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论文

[摘要]法律责任是法律实施的保障机制，民行交叉案件法律责任的法理特性在于具有特殊的责任主体及责任事实的逻辑结构，存在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交叉竟合，行政赔偿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的混合，以及包括特殊的责任形式与范围。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论文 篇1：

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富的国家赔偿

摘要：文章从我国现行制度的相关规定入手，结合国外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立法选择，简要介绍了我国对其的相关法律规定，指出我国立法上存在的不足之处，认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应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内，并且从赔偿范围、归责原则、建立经费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公有公共设施致害 国家赔偿 归责原则 违法归责原则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是我国当前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其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对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是否应该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内。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内涵

(一)彩虹桥倒塌案引发的思考

1999年1月4日，使用不到三年的重庆綦江彩虹桥因严重质量问题突然倒塌，造成40人死亡、1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628.22万元的后果，死难者赔付工作于2000年年底宣告结束。然而，对于城乡死难者赔偿差额的不同，又带来新轮的冲击波：明明是公共设施致害，为何要适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来赔偿?著名民商法专家杨立新教授认为，綦江彩虹桥赔偿案采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更合适。因为綦江彩虹桥垮塌案的赔偿不是交通事故赔偿，而是一个公共建筑物由于质量问题倒塌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属于国家赔偿，即国有公共设施设置及管理欠缺致害的行政赔偿责任，当地有关部门在解决该案件的过程中适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是不妥当的作法。虹桥案件已经落下帷幕了，可是跟此案有关的争议却还没有停息，本文讨论的就是有关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的一系列问题。

(二)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界定

公有公共设施系指行政主体基于公众共同利益与需要，为增进人民福利，而提供与公众使用之各类有体物或物资设备，如道路、公园、广场、航空站、车站、停车场、学校、市场、港埠、消防、医疗卫生及邮政、电信、自来水等公共设施。公共设施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公有公共设施是持续性设施，暂时设施不可认定为公有公共设施，如为修建公路而设置的路障牌就不是公有公共设施；第二，公有公共设施是直接供公众使用的公用财物，间接使用、不供公众使用或只供特定人员使用的其他公物不属于公有公共设施的范围。第三，不以盈利为目的，无论是人工公物还是自然公物只要是出于公用目的，服务于大众的设施，均可认为是公有公共设施，但是国家出于维修、保养的目的象征性地征收一定的费用还是可取的。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指由于公有公共设施在设置(如设计、安装、建造)或管理(维修、保管、巡查)等方面存在瑕疵，缺乏通常应具有的安全性，导致使用者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到损害。它的构成主要包括以下要件：首先，必须有公有公共设施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实际的存在而不是臆想中的存在，对于受害^就应当设置而没有设置的公有公共设施致害所提起的赔偿，国家并不需要承担责任；其次，公有公共设施在设置和管理上存在瑕疵，此种瑕疵指不具备通常应有的安全性，具有给他人带来危险的某种状态，既可以是因设置上又可以是因管理上的疏忽造成的；最后，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和管理不当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只有这三个要件同时具备才构成公有公共设施致害。

国内外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规制

在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无公法、私法之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案件均适用般侵权法，国家赔偿即民事赔偿。如英国《王权诉讼法》的规定。在大陆法系国家，公私法分离，因此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便作为公法责任来处理，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西方最早确立公共设施损害制度的国家是法国，作为行政法的母国，法国的公共工程损害赔偿责任的最大特点是无过错责任占主导地位。

我国《宪法》第43条第三项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害的人，有依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一条文是国家赔偿的概括性规定，具体范围又通过《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内容体现出来。而《民法通则》第121条又规定：“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26条又进步详细规定：“建筑物或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或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由此可见，我国并没有专门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进行规定，只是附加性地要求比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进行，所以我国目前在这一区域还是不完善。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一)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范围狭窄

我国《国家赔偿法》未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同时，民法通则第126条所规定的范围也无法涵盖所有公有公共设施的类型，这对于受害人主张保护自己的权益时能够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是个很大的障碍，因此不利于公民权益的保障。

(二)归责原则有失公平

国家赔偿责任归责原则反映国家赔偿的价值取向，归责原则是国家赔偿责任的依据，没有合理的归责原则做基础，国家赔偿责任就很难落实。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是以被告方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作为法定事由，受害人举证责任比较重，有悖于公平原则。目前理论上对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违法责任原则三种观点。

过错责任原则指行政主体和行政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因过错给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种归责原则具有确定行为标准、预防损害发生、协调利益冲突等多方面功能，但是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在认定上有困难，因为主观方面是内在的、不可见的、不可测的，通过把握人的内心世界判断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是相当困难的。

无过错责任原则指行政主体和行政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侵犯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失的，不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国家均负赔偿责任。这个原则在实践操作中扩大了国家赔偿的范围，给国家财政负担增加压力，而且对行政机关也不公平，因此不可取。

违法责任原则指行政主体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的违法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原则优点是较客观，避免了主观认定的困难。但是其出发点不是站在受害方角度来考虑的，因此不能完全解决公有公共设旋致害所引起的国家赔偿问题。

(三)赔偿标准过低

依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国家赔偿只限于物质赔偿，不包括精神赔偿，而物质赔偿也仅限于直接损失，对于可预见、间接损失是不给予赔偿的。因此若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纳入到国家赔偿范围内，则受害人的赔偿标准较民事赔偿低，不利于权利获得充分的救济。矛盾的是，若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纳入到民事赔偿范围内，虽然受害人可以获得比较高的赔偿标准，但是保障性却大大降低，承担赔偿义务的机关也许会因自身财力不济而无

法给受害人足够的赔偿，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的建议

确定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直接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随着公共设施的设置日益普遍，公民对其依赖性提高，公民因设施的瑕疵受损害的案例也日益增多。由于立法不够完善，在个案处理中问题较多：审判机关有时无章可循；受害人也因缺少法律依据不能充分行使诉讼权利；行政机关也会在法律规定的真空地带出现“违法”现象。因此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内迫在眉睫、毋庸滞缓。

(一)明确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除了明确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之外，还要改变现有的赔偿标准，否则形同虚设。首先，要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范围做准确的描述，注意其与相近、相似概念的区别。其次，在赔偿标准上，应当扩大赔偿范围，既要对物质损失进行赔偿，又要对精神损失进行赔偿。对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应该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尽可能提高物质赔偿额度，如提高到平均工资的十倍、对精神损害的赔偿采取抚慰性标准等。只有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完善才具有现实可行性。

(二)设置经费制度

在赔偿资金问题上，目前主要存在可能性的财政经费不足问题和部门经费不足两个问题。

财政经费不足主要体现在基层财政经费不足上，即县、乡级财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在经济落后的地区税收非常有限，因此在保证工资发放的基础上再支付国家赔偿金确实存在困难。针对这个问题，可以取消基层财政对国家赔偿费用的负担，改由省、市两级财政按比例分摊的形式。部门经费不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部门有经费，但是在申请核拔的过程中重重障碍使赔偿名存实亡；二是部门没有经费或经费不足。鉴于此，首先建立经费管理制度，然后，国家可以选择向保险公司投保来弥补财政支出的不足。同时，做好相关的资金管理和监督工作。同级人大在审议时应严格按照标准来计算赔偿预算费用，上级财政机关也必须强力监督，防止挪用、滥用资金等不法行为。

(三)建立以违法责任为主，瑕疵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

在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这一问题上适用违法责任归责原则，我们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对违法责任原则中的“违法”要做广义的解释。著名学者姚天冲先生认为广义上的“违法”包括三方面：违反明确的法律规范，干涉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滥用或超越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错误信息，错误指导等造成他人合法权益损害的；没有履行对特定人的法律义务或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其次，立法的稳定性和司法的同步性在执法过程中会不一致：一是立法滞后，司法无章可循，导致问题没有解决渠道；二是立法超前，司法经验不足，容易出差错。因此立法与司法的矛盾决定了不能单独运用违法原则来判定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义务人。

瑕疵归责原则的内容是首先应有瑕疵，即公共设施的设立、管理主体对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后果，是否有管理上的缺陷，是否有主观E的过错，如果有，就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瑕疵归责的更重要的内容是过错标准的客观化，是否有过错最终要体现在是否有客观存在的瑕疵上。当然，随着公务活动的扩张和公共设施的危险增加。单用违法或过错标准，不足以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无过错责任即风险责任就应运而生。

无过错归责原则正是从保护弱者的角度出发，体现了国家人性主义关怀，以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均衡。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基础是利益均衡，即在发生损害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公共利益权衡冲突双方的利益，以达到损失的合理分配。

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设立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确立以违法责任为主，瑕疵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归贵原则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的价值体现在：它是对现有违法归责原则的发展，不仅反应了归责原则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结论

本文认为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应该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内。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是国家赔偿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关键部分，因为生活中每个公民都与公共设施息息相关。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行政法治道路就不会顺利前进，中国依法治国的道路很漫长，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使依法行政落到实处。本文旨在丰富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内容，促进相关法律规范的完善和实施，在指导立法、司法、执法实践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杨瑞芳

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论文 篇2：

民行交叉案件法律责任之法理分析

[摘　要]法律责任是法律实施的保障机制，民行交叉案件法律责任的法理特性在于具有特殊的责任主体及责任事实的逻辑结构，存在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交叉竟合，行政赔偿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的混合，以及包括特殊的责任形式与范围。

[关键词]交叉案件；法律责任；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

责任是法学体系的基本要素，其作为保障法律实施的机制，是法制不可缺少的环节。民行交叉案件的法律责任实为行政法律责任与民事法律责任的交叉与竟合，主要指行政、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因违反行政、民事法律规范所应承担或应负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责任追究是民行交叉案件中至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责任的追究不仅事关权利能否得到切实保障、权力能否得到有效制约，还关系到司法是否公正，正义标准是否切合实际等等，对责任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层次研究十分必要。

民行交叉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中对附属行政行为的审查及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四种形式进行处理。民事诉讼中对附属行政行为的审查，不论法院对涉诉行政行为的效力及其所认定的事实是否予以肯定，均只对诉讼程序的走向产生影响，而不产生对行政责任的追究，不会出现两种法律责任的交叉竞合。所以，民行交叉案件法律责任的特点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但由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我国立法及司法界并未取得明确的独立地位，因而理论界对于其责任追究的问题探讨较少，笔者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出发，结合附带诉讼的理论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责任的特点，认为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为代表的民行交叉案件的法律责任其法理依据大体如下：

一　具有特殊逻辑结构

语言作为“线性意识”形态的表达工具，并不足以揭示法律概念诸要素之间的立体关系，而能够反映法律责任的全部构成要素之间的诸种逻辑关系的结构则有助于从主体层面的静态构造与从事实层面的动态构造来全面诠释法律概念的本质。

(一)责任主体的逻辑结构

以下的逻辑结构图体现了民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在主体层面的交叉。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因行政主体行政权的行使而发生改变，侵权人与被侵权人成为与行政主体对立存在的相对主体，他们既是行政违法行为的主体，又是行政法律责任的承担者，主体之间的对立关系存在于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确认过程中。裁判主体通过裁判行为，确定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它与行政主体、侵权人和被侵权人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的结构模式。

值得说明的是，民行交叉案件中所谓的侵权人与被侵权人泛指当事人提起诉讼时认为自己所处地位，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两者可能会发生转化。法律责任的认定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即是裁判主体掌握法律规范与行政主体掌握的事实信息实现有效交流和共享，促使侵权人承担法律上不利后果的过程。

(二)责任事实的逻辑结构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责任事实认定呈现为一种具有一定逻辑结构的动态过程，共分为五个部分或阶段：第一部分是设置民事、行政主体权利义务的责任制度规范，这是民事、行政责任承担的制度基础。只有在法律规范中设定了应然的权利和义务，实践中才有可能对受损的权利进行救济和恢复，对违反义务的行为进行纠正和惩罚。第二部分是作为责任承担事实依据的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包括违约行为、违法行为、不当行为等能产生、变更或消灭法律效果的行为。第三部分是表现为诉讼形式的救济行为，其是实然的受侵害权利向应然的权利复位的制度转换机制，通过诉讼的媒介作用，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监督与制约。第四部分是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机制，不同主体适用不同责任追究方式；相对方主体的责任，主要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追究，体现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行政机关的责任由司法机关来追究，体现为行政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第五部分是责任承担行为，即通过归责与认定，确定责任构成、承担的主体及依据，这是法律责任的实现阶段。司法实践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主体在很多情况下都承担着竟合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

由上可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责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是由前提、主体、追究方式、归责方式和责任承担方式等要素构成，也是由这些要素共同作用才能使法律责任得以最终确定。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实现了对立统一，虽然两者在责任主体、归责原则、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其调和及相互妥协使之不再等同于普通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而是呈现为一种新的责任形式，这也是本文旨在研究的。

二　存在特殊混合情形

在民行交叉案件的处理中，法律责任的交叉与混合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按照大陆法系行政法学之通说，行政责任主要可以分为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行政赔偿责任是指由于行政权的违法行使致使人民权益受损害而由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笔者所称的责任混合是指行政赔偿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的混合，即行政机关实施了违法行政行为，同时也存在与行政行为相关的第三人民事侵权行为，两种行为均为损害产生的原因，共同作用导致损害，并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混合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主要表现为由行政机关实施的作为或不作为成为民事侵权行为的前提，两者共同发生作用。

在责任混合的情况下，两种责任之间的地位及关系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是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或主要原因，而第三人行为只是造成损害的次要原因。例如，甲在A地搞特种养殖，后该县建设规划部门为当地大型化工厂规划排污通道通经A地，化工厂营运后排污致甲特种养殖损失巨大。二是第三人的民事侵权行为是损害产生的主要原因或直接原因，行政行为为损害产生的次要或间接原因，通常仅对扩大损失负有责任。例如，失火或第三人失火，公安机关接警后不出警或不及时出警，导致相对人人身或财物的受损或损失扩大。

对于民行交叉案件中混合责任的处理，司法实践中并没有统一的做法，较为通行的作法是由法院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确定民事侵权主体与行政主体的责任份额，并判令各自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这一点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和相关案例中均有所体现。该批复指出，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我国目前的立法模式主要是设计了民事、行政两套程序处理混合责任问题，即行政赔偿诉讼途径与民事诉讼途径，两者往往分别同时进行。

笔者认为，民行交叉案件中责任混合的有效处理方式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诉讼开始的前提条件之一

是受害人已就行政主体的行政赔偿责任向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求偿未果，而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了赔偿的请求。人民法院根据法律事实的认定及过错责任的确定，对民事侵权和行政赔偿采用不同的归责原则，赔偿标准进行考量，从而确定同为赔偿义务人的行政机关与民事侵权人各自应承担的责任。行政机关与侵权人之间是按份责任的关系，其责任承担以补偿受害人损失为主旨。采用附带诉讼的模式来解决责任混合的问题，一是可以减少受害人通过行政程序获得国家先行赔偿后，行政主体向民事侵权主体追偿的困挠，二是有利于人民法院全面查明侵权事实，综合适用法规，避免因多种处理程序交织而产生混乱，更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　具有特定责任外延

法律责任作为一个抽象且内涵、外延均很丰富的概念，在民行交叉案件领域研究相对较少，相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为代表的民行交叉案件在法律责任的外延方面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以行政赔偿责任为主的行政法律责任形式

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责任人以何种方式实现责任的负担，是法律责任制度中最为直观的事实表象。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与民事法律责任形式基本一致，主要有停止侵害性责任形式、恢复性责任形式和补救性责任等。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中，针对行政部分的判决方式有维持、变更、撤销、无效等，但由于行政判决仅具有形式性，即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评价，而不涉及其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因而也就不会对行政主体产生实质性消极法律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裁决和评价并不会产生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等即为行政主体的责任形式，那实际上是混淆了行政主体与行政行为的概念，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评价虽不必然导致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但并不意味着行政主体就脱离了司法监督的轨道，我国司法体系为之设置的渠道是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相对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我国现行立法中的行政赔偿责任实际囊括了赔偿、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消除影响等形式，可以说，司法主体若对于行政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针对行政主体的归责与制裁都可以在行政赔偿责任中找到对应的形式，因而行政赔偿责任是行政主体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主要责任形式。

(二)包含了人身权和财产权在内的责任范围

关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法律责任的范围并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12月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对此进行过一定的探讨，该规定主要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规范，并明确因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的属于赔偿范围，精神损害不属于赔偿范围。

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行政主体的赔偿责任范围主要指其行为范围和权利范围。行为范围在《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中进行了规定，共涉及七项行为；权利范围即为对人身权和财产权有限权利的损害赔偿。具体而言，关于人身权的赔偿责任可分为人身自由权损害、生命权损害、健康权损害的赔偿责任，赔偿金的计算通常以国家上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为标准，形式通常为医疗费、误工收入、赔偿金等。关于财产权的赔偿责任，实施了罚款、罚金、没收的，只返还原款，查封、扣押损坏的，要进行赔偿，吊销许可证、执照的，只赔偿“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不包括“平均利润”，总体而言，财产损害一般按“直接损失”来计算赔偿责任。

在附带民事诉讼方面的责任，由于其本质上仍是民事纠纷，因而仍根据民事实体法中的归责原则及要件承担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则以按实际损失赔偿为原则，并适当考虑赔偿责任人的赔偿能力，在保护被害人人身、财产权益的同时，实现公正、平等的责任追究。

(三)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纳入责任范围

在我国的现行立法中，民事领域已经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但在刑事及行政领域都明确将之排除在外，这与现代法治充分保护公民各项权利的世界性趋势不相适应。世界各国在立法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并不鲜见，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2项明确规定，“民事诉讼可包括作为起诉对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及精神的全部损失”。前南斯拉夫《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范中也包涵了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可见，精神损害的补救与赔偿已获得了普遍的重视。

关于是否应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领域引入精神损害赔偿，我国理论界的探讨并不多。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引入实际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从理论上而言，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引入精神损害责任符合“有损害即有救济”的法律基本原则。因为行政权的行使直接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等各方面，其违法行为、不当行为造成精神损害几乎不可避免，对被侵害的精神利益进行救济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正如满足功能论的诠释，对于人格权实行财产保护，目的并非在于补偿非财产上的损失，而在于寻求一种均衡，即通过对受害人的痛苦给予一定的补偿，使其能在物质财产的丰富过程中产生心理上的满足感，使其能从痛苦的体验中解脱出来。另外，精神损害赔偿的引入也有利于提高代表公权力的行政机关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视与尊重，提高执法质量。

从实践层面而言，民事领域中精神损害责任的确立为其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领域的引入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同时我国行政法律责任体系脱胎于民事法律责任体系，行政责任中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形式实质就是精神损害的责任形式，可以说这些是精神损害责任进入行政领域的尝试或探索。因此，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领域确立精神损害责任制度是必需而且可行的。

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责任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其在理论和实践中还需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但其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利益的关注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了从单纯关注财产权利“物本主义”到关注精神感受的“人本主义”的转变，体现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本位”向主权在民的“公民本位”的转变，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关注人权的人权主义精神在现代法制中得到进一步彰显。

作者：李 佳

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论文 篇3：

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的构建

摘要：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因行政主体不作为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负担赔偿责任。但行政不作为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本文从行政不作为的基础理论，分析我国建立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制度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建议应该对《国家赔偿法》作出具体的修改。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　国家赔偿责任　建议

一、行政不作为概述

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不作为没有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行政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负有某种特定行政作为义务，并且具有履行该义务的可能性，在程序上逾期未履行的违法行政行为，即急于行为。

(一)基本特征

1、消极性。行政作为是行政主体主动履行法定职责，客观上表现为积极的作为。而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对其法定职责的放弃，客观上表现为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滑极性。

2、违法性。行政不作为具有消极性，表现为行政主体未依法作出应作之行为，因而具有违法性。行政不作为在本质上是行政机关怠于维护公共利益和怠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渎职行为。

3、隐蔽性。行政不作为是消极无为的表现，这使得其又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其危害后果难以明显呈现。行政不作为直接侵犯相对人的利益，只有引起行政争议，乃至相对人提起诉讼，行政主体承担的法律后果才会确定下来。

(二)构成要件

1、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主体。行政不作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主体要件是这一主体必须是应当履行作为义务而没有履行的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2、行政不作为违法行为客观存在。行政不作为违法，包括以下几层意思：第一，负有积极作为义务的主体，能够履行而不履行义务；第二，不履行积极作为义务的状态并不都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因客观条件无法履行的，应该排除在不作为违法的范围之外；第三，其形式包括依职权和依申请两种。

3、实际损害的发生。我国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要件之一的“损害”应当包括三方面内涵：其一，能够引起赔偿的损害必须是一种客观的损害；其二，能够引起赔偿的损害必须是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其三，损害一般是对特定人造成的损害，普遍所共有的损害，国家一般不承担赔偿损害责任。

4、行政不作为违法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二、我国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现状

现今，作为我国国家赔偿主要法律的《国家赔偿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不作为行政行为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很多人主张对行政不作为不进行国家赔偿。原因如下：

(一)从法律规定上看，对行政不作为不予国家赔偿

虽然《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4、第5款以列举的方式规定行政相对人可以就行政主体的不作为行为提起诉讼，但作为国家赔偿主要法律的《国家赔偿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由于两法均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两者应处于平等的地位，但《国家赔偿法》后于《行政诉讼法》生效，按照“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国家赔偿法》的效力应高于《行政诉讼法》的效力。在两者产生矛盾的时候，应当遵照后法也就是《国家赔偿法》来执行。因此，没有理由要求国家对行政不作为予以赔偿。

(二)从我国国情上看，对行政不作为不予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的范围取决于国家的财力状况、民主状况、公民素质以及国家公务的执行情况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目前行政法规不健全，作为行政主体的执行者素质低、国家的财力状况和民主状况也都亟待改进，这就是我国的客观国情。如果所有的行政不作为都由国家赔偿，无疑会超越我国现阶段法治建设的实际承受能力，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目前我国还没有实行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的条件。

三、国外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的简介及借鉴

(一)德国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的理论和实践

联邦德国1981年《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项规定：“公权力机关违反对他人承担公法义务时，公权力机关应依据本法对他人赔偿就此产生的损害。”但由于德国行政法关于国家赔偿责任的基本理念，联邦法院在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方面划定的基准相当高，致使违反裁量权的，有过错的不作为而产生的公职义务迄今只在明显失职的极端案例里予以认定。因此，德国行政法虽然承担了对行政不作为应该予以国家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它被限定在—个很狭窄的范围之内。

(二)法国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的理论和实践

法国在1873年的布郎哥判例正式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是建立这一制度最早的国家。法国以公务过错为行政赔偿责任的基本原则。大部分公务活动按一般过错负责，某些公务因特别困难或特别重要，为减轻行政主体的责任，仅要求对其重过错负责。法国是西方国家赔偿制度发展最快的国家，国家赔偿责任范围最为广泛。

(三)美国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的理论和实践

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第1346条规定美利坚合众国的侵权赔偿范围中有：“凡联邦政府之任何人员于其职务范围内因过失、不法行为或不作为，致人民财产上之损害或损失，或人身上之伤害或死亡，于当时环境，美国联邦政府如处于私人地位，联邦地院，连同运河特区、关岛及维吉岛地院，对于因诉求金钱赔偿而提起之民事诉讼，有排他的管辖权”。由此可见，美国行政法也已经引入了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 虽然各国在赔偿的限制程度上各有不同，而且制度也是各有特色，但这一制度的建立已经成为目前的大趋势。实践也已经证明了这一制度的良好作用。我国的司法实践也要求这一制度的建立。所以，我国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尽快建立我国的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制度，为司法实践所用。

四、我国建立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1、行政不作为本身的特点决定应当对行政不作为予以国家赔偿。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负有履行某种作为的法定义务，并且该义务具有作为的可能性的情况下，由于其自身原因在程序上消极的不为的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是由行政主体本身的过错产生的，并且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极大损害。基于最基本的法学原理，有侵权必有救济，由于行政主体的不作为造成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损害，理应由国家来承担赔偿责任。

2、宪法的规定决定应当对行政不作为予以国家赔偿。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宪法确立了公民有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

权利，并有要求侵权赔偿的主体资格和权利。现行《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在落实宪法的原则规定时，有“缩水”现象，仅规定了行政作为违法责任问题，而对行政不作为违法问题不加以规定或规定较少。这正说明了现行法律的不完善，应该加以改善，而不能以此为借口，对行政不作为行为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3、依法行政要求必须对行政不作为予以国家赔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法治建设的进程也在加快，我们应该建立和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使我国真正成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国家。而不能以客观条件有限为理由，固守现在的法律，停步不前。《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行政不作为国家负赔偿责任，可以理解为立法不完善，或制定《国家赔偿法》时理论依据的局限性所致，而不能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由而关闭行政不作为由国家负赔偿责任的大门，不对现行不完善的法律进行修改。这种过于保守的思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会产生不利影响。

(二)我国建立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建议

我国应该尽快出台关于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制度方面的单性法规。但因为目前立法条件的限制，出台单行法条件还不成熟。为此，需要对《国家赔偿法》做出修改，将行政不作为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以解决现实中审理案件时无法可依的局面。

1、修改《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将原条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修改为：“国家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在法定时间内履行法定职责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样就将现行《国家赔偿法》赔偿的范围从仅就违法行使职权侵权赔偿扩大为除了原来已有的赔偿范围外，还包括了国家机关不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义务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赔偿。其目的是在国家赔偿制度上确立负法定义务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积极履行法定义务，否则国家应承担因此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责任。

2、补充《国家赔偿法》第4条的规定。增加一款规定：“因负有法定义务的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义务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受害人无法得到其他赔偿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样就将行政不作为违法责任规定到行政赔偿范围内，而且明确了这种赔偿责任是由于行政机关不履行(不积极履行、消极履行)法定义务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引起的。同时明确了只有受害人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赔偿，行政机关才承担赔偿责任。

3、修改《国家赔偿法》第7条第1款的规定。将现行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修改为：“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行政职权或不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义务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目的在于明确行政不作为违法责任的行政赔偿义务机关。

五、结束语

世界各国虽然在赔偿的范围和限制上规定各有不同，但大多建立了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制度。这是世界行政法发展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在我国建立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制度势在必行，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趋势，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制度。

作者：孙　雪　孙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