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论文

［摘要］在列斐伏尔各个时期的理论探索中，始终贯穿的思路是：新时期的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论文 篇1：

“空间转向”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摘要“空间转向”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理论转向的过程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打破了西方从18世纪末开始的重视时间轻视空间的传统,消除了空间的依附性,恢复了空间的本体地位,重建了空间—时间—社会存在“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它倡导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打破了西方传统的学科分工。正是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推动下,“空间”才广泛地进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成为各种理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空间转向”才得以真正形成。

关键词:“空间转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 时间 空间

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政治领域,开始了令人瞩目的“空间转向”。对此,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 Wegner)曾指出,当代西方“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上”,并且,在对“庞大的和多种形式的”空间研究做出过贡献的学者当中,既有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师,也有人类学家、哲学家、艺术批评家和文学与文化批评家。韦格纳所描述的这一现象和其所勾勒出来的诸多理论家同时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空间”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内,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并且,“空间转向”是与人文社科领域内的其他学科紧密相连、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应该说,韦格纳对“空间转向”的认知是相当准确的。不过,他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没有提及对“空间转向”做出巨大贡献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一

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空间转向”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当代的“空间转向”。

纵观古今诸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才真正地完成了空间、时间、物质三位一体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空间和时间,要么被唯心主义哲学家看作是感知者想象的产物,如康德就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两种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用为先天的知识原理”,要么被唯物主义哲学家看作是与物质相分离的独立个体,德谟克利特所谓的“虚空”和牛顿的观点——空间作为容器和舞台,“在那里分布着物体,表演着事件”,“空间的各个部分和方面是完全同类的”——几乎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空间是一种物理事实,既不受占据其中的事物的影响,也不受感知方式的影响。并且,牛顿还进一步将时间和空间提升到绝对的范畴。在他看来,“绝对空间和时间不仅是独立地存在着,不依赖于物质的过程,而且彼此间也是互不依赖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绝对时空的观点,并初步将空间和物质相联系。爱因斯坦认为,空间不是连续的、均衡的,在空间内部可以做更为详细的划分;同时,不能将物质与空间二者分裂,空间的特性与它所包含的事物处在相互作用中。至此,物质与空间分离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变。但最终完成将物质与空间和时间辩证地联系在一起这项工作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时间与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客观具体的存在形式。如列宁就指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空间和时间也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空间、时间和物质三者由此划定,并包容了自然世界的基本特性,空间—时间—存在这种在本体论上的三位一体,是一切社会理论的生成之源,通过它,人们才可以看见历史、地理与社会存在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具有非常强烈的地理和空间直觉。马克思本人经常在他的作品里提到空间和地理的重要性。他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同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理活动和策略交织在一起的。他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发展,将导致时间对空间的消解,空间形态由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出现重大转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关于城乡对立问题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对空间社会性的强调,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更是或隐或显地涉及到了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

继马克思之后,列宁、卢森堡、布哈林、托洛斯基等20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关键人物,对地理也很敏感。在他们的著述中,有不少涉及地理与空间的内容,他们的这些著述为对地理学方面的不平衡发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基础。虽然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在那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可小视的重要先锋。如在1917年与1925年之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里,就曾经有过由城市规划者、地理学家和建筑学家发起的力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空间组织”的先锋运动,其目的在于配合发生于苏联社会中的其他革命运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曾经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早期阶段的欧洲城市和区域的各种问题,作过很详尽的分析,尤其详细地阐释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及其强加的地域性劳动分工。瓦尔特•本雅明也在其《拱廊计划》和《旅途笔记》中,对19世纪巴黎的空间与文化流动场所,进行过细致的描绘。

二

20世纪70年代以后,空间冲破历史决定论的压制,并日益得到彰显,从而逐渐形成了当代西方理论的“空间转向”。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它的推动下,“空间”才得以广泛地进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成为当代各种理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

西方马克思主义远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主要正统观念,对与劳动过程内部运行有关的、传统的各种基础结构主题,在劳动场所内就生产的各种社会关系问题所展开的各种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运动法则”很少关注。它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知识领域,不仅扎根于大学的各个科系和研究中心,而且表现出对哲学话语、方法问题、资产阶级文化评论,以及对诸如艺术、美学和意识形态等主题的极大兴趣。它的这种“边缘性”,非常有利于空间理论的形成。或者说,只有从这种“边缘性”出发,才有可能从侧面走向一种正在崛起的后现代话语,才能不仅不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批判理论而加以冷落和排斥,反而努力为其开辟一种有必要的空间化——对空间性的一种唯物主义的阐释——使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抗衡。就此而言,正是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使得长久以来被历史决定论压制的“空间”能够浮出水面,发出自己的声音。

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打破了西方从18世纪末开始的重视时间轻视空间的传统,恢复了空间的本体地位,颠覆了由来已久的将空间和社会存在割裂开来的传统思维,重建了空间—时间—社会存在三者之间“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在整个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决定论,扼杀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空间性的批判敏感性,使人们认识不到现实生活世界不仅处于历史的构建,也同样处于地理的构筑之中。以马克思为例,尽管他隐约地觉察到了空间的重要意义,但在《资本论》一、二卷之中的基本问题框架,仍然是封闭性的和一种本质上无空间的理论体系。虽然他在第三卷中进行了空间分析,但由于其在当时未曾问世,所以使得我们难以见到他对空间问题的进一步论述和阐发。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在面对当代社会物质语境和思想语境的巨大变化时,列斐伏尔开始对植根于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的空间进行重新阐述,赋予空间以社会意义,并使它全面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怀抱。这也正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独特贡献,它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回答了“空间是什么”这一问题。

更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打破了西方传统的学科分工。吉登斯指出:“在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间,社会学和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由于不同学科之间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阻碍了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由此导致了相对封闭狭隘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例如,“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地理学研究的主题,所以社会学理论很少关注它,而传统地理学对空间的研究,又大都以实证主义作为主导范式,忽视空间的社会性,这就导致了社会空间长期被忽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提倡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如列斐伏尔就指出空间是社会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空间既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因此不能认为它仅仅是某些专门空间学科,如地理学、建筑学所研究的对象,或仅仅是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工作者眼中的辅助物或真实背景。继他之后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詹姆逊、哈维、苏贾等,也在各自的研究中,表现出了明显的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非凡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所倡导的这种开放性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不仅代表了当代学科融合的趋势,而且也非常具体地回答了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怎么研究空间”这一问题。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在不断推进当代理论“空间转向”的过程中,体现出了自身独特的魅力和意义。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被证明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认识和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现状及其发展的理论。“空间”的被凸显,与当代社会现实中的时空体验转型有关。在当代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时间观和空间观:网络使一切变得迅捷,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促使人们不断地和时间赛跑;人口的膨胀,使人的生存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正是由于变幻的时间与空间严重扰乱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所以,空间的重要性才会被重申。哈维和詹姆逊从时空体验转变的角度,分析当代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当代西方社会性质的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这种实践取向,不仅证明了“空间”可以和时间一样,成为理解当代社会从传统、现代到后现代转型的重要维度,而且有力地证明了空间理论从“空间”角度分析具体社会和文化问题时的有效性。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具体体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空间的关注,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引发的。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中,随着以交通、通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的发展,人员、资金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度流动,生产、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空间内重新布局,阶级、民族、种族、国家以及其他政治主题,由此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得空间突出地成为国家、民族、阶级、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力量交汇的场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强调空间的异质性,揭示空间中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较量,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性的理解,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当代的具体体现。

注:本文系西南交通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起步项目(编号:

2008Q093)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Phillip E.Wegner, Spatial Criticism:Critical Geography,Space,Place and Textuality. Julian Wolfreys,ed.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

[2] 康德,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3] 符•约•斯维杰尔斯基,许国保、戎象春、李浩然译:《空间与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4]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 安东尼•吉登斯,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

作者简介:侯斌英,女,1977—,河南许昌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侯斌英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论文 篇2：

资本主义残存奥秘的解蔽之路

［摘要］在列斐伏尔各个时期的理论探索中，始终贯穿的思路是：新时期的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从前期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到后期的空间生产思想，列斐伏尔始终将资本主义幸存的奥秘与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紧密地挂钩，从而将马克思局限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再生产理论推进到广阔的日常生活中，进而把再生产理论与空间生产紧密结合，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扩展性及其本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解读路径。

［关键词］列斐伏尔；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日常生活批判；空间生产

［

随着国内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一个研究共识正日渐达成：即仅仅停留在某个人或流派思想变迁的点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复杂独特的理论对象时。因为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潮，其理论特质一方面源于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独特时代，即指作为他们最终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这一复杂机体的历史变迁；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不解之缘，并受到同时代的各种哲学思潮的交互影响。［1］在这方面，佩里•安德森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表现为“形式的转移”与“主题的创新”。［2］然而，仅仅指认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较之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或主题上的变迁不但远远不够，而且存在着曲解和误释的可能，更进一步来说，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向现实开放的理论本性也将失去一次极好的彰显良机。事实上，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显现出来的“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这一理论表象，我们将看到，这种“转移”或“创新”实际上是在一种变化了的现实条件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旨趣与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这一点在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亨利•列斐伏尔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那种面向资本主义现实条件的变迁而努力揭示未来社会主义可能性的灵活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姿态。正如其弟子爱德华•苏贾所指出的那样，列斐伏尔所致力于思考的总问题是：在后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何以幸存？［3］对此，列斐伏尔终其一生为我们提供了极富特性的探索：从他对现代世界中日常生活的哲学解蔽，一路经过对“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微观解剖，直到他对社会空间生产的独特阐发。事实上，随着本文论述的展开，我们将不难发现，列斐伏尔理论探索前后各期一以贯之的一条潜在的线索正是他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独特阐发。

一、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从生产过剩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就其理论主题而言，列斐伏尔的理论探索前后很明显地存在着一次大转折，即从日常生活批判到空间生产。仅从理论表面特征来看，这似乎意味着列斐伏尔的一次思想大转折。但是，“日常生活”、“都市”、“空间”与“空间的生产”对于列斐伏尔来说都是一些“近似问题”，它们共同的母体都是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思想。［4］具体而言，即资本主义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于资本主义幸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把握这个问题需要厘清以下两个要点：其一，资本主义是否存在无法克服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其二，资本主义如何克服这种危机并取得了增长？

很显然，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任何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毫不迟疑地给出肯定的回答，列斐伏尔也不例外。只是，与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那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危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列斐伏尔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当中。

从表象来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有效地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并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从而掩盖了其固有的矛盾。但列斐伏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凭借外在因素（科学技术等）而取得经济的不断增长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否定因素正逐渐滋生。“否定的因素不再以中断和危机的形式处于过程的‘外面’，而是在过程的内部。破坏成为生产中所固有的和内在的东西”，“否定的因素不再产生在资本主义的外部，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心腹地带”，“破坏在各个方面成为资本主义内部所固有的，这种破坏并不只是由公然宣称的暴力所造成”。因此，“（经济）增长并没有阻止现存社会的解体”，而且“这不单纯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关系逐渐瓦解的问题”。［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关系到资本主义存亡的危机，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危机”。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要求再生产出它自身，也就是说社会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存在的。一旦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出现了危机，革命就会势不可当地爆发。由此他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不单纯是指资本主义破坏性的一面突显并发挥作用”，“也不单纯是某种不明的‘死亡的本能’起作用，或唯生产力论和经济主义破产的问题”，“不是肆虐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那种传统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它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核心的衰亡”。［6］因此，与马尔库塞把革命重心集中于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的革命策略相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未来的革命必定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城市。

那么，为什么面临着如此无法克服的内在危机的资本主义老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列斐伏尔认为，关键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扩展性与自我突破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顺利实现了全面扩展。他认为马克思当年过于局限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形态的研究，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继承了这种“实体主义”的思维而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重视不够。只有从再生产的视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性和自我突破性才能得以更准确地认识。正因如此，列斐伏尔转向了日常生活，探究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全面“殖民”的本质。

二、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殖民以及消费异化的本质

从根本上来说，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直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其本质则在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合法性问题。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意识到了国家与意识形态对于保障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合法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葛兰西通过对美国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思考，认为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必须从纯粹经济生活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领域——因为这是文化霸权得以建构的中心领域。在此基础上，福柯对疯癫、监狱等展开的考古学与谱系学分析表明，意识形态的操控在更多时候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识渗透完成的，而不再具有依赖国家强制来实现的政治性特征。阿尔都塞则通过对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主体”建构作用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个体被传询——召唤为‘自由的主体’”，“个体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想象——符号统治秩序”，个体把想象的状况当作真实的状况这一主体被建构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国家政权在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方面——中的运用来保证的。”［7］

在列斐伏尔那里，意识形态对于主体的建构则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集中体现他对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意识形态的分析。［8］在他看来，消费的过程都是将消费者建构为“主体”的过程，但这种“主体”意识只是消费者对消费过程的想象性表达。在日常消费中，当人们以为自己是作为主体来选择对象，以体现自己的“个性”的时候，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被规定了的“个性”，因为消费者只能在特定的物品系列中加以选择。而这一极其日常的看似自由的消费过程的本质则在于：“面对系列性的价值结构，消费的过程是将个性化主体的‘意象’投射到消费品的身上，这是消费时代对消费者心理的更深层的支配与引导。这才是消费意识形态得以运行的重要方式。在意识形态的这种运作中，直接政治性的目的消隐了，意识形态呈现为日常生活认可的‘个性’表达，正是这种‘个性’表达保证了消费社会的合法性。”［9］

具体到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尤其他的消费异化批判的思路中，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表达。列斐伏尔指出，这是一个“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控制消费全面控制了日常生活，从而获得了新的活力。很显然，资本主义通过控制消费而控制日常生活的实质在于：通过消费对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渗透，通过把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变为消费着的“伪主体”，借助电子传媒实现对社会的符码化统治，不仅确保资本利润的顺利增殖，而且以消费这种能够彰显社会的“母性”关怀的方式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剥削，从而掩盖阶级社会之间的对抗性并消解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意识，真正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太平盛世和长治久安。也就是说，在消费被控的现代官僚社会当中，人们正是通过消费的方式不自觉地认同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合法性，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这片“新大陆”的殖民，悄悄进行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合法性的生产与再生产。

三、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转向：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拓展

随着“六八风暴”的结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走向了终结。同期各种思潮的涌现，如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生态问题的提出、全球化问题的凸显等，欧洲的学术与思想也发生了显著而急剧的变化。理论的转变最终总是根源于现实条件的变迁。在此次的欧洲学术思想转型中，那些秉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期待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旨趣的学者们，所面对的更多的是新时期资本主义内部本身已经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变更等。［10］处于这一转变中的列斐伏尔也不例外，这在其理论表面上体现为他转向了对城市与空间的研究。

伴随着其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列斐伏尔的再生产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他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从来就不是局限于一个社会内部，或将一个社会按照原来的计划生产与再生长出来，而是突破原来的生产条件的局限，重新生产出一个空间来。“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企业周围的环境(即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组织化……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空间的‘发展’”，“再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绝不仅仅处于一定社会的内部，而不如说是处于一定的空间之中”，“资本主义已发现自己有能力淡化（如果不是解决的话）其一个世纪以来的内部的各种矛盾。因此，自《资本论》完成以来的一百年中，资本主义成功地取得了‘发展’。我们无法计算其代价，但我们的确知道资本主义获得增长的方式：占有空间，并生产空间。”［11］“资本主义不仅仅占有了地球上的现有空间，而且它趋向生产自己的空间。”［1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抽象空间的生产已经由传统的空间中商品的生产过渡到把空间本身作为稀缺资源和可以转让的资源来生产的阶段，而且，资本主义不是仅仅停留在已有的空间基础上进行空间的生产，而是不断扩展出新的空间，比如原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枢纽的加工制造业已经被建筑业和休闲工业取代。

由此可见，随着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全面扩张，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发展是无需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实现的。并且，作为这种扩张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和生产力实现扩张的同时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完全占据所有现有空间的同时介入了新空间的生产。而通过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资本主义关系顺利实现了空间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也继续实现和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扩张性和自我突破性。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的生产不仅仅独自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继续存在负责：它决不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向先在空间的延伸。相反，它是一般情况——在空间的完整体中的空间的实践——它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免于毁灭。”［13］而这些无疑是许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马克思本人都未能看到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关系的新变化。

综上所述，在列斐伏尔的各个时期的理论探索中，始终贯穿的思路是：新时期的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不论是前期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还是后期的空间生产理论，列斐伏尔始终坚持并自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的，正是把资本主义幸存的奥秘与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紧密地挂钩，并通过日常生活的研究发现了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控制消费达到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从而借此实现资本主义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通过对空间生产的探讨，发现了资本主义取得发展的秘密正在于通过占有空间和生产空间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扩张，亦即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从而使资本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正是通过把对资本主义的讨论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直接地联系起来，列斐伏尔发现，“这种社会各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借此有能力通过维系自己的规定结构延长自己的存在的诸过程。”［14］

至此，将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无疑是必要的。众所周知，在马克思那里，“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15］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仅是“物”的再生产或“量”的扩大再生产，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差异化再生产过程。［16］但是，受其时代限制，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关系是与生产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实际上仍然是围绕经济生产过程进行的。对于在经济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发生的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马克思并未展开分析。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势不可当地步入消费时代，并呈现出许多马克思时代所未显现的特征。而这也无疑成为了种种认定马克思已经过时了的论调紧紧抓住不放的“小辫子”。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作为整个动态生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那个基于雇佣劳动与资本对立的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根基的资本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说，在根本上，资本主义为了追求极限利润而生产的本质属性并无变更。相比之下，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表现出极力挣脱马克思的生产中心视角的理论姿态，当他们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视角推进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时，不仅仅带来了理论形式与主题的变迁，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变迁，同时也在根本上带来了这样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就生产关系再生产这个问题而言，现时代的资本主义研究究竟该依旧坚持生产对社会生活的决定性视角还是社会生活相对于生产的更基始性视角？这本身又是一个更复杂且无法逃避的问题。而这恐怕也是列斐伏尔所致力于解决的难题，并在终其一生的探索历程中，他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诸种变化，而且将马克思局限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再生产理论推进到广阔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把再生产理论与空间生产紧密结合，从而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扩展性及其本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解读路径。

参考文献：

［1］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Ｍ］．南京?押南京大学出版社，2０03．绪论．

［2］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Ｍ］．高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0－61．

［3］［10］［14］爱德华•Ｗ．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Ｍ］．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38－139．134－135．139．

［4］［5］［6］［11］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1978，ｐｐ．7－8．ｐ．110．ｐ．117．

［7］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40．361－367．

［8］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七、八章．

［9］仰海峰．消费社会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拓展［Ｊ］．河北学刊，2005，(3)．130．

［12］［13］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ｏｎａｌｄ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Ｓｍｉｔｈ，Ｏｘｆｏｒｄ（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199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0)［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0－451．

［16］唐正东．斯密到马克思［Ｍ］．南京?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85－395．

责任编辑姚黎君

作者：林　密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论文 篇3：

从赛义德的思想来源试析后马克思思潮的理论定位

摘要：赛义德将福柯的权力理论，具体运用于分析西方殖民主义传统所形成的“东方学”话语体系，指出其中隐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实质。然而，他却刻意地与福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援引为自己的思想来源。这种思想的混杂性表明，包括后殖民理论在内的后马克思思潮，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一种理论变式，

关键词：赛义德　东方学　后殖民理论　后马克思思潮

文献标识码：A

赛义德的《东方学》一书，以独特的视角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问题域——后殖民理论。该书不仅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话语模式，更展示了一种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评的范本，从而使赛义德成为后殖民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正如约瑟夫·布里斯托在《帝国男儿》中所言，有关后殖民性的争论肇始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霍米·巴巴和加亚特里·斯皮瓦克也都深受其影响。巴巴在《后殖民批评》一文中说，“《东方学》开创了后殖民领域”，斯皮瓦克则评价该书是“我们学科的基藏读本”。寻溯赛义德的思想来源，不仅有助于把握后殖民理论的渊源流变，而且为我们分析后马克思思潮的理论定位提供了某种可能。

一

不可否认，在《东方学》声名大噪的背后，一方面固然是缘自学术性本身，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东方学”现实的政治指归。“东方学”的概念不只是一个“在文化、学术或研究机构中所被动反映出来的政治性对象或领域”，不是“有关东方的文本的庞杂集合”，作为一种跨学科的言说方式，它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不仅作为“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更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成为“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赛义德指出，“制造出‘东方人’的形象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了其作为人的权利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联结并不纯然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然而，却是一个有着某种显而易见的重要性的智识性问题”：“我心中总是存有某种合理的期望：东方学不要总是像以前那样几乎不受任何质疑，不管是从学术的角度而言，还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角度而言”。

在当代知识界，讨论知识——权力关系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福柯。实际上，《东方学》与现实政治实践的紧密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福柯的“权力”理论。在福柯看来，知识总是与权力的运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权力通过知识发挥作用，知识根植于权力之中。他强调历史是人类从一种统治到另一种统治前进的权力仪式的戏剧，是一部没完没了重复进行的关于统治的戏剧，整个西方的历史是偶然的，只是不同权力与知识的结合。知识与权力的密切联系在于：一方面，知识来源于权力，被权力所驱动：另一方面，知识又是一个生产、规范、循环、操作权力的系统。因此，福柯反对作为阐释现代权力来源及其本质的经济模式和法权模式，认为尽管革命砍去了现实政治社会中世俗专制国王的头颅，但现代性知识系统仍延续着权力的压迫，他要用系谱学的断头台砍去理论王国中的国王的头颅。福柯认为，现代理性知识话语通过话语霸权、行为方式形成了一整套的规诫系统，它以对社会的“合理”设计，压制个体的意愿与行为，成为权力的工具，它不但成为理性压抑非理性的借口，而且成为权力压制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文化与种族的借口。“现代性的建构给许多人带来了难以计数的苦难和不幸，这些受害者包括受资本主义工业化压迫的农民、无产者和工匠，被排斥在公共生活圈之外的妇女，以及在帝国主义的殖民过程中被灭绝了的那些种族。现代性还产生了一套规诫性制度、实践和话语，从而使它的统治合法化。福柯揭露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同盟”使得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知识话语体系获得合法性。

赛义德的“东方学”致力于揭示西方是如何为了自身利益而构造出一个关于东方的知识——权力的关系体系。赛义德自述，“米歇尔·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规诫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科学，……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东方学”在赛义德那里基本上有三重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赛义德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试图揭示隐含在传统的东方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行机制，力图实现对作为一个学科的东方学的发展和演变进行基本的描述。有学者指出，《东方学》一书至少在两个方面受到福柯影响。一方面，“什么是权力以及权力如何行使的观念上。……权力最主要的工具是‘知识’，以致权力问题首先被等同于看它是否‘离经叛道’，再将其用于‘重组’。……要把所有形式‘求真的意志’、所有‘他者’或边缘区域的文化表现模式，较为明确地与权力的操作联系在一起”。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致力于反思现代性的话语系统所隐喻的知识与权力的联结，赛义德则考察东方学话语传统暗含的霸权本质。另一方面，“赛义德不同意把人文科学当作围绕着追求‘纯粹’或‘不带感情’知识而展开的学问这样传统自由主义的理解。……他认为这样的实践都深深卷入了权力运作和技术操作之中，这是因为所有的学者(和艺术家)都受到特定历史、文化和制度依附关系的制约。……赛义德认为：‘如果不研究思想、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力，更正确地说研究其权力的配置，也就不能认真地研究思想、文化和历史本身’。”

赛义德自己也承认，“福柯的体系和东方学间的平行关系非常显著”。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赛义德“东方学”的提出，是将福柯的知识——权力关系理论具体运用于考察西方中心主义知识话语体系下的东西方关系问题。

二

虽然《东方学》受惠于“权力”理论颇多，但赛义德还是与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福柯刻意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赛义德的《东方学》是福柯“权力”理论在特定语境中的一种具体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深化。但他对福柯的借鉴只是选取了其中一个特定的断面——后殖民文化批判。赛义德将福柯的知识——权力构架具体运用于分析东方学这一特定语境，从而使福柯的“权力”理论更具有现实的文化批判意义。无怪乎有学者指出，“赛义德改写了福柯关于‘话语’

‘建构’知识目的的论点，此处的‘话语’被认为是建构权力的媒体，通过‘话语’权力才得以实施。……内涵在东方主义中的惩戒政权体系把‘真实的’东方(East)改造成了一个推论的‘东方’(0rient)，更确切地说是用此代替彼”。赛义德虽然得益于福柯的知识——权力分析构架，但他并不像福柯那样抽象地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是从中抽取了“东方——西方”的特定视角来解析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压制。

正是由于赛义德选取的这种特定的后殖民文化批判视角，使得福柯的“权力”理论本身也沦为批判

的对象。在赛义德看来，福柯的“权力”理论虽不至于完全归结为一种“东方主义”的共谋，但也难逃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于是，赛义德与福柯的观点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里，“the Orient”是与“the Occident”相对而言的，而不同于在地理学意义上的“the East”与“the West”。在东方学的话语传统中，是西方的知识系谱塑造出东方的形象，西方知识臆构的东方(“the Orient”)取代了地理学意义上的真实的东方(“the West”)。正是西方的东方学知识传统形成了如下的观念：“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模式，造成了西方这一“中心”对东方这一“边缘”的压制。赛义德认为，即便是福柯的作品也难以摆脱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模式。虽然福柯“所作的大量研究最主要的意义不是权力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施展的种族中心主义模式，而是一个大得多的画幅的一部分”，但“福柯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范围内，话语和规则的观点是十分武断的欧洲式的，他也没有意识到规训——它同运用大量细节(和人类)的规训的使用一道——如何也曾被用来统治、研究和重构——接下来就是占领、统治、开采——几乎整个非欧洲世界的”。

此外，与《东方学》同时发表的《文本问题：两种典型位置》一文也表明，赛义德对福柯方法论的不满；在《文化与制度之间的批评》一文的修订稿中，赛义德对“权力”理论的拒绝更加坚定；在后来的《对东方主义的再思考》、《福柯和对权力的想象》和《文化帝国主义》等著作中，赛义德也离福柯越来越远。

三

然福柯不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那么究竟是何种思想资源构成了赛义德理论建构的支援背景?在思想深处，赛义德更多地受到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从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统建立起某种内在关联。我们可以从赛义德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推崇中找到直接的证据。他说：“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赛义德的一些重要观点，直接来源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知识分子理论。

《东方学》后殖民文化批判这一特定视角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启发。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核心问题不仅包括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武力斗争，而且还包括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夺取文化霸权的非暴力形式的革命。无产阶级要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仅仅依靠暴力革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文化领域的革命，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文化在维系统治秩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在文化领域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是夺取领导权不可或缺的前提。葛兰西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使“霸权”理论有着强烈的政治实践指归。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葛兰西“霸权”理论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只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兴盛，葛兰西才日益唤起人们的理论兴趣。

赛义德以文化批判作为关注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葛兰西的影响。在赛义德看来，“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与传统的殖民主义批判理论不同，后殖民理论这一物质层面的积淀使作为与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的东方学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东方即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正如同样的物质积淀使源自东方学的观念不断扩散到一般的文化之中并且不断从中生成新的观念一样”，“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东方学本身就是——而不只是表达了——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可否认，殖民主义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共生物。虽然二战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殖民主义正逐渐解体，但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之间的支配与依附的关系却并未就此终结。不仅在传统的经济政治层面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保持着国际贸易和国际事务的控制；而且在文化层面上，更是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科学技术、传媒手段和文化产品等方式对第三世界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形成了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霸权。赛义德作为一个身处“西方”的具有“东方”血统的知识分子，力图解构这种权力话语深层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心态和历史目的论，从全新的视角审视殖民主义解体之后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身份问题，倡导一种平等的、对话式的国际文化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东方学》一书构成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诠释。

赛义德提供的“革命策略”显然是受到葛兰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上。葛兰西强调，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看，改变现实的批判意识的产生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杰出人物，任何力图夺取和巩固领导权的集团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知识分子集团，只有当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积极进行斗争，同时主动地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该集团才能够逐步瓦解敌对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展他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一旦传统知识分子被同化了，有机知识分子力量得到壮大，那么改变现实的历史主体潜能就能得到发挥。沿着葛兰西对知识分子历史主体地位的探索路径，赛义德指出，在东方社会里，东方民族利用民族主义，作为非殖民化中的文化抵抗的一种有效的方式。这种文化抵抗方式与独立意识在20世纪已成为一种全球性事实，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同仇敌忾，反抗他们眼里的不公正行为。知识分子揭露现存文化中霸权的方式，就是通过溯因来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的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消解西方文化霸权虽然也需要东方人敢于说话，但更需要东方知识分子强有力的斗争。

在赛义德看来，被西方人作为一种学科的“东方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而是一种葛兰西所说的具有权力特征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东方学就是文化霸权主义，它的目的不是要向人们传播知识，而是谋求西方对东方的支配权。这样，赛义德就把意识形态与夺取领导权的政治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和夺取领导权的政治实践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既然意识形态与领导权密不可分，那么谁占有了知识，谁就拥有了权力。知识历来是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行使文化霸权，就是因为它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正如葛兰西所言，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它就必须加强教育，大力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自己强大的知识分子集团，那么它就能占

领文化阵地，就能动摇乃至推翻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受此影响，赛义德认为消解西方文化霸权的使命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完成，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详细探讨了东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他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先驱人物塞萨尔、法侬等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邪恶本质的揭露。分析了文化民族主义三剑客——钦维祖、杰米和马杜比克等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

四

以上，我们分析了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赛义德的思想来源。不难发现，赛义德的思想异常复杂，似乎是徘徊在福柯与葛兰西之间。一方面，赛义德受惠于“权力”理论之处颇多，甚至可以将《东方学》视为福柯的知识——权力关系理论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的一种具体的运用。另一方面。赛义德本人却刻意地与福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并没有像福柯那样抽象地考察知识与权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是从中抽取了“东方——西方”的特定视角来审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压制，而恰恰是由于这种特定的后殖民文化批判视角的选取，使得福柯的“权力”理论本身也沦为批判的对象。最终，赛义德与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福柯走向决裂。

诚然，赛义德对葛兰西“霸权”理论推崇有加，但我们却不能据此来夸大以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赛义德的影响。众所周知，葛兰西继承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传统，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来对待，并将其具体化为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可以归人马克思哲学的传统之中。姑且说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可以算作广义的资本主义批判，但如同面对福柯一样，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同马克思保持着距离，甚至从根本上来否定马克思的现代性超越机制。德里克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后殖民批评认识论的矛头所向，就是为了超越从前的革命意识形态中的对立和认同”，他们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首当其冲的便是“现代化叙事”——“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表现方式，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在后殖民理论看来，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无助于解放，反而会造成新的强制与压迫”。后殖民理论强调过去是“建构出来的”，无法指导未来，并排斥了“基础”结构、二元对立、本质化身份以及“人本”主体性等概念，从而“把革命活动扫地出门，除非革命作为偶发的可能性”。

与拒绝马克思的“现代化叙事”一样，赛义德认为后现代主义中存在着更为严重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同福柯划清界限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不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梦魇”。后殖民理论急迫的政治历史要求，与后现代主义对此类问题的冷漠态度之间存在的差异，使得二者采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并产生迥异的后果。就总体方法论倾向而言，后殖民理论家研究的所有问题都与民族解放、对历史和文化进行重新审视有关，他们不遗余力地对欧洲中心论和西方霸权展开批判。

最终。我们发现后殖民理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却竭力地与二者保持着距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那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绝不仅仅表现为一种认知层面上的现代性批判话语，更是包含着本体层面上的某种超越机制，其中蕴含着主客体统一下的主体对历史进程的实际参与过程。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由于对“总体性”的背弃而陷入一种主观立场上的大拒绝，最终他们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脱节，批判理论也沦为一种话语批判，从而远离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和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本意。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势必会渗入新的理论成分。出现理论结构上的变异。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与后现代主义划清界限，刻意保持着理论的独立性，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为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抗拒”；另一方面更加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统，不承认以致于批判马克思的基本立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始终保持着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后殖民理论正是上述的这样一种所谓后马克思思潮的重要流派。因此，包括后殖民理论在内的后马克思思潮，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一种理论变式。

作者：郑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