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特抒情诗宗教文化论文

多恩作为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的代表，其诗歌作品中所展现的科学特质是理解玄学派诗歌特征的重要环节。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普拉特抒情诗宗教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普拉特抒情诗宗教文化论文 篇1：

中西“文气说”与“风格论”之比较

摘 要：中国“文气说”与西方“风格论”既有共通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因内符外”是“风格”与“文气”所共通的理念，存在着共同的艺术规律。但二者在学术概念、观念侧重点、文化理念、理论逻辑方面都具有差异性.而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诗学基本特征、文化形态是导致二者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文气”；“风格”；一致性；差异性

中西的文论家都就文学风格论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讨。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气说”历史悠久，并一直占据着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位置。西方风格论的提出同样甚早，并也出现了许多对风格进行论述的文章。

一、“风格”与“文气”概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的来源，原本是古代哲学中的一个理念，其原始含义，一种说法是：元气生出一切事物，人之所以具有生命，便是秉承了自然之气，如“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篇》）。另一种说法是：道生万物，而元气即是其中介，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其中的“一”就是指天地尚处于浑沌一体时的元气。而“文气”，也是一个囫囵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和准确的解释，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内核：“是指作家从体格元气到精神、气质、情感与性格的总和，是作家在精神活动和实践中表露出来的心理生理与行为方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即是借用这种“气”将作家自身特质与作品相联系。即“气”决定了作家的内在特质，而这些特质通过文章展现出来，形成“文气”，于是便有了“文如其人”、“心画心声”的说法。

在西方“风格”论中，有这样的解释，“假如‘风格’一词更为明确地特别规定为语言的表现，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说：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则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这两个方面紧密联系，不能被割裂。被作家的心里特征所决定的风格的一部分，也就是风格的主观方面，风格好比一件附体的衣物，而衣物的褶皱和姿态是由衣服下肢体所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风格”便是作家的一面镜子，从文章语言的表现形态中，可以看到作家的精神特征。

二、“风格”与“文气”的一致性

中国“文气说”的基本特征与西方“风格论”的观点有其共通之处。西方风格论认为作家本身的气质及其所有的精神特质和其作品的风格面貌是基本一致的，“因内而符外”是“风格”论的基本的理念，布封提出的“风格即是人”也是该理念直观的体现。而中国“文气说”的內涵正是“文如其人”，“因内符外”。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经典的观点，与西方“风格”的基本内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二者都认为在艺术中作家的秉性是无法隐藏的，都是曝露于作品当中的。乔治·奥威尔语在《狄更斯评论集》中发表过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当人们阅读一篇文章的时候，而这篇文章中又充斥着作者自己强烈的个人感情，那么读者就会觉得仿佛在书页的背后能够看到一个面孔，而这个面孔就是通过阅读文章读者所能“见”到的作者的面孔。相对应的观点叶燮读杜甫诗时也曾提出过：“我一读之，甫之面目跃然于前。读其诗一日，一日与之对；读其诗终身，日日与之对也，故可慕可乐而可敬也”所以不管是在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西方文论中，都有读其作品，犹如见其作者本人的观点与见解，这实际上也是“风格”论和“文气”说的精髓所在，不仅如此，这也是“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各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文学批评方法的切入点。

但有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文章与作者的心性并不完全一致，会有“心画心声总失真”的现象。如西晋时期的文人潘岳，本是一个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小人，但在其文学作品中，却是以闲适高洁的形象出现。所以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有“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的批评。其实这不是“文如其人”、“因内符外”的文艺规律就消失了，而是因为作家所言之物，可以伪装修饰，“文气”与“风格”所指并不是其所言的内容，而是所言的格调。再加上作家的心性矛盾复杂，性格也有其多面性，这些纷繁复杂的心性不可一言以蔽之，“文”反映的在作家所有的心性当中不明显、不占主导的一个部分，所以出现“文不如其人”的现象。

三、“风格”与“文气”的差异性

尽管“文气”与“风格”有其基本的共通之处，但不可以将它们绝对等同，不管是从其学术概念、侧重点、文化理念、以及理论逻辑都能体现出其不同之处。

（一）“风格”与“文气”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差异

从学术语概念上来说，“文气”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囫囵概念，具体来说，作家本身所具有个人特质我们称作为人体之气，古代文论中对人体之气的解释是说气在口为言，在眼为明，在耳为聪，作品的产生是作家的所有身心的投入和沉醉。“气”将人与文联系起来。读者阅读诗文，通过语言体会到作者的感情，把握到作者的气。有学者将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先天的血气，“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是才性、才气的前提。二是可以经过后天培养的才气，吸收并汇集了天地之间、宇宙自然、社会人文、各个时代以及道德伦理之气方才形成的。也就是孟子、韩愈等人所讲的“养气”，比如“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从作家的角度看，“气”不仅可以指生命的元气，也可指作家的性格气质，内在生理心理行为特征。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气”可以指作品的独特风格和其展现的气势。还有“气韵”“骨气”表示的审美特征和品格。

而风格是有其具体定义的，风格是语言的表现，是语言的表现形态，由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和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作品中在被作家的心理特征所决定的一部分为风格的主观方面，被作品中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的一部分就是风格的客观方面。所谓的“客观风格”严格地说，更近似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另一个术语“体”，“气”主要从作家的角度进行切入，强调的是作家内在的性格气质。而“体”是以文学作品的角度作为切入点，着眼点主要在于文学作品的风格特征，而“客观风格”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各种文学类型的风格特征。

（二）“风格”与“文气”侧重点的差异

中国的“文气说”十分注重人品，讲求伟大的人格的塑造，认为“文气”是外见在作品中的人格。中国艺术论中有“文品即人品”的理论，上述“文气”概念中讲到了“气”的第二个层面即为“养气”，所谓“养气”，往往是与道德、修养相伴相生的。孟子首先提倡“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气”其实就变成了道德、人格、心性、品质等各种内在精神力量的象征，通过养气而形成一个正派、高洁、符合道德伦理的人，即为正身，只有正身之后才能够写出好文章。

西方“风格论”更重艺术形式特征，强调外在的语言形式。在西方文论中，修辞学与风格学之间常常出现混淆，可见风格论与语言修辞联系是极为紧密的。就如《文学风格论》中所言：“风格论并不具有象诗学和修辞学那样深刻的内容。它的对象是语言表现的外表，不是观念，不是材料，而只是外在形式——词汇的选择，句法的构造。”这足以展现出西方的“风格论”对于艺术形式特征的重视。

（三）“风格”与“文气”文化理念、理论逻辑的差异

在文化理念上，中国的“文气说”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伦理思想，而在西方的“风格论”中，有机统一体仅仅只是限于作品之内。中国哲学概念在“文气”是“元气”的移用和演绎，在中国，历代文论家论文气，不是孤立地论文或论人，而是把人、文与时代、社会、天地、宇宙、自然之气相连接。白居易说：“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成文。”（《白香山集》卷三《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所以，古人论文气，常常带有浓厚的神学神秘的色彩，体现了古人心中天人相通的整体观，这种文化理念是中国所独有且突出的人文特征，是西方风格论中没有涉及到的。

理论逻辑也就是“气”、“风格”与创作主体的关系，简单地说，中国的“文气”说讲求的是“风格即气”，西方“风格”论强调的是“风格即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认为“气”决定了作家的性格特征、道德品质，而作家的这些特质又决定了文章的风格，“气”是借助了作家这个创作主体才将其本身的特点充分展现到了文章之中，也就是说，作家只不过是一个“气”与“风格”的中介，不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而在西方文论中，则有明确的“风格就是人本身”的观点，布封强调作家思想的重要性，强调作家是作品能动的创造者，不是机械的模仿者，作品的风格就是作家性格在文章中的体现。在西方“风格论”中，作家并不是一个中介，而是直接体现风格的一个主体。这是从微观的角度切入比较出的“风格”与“文气”的理论逻辑上的差异。

四、“文气”与“风格”差异的原因

从起源上看，西方文论一直以来都坚持着注重语言修辞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就明确地说明了优良的作风是以语言的准确性作为基础的。而在中国“文气说”主要产生于对人物品格的推崇和品评，从王充开始提供了“以气品人，以气论文”的理论论述，到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再到刘勰的《文心雕龙》“文气说”的理念也一直被沿用。

除此之外，造成差异的原因，还可归结为三点：

一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不采用抽象的逻辑思维。而是发展一种与西方相去甚远的语言。”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注重抽象的逻辑思维，汉语的时态、人称、性、数、格等很多方面都不像西方语言一样严格遵守各种逻辑关联。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通过加工创造，创作成为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有许多诗是大量意象的堆积而成的作品，比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重直观审美，轻抽象分析，强调“悟性”。而在西方诗学中，强调条分缕析，讲求逻辑的严谨、缜密，注重细节的准确。而思维方式的不同就直接导致了一个词语对于这个事物的界定的差异，“文气”與“风格”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不尽相同的。

二是中西诗学的基本特征不同。中国诗学强调抒情言志，认为“书中要有我”，主张写出作家自己的精神气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悠久，《诗经》和《楚辞》就是抒情诗的开山始作，乐府、赋、六朝还有唐宋各个时期的诗歌都有强烈的抒情成分，而叙事成分相对缺乏。并且，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批评和美学的鉴赏也都十分注重以抒情诗作为解释或阐析的对象和理论依据。而西方诗学注重外在的模仿叙事。西方以叙事为主，虽然某些作品中也有抒情性的片段，但是都是处于一种非主导地位，不仅如此，在《诗学》中的理论叙述都是以史诗和戏剧为例的。西方文学主张模仿现实，注重模仿叙事就必然会注意时间、空间、用词准确性，想要典型地塑造现实的复制品，必然会注重语言修辞的运用。

三是中西不同的宗教、科学与伦理特征等文化形态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都主张气生万物和气化万物的序列观，即是元气生万物或者元气是道与世间万物的中介，人与天通过气来相通。中国伦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相统一，万物处在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处于一致的生命过程里，这形成了中国传统审美活动的特征。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刘勰便提出了“物与神游”，强调在文学创作时人与自然的交汇融合。不仅如此，在中国，重纲常伦理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也与是西方的科学背道而驰。正是这些独特的思想内涵赋予了中国“文气”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意蕴，导致了“文气说”有其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内涵与性质。

综上所述，中国的“文气说”和西方的“风格论”相似而又各有不同。二者都强调文学艺术作品“因内而符外”观点，认为“文如其人”，作品能够体现作家秉性。但是中国“文气说”更讲究人品人格的塑造、讲求“天人合一”的理念，而西方“风格论”更讲求艺术形式的特征和不同于“文气说”的理论逻辑。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西诗学比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50.

[2]歌德，威克纳格，柯勒律治，德·昆西著，王元化译.文学风格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12：17-18，65.

[3]叶燮.原诗·外篇[M].凤凰出版社，2010：15.

[4]卡普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页[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80-81.

作者简介

丁嘉阳，湖北民族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文论。

作者：丁嘉阳

普拉特抒情诗宗教文化论文 篇2：

多恩诗歌科学特质的文化阐释

多恩作为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的代表，其诗歌作品中所展现的科学特质是理解玄学派诗歌特征的重要环节。本文以17世纪科学与文学的关系为出发点，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了科学的兴起对多恩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论述了以哥白尼、伽利略等天文学家所引发的的科学革命对多恩时代占据主导的经院哲学思想和传统大学教育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构成的挑战，从而揭示了多恩对科学具有深刻的怀疑精神以及其诗歌具有浓厚的科学特质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玄学派；科学革命；经院哲学；新哲学

沈杨(1970－)，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诗歌和比较文学。(浙江杭州　32000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0&ZD135)的阶段性成果。

17世纪的英国诗坛在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开创的抒情诗传统中汲取养分，延续了诗歌文学在英国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因而这一时期也因诗才辈出而备受研究者关注。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科学史上现代科学兴起与形成的重要阶段，多恩等对所处时代的科学革新有着浓厚兴趣的大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往往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表现出相当明显的科学特质。当然，多恩是17世纪英国诗坛和弥尔顿并称的旗帜性诗人，但更多时候，他还作为“玄学派诗人”的“鼻祖”而被写进文学史，而“玄学派”这一命名本身就折射出人们对多恩为首的该派诗人所具有的科学特质的关照和洞见。关于何谓“玄学派”，虽然说法不一，但下面三种对多恩而言则颇具代表性。《牛津文学术语词典》的编者巴尔迪克在“玄学派诗人”词条下列出了其主要特征：“别具心裁地使用知识概念和神学概念，具体表现为令人叹为观止的奇喻、奇怪的悖论以及牵强比附的意象。”这里所说的玄学派诗人对“知识概念别具心裁的地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在17世纪上半叶，科学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新的科学知识被巧妙地融入玄学派诗人的诗歌创作之中这一特征的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格瑞厄森在编辑标准版《多恩诗集》的时候，曾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就我所知，没有任何其他的17世纪诗人像多恩那样对旅行家、天文学家、生理学家以及医生的新发现所带来的影响如此敏感。”格瑞厄森在作为玄学派诗歌的代表性诗人多恩身上看到的是对新科学的敏感和兴趣，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玄学诗所具有的最重要特征的理解，这样的认识基于从文学和科学的关系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玄学诗所具的科学特质。

王佐良在《英国诗史》中说：“所谓玄学派诗，无非多奇想，而所谓奇想，就是不像一般的吟风弄月，而是爱好科学等一般不入诗的比喻、形象、构思。”中国学者对玄学诗派的这一理解，更明确地道明了科学因素之于玄学派诗歌的重要意义，当然，在玄学派代表性诗人多恩的作品中读者会感受得尤为明显和强烈。

可以看出，多恩诗歌所具有的科学特质在讨论玄学派诗歌定义时备受关注，因此，与多恩诗歌科学特质来源及时代特征的分析对于理解以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歌的诗学风格和诗歌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即从对多恩诗歌科学特质进行文化阐释的角度探讨玄学派诗人多恩创作中文学与科学关系的文化来源和时代特征。

一、多恩诗歌科学特质来源的追问

多恩诗歌中经常使用各种知识界的名词和理论等作为自己抒情表达的修辞工具，即使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和作家相比，这一特色显得独树一帜，卓尔不群。辛普森曾说：“他(指多恩)对科学的兴趣在同时代的诗人当中独领风骚。”她甚至进一步明确地将多恩和与其同时代的著名作家进行比较，“莎士比亚、本·琼生、博蒙特和佛莱切、韦伯斯特——都是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伟大剧作家——似乎都对科学的成就无动于衷。多恩几乎是诗人中唯一认识到那些使用望远镜和计算方法的天文学家正在革命性地改变人类之哲学的”。这样的评论虽然有言过其实的成分，但即使保守地说，完全可以将多恩列为在科学兴起之时的英国文学，乃至整个欧洲文学中，对科学的兴趣最浓厚并最多地将其融入自己的诗文创作中的作家之一。

对多恩为什么对科学如此着迷，并将其体现在作品中的初衷是什么等问题众说纷纭。一种比较容易想到的解释是，多恩为了借诗歌“卖弄”自己广博的学识以达到“取悦”读者的目的。比如，艾伦也曾不无揶揄地指出：“很奇怪，为什么多恩与赫伯特比算不上病人，与伏甘比算不上医生，却要比他们的诗歌还要更多地使用医学知识呢?”他的结论是赫伯特“没有显摆和卖弄”之意，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赫伯特的诗歌不如多恩那样的人的诗歌有趣，但却是一个伟大得多的诗人”。多恩生活在近四百年前的时代，他自己的真实想法今人难以再现，所以学界有这样的推测也完全有其道理，备此一说，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仔细想来，即便像他的《第一周年悼亡诗》和《第二周年悼亡诗》和一些应酬诗有为了寻求资助而大唱赞歌迎合对方的成分，但总体上讲，多恩并非一个如莎士比亚、狄更斯、大仲马那样要以文学写作谋生的人，而且他的诗歌绝大多数都是在其死后才发表这一事实判断，他卖弄抑或为了取悦读者的解释就缺少了现实指向，因此笔者认为，对这一现象做一个较为深入的理解，需要充分考虑多恩所生活的时代及其个人经验，从更深的文化层面去思考多恩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在他的诗歌以及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中不厌其烦地使用科学意象。

朗萨伊在考虑多恩诗歌的特质时，曾指出：“多恩赋予自己所有的作品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特质，和所有真正的诗人一样，这样的基本特质来自于两个方面的来源。”他所说的“真正的诗人”写作风格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两个来源分别是指：“首要的来源无疑是诗人自己的个性，他自己有形或无形的天赋秉性；另一个来源则是他所处理的材料，即他选择的那部分用其天赋对呈现在他面前的要素施加作用后合力形成艺术品的材料。”这样的认识充分考虑了诗人的“天性禀赋”这一内因和呈献给他的外部“材料”这一外因，应该说，准确地把握了分析问题的实质，是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观在文学上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运用。

沿着朗萨伊这种思路对多恩诗歌的科学特质进行考量时，必然会注意到在作为内因的诗人的“天性禀赋”和作为外因的呈献给诗人的外部“材料”之间有一个重要的纽带，即多恩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多恩于1584年后曾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既然要考察多恩接受科学知识与大学教育的关系，就必须了解西方大学教育的传统，并进一步考察16世纪多恩就读牛津、剑桥时期的教育体系及课程设置对科学的重视程度。胡夫考察了现代早期西方大学和现代科学的产生的关联性，他发现有一点特别重要：欧洲大学所具有的特色之一是它们致力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实际上，格兰特早在20年前，就有一种认识，他认为中世纪的大学“给所有学生提供了一种本质上基于科学的教育”。这样的说法也就意味着，欧洲大学本身就是在科学精神和科学土壤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如果说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新观点，就会更容易去建立一个像多恩那样的诗人对科学有着极强的兴趣与他大学教育之间的关联性。

格兰特还就中世纪大学的课程设置做了考察，在其《科学和中世纪大学》一文中，他注意到中世纪晚期欧洲大学把大学的课程重心放到了三类哲学上面，即自然哲学、道德哲学，还有就是形而上学。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他描绘了14世纪大学的新变化：“在十四世纪，发生了其他一些远离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性变化，当时经院自然哲学家说在世界自身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无限的宇宙空间；还说在假设的真空中运动史可行的；还认为存在其他的世界；还有地球每天绕轴线旋转是可以理解的天文学概念(尽管最终被否定了)。”

这样的发现让人们看到在后来的哥白尼等进行天文学革命前，问题已经在大学里讨论，科学的氛围在大学里早已变得越来越浓厚。在评价中世纪晚期(亦可谓之文艺复兴早期)大学充满的革新精神时，著名的中世纪研究学者本内特认为：“在欧洲的大学和学院里，哲学家们的工作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充满了对立——生命和死亡、反教权与虔诚的信仰、古老的风格与新颖的实验——而由这些对立之统一产生的结果，则是充满了创造性的、激动人心的。”似乎在这种背景下，多恩那样具有强烈悖论式的思维也显得与源自于这一时期的大学精神有相当的关联性。

历史学家阿克顿认为从个性发展上来看，在文艺复兴时期，一种全新类型的人从彼特拉克开始出现，他们习惯于内省，选择他们自己理想的目标，然后将他们的思想塑造成他们的模样。多恩可以说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全新类型的人”。他选择自己的方式和目标，将自己对科学的兴趣通过诗学的想象和修辞融入创作，从而写出了独具多恩特色的诗歌。

二、多恩时代英国浓厚的科学氛围

在把为什么多恩的诗歌中会出现那么多的科学用典来讨论时，我们在考虑当时整个欧洲正在发生着的“科学革命”的“大语境”和多恩个人教育因素“小语境”的同时，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那就是作为一个英国诗人，他所在的英国所具有的科学氛围和人们对新科学的态度这样一个“中语境”，这是解释为什么是一个英国诗人，而不是德国或者法国诗人在其诗歌中如此关注科学(尤其是新科学)的一个要件。

多恩所生活的时代，最具有轰动效应的科学发现当属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的使用对传统天文学认知的一种颠覆。在关注科技史和思想史的学者眼中，多恩最有名的诗句是“新哲学使得一切让人怀疑”，在这里一切失去确定性。以哥白尼和伽利略为代表的天文学家提出的“新哲学”将上帝创世时井井有条摆布的世界搅乱了。对当时英国新科学的接受氛围，我们便不妨以对伽利略的接受情况为例作一考察，从而“窥一斑而见全豹”，对当时英国的总体文化氛围，尤其是科学氛围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判断。

伽利略1610年公开出版了他的天文学著作《星界的报告》，书中记录了他使用望远镜所观测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天文学现象。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认可和接受，他的说法成为其他天文学家和哲学家攻击的目标，甚至其所使用的望远镜也被斥为骗局。当时，对伽利略的接受情况在欧洲各个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格局。

尽管伽利略的著作是以意大利语写成，但在英国却受到了追捧。在一封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于1634年写给卡文迪许的信中，谈到自己答应给对方买一本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一书，但跑遍整个伦敦却发现出任何的高价也买不到一本。现代的读者可以获得一些理解当时伽利略及其天文学著作在英国的受欢迎程度的线索。

伦敦人对伽利略如此浓厚的兴趣，反映了当时整个英国对科学新发现的热情和氛围。除了伽利略之外，开普勒的发现同样在英国造成了巨大轰动。1609年，开普勒发表了《以对火星运动的评论表达的新天文学或天空物理学》(又称《论火星的运动》)，阐明了他对火星运动规律的发现，他提出了今天科学史称为开普勒第一定律和开普勒第二定律的天文学新观点。这样更多基于数学运算得到的科学新发现和通过望远镜基于实验观察的伽利略一样，对当时的知识界有巨大的冲击。

尽管科学史抑或文学史都没有明确记录多恩对伽利略的作品的接受的记录，但从其诗文作品中多次提到伽利略及其所使用的天文望远镜和新发现，甚至把伽利略的名字直接作为他的讽刺文《伊戈纳修斯，其教皇选举会议》的主角的名字，如果注意到这部作品出版的时间是1611年，正是伽利略具有轰动效应的《星空使者》出版的次年，我们便不难推知他对伽利略的热衷程度，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支持后者的观点。而辛普森经过考证确认：多恩的《伊戈纳修斯，其教皇选举会议》肯定是他在开普勒的著作一经出版便马上对其进行研究过后写成的作品。

但是，在注意到多恩所生活的17世纪的英国所具有的浓厚的科学氛围这一现象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时期尚且处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发轫期，绝非是科学主导整个社会的观念大行其道的时代，所以，时人都对新的科学观念和科学发现并非马上就能接受。事实上，很多人对科学怀着相当警惕的态度，甚至是不屑一顾。17世纪中期之后的一些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回溯的方式间接了解多恩诗歌中所说的“新哲学使得一切让人怀疑”的时代氛围因素。1662年，复辟成功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为刚刚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颁发了皇家特许状，从事“新哲学”的学术团体并没有得到当时文学界精英的赞许，相反，一些文学家还通过写作文学作品的方式对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表达了不屑一顾和冷嘲热讽的态度。20世纪的英国皇家学会研究者莱昂斯在谈到皇家学会当时所面临的困境时说：“致力于组织和维护学会的人们意识到，为了澄清事实，反击那些歪曲污蔑学会的流言蜚语，有必要尽快地出版有关学会历史的权威性报道，并在其中说明学会成立的目的和宗旨。”就是在这样面对种种质疑的背景下，英国皇家学会通过指派其创始成员斯普拉特写作《英国皇家学会史》的著书立说方式，为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正当性进行“辩护”。而在今天科学和文学已经泾渭分明的格局划分下，很难想象为这样一部科学学会“辩护书”撰写序言的竟然是一位玄学派诗人亚伯拉罕·考利。考利以诗人的身份奋笔疾书，写了一首由九首诗歌组成的长诗《致皇家学会》。同是玄学派诗人的考利通过这种写作序言诗的方式为“科学”组织皇家学会辩护本身就反映了17世纪科学在夹缝中生存的处境，传统的文学和宗教作为主导的文化形态依然保持着强势，这种事实也可反观多恩创作所处时代的科学处境也是举步维艰，虽然基于实验的科学观念不断得到更新，但也难免遭遇思想保守人士的质疑或攻击。

种种史实和证据表明，在多恩所生活的时代，英国具有的科学氛围是浓厚的，这种浓厚一方面体现在多恩这样对时代文化形态变迁具有包容性和敏感性的人，对科学发现的关注和创造性文学的运用；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持保守观念的宗教人士和文人对科学的警惕和敌视。这种对新兴的科学文化形态具有积极性和消极性的理解构成了多恩所生活的时代科学氛围的独特特征，在科学发展史上也具有极其特殊的时代特征。多恩在诗歌创作中对科学大量摄取的同时，对科学却持有显著的“怀疑”态度，这种看似悖论的诗歌创作特征正是上述多恩所生活时代独具特色的科学氛围的一种反映，因此，这种科学氛围的特点也是解读多恩诗歌和深度理解多恩诗歌科学特质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

三、经院哲学与“新哲学”的交锋及“多恩式的焦虑”

经院哲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holasticus”原意为“学院中人的思想”，它是在教会学校进行传授的，以神学为背景。经院哲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院”(即教会或修道院办的学校)为生存环境；二是以“辩证法”(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论辩推理)为操作原则。

多恩出生在一个虔诚而富裕的天主教家庭，他早年在耶稣会士的指导下学习，1584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之后又到剑桥大学学习，在这期间他毫无疑问应该学习了诸多经院哲学的富于思辨的知识和考虑问题的方式。

如果考察多恩诗歌中的意象，会发现他对“圆”形和“球”体有着特别的青睐，其实，这反映了经院哲学影响下人们对确定性和完整性理解在形体特征偏好上的体现。当然，如果追根溯源，经院哲学的这一思想渊源也是同古希腊时代的认识传统一脉相承的。因为，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其实就对圆形充满了好奇，柏拉图用圆形阐明了世界灵魂和人类灵魂的运行，赋予了它“完美”和“永恒”等属性，据说，古希腊传统中的圆形意象最初是毕达哥拉斯等人借自埃及人的隐喻，因为在埃及人看来，“嘴里咬着自己尾巴的蛇”是一种暗示“永恒”的象形文字。而与多恩同时代的英国诗人富尔克·格雷维尔说：蛇“把尾巴咬在口中”，犹如“把过去和未来的时代连接在一起”。这样的说法都表明西方思想传统中对“圆”和永恒之间具有的联系的认同。因为经院哲学作为基督教哲学对神性的完美追求在亚里士多德所生活的古希腊时代对圆和球完美性的认识达成了一致。亚里士多德的天文体系认为宇宙是由同心的天球所组成，而基督教经典教义《圣经》的箴言篇则告诉人们，秩序井然而又完美和谐的宇宙万物是上帝用圆规创造的。所以，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绘画中，拿着圆规在度量一个象征宇宙的球体的作品并不鲜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普遍认为，宇宙就是上帝按照自身的形象创造的，因此他们顺理成章地认为圆形的宇宙也就是上帝自身形象的体现。因为圆和上帝都代表着无始无终，代表着永远和不朽。所以圆也就被赋予了神性。确立这样一种关系的意义或许正如17世纪的约翰·海登所作的分析：有些哲学家把上帝界定为“一个光球，一个圆，它的中心无所不在，而任何地方也没有它的圆周线”，这种描述无非是向说明上帝所具有的无始无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属性。在《神学随笔》中，多恩自己也分析了上帝与圆的关系。他说：“上帝是一个圆，因此他无处不在，没有角落，也就是说，‘从不躲避我们的询问’，但上帝从来就不是一条直线，也就是说，从来不能‘让人们直接面对面的注视’。”在这样一种经院哲学对中心的强调，从宗教神学出发对确定性和完整性的追求和坚守的思想体系影响下，在多恩面对哥白尼天文学革命所引发的“科学革命”时，会表现出一种天然的不适应和困惑。

在《第一周年悼亡诗》中，多恩曾表达了他对整个世界体系的确定性和完整性遭到挑战的担忧：“新哲学使得一切受到怀疑，／火元素被扑灭了；／太阳丢掉，还有地球，而人类的智慧／不能指引他到哪里去把它找回。”

“新哲学使一切受到怀疑”，这是多恩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包括科学史、思想史等研究领域)被人引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研究者在这里似乎找到了科学革命发轫之始人们对其所持态度的代名词——“怀疑”。不仅仅是“新哲学”使其他的一切受到怀疑，实际上也表明了多恩在内心深处对“新哲学”自身更大的怀疑。另外，“新哲学”所代表的现代科学将“火元素”所代表的“旧科学”之火也扑灭了，这种变化在多恩看来最大的危险便在于传统经院哲学所看重和强调的确定性和完整性被科学的新发现冲垮了，因而“太阳丢掉了，还有地球”，之前人类居住的地球不再是稳定不动，所以，这一切让多恩对“人类的智慧”充满了不信任，认为它也不能将失去的中心再重新找回。没有中心的世界对多恩来说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确定的，自然也是让他满腹疑惑和焦虑的原因。

这种“多恩式的焦虑”其实就是经院哲学思想体系的确定性和完整性被打破时的一种自然反应。确实，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哥白尼所引发的天文学革命，在多恩生活的时代由于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的新发现，使之前经院哲学在多恩心灵中所构建的那个具有确定性和完整性的世界一点点受到蚕食，因而多恩对其心怀不安；另一方面，多恩的怀疑本身也表明了他的一种责任感和战斗的姿态，即保护和维持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姿态，他依然相信信仰的力量，因为他认为“人类的智慧／不能指引他到哪里去把它找回”。朗萨伊认为，经院哲学“提供确定性，而且他能让人有达成确定性的使命感”。如果对多恩所接受的经院哲学的教育了然于胸，就不难理解多恩对于正在感受到的不确定的焦虑和达成确定性的使命感，经院哲学的这一特质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多恩责无旁贷地充当了对以天文学新发现为代表的新科学发起反攻的角色，在“怀疑”中表现出维护世界体系的统一性和确定性的坚定姿态。

所以，多恩这样的思想体系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就决定了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中会时时把科学纳入他的诗歌语言中，置于他的思想体系下，从而使他的诗歌散发着浓浓的科学气息。

但也必须看到，在科学革命风起云涌的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期，一方面，经院哲学的影响依然在包括多恩在内的很多人身上有巨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经院哲学正在经受着具有科学精神的近代哲学的严峻考验和挑战。与多恩同时代的培根就曾经公开向经院哲学发难，1920年，他在《新工具》中写道：“就现在的情形而论，对于自然的研究也被经院哲学的总纲和体系弄得更加困难，更加危殆了。这批经院哲学家尽量把神学归结为验证的条理秩序，把它弄成一种艺术，最后把亚里士多德的富于争辩而荆棘丛丛的哲学勉强和宗教的体系结合起来。”培根对经院哲学的批判，被认为是切中了要害，真正抓住了经院哲学的脱离实际、空谈玄理、死啃教条、繁琐思辨的根本问题。

经院哲学的没落和科学革命的兴起无疑对时人的判断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多恩作为一位典型的“智性”诗人，对知识领域的革新始终保持着异乎常人的兴趣，他的诗歌中所展现的文学与科学的张力也是他所生活的现代科学兴起之初的时代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张丽]

作者：沈杨

普拉特抒情诗宗教文化论文 篇3：

奥运圣火的发源地—希腊

希腊，大家都熟悉吧？诞生了智慧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奥运圣火点燃的地方……它是坐落在爱琴海畔的一颗古老的明珠，有着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当然，还有为之称道的音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它，感受它的美。

希腊音乐是欧洲最古老的音乐文化，但被骁勇善战的古罗马征服以后，便丢失了音乐界第一名的地位。后来，土耳其又占领了希腊4个世纪，阻碍了希腊专业音乐的发展。是不是很可惜？幸运的是，希腊民族音乐的传统在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中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接下来我们从诗歌、舞蹈、乐器3个方面来了解希腊的音乐吧！

古老的诗歌

古希腊的音乐题材特别多，古希腊的人民喜欢思考，喜欢学习，所以即使是音乐，也多和文学有关。在这其中，以史诗、抒情诗最为重要。

史诗，顾名思义，讲历史事件的诗歌，代表作品有古希腊盲人诗人荷马创作的《荷马史诗》。你有所了解吗？《荷马史诗》其实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长篇史诗的统称，是他根据民间流传的短歌综合编写而成的。它在古希腊文学、艺术的地位可谓非同一般，是古希腊人思考的开始，就连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从中得到了启发呢。

抒情诗，抒发日常生活感受的诗歌。不过，原本它是一种民歌，后来在古希腊精英们的推动下，成为一种能保留下来的文学艺术。与我国的历史不同，古希腊倡导男女平等，那时，女人也可以当士兵去保卫家园呢。所以，在公元前600多年前，古希腊出现了第一位女诗人萨福。她也是抒情诗人，一生写过不少诗歌，她的作品感情细腻，我们来读一首她的作品吧！

晚星带回了

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

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

带回了牧童，回到了母亲身边。

丰富多彩的舞蹈

希腊是一个热爱唱歌跳舞的国家。无论是在晚宴、婚礼上，还是朋友聚会中，只要有音乐，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跳起来。希腊传统民族舞蹈简单易学，欢乐的气氛总让人有加入的冲动。希腊民间舞蹈的名称来源非常有趣，有以地名命名的舞，还有职业舞等。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里我们就介绍以地名命名的克里特舞吧！克里特岛是希腊第一大岛，克里特舞是当地世代相传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舞蹈。一代代移居岛外的克里特人把这种古老艺术带到了希腊各地，现在已经是一种全国性质的舞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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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你肯定看了吧？看着我国的奥运健儿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是不是令你感到特别自豪？还记得奥运会开幕式上传递奥林匹克圣火的镜头吗？奥运会期间，在主体育会场燃烧的火焰，就是奧林匹克圣火，象征着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你知道吗？奥运会圣火是在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在奥运会发源地——希腊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前点燃的。

每一届奥运会的点火仪式上，都会表演希腊古代舞蹈。整个过程庄严肃穆，圣火点燃后，火种置于一个古老的火盆中，由首席女祭司带到古代奥运会场内的祭坛，向等待在那里的人们展示圣火，点燃第一名火炬手手中的火炬，随后开始它前往奥运会举办城市的行程。

神奇的乐器

中国传统神话中有盘古、女娲等神话人物，古希腊神话中也有一批知名的神仙，比如众神之王宙斯、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等。这些鲜活的形象已经深深烙在了西方哲学、文学中。但是，你知道吗？这些神话人物都与音乐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奥林匹斯12主神之一、主管水星的赫耳墨斯，他创造了乐器排箫和里拉琴，后来，里拉琴成为太阳神阿波罗的标志之一。

希腊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是里拉琴，它又被称为七弦琴或诗琴，是古代欧洲希腊民间的一种弹拨乐器。希腊人把里拉琴尊为国乐器，每当祭祀太阳神阿波罗时都要演奏它。作为最古老的乐器之一，里拉琴成了美妙音乐的象征，在音乐会舞台上常常悬挂着它，一直沿用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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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有一天，宙斯之子赫尔墨斯在野外散步时无意中踩着了一个会发音的东西，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个乌龟壳，上面留着一条筋，由于受到振动而发出了声音。赫尔墨斯得到启发，用乌龟壳作为底座，蒙上牛皮，作为共鸣箱，上面支着两只小牛角，上部之间有一横梁，架上4根弦（筋），这样就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里拉琴。

希腊通俗乐器博物馆

说到希腊的乐器，就不得不提希腊的乐器博物馆了。希腊通俗乐器博物馆位于希腊首都雅典的普拉卡一栋19世纪建成的建筑中。可以说，希腊通俗乐器博物馆是希腊音乐学的研究中心。它收集了从18世纪到今天的1200多种希腊乐器。它用图片展示音乐家的生平，同时又用实物和录音的方式展现出各种乐器不同的特质。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你还可以在馆内听到小手鼓、克里特七弦琴、琵琶、陶鼓、竖琴等乐器的现场表演。有机会去希腊，一定要到通俗乐器博物馆去看看哦！

最美落日

在电影、电视里，你留意过那种白墙、蓝色屋顶的欧式建筑吗？它们就坐落在希腊的圣托里尼上。那里，距离希腊大陆东南200公里，是在爱琴海上由一群火山组成的岛环。圣托里尼岛第二大镇伊亚镇，建立在海边的悬崖上，被认为是世界上观看落日最美的地方。每天，在太阳落下的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停滞了，每个人脸上都突然带上微笑，安静地送走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鼓掌，他们被大自然的美景征服了。

作者：袁荣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