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团发展经济学分析论文

2022-04-27

摘要：文章从现代经济学角度，廓清了我国气象服务中不同类型气象产品的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目前世界上三种气象服务供给模式，且就其利弊作了深入的分析，最后提出我国气象服务供给应该选择的模式：国家气象部门只提供公共气象服务，私人气象服务应交给“市场”，由私人公司开展。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企业集团发展经济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企业集团发展经济学分析论文篇1：

汽车集团战略整合与政府干预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汽车集团经历了多次战略整合,各级政府在历次战略整合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于市场失效、组织失效理论和加欣克伦模式的要点,剖析中国政府在汽车集团整合中的干预及其成效,研究发现中国政府主导着整个汽车集团的战略整合,包括外商合作伙伴的选择,其干预的整体成效是积极的,不仅克服了市场失效,而且正面验证了加欣克伦模式,促进了中国汽车集团做大做强。

关键词:汽车集团;战略整合;政府干预;成效

一、问题的提出

汽车产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性产业,其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的行业特性决定了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最终会采取集团化运营(李显君,2005)。与国外汽车企业集团相比,我国的汽车集团虽然发展迅速,但生产规模过小,不利于降低成本、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早在1997年,美国三大汽车集团的汽车产量就已经突破年产900万辆,其中产量最少的克莱斯勒公司也已达到年产170万辆规模。而2007年,中国最大的上海汽车集团的总产量才只有156万辆,尚不如十年前的克莱斯勒。市场结构方面,2007年我国共有汽车生产企业117个,其中规模最大的三大汽车集团产量总和仅占市场份额的47%,而2005年日本汽车年产量名列前三位的企业集团市场份额之和就达到了80%以上,美国是90%以上。集团生产规模偏小、自主研发能力弱,加上行业集中度低,使得战略整合成为中国汽车集团发展的必要选择。

在整合过程中,有三条路径选择:其一,通过市场的力量调整产业结构和竞争格局,但这种方式需要承担市场失效的风险;其二,政府强势管制,形成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方式已被证明不成功;其三,政府与市场共同分配社会资源,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和产业政策指导扮演其角色,日本汽车集团发展的成功经验证实了这种路径的有效性(李非,1994)。

回顾中国汽车集团的整合之路,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三大三小”,发展到如今的“四大四小”,虽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政府通过直接干预支持了企业集团的发展(林云,1998;银温泉,1999)。然而,有些学者却持不同的观点,例如南晓莉(2005)从四个阶段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概要和发展过程,她认为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考虑到政策实施的效果与成本,以市场机制为主促进产业协调发展,目前政府的干预太多。陈信元(2006)通过分析刘永行“炼铝”案例,认为政府管制导致了资源配置的失效,由此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和不确定性。

学术界对于政府在企业集团发展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存在着不同观点,虽然日韩等国家汽车集团的成功验证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但是否适合中国汽车集团的发展,值得研究。本文针对中国汽车产业中企业集团的战略整合历程,运用加欣克伦模式要点,剖析政府在其中的干预行为以及成效。

二、汽车集团的组建过程与加欣克伦模式

在世界汽车行业发展过程中,欧美的汽车集团与日韩的汽车集团发展过程代表了两种模式,前者是依靠市场的力量,依靠“管理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展开横纵向联合,无论是德国的大众汽车、还是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都遵循这个模式;而后者则是在政府的指导下,通过另一只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后起直追,领先于欧美的汽车集团,丰田、日产、现代等汽车制造商已经称雄于国际市场,与欧美汽车集团同台竞争。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指政府通过某种机构,运用某种方式和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有目的的组织和控制(徐向艺,1993)。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应发挥的作用,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1776)在其《国富论》中指出,在自由制度下,政府只应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其职能仅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保护私有财产等。而凯恩斯主义则强调放弃自由放任原则,扩大政府功能,实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凯恩斯,1963)。

随后的新古典学派以及新制度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他们的观点。1962年,美国经济史学家加欣克伦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日本学者将这一观点称为“加欣克伦模式”(李非,1994)。加欣克伦认为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将影响发展的进程,后进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经常受到来自先进国家的竞争威胁,故其企业的规模,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大规模化。一个国家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其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些国家具有一种得益于落后的“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在加欣克伦理论的基础上,阿伯拉莫维茨提出了“追赶假说”(郭熙保等,2002),并且指出后发优势并非自发性的,而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第一个限制因素是技术差距,它是经济追赶的重要外在因素。第二个限制因素是社会能力,即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技术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它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而在社会能力中,政府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加欣克伦模式在日韩企业集团的发展中得到了验证,李非(1994)重点研究了日本的企业集团,他发现加欣克伦模式的要点在于依靠日本政府干预的企业大规模化,是从重要工业部门开始的(包括汽车行业),通过大举导入先进国技术成果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日本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干预角色,其行政指导和产业政策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只有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才能追求经济效率,才能代表日本与欧美企业抗衡。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与欧美诸国政府相比,有效地克服了中央政府“介入”市场经济的局限——政府的失效。在政府的扶持下,日本的汽车集团迅速增大企业规模,获取后发优势,这对落后国家有重大启示。

钱平凡(2003)曾经通过对墨西哥、西班牙、加拿大、巴西和韩国五个汽车工业发展后起国家的汽车工业发展历程的分析与研究,把后起国家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式概况为两种基本模式:完全开放模式、自主开发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各国政府的作用都不可否认。尤其是朱晶(2008)比较了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工业,认为虽然日本和韩国汽车发展之路不尽相同,但是两国政府干预在本国汽车业的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汽车集团战略整合政府干预的历史分析

中国的汽车工业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进步而发展壮大的。改革开放前,我国汽车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统计资料表明,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简称“一汽”)投产到改革开放前22年(1956-1977),全国汽车生产累计125.25万辆,其中轿车1.22万辆。而改革开放30年间(1978-2007),全国汽车生产累计5 595.46万辆,其中轿车2 139.22万辆。这一期间中国汽车工业迅速发展,汽车生产规模化、集团化、国际化的格局显现。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汽车产量快速增长,年产值迅速突破百万辆,直逼千万辆。轿车年产量也于21世纪初突破百万辆,2007年的产值接近500万辆。本文的历史分析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开始,根据中国汽车集团的发展以及战略整合的实践,分四个阶段剖析政府的干预行为。

第一阶段:中国汽车集团的孕育和萌芽阶段(1978-1985年)。在这段时期,由于传统管理体制有所松动,国有汽车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一汽和中国第二汽车集团(简称“二汽”)率先出现扩张,开始出现经济联合体(赵曙明,2002)。针对这种现象,1980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对横向经济联合的意义、原则、组织管理、政府作用及相关政策作了规定。政府对经济联合体的认可和推动,促进了企业跨地区、跨行业横向经济联合的健康发展,为汽车企业集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汽车业的合资发展之路也从这一阶段开始。1978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不但轿车可以,重型车也可以”,奠定了未来30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合资发展道路。1984年1月,由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合资经营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开业,中国第一家整车合资企业诞生。1985年,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国内第一家轿车合资企业诞生,标志着中国的现代轿车工业的开端。同年3月,国家批准广州汽车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巴黎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在国家的鼓励和推动下,一汽、二汽开始横向经济联合,中外合资企业诞生,是中国汽车集团的孕育阶段。

第二阶段:“三大三小”布局形成阶段(1986-1993年)。这一阶段,中国的汽车集团开始形成并进行战略整合。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首次提出:“根据加快交通运输建设的要求,要把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争取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为汽车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汽车工业的改革奠定了政策基础。1987年7月,国务院北戴河会议专题讨论发展轿车工业问题,确定一汽、二汽、上海汽车工业集团(简称“上汽”)三个轿车生产基地。加上当时已经建成的北京吉普、天津夏利、广州标致三个小型的轿车生产基地,中国汽车工业的“三大三小”集团从此形成。在国家的引导和政策的鼓励下,“三大三小”开始整合国内外的资源。以一汽为例,为扭转我国汽车工业“缺重少轻”的落后局面,于 1986年以投资分利、有偿兼并的方式与吉林、长春两市的四个地方企业在东北部建立了6万辆轻型车生产基地;1993年又兼并了哈尔滨轻型车厂,短短几年间生产能力由规划的6万辆提高到了15万辆。

在合资企业整合零部件生产体系推动零部件生产当地化的过程中,不同的地方政府表现出了不同的干预行为。上海市政府为了加快建立桑塔纳的国产化配套体系,于1986年9月成立了上海桑塔纳轿车横向国产化协调小组,主管配套国产化工作。1987年,又成立了“上海市支援上海大众建设领导小组”,下设“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协调办公室”。这一年12月召开了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100多个企业参加了会议,落实了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配套规则和厂点。1988年7月1日,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成立(王志乐,1996)。桑塔纳国产配套体系的建立,一方面造就了桑塔纳在中国市场长达10多年的辉煌,另一方面借助于产业的立体关联效应,在中国建立了整套完善的零部件工作体系,夯实了汽车工业发展的根基。在随后的合资化浪潮中,国内几乎所有的轿车生产厂商,都从上海大众的零部件配套体系中获益(张雷,2007)。与上海市政府的积极干预不同,广州市政府则明显做得不够。虽然广州标致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是政府对标致轿车项目的实施长久以来缺乏必要的监控手段和强有力的组织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标致轿车的国产化速度一直很慢,直到合资的第10年才达到65%,而上海大众桑塔纳在合资的10年内国产化率达到近90%。

第三阶段:中国汽车集团战略整合加速阶段(1994-2003年)。这一阶段,中国汽车集团的发展及战略整合的速度加快,之前“三大三小”的格局也发生了一些改变。1994年3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汽车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制定目的是“为把我国汽车工业尽快建设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改变目前投资分散、生产规模过小、产品落后的状况,增强企业开发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装备水平,促进产业组织的合理化,实现规模经济”。政策目标的第2条就是“国家将促进汽车工业投资的集中和产业的重组,重点解决生产长点多、投资分散、审批项目乱、重复引进低水平产品、定点厂建设及国产化速度慢的问题。”

在《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汽车集团加快与国外的汽车企业实现资源上的整合,建立合资企业。1997年3月,中美合资“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暨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的合同和章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字,同年5月,成立六年的“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全部建成。同为“三大”的东风集团,于2002年与日产成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71亿元,打破我国汽车合资企业投资额的记录。“三小”也继续合资的进程,与标致合作失败的广州汽车集团(简称“广汽”)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重新选择合作伙伴,组成了广州市汽车工业领导小组,时任市委书记的高祀仁亲自出任组长,林树森市长和主管汽车工业的张广宁副市长为副组长,开始处理与旧伙伴的关系和选择新伙伴的工作。最终,广汽确定了与日本本田公司合作,双方按50:50的出资比例合资,于1998年6月30日成立了“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此外,2000年7月,中日合资的“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在天津奠基;2002年,北汽集团与韩国现代合资成立了“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业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开始在国内进行并购重组,整合分散的资源。2001年7月19日,上汽集团通过国有资产划转的方式,受让柳州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75.19%的股权,将柳州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改组为“上汽集团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使之成为上汽集团中的新成员,上汽五菱的产品和发展从此纳入上汽集团统一发展战略和规划。更令人瞩目的是一汽与天汽的资产重组,实现了强强联合。2002年6月14日,一汽集团与天汽集团签订重组协议,一汽以现金方式受让天汽集团持有的下属华利公司75%的股份以及夏利公司总股本的50.98%。通过重组,一汽与天汽实现了优势互补,一汽借此与丰田实现了合作,这是“加欣克伦模式”在中国应用的案例,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干预,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正如天汽董事长张世堂说:“此次合作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的引导和积极作用非常大”①。

第四阶段:新一轮的战略整合以及“四大四小”布局的形成(2004年-至今)。2004年,为适应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外汽车工业发展的新形势,推进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全面提高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满足消费者对汽车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国家发布实施了新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新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再次明确指出“推动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扩大企业规模效益,提高产业集中度,避免散、乱、低水平重复建设。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几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力争到2010年跨入世界500强企业之列”。在新的产业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汽车企业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整合,并最终形成“四大四小”的新格局。这段时期整合的主要特征有:整合规模更大以及注重提高专业化水平。

2007年12月26日,在政府的积极干预下,上汽与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南汽”)正式签署全面合作协定,中国汽车史上最大的重组案例敲定。上海汽车将出自20.95亿元购买南汽的控股股东——跃进集团的整车和紧密零部件资产,跃进将持有上海汽车3.2亿股股份和东华公司25%股份。“上南合作”具有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成为组建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实力的特大型汽车企业集团的一个典型,起到推动汽车工业调整的示范作用。在上南合作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积极引导配合,最终突破了地域发展思维的限制,实现了生产要素跨地区的流动,是一个双赢的结局(王静,2008)。汽车集团的横向整合扩大了企业规模,帮助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

新一轮的整合使得“三大三小”的格局不复存在,2009年3月,国务院出台《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明确指出:鼓励一汽、东风、上汽、长安(四大)等大型汽车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兼并重组,支持北汽、广汽、奇瑞、中国重汽(四小)等汽车企业实施区域性兼并重组,并希望“通过兼并重组,形成2-3家产销规模超过200万辆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4-5家产销规模超过100万辆的汽车企业集团,产销规模占市场份额90%以上的汽车企业集团数量由目前的14家减少到10家以内。”至此,我国汽车工业的“四大四小”汽车集团布局形成。

四、汽车集团战略整合政府干预行为的成效

在政府的引导下,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以及整合,中国的汽车集团无论在规模,还是在自主创新能力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第一,从产量分析其发展成效。以一汽为例,1978年一汽生产汽车5.82万辆,实现工业总产值9.84亿元,实现利润2.03亿元;2007年,生产汽车146.49万辆,完成工业总产值2 306亿元,实现利润118.30亿元。2007年与1978年相比,汽车产量增长24.6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234.23倍,利润增长58.22倍。1978年,全国汽车总产量只有14.9万辆,而现在,我国已有一汽、东风、上汽三家年产销量过百万辆的大型汽车集团,长安、北汽、广汽三家年产销量达到50万辆以上的汽车集团以及奇瑞、华晨、哈飞、吉利、江淮、长城、昌河、江铃、比亚迪、中国重汽十家年产销量超过10万辆的汽车集团。

第二,产业结构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坚持以市场为主导的同时,政府积极推进汽车产业重组,整合要素资源,提高产业集中度,行业集中率指数CR4由1987年的32.5%上升到2007年的56.7%,2007年的更是达到了78.19%。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了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的产业新格局。

第三,汽车集团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得到了增强,自主研发的模式呈多样化。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增长迅速,2001年,汽车工业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为58.6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38%。而2007年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已达308.8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也上升到1.8%。目前已经形成的有:以奇瑞、吉利为代表的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以华晨金杯为代表的外包委托、自主研发,以上汽、南汽为代表的收购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自主研发,以一汽为代表的开放合作、自主创新,以长安为代表的以我为主、自主开发,以江淮为代表的整合全球资源、造世界车的自主研发,以神龙为代表的联合研发、自主创新,以广州本田为代表的国际化视野、本土化设计的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这八种模式的产品研发都取得长足进步、自主创新取得显著成效。企业集团和中外合资企业先后建立汽车工程研究院,聚焦专业人才,采取产学研结合和国外专业设计公司合作的方法,精心设计开发,形成自主研发的体系竞争力②。

五、研究结论

有关克服市场失效和组织失效的对策,学术界一直在探索,本文的分析表明,政府的干预不仅克服了市场失效,而且正面验证了加欣克伦模式,即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有成效的。当然,必须强调的是政府干预并不否认市场竞争的作用,两者各自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从中国汽车企业集团的组建和整合过程中看出,政府的干预仅仅体现在组建汽车企业集团、指导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上进行了有序的干预,恰到好处、适时而不是事事,通过干预弥补了“市场失效”和“组织失效”,尤其在资源配置、消除市场障碍、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政府并没有对每个汽车集团的日常经营和参与市场竞争进行干预,包括汽车车型的开发、技术创新和营销策略等经营活动,都是企业主导。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引导资源向经营好的企业集中,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企业家精神在汽车集团的战略整合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一汽的前总经理竺延风、广汽的总经理曾庆洪,以及打造自主品牌的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比亚迪集团董事长王传福等,他们通过实际的战略行为推动了集团的整合,影响了汽车业的发展。

总之,在借鉴加欣克伦模式的理论要点展开分析之后发现,发展中国家政府介入企业集团的组建过程中,通过政策扶持,可以使竞争优势不强的企业快速追赶先进企业。从中国汽车集团战略整合中政府干预的历史分析,政府的干预并没有阻碍汽车集团的发展,恰恰是没有干预反而致使产业发展缓慢(例如广州标致),而干预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海大众)。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对汽车集团建立合资企业以及重组国内的资源进行扶持、引导,尤其是两次汽车产业政策的颁布实施,推动了中国的汽车集团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在汽车集团的整合过程中,政府也积极参与和干预,主要表现在推动合资企业整合零部件生产体系以及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流动。通过对政府干预成效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中国的汽车集团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研发能力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网站新闻中心http://www.faw.com.cn, 2002-06-21)。

② 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08:13.

参考文献:

[1] 郭熙保,胡汉昌.后发优势述评[J].山东社会科学,2002(3):15-20.

[2] 李非.企业集团理论•日本的集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9-11,301,303.

[3] 李显君.中外汽车集团体制模式选择比较[J].汽车工业研究,2005(8):14-17.

[4] 林云.我国企业集团形成中的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J].中国工业经济,1998(6):36-39.

[5] 南晓莉.中国汽车产业政策分析与展望[J].大连民族学院院报,2005(11):80-83.

[6] 钱平凡.后起国家汽车工业发展模式与政府作用的比较研究[J].企业技术开发,2003(2):51-56.

[7] 王静.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以上南合并为案例进行分析[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8(7):98-102.

[8] 王志乐.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279.

[9] 徐向艺.论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干预[J].理论学刊,1993(4):23-28.

[10]银温泉.我国企业集团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定位[J].中国工业经济,1999(6):34-38.

[11]张雷.厂商的密集性进入与产业链纵向关系治理[J].当代经济科学,2007(9):119-123.

[12]朱晶.日、韩汽车产业发展国际经验的总结及对我国的启示——兼论幼稚产业的发展[J].时代人物,2008(7):63-65.

[1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14][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23-324.

(责任编辑:石树文)

作者：李敏,郭逢爽,黄嫚丽,曲波

企业集团发展经济学分析论文篇2：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气象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

摘要：文章从现代经济学角度，廓清了我国气象服务中不同类型气象产品的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目前世界上三种气象服务供给模式，且就其利弊作了深入的分析，最后提出我国气象服务供给应该选择的模式：国家气象部门只提供公共气象服务，私人气象服务应交给“市场”，由私人公司开展。

关键词：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气象服务公共气象

文献标识码：A

气象服务主要指气象部门提供气象信息及把气象信息进一步加工成气象产品并提供给社会的过程，气象服务的质量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国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全。从气象服务的内容来看，现代气象服务分为气象信息服务（气象情报和预报服务）、气象工程技术服务、气象科技综合服务等。不同的气象服务内容具有不同的产品属性，有的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产品属性，这类气象服务被称为公益性气象服务；有的具备完全的排他性和竞争性私人产品属性，这类气象服务被称为私人气象服务。

纵观世界各国的气象供给运行方式，基本上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政府全部提供公益气象和私人气象服务模式；二是政府提供公益气象服务+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私人气象服务模式；三是政府提供公益气象服务+市场提供私人气象服务模式。目前，随着我国公共气象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以及社会上气象服务供需求矛盾日益突出，我国气象服务供给应该采取何种供给模式及为什么选择这种模式，则要分析气象服务不同产品的经济学特征，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而定。

一、气象服务产品的经济学分析

气象服务内容构成复杂，廓清气象服务中哪些是“公共产品”，哪些是“准公共产品” ，哪些是“私人产品”，是选择合理气象服务供给模式的关键。根据公共经济学观点，只有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由于市场失败而无法有效供给，才需要政府提供。私人产品由于存在完全排他性和竞争性应通过适当的安排由“市场”提供。

1.纯公共气象产品。

纯公共气象产品是指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由社会成员共同消费的气象产品。目前我国提供的纯公共气象产品主要有：政府决策气象产品、社会公众气象产品、国家安全气象产品、防灾抗灾气象产品、国际交换气象产品、国家基础性研究气象产品、国家基本气象数据和资料等。这些气象产品具有典型的纯公共产品的全部特征。如电视灾害性气象预报节目，每个社会成员都可收看，且任何社会成员收视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收视消费，故具备非竞争性；同时，灾害性气象预报警报，受益的是灾害性天气发生地区的所有公众，决不能划分哪些人能或不能消费这种气象产品，故具备非排他性。

纯公共气象产品可根据地域范围划分为国际性、全国性、地方性公共产品。根据世界气象组织40号决议、《气象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我国提供的国际性公共气象产品有207个基本天气站地面天气资料、40条船舶的气象资料、88个高空站探空资料、部分数值预报产品；全国性公共气象产品有政府决策气象产品、社会公众气象产品、国家安全气象产品、防灾抗灾气象产品等；地方性公共气象产品有人工影响天气服务、地方性防灾减灾气象服务；地方性气候区划与气候资源监测与服务等。

2.准公共气象产品。准公共气象产品，一般指介于纯公共产品（政府提供的服务）与私人产品（居民或企业提供的服务）之间的社会产品，其最大的特征在该产品具有不完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目前我国提供的准公共气象产品比较广泛，具体包括民航、农林、水利、电力、海洋等部门自产的气象产品，社会气象中介产品，以及气象高等学历教育、气象中等教育、气象出版和各级气象学会提供的气象服务产品。部分国家气象单位利用或依靠政府提供的设施、技术和初级产品作为资源而生产的经营性气象产品，如气象手机短信服务，作为天气预报信息这一纯公共产品的传播形式，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效益，其性质异于私人气象产品，也被视为准公共气象产品。

3.私人气象产品。

私人产品，是指企业利用市场机制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从服务来讲，由企业提供的教育、卫生、交通、气象服务等都属于私人产品。私人气象产品是指由企业利用市场机制提供的气象产品，它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近20年来，我国私人气象产品发展较快，私人气象产品主要有气象仪器、气象装备，以及由各种气象技术服务部门、气象信息服务部门提供的气象产品。这些气象产品被称为私人产品，不仅其消费上竞争性明显，且因提供这类产品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享用人承担，具有完全的排他性。

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三种模式

1.第一种模式的经济学分析。第一种模式是完全由国家气象部门提供公益气象服务和私人气象服务，其实质是由政府全面提供纯公共气象产品、准公共气象产品和私人气象产品。由于气象服务是一种高科技产业，需要由分布合理的气象观测站、若干气象卫星、多型号的天气雷达及船舶、飞机等构成的全球天气监测网，投入非常巨大。由国家气象部门提供一切公共气象产品和私人气象产品可以形成规模经济，有效降低成本，但这种由政府“一肩挑”的供给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主要体现在提供的气象服务的质与量上的不足：一是在公共气象理念下的政府通过公共财政为公益性气象服务融资，为社会公众免费提供公益气象服务，但由于政府财政能力有限，融资渠道单一（税收），使得政府投资不足以支撑私人气象服务的供给，从而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气象服务多样化的需求；二是国家气象部门低效的官僚体制和非营利的生产理念导致对社会公众需求回应不足，反应迟钝。同时国家气象部门作为唯一的气象服务供给者，缺乏竞争和有效的绩效评估机制，气象服务质量普遍不高，不能满足公众对气象服务日益膨胀的需求。

2.第二种模式的经济学分析。第二种模式是国家气象部门既提供公益性气象服务又提供私人气象服务，同时还允许私人公司从事私人气象服务。其与第一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政府鼓励私人公司开展私人气象服务，提供私人气象产品，国家气象部门与私人气象部门在气象服务市场上并存，平等竞争。这种模式的优点有：一是通过私人公司的竞争会促使资源配置优化；二是有利于纯公共气象产品的附加值的开发和利用。但这种模式缺点是国家气象部门没有完全退出私人气象服务市场，第一种模式的不足在这里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该模式会导致不同部门的员工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最终挫伤无法参与提供私人气象服务的人员积极性。

3.第三种模式的经济学分析。由于气象服务同时包含了纯公共气象产品、准公共气象产品和私人气象产品，这就决定了气象服务供给采取第三种运作模式最符合经济学的原理，即国家气象部门提供纯公共气象产品和准公共气象产品等公益气象服务，由私人公司提供私人气象产品以开展私人气象服务。

纯公共气象产品和准公共气象产品由于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无法避免“免费搭车 ”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公益性气象服务就无利可图，私人企业就不愿意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如果通过市场调节，只有当气象服务达到一定价格时，才会有私人企业进行生产，而一般的气象服务，如天气预报气象产品、国家基础性研究气象产品等，消费者不愿意也不能提供这样的价格，所以，公益性气象服务只有政府来承担。而政府提供气象服务的支出，不是通过市场出售收入来弥补，而是通过税收来补偿。税收是每个公民都提供的，所以每个公民可以享受。这就是国家气象部门只提供公益气象服务的经济学依据。当然，在提供公益气象服务过程中，若提供的产品是准公共气象产品，亦可按某种价格标准向消费者收费供应。如气象信息短信服务，该产品具有不充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方面，手机机主借助于气象信息短信能更好地安排生产或生活活动，从该角度看，气象短信的消费是竞争性的，但是，若手机机主周围的群众通过阅看机主信息（或通过其他途径，如机主主动告示等）了解天气状况从而更好地安排各自生产或生活活动，此时气象短信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其效益已外溢给众多的其他消费者，由此可知，气象手机短信具有不充分的非竞争性。另一方面，气象短信非排他性是不充分的。气象信息作为一项公共产品，目前国家气象部门每天将之免费发送到国家各级机关及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手机上，以方便其及时组织抗灾救灾，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时的气象短信作为公共产品是完全非排他性的，但是，对广大的气象短信消费者来说，目前的通信技术水平使得气象短信产品成为“只有付费才能消费”的产品，它又是排他性的，排他性的存在使得手机短信的非排他性呈现不充分的特征。公共经济学理论认为，对于具有不充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政府在提供过程中，为了平衡获益者与非获益的负担，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可以采取类似于市场产品的供应方式，即按一定标准收取费用，消费者亦须支付费用才能消费。因此，国家气象部门应该在非营利条件下以收费形式提供准公共产品，经费收入在管理上要纳入财务预算，主要用于弥补提供准公共产品的成本支出。

气象服务不仅仅是这种一般性的公益服务，它还包含提供大量私人气象产品。如生产空调的商家需要的气象信息可能是几个月后的天气情况预报；重大工程项目需要的气象信息是比一般的天气预报更为精确的气象服务产品；重大的体育比赛需要的不仅仅是更为精确的气象信息，还需要多年的历史气象信息。这样的气象服务已经超出了公益气象服务范围，超出了公共物品的范围，属于私人物品。所以，不应该由全体纳税人出钱提供，而应该完全由消费者出钱，这就是私人公司开展私人气象服务的经济学依据。

4.我国气象服务供给现状分析。一方面，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气象事业发展还是很快的。与开放前相比，我国气象的设施设备水平、科技水平、人员素质都经历了极大跃升，气象服务的质和量有了很大提高，天气预报更为准确，气象服务产品更为丰富。而且，社会公众对气象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气象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据统计，我国目前接受天气预报手机短信服务这一准公共产品的客户近1亿，许多企业集团和大公司，如海尔、格力、鄂尔多斯还接受了私人产品的气象服务。

但是，另一方面，我国气象供给存在不足和低效。由于没有私人公司进入气象服务领域，气象服务市场上是国家气象部门“独家垄断”，垄断的市场必将是低效的市场，目前我国私人气象产品市场上个性化、人性化气象产品严重缺乏亦是供给低效的表现。同时，国家投入气象部门的公共财政资金有限，国家气象部门应“聚焦”于纯公共气象产品和准公共气象产品的提供上，使财政资金集中、有效地运用，避免资金使用分散，致使公益性气象服务供给不足。

三、我国气象服务有效供给的模式选择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看，我国气象服务供给应选择第三种模式，即国家气象部门提供公益性气象服务，由私人公司开展私人气象服务。

因为第三种模式最符合经济学原理，也就是最能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和满足社会公众对气象服务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不会带来相应的弊端。

实践方面的理由是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市场经济已基本建立，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锻炼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私人资本也有进入气象服务领域的能力。另一方面，我国国家气象部门的改革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资源配置不尽合理，政府财政能力有限，使得政府投资不足以支撑私人气象服务的供给。为破除这一困境，国家气象局提出了“ 公共气象”发展战略。“公共气象”战略将气象部门定位为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之一，气象部门的职能只是提供公共气象产品，一些私人气象产品应该交给“市场”，由“ 市场”根据个人、企业的需求偏好予以有效供给。因此，贯彻“公共气象”发展战略，气象服务供给模式的变革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选择“政府提供公益气象服务+市场提供私人气象服务模式”将是我国气象服务改革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姜海如.论公共气象［J］.湖北气象，2004（3）

2.王海啸.国际气象商业化发展情况［J］.山东气象，2000（2）

3.黄恒学.公共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

(作者单位：湖南省气象局科技服务中心湖南长沙 410007)

(责编：若佳)

作者：罗红梅　刘瑞琪

企业集团发展经济学分析论文篇3：

企业招聘优秀人才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企业文化是企业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企业有没有健康积极的企业文化，对于该企业的活力、凝聚力、生产经营效率，特别是长期的生存发展能力，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认识水平和实践，与许多成功的国外大企业相比，目前有很大的差距。这方面的差距事实上正是影响我国企业经营效率和稳定发展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根源之一。我国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认识和实践两方面的落后，当然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较短，大多数企业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经营的时间短有关，但也与我国对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不够有很大关系。当前我国对企业文化的研究不仅比较少，而且主要停留在概念、作用、模式和经验借鉴等比较浅层次问题的分析，对企业文化的性质和关键特征，企业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和机制，以及企业文化形成的环境条件和相关策略问题等的研究，特别是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深入到经济主体微观行为层次的深层次分析非常薄弱。为此本文从贡献效用度、优秀人才离职风险两方面来分析企业招聘决策，利用自我价值曲线来分析优秀人才的就业决策。最终论证通过向上移动贡献效用度曲线及自我价值曲线，或者延长两条线到达最高点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个人与企业双赢的局面，并据此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关键词：招聘；优秀人才；贡献效用度；自我价值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对于企业而言，优秀人才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然而，在一些企业招聘中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学历要求为本科，硕士、博士反被拒之门外。企业拒绝优秀人才、招聘中等人才，是由于优秀人才易跳槽难挽留等原因。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企业招聘优秀人才这一问题。

一、企业决策方面的经济学分析

企业招聘优秀人才时，首先考虑的是该优秀人才能为企业创造多大的价值，贡献效用度指的是员工在为企业作出贡献之后公司所得到的效用（满意度）。由经济学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知，优秀员工的贡献效用度，在随着时间推移的过程中，呈现倒“U”型即先上升后下降。优秀人才在进入企业之初，其贡献效用度处于较低水平，之后随着对环境、业务的熟悉，其工作效率会逐渐提高，表现为逐步提高的效用贡献度，接着在达到最大值之后，企业便无法再进一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其效用贡献度便逐步下降。

企业招聘优秀人才时，还会考虑到优秀人才跳槽带来的巨大损失。优秀人才在企业中出任重要岗位、担任重要职责，其工作内容可能涉及企业内部机密，并掌握着公司宝贵的客户资源，他们一旦离职可能会引发机密外泄并带走客户，影响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还会影响企业工作的正常运转。

优秀人才因其卓越的才能、较强的工作能力会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其离职所带来的风险也是企业考虑的因素，但前者在企业的招聘决策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招聘完优秀人才后，为防范其离职的风险，企业应采取积极措施留住优秀人才。

二、优秀人才决策方面的经济学分析

优秀人才在择业时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要求该岗位可以促进自身的不断提高、符合其长期发展的需要。优秀人才的自我价值曲线随时间推移，呈现倒“U”型即先上升后下降（如下图）。在进入企业后，优秀人才充分利用工作平台，不断充实、提升、完善自己，实现个人价值。当自我价值达到最大值以后即进入事业瓶颈期，因其认为该企业已经不可能再为其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为其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因此不再尽力工作、消极怠工，甚至可能会因为自我价值无法实现而选择离开企业。

三、问题及建议

通过以上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向上移动贡献效用度曲线和自我价值曲线，或者延长两条曲线到达最高点的时间，可以实现优秀人才与企业双赢的局面。

优秀人才应该不断完善、提升自己，在工作中勇于挑战自己、积极创新获得更多的成就、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同时还应该全面认识自己，认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在找工作时应该慎重选择企业与自己的匹配度，充分考虑企业是否契合自己的期望、是否满足自己长期发展的需要。最后应该树立正确的工作观念：不断更换工作并不一定能改善工作现状，在工作变更前充分考虑、理智抉择。

对于企业而言为了自身发展，应该积极做好人力资源工作，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正确认识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是通过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充分调动人力资源，最终实现组织战略目标和期望的管理成果。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因此人力资源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也成为组织成功的关键。企业应正确认识人力资源管理，有序开展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以期实现企业发展目标。

2.科学招聘

当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能否招聘到适合本企业的优秀人才是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招聘工作的成功有助于企业抢占市场先机。企业在开展招聘工作时，应遵循科学的招聘程序进行员工需求预测、制定招聘计划、确定招聘渠道、录用过程、招聘效果评估。

3.合理的员工培训

员工培训不但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而且还满足了员工自身发展的需要，充分调用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对企业的认同感。因此企业应该建设科学的员工培训系统，只有不断增加人力资源投资、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提升员工素质，才可以持续提升企业业绩实现战略规划。

4.有效的激励机制留住人才

人才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在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之后，如何留住人才这一宝贵的资源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应进行有效的薪酬管理并设计明晰合理的晋升机制，让员工在工作中实现个人价值进而促进企业发展。

通过对企业人才机制的合理分析，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在，企业能通过分析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对于企业而言，优秀人才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更加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立君.人才市场招聘风险的防范机制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2）：5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