个地区中，仅有北京、上海、西藏、广东、浙江、天津和江苏七地，生均经费支出超过或一度超过20 000元；多数地区的生均经费支出水平集中在10 000—20 000元之间。可见，我国地区间高等教育生均资源分布不均衡，仅有少数地区生均支出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而其它多数地区的生均支出普遍较低。

综上，虽然从总体看近年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收支的差异有所缩小，但地区间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现状依然十分明显，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的生均经费支出水平低，影响了当地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力度，弥补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

由此可见，我国在学科发展领域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现象。首先，劳动力市场需求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不相吻合，仅凭劳动力市场的调控无法促使基础理论学科发展满足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需求。其次，劳动力市场需求与高校各学科的成本—收益核算不相吻合，由于过去的财政拨款制度没有制定分学科的细化拨款标准，使得高校热衷于扩大人文类的低成本学科，而抑制了农林类专业的规模扩张速度。综上，由于学科发展领域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使我国学科发展明显不均衡，有必要向地方推广按照学科分类建立的教育经费拨款制度。

五、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财政对策

1.以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促进办学层次与区域发展的均衡

以高等教育产品的受益范围来界定各级政府职责，地方属高等院校以及高职高专院校应主要由地方政府管理并提供财政支持。而我国，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协调，地方政府间财力差异较大，落后地区仅能维持较低的公共服务水平。因此，需要通过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均衡地方财力，补足落后地区财政收入规模，相应增加当地政府对地方属高校及高职高专院校资金投入的规模，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在区域间、办学层次间的均衡发展。

我国未来需要进一步调整转移支付的结构，将财政性转移支付整合为一项统一的一般性转移支付^［9］，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并且，在因素法中引入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拨款标准与各省份履行上述拨款标准的财力缺口指标，有效补充中西部省份的财力不足。同时，通过完善教育法规，要求省级政府确保本地区高等教育生均预算内拨款标准达到事前核定的水平，对于未能达标的省份给予减少未来年度一般性转移支付金额等方式的惩罚。

2.以高等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促进学科发展的均衡

一是清理整合已有项目。对不符合当前形势、不宜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方式支持的项目，限期予以取消；对方向和用途类似、可以归并的项目，予以整合；对需要较长时期安排补助经费，且数额相对固定的项目，划转列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对适应新形势需要的项目予以保留。

二是适当开设新的项目。开设有利于优化高等教育学科结构，鼓励高等教育多元化、特色化发展的项目，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

三是公开专项转移支付的标准和支付对象以及支付额度，从而增强社会监督，防止行政腐败，同时也对高等教育机构形成明确的激励机制。

四是加强对专项经费使用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建立相应奖惩制度，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引导社会资金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

首先，以税收优惠措施鼓励对高等教育的捐赠和投资。加大企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捐款的税前扣除力度，放宽税前扣除的捐款范围；加大个人所得税中教育支出抵税的力度，拓宽教育支出抵税的范围；加大企业所得税中职工教育经费税前准予扣除的比例；规范民办高等教育的税收优惠力度。

其次，发行教育彩票，同时建立高等教育基金制，以教育彩票收入充实高等教育基金。将教育彩票和高等教育基金制二者联动起来，一方面可以保证教育彩票收入得到合理、规范的使用，另一方面使高等教育基金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和较为充实的资金支持。规范高等教育基金的申请渠道，适时成立专门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负责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建立严格的基金运作程序。

最后，创新面向高等教育建设的政策性投融资。成立教育发展银行，发行教育债券，管理教育资金，对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贷款，承接学生助学贷款项目；设立高校科技产业投资基金和教育信托公司，促进高校科技产业集团发展，扶植高校科技产业公司上市，探索高等教育BOT项目融资模式。

参考文献：

［1］ 王斌斌.高等教育财政的定位［J］.经济研究参考，2004，（60）：3.

［2］ 卢乃桂，操太圣.中国改革情境中的全球化：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现象透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52.

［3］ 高培勇.公共财政概念界说［J］.经济研究，2008,（12）：13-14.

［4］ 高培勇.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财政框架［J］.宁夏学报,2001,3（1）：18-19.

［5］ 贾康.对公共财政的基本认识［J］.税务研究，2008,（2）：3-5.

［6］ 张旺.美国联邦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中的价值与利益冲突［J］.高教探索，2006,（4）:13.

［7］ 江庆.英国高等教育财政模式及其启示［J］.复旦教育论坛，2004, 2（2）:81.

［8］ 张玉琴，张世奇.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等教育财政制度改革［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0（4）:113.

［9］ 阎坤.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7,（58）:34.

（责任编辑：刘艳）

作者：闫坤 卫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