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积累吸引发展经济论文

短短的30年间，台州从一穷二白的小地方，一跃成为世人瞩目的新兴海滨城市。数据显示：1978年，台州市生产总值只有10.1亿元，财政收入不足1.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20元；2007年，台州市生产总值高达1722.89亿元，财政总收入达218.38亿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8331元。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资金积累吸引发展经济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资金积累吸引发展经济论文 篇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创新

摘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促进农民增收和维护农村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经济发达地区12个典型村（社区）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主要包括以资产和物业租赁、以政府补助和以产业联合为主三种路径，但是随着村级集体经济规模逐步扩大，村域间差异日趋显著；村级集体经济结构不合理，经营性收入占比偏低，影响村级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村级集体收支不平衡还导致健康度和稳健度偏低。未来完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扶持政策以及鼓励村际联合和跨地区发展将有利于在提高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优化其结构。

关键词：农村经济；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引 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社区性集体资产特别是土地的所有者，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组织载体[1]。1978年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主要依靠兴办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一度形成国民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实施，社区股份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不断推进，在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经营效率取得突破的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分布格局[3]。2003年全面实施税费改革之后，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农村集体经济收入进一步减少，制约着农村地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和质量提升[4]。近年来，一些地区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过去直接兴办集体企业，转变为主要发展集体物业，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出现新特点。然而，整体上，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数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乏力[5]，在提供农村公共设施和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甚至出现空壳化的趋势[6]。

目前我国仍未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而村集体却承担越来越多的行政性事务，使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增加农民收入、延伸政府行政职能以及保障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等多元化的职能[7]。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下，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这也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然而，受到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土地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村级集体经济仍面临经济发展不平衡、经营性收入不稳定、外部政策扶持不完善以及内部体制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村级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升级。因此，本文在结合国内经济发达地区6个区（县）12个典型村的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状况，深入分析其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进一步发展产权清晰、收入稳定、分配合理和管理民主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径和政策。

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结构特征调查与解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经济发达地区6个区（县）的村级层面实地问卷调查。在每个区（县）中选取村级集体经济较为发达和较为薄弱的村（社区）各1个，共计12个村（社区）。并将每个区（县）选取的经济较为发达的村（社区）归为经济强村组，将每个区（县）选取的经济较为薄弱的村（社区）归为经济薄弱组。样本村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本文使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规模、趋势、结构，以及健康度和稳健度等一系列指标刻划出经济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为更准确地反映集体经济收入结构情况，对经营性收入的界定如下：

经营性收入I=总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补助收入-其他收入

经营性收入II=总收入-补助收入

（一）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规模

本文通过选取村集体总收入、经营性收入I、经营性收入II和净资产这4个指标来衡量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规模。样本村2014年村集体总收入平均为517.55万元，经营性收入I平均为92.45万元，经营性收入II平均为325.35万元，净资产平均为1 374.84万元。再有，2014年所有样本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均在100万元以上，其中有5个村收入超过500万元，有2个村年收入甚至超过1 000万元；从资产总量来看，调研地区有50%的村（社区）集体净资产规模达1 000万元。由此可见，村级集体收入与资产已具备一定规模。但是与苏南地区相比，该市农村集体经济在规模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据江苏省农委统计数据，2013年底苏州、无锡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分别为1 072 456万元和609 106万元，而该市则为337 880万元。同时，若以全市村集体经营性收入I为统计口径，该市仅为苏州的29%和无锡的38%；若以全市村集体经营性收入II为统计口径，该市仅为苏州的25%和无锡的33%。

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村干部稳定性等方面的差异，近年来各村之间集体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不平衡性日趋显著。从表2中可以看出，将集体经济强村与集体经济弱村进行比较，前者村集体平均总收入比后者高出2倍，经营性收入高出近5倍，净资产高出4倍多。这表明，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既体现在行政区内部，又体现在不同行政区之间。

（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结构

这里主要选取经营性收入占比和补助性收入占比两个指标来衡量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结构。样本地区村级集体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体土地、企业资产、园区厂房的使用与租赁收入等村级经营性收入；二是上级财政转移支付、部门项目经费及社会支持等补助性收入；三是征用集体土地补偿及税源经济分成等其他收入。

从样本村的收入结构来看，整体上村级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偏低，经营性收入I占比超过50%的村仅占20%，有的村甚至不足10%。相比之下，补助性收入的占比较高，大多数村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均超过50%，个别村甚至接近80%。这反映出样本村集体经济总体实力不强，创收能力偏弱。实际上，村级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表3比较经济强弱村之间的差异可以进一步看出，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占比都显著高于后者，而后者的补助性收入及其占比则远远高于前者。

（三）集体经济发展健康度与稳健度

本文使用集体支出收入比和资产负债率来衡量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健康度与稳健度。样本村（社区）的平均支出收入比为63.52%，与其所在城市情况基本吻合（样本市为66.96%）。同时，样本村（社区）的支出收入比和资产负债率均较高，且集体经济薄弱村更高，部分村甚至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长乏力，而村级刚性开支却逐年增长，导致集体负债呈现上升趋势。

具体而言，一方面，村级组织作为最基层的社会管理组织，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公共服务功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近年来随着农民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而村集体经济增长速度与之不相匹配；另一方面，干部结构性的矛盾问题使得管理费用支出加大，因为部分社区人口、地域规模过大，按照相关要求配备的社区工作人员数量很难完成相关工作任务，且部分离岗干部继续留用。这两方面支出的增大使得近年来村集体总支出不断上升。此外，通过计算每个村的“刚性支出/村总人口”，发现这一指标大多数集中在0.02～0.03，平均值为0.024（见表4），可以看出村集体人口规模的增加会很大程度上增加其刚性支出，因此村集体的人口规模可以作为上级政府确定对该村（社区）补助程度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比较分析

该部分将进一步揭示各村（社区）如何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具体来看，样本村（社区）发展路径分为以资产和物业租赁为主、以政府补贴以及项目扶持为主和以产业联合为主等三大类型。

（一）以资产和物业租赁为主

以资产和物业租赁为主要发展路径的样本村（社区）中，经济薄弱村组的年租金收入大约为30万元，相比经济强村组年租金120万元仍有较大差距。该发展路径的优势在于门槛较低，只需村（社区）有一定资金积累或者是上级财政帮助村（社区）获得初始资金后，通过购置资产并将资产进行出租即可获得租赁收入，不需要村（社区）再投入其他生产要素或参与经营。然而，该发展路径也对村（社区）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首先，该发展路径要求村（社区）拥有购买发展载体资产的初始资金，考虑到村级集体发展水平情况来看，通常需要市、区财政的大力支持；其次，在当前经济形势普遍下行和制造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资产租赁收入难以得到有效地保障；最后，租赁收入是通过市、区（镇）财政再到达村（社区），资金存在被平调或挪用以支持其他事业建设发展的可能性。

（二）以政府补助、项目扶持和税源分成为主

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资金和项目的大力扶持，在经济薄弱村中尤为突出。样本村（社区）平均补助性收入达190万元，占总收入36.7%。其中，经济薄弱村组补助性收入为136.5万元，占经济薄弱村组总收入的43.4%。从其他收入来看，样本村（社区）平均其他收入141.2万元，其他收入主要是一次性征地补偿和税源企业分成。因此，该发展路径中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来源大多集中于政府财政补助、涉农项目扶持以及税源企业分成以及征地收入等。

该路径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政府财政补助、涉农项目资金扶持、征地补偿收入虽能增加村集体收入，但是缺乏持续稳定性，特别是征地补偿收入，其收入不仅是一次性的，还会造成村集体资产的流失；二是项目扶持往往不仅要求市、区（镇）财政出资，还要求村集体按比例配套出资，这让本来就无资金积累又无法获得外部融资的村集体难以获得项目支持。

（三）以产业联合为主

结合本次调研的12个村（社区）来看，选择以产业联合为主的发展路径的村（社区）均是来自经济较强村。产业联合不仅要求村（社区）投入相较之其他发展路径更多的资金，同时要求村（社区）进一步整合优势资源，并实际参与到生产经营活动中，这对村（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某样本经济强村2014年通过一、三产联合发展，实现农产品销售收入以及旅游收入共计210.43万元，占经营性收入I的60%。作为丘陵山区改造试点，该村大力种植经济林果，发展特色农业、旅游农业。2002年该村主动推进产业升级，发展特色草莓产业。2008年以梅文化为契机，举办梅花节以有效带动旅游农业的发展，成为全国最美乡村，实现了依托一产和促进三产的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制约因素

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规模、结构、健康度与稳健度等指标和发展路径的分析发现，村级集体经济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虽然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仍有诸多因素制约着其进一步增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限制较多

1.部分政策由于各种限制因素未能有效执行。其中，土地政策的执行情况最为突出。具体而言，为支持市、区（镇）发展建设，不少村（社区）通过2%的留用地政策所释放出来的土地指标被无偿挪用，而本村（社区）农民宅基地、农用地等其他土地由于政策限制又不能进一步释放新的建设留用地指标，导致了不少村（社区）出现了有钱、有项目却无地发展的尴尬局面。

2.部分政策初衷虽好，但在落实中后未取得预期效果。就财政转移和补贴政策而言，虽然各市、区（镇）财政为农民增收以及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大量财政资金支持或项目扶持，但由于项目资金分散在多个部门以及多种资金渠道导致了资金使用分散、资金被截留挪用和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突出，使得政策效果大大弱于预期。

3.部分政策力度仍有待进一步加强，政策操作方式有待进一步优化。虽然样本市为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特别是薄弱村集体经济发展载体建设给予了扶持政策，但相比苏州（昆山）等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而言，其政策扶持力度及操作方式仍有较大差距。

（二）集体经济基础薄弱且缺少发展空间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主要是临近城镇、交通便利、具有区位优势或者资源丰富的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的城边村可以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旅游农业，带动集体经济的发展。但是，相当一部分村（社区）由于地处偏远，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村级招商引资吸引力小，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十分狭窄。例如，经济薄弱村组中地处样本市西南部的某社区，在招商引资和乡村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交通问题一直难以克服，成为本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由于道路年久失修、粉尘严重、道路狭窄等问题不仅阻碍交通，更带来环境污染。再如某边贸小镇，由于边贸经济的衰落导致其一度成为全市重点帮扶村，其人口居住较为集中，加之地处圩区，土地资源贫瘠，村级集体经济缺少发展空间。因此，如何打破地域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先天禀赋不足对村级集体经济的限制显得非常重要。

（三）行政性任务给村集体经济带来沉重负担

在公共财政未能完全覆盖的地区，村级集体经济不仅承担着保障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的刚性支出，还要承担着诸如秸秆禁烧、美丽乡村建设等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延伸政府行政职能等支出。部分村支书反映，每年秸秆禁烧的费用平均要80万元，这对村集体来说是较大的开支负担，相比之下补贴则偏少。譬如，一个百户左右的三星级自然村建设需投入400～500万元，政府补贴仅100万元，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压力，若是无法寻求新的收入增长路径，容易引发一些村集体的新一轮负债。

四、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未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继续壮大集体经济规模，还需要优化结构，提高经营性收入和稳定性收入的占比，此外还需要缩小村与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控制非生产性支出水平。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政府放活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诸多政策，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下充分发挥村集体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具体包括：

（一）完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扶持政策

首先，强化资产补贴政策、优化并落实土地政策以及提高财政扶持政策的效率和激励作用，提高集体经济收入的规模和稳定性。无论是农村产业招商还是依托旅游农业等产业融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土地，因此进一步优化并落实土地政策应当成为政策扶持的落脚点。同时，应保证帮扶力度要达到一定的阈值，从而有效帮助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初期的资金资本积累。此外，扶持政策要能够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即在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村（社区）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将财政扶持与考核机制相结合从而实现“以奖代补”，通过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提高财政扶持资金的使用效率，最终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的自我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对薄弱村的财政扶持

继续强化薄弱村精准扶持政策，缩小村与村之间的差距。一方面，加大扶持经济薄弱村财政政策力度，根据人均200～300元的标准测算村集体的刚性支出，并以此作为财政扶持的依据，确保经济薄弱村能够有效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完善薄弱村物业载体建设扶持政策，由市、区财政为主出资建设薄弱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社区服务用房和增加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性收入的经营性物业，帮助薄弱村构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载体。

（三）鼓励村际联合发展和跨地区发展

鼓励镇村联合或村村联合，以资金、资产或资源等入股的形式，成立多种股份制形式的法人经济实体，以合法市场主体地位积极参与城镇综合体建设、农村综合体建设以及城镇物业服务设施经营等项目。实现抱团发展既能防止“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零打碎敲”，又能节约土地资源，发挥规模集聚效应。

（四）加强村级职权、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农村行政村和涉农社区是农村的基层组织，担负着农民增收和各项农村社会建设任务，所需经费都要由村里解决。村财政一方面要支持村集体的正常运转，同时还要为上级分配任务所带来的行政性支出支付相关费用。环境整治、秸秆禁烧和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村财政更加举步维艰。因此，应当做到职权、事权与财权相统一，上级部门提出具体工作要求或者任务时，应当要考虑村一级财政的消化能力，给予合适的财政补贴支持，对于按质按量完成的村（社区），可以给予适量资金奖励，形成正向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 董亚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程回顾与展望[J].经济纵横，2008 （8）：68-70.

[2] 谭芝灵.新时期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问题研究进展[J].经济纵横，2010（5）：24-29.

[3] 薛继亮.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效实现形式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1.

[4] 王守智.集体经济组织在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中的功能、困境及出路[J].长江论坛，2009（3）：50-53

[5] 王德祥，张建忠.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发展趋势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1）：7-12.

[6] 韩俊，张云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要有合适定位[J].发展研究，2008（11）：10-12.

[7] 王景新，赵旦.长江三角洲村域集体经济转型发展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 2009（11）：30-34.

Key words：rural economy；rural collective economy；operating income

作者：许泉 万学远 张龙耀

资金积累吸引发展经济论文 篇2：

把脉“台州现象”

短短的30年间，台州从一穷二白的小地方，一跃成为世人瞩目的新兴海滨城市。

数据显示：1978年，台州市生产总值只有10.1亿元，财政收入不足1.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20元；2007年，台州市生产总值高达1722.89亿元，财政总收入达218.38亿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8331元。

那么，这种被今人誉为“台州现象”的经济腾飞，其根本的动因何在？占工业总量97%的民营经济解释了这个经济奇迹。

目前，台州已经形成了电力能源、汽车摩托车、医药化工、家用电器、塑料模具、服装机械、水泵阀门、工艺美术、鞋帽服装等十大支柱产业，涌现出钱江摩托、星星冷柜、吉利汽车、飞跃缝纫机、苏泊尔压力锅等一批中国一流企业和著名品牌，建立了9个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这些响当当的产业和品牌就是民营经济的成果。

同时，台州民营经济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也开始渗透到更深领域。在交通方面，民营企业以股份制的形式筹集民资投资建成了甬台高速公路；在教育方面，民营企业参与投资建设学校76所，总投资近10亿元；在卫生方面，民营企业独立投资或参股投资建设医院17家，涉及投资额3.5亿元；在金融方面，民营企业成立了像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等搞小额贷款的地方性银行。

解读台州，有必要梳理3个时间点：1978年、1991年、1997年。

1978年，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的一年。台州迎来了大环境所给与的契机。台州普遍建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新的经济体制，实现了农村劳动力的解放，给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1982年12月，温岭县社队企业局〔1982〕72号文件，同意牧屿、王华森等人联合创办温岭县牧南工艺品厂，这是全国首家由工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的股份合作企业，台州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由此诞生。1982年底政府开始实行“三大开发”，大兴“两水一加”，劳务输出和修旧利废的拆解行业，开始兴办了最初的加工业，从而完成了大规模兴办工业的资金积累，人才准备。1988年台州经济取得第一次突破，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标志着台州社会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从1978到1990年12年间，台州经济（GN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3％，民营经济的基础在一步步地夯实。

1991—1995年（八五计划时期），台州经济真正开始了第一次腾飞：全市工业年平均增长57．8％，1995年比1990年增长8．79倍！

1997年12月，台州市委向全市人民提出，实现台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次腾飞”的任务，其目标就是：发展大工业,开发大港口,构筑大交通,建设大城市，在2020年建成科工贸发达的现代化滨海城市。目前，台州人民正朝着这个目标大踏步的前进。

从这三个时间点可以看出，台州人顺大局而为的拼搏精神、块状经济的形成、台州政府润物细无声的管理模式，无疑是“台州现象”得以成气候的重要原因。

台州人是台州最大的资源

1978年，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一出台，全国各地迎来了发展的大好良机。然而，台州的现实情况却并不乐观：没有国家的特殊政策，也没有国家大的投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间，国家、地方在这里的建设投资只有5亿元，稍有点规模的工业只有台州发电厂一处。

虽然地处东南沿海，但当时东面靠海的台州没有优良港口，而南北西面都被高山所阻隔，远离中心城市和国家交通干线，从而导致交通极不便利。“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台州，地上人均耕地只有0.4亩，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人均0.78亩的警戒线，人地矛盾突出；地下矿藏贫乏，工业资源稀缺；同时水资源十分紧张，人均水资源只有1650立方米，且南北分布不平衡。“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条法则，在资源贫瘠、交通闭塞的台州是条行不通的路子。

在改革开放的格局中，台州尽占下风。天时地利人和方才成就大业，台州得天时，但未占地利，可仍旧成就大业，这靠得就是台州最大的资源——台州人。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业体制改革把四百万农村人口、上百万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台州最大的流动资源。既然无法实现“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梦想，那么就开发荒山、荒滩、荒水，大力发展水果种植和水产养殖业，水果、水产品增产后，再兴建罐头厂、冷藏库，开展就地加工升值。没有条件，就用那双勤劳的双手开拓出适宜的条件。台州人就秉承着天道酬勤的想法，将“两水一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农村工业化积累了最初的资金，也培养了最早一批办工业搞经营的人才。

但是资源禀赋始终制约着台州人的发展。“树挪死，人挪活”，台州人踏上了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之路。做豆腐、弹棉花、补鞋、卖眼镜、磨剪刀……这些技术含量低、赚不了大钱、被一些人瞧不上眼的小买卖，台州人红红火火地干起来了。走街串巷的足迹遍布了全国各地。能干常人不肯干的活，吃常人不肯吃的苦，赚别人看不起眼的钱，这就是台州人的精神。提起缝纫机，人们就会想起“飞跃”。而它的创办者邱继宝就是当年那群走南闯北的人之一。他16岁就背起了补鞋的箱子，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靠自己的双手，一分一角地积累起资金办厂，经过近20年艰苦创业，以高科技改造传统缝纫机产业，继而实施“走出去”战略，终于把企业办成拥有7．2亿元资产、年产工业缝纫机60多万台、年出口创汇6500万美元的全国缝纫机行业的老大。

之后的岁月中，逐渐富裕起来的台州人并没有满足于小富即安。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外出的台州人回到家乡，用手中的钱投资办工厂。当时的工厂，不过是低档次、小规模的家庭作坊，但是在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产品都极匮乏，可以说，只要是你做出来，什么商品都有市场，都供不应求。所以，这些工厂产销两旺。这种形势大大刺激了台州人办厂的热情，工厂的数量、产品的数量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当市场经济体制开始成形时，台州的工厂在一次又一次地竞争中，倒下、站起、倒下、站起……船小好调头，作坊式的小厂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地改变着生产产品。哪类产品好销，哪类产品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台州工厂内。但是这种工厂往往带来很大的问题—假货、劣质货。假货、劣质货是部分工厂为了积累资金，急功近利的选择，但并不是每家台州民营企业都想靠这种伎俩获得生存空间。台州人一旦发现小规模、低水平的工厂有被淘汰的危机时，便会破釜沉舟，不惜血本甚至高息贷款去高薪聘请有真能耐的专家，花大钱买技术，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武装自己。台州民营企业普遍注重科技创新，主要表现为企业在发展中重研发、重装备、重品牌、重人才。目前，台州多数规模以上企业有自己的研发机构，研发平均投入约为销售额的3%，每年全社会科技投入约20亿元；近3年来台州引进装备用汇约10亿多美元，国际顶尖的应用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在民企中使用较多；台州企业注重品牌打造，全市有中国驰名商标5个，中国名牌产品9个；台州民企舍得花大成本引进人才，吸引1万多名高级人才，培育了18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人们往往用“山之硬气，水之灵气”概括台州人，但是在台州人身上更多的是不等不靠的奋斗精神。人有梦想易，但实现梦想难，而台州人就是那么一群脚踏实地，为了梦想不顾一切的山中硬汉，水中弄潮儿。“台州现象”中，最值得重视的也就是台州拥有的最宝贵资源——台州人。

“跟风”造就块状经济

大凡中国人，都好凑热闹，都爱跟风，台州人的跟风所带来的效益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台州的块状经济，或称之为区域经济，就是跟风的一大产物。

块状经济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的一种产业集中、专业化极强，同时又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区域性产业群体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一种内源式的发展模式。在台州，如果人们看到邻里朋友做什么赚钱，就会立马跟风，也开始做相同行业，形成“乡村小工业的集聚”。

以温岭某镇做鞋为例，来看“跟风”造就的块状经济究竟如何发挥功效。温岭某镇人看到做鞋效益不错，就开始投资办鞋厂。这种鞋厂与其说工厂，不如说是家庭小作坊。它规模小，10来个人就可以开工。同时这种家庭小作坊又很灵活，哪种样式的鞋比较畅销，就可以立马转向生产这种样式的鞋。鞋厂往往在年前选鞋样，去温州等地观察，看到好看的鞋子就买下来，拿回来找做鞋模的制作。开年后，鞋厂就可以招工人、进原料开始生产。而鞋子的销路来自于“乡村小工业集聚”的集群效应。一个村子平均每10个家庭就有1家开鞋厂的，这种集群效应造就了特殊的市场机制，鞋厂不需要自己去推销产品，行贩（即批发商）会上门看鞋样。那么这个镇就成为既是鞋子的生产地又是鞋子的批发市场。另外，鞋子也有细分，小范围内又有下一层的集扎，A村做童鞋出名，B村做女鞋出名，行贩要买童鞋就到A村，要买女鞋就到B村。就像人们要批发小商品，立马会想到义乌小商品市场，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的雏形就是路桥小商品市场。依靠劳动力廉价等优势，鞋子价格低，一般成人鞋八九元，童鞋五六元，每双的纯利润就有一元左右。倘若销路不错，一年可以生产五六十万双鞋，一年就可以赚到五六十万。而周围的人一看效益这么好，就又有一批人加入生产鞋子的行列。经过10多年的发展，整个产业体系逐渐成熟，上游的产业链也开始成熟，毛料厂、鞋盒厂、电脑绣花厂等就会建立，生产鞋子越来越方便，成本也就越来越少。而鞋厂风险最大的来源就是鞋样。每年都要换鞋样，而哪种鞋样畅销基本上靠直觉。有一部分鞋厂经过几年的资金累积，开始慢慢壮大，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企业，从而形成工业园区，进而成为一个产业。台州电力能源、汽车摩托车、医药化工、家用电器、塑料模具、服装机械、水泵阀门、工艺美术、鞋帽服装等十大支柱产业，就是如此发展而来。

“跟风”实际上是民间资本的盲动，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人们依靠有限的现象来判断某个行业的供销水平，从而形成块状经济。所以块状经济的劣势也正来自于此，资本的盲动造成了工业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小厂林立，大厂稀少等问题，当后发优势不再明显，而产业结构就不能及时地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乃至信息密集型时，块状经济的劣势将越发明显。台州的块状经济目前虽然仍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是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上涨等问题，价格优势已不再明显，从而导致今年有很多小厂倒闭，大厂现金流出现问题。

政府润物细无声的管理模式

任何一项改革都是有风险的，任何一步制度创新都是有政治压力的，特别是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国家面临着分岔口，该如何走，该走向何处，像一架不平衡的天平在上下摇摆，政治的干预往往成为经济的牵动。台州政府在此时成为了经济的推动力，让台州人快速有效地积累了创业的原始资金。台州的改革、发展都是静悄悄地推进，一切都不事声张。台州党政领导班子也曾几度更迭，但都坚持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对外宣传上保持低调，坚持多做少说。台州政府静悄悄地支持、引导人民群众用“打硬股”的办法发展工商企业，并给起始阶段的这种家庭、亲友联手兴办的民营企业戴上乡办、村办“集体企业”的“红帽子”，为成批出现的民营企业争得了生存、发展空间，从而完成了经济体制创新，使新生的台州各类企业形成体制和经营机制上的优势。

20世纪70年代初，敢想敢闯的台州农民不甘心守着有限的耕地受穷，开始了“打硬股”合伙办企业的探索。

1973年，玉环县芦浦乡的16位农民每人出资150元，创办了芦浦工艺品厂。

1976年，原温岭县山前乡渔民合股买了22条渔船，搞海边捕捞。

1982年6月，原温岭县工商局突破禁区，给牧南工艺品厂等4家企业发“联户企业”执照，这是我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雏形。

1986年10月，原黄岩县委、县政府印发《关于合股企业和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意见》，这是全国第一个县级党委、政府关于乡镇股份合作企业的政策性文件。

同年12月，原台州地委、行署明确提出“把兴办股份企业、个体企业、联户企业作为发展经济的突破口，给予政策优惠，放手发展”。这一决定为民间资金大量进入生产、流通领域消除了障碍，城乡市场迅速繁荣。

1998年9月，温岭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进一步改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的决定》，提出除国家法律和政策明令禁止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经营的行业和商品外，其他行业和商品都允许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经营，经营方式放开；并明确要求切实减轻个体、私营企业负担，保护其合法权益。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台州民营经济发展更是如火如荼。目前台州市共有民间兴办的各类商品交易市场569个。这些专业市场的出现，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家庭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全市形成了上百个一村一品、一地一品的专业性生产基地，如杜桥村眼镜加工、温岭水产加工和鞋业加工等。

这一件件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彰显了台州政府既把握了国家政策的大方向，又充分地实现了政府的服务功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台州各级政府顺应台州人发展经济的要求，尊重台州人的首创精神，在发展民营经济过程中，特别是在创建股份合作制过程中，对这种新的经济形式给予扶持和指导。从股份合作制刚产生时，采取“看一看”（不干预），到发展期实行“允许试”，再发展到推广中的“大胆干”。这期间政府不断清理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与市场经济日益不相适应的政策，努力减少政府直接参与或干预经济活动，重点突出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营造基础设施，减少要素成本，改进政府服务，提供好的治安环境，从宏观政策上对民营经济予以指导，促使个体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外资企业快速发展，同时也促使民营企业向规模化、集团化方向发展。

十年储备，十年发展，十年腾飞，台州三十年终成不可小觑之经济力量。这既得益于台州人的勤劳和聪慧，也得益于块状发展的经济模式，更得益于台州政府的管理模式。

作者：司海岭　徐无双

资金积累吸引发展经济论文 篇3：

中国城乡发展格局的实践演进及模式特点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格局经历了从城市发展为主、城市发展兼顾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演进轨迹。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的战略调整，是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国情的科学判断，是顺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科学战略。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中国城乡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体现了规律、价值和约束条件的三维性结构特征和从城乡对立到城乡协调的过程性特征。

[关键词]城市；乡村；城乡统筹；社会发展目标

[作者简介]王勇，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49，西安财经学院思政部讲师，陕西西安710100；霍有光，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710049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格局经历了从城市发展为主、城市发展兼顾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演进轨迹。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的战略调整，是对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进程的顺应，更是对中国城乡发展进程的社会战略规划，体现了城乡并举，科学发展的思路。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符合中国实际的城乡社会发展新模式，体现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规律和价值，具有结构性和过程性特征。

一、中国城乡发展格局的变动轨迹

（一）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格局（1949年-1978年）。这一时期城乡关系的特点是城市领导农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加快农业的发展，以便在落后的农业生产基础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和工业化所需的资金积累；二是面对西方社会对新生政权的围逼恐吓，迅速壮大工业。鉴于自身工业化水平低下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国选择了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发展模式。周恩来总理曾指出，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已经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国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调控和配置，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建成了比较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达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与此同时，工业化优先和计划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强化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空间格局。这一时期，为了给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和资金保障，国家通过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农产品剪刀差、严禁从农村招工、户籍管理制度、进城农民遣散制度等措施，实现城乡隔离。由于各种制度障碍和人为阻断，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不均衡发展。由于过度剥夺农业，造成城乡发展失衡，城乡关系对立严重。

（二）城市发展为主，农村改革发展为辅的城乡发展格局（1978年-2002年）。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依然是以城市为主，国家政策虽然开始关注农村，但农村发展依然缓慢，二元对立格局未完全改变。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的改革也随之展开，1982年开始在全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村生产关系的理顺和劳动力的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中央政策向农村的“放活”，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给了农民更大的经营权和自主权，“促进了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的流动和优化组合，生成了家庭经济和乡镇企业两个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农业和农村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也为整个经济向市场化迈进探索了经验”。农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体制上的城乡关系，户籍制度和副食品的统购统销依然是城乡之间的鸿沟和障碍。随着农村经济的搞活和农产品市场化，通过直接的农产品剩余来支持城市化发展的比重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农民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金来支持城市的发展。改革开放对经济的推动，大量劳动人口被吸引进城，城市土地占用增加，农村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为城市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资本积累，同时农民为城市的建设、工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城市扩张，提供了大面积的廉价土地。节约了城市扩张资本。城市空间开始以空前速度向外扩展。另外，农民通过投资企业和城市工业、资产，把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城市。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的重要原因。这种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方式。满足了城市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繁荣了城市，但农村的发展依然缓慢。

（三）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发展格局（2002年至今）。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成效突出，社会经济总体运转良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但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关系依然没有根本改变，积累多年的城乡矛盾逐渐凸显。城市的扩张、工业的增长及其人口的增加。给当地资源及其环境带来许多压力。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城市的空间集聚。城市的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需求空前膨胀，使得大多数城市均呈现出摊大饼式的空间扩张趋势。能源、土地和环境压力十分巨大，产生了种种矛盾冲突。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2002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的“两个趋向”的科学论断，为我国的城乡统筹之路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我国城乡发展格局的基本特点是城乡统筹，以城促乡，以工补农，城乡协调发展。农业和农村只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积累的时代转折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高速增长，2002年我国GDP总值达到102398亿元，跃上10万亿元新台阶；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二三产业比重上升，城镇化水平达到39.1%，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具备了反哺农业和城市的条件。从2004年起连续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在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为农村的发展创造制度保障和政策条件。中共十八大再次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发展战略的转移。表明中国社会城乡关系从重视城市、限制农村进人到了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二、城乡统筹发展新模式的理据与条件

（一）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与设计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依据。社会发展是主动干预和积极创造历史的过程。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人们借助于已有的历史经验和知识积累，不断地对社会发展模式进行理性的选择、筹划与设计，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促进了社会形态螺旋式上升。因此，社会发展的核心在于建构一个合理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城乡社会各种格局合理性转变的关键也在于创设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模式。社会发展要遵循社会基本规律，规律是认识的范畴，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模式是联系认识与实践的中介和桥梁。社会发展模式既要体现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又要结合主体的需求和价值，提出理论体系和具体方案。社会模式的设计和建构来源于社会发展的现实，体现了社会主体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设计和愿望。但由于不同时期社会模式设计主体的差别性，自然会有不同历史阶段和时期的社会发展模式。社会模式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相互关联，人们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创造模式、修正模式来实现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有效管理和合理调控。统筹城乡发展是以中国城乡社会发展规律和现实为依据，分析原有城乡发展模式的利弊，以实现中国城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新模式。新模式以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基础，以城乡人口的价值需求为导向，考虑了新模式实现的约束条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城乡社会发展模式。

（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1）经济发展指数和财政收入水平不断地提高，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首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在1978年之前，在“全球经济体实力排行榜”中前十位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之后的90年代初，中国开始出现在世界经济体排行的前十名，随着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进入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2000年居世界第6位，2007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到了2012年，中国挤掉了老牌工业强国日本，以58790.61亿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拉动下，中国社会GDP增幅明显。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平均以每年8%左右的速率。连续递增。尤其是1992年-1996年，2003年-2007年的两个时间段内，经济增长连续四五年超过10%，中国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73104亿元，33年间增长了120多倍。经济指数的不断刷新，代表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国家财政收入不断提高。1978年中国国家财政收入为1132.3亿元，到2010年收入达到了83080亿元，32年间增长了近73倍。财政收入的增加为政府财政支出的“三农”转移，为国家农村战略的事实和开放，提供了坚强的资金保障。（2）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完善。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加大农村代表的比例。1953年的《选举法》中规定，农民代表与市民代表的人口数在全国为8：1。在省级选区为5：1，在县级选区为4：1。随着社会的发展，广大农民参与政治，表达自己意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为了适应农民参与政治的要求，1995在修改《选举法》时，规定不管哪一级选区，农民代表与市民代表的比例统一为4：1。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选举法》，明确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另外，不断完善农村基础组织和村民代表大会制。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使村民自治正式步入法制轨道。相关法律的完善和实施，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基本权利，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农村发展和稳定提供了政治支撑。（3）文化教育事业不断普及，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从1986年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到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对农村义务教育家庭困难学生实行“两免一补”。相应的农村扶贫机会，极大改善了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同时，职业教育的减免、高等教育的扩招。都在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广大受教育主体需要新的就业机会，要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会劳动，都为挖掘农村市场，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现有面貌提供了人才资源。

三、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的特征

（一）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的结构特征。（1）世界城乡关系发展规律是城乡统筹发展的规律基础。综观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的历史，城乡关系变革过程具有共同的规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关系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城乡发展失衡。由于工业革命，工业得到了急剧发展，城市发展一枝独秀，而农村的发展由于技术落后，农业生产力不发达，农村发展缓慢，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第二阶段，城乡差别缩小。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开始加快，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实现了城市化。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带动下，农业生产力开始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开始提高，农业结构开始转变，原有的城乡对立开始解冻，城乡之间差别慢慢缩小。第三阶段，城乡融合发展。二战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在财政、金融、技术、信息和出口等方面都给予农业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支持，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农业，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工业化、产业化”。农村经济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城乡差别开始消失，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城乡差别消除过程，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表现为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工业发展主要靠农业提供的积累。第二阶段，农村和城市平等发展。表现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革新，农村人口不再流入城市，工农业靠各自积累发展。第三阶段，工业支援农业。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社会资本和资源开始向农村回流，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趋于一体。综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和城乡差别发展轨迹，消除城乡差别的一般规律可以概括为，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城乡区位优势不同，经济基础相差甚远，资源禀赋不尽相同，生产要素、人力资源等必然向平均利润较高的城市转移和聚集，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当工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其滴落效应和扩散效应，城市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平均利润下降，农村地区生产成本低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加之政府的政策支持，生产要素会自然流向农村，从而缩小城乡差距。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城乡共同发展新时期。（2）城乡社会福利均等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价值目标。按照增长极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别都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进程。可是如果这种差距持续拉大，就会带来政治、社会各方面的矛盾。目前，我国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接近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任由这种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只会使中国社会各方面矛盾急剧激化。中国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6959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4：1。如果把一些社会福利和保障因素考虑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更大。二是城乡政治差距。城乡居民在政治权利、同命不同价、政治利益表达、公民身份待遇等方面差距较大，矛盾突出。三是城乡教育差距。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对称，受教育人数的数量以及人口的学历层次和水平严重失衡。四是城乡文化差距。因为城市的集中性和农村的分散性，以及各级政府投入的不同，加之相关因素的影响，城乡文化设施和文化产业的差别巨大。以上这些对立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诸多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必须以城乡协调发展的方式谋求化解。（3）生态社会和信息网络社会建设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约束条件。首先，生态社会建设是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安全需求。生态社会建设是城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建立发展方式转型的倒逼机制。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机器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显得无所不能，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社会物质产品和可支配资源的同时，自然生态却受到了无止境的破坏。这种占有式的发展方式，让人们承受了巨大的生态灾难。另外，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法则，使得资本市场为了对利润的不懈追求，不顾人类需求不断增长和自然资源不断减少的现实，把人类自身的命运和自然资源一起推进了资本掠夺的池沼，越陷越深。将生态环境作为发展方式转型的倒逼机制，必须纠正为了城市发展而实行的对农村的生态掠夺和破坏，以牺牲农村的生态为城市化发展提供条件。以城乡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视角构建生态社会发展新模式，城市的发展绝不能牺牲农村，通过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村生态设施。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绿色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其次，信息网络社会建设是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条件。一是城市发展空间外扩。伴随着信息、交通的发展，中心城市发展速度减缓，并出现郊区化现象。城市空间的逐渐扩容，自然强化了城市和乡村的关联度，大城市人口的外溢使城市从传统的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二是乡村发展方式的转型。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技术条件，市场经济的农村化渗透，为农村带来了新的气息和观念，农村开始接受以市场化、现代化为内容的新的价值理念，农村人口开始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三是城乡和乡村的互动性转变。在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城乡之间不再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社会空间。在城市理念、信息、技术、资本向农村波及的同时，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农产品等也开始了大步的城市化推进，城乡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程度大幅提高。在信息技术推动的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中，任何经济单元要游离于整个经济发展的背景，向“孤立国”方向发展显然是难以进行的。因此，为了适应信息化社会，在城市发展不放松的同时，着力推进城市资源的农村化转移，实现城乡共同发展、良好互动的新型城乡关系。

（二）统筹城乡发展模式的过程特点。（1）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发展理念的系统性。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就城市论城市。就农村谈农村的形而上学的发展思路，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通盘考虑。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协调发展，既有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大系统的统筹发展，又有大系统中各个子系统自身的统筹发展。城市和乡村本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有着各自全然不同的独立要素，要实现这两个系统走向一体化和融合，就必然涉及到城市和乡村各自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要素的优化组合。城乡各自的独立性决定了要实现城乡要素重新整合。必然是复杂的、非线性的过程。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过程，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在制度和政策上统筹城乡，向农村大力倾斜；另外强化市场的力量，实现城乡资源、资本、劳动力等的自由流动，打通城乡之间的经济壁垒，奠定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坚实基础。（2）从城市“优先”到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的创新性。城乡协调统筹发展的关键是加强顶层设计，创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发展目标、发展道路等。我国的城乡问题即有世界城乡问题的一般特征，又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和国情。根据中国城乡二元对立带来的社会矛盾，结合中国改革的实践，党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新的城乡发展模式，即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兼顾农村，农村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保障，又是为了挖掘广大农村市场，促进农村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发展模式的改变不仅体现了发展理念的更新，更是执政水平的提升。城市和农村同属于社会的基本单元，应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之前由于各种原因，限制了农村，发展了城市，现在必须转变发展模式，重点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改善农村环境，培训农村人口，加速农村产业转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农村社会城市化转变。（3）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发展：规律和价值的契合性。中国的城乡发展经历了片面追求城市扩张、土地城市化扩展过快、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拉大以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透支等外延发展阶段。科学的城乡发展规划和战略，是要走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城乡协调，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及城乡和谐的内涵发展新格局。走城乡内涵发展道路，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城乡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生态规律、技术规律等的科学认知，是科学发展的体现。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在中国社会发展战略中同城市一样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目标不是为了从形式上把农村城市化或者被动的把农村并入城市，而是要实现内涵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赋予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一样的政治权利，活跃农村经济，改善农村设施，保护农村生态，让城乡之间鸿沟不在，成果共享。（4）从城乡“失衡”到城乡“协调”：发展目标的科学性。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是要通过发展方式和思路的转变，填平城乡之间的鸿沟，实现城市和乡村在产业上互补、待遇上一致和政策上公平。使整个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要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规划，把城市和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研究。保持城市快速、平稳发展的势头，为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同时要开启城市之外的发展空间，构建中国社会城乡并举的新格局。根据城乡的现实特点以及各地区乡村的地理环境、人口条件，因地制宜，探索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城乡发展新模式。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以城镇化发展带动周边农村的经济格局，创设农民不离开乡土的城市化转移的新途径。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培养新型农民，在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居住条件城市化的基础上，加快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责任编辑：何叶]

作者：王勇　霍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