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供给打破低水平均衡论文

[摘要]现有的金融风险防范理论和实践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市场均衡是经济的理想运行状态，经济波动会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但是，从跨时期和跨地区视角来看，经济波动可能会转化成企业、地区乃至国家的“先发优势”或“后发优势”，因而是更长跨度、更大范围内的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金融供给打破低水平均衡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金融供给打破低水平均衡论文 篇1：

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影响的实证探讨

[摘 要]当前，全球各个领域都十分重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其已成为金融发展领域的核心命题，是经济学理论领域的热点话题。本文主要分析了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维度关系，并实证思考了我国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际影响。

[关键词]金融；均衡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维度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8.06.051

1 金融三维均衡发展的内涵

金融均衡发展应该涵盖3个维度的发展内容，它们分别是金融深度、金融宽度与金融广度，这3个维度之间要形成相互之间的有机统一。其中，金融深度表示金融均衡发展在“量级”上的动态变化，金融宽度与金融广度则客观反映了金融均衡发展在“质”上的动态变化，三者的形成，加深了金融体系纵深，使其发展过程更加多元丰富化。

从层次划分角度来讲，金融三维均衡发展还涵盖了3个层次。首先是金融资源层次。它涵盖了货币资金、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工具体系等内容，它主要在结构、功能、规模、等级等方面，实现了基于时空的有序均衡演变。其次是金融深度、宽度与广度三者之间在系统内部的各种要素均衡发展。第三是金融发展中3大维度的相互协调补充发展，它们在经济、社会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共生共赢。考虑到金融服务存在一定的排斥性，所以目前我国的金融发展依然以城市为主导，这里集聚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它对区域金融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游离于城镇农村外，这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是不够均衡的，这就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简言之，金融均衡发展中，深度、宽度与广度三者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它们与经济发展形成非线性关系，且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倒U”型曲线结构特征。在这其中，如果经济过度发展，不但无法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反而会导致实体经济严重受损。

2 金融均衡发展中3维度的关系

2.1 对3维度动态变化关系的分析

在金融均衡发展中，可以为3个维度建立数学模型，它能够客观反映金融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内容，见证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有效提升过程等。实质上，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是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的。也有学者对二者（金融均衡3维度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考察，发现金融均衡发展3维度会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产生递减作用，而且这一递减作用客观体现了金融发展的弹性效应，可以用公式进行表达。

（1）

公式（1）中的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Depth表示金融深度，Width表示金融宽度，Coverage表示广度，其完全体现了边际弹性的负面效应。换言之，在金融体系中，任意维度如果出现过度发展的现象，就一定会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过分脱节，进而引发金融经济危机，如图1。

如图1，在A阶段中，金融深度发展逐渐减少了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经济不对称现象，而它同时也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间接促进了资源有效配置与经济发展过程。如果金融深度与经济可持续增长边际贡献均为0，就会进入B阶段。B階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再会提高，因为在虚拟经济背景下，它开始脱离实体经济的制约，逐渐拥有自身相对独立、健全完整的价格经济形成机制，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循环系统。客观地讲，在这一阶段中，是金融创新加速并主导了金融体系中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直至自我膨胀，导致金融发展陷入了不均衡的状态，它以相对激烈的方式严重危害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形势，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经济倒退，进入C阶段。不过，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进入C阶段前后，其经济倒退的速度与水平会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上述3阶段会如此反复循环出现，这也代表了在金融发展中，均衡与不均衡形式的相互转换，它们同样会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增长及倒退）产生主观影响。

2.2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均衡发展3维度关系

发展中国国家低收入群体占比较大，他们所能获得的私人银行业务服务内容十分有限，全中国只有1/4不到的家庭，才能享受到基础金融服务，这说明金融均衡发展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简单，对普通公民而言也并不友好。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低经济水平背景下的金融发展难题主要体现在金融深度、宽度与广度都严重不足方面，特别是其金融宽度与广度会形成国家地区整体经济的短板，导致金融服务中不平等的问题。相比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金融深度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规模并不乐观，而且较低的金融广度也会让更多金融资源倾向于由少数人组成的利益集团中，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是否均衡，完全取决于利益集团持有的政治影响力，因为他们更容易通过手中的权力，俘获金融监管当局，当监管当局逐渐放松对金融创新的管制后，利益集团乃至社会的金融深度与宽度就会不断增加，进而衍生出更多金融风险。考虑到中低收入群体被完全排斥于金融体系外，所以其金融广度是早就确立的，因此利益集团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就会变得多而集中。

3 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证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者都在深入研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的相互关系，它们应该是线性关系，从这一条线上就能看到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萌芽、繁荣、危机、萧条和复苏这一周期性循环过程，但总体来讲，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呈现上升趋势的。为此，本文给出了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之间的数学模型表述关系：

Yt=c+Ft+F2t+μt（2）

其中，Y表示社会经济发展，c表示截距项，F表示金融发展，这其中还涉及单体金融指标例，如Depth（深度）、Width（宽度）和Coverage（广度）等。根据这一数学模型关系，分析金融持续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在金融发展面中的共同影响，并检验模型，分析其系数t的统计量绝对值，发现它的绝对值较大且系数估计显著，其中模型中的可决系数达到0.95，这说明在联合影响模型下，可以实现金融均衡发展对现实可持续增长经济发展的相互拟合，并产生正面影响，特别是金融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详细来讲，如果从系数估计的角度来看，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主要呈现“倒U”型特征结构，如果金融体系在均衡发展进程中推进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出现“经济萧条拐点”。客观地讲，这种“经济萧条拐点”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甚至也为实体经济金融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它是金融过度发展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我国虽然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样也面临着繁荣经济背后的经济衰退状况，人民币不断贬值就是佐证。这也为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即在金融快速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其发展中3维度的均衡性，注重经济可持续增长态势，更注重对金融发展质量、风险防范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有效降低金融经济发展的虚拟程度，确保实体经济在未来依然可以健康持续成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

4 金融均衡发展研究的启示

金融均衡发展为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活力，所以金融体系在优化建设中，必须注重金融宽度、广度与深度的有效把握，确保它们能够带动我国金融体系的良性发展，打破我国现阶段严重的非均衡性金融发展壁垒，形成金融发展维度有效均衡的态势，也做好对金融体系发展异化中金融风险的分散与规避。具体来讲，在未来，我国金融均衡发展还要做好3件事。

首先，要合理发展金融深度。政府方面要根据市场需求与市场经济动态变化，完善金融法规，均衡化金融深度对市场市值的影响比例，避免过多出现高通胀局面导致的市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同时，政府方面也要适当增加货币利率，紧缩经济体中的流动性因素，进而降低不确定流动性因素对虚拟经济发展的影响，确保市场经济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稳定发展进步。

其次，要合理扩大金融广度，增加金融创新思路。金融广度的扩大，能够分散市场风险，甚至将风险完全隔离于经济体系之外。因此，应该基于我国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原创更多适合于国内经济发展的自主研发经济产品。政府方面也应鼓励国内经济产业化创业，持续扩大金融服务在国内乃至国外的影响范围。

最后，要有效增加金融宽度。特别是政府及社会方面，要加大对中小企业金融供给力度，扩大它们的金融宽度，也就是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范围。政府及社会金融机构方面应该增加、创新面向中小企业的资源扶持力度，例如，设立贷款专项机构，确保中小企业能够始终拥有充沛的生存资金，也能促进社会上就业局面的改观，这对当前我国的社会环境稳定维持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好处。

5 结 语

目前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社会经济还是相对均衡稳定的，在未来，还应继续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线性关系，确保我国能够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试图寻找到新的金融均衡发展路径，满足国家未来整体综合建设目标中的相关要求。

主要参考文献

[1]李颖.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证研究[J].时代金融，2016（27）.

[2]蔡庆丰，宋友勇.金融中介的利益冲突、自我膨胀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与理论反思[J].金融评论，2009（1）.

作者：张思思

金融供给打破低水平均衡论文 篇2：

经济波动、资源配置效率与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构建

[摘 要]现有的金融风险防范理论和实践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市场均衡是经济的理想运行状态，经济波动会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但是，从跨时期和跨地区视角来看，经济波动可能会转化成企业、地区乃至国家的“先发优势”或“后发优势”，因而是更长跨度、更大范围内的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就此而言，经济波动像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一样，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相应地，金融风险是这一基本特征的产物和表现形式。据此，文章指出了现有金融风险防范理念的误区，并给出了可能的金融监管改革方向。

[关键词]金融风险；经济波动；扩大再生产；哈罗德-多马模型；资源配置；金融监管

[中圖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 A [

一、引 言

2014年8月至2017年6月，中国经济同时出现了四个现象。第一，外汇储备减少。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4年1月至2017年7月，外汇储备减少了约1.7万亿美元，而2016年全球GDP排名前十的国家中，第九名巴西的GDP是1.77万亿美元，第十名加拿大的GDP是1.55万亿美元。第二，股市波动。2014年8月，上证指数为2 100点左右；2015年6月12日达到峰值5 178.19点，10个月上涨了3 000点。但是6月13日出现了反转，当日跌去103.36点，跌幅达2%；接下来10个交易日，跌幅均超过3%；2015年8月26日上证指数跌到2 850.71点的谷底。目前，指数勉强反弹至2014年12月的水平。第三，银行“资金荒”。2017年，银行再次出现“资金荒”，随之出现的是银行理财收益率、债券利率提高。第四，房价上涨。从2015年12月开始，房地产市场再次开启上涨模式，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超过了2014年8月份前的涨幅。2017年5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和环比指数分别为9.5%和0.7%；70个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和环比指数分别为7.8%和0.6%。①

外汇储备减少、股市波动、房价大涨和银行“资金荒”同时发生并非巧合，也并非独立，而是相互联动、具有内在关联性。大致逻辑是：首先，外汇储备减少引起国内货币供给被动减少，货币供给减少引起资产价格下降，而资产类型不同，其流动性存在差异：金融资产如股票流动性强，价格迅速调整；房地产流动性差，价格调整存在时滞。其次，由于商业银行主导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而银行的大量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投向了房地产市场，所以在房价调整压力下，银行出现了“资金荒”。第三，国际资本流出或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是外汇储备减少的直接原因，而国内房价过高及其泡沫风险是资本流出的重要原因。

可见，如上四个经济现象的叠加，归根结底是金融问题，因而其波动涉及金融安全。对此，201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那么，在经济下行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

二、对金融风险产生及防范机制的研究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金融在其中的作用不同。按照金融发展水平及其与宏观经济的联系，大致可以将其分为金融未发展、金融滞后发展、金融与经济平行发展、金融超前发展四个阶段。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处于滞后阶段，所谓滞后发展阶段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的依赖度很高，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支撑作用，但是金融管制依然存在，金融体系实际上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当前中国的各种潜在金融风险实际上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既有金融体制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经济结构矛盾和经济体制转轨不到位的因素。鉴于此，关于金融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从实体经济视角探讨金融风险的产生。许伟、陈斌开（2009）基于1993～2005年的季度数据，讨论了银行信贷和中国经济波动的关系，发现信贷冲击解释了大部分短期消费、贷款以及货币余额的波动， 对产出、投资的波动有一定解释力。郡莉莉、王一鸣（2012）运用一个包含三种金融市场冲击的模型研究发现，产出波动由金融市场冲击导致，该比例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上升。李旭东（2012）指出，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源自宏观经济压力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易诚（2013）指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使商业银行承担了巨额债务，削弱了货币信贷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毛振华（2016）指出，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是影响当前宏观经济风险的关键问题。马建堂等（2016）指出，在经济下行和资产贬值的压力下，前期经济高增长阶段积累的高杠杆率风险逐步暴露，而经济下行又增加了去杠杆的难度。国际经验表明，高杠杆率往往伴随着经济泡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旦集中爆发，金融危机恐难以避免（益言，2016）。

二是从金融监管视角探讨金融风险的防范。周小川（2011）指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框架，其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强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辜胜阻（2014）指出，当前金融体系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是部分金融活动游离于体制外而监管不到位，原因是监管体制的过度管制，因此，必须逐步建立“混业经营、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杨骏、邢科（2015）认为，现有基于机构监管理念的“一行三会”金融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防控金融风险、调控经济波动的需要，需要借鉴国际经验，重塑金融管理体制，理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关系，重新定位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职责。陆磊、杨骏（2016）对中央银行传统目标及其政策手段局限性进行了深刻反思，指明了金融稳定重回中央银行目标菜单后，中央银行协调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的逻辑框架以及有效政策工具的变革方向。

但是，在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功能差异进一步扩大，如果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合二为一，可能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因此，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应该分设，两者之间进行合理分工（钱小安，2002）。谢平认为，“一行三会”各管一处，监管比较好，只是在一些交叉的业务上存在问题，需要继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框架，但不宜大变。吴晓求建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采取“双峰模式”，一方面央行保持体系稳定；另一方面前置性安排使市场风险衰减（张焱，2017）。童中文等（2017）发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具有协同性。张泉泉（2014）提出，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应明确政府与金融机构的作用和职责，充分利用金融与财政处置风险的优势。吴念鲁、杨海平（2016）提出，将各类微观审慎监管部门及各类行政主管部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对宏观审慎管理作出优化。

总体上，已有研究从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失灵两个角度探讨金融风险起源，并给出了两种风险防范机制：其一，从宏观经济失衡出发，主张运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防范金融风险；其二，从金融市场失灵出发，主张加强金融监管。事后来看，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从未有效遏制金融危机的爆发，甚至政府失灵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这表明，现有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具有现实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三、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的起源

金融风险防范理论和实践其实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均衡或出清是经济的理想运行状态，而经济波动是对均衡的偏离。这种偏离既浪费资源、导致低效率，又造成失业、收入下降和社会不稳定，属于反常现象。究其原因，经济学家把其归咎于信息不完全、外部性、不完全竞争、公共产品、分配上的马太效应等市场失灵问题。因此，需要外力来修正此类反常经济活动，这就是政府干预的理论依据。但是，所谓的壟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的存在，都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不构成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理由（张维迎，2015）。据此推论，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的产物和表现形式，因而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一）市场经济与周期性经济波动

1825年，英国发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危机。自此开始，欧美国家大约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如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和1872年都有发生。与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时代遥相呼应，自19世纪中叶以来，学者根据各自掌握的资料提出了不同长度和类型的经济周期理论，如基钦周期（3～4年）、朱格拉周期（9～1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年）、库兹涅茨周期（15～25年）和熊彼特周期。马克思也生活在经济危机频发的时代，对经济危机有直观感受和第一手材料，因而对其进行了探讨，例如他指出：“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不同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 ②

经济周期源于供求失衡。对此，马克思、哈罗德、多马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基础、不同的假设条件出发，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中，只有当Ⅰ（v+Δv+m/x） =Ⅱ（c+Δc）时，或者Ⅰ（c+v+m）=Ⅰ（c+Δc）+Ⅱ（c+Δc），且Ⅱ（c+v+m）=Ⅰ（v+Δv+m/x）+Ⅱ（v+ Δv++m/x）时，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供求出清，不会出现生产过剩或产品短缺。但是，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消费和投资行为，取决于无数的微观主体决策，而他们具有不同的消费或储蓄偏好、收入水平和投资预期等，所以一个微小的Δv、Δc和x扰动，就会造成经济波动，出现有些部门产品过剩而另一些部门产品短缺的矛盾。

哈罗德-多马模型同样表明，经济要保持均衡增长就要求实际增长率GA等于企业家感到满意的增长率GW，并等于人口增长率n。其中，GA=s/v，GW=s/vr。哈罗德认为，理论上这一条件可以存在，但现实可能性极小。如同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一样，实际增长率是许多各不相同的决策者的预期、决策和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储蓄比例s、资本/产量比v和劳动力增长率n分别由若干独立因素决定。

可见，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是供求失衡的根源。对此，马克思和凯恩斯主义者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思路：马克思从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出发，提出了公有产权取代私有产权的解决方案；而凯恩斯主义则主张私有产权下的政府干预。这些方案无一例外地都是政府干预型的。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剥夺地产、征收高额累进税，垄断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等等。但是，从苏联模式、中国的产权改革成就和西方国家的周期性经济波动来看，政府干预只会引起新的经济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周期性经济波动问题。

（二）经济波动与资源配置效率

长期以来，学者从周期性经济波动中看到的是经济萧条、工人失业、贫富分化、资源浪费和社会不稳定等现象。正是基于这一观察和忧虑，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政府干预，消除经济波动根源。但是，这种认识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局限。第一，样本和时间跨度问题。在19世纪中叶，虽然经济危机频繁，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但是经济危机还是新事物，经济学家所能观察到的样本数量非常有限，理论上难以根据一个短期内的小样本判断经济波动的长期影响。第二，缺乏比较研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替代方案，而这些方案只是理论性的，当时并未付诸实践，无法证伪其现实可行性，而后来的两种替代方案（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表明，替代方案不完全有效。第三，放大经济波动的成本和政府干预的收益。人类长期生活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短缺经济条件下，这造就了人类的风险厌恶偏好和勤俭节约习惯，而突然出现由产品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完全颠覆了人类的固有习惯，因而对经济波动怀有抵触和厌恶情绪。在经济研究中，具体体现为学者无意识放大经济波动的成本和政府干预的收益，缩小市场自我纠错的能力。

实际上，当把经济波动的时间跨度拉长，同时引入可比较的参照系后，我们发现，经济波动是资源配置的跨期安排，也是产品创新、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机制。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有需求，利润最大化行为和行业或企业竞争与产品短缺不兼容，因此，经济波动的表现形式是产品过剩。第二，对于产品过剩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分析。首先，产品过剩是资源错配问题，以中国房地产市场为例，库存过多引起上下游产业产能过剩，如钢筋、水泥、家具、家电等，而生产这些产品的资源本可以投向其他产业，生产更多其他产品。其次，资源错配的后果是资源配置低效率，但低效率的程度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取决于资源错配的持续时间。具体而言，如果经济波动是一种短周期，如基钦周期（3～4年）和熊彼特周期中的短周期，从而产能过剩是一种短期现象，那么资源错配时间较短。企业一旦度过了经济周期的谷底，就可以把过剩产能转化为经济复苏阶段的生产优势，从而获得“先发优势”。在此意义上，不存在所谓的资源错配及其低效率问题，经济体系只不过是进行了跨时期的资源配置安排，即以一个时期的资源配置低效率为代价换取另一个时期的资源配置高效率，类似消费者的跨期消费，从而确保长期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

相反，如果经济波动周期较长，如朱格拉周期（9～10年）、库兹涅茨周期（15～25年）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年），从而资源错配时间较长，那么在经济复苏来临之前，企业可能已经被沉重的财务负担压垮，从而造成工人失业、厂房闲置和产品废弃等。在此情形下，资源错配的后果就不仅是低效率，而且是资源浪费。但是，在经济波动实践中，尚不存在如此极端的案例，即使存在企业破产，它们的厂房、产品、原材料和工人通常会被其他企业并购和雇佣，成为其他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甚至进军国际市场的资源基础。因此，即使资源错配具有长期性，也不存在纯粹的资源浪费问题。

更重要的是，企业并购或重组通常发生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的市场竞争中，所以兼并在本质上是高效率生产替代低效率生产的过程。同时，由于并购企业扩大了生产规模，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所以就有可能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利益，从而在微观上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此外，被并购重组的潜在风险、竞争压力和经济波动冲击，促使企业进行预防性技术投资，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或者提高产品质量，改进产品设计，从事产品多样化生产，这些都会增进资源配置的微观效率。实际上，在产能过剩促使部分企业退出现有生产领域之前，一些企业已经率先进行技术和产品研发，引领新产业，打造新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在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中体现得最为显著。同样地，在新产业出现、传统产业消失的过程中，也存在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问题，因此，从跨地区的角度考察资源配置，产能过剩也属于资源错配，而不是资源浪费。与跨期的资源再配置类似，跨区的资源再配置在本质上是一个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举例来说，产业转移接收地可以迅速复制先前的生产技术、销售渠道、资源供给商和市场经验等，尽快从事生产，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③ 据此推理，在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背景下，这种“先发优势”有助于抑制收入分化。

综上，从跨时期和跨地区或跨国的视角来考察，经济波动既没有造成资源浪费，也没有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而是转化成了企业、地区乃至国家的“先发优势”或“后发优势”。就此而言，经济波动并非经济反常现象，而是更长跨度、更大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机制。这一机制看似只是对短期的反常经济运行做出被动修正，实则在于通过创新（“先发优势”）和模仿（“后发优势”）实现长期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因此，经济波动像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一样，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三）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

对于经济波动，可以获得两个重要结论：（Ⅰ）经济波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这些因素既包括新追加的可变资本Δv、不变资本Δc、企业家在利润中的消费支出比例x、储蓄比例s、资本/产量比v和劳动力增长率n等微观层面的因素；也包括货币供给、利率等体制性因素；还包括战争、革命、选举、新资源发现、科学或技术突破等體制外因素。（Ⅱ）从资源的跨时空配置角度看，经济波动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一种机制。

现在的问题是：在结论（Ⅱ）不成立的条件下，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措施能否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对此，从结论（Ⅰ）可知，在各种影响因素中，唯有货币因素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可预测的，而其他因素都在政府的掌控范围之外、不可预测。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宏观经济运行其实就是一个“黑箱”，政府的信息有限性把其作用限制在有限的干预工具上——货币等少数体制性工具。考虑到不可预测性因素的数量和影响大于政府掌控的货币等体制性因素，而且体制性因素通常又是不可预测性因素的函数，因此，体制性因素本质上具有不可控性、不可预测性，这进一步限制了“有形之手”的作用。正是在此层面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干预本身是经济波动的根源。

因此，对于微观经济主体而言，经济波动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具体而言，企业在经济波动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在经济波动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于是，在经济波动和净收益最大化条件下，不管是企业还是消费者，其经济行为都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特征。即，在经济繁荣阶段，微观经济主体增加融资、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消费和金融投资比例；在衰退阶段，微观经济主体减少融资、削减生产规模、降低消费和金融投资比例。这种顺周期投融资行为一方面引起金融机构信贷扩张、金融市场繁荣和微观主体债务膨胀；另一方面造成产品供给增加和产品供过于求。直至某个临界点，所谓的经济拐点就会出现：企业产品滞销，偿债困难，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上升，惜贷现象普遍，这反过来加剧微观经济主体债务负担。至此，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之间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关系：任何一方顶不住压力，出现违约，就会引发金融风险蔓延，严重时则]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简言之，金融风险源于微观经济主体的顺周期经济行为，而后者与实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相关。据此推]，在经济波动中，如果一部分经济主体采取顺周期行为，另一部分主体采取逆周期行为，那么集体行动的结果可能是中性的，或不具显著的顺周期性特征，由此避免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性现象及其波动。然而，在经济繁荣阶段，对每个微观经济主体来说，在其他主体选择策略既定的条件下，其最优策略是选择扩张生产和提高金融投资比例，否则其市场份额就会被竞争者抢占，或者承受通货膨胀和资产贬值损失。最终，集体行动的结果是：各主体的实际财富没有增加，只是造成了资产泡沫，这就是风险点。

四、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构建

金融风险是宏观经济波动和微观主体的顺周期行为共同作用的产物，微观经济主体的顺周期行为是宏观经济波动下的最优行动，而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一种机制，因此，金融风险是市场经济内在特征的产物。

（一）金融风险防范误区

经济波动及其金融风险的内在特性表明，现有的金融风险防范理念至少存在三方面的误区。 第一，金融风险防范工具仅限于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首先，如同政府把公共产品、外部性、非对称信息、垄断和交易成本等看作市场失灵而非市场的内在特征一样，政府把经济波动看作市场失灵而非市场经济的内在特征；其次，像政府应对老问题的策略一样，认为“有形之手”是解决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而忽视了市场机制解决经濟波动的可能性。

第二，误认为防范金融风险就是防范金融机构破产，却忽视了这一做法的真实成本或金融风险的实际转嫁。实践中，存在两种金融风险转嫁方式：其一，在允许金融机构破产因而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形下，金融风险由其相关利益主体如金融机构股东及其投资者按照事前合约规定分担；其二，在不允许金融机构破产或政府实施救助条件下，虽然金融机构避免了破产，股东及其投资者避免了财务损失，但是金融机构的资金损失并未消失，而只是通过政府救助方式，如政府直接注资、国有化和组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等，将损失转嫁给了纳税人。政府救助的长期经济后果就是金融机构的敲竹杠、道德风险和“大而不倒”风险，而这些问题会进一步鼓励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和政府寻租问题。

第三，误认为金融分业监管是造成金融风险的根源，因而成立大一统的金融监管机构是实现监管缺失或监管重叠的有效替代。以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为例，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强制金融机构分业经营，“保险业、证券业和银行业等金融子行业实行分业经营”。随后，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陆续设立，陆续建立起了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客观上，金融分业监管容易导致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引起监管套利。例如，中国金融体系存在表内受到严格监管的银行和表外受到较少监管的“影子银行”问题，后者主要包括银行理财、券商资管、信托融资、委托贷款、表外商业汇票、小贷公司、担保典当和地下融资等，而近几年的债务膨胀主要是借道影子银行实现的。然而，金融分业监管相当于部门制衡机制，即使出现决策失误，也仅限于部门，而不会波及所有金融机构，因此相比大一统的金融监管体制，分业监管的负面影响显然被夸大了。

（二）金融监管改革方向

综合考虑金融风险的内在特性和金融监管误区，笔者认为，金融监管理念转变是金融监管改革的首要着力点，具体而言：第一，金融市场波动既是实体经济波动的表现，具有不确定性，也是微观经济主体决策失误的沉没成本，具有不可救助性，所以金融监管的首要行为准则是中立、稳定、连续和可预测，避免金融监管成为金融市场波动和金融风险爆发的冲击因素；第二，切实执行金融机构破产机制，打破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困局，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使经济参与主体承担投资损失，而不是转嫁给外部经济主体，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障纳税人利益；第三，在金融混业经营迅速发展的时代，成立统一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不失为一种最优选择，④ 但是要从制度上设计好新、旧监管部门的权责利、机构安排和分工合作等，防止落入监管层级增加而监管效率下降的陷阱，同时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的制衡机构或问责部门，防止绝对权力使其成为新的寻租部门。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② 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699页。

③ 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欧美国家进入了“滞涨”阶段，面临产能过剩问题，急需传统产业转移渠道，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这可以看作是产能过剩在全球范围内的一次配置，整体上提高了全球经济增长率。

④ 2015年7月14日和15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参考文献]

[1] 辜胜阻.防范经济转型期的金融风险[J].中国金融，2014（14）.

[2] 郡莉莉，王一鸣.金融发展、金融市场冲击与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金融研究，2012（12）.

[3] 陆磊，杨骏.流动性、一般均衡与金融稳定的“不可能三角”[J].金融研究，2016（1）.

[4] 李旭东.以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N].人民日报，2012-11-23（007）.

[5] 马建堂，等. 中国的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J].财贸经济，2016（1）.

[6] 毛振华.去杠杆与金融风险防范[J].中国金融，2016（10）.

[7] 钱小安.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分工与协作[J].金融研究，2002（2）.

[8] 童中文，等.金融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考虑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J].金融研究，2017（3）.

[9] 吳念鲁，杨海平.经济金融风险传染的防范与治理——基于资产负债表视角的分析[J].西南金融，2016（2）.

[10] 许伟，陈斌开.银行信贷与中国经济波动：1993-2005 [J].经济学（季刊），2009（3）.

[11] 杨骏，邢科.经济新常态、创新驱动和金融改革——“十三五”期间我国金融业改革的逻辑和重点问题[J].上海金融，2015（5）.

[12] 易诚.产能过剩与金融风险防范[J].中国金融，2013（19）.

[13] 益言.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去杠杆[J].中国金融，2016（7）.

[14] 张焱.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须加快监管改革[N].中国经济时报，2017-01-11（001）.

[15] 张泉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诱因和防范：金融与财政联动视[J].改革，2014（10）.

[16] 张维迎.经济学原理[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17] 周小川.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J].金融研究，2011（1）.

Economic Fluctuation，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

Jia Fu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Key words： financial risk；economic fluctuation；expanded reproduction；Harrod-Domar model；resource allocation；financial regulation

作者：贾甫

金融供给打破低水平均衡论文 篇3：

颠覆性变革悄然来临：物联网金融“十大假说”

编者按：当前，物联网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兴起并得到广泛运用。物联网与金融结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金融业态——物联网金融。本文基于对传统金融与物联网金融的比较分析，阐述了物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颠覆性影响，从风险收益矩阵、金融市场均衡模式、风险管理模式、社会信用体系及金融监管体系等五方面研究提出了物联网金融“十大假说”。

“物联网”概念自1999年在美国首次提出，即“物物相连的智能互联网”，由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三层次架构构成，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等传感设备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对物品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物联网与金融的不断互动、融合和发展，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金融业态——物联网金融，不仅拓展了物联网的应用前景，也拉开了一场新金融革命的序幕，将深刻改变传统的风险收益矩阵、金融市场均衡模式、风险管理模式、社会信用体系及金融监管体系。对这种新的金融革命作出趋势预测，有待实践检验。在这里，本人提出“十大假说”，以期抛砖引玉。

风险收益“四象限”模型假说

根据经济学“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基本原理，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其中，风险又可称为不确定性。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传统金融环境中广泛存在，不确定性是普遍现象。不确定性与收益共生共存，承担风险是获取收益的前提，收益是承担不确定性的成本和报酬。

物联网金融模式的情形将发生颠覆性变化，由于风险的确定性大幅提升，收益的确定性也可以得到显著提高，正如图1所示，风险收益曲线将会由传统金融的二、三象限迁移至一、四象限。第二象限为“不确定的收益”，第三象限为“不确定的损失”；第一象限为“确定的收益”，第四象限为“确定的损失”。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金融机构可以充分掌握交易客户的各类信息，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高确定性、高收益、低损失”的理想组合得以实现。在物联网条件下，金融机构面临的是确定的环境，确定性与收益成正比，与成本成反比。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风险偏好筛选市场上的客户，评估交易机会对应的损失可能性，主动选择具有“确定的收益”的交易机会，规避“确定的损失”，使风险收益达到最优平衡，从而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金融市场“尾部均衡”假说

根据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及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产品和要素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在“完全竞争”的均衡条件下，出售一切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和出售一切产品的总收入必将相等。

对于物联网金融企业而言，从长期看企业要根据市场的增长而采用不同的技术水平组织生产，引起固定成本增加。但由于物联网金融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其长期平均成本随技术更新而下降，企业最优生产规模是无限大的产量，各金融机构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能够获取市场完备信息。对任何单一的金融产品而言，与传统金融市场最大的区别在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降低，即市场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在同一供给数量下，物联网金融市场的价格低于传统金融市场；在同一价格水平下，物联网金融市场的供给要大于传统金融市场。

尾部均衡是指市场均衡形成于市场需求曲线的尾部，即市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于需求曲线的右下部分。如图2所示，传统均衡状态下，对应的均衡数量和价格分别为Q1、P1，均衡点位于需求曲线的头部，即“头部均衡”。在物联网金融市场下，供给曲线右移，导致均衡状态发生变化，均衡点由需求曲线的头部移动到尾部，即图2中的E2点，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分别为Q2、P2，从而形成了“尾部均衡”。

物联网金融改变了传统金融的头部均衡状态，使均衡数量增加，均衡价格下降。市场上金融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金融服务价格下降，服务效率和覆盖率大幅提高，有效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

信用风险（违约概率）降低假说

信用风险（违约概率）降低假说的核心要义

信用风险（违约概率）将呈整体下降趋势，即“信用风险（违约概率）下降”假说。根据风险管理理论，信用风险总损失由预期损失及非预期损失组成，而传统金融及物联网金融模式的预期损失基本一致，因此二者区别主要在于非预期损失。按照传统金融理论，违约概率PD在经济衰退期处于最大值，在经济繁荣扩张期处于最小值。传统金融模式与物联网金融模式繁荣扩张期的正常违约概率均保持常态。但由于物联网金融模式处于风险与收益确定的环境，最大违约概率将低于传统金融。

在相同信贷规模下，物联网金融模式的银行对于同一企业或同一贷款的违约概率将低于传统金融，非预期损失随之下降。因此物联网金融模式的信用风险将低于传统金融。从资本要求的角度看，资本金是用来覆盖非预期损失的。将传统金融模式的非预期损失（ULq）与物联网金融的非预期损失（ULw）相比较，可得出“非预期损失的差额=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最大可能的违约概率之差”。由于资本金大于等于非预期损失，因此，“资本金的差额=违约概率之差×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由于物联网金融的违约概率低于传统金融，将降低银行业机构对资本金的需求。公式推导过程如下（传统金融以q表示，物联网金融以w表示）：

物联网金融将破解信用风险管理“两大瓶颈”

一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阿尔克洛夫和斯蒂格里茨创立的信息经济学指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借款人与银行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逆向選择及道德风险，如银行贷款重复质押等。物联网金融模式彻底解决了“信息孤岛”和信息不对称现象，甚至可能达到经典经济学中所论述的“完全信息”状态。通过运用VR、区块链、RFID（无线射频识别）等技术，可实现对动产无遗漏的监管，实时监控抵质押品状态，使动产融资的“被动管理”变为“主动管理”、“事后追踪”变为“事先防范”。如，物联网通过实时监测库存变化，可解决汽车合格证重复质押的问题。

二是解决信贷市场悖论问题。传统商业银行依赖抵质押品作为贷款增信工具。但抵质押品并不是“万能钥匙”，反而可能导致“信贷悖论”。理论上，由于抵质押品加固了还款保障，风险排序应当是“信用贷款风险 > 保证贷款风险 > 抵质押贷款风险”。而实践中恰恰相反，湖北省2013～2016年不良贷款余额最大的为抵质押贷款，其次为保证贷款、信用贷款。

产生信贷悖论的原因主要在于：银行发放抵质押贷款时，认为贷款者无法偿还贷款可以以物抵债，放松了贷款“三查”。要解决信贷悖论，关键在于破除“抵押迷信”的路径依赖，打造“轻抵押”银行。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将为信用风险管理提供全新的技术手段。一方面，由于区块链技术具有数据“分布式”储存和参与者共同维护等特点，提高了数据的有效性、准确性。另一方面，通过将信贷系统与工商、海关、税务、监管部门等数据库相连，能够全面掌握企业信用状况变化，了解企业缴纳水电费、医保、社保、住房公积金和雇工情况等“软信息”、“活信息”，有针对性的发放信用贷款。

信用风险（违约概率）降低假说的主要意义

一是发挥节约资本作用。传统金融模式的信贷规模受资本约束限制，需留存足够资本用于覆盖非预期损失。由于物联网金融模式的违约概率下降，非预期损失减少，资本要求降低，银行业机构能够腾挪出更多资本空间，增强贷款发放能力，扩大信贷规模，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二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传统金融体系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运转，具有“亲周期性”，与经济周期波动呈“强相关”。而物联网金融与经济周期呈“弱相关性”。在经济扩张期，物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违约概率均保持不变。在经济衰退期，传统金融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明显大于物联网金融。由于物联网金融消除了不确定性，经济衰退期的违约概率低于传统金融，非预期损失不会大幅增加，对资本金影响较小，能够起到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

三是实现弹性风险计量。传统金融模式的信用风险计量主要通过标准法既定的权重计量风险加权资产。物联网金融模式掌握了借款人“完全信息”，可精确计量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等指标，标准法将逐渐淡出，内部评级法将得到广泛应用。同时，由于违约概率下降，风险权重也应同步调整，弹性风险权重与弹性资本充足率要求将成为常态，巴塞尔协议Ⅲ下的风险资产权重不再适用，有可能被迫全面修订，风险计量将更具精确性、前瞻性。

操作风险“两极端”假说

物联网的发展对于操作风险防控是一把“双刃剑”。传统金融操作风险发生概率在0和1之间的区间波动，风险损失由0趋向于无穷大（如图3、4所示）。物联网金融模式的操作风险处于0和1的“两极端”分布，发生概率服从离散型的0～1二项分布，即操作风险“两极端”假说。

一方面，物联网金融模式将提高操作风险防控水平。通过发挥物联网智能管理优势，将成为风险管理的“千里眼”、“顺风耳”，实现覆盖各业务条线、产品条线、营业场所的“全方位”防控，操作风险发生概率及风险损失均趋向于0。如，通过RFID识别等技术，可进行工作人员和来访人员管理，监控现金柜、库房、机房等重要资产设备，提高了安防可靠性。

另一方面，物联网金融模式潜藏操作风险引爆点。由于物联网实现了“万物互联”，风险的“触发点”更多，传播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传染速度更快。如，可能出现系统崩溃、系统被非法操控事件。又如，由于物联网操作环节增多，可能出现操作人员操作失误、指令发送错误等风险。一旦发生操作风险事件，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绝对的操作风险，即操作风险发生概率为“1”，风险损失趋向于无穷大。

市场风险上升假说

物联网将扩大市场风险的内涵及外延。从内涵来看，物联网金融将推动金融市场“跨界融合”，市场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交易量成倍增长，交易复杂程度显著提升，引发剧烈频繁的价格波动。从外延来看，银行业机构将加速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等业务，实现从存量管理向流量经营，从持有型资产向交易型资产转变，从而扩大市场风险影响范围。

物联网将产生“共振效应”。共振效应是指物体在周期性外力的作用下，当外力频率与物体自身振动频率趋同时，振幅达到最大，产生最大的效果。共振频率的计算公式为：（k为物体的劲度系数，单位为N/m；m为物体的质量，单位为kg）。

在金融领域，“共振效应”是指当市场上多种重要的利多或利空因素同时出现时，导致大幅上涨或重挫行情，引发市场风险。传统金融市场联结相对松散，有一定的风险隔离效果，市场风险传染性尚不显著。物联网金融具有开放性和跨时空性的特点，同业拆借、银行间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将紧密相连，机构及客户将突破时空约束参与多个市场，信息传递速度更快，风险传染范围更广，使市场风险出现叠加，超预期的“黑天鹅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加，甚至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物联网将催生“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来源于“混沌理论”，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会造成系统巨大变化的现象。在物联网环境下，金融部门通过相互持有资产负债，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网络，市场联动日益密切。单一风险事件将产生“蝴蝶效应”，通过传染路径迅速流转、不断放大，造成不同金融部门的连锁反应和金融市场之间的传染冲击，产生交叉耦合作用，危害呈几何级数增长。

流动性风险上升假说

在物联网环境下，移动支付、感知支付等各类支付转账手段快速发展，资金业务从线下向线上迁移，銀行业机构资金结构及客户行为特性都将发生较大转变，导致流动性风险随之上升。

物联网金融加剧存款流失。物联网金融的线上支付转账更为便捷，线上交易平台将成倍增长，原有的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工具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吸引海量的客户资金，对线下存款产生显著的“虹吸效应”，使线下存款转化为线上理财资金，继续加剧银行业机构存款流失的压力。

物联网理财导致存款波动幅度加大。物联网技术极大降低了理财业务的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线上理财客户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各个线上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情况，并以极低的成本在各个产品之间切换。由于物联网技术的支持，客户的利率敏感性也大大增强，理财资金追逐高收益产品的行为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客户与客户之间的“共振效应”将导致存款波动幅度更高。

物联网支付加大资金兑付压力。随着感知支付、移动支付的应用，用户对即时支付的需求将呈几何倍数增长，资金支付的突发性、不可预计性显著提高。同时，物联网金融投资公司广泛发售理财产品，理财产品“T+0”清算支付将成为常态。而线上即时支付势必导致流动性压力向银行业机构传导，增加了对资金清算实时性、集约型的要求。当线上理财产品面临大额、大面积赎回时，将对银行业机构的流动性储备提出更高要求。

物联网环境加速流动性风险传染。物联网金融市场间的联结性将显著增强，当市场发生流动性紧张时，理财产品可能陷入“赎回——抛售资产——触发更大赎回”的恶性循环。一旦某只线上理财产品遇到兑付问题，用户可能集中提出兑付要求，甚至出现挤兑现象，从而引发流动性风险。

社会信用体系升级假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发展仍相对滞后。物联网将颠覆传统社会信用管理模式，打造社会信用体系“升级版”。

促进信用体系“物联化”。物联网具有“泛在化”特征，可以对企业及个人的经营、交易、消费等行为进行识别追踪，并上传至征信管理系统，建立庞大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实现信用记录全覆盖，不留死角。通过发挥物联网互联互通的优势，能够破除信息壁垒，打破“信息孤岛”，将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的信用评价结果与评级机构、社会监督员评价等社会监督情况相结合，打造全方位的统一信用监管体系。

促进信用评估“透明化”。传统金融模式的银行信用评级主要基于对客户信息的主观判断。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传感器、云计算等技术，可实时掌控企业财务状况、销售情况、客户还款行为等数据，动态调整信用评级结果，确保了评价结果的客观性、透明性与真实性。银行信用评估将从滞后、片面的“主观信用”进化为实时、全面的“客观信用”，打造全新的商业模式。

促进信用环境“纯净化”。在物联网环境下，从企业缴税、经营情况，到个人征信记录、缴纳水电费、违章记录等，都难逃“法眼”，信用缺失将意味着失去现代社会的“通行证”。通过统一信用平台公开披露信用信息，将创造出更多的“市场监督者”，违约成本增加，不守信用的人数将显著减少，营造“人人知诚信、人人讲诚信”的信用环境。

巴塞尔协议第一支柱：风险资产资本全覆盖假说

目前，巴塞尔协议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实施重点主要在第一支柱，第二、第三支柱起辅助补充作用。但在实际风控效用方面，美国学者对150个国家和地区巴塞尔协议Ⅱ实施情况的统计显示，从高到低依次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物联网金融将深刻影响三大支柱格局，加强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重要性，提高第一支柱的风控效果，从而使三大支柱的地位和效果越来越均衡，由传统的第一支柱“独木支撑”变革为三大支柱的“三足鼎立”，共同发挥作用，相互支撑互补。

对第一支柱而言，巴塞尔协议Ⅲ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及市场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进行了规定，但仍存在风险覆盖“空白点”，即剩余风险。一是第一支柱虽涉及但未完全涵盖的剩余风险，如信用风险中的贷款集中度风险。二是第一支柱未涉及的风险。包括流动性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业务风险等。三是小概率黑天鹅事件，在物联网金融模式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导致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物联网金融模式的流动性、声誉等风险占比越来越重，风险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影响和破坏力越来越大。在第一支柱对此类风险未充分考虑的情况下，仅靠第二和第三支柱监督将无法及时有效地量化和控制风险。因而，物联网金融下的第一支柱的风险加权资产需对目前的剩余风险进一步覆盖，不仅要进一步细化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子项目，也须将流动性风险、战__略风险、声誉风险、业务风险和小概率事件风险以“其他重大风险”名义纳入第一支柱进行资本计量，并且在降低信用风险权重的同时，提高“其他重大风险”的权重以示重视，详见图5。

巴塞尔协议第二支柱：大数据监管工具假说

一方面，物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带来了丰富多样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既满足了人们的金融需求，也给监管当局带来了巨大挑战。巴塞尔协议Ⅲ第二支柱要求：监管当局要对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化解状况、收益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等因素进行监督检查。在当前监管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配备条件下，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产品的快速创新、不同金融领域的混合交叉使监管部门所面临的监管选择决定因素爆炸性增长，增加了监管工作量和难度。

另一方面，物联网金融的发展也带来了丰富多样的金融监管工具，尤其是精准大数据监管工具。如，银监会的现场检查EAST工具。大数据工具能够解决部门间数据互通互容性不够、应用数据现时性不强、基层监管力量单薄、监管方式盛行“人海战术”的问题。以大数据为支撑，以信息化监管为手段，对金融运行进行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智能化为一体的实时跟踪、动态监管将成为未来监管方式的标配。物联网金融模式的第二支柱将明确对大数据监管的要求，包括提升数据治理、应用大数据监管提高服务、推进信息共享开放、发展社会化征信等方面。目前，大数据监管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应用。如，美联储经济学家研究用非传统大数据改善经济预测的准确性和时效性。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一文，布置落实运用大数据理念、技术和资源，推进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大数据一词在《意见》中共出现了61次。

巴塞尔协议第三支柱：网络平台监督者假说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硬件等技术快速推进，各种市场网络平台将成为经济、社会的中枢。感知层的RFID、传感器、智能终端等将源源不断地收集数据，并传输到网络层的云计算、大数据平台上，进行大规模存储和处理，开展智能化、自动化、专业化的应用，形成强大的统一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共享深度将显著加强，市场主体多样化需求得到持续满足，纵向共享将取代横向分工，成为新经济的主要特征。

巴塞尔协议Ⅲ第三支柱市场约束也被称为“市场纪律”，实质是银行债权人、股东等利益相關者，借助于银行的信息披露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和信用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实施对银行活动的监督约束，将管理落后或不稳健的银行逐出市场等手段来迫使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过程。物联网时代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网络平台作为市场的中枢，也必然是重要的社会中介机构，对金融机构信息公开也起到事半功倍的约束和监督作用。金融机构信息公开由之前泛化的利益相关者监督进一步发展到由网络平台和利益相关者共同监督。物联网网络平台成为新的市场监督者，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发挥重要的约束作用。

总体来看，以上十大假说，第一个属于整体风险收益矩阵问题，第二个属于金融市场均衡问题，第三至五个属于风险管理问题，第七个属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问题，最后三个属于巴塞尔监管体系问题，可见物联网金融是对金融体系的一次全面的革命性颠覆，必将成为金融界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全新领域，影响和意义非常深远。

（作者系湖北银监局副局长）

作者：阙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