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完善宣誓制度宪法论文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南京210023）摘要：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在2018年正式入宪，自此宪法宣誓作为宪法载明的宪制仪式，通过制度设计和仪式举行为公权力的转移完成最后的确认。宪法宣誓仪式本身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政治仪式，具有可重复性和规范化的仪式特点，通过仪式符号发挥作用。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建立完善宣誓制度宪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建立完善宣誓制度宪法论文 篇1：

我国宪法宣誓制度之构建析论

摘要：建立我国宪法宣誓制度有利于树立宪法权威，加强公民宪法意识，促进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当今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宪法宣誓制度，这些制度囊括了宣誓主体、宣誓对象、宣誓内容、宣誓时间、宣誓地点和宣誓形式等要素。本文基于对这些要素的梳理分析，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建立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思路和方案，并强调指出，国家使用宣誓这种具有象征性仪式的内容来建构自身的权力结构与意义范畴，意味着宣誓者要受宪法约束，其每项职务行为都要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一旦发生违宪行为，就要受到相应制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宪法宣誓制度；主权在民；宪法权威；宪法意识；依法治国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陈宇博（1986-），男，陕西咸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宪法和行政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目的在于培养公务人员对宪法的忠诚，牢固树立宪法权威，积极推进依宪治国。

宣誓制度是保障履行承诺行为的一种重要制度。目前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成文宪法中，有一百多部宪法规定了宣誓制度。宣誓制度古已有之，在中国，对于“宣誓”最古老的记载可以追溯到《礼记》之中，“约信曰誓”（《礼记·曲礼》）。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实施宪法宣誓制度，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建立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树立宪法权威

公务人员面对宪法宣誓时，会产生积极的心理暗示，把外在的法律规范、职业要求内化为个体的精神需要，有利于塑造一支具有公仆意识、廉洁、勤政、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从宪法权威的内涵而言，“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以及其它规范性法律文件无效。”[1]宪法宣誓制度要求宣誓者向宪法宣誓，这也给受众一个思考，为什么必须面对宪法而不是其他法律呢？这是因为宪法是其他法律得以制定和实施的基础，是法律与秩序产生的前提。因此，向宪法宣誓其实也就是向依照宪法精神制定出来的所有部门法宣誓。通过宪法宣誓这种体现正当性程序的政治仪式，使得 “法律程序的‘正当性’要求程序主体的自治性和程序行为的依法性，在确信宪法的政治权威和承认宪法的道义权威的基础上自觉服从宪法的支配地位。”[1]

从权力来源角度而言，无论是基于自然法的精神还是现代法治理念，都明确认为公务人员的权力既非天赋也非神授，而是直接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这在我国宪法中也得到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因此，向宪法宣誓也意味着向人民宣誓，宣誓者通过庄重宣誓，为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作出承诺，向人民公开在其履职范围内严格恪守并承诺公权公用的原则，这会形成一种外在的强制。同时，宣誓者本人经过庄严地宣誓体验，升华内心自愿遵守宪法的情境，而“宪法权威来源于对宪法的服从。服从既可以源于外在的强制，也可以源于内心的自愿。”[1]

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而言，“合法性的权力与权威获得社会普遍承认的渠道就是‘法律化’，即通过法律安放权力和权威的存在。”[2]通过宪法宣誓这一法律制度的建立，充分强化各级国家权力交接的仪式感，使得官员自身和民众都能直接感受到权力与权利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在宪法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因而，通过外在的宣誓形式传递给内心的积极暗示，宪法的权威性自会显现。

（二）有助于提升公民的宪法意识

在宪法宣誓制度中，宣誓者将以郑重的形式表现宣誓的内容并请接受誓言者予以监督，同时也将自己如若违背誓言如何处置的权力交予了誓言接受者。誓言接受者也因此获得了更多了解宪法的机会，加强了宪法意识。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宣誓中所包含的“责任”、“义务”这些“超我”的内容与人的无意识是属于对立关系。采用宣誓的形式（而非外在教育的形式），恰好可以缓解这种对立关系，更有利于对宣誓角色的理解、认同和内化。“宪法意识的内容依宪法的精神可归结为权利保护意识、权力制约意识以及对宪法本身的认识。”[3]在宣誓过程中，会促进宣誓者在心理潜在的环境中认知其宣誓行为的过程、内容、结果以及意义，使宣誓者本身可能从外部环境获得的他律转化为自律，形成对其宣誓以后职业生涯的导向作用，增强宪法意识。

从契约角度而言，公务员宣誓实质上为一种心理契约，宣誓者和接受者都在为自我利益而订立契约，实现这种契约就得遵守诚信原则。“既然自我利益被认为是订立契约的动机，那么，它就得诉诸个人的自我利益（而当然不会乞灵于自我节制）。但它主张的合法性标准（the standard of legitimacy）不是任何人的一己私利，而是一个（假想的）契约，它能够增进或调和所有相关者的利益。”[4]对于这种利益的追求，宣誓者必须做到宣誓的承诺，保证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宪法意识是宪法文化中的观念性成分，是宪法文化中的核心与统帅，宪法文化的其他成分都是特定宪法意识指导下的产物”[3]宣誓制度属于宪法文化的一部分，如此，宪法将会与构成宪法主旨的文化与价值一样，充满活力。

公务人员就职宣誓，是使公务人员树立为人民服务信仰的一种重要方式。公务员仅从理论上知道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必须为民所用是不够的，必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信仰。让公务员进行就职宣誓，有利于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道德观，有利于强化公务员权力就是责任、权力就是服务的意识，有利于促使公务员把服务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和政治信仰。

（三）有利于推进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

宪法宣誓制度从本质而言属于程序制度，程序制度的设计是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重要内容。宪法宣誓制度的制定有利于促进国家公务员任职程序的完善和各级人大的监督权履行。从理论上来说，宣誓制度旨在向人民表现国家公务人员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而非他们自己给人民赋予权力。实行宣誓制度，使得权力的交接更加严肃庄重，无形中会激发人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热情，国家公务人员在全国人民面前宣誓，也使得他的行为有了更为广泛而强大的约束机制。同时，还可以树立人民的权利意识，确信自己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是权力的主休，并自觉对其加以不同形式的监督，而这一意识正是民主意识的重要内容。宣誓行为的受众因此获得主人翁的意识，同样，威严的宣誓仪式让被任命者更加重视宪法和人民的监督作用，也强化了宣誓者依法执政、恪尽职守的理念。

（四）有利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这充分说明，德治不是成为法治的补充力量，而应该和法治一样作为一种并列的治国手段，发挥其本身作用。

宪法宣誓制度是一种仪式，而“仪式正是人们对动机、情绪、感情以及意义灌注的工具。尽管各种各样的仪式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社会功能，但正如涂尔干所言，它们都不过是同一功能主题基础上的实践的变体。而这同一功能主题，就是可以引发特定‘动机’和强烈‘情绪’的‘心灵状态’。”[5]这就会使内在的道德外化为一种精神指令，使得宣誓者在宣誓过程中，通过对于职责的陈述，强化宣誓者本身的使命，淡化对官职位阶的关注，充分把使命感通过庄严的仪式在内心深处提升。宣誓时候所表明的“责任”、“义务”这些“超我”的内容以自我宣誓的形式会加强公务人员对其职业角色的理解、认同和内化，由此提升职业道德情操。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境界的提升等价值取向。“法律制度至多约束人的行为不越出法律、制度的规定，道德却可以激发出人们的巨大热情、积极态度和负责精神。”[6]宣誓本身也是一种内在约束，这种约束具有广泛性、基础性与倡导性。经过宣誓，社会舆论和内在信念便会起到约束作用，同时也能够焕发内心的道德资源。宣誓制度一旦具有法律效力，便可以将道德和法律功能进行有机结合，经过启动的道德资源通过道德力量对宣誓者的行为进行约束与控制。

二、国外宪法宣誓制度借鉴

现代宣誓制度实际上就是主权在民理论的生动体现。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主权者就是人民普遍意志的化身，是人民利益的人格承担者。主权者不存在违约与否的问题，它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权力所有者在宣誓过程中，向人民保证将合理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宣誓以仪式性来表达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政治文明。宪法与政治文明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

从罗马时代开始，国外就已有了宣誓制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誓言在罗马中有很大的力量，所以没有比立誓更能使他们遵守法律了，他们为着誓言常是不畏一切困难的。”在古代法典中，也有很多规定都和宣誓有关。例如，《汉穆拉比法典》第249条规定：“倘自然民租牛，而牛为神所击而死，则租牛的人应对神宣誓，免其责任。” 《摩奴法典》第八卷第101条规定：“在没有人证的案件中，法官不能彻底了解真理在诉讼哪一方时，可利用宣誓取得认识。”宣誓制度在与人类一起发展过程中已经演变为了具体的宣誓文化，业已成为了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对现实社会和生活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近代以来，宪法宣誓制度和宪法是相伴而生的，英国大宪章作为近代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式宪法性文件，直接规定了英王的宣誓方式。近代宪法在宪法宣誓方面基本沿袭了大宪章规定的制度，所以大宪章的规定可以视为近现代宪法宣誓制度的渊源。作为现代宪法标志性之作的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首次确认了国家公职人员就职宣誓制度。之后，很多国家如意大利、新加坡、芬兰、希腊等国的宪法中都明确规定，官员任职前要进行忠于宪法的宣誓。从这些规定来看，宣誓制度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 宣誓主体

1一些国家只明确规定国家元首必须进行就职宣誓，其他公务人员无需进行就职宣誓。君主立宪制国家如挪威、西班牙、荷兰等国宪法规定国王执政时应当宣誓；共和制国家如印度、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宪法规定总统或者代行总统职权者就职时应进行宣誓。

2一些国家不但规定了国家元首需要进行就职宣誓，同时还规定了其他公务人员在就职前也必须宣誓。这些情况又细分为：（1）有国家规定了国会议员须参加宣誓。如，伊拉克共和国宪法第50条规定国民议会议员均应于就职之前在国民会议前作宪法宣誓。也门共和国宪法第109条规定，共和国总统须在履行其职责前在众议院进行宪法宣誓。（2）有国家规定了包括检察官、法官在内的司法官员须参加宣誓。如爱尔兰宪法第12条第8款规定，“总统在就职时，应在两院议员、最高法院以及高等法院法官的见证下公开宣誓。”（3）有国家规定了包括上述人员在内的其他人员须参加宣誓。如爱沙尼亚共和国宪法第91条规定了政府应在议会宣誓就职，宣誓的公务人员主要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但是有些国家并不要求所有公务人员都进行宣誓，只是要求高级司法官员进行宣誓，如图瓦卢宪法第56条第2款规定，总督应当在首席大法官或首席大法官专门指定的人面前进行宣誓或作出保证。

3另外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宣誓。（1）临时代行王权的情况。如，马尔代夫共和国宪法第126条、挪威宪法第44条第1款都规定了王权临时执行人的宣誓情况。（2）一些联邦成员国的宣誓情况。如，位于大洋洲的图瓦卢属于英联邦成员国，英女王根据总理提名推荐任命总督。其宪法第57条第1款规定，总督在任职前应作出有关忠诚的宣誓或保证；依据第56条第1款第（a）项规定，任命的代理总督或议长在履行总督职权前根据情况应当作出同样的宣誓或保证。

（二）宣誓对象

1向议会宣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56条“宣誓就职”规定了联邦总统就职时应在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议员集会前宣誓。德国宪法对于宣誓的人员范围规定得很清楚，主要限于联邦国的总统、总理和各部部长。德国宪法所规定的宣誓制度有一个很值得借鉴的地方，即提供了宣誓程序有所缺陷时的补救措施：法条中明确了立法议会尚未集会时，国王或摄政者应于立法议会集会时立即补行宣誓的诺言。意大利宪法第91条规定，“共和国总统在就职之前，在两议院联席会上向议会宣誓，忠于共和国并且遵守宪法。”

2向总统宣誓（主要针对当选的非国家元首的国家公务人员）。如意大利宪法第93条规定，“内阁总理和各部部长在就职前向共和国总统宣誓。”意大利宪法的规定给我们以启示，根据不同的职位，可以选定不同的宣誓对象。

3向法官进行宣誓。如，俄罗斯宪法第82条第2款规定，宣誓应当在联邦委员会成员、国家杜马议员和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官参加的庄严场合下举行。马尔代夫共和国宪法第114条规定，即将上任的总统或副总统就职时必须于国民会议议会上在首席大法官或其代表面前宣读并签署宪法附表一中规定的相关誓言。内阁成员在就职前、任何暂时代替总统或副总统职位的人，在就职前应在首席法官或其代表面前宣誓。

4向除却国家公职人员之外的人员进行宣誓。如，爱尔兰宪法规定总统除了应该向国家公职人员宣誓之外，宣誓还需有社会名流人员的参与。立陶宛共和国宪法第82条规定，新当选的总统须面对国家的代表和议会议员，宣誓效忠于立陶宛共和国及其宪法。

（三）宣誓内容

从各国情况看，宜誓的誓词主要内容大致有五个方面：

1阐明宣誓者职责，言简意赅地表明忠于祖国，捍卫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如乌克兰宪法第104条规定，总统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以下誓词：“我，（姓名），按照乌克兰人民的意愿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值此就任这一崇高职务之际，庄严宣誓效忠于乌克兰。我一定竭尽全力来捍卫乌克兰人民的福利，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遵守乌克兰宪法和法律，为了所有同胞的利益和提高乌克兰在世界上的威信而履行自己的职责。”

2竭力为本国公民增进福祉，保障公民各项权利。如德国宪法第56条，指出：“联邦总统就任时应在联邦议院及联邦参议院成员面前进行如下宣誓：‘我发誓，我将为德国人民奉献我的全部力量，增进其福祉，保护其不受伤害，遵守和捍卫德国基本法及联邦法律，认真履行职责，对每个人都做到公正。愿上帝庇佑我。’宣誓也可以不采取宗教方式进行。”

3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维护国家法制的尊严。如俄罗斯宪法第82条第1款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就职时应当向人民做如下宣誓：“我宣誓：在行使俄罗斯联邦总统职权时，尊重并保障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遵守并捍卫俄罗斯联邦宪法，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安全和领土完整，忠诚服务于人民。”

4竭尽所能，忠诚地履行职责。如爱沙尼亚共和国宪法第81条，“共和国总统就职时应在议会面前向爱沙尼亚人民作如下宣誓：我（姓名），宣誓就任共和国总统，遵守爱沙尼亚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坚持公平正义，忠于职守，勤勉履责，为爱沙尼亚人民共和国的福祉竭尽全力。”

5有些国家根据本国情况，另外规定了特殊的宣誓内容。如对于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在宣誓内容中加入了宗教誓约。如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宣誓者以“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义”进行宣誓（见第40条总统就职宣誓誓词、第91条第5款总理就职宣誓誓词、第92条第2款，联邦部长或国务部长就职宣誓誓词、第53条第2款和第61条国民议会议长或参议院主席就职宣誓誓词等）。

（四）宣誓时间

纵观世界各国宪法对于宣誓时间的规定，基本上在宣誓者就职之前都需举行宣誓仪式，并将此作为宣誓者执行职务的开端。如挪威宪法规定，国王执政时，应立即向挪威议会宣誓，新加坡宪法规定，任何议会议员在议会宣誓之前，不得在议会中参加任何有关立法的议事活动；芬兰宪法第24条规定：总统应在当选的同年3月1日就职，并应于同日在议会正式宣誓。”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的宪法规定，宣誓仪式定于当选后某一天举行。如立陶宛共和国宪法第82条规定，新当选的共和国总统在现任共和国总统任期届满之日的第二日，在维尔纽斯市，面对国家的代表和议会议员，宣誓效忠于立陶宛共和国及其宪法、尽职履行工作职责、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后就职。蒙古国宪法第32条第2款规定，总统自当选后三十日内向国家大呼拉尔宣誓。

（五）宣誓地点

基于“主权在民”和“议会政治”的影响，多数国家宪法规定宣誓地点在议会，如，约旦宪法第29条规定，国王登基时在参议院议长主持召开的国民会议前宣誓效忠保护宪法、忠诚于民族。

有的国家受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精神的影响，他们的宪法规定在法院或法官面前进行宣誓。如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所有法官皆可受理宣誓事宜，但通常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担任总统就职大典的见证人。

有的国家宪法规定宣誓地点选在固定的地区。如立陶宛共和国宪法第82条规定，新当选的共和国总统在现任共和国总统任期届满之日的第二日，在维尔纽斯市，面对国家的代表和议会议员，宣誓效忠于立陶宛共和国及其宪法、尽职履行工作职责、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后就职。再次当选共和国总统者应当进行宣誓。共和国总统的宣誓文本由本人以及宪法法院院长签署，在后者空缺的情况下，由宪法法院的一位法官签署。

（六）宣誓形式

世界多数国家关于宪法宣誓的形式都是公开举行。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宣誓时需要进行口头宣誓，如蒙古，俄罗斯等。也有一些国家宪法规定需要书面宣誓，如，列支敦士登公国宪法第13条规定，每个王位继承人应当通过书面形式进行效忠宣誓。还有一些国家规定口头宣誓后需要进行书面确认。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121条规定，共和国总统应在司法总监与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出席的伊斯兰议会会议中，进行宣誓之后，还需要在在宣誓书上签字。安提瓜和巴布达宪法第24条规定，在正式履行总督职责之前，总督或者总督代行人应当口头进行忠诚和履责的宣誓并签署之。

三、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构建设想

在现今社会，宪法宣誓制度不仅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认可的一项具体制度，也是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它已经成为法治社会建设和社会核心价值观培养的一种促进措施。当然，作为一种制度建构，它的直接表现更为明显，在宣誓过程中，宣誓对象所获得的最为直接的观感，使其基本功能进一步衍生和发展，让宣誓制度的价值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促进了对于政治合法性和社会信任体系的认同，具有其他制度无法替代的价值。由此，积极构建我国宪法宣誓制度意义深远。

目前，我国宪法并无正式的宣誓制度，虽然很多地区零散的宣誓现象早已见诸媒体报端，但是这些宣誓行为也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并未形成具体的制度规范。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对宪法宣誓进行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设计十分必要。

（一）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方案设计

1宣誓主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根据这一决定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能，联系宪法第62条规定的全国人大选举和任命的人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以及《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人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并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还有《宪法》第101条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或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批准。”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罢免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据此，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主体应该包括上述宪法条文规定的主体。

2宣誓对象。根据我国目前的一些宣誓实际例子，宣誓对象并不确定，比如，2002年国家人事部举行的首次宣誓仪式，宣誓对象泛指为“祖国和人民”；2003年3月河南荥阳市新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的宣誓对象为该市人大常委会，而在2004年3月，该市新当选的市长则手持《宪法》，在人大代表的见证下，面对国徽，宣誓就职；2004年9月哈尔滨市政府公务员宣誓的对象是国旗；2012年12月4日，在中国第12个法制宣传日暨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组织了9名新任法官和24名新任人民陪审员手持宪法文本宣誓，此举在全国法院历史上属首次。2014年12月4日，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背景下，迎来了第一个宪法日。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全国31省份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誓活动。当日，最高检机关首次举行检察官集体宪法宣誓仪式，在宣誓仪式上，他们面向宪法和国旗进行了宣誓。最高人民法院组织40名最高法法官及各地优秀法官代表向宪法庄严宣誓，承诺忠诚履职。 如此等等，情况各异。为了保证宪法宣誓制度的严肃性和规范性，需要对宣誓对象加以明确规定。根据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以及我国具体的宣誓实例，应将宣誓对象分别界定为：（1）由人大直接选举产生的公务人员，需在当选或被任命的当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进行宣誓。同时，鉴于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或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批准方才有效。所以，当选的检察长应该在经批准后再向本级人大进行宣誓。（2） 在人大闭会期间，由人大常委会选举产生的，应当在当选或被任命的当次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进行宣誓就职。

3宣誓内容。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的宪法宣誓誓词的内容分类以及目前我国一些地区进行的各种公务人员宣誓活动的实例分析，总结他们的宜誓誓词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宣誓誓词应区别设计宣誓人员的誓词内容，对于国家领导人的誓词应从大局出发，加入“捍卫民族独立、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自由”等要素；对于由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选出的其他公务人员，则需根据其职位着重声明一些具体的内涵，如“竭尽所能履行职务，绝对忠诚于宪法和国家”等要素。总体而言，应从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尊重并实现权利、遵守并维护法律、忠诚并恪守职责的要素来设计我国宪法宣誓的誓词内容。

4宣誓形式以及时间。世界多数国家关于宪法宣誓的形式都是公开举行，鉴于宣誓的特殊意义，笔者认为，采用公开宣誓的方式更能体现出宣誓的特性。参照西方的宣誓制度，我国的宣誓的时间应在每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出新的上述领导人员后，在该届会议闭幕之前，于当次会议期间专门设定某一个时间进行就职宣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出新的国家元首后，当选的国家主席在离任主席的陪同下出席就职典礼，仪式可由最高权力机关主持）。宣誓应当公开进行，并通过媒体进行实时转播。

5宣誓法律责任。欧里庇得斯在其《希波吕托斯》这一悲剧著名作品中有一段诗说：“我的舌头发了誓，但是我的心却没有发誓。”如果仅仅规定了宣誓行为，而没有具体的制裁，就会使宣誓流于形式，宣誓也就会失去最基本的核心诉求的保障，也就没有现实意义了。所以，没有归责规定的宪法宣誓制度是不完整的。

经过人大任命的公职人员必须具备履职能力。一旦做出相关宣誓，公职人员就不能以其他任何理由规避自己承担的责任，一旦违反誓言，就要承担规定的法律责任。

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旨在表征宣誓者每项职务行为都必须有宪法上的根据，一旦违背，就必须受到相应的制裁。仅有宣誓而没有违反誓言的责任追究机制，宣誓制度就会变得形式化。由于宣誓在本质上是公职人员的一种政治行为；因此，确立违反誓言的法律责任至关重要，其责任形式也可以考虑采取政治责任方式，如罢免、辞职、向公众道歉等方式予以表达。

（二）需要注意的内容

1明确宣誓内容与违反责任。宣誓词既要确定统一又要简洁有力，这样可以增强宣誓的法制性和影响力。誓词内容一定要包括宣誓者的承诺，以便于其在任职期间可以很好地将承诺付诸实践，也有利于人民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宣誓的程序也应该由法律予以具体规定，同时，也要明确宣誓者违反誓言的法律责任。只有规定了明确的责任，这一制度才会具有约束力。

2保证仪式的严肃性与统一性，不能泛娱乐化。真正能够起到约束宣誓者内心的乃是在严肃与统一的仪式规范中所激起的一种深切热烈且兼具神圣性的信念。鉴于誓言的郑重属性以及保证宣誓仪式的严肃性，宣誓制度应该设计出具体的形式与内涵，不能不分场合和时段加以滥用，使之表现出泛娱乐化的特征。要让宣誓制度真正起到激励和监督的作用，不能流于形式主义。

四、结语

宪法宣誓制度对于我国法治建设而言毕竟是一项新制度，其本身必将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完善性和渐进性。但是，其本身具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是毋容置疑的。

国家公职人员宣誓制度的建立，体现了人民对国家公职人员效忠宪法和国家的普遍要求。宪法宣誓也就是公务人员利用自我警示和社会关注把职业规范和使命转化为个体的信念以及操守的过程。宣誓者以第一人称口吻，辅之以充满使命感的陈词，在众目睽睽之下，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效忠宪法的宣誓，接过人民授予的权力，强化了人民主权的理念，有助于他们在行使职权时忠于宪法，恪尽职守。同时，国家使用宣誓这种具有象征性仪式的制度来表现自身的权力结构与意义范畴，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发挥着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重要功能。宣誓效忠宪法，其意义并非停留在仪式层面，它提高了宪法的受关注程度，表明了不仅人民要受宪法约束，国家公职人员更要受宪法约束；意味着国家公务人员的每项职务行为都要谨遵宪法依据；预示着一旦发生违反宪法的行为就要受到相应制裁。所有这些，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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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峰】

作者：陈宇博

建立完善宣誓制度宪法论文 篇2：

权力转换与价值认同：政治仪式视域下的 宪法宣誓研究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在2018年正式入宪，自此宪法宣誓作为宪法载明的宪制仪式，通过制度设计和仪式举行为公权力的转移完成最后的确认。宪法宣誓仪式本身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政治仪式，具有可重复性和规范化的仪式特点，通过仪式符号发挥作用。在我国的宪法宣誓仪式中，国徽、国旗、国歌、誓词、宪法等，作为权力符号助推宪法宣誓仪式的完成，并产生“政治借喻”的效果，在仪式的进程中将世俗的权力变得神圣化，同时使得仪式参与者建立起多样化的价值认同情感。

关键词：政治仪式;宪法宣誓;符号

宪法宣誓制度自确立以来，就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法学界多从宪法宣誓制度的内涵、意义、效力、价值实现等方面进行诠释，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界则多从仪式的角度对宪法宣誓进行深入的剖析。从制度层面看，宪法宣誓制度完善了选举或是任命这样的权力授予程序，为权力转换结果的合法性做出了最后的确认。从具体的实施看，宪法宣誓本身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仪式，具有大卫·科泽（David I. Kertzer）所说的可重复性和规范化的仪式特点，其蕴含着丰富的政治隐喻和政治象征，不仅可以强化对宪法的信仰与价值认同，还能授予权威、完善新的权力秩序。“权威的公开授予是一个需要借助仪式得以实现的象征过程”[1]61。宪法宣誓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国旗、国徽、宣誓台、宪法等象征之物的存在，这些象征之物作为国家的代表，在举行仪式时发挥了重要的渲染作用，宪法宣誓仪式中权威授予的神圣性由此得以显现。宪法宣誓制度作为宪法载明的宪制仪式，以顺应国家法治化进程而生，通过制度设计和仪式举行为公权力的转移画上了神圣的句号。以权力为核心的宪法宣誓则引发一系列的议题：宪法宣誓中的权力从何而来？权力转移的合法性如何能得到确认？从制度规定到仪式的具体实施，其中的“象征之物”又在权力的转换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制度规定和仪式实施最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概言之，本研究将打破对制度或仪式的单一探讨，从制度规定和仪式举行的双重角度出发，探析宪法宣誓中的权力转换过程与宪法宣誓产生的仪式效果。

一、政治仪式下的宪法宣誓

尽管有汗牛充栋的书籍和文献对仪式进行了研究，但是仪式这一词却没有统一的概念。大卫·科泽在《仪式、政治与权力》一书中通过分析仪式如何有助于建立政治组织，仪式如何用于建构政治合法性，仪式如何在缺乏政治共识的情形中创造出政治一致性，以及仪式如何形塑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来解释仪式的重要性。[1]19并且提出仪式是“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1]11。但是，他并未对政治仪式提出规范的理论界定，这也使得其书中的政治仪式探究有着不明确的理论倾向。政治仪式作为仪式研究的分支，具有更加明显的象征意义，也更加触及权威授予、权力分配的问题。国家政权最初的形成与宗教、神话是密不可分的，此時的政治仪式也不可避免的和宗教、神话联系在一起。张光直认为，“政治权力的取得，主要依靠道德、宗教、垄断稀有资源等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天地人神沟通手段的独占”[2]。早期政权依靠祭祀等盛典来成为人民与神祗联系的中介，由此获得人民的认可，达到权力获取的目的。当政治系统进一步的发展后，政治仪式则开始与宗教、神话分离，走向世俗，仪式的重点也开始由神本位转向君本位。马敏先生在解读中国帝制时代的儒家礼制观念时指出，“根基于儒家礼治学说的仪式化政治就成为帝制中国时代政治生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政治仪式承担了社会政治秩序的生成、再造、反复确认、强化的基本性任务，从而达成维持现存权力秩序、整合社会的目的”[3]。资产阶级革命后，现代民主意识逐渐觉醒，“主权在民”取代了“君权神授”，此时的政治仪式也不再局限于王权，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的总统誓词中就有着“以忠于国，为众服务…”的表达，此时，民本位成为了政治仪式的核心。时至今日，仪式仍不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独有之物，只要以权力关系为内核的政治社会形态存在，政治仪式就不会消亡。王海洲在其著作《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中，借由2008年的“全国哀悼日”活动，对政治仪式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种政治仪式成为运作和维持国家权力系统，或者说进行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从而塑造和维护了权力系统的政治合法性”[4]3。关于政治仪式的探讨始终离不开权力之眼，而从这一角度来说，政治仪式是利用象征性表达对仪式参与者的政治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产生规范性影响，以此来维持权力秩序、整合社会并获取合法性资源的温和性手段。

宪法宣誓是极具代表性的政治仪式，宪法宣誓仪式的完成不仅意味着就职者进行了角色的转换，还意味着他们获得了新的权力身份。在西方，古希腊以城邦为中心的民主制度要求每个官员在任职前都要进行宣誓，以保证他们执政的公正性。西方的宪法宣誓制度最早可追溯至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自由大宪章》作为英国最具有奠基意义的宪法性文件，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保障了一些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自由大宪章》第63条规定表明，英王约翰以宣誓的方式遵守《自由大宪章》，这被认为是宪法宣誓的首次实践。而宪法宣誓真正被作为一项制度写入宪法，则是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以下简称《美国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美国总统在就职前要公开对宪法进行宣誓，第6条则规定了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各州州议员，以及合众国和各州所有行政和司法官员的宣誓程序。在中国，君王登基时要祭祀天地，昭告天下，进行一套“应天顺人”的典礼，表明君王“顺应天命”的合法权力来源。而中国成文的宪法宣誓制度可以追溯至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宣誓仪式，1912年1月1日，许绍桢担任司仪，现场鸣礼炮21响，孙中山先生庄严而正式的宣读了总统誓词①，并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该宣誓仪式由此开辟了中国近代宪法宣誓的先河。1913年10月5日，《大总统选举法》颁布，这是民国最早规定宪法宣誓制度的正式法律文件，在1923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贿选宪法》），其中也做了总统就职时需宣誓拥护宪法的规定。宪法宣誓作为一项宪法明确规定的权力转移程序，体现的是现代国家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应有之义。从政治仪式的发展之路得以窥见，社会政治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从迷信走向理智，从神权走向民权。罗素在《权力论》中就指出，“人们对神的服从源于恐惧，服从神的意志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安全感，这种感觉会使许多不服从任何尘世之人的君主对宗教表示谦卑”[5]。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民众不在受制于自然，宗教和神话逐渐得以祛魅，人不再服从于神，人的理性主义精神开始崛起，对神的宣誓也逐渐演变为对法律的宣誓。在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授予并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规范，宪法宣誓的兴起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体现，也是国家民主法制进步的集中表现，宪法宣誓不仅表达了对宪法的信仰，更表达了对人权的尊重。

二、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确立和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进步，国家机关也逐步展开了一系列的宣誓活动，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也被提上日程。2014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6]。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对我国宪法宣誓的主体、誓词、组织者、程序等具体内容进行了规定。[7]这不仅是对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落实，也是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宪法宣誓制度。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8]。至此，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正式入宪，受宪法保障，宪法宣誓活动也在各地有序开展。

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确立依托于宪法的法治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其中，宪法宣誓的权力来源也离不开这两个原则。宪法既是一种授权性规范，又是一种限制性规范，是授权规范和限权规范的统一体。[9]对于建立有限政府的国家而言，宪法的重要功能就是授予国家政府机构必要的权力，限制私权力，保障公权力。国家机构的权力由宪法授予，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作为公权力的具体行使者，则有必要在就职时宣誓忠诚于宪法和法律，以保证公职人员可以更加公正、合理的行使权力。人民主权原则又被称为主权在民原则，它所要解决的是权力来源与国家合法性问题。我国的1982年《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0]。正因如此，我國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国家公职人员对宪法进行宣誓的本质则是对人民宣誓，向人民负责。“政治仪式中流淌着对政治生活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权力，离开了权力，政治仪式将失去其生命力”[4]27。现代国家通过一套严格的权力授予和制约程序来使得权力合法有效的运行，宪法宣誓制度是权力授予程序的最后一环，该制度的作用是以神圣的宣誓对选举或是任命产生的权力转移结果做出最后的合法性确认。而宪法宣誓仪式作为公开性的权力转移的程序，是法治精神和仪式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仪式本身则发挥出对参与者的影响作用，此时权力的合法性则来自公众的认可和宣誓者的认同，只有公众产生对权力的转移产生认可和拥护，权威才能得到确立，权力转换的合法性也才能得到最终的确认。

三、仪式展演：宪法宣誓的权力象征

（一）宪法宣誓仪式的符号象征

“仪式是一种裹缠在象征之网中的行为，缺乏这种象征化的规则性、重复性的行动不是仪式，只是习惯或者风俗等”[1]12。象征的存在为仪式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正因为有象征，仪式才能凝聚更深刻的意义。在部落社会的仪式中，图腾象征着神的旨意，这一象征将世俗的权力变得神圣化;封建中国的充满政治色彩的仪式中，宗庙为皇帝的权力带来了被视为“天命”的合法性;当代社会中的合法权力，也一样通过象征表现出来。权力表达的象征性能够显现的前提是符号作为仪式与权力的纽带，发挥出象征意义，符号可以成为权力的容器，通过仪式的展演过程，将权力象征显现出来。在传播学的领域中，就涉及到了符号权力的概念，“借助象征性内容的生产和传送，干预事件进程、影响他人行为甚至制造事件的能力”[11]。符号的编码与解码系统将象征之林中的可象征之物一一赋予一定的意义，这些可象征之物在政治仪式中则成为了拥有权力色彩的政治符号，政治符号在入场时经过一系列的操演被编码，当符号到达了受众脑中，才会被受众脑中的政治解码器解码，在这一系列编码解码的阐释过程中，符号权力在被象征的过程中逐渐被接受。宪法宣誓中的象征符号颇多，从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宪法宣誓仪式来看，其中的象征符号有国旗、国徽、宣誓台、宪法这一类物质符号，还有誓词、国歌这一类语言符号，以及右手握拳、左手抚按宪法的行为符号。宪法宣誓作为一项庄严、肃穆的政治仪式，其中的象征符号具有强大的隐喻和暗指的能力，虽然这些象征符号有着具体抽象或是简单复杂之别，但它们都能够作为权力的容器，将其象征意义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

（二）宪法宣誓仪式的符号运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直接规定了宣誓场所要庄重、严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者国徽。国旗和国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象征，代表了国家权力，直接彰显了国家在场的政治意义，表明了宪法宣誓是在国家这一神圣形象的监督下进行的，宣誓人不仅是对宪法和人民宣誓，更是对国家进行宣誓。并且，国旗和国徽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出现于宣誓场所，是对宪法宣誓场景的神圣化渲染，使得宣誓人可以第一时间进入“角色”，浸染在神圣且不可玷污的仪式场景之中。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宪法宣誓仪式，宣誓人需到宣誓台进行宣誓，宣誓台则是这一神圣场景中的另一重要符号，宣誓台起源于我国古代祭祀时期的“供台”，是我国古代祭祀仪式不可缺少的器具，宣誓台的使用则意味着更多的“展示”内涵，宣誓人走向宣誓台就如同表演者踏上舞台一般，首先迎来的就是如同聚光灯般的关注目光，在目光的集中注视下，仪式变得更加的神圣不可侵犯，并带有万众瞩目的期待。宪法宣誓仪式中，宣誓台上端放着一本《宪法》，宣誓人需要左手抚按《宪法》进行宣誓，就如同美国总统就职宣誓需要手按《圣经》一样，《宪法》代表了宣誓人的信仰，此刻的这一本《宪法》，是我国宪法权威的象征符号，表明了宣誓人的权力由宪法授予，不仅表明了宪法在我国的重要地位，更彰显了我国的法治进步。

誓词是宪法宣誓这一政治仪式中最为重要的语言符号，誓词不仅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价值表达，可以直接展示出宪法宣誓所要达到的目的与意义。《决定》同时也对宣誓的誓词做了详细的规定：“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在宪法宣誓的誓词中，“我宣誓”一词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将自我这一宣誓主体直接呈现出来。其中“忠于宪法”的誓词则体现了我国的宪法权威，表明宣誓人的权力由宪法授予。“忠于祖国”则更多的是一种情感表述，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忠于人民”更是表达了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决心。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举行政治仪式的必要之举，国歌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首先具有声乐的动情机理，在仪式中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象征，其次我国的国歌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能让奏唱者心中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让仪式变得更加庄严、神圣。音乐在仪式中常常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乐记》有载：“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一些音乐作品在诞生之时，就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蕴，例如被创作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马赛曲》，作为鼓舞斗志的战斗歌曲广为流传，1795年被确立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之时，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被暂定为国歌，2004年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应有的政治功能。国歌在宪法宣誓仪式的进程中，能起到振奋政治情感，进行政治动员、塑造政治文化的功能，从而为宪法宣誓这一权力转移程序塑造更加完善的仪式场景。

仪式通常具有表演性质，表演中除了场景和语言，行为动作也是表达仪式情感的重要部分。右手握拳和左手抚按宪法是宪法宣誓仪式中的行为符号，右手握拳进行宣誓的动作在我国一般的宣誓仪式中常有出现，学生加入少先队需要右手握拳进行宣誓，成为共青团员也需要右手握拳进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更是需要右手握拳进行宣誓，可见右手握拳进行宣誓是我国一个一般化宣誓手势，并且常常带有政治色彩。左手抚按宪法这一动作则充分体现了宪法的权威，美国总统进行宣誓时右手抚按圣经的动作代表了美国民众的信仰，而我国宪法宣誓仪式的左手抚按宪法，代表的是对宪法的信仰，更是将宪法化作更加神圣的符号，代表了我国的民主法治原则。

随着宣读宣誓词的结束，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宪法宣誓仪式也迎来了尾声，仪式中的物质符号、行为符号、语言符号共同建立起符号的编码作用，将其中所蕴含的符号象征整合到整体的仪式场景中，在仪式的规范进行中产生出“政治借喻”的效果，助力宣誓人完成其权力的合法性获取，宣誓人和观看仪式者通过脑中的解码器再对这一系列符号进行解码，从而起到唤醒政治情感，完成政治动员的最终效果。

四、仪式效果：宪法宣誓的价值认同

（一）唤醒集体记忆，加深民族认同

宪法宣誓仪式具有唤醒集体记忆，加深民族认同的作用。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1925年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12]。美国学者康纳顿在1989年出版的专著《社会如何记忆》中认为，“集体记忆的载体主要是口傳故事、物件、仪式与身体等”[13]。宪法宣誓仪式通过隆重而神圣的仪式表征，将参与者带入了仪式所构建的情感化场景中，具有国家形象象征的场景、奏唱国歌的行为，可以唤醒仪式参与者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集体记忆。记忆是“对现在之所谓先前在场的引证”[14]。记忆既是个人记忆，也包括社会记忆，个人记忆是人脑对于过去生活的经验保存，社会记忆是一个社会群体对该群体过往的识记，中华儿女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拥有民族共同的记忆，这些记忆从教学、生活中塑造与刻写，再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仪式被唤醒与固化。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宪法宣誓仪式，以现场直播的方式给亿万国民观看，庄严肃穆的会议被实时展现在国民眼前，在宣誓仪式的进行中，国歌作为能引起参与者情感波动的声音符号，唤起了参与者和观看者的民族共同记忆，结合国旗国徽的祖国象征，可以刻写更加深刻的民族记忆，进一步加深参与者和观看者的民族认同感，深化对民族国家的价值认同。

（二）建立共同信仰，加深政治认同

宪法宣誓仪式具有建立共同信仰，提高政治认同的作用。宪法宣誓仪式的核心就是宪法，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对宪法进行宣誓，则是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信仰。宣誓这一行为本身就带了一定的神话色彩，充满了宣誓者的决心，更是一种对所宣誓对象的信任表征，古人有“对天起誓”的习惯，天对于古人来说就是高度可信的神圣之物，这建立起来的是对“神”的信仰。宪法宣誓的起誓对象是宪法，其建立起来的是对宪法的信任，是将宪法放到了神圣高度上，在此基础上，宪法宣誓建立起来的是人们对于宪法的共同信仰。随着宪法宣誓仪式的进行，宣誓者宪法信仰建立的同时，观看者对于宪法的信仰也会随着与宣誓者的共情而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共同信仰由此产生。 政治仪式中的人物、声音、器物、数字等符号从被选中纳入仪式展演实践中起，就成为了搭建信仰框架、推进政治认同的基石。宪法宣誓仪式通过一整套符号体系的展演，政治权力体系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政治意图悄无声息地附着在符号内蕴的意涵之中，借助符号系统本身的内部互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协调配适，有效调动起民众的政治情感，民众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在这样一个意义互动的场域中得以强化或扭转，宪法宣誓仪式则用宪法作为共同信仰，加深了民众的政治认同。

（三）完成角色转换，建立身份认同

宪法宣誓仪式具有完成角色转换，建立身份认同的作用。宪法宣誓仪式究其根本是一个权力的转移程序，宣誓人在宣誓完成时即意味着完成了角色的转换，获得了新的权力身份。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转移和交接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必然会成为各党派和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权力的转移越是具有合法性就越能减少矛盾和冲突，越能降低权力转移过程中整个社会所承担的各种成本。权力的转移不仅需要程序上的合法，更是需要人民心中的合法，宪法宣誓这一政治仪式，拥有强大的国家象征符号，以及以宪法作为保证者及权力的授予者。在人类学家看来，象征能够产生一种抽象的想象力，让人们从内心认可这种权力的转移。宪法宣誓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在此时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可以让人认可此时的权力转移程序，这种认可不仅是人民的认可，更是宣誓者自身对自我的认可，宣誓者在这一程序中实现了角色的转换，并通过仪式的力量不断加深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此带来对自身权力的认同，只有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与权力，宣誓者才能更有效的发挥权力的最大功效，真正做到对来源于人民的权力负责。

五、结语

我国国家机关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并由宪法代为授予，国家公职人员需要对权力的授予者进行宣誓，保证对公权力的合法行使，宪法宣誓的本质是国家公职人员对人民通过誓言做的保证。而宪法宣誓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宪法宣誓制度中所规定的象征之物，这些象征之物组成了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权力符号，使得宪法宣誓仪式中的权力转移合法性可以得到国家在场的背书，誓词宣读是宪法宣誓仪式的核心环节和最后环节，誓词宣读的结束也就意味仪式的成功，同时也意味着权力转换的合法性得到了最终的确认。除此之外，本文认为宪法宣誓制度和宪法宣誓仪式在价值认同方面共同发挥了作用，可以加深参与者对于国家、民族、宪法以及自我价值的认同，这也是宪法宣誓的价值所在。但是，宪法宣誓在制度规定和仪式实施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宪法宣誓是否是空有形式，是否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还有待商榷。从制度的角度说，宪法宣誓的有关规定比较宽泛，只对宣誓主体、机构、誓词做了相关规定，具体流程细则并没有具体涉及，并且关于地方部门的宪法宣誓，也没有做具体的规定。从仪式举行的角度看，宪法宣誓仪式的受众范围较狭窄，能参与到其中的受众人数较少，难以起到普及宪法、增强宪法权威的效果，宪法宣誓所应发挥出的社会整合效果也难以实现。概言之，宪法宣誓在我国的施行时间较短，具体的实践也尚未成熟，但宪法宣誓作为比较典型的政治仪式，具有仪式的规范化、重复性的特点，并突出了仪式的政治效果，在仪式日复一日的演练过程中，宪法宣誓也将逐渐完善、成熟，公众也将在重复化的仪式展演中被其收编，达到国家设立宪法宣誓制度所期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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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民英

收稿日期：2021-10-13

作者简介：姜晨，女，云南楚雄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法治、传播伦理法规。

作者：姜晨

建立完善宣誓制度宪法论文 篇3：

彰显宪法权威与尊严的有效实施形式

[摘要]宪法权威与尊严的保障的关键在于实施。宣誓是彰显宪法权威与尊严的有效实施形式。构建中国的宪法宣誓制度，必须认真学习并大胆吸收国外有益经验，从中发现蕴含其中的基本规律。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设计要做到：敬畏对象是“宪”，仪式过程要“宣”；誓词内容规范统一；参加宣誓的对象明确、操作流程规范、形式公开。并在此基础上，出台细致、可操作性强的规定。

[关键词]宪法宣誓；宪法权威；宪法实施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并建立宪法宣誓制度。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凸显宪法的神圣，充分体现了中央建设法治中国的决心。

作为世界上大多数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宪法宣誓制度对于根治在我们法治中国建设中存在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不健全的顽症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借鉴这个制度，必将有助于中国迈入法治国家的正途。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宪法宣传教育，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在全社会营造“依宪、遵宪、护宪”氛围，让宪法精神真正渗入民众与官员的内心，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实施：宪法权威与尊严的保障

宪法是法之统帅、法律之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权威决定着法律权威、法治权威。宪法不仅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从宏观上、全局上进行系统调整和规范，而且也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进行全面规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效力和法律权威。我国“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1]P9。但是，宪法生命与权威绝非仅仅因为其地位崇高，更源于其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如果宪法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甚至遭受严重冲击，那么，宪法的生命就会枯竭，权威就会缺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最终沦为美好的空想。有鉴于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作出了“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是要坚持依宪执政”的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起草说明中更是强调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1]P51我们“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切实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上下功夫”[1]P51。“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1]P9

宪法实施是宪法规范在实际生活中的适用、执行和遵守，是宪法制定颁布后的运行状态，也是宪法作用于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其内容是将宪法文字上的、抽象的权利义务关系，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生动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进而将体现在宪法规范中的人民意志转化为人们的行为。如果宪法得不到实施，即便宪法写得再好，也是一纸空文。因此，我们必须把宪法从“纸面上的宪法”变成“行动中的宪法”，防止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脱节，促进宪法有针对性地解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强化宪法的规范功能，提升宪法的法律效力，增强宪法的权威，保障依法治国目标的最终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行宪法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量，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实践证明，这是一部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于我们来说，有两点必须特别注意：一是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1]P5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的宪法实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宪政模式。同时，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利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2]。用《决定》的话来说，就是“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1]P5-6。二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卢梭曾有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3]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2]只有引导全社会树立宪法意识，使人们发自内心地尊重宪法、信仰宪法，把宪法内化为行为准则，积极主动地遵守宪法，宪法的实施才有可能。

二、宣誓：彰显宪法权威与尊严的有效实施形式

既然宪法权威与尊严来自于实施，那么找到一个合适而有效的实施形式就成为全面推进依法（宪）治国的基础性工程。针对当今中国宪法实施中存在的表面上尊重宪法，实际上远离宪法甚至架空宪法，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宪法理念淡漠，宪法意识薄弱，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违背宪法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等现实问题，《决定》作出了“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的重要部署。旨在通过向宪法宣誓这一行动仪式，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宪法和法律的敬畏感，在精神的洗礼中认清自己肩负的维护宪法尊严、加强宪法实施的责任与使命。

宪法宣誓制度起源于英国国王约翰以宣誓的方式表示遵守《大宪章》的规定。1215年的《大宪章》确立了国王必须遵守法律的原则：宪法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即使国王也不例外。英国是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国家，虽然《大宪章》的内容并未规定向宪法宣誓，但由于当时的封建贵族意图限制国王的权力，斗争的结果是国王屈从了贵族们的意见，采用了类似封臣效忠宣誓的形式表示向宪法效忠。成文法中的宪法宣誓制度始于1787年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联邦宪法》，该宪法规定了总统、参议员、众议员、州议员以及联邦和州的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均应对宪法宣誓效忠。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世界文明法治之国，莫不以宣誓为法治之根本手续。”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大多会设计宣誓效忠宪法的制度，以体现公权力的合宪性来源，并约束权力行使者的良心和行为。当下，宪法宣誓制度成为一项国际社会通行的法治原则，在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规定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的有97个。关于宪法宣誓的主体、内容、程序等，尽管各国做法不尽相同，但一般都在有关人员开始履行职务之前或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现代汉语词典》对“宣誓”的解释是这样的：“参加某一组织或任职时，在一定的仪式中说出表示忠诚和决心的话”。可见，宣誓是一种庄严的承诺，它不是戏言也不是笑语，一旦宣了誓，就要对宣誓的内容负责，就要按照宣誓的内容去做，并且要切切实实做到底。正因为宣誓富含庄严承诺的性质，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才指出宪法宣誓制度具有“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1]P52等重要作用，这恐怕就是世界上为什么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有近70%的国家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决定借鉴国际成功经验而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根本目的所在。

从表面上看，向宪法宣誓似乎是一种形式。但它绝不仅仅是形式，而是通过仪式化的程序，强化宪法的权威和国家公职人员对宪法和法律的敬畏之心，并将之内化为对宣誓人的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与此同时，对公民而言，也可以从这一神圣的仪式中经历一次神圣的体验，得到一次有效的宪法法律教育。因为公开的宣誓过程，公民既是见证者也是监督者。所以，宣誓不仅是对公职人员强化宪法庄严性和权威性教育的需要，也是拓宽公民宪法认识渠道的有效形式。过去提起宪法，人们往往认为就是一个名词，一些条文，是国家层面的东西，离个人比较遥远。现在，通过公职人员公开向宪法宣誓，既可以使公职人员明确权力来源于宪法，宪法高于权力，宪法约束权力，从而按照宪法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并在用权过程中保护人民、服务人民、奉献人民；又可以使公民受到有效的教育，从而更好地认知宪法，进而从内心产生对宪法的情感寄托，使尊重和维护宪法权威成为公民的心理基础；还可以让公民以监督者的身份去监督公职人员这个宣誓主体的职务行为，进而在全社会强化宪法至上的法治理念。

三、方略：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合理构建

虽然宪法宣誓制度早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所采取的一项制度，但于我们而言，毕竟还是新生事物。因此，构建科学、有效而且符合中国特点的宪法宣誓制度，实现增强宪法意识，强化宪法至上的法治理念、彰显宪法权威与尊严的目标，就成为贯彻落实《决定》“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1]P9要求的重要任务。

由于目前我国宪法文本中还没有宣誓制度的规范性条文，为落实全会《决定》精神，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各地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宪法宣誓的实践尝试。

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法律上的宪法宣誓制度，但实际上新当选的领导一般会在就职仪式上发表履职讲话，其中就包含了宣誓内容。例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就职演讲时就曾庄严陈词：“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同时，近年来我国各地已有一些零散、自发或有组织的宣誓活动，如北京海淀、河南荥阳、广东等地。[BP（]参见杜文明：《官员向宪法宣誓制度有什么用》，人民日报客户端，2014-11-20；韩永周、朱战芳：《浅析宪法宣誓制度》，《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记者黄颖：《宪法宣誓制度应尽快确立具体规则》，《新京报》，2014-10-29。[BP）]但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各地在组织向宪法宣誓活动中，“作法不一，誓词不同，组织形式各有差异”是主要表现。

要构建科学、有效而且符合中国特点的宪法宣誓制度，从方法论层面看，一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二要立足中国国情，从宣誓主体、对象、内容、流程等方面进行科学设计，使这个新制度得到有效落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之所以能把中国推到今天的发展高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一直坚信并秉持“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P373的科学理念。因此，我们构建中国的宪法宣誓制度，也必须认真学习并大胆吸收国外有益经验，从中发现蕴含其中的基本规律。

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宣誓制度，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一些共同特征：一是多数国家均直接在宪法文本中确认宪法宣誓制度。这就使得宪法宣誓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一项极为庄严而重要的活动。二是各国宪法一般直接规定誓词内容。这就确保了宪法宣誓的严肃性。其内容通常包括遵守宪法和忠实履职两个方面。如德国联邦基本法规定的誓词为：“我宣誓，我愿为德国人民的幸福贡献力量，增进其利益，除去其灾害，坚持和维护基本法和联邦法律，忠诚地完成任务，对一切人施行正义，愿上帝保佑。”三是宪法一般都规定总统等国家元首或者其他高级官员应宣誓。如韩国规定总统应宣誓，德国规定联邦总统、联邦内阁总理及内阁阁员就职时应进行宣誓，荷兰宪法则规定大臣和国务秘书就职时应当进行宣誓。也有一些国家的宪法规定了较为宽泛的宣誓主体，如美国宪法第六条还规定联邦和州的议员、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均应宣誓拥护宪法。

同时，各国宪法规定的细节又有所不同。在宣誓的场所方面，有的国家规定为应当在议会举行宣誓仪式，如葡萄牙宪法规定当选总统就职典礼应在共和国议会举行，就职仪式上应宣誓；有的国家则未明确规定宣誓地点，但在宣誓地点上也习惯选择议会，如韩国总统朴槿惠宣誓就职仪式就是在国会议事堂广场举行。在宣誓的对象方面，有的宪法表述为向国民宣誓，如前述韩国宪法；有的表述为向议会宣誓，如希腊宪法；有的国家则表述为向首席大法官或大法官宣誓，如南非；像伊朗这样有着浓重宗教色彩的国家，则表述为“在伟大的古兰经和伊朗人民面前，向至高的真主宣誓”。在宣誓的具体方式上也各有不同。如印度宪法明确规定总统宣誓时由印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监誓（如果首席法官缺席则由最资深的最高法院法官监誓），按照誓词宣誓，并在誓词上签名。伊朗宪法也规定共和国总统应在国民议会召开的有国家最高法院院长和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出席的会议上宣誓，并在宣誓书上签字。还有的国家宪法规定了宣誓的主持人，如荷兰宪法规定大臣和国务秘书在国王主持下进行宣誓。多数国家的宪法没有详细规定宣誓的仪式，但在实践中均有一套完善的操作流程。以美国为例，新任总统通常在国会山举行宣誓典礼，宣誓仪式一般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总统手按圣经进行宣誓。但在具体做法上又不尽相同。如亚当斯总统宣誓时手按的是宪法，以示政府和宗教分离；而奥巴马总统在宣誓就职时则搞了一点小创新——手按两本圣经宣誓（一本是林肯总统生前使用过的；一本是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使用过的）。[5]

从世界各国宪法宣誓制度呈现的特征看，我们的制度设计有几点绝对不能忽略：

第一，敬畏对象是“宪”，仪式过程要“宣”。[HT]顾名思义，宪法宣誓制度的核心在于“宪”与“宣”。从本质上看，宣誓的实质是要明确传达一种“敬畏什么”的问题。因此，各国规定的仪式过程均有宪法在手和参加人口宣誓词的必备要素。手持宪法传达的是对“宪”的敬畏，而把誓词当众“宣”出来是表达决心。由此，通过这样一种仪式感很强的制度，唤起社会对宪法的敬畏感，增强公职人员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实现从心理约束到制度功能的变迁，从而培养起全民的宪法信仰。

第二，誓词内容规范统一。[HT]这是确保宪法宣誓的严肃性的必然要求。从各国实践看，誓词内容必须包括遵守宪法、忠实履职等方面。遵守宪法是实现宪法的价值与意义所在，确保公权力不被滥用（要把公权力关进国家最高法律权威铸就的制度之笼）和民权利（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得到切实保障。[6]在此基础上，履行好与所任职务对应的职责。

第三，参加宣誓的对象明确、操作流程规范、形式公开。[HT]虽然不同国家规定的参加宣誓对象范围不一，宣誓的地点及监誓人各异，但各国对参誓对象到底是哪些人规定得清清楚楚，而且必须在议会等公开场所并按照一定的流程向监誓人进行公开宣誓，从而确保仪式庄严神圣。

借鉴各国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的宪法宣誓制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应出台细致、可操作性强的规定。

第一，根据《决定》要求，明确规定参与宣誓对象为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人大、政府、法检院等不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第二，誓词内容应包括：遵守宪法和法律；为国家富强和人民福祉竭诚履行光荣职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当然，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誓词可以有所区别，但“遵宪”“为民”“尽职”等内容要素必不可少！

第三，宣誓者应当在其当选或被任命的人大会议或者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宣誓。在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通过且颁发任命书之后，就应及时组织任命人员进行向宪法就职宣誓活动，应当由主持人大常委会会议的领导主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监誓。可以采用集体宣誓的方式，由某一机关的主要负责人领誓，个别选举或任命的公职人员可以个别宣誓。宣誓时，宣誓人应该面向国徽，肃穆站立，举起右手，左手捧宪法典本，郑重宣读誓词，最后宣誓人报出自己的姓名。[7]

第四，在适当时必须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以上这些规定写进宪法，以明确宣誓对象、地点、内容、形式、流程、监誓人等，确保宪法宣誓制度执行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庄严的仪式、郑重的誓言，让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得到彰显，让法治的信仰与精神得到弘扬，让依宪治国从理念变成现实，宪法宣誓制度的实施必将迎来法治中国建设的春天。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ZK（]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N].人民日报，2012-12-05（1）.

[3]薛忠勋，李晓红.法典刻在民心[N].人民法院报，2012-04-13.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蒋家棣.宪法宣誓：从域外到国内[N].人民法院报，2014-12-05.

[6]丽霞.依法治国重在“依宪”[N].学习时报，2014-11-10.

[7]赵平华.宪法宣誓制度亟待统一规范[EB/OL].http：//www.sxrd.gov.cn/0/1/5/28/21309.htm.

（责任编辑：徐国栋）

作者：谭旭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