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食品安全的思考论文

[摘要]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社会心态对社会和谐、社会管理、个人幸福等都具有现实意义。随着转型社会中的矛盾凸显，社会心态出现了失衡，已成为影响社会管理和稳定的重大问题。在关注社会心态问题的同时，更加强调多方面的对社会心态的调整和优化，进一步促进社会的改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论我国食品安全的思考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我国食品安全的思考论文 篇1：

我国食品安全危机的体制成因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73082）；上海市教委创新重点项目（11ZS92）

作者简介：董银果（1969-），女，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产品国际贸易、WTO规则等研究工作。

摘要： 近年来，我国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危机事件使得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文章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我国现行分段式监管体制入手，阐述了由分段监管导致的监管职能、法律体系、安全标准和检测、认证体系中存在的漏洞及缺陷。并从明确政府部门职责、统一法律体系、完善食品安全标准和加强行业协会作用等方面提出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短期与长期思路。

关键词：食品安全；分段式监管；监管体制；食品认证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不到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粮食问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食品的质量安全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然而遗憾的是，我国近年来爆发的一系列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如安徽省阜阳“大头娃娃”事件、肯德基炸鸡含有“苏丹红一号”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黄瓜涂避孕药事件、猪肉瘦肉精事件、地沟油事件、重庆石蜡火锅底料事件、工业石蜡油抛光大米事件、上海“染色”馒头事件等等，令人触目惊心。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危机事件，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失去信心，也对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提出质疑。

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政府是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是监管的核心。国内诸多食品安全事件暴露的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以及由于利益交割导致的蜗牛爬行式的改革进程，与欧美国家近年来在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方面孜孜不倦的改革形成强烈反差，因此，改革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已是政府不可回避的课题[1]。那么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有哪些弊端？根源又在哪里？如何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本文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现状入手，剖析分段式监管存在的主要弊端，根据实际国情，提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短期和长期思路，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水平提供依据。

一、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对食品安全的研究始于21世纪，2002 年以来的研究增多，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的产生原因、影响因素、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食品安全监管的技术保障机制以及食品安全的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等几个方面。

关于食品安全危机产生原因和影响因素，学者们分别从环境、消费、管理、生物、技术、信息不对称、供应链等角度进行了分析[2-7]。针对食品的管理体制。王兆华等、李怀介绍了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管理的3种模式——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加拿大模式，提出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体系的构想[8，9]。韩俊分析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国际现状，指出：我国当前实行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是造成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效率低下，资源浪费、职责难以分清以致监管重复和监管空白均有表现的原因之一[10]。王耀忠在分析国外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建设垂直一体化监管模式的建议[11]。刘鹏指出，分散的监管权力配置结构、不足的监管独立性、过于依赖行政方式的监管风格以及孱弱的监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制约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提高的四大结构因素[12]。张云华等认为在产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可以实行单一部门监管模式，而产业集中度较低的行业则可以实行多部门监管模式[13]。针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缺陷，学者们分别从法规建设、标准体系、赔偿机制、信息系统、追溯召回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对策[14-16]。

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文献虽然丰富，但其研究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对国外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介绍、国内外比较或者对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原因的探析等。而对食品安全问题中政府监管问题的研究大都比较局部和零散，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因此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现行分段式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提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短期和长期思路。

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现状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指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在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特点是：多部门参与，以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由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构成，形成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地方政府总负责，各大职能部委指导协调，社会各方面联合行动的监管格局。

（一）现阶段国家层面的监管体系

中央政府一级的食品安全监管主要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领导，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商务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共同负责。根据我国分段监管模式的具体分工，不同部门分管食品供应链的不同环节，各部门各司其职。其中：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分析食品安全的国际国内形势，研究部署并统筹指导全国食品安全工作；卫生部负责对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查处重大事故；农业部主要负责初级农产品在生产环节及生产源头的监管；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承担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和进出口食品的安全监管；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则对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负责；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的监管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如表1所示）。

除上述部门外，还有一些政府机构也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和控制。如科技部主要负责食品安全科研工作；环境保护部参与产地环境、养殖场和食品加工流通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监测和控制工作。

（二）地方层面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在地方层面，实行地方政府总负责下的部门分段监管和综合协调相结合的体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食品安全法》和国务院的相关规定确定本级政府辖区内的中央各部委直属机构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在地方的配置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分别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省级及以下地方采用垂直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其中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缺乏市级以下职能部门，无法对基层实行监管；农业部、卫生部、商务部采取水平式管理模式，从中央到地方均有分支机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则实行混合管理模式， 如其下属的国家出入境管理局采用中央层面的垂直一体化管理模式， 而其下属的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则实施在省级以下部门的垂直一体化管理模式。但其中，5个计划单列市和10个副省级城市的食品药品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出入境管理局都直属国家总局领导， 并且均有对应的地方监管机构[11]。

三、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主要缺陷

每个部门负责食品供应链的一个环节或阶段，有利于约束各监管主体，划清监管责任，实现食品从生产、加工、流通到消费的全过程监管。但是，这种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实际监管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各部门权责不清，协调困难；食品安全法律协调性差，约束力不足；监管权力分散，监管标准混乱，存在明显执法漏洞；食品安全检测、认证部门各自为政等。

（一）监管职能界限模糊不清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的是分段管理，即农业、工商、质检、卫生分别监管生产链的一个环节。从表面上来看，我国的食品安全似乎有多重保障机制，有利于每个环节的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发挥其专业优势。但在实际操作中，各部门在监管实施前竞争国家财政预算和监管权力，在发生责任事故后，则“踢皮球”式的相互推卸责任。在分段管理模式下，部门之间存在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相互指望，职能交叉地带和职能模糊地带无人真正负责，形成食品安全监管的真空地带[17]。一旦爆发食品安全危机事件，部门之间相互推诿，难以追究监管者的责任。比如“地沟油”在中国泛滥的原因除了暴利诱惑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部门的监管缺位。2011年7月4日在公安部破获的“地沟油”大案中，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地沟油生产商）打着生物柴油的名义存续了一年多时间，期间没有一家政府监管部门对其监管检查。当地工商部门给出的解释是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借生产生物柴油之名转而生产食用油，这是一种造假行为，工商行政管理局只负责管理辖区内流通领域和流通环节的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而质量技术监督局则称《产品质量法》规定，质检局的职责是对发证产品实行抽样监督检验，而生物柴油不属于强制性管理产品，所以不在检验之列。可见，在多部门分段监管格局下，部门职责边界不明晰，监管责任也难以落到实处。

（二）法律法规系统性和协调性差

法律、法规是食品安全的重要保证。我国目前基本形成了以《食品安全法》为中心，其他具体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多层次立体式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尽管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众多，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大多从各个部门的规章制度演变而来。各个部门依据自身需要和监管分工制定适应于自身的法律规章，因而有着很强的部门特征及部门利益导向，而部门之间协调性不足，使得法律条款相对分散，法规与法规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之处，给执法带来较大的难度。比如在2008年的三聚氰胺危机事件中，对于在奶粉中掺杂三聚氰胺的行为处置，按照当时的《食品卫生法》规定，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处以违法所得1～5倍的罚款，或者1 000～50 000元的罚款，而《产品质量法》则有着不同的规定，如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产品，并处以非法所得50%～300%的罚款。即使是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在这一点上仍与《产品质量法》冲突。对于同一事件出现这样争议的处理结果，致使法律的执行率低，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大打折扣，不能起到有效的威慑和惩戒作用。

（三）食品安全标准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

标准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石，是国家实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依据。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等4个层面的标准构成。分段式监管体制导致：（1）食品安全标准政出多门，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目前我国共有1 070项食品工业国家标准和1 164项食品工业行业标准，为了适应进出口食品检查，还有进出口食品检验方法行业标准578项[18]，这些标准基本涵盖了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但是由于分段监管模式，各部门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制定相关标准，缺乏协调。虽然《食品安全法》已经明确要求制定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但是具体措施迟迟不见出台。这就造成目前标准制定泛滥，甚至出现了同一事项多个标准、多种要求、多方管理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标准的实施和食品安全的监管。如国家质检总局颁布了有关农产品安全质量的国家标准，而农业部又颁布了无公害蔬菜、畜禽产品、水产品的生产标准、生产技术规程、使用标准，二者许多地方相互冲突[19]，使得企业无所适从，造成监管效率低下。（2）各部门从自身需要出发制定的标准界限划分不清，交叉、重叠，使得生产者无法执行。如我国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之间、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之间的界线不够明确，有些标准之间甚至存在严重交叉和重复现象。如桔子的检验标准中，既有国家标准，又有农业部颁布的无公害标准、绿色标准、桔子外观等级标准等[20]。同一个商品竟有这么复杂的检验标准，并且各个标准规定的取样方法、药物最大残留的水平也层次不齐。这样多重目标的监管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低效和无效。

（四）检测、认证部门各自为政

检测、认证是国家权威部门用来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由于分段式监管，每个部门负责监管职责范围内的食品安全检测和认证。以农药检测为例，农业部有监测站和药检所，卫生部设有食品卫生监督所和卫生防疫站，国家质检总局设有商品检验所等。其造成的结果是：首先，这些部门为了完成各自的监管工作，投入大量资金购买检验设备和配备检测人员。但是由于缺乏沟通与协调，各个部门竞相采购相同或相近的检测设备，造成低水平重复性建设情况愈演愈烈。而且由于检测资源分布在不同部门，导致资源的利用率低下。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的检测资源从总量上并不低于发达国家，而由于部门分割，导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其次，各个检测机构自成体系，检测数据不能共享，检测结果互不认账，由此产生了大量重复检测，加重了生产者的负担。

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认证体系涉及产品体系和管理体系两方面认证。其中产品体系认证由国务院相关部门推动，主要包括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有机产品认证、食品质量认证（酒类）和绿色食品认证4种形式。管理体系认证主要是ISO 22000、食品生产市场准入制度（QS）、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等（见表2）。总体而言，目前我国食品认证形式较多，且都属于自愿性认证。

多部门监管体制导致我国认证体系的弊端主要表现在：（1）认证种类繁多，各自为政。很多认证机构前身是由各行业部门组建，在认证过程中不能充分体现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这样不同认证体系互不认可，导致多头管理、多重标准、重复认证的现象比较严重。如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有机产品认证等农产品认证在认证的目的、方式和过程中存在重叠和雷同[21]，而且国内的认证与国际市场的要求不对接。这既加重了生产者的负担，也容易导致消费者的困惑和迷茫。（2）认证检测机构低水平重复建设。每一个认证机构都有自己的检验机构和实验室，但是这些机构互相交流不多，工作不协调、缺乏统一的发展规划。

四、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对策

从国际经验来看，把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统一到一个独立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能彻底解决机构重复和管理盲区问题。但是这种改革需要长时间准备，对现有行政体制及其利益机制冲击较大，改革难度也大。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生产力参差不齐，经济发展不均衡，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加之，新技术新方法导致的食品的不安全因素增多[22]。因此，食品安全监管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努力和多方面准备。为此，可以从短期、长期思路入手进行监管体制改革。

（一）短期思路

短期改革的目标是在现行监管体制上进行微调，按照食品产业链分工，明确监管责任，杜绝互相扯皮现象。具体而言，需要以下两个方面的调整：

1.改革监管部门间的责权配置结构。首先，整合现行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进行，减少监管部门数量，从而加强部门间的合作和协调。例如深圳从2010年开始实行的大部制改革，食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的食品安全由市场监管部门统一监管，极大地提高了监管效率。其次，强化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功能。食品安全委员会的产生是为了协调中央各部委之间相互扯皮的想象，但是在法律层面上并没有对其权利进行界定，使得该委员会的运行缺乏法律层面的支持，这需要国家出台更加具体的配套措施[23]。

2.明确划分模糊的监管职责。由于食品从农田到餐桌整个过程的复杂性，无法把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完全分开。例如，我国约70%的食品生产企业为5人以下的小作坊，这些小作坊集生产和销售于一体。依据《食品安全法》，工商和质检部门均可以进行监管。因此在《食品安全法》的基础上，应当出台相应实施细则对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予以明确规定，对监管职能的交叉和空白之处进行明确分工，确定其监管部门，其他部门退出。

（二）长期思路

当前国际食品安全监管的改革趋势是整合监管资源到一个部门。食品安全监管被公认效率较高的美国也在论证成立一个专门监管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4]。因此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长期改革目标是，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实际国情，积极探讨将分散于各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整合到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为此，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的准备：

1.建立统一、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首先，整合现有法律资源，完善《食品安全法》。虽然配套的《实施条例》已经出台，但是《食品安全法》的权责规定仍不够明确具体，需要更加详细的配套解释和各部门相应的规章。要建立起以《食品安全法》为基本法，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配套、相呼应、相协调的法规体系，使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真正有法可依，重塑法律的尊严和震慑力。其次，构建与时俱进且与国际接轨的法规体系。我国的立法部门应根据指导实际工作的需要，对我国现有的法龄超过5年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重新修正，作为WTO成员，我国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也应该参考国家惯例，尽量做到与国际接轨。

2.不断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第一，整合国家标准和强制标准。对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第二，统一标准的制定， 由一个机构对标准负全责。这一机构为了避免自身的能力限制，可以委托其他部委协助制定相关的食品标准， 但后者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3.充分发挥食品行业协会的作用。食品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世界各国成功的经验表明，食品安全监管离不开行业协会的协作、监督和自律。行业协会利用其在人员和技术上的优势，可以帮助政府部门解决行业发展中的技术障碍；行业协会的监督使政府的监管更为规范和公平；行业协会的自律可以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补充政府监管力量的不足。因此，政府应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在其启动阶段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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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银果　褚潇

论我国食品安全的思考论文 篇2：

转型期对社会心态问题的几点思考

[摘 要]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社会心态对社会和谐、社会管理、个人幸福等都具有现实意义。随着转型社会中的矛盾凸显，社会心态出现了失衡，已成为影响社会管理和稳定的重大问题。在关注社会心态问题的同时，更加强调多方面的对社会心态的调整和优化，进一步促进社会的改革。

[关键词]社会心态；社会管理；路径

改革开放的30多年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变，人们的社会心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社会心态呈现出复杂性、时代性等特征，人民对于生命意义、价值取向、现实问题的思考通过社会心态表现出来。随着我国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心态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存在”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社会中频频发生的不良事件使社会心态得到了重视。

一、社会心态对社会治理的现实性

社会心态就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心理状态，既指积极的心态，又指消极的心态。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心态，积极的抑或消极的，都是一种客观存在〔1〕。社会心态是特定社会背景下对社会现实的写照。社会心态产生的行为影响了社会治理的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心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社会心态是对于社会现象的一种反应，属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通过社会心态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对社会的管理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当前，全社会都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强调关注个人的价值和地位，社会心态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良好的社会心态能够促进个人积极奋斗，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消極的社会心态容易造成行为偏激，意志低沉，散漫慵懒的生活状态。

（二）社会心态是社会管理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下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涌入，对我国的社会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心态的多元化，加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社会管理既包括对市场经济的调整也包括对社会事业的管理。近年来，随着我国处在矛盾的凸显期的情况下，不断加强对社会管理的创新。社会心态属于社会管理的一部分，是发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功能。社会心态深入全部的社会管理工作中，不仅是社会管理的总舵手，也是加强社会工作的必要手段〔2〕。社会心态是对社会现象做出的反映，社会管理可以根据社会心态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减少社会事件的突发。

（三）社会心态是个人幸福的体现

时代的发展造就了社会心态的形成，不同时期对社会心态的影响不同。但是，纵观历史，不同朝代的人民对幸福的追求是一致的。社会心态主要表现在社会心理以及社会活动，社会心态对个人的发展以及家庭幸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良好的社会心理有利于激发个人发挥自己的能力，保持积极向上，情绪昂扬的状态。消极的社会心理或者情绪就会导致个人消极怠慢，逐渐失去对社会的信任，影响个人的发展，甚至出现对社会的报复性活动。即使个人物质财富满足后，人的精神需求也需要社会心态的巨大调节作用。

二、转型期我国社会心态呈现的主要问题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现在我国处在社会的转型期，主要是指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形态的变迁等。转型期导致社会发生了多元分化，利益分配以及取得的方式引发了许多非理性的社会心态。当前，良好的社会心态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大多数的人在社会转型期都保持了较稳定的心理状态。但是，还是显性出社会心态的负面性。

（一）浮躁功利心态显著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发达国家更是费尽心思的维持其普世价值的地位，不断通过网络、电视、电影等传播其价值观。同时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人们由于利益分配方式不同，差距逐渐扩大。社会中出现了以“炫富”为荣，“有钱就是万能”等社会心态。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更多由于城市规划和治理的不合理，激发部分群众的浮躁情绪。比如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群体性事件的频发。除此之外，随着城市的扩大发展，人口的增多，买房困难，看病困难、上学困难的实情更加剧了人们浮躁以及功利的心态。来自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放弃了原本对事物价值的追求和个人的喜好，不停的追求功利，造成了社会不同年龄阶段上的浮躁心理，物欲化的倾向严重，享乐主义盛行。

（二）社会诚信的缺失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城乡的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改革给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们都在市场经济中开始追逐自身的利益。社会中各领域也出现了社会诚信的缺失问题。无代价的社会诚信缺失，使人们丧失了基本的道德规范。从社会食品安全来看，近年来，“毒奶粉”、“地沟油”、“苏丹红鸭蛋事件”、“瘦肉精”等事件的爆发，让人们对社会食品缺乏信任感。商家追求高额利润，导致社会诚信缺失。从社会生活中看，周正龙华南虎事件、教授学术造假、娱乐节目造假等。社会中道德诚信的缺失，易造成诚信危机。这种只为了利益的社会心态，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极大，对于社会管理增加了难度。

（三）缺乏社会道德感和责任感

在《道德经》中，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3〕意思是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最善的人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格守信用。中华传统的美德，讲究道德为做人的根本，老子也强调了道德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今天的社会由于社会心理的变化，产生了道德冷漠的现象。比如，“小悦悦”事件、“彭宇案”、“捞尸体要钱”、“碰瓷”等现象。道德感的缺失，加剧了人们对于道德的不信任，不再以道德的标准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社会风气受到影响。人们建立起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受到了挑战。

三、加强社会心态推进社会发展的路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4〕。社会心态的改变可以通过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得到缓解甚至根治，但更重要的是自我的调整和心态的有效提升。

（一）加强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培养

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作为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起到了巨大的凝合作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培育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国学精神有利于主流价值观的塑造。

一是爱国情怀的培养。学习传统文化中，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爱国情怀，加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树立爱国主义的心理认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职业道德和官德教育的培养。管仲曰：”诚信是用人的首要条件”，吕坤曰：“诚信能使家和万事兴”，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于加强诚信道德的培养有很深的影响。西周统治者就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刑”的思想，而孔子则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儒家“德治”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极力提倡“为政以德”与“为官以德”的德治学说〔5〕。对于今天官员道德提供了借鉴作用。三是培养个人心态。对于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中，更需要加强对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的培養，更加重视理性因素的作用。发扬“禅文化”精神，培养中庸之道。

（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将全社会的共同心态统一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下，树立共同对于社会认识的心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利于从本质和心理上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认同，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培养核心价值观的形式可以针对不同的年龄采取多种形式，营造良好的氛围。在学校以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进入课堂，进入活动中去。在社区以群众喜爱的活动方式进行教育，在工位岗位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去投入到工作中，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意识。

在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不同年龄的教育方式，更重视对于宣传形式，更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于实践。

（三）注重提升精神力量，加强国民素质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30多年，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财富的极大增加，满足了人民对于基本物质的需要。在物质条件得到满足后，社会意识却呈现出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多的追求是物质过多的享受乐主义。不同社会的阶层和群体，对于精神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些需要表达对于参与社会政治的需求、有些需要表达对于社会治理的需求，有些需要满足对于传统文化学习的需求等，根据不同的社会心态应当建立不同的社会管理，更重要的是社会通过管理和创新更大程度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调整社会心态与当今时代相适应。

除了注重对于精神力量的培养以外，还应该加强公民的素质提升。公民素质的提升，除了对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的提高外，加强对于科学文化素质的认知必不可少。破除对迷信封建思想的认知还有赖于加强学龄儿童受教育，懂得分辨是非。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能够运用心理学的知识解决自我的心态，有利于调整自我的精神状态。

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心态的调整有赖于社会管理的创新，更重要的是自我调整。社会心态的调整能够适应当今社会的需求，更加促进社会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和谐，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夏学銮.当前中国的不良社会心态及治理〔J〕.金融博览，2011，（06）：18-20.

〔2〕刘明伟.培育良好社会心态——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创新之道〔J〕.领导科学，2011，（29）：37-38.

〔3〕朱明仕.论社会心态约束下的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基于我国转型期社会心态的分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1，（11）：8-11.

〔4〕唐钧.加强社会管理，调适社会心态〔J〕.中国国情国力，2013，（07）：34-35.

〔5〕严国红，宁全荣.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社会心态问题研究〔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3，（05）：79-83.

〔责任编辑：谭 蕊〕

作者：张睿

论我国食品安全的思考论文 篇3：

从食品安全事件看我国社会法律意识之强化

摘 要：当前，我国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令人反思。特别是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往往以行政包揽的方式谋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忽视了法治的功能。可以说，食品安全事件所引发的关于立法、执法、守法的思考都应归于法律意识这一核心问题。因此，只有不断强化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增强食品生产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才能最大程度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关 键 词：食品安全；法律意识；社会责任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屡有发生，从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到2013年初的香港奶粉限购令，奶粉行业“地震”不断，而瘦肉精及地沟油等事件更是令人发指。2014年上半年，上海的福喜事件暴露了洋快餐食品安全问题；而在2015年首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重庆多批次食品上了“黑榜”，再次将食品安全问题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将国人对食品安全的焦虑推到了极致。食品安全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世界各国对于中国产品的“抵制”或“质疑”，进而衍生出对于中国国民素质的怀疑。笔者认为，食品安全事件暴露了我国基层政府某些管理部门、食品生产企业及普通员工等对法律的漠视：食品企业与原材料供应机构唯利是图，置法律于不顾；地方政府监督部门法律意识淡漠，执法不力；而在处理食品安全事件过程中，有关部门总是用行政方法去谋求问题的解决，其法律意识同样值得考量。

一、我国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根源于法律意识的缺失

如果说，意识是主观的范畴，是人脑的机能，是人脑对外在客观世界的反映，那么，法律意识则是人的头脑对社会法律现象的反映、认识和主观把握。[1]具体而言，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及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总称，体现着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成员在立法、执法、守法乃至法律监督的过程中对法律的认识与觉醒，体现着他们对法律权威的承认与尊崇。自1999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修正案后，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即正式启动，但在基层社会却进展缓慢，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就是明证。

第一，法律制度本身存在问题。食品安全关乎国计民生，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我国现行有效的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有800余部。这些法律法规涉及行业众多，有关食品标准和检验标准齐全。但是，就各部法律自身来看，仍存在很多问题。过去就有学者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法规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即：食品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欠缺；食品法律法规的条款笼统，操作性不强；食品法律法规的处罚较轻，法律效力不够；执法体系存在权限不清、职能不清等问题；法律执行过程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等。[2]但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例如：直到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学界早就呼吁废除的免检制度才被最终取消。免检制度虽然被取消了，但是公众对国产奶粉的信心却无法重新树立，这也是大陆居民前往香港购买奶粉的重要原因。诸如此类的法律制度问题给执法、守法乃至监督形成了一定的障碍，也是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我们正在建设法治社会，但作为法治基础的法律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我国立法部门法律意识的不足。

第二，食品生产企业自身缺乏自律。对于食品生产企业来说，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和卫生监控是法定的义务和职责。尽管食品生产工序复杂，但如果做好全面质量管理控制，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关的话，是不可能出现问题的。然而，一些食品生产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导致食品安全事件屡有发生。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三鹿集团缺乏对相关法律法规应有的认知心理和评价观念的结果；双汇火腿肠事件也是由于原材料的猪肉里含有大量瘦肉精成分，才导致产品质量问题； 上海福喜事件最关键的问题是使用了过期肉类回炉生产。[3]可以说，食品生产企业自身缺乏自律是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根源。

第三，部分公民守法意识薄弱。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写道：“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行法治。”[4]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除了食品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负有重大责任之外，还包括为食品生产和加工提供原材料的相当一部分人也难辞其咎。他们作为食品行业的从业者，对于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律不可能一无所知，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却以身试法，在出售的原材料中掺入有毒物质。可见，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总体现状与法治的内在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许多公民对法律还缺乏一种基本的认同感，对法律与自身的关联还缺少足够的感悟，往往游离于法律之外进行价值选择和评判。[5]

第四，质量监督部门监督不力。根据食品卫生法的规定，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安全卫生工作。1998年机构改革后，改为由农业、商务、卫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等多个部委共同按职能分段的监管体系。2004年，国务院再次对有关部委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分工加以调整和明确。但是，这些监管部门并没有真正落实自己的监督职责。以奶粉事件为例，尽管在事发前相关部门已发现了问题，但是没有及时遏制原料供应者及奶制品企业的失职和不法行为，没有督促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第一的责任，最终导致了奶粉事件的发生。如果各级食品安全综合监督部门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对原奶采集、奶粉加工、流通、消费等全过程加强监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奶粉事件则完全可以避免。由此表明，在日常工作中，监管部门缺乏监管意识，没有积极引导奶制品企业履行社会职责，使其形成守法，诚信经营，公平有序竞争，保障食品安全的法治理念。因此，监管部门的法律意识淡漠也是导致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处理

反映出法律意识的薄弱

法律意识是当今社会实现法治理想的重要基础，它关注的乃是现实社会主体关于立法、执法乃至守法的知识、情感、态度、观念等各种法律心理活动、认识活动、情感体验及其社会意义和法律价值功能。就三鹿奶粉事件而言，除了立法部门积极回应，修改食品安全法以外，政府相关部门对事件的处理虽然体现了“大政府”的智慧和力量，但也反映出一些政府部门在法律意识方面的薄弱之处。

第一，相关部门对食品生产企业执法不力。政府行政机关、工商、卫生等部门在得到食品安全事件投诉信息后，没有及时有效地执法，导致消费者的经济损失不断扩大。一些食品生产企业之所以生产假冒伪劣食品，与相关部门的执法不力不无关系。政府监管的本质是对市场的干预，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外部性、自然垄断等市场失灵问题。解决市场失灵的手段有很多，如独立的法庭审判可以在事后解决私人纠纷，行业协会能够让成员产生自律的压力，高效的产权制度可以清晰界定责任边界等。但令人遗憾的是，某些政府部门似乎只热衷于政府监管这个”国家包打天下“的手段，将法律手段搁置一边。

第二，对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没有完全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处理。在通常情况下，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会对该食品生产企业高层领导及直接责任人采取相关措施并将分管领导予以免职。但是，对事件造成的损失并没有直接让该企业承担，而是动用地方政府财力给予受害人以赔偿。对此，一些人提出质疑，认为政府不该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因食品安全事件蒙受经济损失的特殊群体，而应该变卖该食品生产企业的财产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否则很难达到惩戒的目的。这种观点有其法律依据。现代企业的责、权、利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风险与利益同在才符合法治精神的现代企业理念。根据《民法》中的侵权责任制度和《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部法律法规的规定，食品生产、销售企业及其相关机构负有对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因此，政府不应将食品生产企业的民事责任承担下来，拿国库资金替这些食品生产企业埋单，否则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其后果必然会导致更多的食品生产企业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冒更高的风险去牟利。

第三，对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企业的出路问题缺乏法律层面的思考。三鹿奶粉、双汇火腿、福喜事件等被曝光后，这些企业很快陷入了绝境。而出于对奶农、猪农及企业职工利益的考虑，政府还是动用了财力去帮助这些企业。例如：有关地方政府部门曾敦促其他企业尽快并购三鹿集团，因为毕竟三鹿集团是大型品牌企业。这反映出政府相关部门仍没有摆脱传统的行政模式，习惯于动用公权力去替企业承担责任。殊不知，政府的这种行为虽有其合理性，但与法治理念相悖，其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影响。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已20余年，曾经的三鹿集团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型企业，其运作模式、解构方式均应遵循市场规则，一切应在法治的原则下运行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所以，对于三鹿集团的出路问题，政府应当强调法治，使其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加以解决。对此，曾有学者从民事侵权、食品安全、司法制度、行政监管等多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专家叶林教授主张，在三鹿集团并购过程中，政府只能是监督者，而不应是主导者，强调三鹿集团出路问题应纳入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轨道去解决。笔者非常赞同此观点，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本性、运作规律以及利益实现方式等都内在地蕴涵了一定社会应有的秩序模式及其状态。实践证明，政府主导下的并购方案未被采纳，最终选择了法律途径即宣布三鹿集团破产。

众所周知，法律意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权利经济，它的特征是自由交易、公平竞争，它天然地要求法治。[6]“从法权关系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理型经济，是一种平权型经济秩序，是一种以满足主体利益需求为目的的权利系统，也是一种注重责任与秩序的价值体系。”[7]同时，市场经济法权关系在市场主体对利益的追求方面并不是没有限度的，相反，它必须以市场交换的主体承认交换对方与它一样有追求自己的个人特殊利益的权利为前提条件。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合理化的方式追求和获取利润的社会经济形态，因而从本质上来说，它与假冒伪劣等现象是背道而驰的。它的正常运行以主体的诚实信用为前提，而食品安全事件恰恰违反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对此，现代政府必须具有法律意识。法治政府的权力与责任是一致的，有权力必有责任，根据权力和责任对等的原则，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应纳入法定责任的轨道，“责任行政”应是现代法治政府恪守的一大理念。

第四，地方法院对食品安全事件反应迟缓，处理过程缺乏法律意识。实践证明，司法救济和责任追究是纠正市场失灵的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食品安全事件在本质上是企业生产劣质产品的行为，从法理上说，消费者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司法救济途径获得民事赔偿。然而，我国的法院体系一开始并不支持类似的司法救济。例如：2008年，广东省首个被确认为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状告三鹿集团并索赔90万元人民币的案件，广州中院以情况特殊为由没有受理此案。接着，甘肃省全国首例三鹿奶粉致死婴儿家属索赔案遇到同样的遭遇，法院也未予立案，表示要听从上级统一安排。之所以会出现此种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缺乏法律意识。司法是法治实现的最后环节和最终保障，也是平衡权力与权利、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高手段。但司法受制于行政，会导致违法的行政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矫正，也会助长行政机关无视法院裁判效力的不良风气，损害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甚至动摇人们对司法和法律的信仰。

三、我国食品安全事件的教训

唤醒法律意识的增强

河北三鹿奶粉事件举世震惊，香港奶粉限购令令人尴尬，上海福喜事件让人们对洋食品望而却步，我国台湾地区地沟油事件影响千余企业，这些举不胜举的食品安全事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根源于法律意识的缺失，其处理过程又存在法律意识薄弱问题，而从事件中我们所汲取的教训是增强法律意识，防止悲剧重演。在食品安全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食品生产企业的法律意识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冲突。很多食品生产企业和个人片面理解市场经济的利益观，私欲膨胀，有的甚至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为了满足自身利益，不惜牺牲他人、集体乃至国家的利益，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暴利，违法犯罪。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诸多的困难和问题，必须增强法律意识，运用法律手段加以解决。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及处理暴露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备，因此，需要不断完善立法。当前，立法机关应积极面对新的社会形势，增强立法的超前意识，在某些方面应结合国内社会发展实际，参照国外最新立法成果及时或提前修订，为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设置预警机制。当然，仅靠完善法律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弗里德曼认为，在一个充分发达的法律制度中，文化因素非常重要，而文化因素指的是共同制约法律制度并且决定法律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地位的价值与观念。[8]可以说，在完善的法律制度中文化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为此，我们必须摒弃传统的“人治”观念，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及处理存在“人治”因素的影响，它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对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而法律至上的理念虽然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提出的，但由于这种理念的科学性、合理性，使它的精神内涵和基本原则超越了提出者的阶级局限，成为全人类共同文化发展的结晶。因此，只有摒弃传统的“人治”观念，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才能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为增强法律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二，要强化政府机关及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的法律意识。政府机关应从食品安全事件中汲取教训，强化法律意识，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并确保执行到位。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来重建诚信体系，才能从根本上维护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在现代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公民对法律的信赖一方面着眼于法律本身是否能够反映公民的利益要求，是否能够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就是着眼于政府执行法律的情况。只有政府机关强化法律意识，严格执法，才能使公民坚定法律信念，否则将会走向反面。正如有学者所言：“政府守法程度从一定意义上关系着法律至上观念的成败。因为完全缺乏对法律的经验，人们尚可以相信法律的价值及其作用，保留对法律的企盼，若是一种恶劣的‘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摧毁关于法律的信念，甚至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信心。”[9]所以，必须强化政府机关的法律意识，通过政府的示范作用使法律意识成为全社会的主导意识。

食品生产企业领导集体法律意识的缺失是导致食品安全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领导者对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和运用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法治进程。领导者的法律意识将对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起到主导作用。[10]我国现行法律多是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的，这些部门的领导者以及作为相对人的企业和其它组织的领导者对这些与切身职责和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有较为透彻的了解，而公民对法律的信任程度以及法律权威的实现程度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的态度，特别是取决于领导人对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尊重程度。[11]因此，强化领导者的法律意识是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的关键。

第三，关注公民的切身利益，培养全体公民的守法意识。在食品安全事件中，一些公民法律意识缺失是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原因之一。法律意识形成的前提条件是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加关心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关心自然资源和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关心政治和法律秩序的合理建构。当公民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得到法律的及时救助会使他们对法律产生信赖感。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权威源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合法性”的认同。所谓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法律或规则或制度的一种态度，是对有关规则的产生或有关规则制定者及其权威的判断。正如英国法学家阿蒂亚所说的那样，除非广大公众认为有某种道义上的义务遵守制订的法律，否则，法律就有可能得不到执行。[12]因此，关注公民的切身利益，是提高其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

第四，提高司法执法队伍的法律意识。我国司法队伍身处法治建设的前沿，应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在面对食品安全事件时应该主动以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当前，我国司法队伍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法律意识，以法治的力量应对一切社会问题。特别是司法者本身更需要具有法律意识，因为，司法效果如何与司法者的法律观念具有直接关系。司法需要司法者对法的忠诚，而反对任何形式的任意妄为，更不允许司法者贪赃枉法，践踏法律的尊严。[13]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执法领域一直存在随意性较大，处罚不力、以罚代管的现象，而行政执法的目的在于调整人民内部的法律关系，维护良好的行政管理秩序，施行处罚只是管理手段之一。所以，在行政执法实践中，执法人员要增强法律意识。

综上所述，法治的真正实现不在于用法律条文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自身的思想观念之中。食品安全事件从发生到处理的整个过程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不仅给当下的法治国家建设敲响了警钟，同时也唤醒了公众增强法律意识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只有自觉、主动、创造性地依法行事，才能更好地推进法治进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精神，只有切实内化为社会主体普遍的信念，才能最大程度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11][12]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法律出版社，2001.7，314，114.

[2]谢家海.浅析我国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EB/OL].宁波食品安全网，http：//shipin.nbsme.gov.cn，2007-12-02.

[3]福喜食品安全事件呼吁二维码追溯加快应用[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7-29.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81-91.

[5]苗连营.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法治社会的生成[J].河南社会科学，2005，（05）.

[6]杨小云.实现从人治意识走向法治意识的历史性转变[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06）.

[7]公丕祥.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法制研究[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

[8]Friedman，Leon，“Legal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Law and Society Review”，1969，（06）.

[9]夏锦文.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J].中国法学，1997，（05）.

[10毕雁英，栗力.论领导者法律意识的价值取向及目标模式[J].理论探讨，1998，（03）.

[13]（英）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M].范锐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155.

（责任编辑：刘 丹）

Key words：food safety；legal consciousness；social responsibility

作者：谢冬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