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动力保险业论文

〔摘要〕本文利用2009—2015年的半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分析了A股上市金融机构的规模、股权结构和破产风险之间的关系。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非线性动力保险业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非线性动力保险业论文 篇1：

长三角金融集聚区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 要]金融集聚区作为金融产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区域内的金融产业与其他产业由物理集聚逐步拓展为功能集聚的产业空间结构。文章以2003—2017年长三角地区的宏观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运用单位根平稳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的计量方法，采用区位熵来测度长三角金融集聚区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金融集聚区;经济发展;区位熵;实证研究

[DOI]10.13939/j.cnki.zgsc.2021.07.030

2017年8月，随着全国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建设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金融集聚区被正式提上了日程。之后，尽管全国多地都在推进金融集聚区建设，但建设金融集聚区是否能够长期有效地正面推动区域内经济发展，成了一个亟须严谨验证的问题。文章正是基于此角度，实证研究长三角地区金融集聚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全国各地今后制定金融集聚区发展建设提供针对性的参考依据。

1 测度指标的选择

区位熵能够测度一个地区的生产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是衡量产业聚集度的重要指标。具体来讲，区位熵是一个地区特定行业的产值在该地区总产值中所占的权重，与全国该行业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所占权重的比率。

2 数据的选取与整理

文章的相关数据来源于2001—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以及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根据数据和区位熵公式计算可得2003—2017年长三角银行业区位熵、保险业区位熵、证券业区位熵，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2003—2017年，长三角地区的银行业区位熵、保险业区位熵、证券业区位熵长期保持在2左右，明显高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1，这表明长三角地区的银行业发展态势傲视全国，同时又拥有上海证券交易的证券行业发展的先天优势，对周边区域的金融业形成了明显的有效吸附。简而言之，目前长三角地区已初步形成规模领先、功能较为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

3 实证分析

3.1 平稳性检验

平稳性检验共涉及4个变量的面板数据，包括2003—2017年长三角地区的GDP增长率的自然对数，用lnGGR表示，还包括2003—2017年长三角地区銀行业区位熵、保险业区位熵、证券业区位熵的自然对数，分别用lnB1、lnB2、lnB3表示。文章的平稳性检验采用基于SIC信息准则的ADF单位根检验来检验上述4个变量的平稳性是否符合要求，最终得出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详见表2。

检验结果显示，4个变量二阶差分的ADF检验值在99%置信水平上均明显小于其对应的临界值，且P值均小于显著水平0.01，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lnGGR、lnB1、lnB2、lnB3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3.2 脉冲响应函数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进一步分析，在本期分别给予3个自变量lnB1、lnB2、lnB3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因变量lnGGR在本期和未来发生的变化情况。

在图1中，横轴表示10期的冲击期，纵轴分别表示lnGGR在受到lnB1、lnB2、lnB3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的响应量。lnB1对lnGGR产生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对lnGGR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正面影响，但影响逐渐减弱，在2年后趋于稳定。lnB2、lnB3对lnGGR产生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lnGGR小幅上升，并在2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始终保持较为稳定的正面效应，这表明lnB2、lnB3对lnY的作用力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

4 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2003—2017年，长三角地区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区位熵均值明显高于同时期的全国平均水平1。长三角地区的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长期可持续的正面效应，且银行业集聚的正面经济效应立竿见影，而保险业集聚和证券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在2年后达到效应顶峰。

5 关于长三角金融集聚区发展的建议

5.1 扩大长三角金融集聚区的辐射地

文章的研究结果显示长三角金融集聚区的确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那么，扩大长三角金融集聚区的辐射地可以进一步推动华东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长三角金融集聚区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充分发挥金融、信息、物流、人力资源等要素向外辐射的作用，有助于与周边地区形成融合配套、优势互补的经济发展格局。

5.2 加强金融产业的规模经济

当金融集聚区的交易量达到一定规模时，才能够真正发挥其规模效应，从而带动区域内经济发展。而产业交叉合作、公共基础设施、人才资源等都是扩大金融产业规模经济的核心要素，因此可以着重从以上三个方面，为长三角金融集聚区提供生产要素的区域集中，这样有利于扩大金融集聚区规模，从而深度激发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5.3 明确政府在金融集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

在金融集聚发展过程中，应当有效发挥政府有力的主导作用。长三角地区的金融集聚发展领先全国，正是由诸如政府行为、法律制度等外在因素决定的。在之后的金融集聚区发展道路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持续推进制度和政策创新，在金融集聚区规划布局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加快金融聚集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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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冬卉

非线性动力保险业论文 篇2：

食品可追溯体系的主体行为与管制政策

〔摘要〕本文利用2009—2015年的半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分析了A股上市金融机构的规模、股权结构和破产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具有较高的破产风险，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比例与破产风险之间为倒U型关系，金融机构较高的“牌照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由于政府对破产风险的“厌恶”和管理层的风险规避行为，政府控制的A股上市金融机构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

〔关键词〕破产风险；规模； 股权结构；“大而不倒”政策

章编号：10084096（2017）01007107

一、引言

2015年5月1日，我国《存款保险条例》正式施行，商业银行不再享有政府的隐性背书，商业银行也会面临破产风险。出于规模与风险负相关的一般认知以及对政府的信赖，许多人认为规模较大、政府控制度较强的金融机构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然而美国次贷危机中，规模巨大的金融机构也面临破产风险，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的救助，这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思考。

Boyd等[1]、French等[2]和Bhagat等[3]都认为，由于能够受到“大而不倒”政策的保护，大型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冒险动机，倾向于通过从事高风险的业务来获得高额收益。因此，许多学者建议通过限制商业银行的规模来控制其风险承担行为。《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也对商业银行的规模和并购行为进行了相应的限制。然而，Stern和Feldman[4]认为，由于合适的规模无法确定，且可能疏漏了部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小银行，上述限制措施的效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Dermine和Schoenmaker[5]认为限制规模不利于分散金融业的信用风险，而且对仅拥有小规模银行的金融系统进行救助的成本可能更大。不难看出，许多研究都指出，“大而不倒”政策导致银行的规模与风险正相关，但限制规模又未必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来约束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呢？许多学者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从股权集中度方面看，Shehzad等[6]认为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负相关，Laeven和Levine[7]则认为正相关，Magalhaes等[8]却认为二者的关系非线性。从股权属性方面看，Barth等[9]和Berger等[10]均认为政府持股较高的商业银行风险较大，而Nocera等[11]则认为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的风险并不存在异质性。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未能取得一致结论。高国华和潘英丽[12]认为政府持股比例与商业银行的风险呈正相关关系。祝继高等[13]利用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发现，大股东存在“掏空”动机，第一大股东为政府的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更高，风险更大。而王涛和蒋再文[14]以及邓雄[15]则认为政府持股有利于抑制银行的冒险行为。

综上，现有文献主要分析了规模、股权结构分别与金融机构风险的关系，结论莫衷一是，而对于规模、股权结构的共同作用对金融机构破产风险的影响缺乏细致分析。此外，现有文献主要以商业银行为样本，以一种金融业态的分析结果难以较为真实地反映金融业的整体情况。因此，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银行、券商和保险公司为样本，分析规模、股权结构与金融机构破产风险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金融机构破产风险的来源，对完善金融监管具有重要意義。

二、研究假设

现代经济中，金融系统的风险往往引发系统性风险，而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往往具有系统重要性，因此在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时对其进行救助就成了政府的普遍行为。然而，政府的“大而不倒”政策使大型金融机构不再面临破产风险，降低了金融机构对风险的关注度，驱使金融机构通过追逐高风险的项目来获得高收益。Boyd等[1]、French等[2]和Bhagat等[3]的研究均发现，与规模较小的金融机构相比，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承担风险。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金融机构规模与破产风险为正相关关系。

针对国内企业的研究，无法避开且应深入分析的一个问题是国有股权的影响，对金融机构的研究亦是如此。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也会因控股股东的股权属性和股权比例差异而不同。Porta[16]从政治角度和发展角度总结了政府持股对金融机构的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政府持股使金融机构沦为政治家追求个人目标的工具。金融机构的决策受政府的影响较大，金融机构享受较多优惠政策的同时，也向特定群体进行利益输送。因此政府持股具有负面作用，放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从发展的角度看，政府持股金融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的缺陷，有利于增加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因此政府持股具有正面作用，有利于银行的风险控制。

然而，分析我国政府控股对金融机构破产风险的影响时，不应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主要管理人员追责的影响。我国政府控股的金融机构中，主要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其目标函数和行为模式与职业经理人有很大不同。职业经理人存在过失时面临的惩罚一般为工作收益和声誉方面的损失，而政府控股金融机构的主要管理人员存在重大过失时，往往会面临党纪和国法的处罚。在此背景下，政府控股金融机构的主要管理人员在工作中一般具有“底线”思维，这个底线就包括不发生破产风险。王涛和蒋再文[14]、邓雄[15]的研究也对上述情况提供了佐证。此外，美国次贷危机让各国政府都清楚地认识到金融机构破产的破坏力，纷纷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我国亦不例外。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A股上市金融机构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

现有研究中，大股东的股权比例是反映股权集中度的主要指标。在股权结构的相关理论中，有两种分析大股东股权比例变化影响的假说。第一种假说为利益协调假说。该理论认为，大股东股权比例上升有助于协调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冲突，强化大股东的监督作用，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相对于管理层而言，股东追逐风险获取收益的动机更强，因此管理层将增加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行为，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也在增加。Laeven和Levine[7]的研究就证实了这一点。第二种假说为“掏空”假说。该理论认为，随着股权占比上升，大股东通过控制公司经营来转移公司财富，不断“掏空”公司资产，影响公司的业绩，但“掏空”行为对金融机构破产风险的影响尚无直接的结论。对于金融机构破产风险的研究，不能忽略的因素是“牌照价值”，这一因素在对金融业实行“牌照”管制的国家往往更加重要。随着股权占比的上升，金融机构的“牌照价值”将会给大股东带来更多的收益，大股东将会要求金融机构采取较为稳健的经营策略来维护“牌照价值”。此外，考虑到规模的增长能够增加金融机构的“牌照价值”，大股东规避风险维护“牌照价值”的动机会更强。因此，本文把假设2分为两个部分假设2a和假设2b。

假设2a：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比例与我国A股上市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呈倒U型关系，随着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的增加，破产风险将先增加后下降。

假设2b：规模较大且大股东持有比例较高的A股上市金融机构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1样本数据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我国A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为消除美国次贷危机可能造成的影响，样本的数据期间为2009—2015年，频率为半年。由于上市公司2015年年报的数据尚无法获得，本文所用的最新数据为2015年上市公司的中报数据。本文删除了各指标缺值的记录，最终得到包含437条记录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股权结构的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其余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

2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方面，默顿提出的违约距离（DD）是表示金融机构破产风险的有效指标。默顿将公司的股权价值看成公司市場价值的看涨期权，行权价格为公司债务价值，依据股权价值及波动率计算出市场价值及波动率，然后计算出公司的违约距离。默顿提出的违约距离综合考虑了股价信息和公司的财务信息，能有效地衡量公司的破产风险。Bharath和Shumway[17]对默顿的违约距离进行了调整，他们认为市场中的许多投资者是“天真”的（Naive），他们会根据过去的收益率和债务方面的信息，相对简单地计算企业的价值。由此，Bharath和Shumway[17]提出了“天真”型的违约距离（Naive Default Distance），并发现“天真”型的违约距离（NDD）不仅计算相对简单，而且比默顿违约距离（DD）具有更强的样本外预测能力。因此，本文选择“天真”型的违约距离（NDD）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其计算过程如下：

NDD=ln[（E+F）/F]+（rit-1-05naiveσ2V）TnaiveσVT（1）

naiveD=F（2）

naiveσD=005+025×σE（3）

naiveμ=rit-1（4）

naiveσV=EE+naiveDσE+naiveDE+naiveDnaiveσD（5）

其中，E为公司市值；σE为半年内市值的波动率；r该公司股票半年期的收益率；F为公司的短期负债加上一半的长期负债；由于本文数据频率为半年，将T设定为半年。将上述数据代入公式（2）—（5）中，得到σV，再将σV代入公式（1）中就可计算出各公司各期的违约距离（NDD）。违约距离越大，破产风险越小。其中，银行业的短期负债包括拆入资金、同业负债、向中央银行借款、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和活期存款；券商短期负债包括短期借款、质押借款、拆入资金、交易性金融负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代理买卖证券款、代理承销证券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和应付利息；保险业短期负债包括短期借款、拆入资金、交易性金融负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预收保费、应付手续费及佣金、应付分保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应付赔付款、应付保单红利、保户储金与投资款、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解释变量方面，已有研究广泛采用总资产（size）来表示规模，本文选择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金融机构的规模；股权结构方面，本文选择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属性（soe）来分析政府控制的影响，政府为实际控制人则为1，否则为0，以第一大股东的股权（par）比例来分析股权集中度的影响。

控制变量方面，参考Bhagat等[3]和金鹏辉等[18]的研究，本文还选择货币政策、经济周期、资本监管等方面的控制变量。本文选用变量及定义如表1表示。

3模型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参考Bhagat等[3]的研究，本文的基准模型如下：

NDDit=α+δNDDit-1+β1sizeit+β2soeit+β3parit+rrcontrolit+uit （6）

金融机构的风险具有持续性，其当期的风险会受到前期风险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滞后项的系数可以理解为向均衡状态收敛的速度。在分析规模和股权结构的共同作用对破产风险的影响时，本文将在基准模型中加入相应的交乘项进行分析。

样本中，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样本占比约为69%，这些样本中，第一大股东股权占比的均值为343%，最大值为684%，最小值为108%，说明我国政府对金融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四、经验分析

在经验分析之前，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很低，绝大多数变量的相关系数低于01，极个别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3—05之间，可以认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于模型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用静态面板的估计方法无法满足一致性和无偏性。针对上述问题，Arellano和Bover[19]以及Blundell和Bond[20]提出了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该方法尤其适用截面较多且时间较短的面板数据，同时也能通过选择适当的工具变量解决部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GMM方法包括差分GMM和系统GMM，差分GMM无法估计虚拟变量，而且容易出现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因此本文选择系统GMM估计法。文中所有模型均通过了AR（2）检验和Sargan检验，说明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所有工具变量均是有效的。通过对表3的分析，有如下的一些发现：

1关于金融机构规模与破产风险

表3中金融机构规模与破产风险均显著正相关，本文假设1得到验证。上述结果表明，“大而不倒”政策强化了大型金融机构的冒险动机，加剧了破产风险。

2关于政府控制与破产风险

表3回归组合（1）的结果表明，政府控制与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显著负相关，即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表3的回归组合（3）中，加入了政府控制和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的交乘项，其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同样的股权比例下，政府控制的上市金融机构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表3的回归组合（4）中，加入了政府控制与规模的交乘项，其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同等规模下，政府控制的上市金融机构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以上结果表明本文第假设2得到验证。从降低破产风险的角度看，政府具有正面作用，能够降低破产风险。然而，许多关于政府控股的研究认为政府控股往往会起到负面作用，比如政府控股的金融机构具有较低的效率，政府控股的城市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坏账率[13]等。但是本文研究发现的情况是，金融机构的效率和破产风险之间并不存在着对等关系，而且上市金融机构与城市商业银行的样本差异也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本研究发现，在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中，管理层的行为模式以及考核标准与政府官员的行为取向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那就是保持稳定发展和不出现重大过失。这种行为模式导致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风险偏好相对较低，经营较为稳健。此外，在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下，上市企业的信息更透明、更准确、更丰富，上市金融机构的风险变化会引起高度的社会关注，这会给管理层施加巨大的压力，管理层稳健经营的动力更强。因此，政府控制的上市金融机构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是符合逻辑的。

3关于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与破产风险

表3的回归组合（1）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系数显为正。表3的回归组合（2）中，加入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二次项，其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比例与上市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之间为倒U型关系。随着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增加，上市金融机构的风险将先上升后下降。表3的回归组合（5）中，加入了规模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乘项，其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规模较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上市金融机构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上述结果表明本文假设3得到了验证。考察样本中的持股比例发现，该指标的均值约为28%，处于较高水平。而表3的回归组合（1）、（3）和（4）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破产风险负相关。综合这些情况我们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破产风险关系之间存在着一个拐點，当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比例超过了该拐点之后，上市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开始下降。此外，模型结果表明，由于具有较高的“牌照价值”，较高的持股比例有利于抑制大股对上市金融机构的“掏空”行为，降低破产风险。

4其他一些相关结论

表3中破产风险一阶滞后（LNDD）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具有明显的持续性。所有模型中市净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市净率较低的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越大，破产风险越大，结果与Fama和French[21]以及Bhagat等[3]的研究相符；资本监管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具有较高核心资本充足率的银行、较低净资本负债率的券商和较高偿付能力充足率的保险公司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货币政策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行为增加，破产风险较大，结果与金鹏辉等[18]的研究相符。经济周期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处于上升期时，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显著上升，倾向于承担过度风险，破产风险上升。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控制变量均显示为负，说明我国金融业三个子行业的总体破产风险由高到低大致为证券业、保险业和银行业。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换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择默顿提出的违约距离（DD）来替代“天真型”违约距离（NDD）进行检验，违约距离（DD）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DD=ln（V/F）+（μ-05σ2V）TσVT（7）

E=VN（d1）-e-rTFN（d2）（8）

d1=ln（V/F）+（r+05σ2V）TσVT（9）

d2=d1-σVT（10）

σE=（V/F）N（d1）σV（11）

其中，E为公司市值；σE为半年内市值的波动率；r为6个月中国债到期收益率的算术平均值；F为公司的短期负债加上一半的长期负债；μ为公司资产半年平均增长率；本文数据频率为半年，将T设定为半年。将上述数据代入公式（8）—（11）中，解非线性方程组得到V和σV，代入公式（7）中就可计算出各公司各期的违约距离。违约距离越大，破产风险越小。

表4中回归组合（1）—（5）中，滞后一期破产风险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具有持续性。规模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具有较高的破产风险。表4的回归组合（1）、（3）和（4）中，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与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交乘项、实际控制人与规模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无论是从股权比例，还是从规模的方面看，政府控制有利于降低破产风险。表4的回归组合（2）中，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与破产风险之间为倒U型关系。表4的回归组合（5）中，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和规模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规模较大、大股东控制力度较强的上市金融机构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此外，控制变量中，保险业的系数部分显著为正，与实证研究的结果不符，其原因可能为保险业仅有4家上市公司，样本过少导致系数估计不准，其余结果基本保持不变。稳健性检验的所有模型的AR（2）检验均显示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显示模型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09—2015年的半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分析了A股上市金融机构的规模、股权结构和破产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A股上市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具有持续性；（2）由于“大而不倒”政策，规模较大的A股上市金融机构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破产风险也较高；（3）由于政府对破产风险的“厌恶”和管理层的风险规避行为，政府控制的A股上市金融机构具有较低的破产风险，政府控制能够抑制规模导致的破产风险上升；（4）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比例与A股上市金融机构破产风险之间为倒U型关系，随着股权比例上升，破产风险将先上升后下降；（5）A股上市金融机构股权集中度较高，从总体来看，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比例已过拐点，其与破产风险呈负相关关系；（6）由于A股上市金融机构具有较高的“牌照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股东的“掏空”行为，降低了破产风险。

在“大而不倒”政策的保护下，大型金融机构在经营中可能更加激进。然而，无论对私人股东还是政府股东而言，救助出现问题的大型金融机构都需花费较大的代价。本文的研究表明，大股东加强对A股上市金融机构的控制可能是避免破产风险的一个有效办法，而且政府作为实际控制人的效果会更好。因此政府对A股上市的大型金融机构保持一定的控制是合理的，有利于减少相应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行为，督促其稳健经营。但是，政府控制的合理边界，仍需要综合进行综合考虑，毕竟政府控制也有可能带来效率低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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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齐）

作者：王岭　李卓霓　周立宏

非线性动力保险业论文 篇3：

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分析

【摘要】　产业结构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概念，产业机构的概念应从质与量的两个方面来阐述，即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各产业内部的行业之间生产力诸要素及其成果的数量比例关系和质量分布状态。产业结构只有从质和量两方面来研究，才能满足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对产业结构统计方法体系提出的要求。

【关键词】　产业结构 国民经济 生产力

1.　通过非线性趋势方程拟合法分析产业结构

我们根据产业结构的变动规律和现状，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化进行预测与展望，找出并解决存在的问题，发挥优势，加快建立实现全面小康的现代化产业结构，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从建设全面小康产业结构的总体思路上看，一是要巩固第一产业，加快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以巩固我国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关系到亿万农民实现全面小康的问题。二是要提高第二产业的规模、素质与特色，使之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特别是要加快我国制造业的调整与发展，这是我国奔向全面小康、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动的重要物质基础。三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之较为发达，这是我国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全面小康的重要产业保障。

其次，从三大产业结构的层次上看，我国应建立起第一产业基础扎实、第二产业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三次产业结构。我国三大产业的GDP结构，2002年已形成15.4%、51.1%、33.5%的“二三一”的类型格局。我们根据预计的增长速度、1978—2010年平均发展速度、1978—2011年平均結构变动值和1952—2011年全国GDP与三大产业GDP线性和非线性关系对三大产业GDP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拟合抛物线型的曲线方程估计参数a、b、c，按多元回归的方式用最小二乘法导出下列三个标准方程式：

综合上面四方面的预测，我认为，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我国的GDP结构，仍应遵循产业结构的变动规律优化升级，到2005年，我国GDP三次产业结构大体在13%、52%、35%左右；2010年大体在10%、52%、38%左右；2020年大体在7%、49%、44%左右。在未来20年内，我国农业GDP的增长赢在2%—3%之间，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第一产业的比重将继续下降，但这种下降应建立在农业不断巩固与发展的基础之上。我国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很可能在7%左右，在2010年之前的10年，我国第二产业GDP的增长可能会高于7%的增长速度，这段时期我国的制造业将有很大的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第二产业的比重仍会偏大。因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与结构的带动性大，它发展了，人均GDP的提高才有基础，也能促使第三产业的发展。在2010年后的10年里，要使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超过第二产业，为8%以上，促使第三产业的比重有较快的提高。

2.　从产业内部看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

在第一产业内部，我国应逐步建立起优质与绿色农产品率高、农业布局合理、种植业与畜牧业并举的农牧渔林发达的现代农业内部结构。从农业内部汗液结构上看，一方面我国种植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对种植业需求比重下降和对牧渔林产品需求的上升已属必然。因此在建设全面小康的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应在保证粮食基本生产力的前提下逐步降低种植业所占比重和逐步提高牧渔林业比重。我们要以科技进步促进优质与绿色产品率的提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外资，努力扩大出口和提高农业的外向度，促使农业向产业化、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并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

第二产业内部，我国应逐步形成以电力等动力产业生产力充裕，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龙头，化学工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和纺织业等制造业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高和带动性强的现代工业内部结构。始终围绕科技进步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优先发展、建设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大、科研开发能力强、骨干企业相对集中、产业链和配套服务体系完善的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发展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形成具有特色的高新基础产业。在2015年前把我国建成电子信息产业强国。

第三产业内部，我国应建立起以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教育科技、社会服务业发达的外向度较高的、带动性日益增强的现代三产内部结构。这是我国实现物质和精神上全面小康的重要产业保障。当前，我国第三产业是一个总量与内部结构水平均低的三产结构，随着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应全面提高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产业所占比重，发展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三产结构。预计未来我国金融房地产等行业仍然成为经济发展的亮点。

3.　通过分析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建议

我国要逐步形成大型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我们要通过联合、兼并、破产、出售等方式组建集团或跨国公司，继续提高我国企业的规模。我国目前要以具有一定的名牌产品和有发展前景的大型企业为基础组建我国的“航母”，使这些企业走向世界并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使我国产品走向世界。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必须以市场规律组建大型企业，企业不仅要大，而且更要强，要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为支撑，我们不可以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盲目扩大企业规模。对我国的中型企业要注意在调整中增强规模效益和改进运行机制。对小型企业，要提高其素质，使其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国有企业要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股权多样化，要进一步地解放思想，加快私营经济、对外经济、个体经济的发展，并引导外资经济向西部发展，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贾晓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　刘志彪.现代产业经济分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　施建军.统计学教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李超（1986-），男，汉族，吉林省吉林市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硕士生，主要从事经济方向的研究。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