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刑法改革论文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是根据中央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任务要求，贯彻《刑法修正案(八)》，总结提炼社区矫正试点试行成功经验，制定的规范统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社区刑法改革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社区刑法改革论文 篇1：

论社区矫正在我国刑事法律中的确立

摘 要 随着行刑社会化的发展，社区矫正在世界各国被普遍采用。我国这次《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正式写入刑法，使得“社区矫正”一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刑法条文的规定中。这是对社区矫正在我国试行七年以来积极意义的重要肯定，也是对我国刑罚轻缓化、行刑社会化发展的进一步考验。其确立也对我国刑事法律的改革和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 社区矫正 刑罚

一、我国社区矫正发展情况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刑罚轻缓化变革的潮流迅速蔓延。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罚金刑、社区矫正等更轻缓和人道的非监禁制裁措施越来越把监禁刑罚取代。目前在刑罚适用方面，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业已进入了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社区矫正也是相对于传统的监禁处罚而言的一种被称为社区处遇、社会内处遇、机构外处遇等的罪犯处罚方式。社区矫正体系中的某些诸如缓刑和假释的具体制度，在西方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但现代社区矫正是在二战以后成为系统的思想，并继续快速发展，成为不可缺少的犯罪矫正措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为了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四部门于2003年7月10日起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随后北京、上海、江苏等6个省市成为第一批试点地区。而在前不久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则明确将社区矫正正式写入刑法，使得社区矫正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刑法文本中，从法律意义上确立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性质，这也标志着社区矫正制度正式上升为法律层面，是社区矫正制度建立的重大标志。其作为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必将对我国的刑事政策产生长期和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对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显得尤其必要和迫切。

在适用范围上，我国社区矫正目前主要包括下列五种罪犯：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缓刑和假释在这五类对象中占绝大多数，全国的情况也差不多。由此可见，我国每年社区矫正适用比例不仅偏低，而且适用率增长缓慢。其中主要原因应该是作为主要社区矫正方式的缓刑和假释的使用率偏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缓刑使用率都在50%左右，最高的达到60-70%，我国依然徘徊在25%左右。假释作为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制度，使用率普遍较高，而我国则不到2%。同时，由于我国的管制刑、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和剥夺政治权利刑自身的不足，导致它们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率一直低位徘徊。另外，我国刑法设置的非监禁刑仍然不够丰富，国外广泛采用的社区服务、中途之家等非监禁刑措施在我国立法上还是个空白，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有待创新。

二、我国社区矫正确立的现实意义

开展社区矫正上升到法律规定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仅能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罚执行制度，而且有利于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有利于社会治安综合防控体系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促进了行刑权的统一。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取消了公安机关作为管制执行以及缓刑考察、假释监督主体的规定，从立法内容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尚处于未规定状态。对该问题的解决需要结合我国社区矫正的特殊背景来解释。这根源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出现“双重主体”的现实情况，这一现象引发了实践中的许多现实问题，多为学者质疑。立法者此处的修改原意应是对双重主体的模式给予了否定，但具体由哪一主体来执行，目前理论上存在三种观点：由公安机关执行，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抑或建设一个全新的机构。根据目前对行刑权统一的研究，学者们多赞同统一由司法行政部门执行。也就是说，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笔者认为，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执行权力，将监狱行刑工作与社区矫正工作整合于一个统一的权力系统之中，有利于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结和互动，取得行刑效益最大化，也有利于确立两大矫正体系。当然，司法行政机关在实行社区矫正时，也需要得到公、检、法等机关的配合。

（二）完善了我國现行刑罚体系。

不可否认，自由刑在预防犯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刑法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人权思想的逐渐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监禁矫正有其局限性，因此刑罚种类的轻缓化、处罚的轻刑化和开放化成为刑法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形下，社区矫正随着行刑社会化的浪潮在世界各国广泛展开。如果说以自由刑取代肉体刑是刑罚执行方式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社区矫正制度又向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迈出了一大步，实现了刑罚执行方式由监禁刑向非监禁刑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来说有其巨大优越性。但这并不说明社区矫正可以取代监禁矫正。实际上，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明确规定社区矫正，必将促进两大矫正体系的进一步协作，从而在共同预防犯罪上取得重大效果。已经进行的研究表明，社区矫正具有丰富和完善我国刑罚制度，有利于巩固执政基础，有利于促进整个国家的文明水平，能够体现行刑人道化的要求，有利于解决监狱拥挤问题和维护监管安全，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有利于提高罪犯改造质量，有利于实现司法工作的根本目的。

（三）大幅降低了刑罚执行的成本。

依法对法院和其他矫正机关裁判为非监禁刑及监禁刑替代措施的罪犯予以在社区中行刑，有利于分流罪犯数量，遏止监狱规模，减少监狱改造罪犯的成本。同时，从犯罪学的研究来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犯罪的数量不会下降。这就意味着罪犯数量和监狱规模都会继续增长，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看，这都不是一种好的社会现象。因此，必须通过发展社区矫正，分流罪犯数量，让一部分符合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服刑，从而降低刑罚执行的成本。 在实践中，目前各试行地区都建立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地按照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的要求，围绕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三项工作任务，在落实上认真下功夫。落实衔接管控措施，避免发生脱管、漏管。通过公益劳动、心理咨询、个案矫正、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等多种教育改造措施和方法，教育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不良心理和行为恶习，防止重新违法犯罪。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解决社区服刑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困难问题。

（四）促进了刑罚配置结构的合理化。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的适用类型，即管制、缓刑和假释。社区矫正的引入的确促进了我国刑罚结构的合理化。以管制刑为例。管制作为非监禁刑罚，在司法实践中，其积极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其规定虽然广泛，规定有管制的罪名约占罪名总数的1/4，但适用率却极低。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管制作为一种刑种本身不合理，而主要在于彰显管制刑本身的行刑内容出现了问题。缓刑和假释的考察监督义务也同样存在着不落实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无人监督”、“无人考察”等现象，甚至于许多人误认为被告人被判处管制、缓刑就没事了。 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管制、缓刑、假释在矫正犯罪人和降低我国刑罚严厉性方面的积极作用，必须要在立法上对其内容加以完善。此次《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对管制、缓刑和假释适用社区矫正，这就使得非监禁刑罚执行具备了实质内容，管制、缓刑、假释的适用效果也必将得到改善。从近几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成果来看，“缓刑没事”的局面已经逐渐有所改观。由此可见，社区矫正的立法化，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刑罚结构的合理化，给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挥提供更大的空间，将促使非监禁刑罚执行考察落到实处，真正发挥管制、缓刑、假释的作用，使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非监禁刑罚执行中切实得到体现。

三、对我国社区矫正立法的展望

在确立社区矫正的国家，在一般情况下，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执行的刑罚种类、刑罚适用和执行制度，以及各种社区矫正措施适用的程序、步骤及刑事执行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从2003年社区矫正试点开展至今，我国既未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社区矫正，也没有出台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我国在社区矫正的引入中并没有草率先予立法，而是采取“先实践后立法”的方针，根据实践中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进行立法，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实践”的原理。根据多年来社区矫正在全国试行的具体情况，社区矫正作为管制、缓刑、假释等的执行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帮助罪犯复归社会，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至此，社区矫正作为管制、缓刑、假释执行措施的地位已经可以明确。所以，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对社区矫正性质的肯定。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从立法上全面肯定了社区矫正的刑法性质，也必将推动社區矫正相关制度，如具体项目设置以及社区矫正队伍建设等的配套立法完善。总之，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确立社区矫正的刑法地位，社区矫正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才有可能紧锣密鼓地跟上，否则将达不到预期效果。而刑法的规定，也必然需要配套措施的尽快出台予以配合，否则刑法的规定也只是徒有其表。所以，继我国刑法规定社区矫正制度之后，一部系统的《社区矫正法》应当被纳入立法规划。□

（作者：郑州大学2010级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刑事诉讼法方向)硕士研究生）

注释：

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理论价值.法学杂志.2003年第9期第24卷，第21页.

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年.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李恩慈.论社区矫正的几个问题.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2]储槐值.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侯国云.刑罚执行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5]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理论价值.法学杂志.2003年第9期第24卷.

[6]吴宗宪.试论中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框架.犯罪与改造研究.2005年第5期.

[7]李恩慈.论社区矫正的几个问题.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作者：穆柏川

社区刑法改革论文 篇2：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解读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是根据中央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任务要求，贯彻《刑法修正案(八)》，总结提炼社区矫正试点试行成功经验，制定的规范统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它完善审前调查评估、矫正小组、分类管理、个别教育、个案矫正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矫正措施，统一规范接收、监管、处罚、收监等主要执法环节，是一个程序操作办法，对社区矫正工作体制、制度和工作程序作出了全面规范。主要内容有：

一、社区矫正各政法部门职责表述

《实施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人民法院对符合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决定。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依法处理。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一种非监禁矫正方式，矫正对象是在社区执行刑罚的罪犯，本质上属于刑罚执行活动。《实施办法》内容设计要体现刑罚的严肃性，把严格监督管理，维护社会安全放在基础地位。要强化国家专门机关的刑罚执行地位。明确执法责任。《刑法修正案(八)》没有明确社区矫正由国务院哪个具体部门执行。“两院两部”《意见》中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履行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责，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各地社区矫正工作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和领导体制。经过八年来的不断探索、完善，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在其他部门的配合、社会力量的参与下。共同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格局已经为社会和人民群众所认可。结合国务院批准的“三定方案”中“司法部指导管理全国社会矫正工作”规定，《实施办法》中明确了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

二、社区矫正机构和社会力量的参与

《实施办法》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

依照《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有关规定表述，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执行。目前从全国的实践情况来看，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成为社区矫正工作一线实战单位，司法所作为县(区)司法局的派出机构，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截至2011年10月底，目前全国共有238个地(市、州)司法局单独设立社区矫正处(局、室)、1739个县(市、区)司法局单独设立社区矫正科(局、股)，分别占全国地(市、州)和县(市、区)建制数的71％、61％。

自社区矫正工作开始试点到全国试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是社区矫正工作本身的特点之一。实行专群结合。坚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既是社区矫正的突出特色，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社区矫正的基础在社区，8年的实践表明，社区矫正工作不仅涉及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政法部门，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等部门也承担一定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基层社区的组织在社区矫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践中，河北、安徽、湖北等地推行了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基层组织成员、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社区矫正人员的亲属、相关协助单位的人员等组成矫正小组，签订矫正责任书，共同做好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适用社区矫正前的调查评估

《实施办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

受委托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委托机关的要求，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拟禁止的事项等进行调查了解。形成评估意见，及时提交委托机关。

《刑法修正案(八)》第1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第16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上文中我们提到，社区矫正制度是对我国刑罚制度的做了一些重大修改。在宣布缓刑、裁定假释的时候，要考虑对这个人宣告缓刑或裁定假释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因为这些被判处刑罚的人回到社区以后，除了他自己能够不能不再去危害社会，还要顾及到社会接不接受、社区容不容纳的问题，他会不会给社区的稳定造成影響，这需要做出评估。

2009年“两院两部”下发的《意见》中规定，人民法院对依法可能适用非监禁刑罚的被告人，在审理中委托司法行政机关对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进行调查评估。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在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罪犯做出适用社区矫正的决定前，对犯罪分子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被告人家庭和社会关系、被害人的意见、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的意见进行调查了解，不仅有利于人民法院裁决时准确适用非监禁刑罚，而且为在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中制定针对性的措施作了充分的准备。对社区矫正人员具不具备在社区接受社区矫正的条件进行评估，对能否保证刑罚的正确实施十分重要。从实践情况看，江苏、湖北、山东等多个省市，由省公、检、法、司四部门联合下发文件，确立适用非监禁刑罚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罪犯的交付、文书送达及罪犯报到

《实施办法》规定，对于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应当核实其居住地，在向其宣判时或者在其离开监所之前，书面告知其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的时间期限以及逾期报到的后果，并通知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判决、裁定生效起三个工作日内，送达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执行通知书、假释证明书副本等法律文书，同时抄送其居住地县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到法律文书后，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送达回执。

社区矫正人员应当自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日或者离开监所之日起十日内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为其办理登记接收手续，并告知其三日内到指定的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发现社区矫正人员未按规定时间报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组织查找，并通报决定机关。

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人员，由交付执行的监狱、看守所将其押送至居住地。与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办理交接手续。罪犯服刑地与居住地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需要回居住地暂予监外执行的，服刑地的

省级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监所管理部门应当书面通知罪犯居住地的同级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监所管理部门，指定一所监狱、看守所接收罪犯档案。负责办理罪犯收监、释放等手续。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通知其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派员到庭办理交接手续。

为加强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管理，2009年，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其中对监外执行罪犯的交接、相关文书的送达、罪犯的报到等做了比较具体详尽的规定。考虑执行政策的相衔接，《实施办法》借鉴吸收了其中的规定，并参考、吸收各地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的做法。做出相应规定。社区矫正人员的报到是社区矫正开始的一个基本点。在实践中。社区矫正人员不按规定的时间报到，接收社区矫正，从而发生漏管现象的情形还存在。随着这几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组织监外执行脱漏管专项治理检查，并纳人社会综治考核的内容，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断深入，漏管的现象大大减少。

罪犯的交接涉及到公检法司各个部门，是社区矫正执法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对社区矫正执法进行检察监督的一个重要节点。

五、社区矫正宣告和矫正小组制度

《实施办法》规定，司法所接收社区矫正人员后，应当及时向社区矫正人员宣告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有关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社区矫正期限：社区矫正人员应当遵守的规定、被禁止的事项以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社区矫正人员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被限制行使的权利：矫正小组人员组成及职责等有关事项。

宣告由司法所工作人员主持，矫正小组成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到场。按照规定程序进行。

司法所应当为社区矫正人员确定专门的矫正小组。矫正小组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担任组长，由本办法第三条第二、第三款所列相关人员组成。社区矫正人员为女性的，矫正小组应当有女性成员。

司法所应当与矫正小组签订矫正责任书，根据小组成员所在单位和身份。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各项矫正措施落实。

矫正宣告是体现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特性的重要措施。对于彰显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强化社区矫正人员的身份意识，增强其接受社区矫正的自觉性，明确司法所、社區基层组织、所在单位以及社区矫正人员的监护人、亲属、保证人等承担责任，都有重要的意义。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人员报到后，应当及时组织社区矫正宣告，也可以派员参加或委托司法所组织进行。同时，宣告时，相关单位相关人员的到场，有利于大家增强责任意识。

矫正小组制度是社区矫正试点试行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成功经验，也是最能体现社区矫正由国家机关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共同做好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监督管理、教育矫正的重要形式。司法所接收社区矫正人员后，就应当为其确定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所居住社区基层组织成员、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社区矫正人员的亲属、相关协助单位的人员等组成的矫正小组，以有利于对其实施个案矫正。从实践情况看，小组成员既有司法所工作人员，也有基层社区村(居)委会的人员，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学校、单位的人员、家庭成员、保证人、监护人等。

六、司法行政机关制定矫正方案、建立矫正档案

《实施办法》规定，司法所应当为社区矫正人员制定矫正方案，在对社区矫正人员被判处的刑罚种类、犯罪情况、悔罪表现、个性特征和生活环境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教育和帮助措施。根据矫正方案的实施效果，适时予以调整。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为社区矫正人员建立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包括适用社区矫正的法律文书，以及接收、监管审批、处罚、收监执行、解除矫正等有关社区矫正执行活动的法律文书。司法所应当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包括司法所和矫正小组进行社区矫正的工作记录，社区矫正人员接受社区矫正的相关材料等。同时留存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副本。

制定矫正方案要依据社区矫正人员个体的不同情况。充分听取基层组织、村居组织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而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体现了社区矫正的科学性。一人一案，一人一策，因人定案，因人施矫，不断根据社区矫正人员改造的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完善，做到适人、适时、动态、管用。方案要体现专门机关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要体现社区矫正社会化改造罪犯的优势，充分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整合社会力量，实现齐抓共管。

七、社区矫正人员的报告、审批制度

《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人员需日常报告、外出审批，居住地变更审批以及被宣告禁止令的进入特定场所的审批。

我国《刑法》第39条、第73条、第84条中规定，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应当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上述犯罪分子，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应当报经执行(考察、监督)机关审批。因此，对监外执行的犯罪分子，按要求到执行机关报告相关情况是刑法规定他们必须履行的义务。

在社区矫正试点、试行过程中，各地制定的《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或规定中，都将社区矫正人员定期向司法所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作为对其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实践中，很多地方都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犯罪恶习程度、日常表现、矫正期限等因素。采取了分类管理。江苏、上海、湖北等将社区矫正人员分为严格管理类型、普通管理类型、从宽管理类型。根据分类情况，规定社区矫正人员的报告频率。关于报告的方式，按照要求。有的必须来司法所当面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有的则是可以通过电话方式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为了贯彻《刑法修正案(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1年4月28日联合印发《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其中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禁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进入以下一类或者几类区域、场所：(1)禁止进入夜总会、酒吧、迪厅、网吧等娱乐场所；(2)未经执行机关批准。禁止进入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场所；(3)禁止进入中小学校区、幼儿园园区及周边地区，确因本人就学、居住等原因，经执行机关批准的除外；(4)其他确有必要禁止进入的区域、场所。审批应当从严，执行机关应当认真核实社区矫正人员进入特定区域(场所)的必要性，认真调查走访，再审批有关事项。审批后，通知其个人，同时告知检察机关。

八、对社区矫正人员开展教育矫正的有关内容

《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公共道德、法律常识、时事政策等教育学习活动，增强法制观念、道德素质和悔罪自新意识。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教育学习时间不少于八小时。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社区服务，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社区

服务时间不少于八小时。

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状态、行为特点等具体情况，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矫正其违法犯罪心理，提高其适应社会能力。

社区矫正体现了行刑社会化理念，将罪犯置于社会环境下改造，目的在于促使其顺利回归、融入社会。教育矫正、帮困扶助是与监督管理并列的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任务。《实施办法》充分体现了社区矫正特色，突出强调社区矫正人员应当自觉参加教育学习，增强法制观念，培养责任意识和自新意识。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针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状态、行为特点，及时组织进行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矫正违法犯罪心理，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

各地在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矫正中，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如分阶段教育、警示教育、集中教育、个别教育、聘请社会志愿者进行辅助教育、组织亲情教育、个别谈话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转化社区服刑人员思想，促进他们改过自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施办法》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还应当参加社区服务。各地试点、试行实践中，为了培养社区矫正人员劳动习惯、集体意识和纪律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普遍将组织社区矫正人员从事公益性劳动作为教育矫正的重要手段之一。实践证明，这种形式不仅对培养社区矫正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矫正其犯罪心理不可缺少，同时，也有利于他们修复与社区其他成员的关系。有利于取得社区谅解。考虑实践中除了公益性劳动之外，还可以组织他们进行一些宣传等其他公益性活动，“公益性劳动”不能涵盖所有活动，用“社区服务”一词替代“公益劳动”更加符合实际。同时考虑社区矫正人员在社会上服刑，一般具有正常的工作，在不影响其正常生活的情况下，规定社区矫正人员参加社区服务每月不多于8小时。

九、社会适应性帮扶

《实施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还应当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实际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帮助符合条件的社区矫正人员落实社会保障措施等，促使其顺利地融入社会。

做好社会适应性帮扶，促进社区服刑人员顺利融入社会，社会适应性帮扶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在相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整合社区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就学、就业、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矫正措施。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社会适应性帮扶，是社区矫正三大任务之一。从目前社区矫正实践看，社会适应性帮扶主要包括落实承包田、落实社会保障、建立过渡性帮扶基地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帮助调解家庭矛盾，协调邻里关系、提供职业培训、就业指导、帮助就学等等。

十、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检查与考核

《实施办法》规定，司法所应当根据社区矫正人员个人生活、工作及所处社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实地检查、通讯联络、信息化核查等措施及时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活动情况。重点时段、重大活动期间或者遇有特殊情况，司法所应当及时了解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有关情况，可以根据需要要求社区矫正人员到办公场所报告、说明情况。

对社区矫正人员日常表现情况进行检查核实并进行考核是执行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检查核实包括：(1)实地与本人见面了解情况；(2)走访社区、家庭、所在学校、单位，了解有关情况，核實社区矫正人员的报告的情况；(3)特殊情况下、特殊时期的走访、调查了解情况要及时；(4)关于责令强制到场。(含义与社区矫正法相衔接)；(5)关于保外就医人员的走访、了解。

考核是评定社区服刑人员表现的重要依据，是激励社区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重要手段。考核必须客观、准确、公开。考核内容主要针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态度和行为表现。为了确保考核工作顺利实施，司法行政机关要建全完善考核制度，明确考核职责、权限、内容、标准、方式、程序等。考核是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奖惩、实施分类管理的重要依据。

十一、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警告、提请治安处罚、撤销缓刑等程序

这些内容是社区矫正执法的重点内容，也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重点内容。

《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给予警告，并出具书面决定：

(一)未按规定时间报到的；

(二)违反关于报告、会客、外出、居住地变更规定的：

(三)不按规定参加教育、学习、社区服务等活动，经教育仍不改正的：

(四)保外就医社区矫正人员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提交病情复查情况，或者未经批准进行就医以外的社会活动、经教育仍不改正的；

(五)违反人民法院禁止令，情节轻微的；

(六)其他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

社区矫正人员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或者人民法院禁止令，依法应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提请同级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公安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通知县级司法行政机关。

缓刑、假释的社区矫正人员有违反人民法院禁止令、未按时报到或者接受社区矫正期间脱离监管超过一个月等情形的，由居住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向原裁判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假释建议书并附相关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一个月内依法作出裁定。

司法行政机关撤销缓刑、假释的建议书和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同时抄送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社区矫正人员符合法定减刑条件的，由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减刑建议书并附相关证明材料，经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同意后提请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司法行政机关减刑建议书和人民法院减刑裁定书副本，应当同时抄送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实施办法》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人员有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擅自离开居住的市、县，经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拒不报告行踪，脱离监管的等情形的，由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向批准、决定机关提出’收监执行的建议书并附相关证明材料，批准、决定机关应当自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作出决定。

司法行政机关的收监执行建议书和决定机关的决定书。应当同时抄送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缓刑、假释或者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定收监执行的，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罪犯送交监狱或者看守所，公安机关予以协助。

监狱管理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定收监执行的，监狱应当立即赴羁押地将罪犯收监执行。

公安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定收监执行的，由罪犯居住地看守所将罪犯收监执行。

《实施办法》规定的一个重大变化，在于明确了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警告、

提请治安处罚、提请撤销缓刑、撤销假释建议，对符合条件的提出减刑建议。明确了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意见。有利于形成公、检、法、司分工明确，又相配合的我国非监禁刑执行模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

十二、社区矫正的终止、解除

《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期满前，社区矫正人员应当作出个人总结。司法所应当根据其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的表现、考核结果、社区意见等情况作出书面鉴定，并对其安置帮教提出建议。

社区矫正人员矫正期满。司法所应当组织解除社区矫正宣告。宣告由司法所工作人员主持，按照规定程序公开进行。

司法所应当针对社区矫正人员不同情况，通知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群众代表、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参加宣告。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向社区矫正人员发放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并书面通知决定机关，同时抄送县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人员刑期届满的，由监狱、看守所依法为其办理刑满释放手续。

社区矫正人员社区矫正期满的，司法所应当告知其安置帮教有关规定，与安置帮教工作部门妥善做好交接，并转交有关材料。

社区矫正人员死亡、被决定收监执行或者被判处监禁刑罚的，社区矫正终止。

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矫正期间死亡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批准、决定机关，并通报县级人民检察院。

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法执行活动，在社区矫正人员开始接受社区矫正做出详细规定，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同样在社区矫正即将结束或社区矫正终止，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接受矫正情况进行鉴定、组织社区矫正期满宣告、发放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以及对其安置帮教做出规定同样是为了体现刑罚执行的完整性。

十三、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的特别规定

《实施办法》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给予身份保护：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小组应当有熟悉青少年成长特点的人员参加：针对未成年人采取有益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监督管理措施：采用易为未成年人接受的方式，开展思想、法制、道德教育和心理辅导：协调有关部门为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就学、就业等提供帮助：督促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承担抚养、管教等义务等。

当前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罪犯的处置愈加趋向轻刑化、非监禁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的“把少年投人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应使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題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

2010年，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团中央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综治委预青领联字『2010]1号)。实践中，一些地区开始探索建立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审前调查评估的工作机制。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厅、公安厅联合下发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

从当前看，对未成年罪犯判处非监禁刑罚，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实施办法》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设专条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作出了特殊规定，符合中央的要求，也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十四、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

《实施办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反法律和本办法规定的，可以区别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书。交付执行机关和执行机关应当及时纠正、整改，并将有关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

社区矫正是一项刑罚执行活动，自然离不开法律监督。实践中，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交付执行、执行变更、执行终止等各环节、社区矫正监管措施以及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保障情况进行法律监督。保证了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进行。随着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断深入，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机制必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从社区矫正本身法律来看。一向新的法律制度，有了完善健全的监督机制，会更有利于它的发展。

社区矫正在我国法律中今年第一次出现，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创新，是我国刑罚执行方式的调整。现在的社区矫正和过去公安机关执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从日常生活上、思想行为的矫正上，一些法制观念、公民意识的提高和培养，包括融入社会的条件上，都要涉及到，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不是简单地变更非监禁刑罚执行机关的问题，而是要充分发挥社区资源的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基层组织、家庭成员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实行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三大任务相统一，努力把社区矫正人员改造成守法公民，实现刑罚执行与社会管理的有机结合。这样的执行方式更加体现了加强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更有利于化解矛盾，更有利于实现这些人回归社会，根据几年来的调查统计，接受社区矫正的罪犯的再犯罪率一直在0.2％左右，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随着形势不断发展，社区矫正已经被社会所广泛认可。因此，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后，在《社区矫正法》出台之前，《实施办法》作为《刑法修正案(八)》的配套制度，对全国社区矫正工作起着规范作用，这对于各个部门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对于社会力量如何参与社区矫正、规范社区矫正执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金勇

社区刑法改革论文 篇3：

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

摘要：刑法修正案(八)已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社区矫正被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无疑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但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当前还存在着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识存在偏差、非监禁刑适用比例偏低、社区矫正工作主体亟待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机制还不能做到规范运行等问题和制约因素，严重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社区矫正；非监禁刑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现状

社区矫正这一概念虽然对我们来说算是舶来品，但具有社区矫正性质的实践在我国却早已有之。唐朝时就有“留养承祀”和“权留养亲”制度。留养承祀就是对于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若父祖老疾，无人奉养，可以不执行死刑，留其奉养父祖。权留养亲是指被判处流刑的罪犯，若父母老疾无人应侍，家无戚亲成丁的，可不必执行流刑，免于流配。明朝还规定，妇人犯罪，除奸及死罪外，责付本夫收管，其无夫者，责付有关亲属或邻里保管。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缓刑和假释等制度引进到我国，如《大清新刑律》(1911年)、《中华民国监狱规则》(1913年)等对缓刑和假释制度都作了具体规定。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政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将假释明确规定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1979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刑法典，第一次从法律上对管制、缓刑、假释等制度予以明确，规定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以及因特殊原因暂予监外执行的犯罪人，在公安机关和群众监督下进行改造。实际上这就是社区矫正在中国行刑制度中的体现。

进入21世纪后，社区矫正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2001年5月，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向涉嫌盗窃的未成年人黎明(化名)下达了一份特殊的法律文书——社区服务令，要求其到社区进行无薪社会服务两个月。这被认为是开创了我国大陆地区社区矫正的先河。2002年8月，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街道、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闸北区宝山路街道在全国率先开始了社区矫正试点。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6省市作为全国首批社区矫正试点省市。通知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包括5种罪犯：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2004年5月，司法部发布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暂行办法》，暂行办法分为总则、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人员及其职责、社区服刑人员的接收、社区矫正措施、社区矫正的终止、附则六个部分，对司法行政机关如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2005年1月，“两院两部”又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将河北等12个省区市列为第二批试点。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的要求，对我国这项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予以认可和支持。2009年9月，“两院两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规定了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特别是明确了社区矫正工作的三项主要任务，就是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监督管理和帮困扶助。2010年11月，中编办印发了《关于司法部基层司加挂社区矫正管理局的批复》，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正式成立。批复进一步明确了司法部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和管理职责。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同时，还规定对判处管制和缓刑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2011年4月28日，“两院两部”印发《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对禁止令进行了细化规定，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2003年我国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各地重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社会适应性帮扶，建立了接收、监管、教育、解除矫正等制度，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和保障机制基本形成。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已有304个地市、2053个县区、26676个乡镇街道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与此同时，全国已有25个省市司法厅局、189个地市、1135个县区司法局设立了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各地还普遍建立了以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主，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积极协助的工作队伍。全国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59.8万人，累计解除矫正32万人，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为0.22％。实践表明，社区矫正工作对于教育矫正社区服刑人员不良心理和行为恶习，促使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防止重新违法犯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已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比国外社区矫正工作发展和我国社区矫正试点情况，当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制约因素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一)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识存在偏差

传统行刑观念对我国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重刑主义源远流长，报应思想根深蒂固，多数民众有强烈的惩罚犯罪的愿望，将犯罪认为不可容忍，把罪犯看做异类，心理容纳度较低，往往崇尚重刑，认为监禁刑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行刑方式，对社区矫正充满疑虑、漠视甚至排斥，对管制、假释、缓刑等社区矫正刑种和相关刑罚制度的使用，仍然停留在过去的认知水平上。在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中，罪犯就意味着坐牢，担心把罪犯放在社会上不安全不保险，容易造成管理失控或者犯罪人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重新走上犯罪，有的认为犯罪人被判刑后却仍留在社会上就等于没有刑罚处罚，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且根深蒂固。在实践中，一些人甚至把社区矫正曲解为放纵犯罪、有失公正、危及社会安全。如此一来，民眾难以理解社区矫正所体现的人道、民主、文明、公正的行刑理念。社区矫正需要依托社区进行，公众的认同感决定着公众的参与和支持度，决定着民间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介入和调用程度，这势必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我国非监禁刑适用比例偏低

由于长期受重刑主义思想及1980年以来多次严打整治斗争影响，加上在非监禁刑监督管理执行上的不到位等问题，我国缓刑、假释、管制及暂予监

外执行等普遍适用较低。一是缓刑的适用情况，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缓刑率较低。据联合国统计，1994年，美国每10万人口中的缓刑比为536，加拿大为217，荷兰为79.14。另据1999年亚太地区矫正管理者大会资料，亚太地区每10万人口中的缓刑比分别是泰国839.8，新西兰581.5，澳大利亚218.7，韩国111.9，而我国为20.8。二是假释的情况。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监狱罪犯大多是通过假释的形式出狱，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监禁刑措施，假释便于罪犯回归社会。据统计，美国1995年假释率约为50％。另据亚太地区矫正管理者大会有关数据，2000年亚太有关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假释率为40.4％，澳大利亚为39.7％，新西兰为39.4％，泰国为37.9％，韩国为26.3％，中国内地仅为2.3％。我国试行社区矫正最早的上海市2001年全市的假释率也仅为0.96％。据调查，河南省第一监狱是一所高度戒备的重刑犯监狱，长年押犯在5000人左右，原判死缓、无期罪犯约占60％。据统计，2006年到2010年，除2008年假释3人外，其余4年没有假释一名罪犯。刑法修正案(八)由于提高了有期徒刑的刑期，在修改假释条款时相应延长了监禁时间。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显而易见，罪犯在监禁机构服刑时间将会更长，不利于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其适应社会的能力更加弱化，监狱的刑罚执行成本加大。三是管制的情况。管制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刑罚制度。作为主刑之一，管制在1979年刑法中仅占分则条文的18.5％，到1997年修订刑法时，管制的适用范围占分则条文的26.8％。虽然管制适用范围得到了扩大，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管制适用却很低。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0年全国被判处管制的罪犯为7822人，约占全部被判处刑罚罪犯的1.21％；2001年被判处管制的罪犯9481人，占1.26％。管制这一符合国际行刑社会化的刑种基本上等于闲置不用。四是关于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况。据司法部有关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监狱系统保外就医罪犯27271名，适用率为1.89％；1998年保外就医罪犯24878名，适用率为1.73％；1999年为20021名，适用率为1.4％。河南省第一监狱2006年到2010年罪犯保外就医适用率分别为0.17％、0.20％、0.19％、0.16％、0.43％。

综合以上情况，分析我国非监禁刑适用偏低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重刑主义和报应刑传统刑罚思想的影响。立法上对缓刑、假释等的适用要求苛刻，法官习惯于适用监禁刑来严惩犯罪。二是对于何为“不致危害社会”心存疑虑，担心承担责任。刑法第72条在规定可以宣告缓刑和第81条规定裁定假释时都要求“不再有社会危险的”。刑事诉讼法第214条则规定：“对于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或者自伤自残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这必然导致有关机关在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等适用方面的谨慎。河南省保外就医率低的一个原因还在于省监狱局在理解社会危险性时把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同意意见作为批准保外就医的一个硬性规定。三是非监禁刑的执行落实不到位。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是缓刑、假释、管制及保外就医等的执行机关，但在具体工作中，由于公安机关任务繁重，无暇顾及，容易发生管理不到位现象。

(三)社区矫正工作主体亟待加强

根据1997年刑法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我国在社区矫正试点之前，对缓刑、假释、管制、监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人员的监督考察的管理机构和工作机构是公安机关。但在实践中公安机关难以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监督考察，更不要说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改造了。2003年社区矫正工作开始试行后，在“两院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2009年“两院两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中都明确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履行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职责，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公安机关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对脱管漏管等违反社区矫正管理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采取惩戒措施，对重新违法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及时依法处理。但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上是由基层司法所在履行社区矫正职责，由于司法所不具有刑罚执行职责，所谓的社区矫正大多流于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困难扶助。非监禁刑作为刑事处罚的一面不能得到体现。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第38条、第76条和第85条中，原被判处管制、缓刑和假释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监督和考察分别修改为对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的，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但并没有明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因此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机构在法律上还没有得以确认。经过8年多的试行，到目前，全国虽然已经有25个省市司法厅局、189个地市州和1135个县市区司法局设立了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但分别只占建制数的80％、56.7％和39.6％，同时，这些机构绝大多数属于临时机构，非常设的法律意义上的职能部门。而且全国只有72％的县市区和65％的乡镇街道开展了社区矫正工作，还有很多空白点。

另外，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素质亟待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专业性工作，对服刑人员的矫正活动涉及法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各学科知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包括专业矫正人员、辅助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者。但从目前情况看，这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无论是人员构成、人员数量还是法律知识、专业技能、矫正手段等方面都还不能完全适应工作需要。作为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司法所人员普遍偏少。如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政协2008年第114号提案《关于要求解决乡镇司法所人员编制的建议》中提出，全州32个司法所，有23个所均为1人所，有9个所撤乡并镇后为2人所。司法所同时还有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安置帮教、基层法律服务等工作，一个司法所只有一个人怎么可能再分出精力做社区矫正工作。另据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北京市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40岁以上的占63％，本科以上的占21％。二是法律知识参差不齐，整体有待提高。人员的数量不足和社区矫正专业素质的短缺势必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推进和健康开展。

(四)社区矫正工作机制还不能做到规范运行

社区矫正的运行包括入矫、矫正和解除矫正，社区矫正的内容和主要任务包括教育矫正、监督管理和帮困扶助等，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包括被宣告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的5种罪犯。但目前社区矫正制度还很不健全，影响社区矫正运行的实际效果。一是缺少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审判机关对被告人判决前，由专门机构人员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家庭情况等进行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评估后写出调查报告，提交法院供其审判时参考的一种制度。1950年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倡导这一制度，目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推行。我国由于目前没有这种制度，影响到法院在判决时对非监禁刑的适用，这也是目前我国监禁刑比例偏低的原因之一。二是社区矫正衔接机制不完善。社区矫正涉及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司法所等部门，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矫正衔接的程序性的硬性规定以及法律文书资料的统一要求。这势必造成工作上的脱节和推诿扯皮。三是缺乏社區矫正评估制度，既包括矫正前的评估、矫正过程中的评估、矫正效果的评估、解除矫正后的评估，也包括对矫正方法、矫正内容、矫正措施的评估。四是工作制度不健全。对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由公安机关转为司法行政机关实施后，如何对5种罪犯分类管理?如何监督考察、如何进行科学矫正、如何进行帮困扶助?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制度跟进。显然这也是非常迫在眉睫的事情。五是奖罚机制没有建立。如何借鉴监狱管理罪犯的做法，对在社区矫正中表现良好的社区服刑人员提请减刑和对违反有关规定尚未重新犯罪的进行处罚还没有具体的规定等等。

作者：王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