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理学解读管理论文

[摘要]我国《物权法》中关于相邻关系的规范，大量使用“不得”和“应当”的强行性用语，但我们在阅读物权法文本时，不应完全限于字面用语的原初含义，而应具体分析其在物权法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和性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物权法理学解读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物权法理学解读管理论文 篇1：

对书记官专业法律类课程改革的探讨

摘要：书记官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要求其法律类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理念应充分满足岗位的职业能力要求，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应适当重视法理学的教育、改革书记官工作实务课程的内容与教学组织方式。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形成学生对法律的整体形象，注重对法律语汇的讲解以及着重培养学生的法律理解能力而非思辨能力。

关键词：书记官；法律课程；课程改革；理解能力

书记官专业作为高等法学教育的一个独立专业，在法律课程的教学上必须回应实务界的要求。这种回应包括法律类课程的设置理念与教学方式的改革。随着我国法律职业教育的发展，对法律职业教育的课程开展理念学界已有诸多探讨。因此本文无意于对该专业的法律类课程的改革作宏观系统性的陈述，而是仅就书记官岗位的职业特点，紧扣该专业的法律课程应当具备的自身特点，提出一些课程改革的建议，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书记官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

书记员是法院审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类审判辅助人员，但长期以来，书记员在法院系统内没有实行单独的序列管理，而是与审判人员一样属于国家行政干部序列，实行由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到审判员的晋升途径。因此，即便书记员的工作有其特有的职业特点，但在当时的法院系统内部人们也没有将书记员作为一种职业类型来对待。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实行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2003年颁布的《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最终确定了书记员在人民法院系统的职业性质、任职条件、工作职责、管理办法等内容。书记官既然作为独立的职业岗位，那么必然有其独有的职业技能，这些技能笔者认为主要应包括：

1.熟练地运用各种电脑文字录入工具进行快速的文字录入、整理工作。目前我国，有条件的法院一般都使用亚伟中文速录机进行庭审速录，因此也要求书记官能熟练掌握亚伟中文速录技能。当然，书记官的这种速录能力不同于社会上普通的速录师的技能，它还要求书记官具备基本的法学理论知识和法律实务知识，能在庭审速录的过程迅速将当事人的口头语言转化为法律书面语言。

2.具备运用法学知识分析、解决基本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法律文书写作能力和庭审组织能力。能够在法官的要求下进行诉讼费用的计算、传票的发送、出庭日期的安排等与庭审事务有关的组织活动。

3.具备对各种法律文书档案进行搜集、整理、分类、保管的能力，能制作一份合乎要求的法律卷宗。实践中，由于人员紧缺或是内部机制改革进行的不彻底，很多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往往将书记官岗位与法官助理岗位混同，书记官除承担《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的工作职责之外，还在事实上承担了很多法律文书，如裁定或判决书草稿的书写任务，或是其他应当由法官助理完成的工作任务。笔者认为，这种分工方式不符合书记官职业的发展趋势，因此对之不作过深探讨。

二、书记官专业的法律课程设置

目前我国设置了书记官专业的法律类职业院校对其专业的法律课程设置有很多共同点，诸如加大诉讼法的学习，削减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将相关部门法合并讲授等。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经验，同时笔者认为，结合上文所揭示的书记官岗位的职业技能特点，在书记官专业的法律课程设置上，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新发现法理学的重要性。笔者在此使用的法理学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关于法律现象的最一般的理论，是法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法理学，其二是各个部门法特有的部门法理学，如刑法学中的刑法法理理念。在法律类职业院校的教育理念中，往往因为重视对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从而忽视对法学理念的灌输。但笔者认为法理学的学习对书记官职业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书记官完成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庭审速录时，离不开法理学知识的支持。庭审速录要求不仅仅是文字的快速录入，更重要的是保证录入的准确性。庭审现场可能是唇枪舌剑、剑拔弩张的，也可能个别当事人话语零碎，言不及义，书记官要做到在快速激烈、凌乱不规范的语言环境中记录、整理出一份语法规范、条理明晰、法律语言得体的庭审记录，没有一定的法理学的功底是不可能实现的。其二、目前我国法院的书记官有时会在各个业务庭内流动，一个刑事审判庭的书记官如果缺乏基本的法理功底，那么在民事审判庭内开展工作就往往茫然无绪。可以说，法律职业教育在我国刚刚走上正轨，各个院校都在力倡职业教育的特点，着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但如果忽视理论学习，过分强调“技能优先，理论够用即可”却有矫枉过正之嫌。

2.书记官工作实务课程的定位。《书记官工作实务》一般是我国各个开设了书记官专业的职业院校都会开设的一门专业技能课。其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笔者也发现，多数院校此门课程却未必能达到课程设置的初衷。

三、法律课程的教学方法

一般而言，法律教学方法中有法律诊所、案例分析、课堂讨论、模拟法庭等教学方法，就书记官专业而言，在恰当适用上述教学方法的过程中，还需注意以下问题：

1.形成法律的整体形象，预留职业发展的接口。法律的整体形象是笔者借用一位国外人士在《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一书的用语，他认为民法有其整体形象，“整体形象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第一，民法当中存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制度和规定，并且诸多制度和规定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独立，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以各种形式相互关联。因此，非常有必要明确这些制度和规定在民法的整体结构当中大体处于什么地位。第二，与之相反，（该部分）主要从外部，从远处考察民法的整体形象。若举例加以说明，则第一部分所指是森林里究竟有什么样的树木；第二部分则是从稍远的距离、多视角、全方位考察森林究竟处于什么位置，究竟是什么形状，等等”。其实不止是民法，任何部门法都有其整体印象，掌握法律的整体印象对法律学习至为重要，尤其是对书记官专业而言。因为目前我国书记官专业多为职业教育，每个部门法的授课时间相对本科教育为短，很多部门法及其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定不可能详细讲解。但同时书记官岗位又要求从业人员能够对各种具体法律制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书记官对法规了解的程度可以远不及法官的了解程度），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形成对法律的整体印象，如将民法的整个体系构成详细讲解，在法律的整体印象之下，学生可以通过积极有效的自学等方式完善自我的知识体系。

2.注重对法律概念的讲授。书记官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法律文书的记录工作。既为记录，则需准确。因此书记官专业的法律课程必须高度重视对法律概念的讲授。法律概念是法律的三要素之一，借助法律概念，法才有被表达的可能，就书记官专业而言，法律概念的学习不仅是要知其含义，也要知其在实践中的如何使用，更要了解与其相似易混的其他概念。如就“留置”而言，学生不仅要掌握留置的含义，也要一般性的了解“留置”这个法律用语一般都会在何种民事案件中出现。除此之外，教育者更应注意的是，还必须主动为学生讲解“留置”与“流质”的区别，否则在一起有关物权案件的庭审中（甚至就是有关担保物权的案件中），当当事人说出“留置”的发音时，书记官可能会误记为流质。所以，区分出诸如刑法与刑罚，权利与权力等概念，对于书记官专业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3.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的理解能力而非法律的思辨能力。就正确的认知、表达、使用法律而言，法律的理解能力和思辨能力不可分割，理解能力是思辨能力的基础，思辨能力的提高也促进了理解能力。但二者毕竟有所区别，法律的理解能力着重于对法律精神和法律制度的正确理解，而法律的思辨能力着重于对现实法律制度的批判与反思。书记官专业法律教学应更加重视对法律的理解能力的培养，而非后者。因为就工作岗位而言，书记官更多地表现为法律的执行者，而非争议的裁判者或制度的建立者。

由此就要求教育者在法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多着重于对现存法律制度和具体规定的解读，笔者曾在课堂教学中，选择若干合适的法条进行逐条解读的，目的是使学生具备正确解读法条的能力。或是给出学生一份法律文件（如判决词或辩护词等），由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整理出该文件的要点。

参考文献：

[1]李家宏.关于书记官专业人才培养初探[J].职业教育研究，2009，（5）：27.

[2]赵瑞罡.对庭审笔录制作有关问题的调查研究J[].中国审判，2008，（12）：90.

[3]星野英一.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M].法律出版社，2008：4.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1年海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课题（项目编号为：Hjsk2011-106）

作者简介：王业辉（1979-），男，哈尔滨人，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讲师，学历：硕士，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经济法，法律职业教育。

作者：王业辉

物权法理学解读管理论文 篇2：

论《物权法》中相邻关系规范的性质

[摘要]我国《物权法》中关于相邻关系的规范，大量使用“不得”和“应当”的强行性用语，但我们在阅读物权法文本时，不应完全限于字面用语的原初含义，而应具体分析其在物权法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和性质。其中“不得”的规范具有保障基本人权、便于与公法衔接的功能，应为强行性规范；而“应当”类的规范应有当事人意思自治、自由协商的余地，以促进物尽其用，但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关键词]相邻关系规范；意思自治；强行性规范；任意性规范

[文献标识码]A

“相邻关系规定的内容虽多为‘不得’或‘应当’，其性质真正属于行为禁止规范者毕竟还是少数。”

——苏永钦

一、对我国物权法中相邻关系规范的文义解读

法律通过各项具体的规则来实现其对社会的治理，民法更是通过各项法律规范来调整人们的现时行为，并为未来的行为提供指引和预期。对于法律规范，从不同的标准可以作出不同的分类，而从法律规范内容上对人们行为的强制限制程度来区分，可以将法律规范区分为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强行性规范是“无论当事人的意思如何，都强制性地调整当事人的法律关系”。而任意性规范则是“得通过交易当事人的约定排除其适用的法律规范”。从整体而言，民法是私法的典型代表，因此民法中应当有较多的任意性规范，允许当事人的私法自治，例如合同法等内容。但是民法调整的范围中有许多涉及到不特定他人的利益，因此民法并不总是由任意性规范构成的，例如物权法中就有较多的强行性规范，因为“物权是一种对物直接加以支配的权利，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直接关系到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因此不能允许当事人通过合同自由创设物权”。事实上，物权法所具有的较多的强行性规范，也构成了物权法与合同法的一大区别。物权法的这种强行性也同样反映在有关相邻关系的规范之中。

《物权法》所有权编的第7章是关于相邻关系的专章规定，共有9个条文。在这9个条文中，“不得”一词出现了3次；“应当”一词出现了8次，其中有7次是关于相邻关系中权利行使规则的规定；“可以”一词只出现了1次。按照我国法理学通常的法律规范分类，强行性规范乃是当事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其标志便是法律规范中出现“禁止”、“不得”、“应当”、“必须”等词；而“可以”等词才是任意性规范的典型用语，当事人才可以自由约定适用以及如何适用。在《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的9个条文中，使用“可以”一词的，仅是关于在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当地习惯的规定，而该章中涉及到相邻关系行使的具体规则，全都使用的是“不得”与“应当”两词。从《物权法》的条文表述来看，相邻关系规则乃是典型的强行性规范，当事人并无自由协商的余地。

二、对“不得”和“应当”规范的具体分析

《物权法》之所以将相邻关系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加以规定，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相互邻接的不动产“由于化学或物理之作用，或多或少必会影响邻接之土地或不动产之用益。受影响之不动产所有人若动辄以其所有权受妨害，而行使其所有权保全请求权，必将使邻接之土地陷于无从用益之窘境，易地而处又何当不然”。在如此容易引发纷争的权利边界，法律的适当介入，为当事人强行制定一个权利的界碑，减少日常琐事的大量纷争和诉讼，目的是为了在总体上促进社会和睦，节约社会资源，避免人们把精力都投入到不必要的诉讼之中，徒增诉累。“问题在于，相邻关系规定中有哪些是行为禁止规范，哪些仅是物权调整规范，完全不具有禁止或强制为一定行为之意?”物权法中相邻关系规范的强行性文义用语，是否完全排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自由协商?物权法为民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完全不具民法之意思自治的特色，所以我们在阅读物权法文本时，不应完全限于字面用语的原初含义，而是应当具体分析这些用语在物权法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和性质。

1、对“不得”规范的具体分析

《物权法》中使用“不得”一词来进行规范的相邻关系行为，全都集中在第89条至91条这3条之中，其所强行禁止的行为同样也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建造建筑物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的；第二类是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的；第三类是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的。从内容上看，这三类“不得”进行的行为，或者是侵害相邻权利人的通风采光日照权的，或者是危害相邻权利人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或者是危及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通过对这三条规范的内容分析，我认为物权法在此采取“不得”的强行性禁止态度，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第一。为了保障基本人权。在现代社会，保障人权不仅意味着应当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而且还应当保障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体面、健康的生存的权利。如果一方建造的建筑物违反了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了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则剥夺了相邻不动产权利人进行正常通风、采光和享受日照的权利，而“通风、采光、日照不仅是维持人们基本生产生活的要求，也是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个人的尊严的问题”。如果相邻的建筑物间距过窄且过高，完全将另一方的房屋笼罩在阴影下，则另一方权利人不得不常年生活在阴暗潮湿和沉闷的环境中，纵然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定的经济补偿以换取同意，法律也采取强行性的规定来禁止和拒绝一方当事人以经济补偿的方式来完全购买对方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同理，如果一方在自己的不动产之上从事污染物、噪声、电磁波辐射等危害活动的，或者大肆改造房屋导致房屋有可能倾倒而将他方当事人的人身财产置于现实的危险之中的，法律不会坐视一方对另一方基本人权的金钱收买，而是作出禁止性规定。

第二，便于与公法衔接。物，尤其是不动产，不仅是个人权利的标的，而且与他人、与社会公众都具有密切的利益联系。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所有权观念已经陈旧，现代社会的所有权都受到社会公益方面的诸多限制。譬如权利人的不动产，既要受到政府的规划，不能随意选址建造。同时还要遵循政府部门对房屋质量、消防、环保等方面的诸多要求。因此，在政府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社会，纵然是私法领域的民法，也难免留下国家干预市民生活的痕迹，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因此，民法必须注意与相关联的公法性、管理性规范的衔接，即民法须能“容让公法”，方能使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共同维持社会的良性运作。而《物权法》的这3条规范，就便于与相关公法的衔接。这些规范是公法介入私法的表现，其背后

都有相应的公法规范存在的影子。

具体而言，这3条规范涉及的是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各种污染物等有害物质的规定以及相关施工及建筑物安全的标准，与这些规范紧密衔接的公法规范有《城乡规划法》、《环境保护法》、《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等。《物权法》中这3条规范的存在，为这些公法规范介入私法、参与管理权利人对不动产权利的行使行为，留下了接口和余地。并且这些单行法律法规的修改，远较作为未来民法典组成部分的物权法为易，所以可以根据市貌的变迁、时代的变化而及时修订，却不必因此而频频修改具有私法根本法性质的民法典，从而保持民法典的稳定性。

2、对“应当”规范的具体分析

《物权法》对于“应当”的规定，其内容主要是关于邻里之间的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而需要利用他方不动产的行为。这些内容是为了生活的便利，必要但非必需，不似日照、采光、通风等权利一样涉及基本人权。从字面意义上看，“应当”一词具有法律上强行性要求之义。然而，相邻关系固然是为保障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各自权利行使中的必要延伸，以保证所有权的完整行使，但行使权利毕竟是民事主体的个人行为，是属于私法上意思自治的范畴，法律为何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协商?试举一例：《物权法》第86条第2款规定：“对自然流水的利用，应当在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对自然流水的排放，应当尊重自然流向。”那么假如甲乙为同一条小河流沿岸的两户居民，甲在乙的上游，对于该条河流的利用，依照物权法则应尊重河流的自然流向而为，但如果甲希望在乙的上游筑一个小水坝养鱼养虾，同时甲对于乙承受的水流量减少的不利后果愿意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补偿，乙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这种行为实施后不会影响他人的生活。那么甲和乙的行为就并没有尊重自然流水排放的自然流向，而是以人为约定的形式进行了改变，此时甲乙违反了物权法中以“应当”形式作出的强行性规定，其行为的效力如何?

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区别，其中一个便是法定与约定的关系，但是为什么会有此种差异，我认为，其原因在于相邻权(相邻关系)既然是所有权的必要延伸，那么行使所有权时常不得不涉及到相邻关系，对于一种日常所需而当事人自行磋商成本较大的权利，由法律出面进行最低限度的界定，利用法律的权威性在当事人之间推行法定规则，可以省去当事人之间大量的、高成本的磋商成本，这也是法律的社会作用之一，即法律替社会节约成本。“土地相邻，其权利行使彼此互有影响，若各所有人皆得主张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并排除他人之干涉，势必造成冲突，因此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加以规范，以保障土地充分利用，维护社会生活。”但是法律是一种规则之治，具有普遍性，关注的是社会的普遍正义，而对于个别正义则难免不适。相邻关系的目的既然在于保障双方当事人都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正常使用其不动产，那么相邻关系的法律调整应以当事人双方的同意为界限，只要双方当事人对相邻不动产的利用达成了一致意见且不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则法律的目的已经实现，可以允许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应理解为“‘不得’，原则上指的是不具有此一权能。而非其行为为法律秩序所不容；‘应当’原则上仅指与相邻土地间义务或不利益的分配，而非法律秩序课予一定行为义务”。

所以，即使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改变了物权法相邻关系中以“应当”形式作出的规定，只要这种约定不违反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民法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约定在当事人之间就是有效的。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这种约定。在上例中，甲乙两户居民自愿约定改变小河流的自然流向而加以利用，这种约定应是有效的，甲完全可以按照约定来利用该水流并向乙支付价款。

事实上，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一章中已经明确指出，法律调整相邻关系的目的和原则在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而且物权法的一些具体规则也暗含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意思。仍以第86条第2款为例，该款前段为“对自然流水的利用，应当在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既然是合理分配，那么合理的标准很难有一个整齐划一的客观标准，合理与否，主要是看当事人双方的心理感受。如果上例中甲方改变水流的自然流向加以利用，同时向乙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用，乙对此表示同意，那么此时对于自然流水的利用，在相邻的甲乙之间应当是合理的分配，甲多利用一些水流，而乙获得额外的金钱补偿。

三、相邻关系规范中应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

1、“应当”类的规范应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

“民法上之相邻关系，其制度之目的，原在调节相邻不动产所有人之互相间对土地之利用，以维持邻居之和平相处。”在公法渗透私法的今天，相邻关系规范中不仅包括了法律为相邻权利人之间的和平相处而作出的各种规定，还包括了一些衔接公法性规范从不动产社会管理的角度作出的规定，因此，对于相邻关系规范应当分其内容区别对待。

对于“不得”类的3个条款，因为涉及不动产权利人的基本人权。不容抛弃，也不容改变，所以乃是真正的强行性规范，当事人双方不得自行约定进行改变。如果双方自行约定改变了这些规定，比如双方约定一方当事人可以在自己房屋内从事制造大量噪声的活动，另一方对此危害行为表示同意并接受金钱补偿，则此约定违反了《物权法》以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强制性规定，制造嗓音的一方当事人行为会被环保机关查处、罚款并责令停止，同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此种约定也无效，一方不得依据此种协议而继续制造噪音，而另一方受领的金钱补偿属于不当得利，依据《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对于《物权法》中规定为“应当”的相邻关系规范，主要是因用水、排水、通行、建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而需要利用土地的事项，这些事项属于不动产权利人利用自己不动产所必须具有的权利，否则其不动产物权是不完整的。但是，对于这些利用不动产以及要求相邻不动产权利人进行配合的方式在不违反民法的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等基本价值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当事人双方进行自由协商。双方当事人可以就相邻关系中各自权利的行使方式、补偿标准、期限等进行充分的自由协商，当然，不动产权利人对于这些对应于“应当”类的权利，如果不需要行使，也可以抛弃之。这些都有双方当事人进行自由协商的余地。

2、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可以促进物尽其用

允许当事人对相邻关系中的大部分行为规则进行意思自治，不仅弘扬和贯彻了作为民法核心理念的意思自治思想，而且在不动产资源日趋紧张稀缺、注重经济效率与合理的今日，更有促进

物尽其用的功能。此即“民法上有关不动产相邻之制度之存在理由，……其主要目的已不再专为调和个人所有权之利害关系，而在促进物尽其用之社会利益也”。

市场化是宏观层面上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途径，而在微观层面上，允许当事人之间对于相邻关系规则的行使方式进行自由协商，而不是由法律进行强行安排，则可以将权利更多地配置给最有需求的当事人，同时由其对对方当事人进行补偿，这样就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权利产权的优化配置。这也是在具体民事主体之间进行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方式之一。“大部分‘民法’相邻关系规定的作用仅在于避免特殊土地状况拉高交易成本，而非禁止交易。”因为当事人本人更清楚各自的需求、收益和成本。而法律的划一规定并不如当事人的协商有效，因此允许当事人进行协商，最能实现物尽其用。物权法对相邻关系规范的大部分规定，只是为当事人设置了一个产权界定的基本模型。双方当事人在遵守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自由博弈、平等协商，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物权法中关于“应当”的规定。“只是使获得特定利益的民事主体取得了与其他民事主体讨价还价的资本，从而使其在放弃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时，能够获得相应的对价。此类规范，都非所谓强行性规范。”所以当事人依照各自需求，在诸如通行道路的位置、通行方式或者管线铺设的路线等事项上进行意思自治，对彼此不动产之间权利的行使达成一致意见，其行为是有效的，并且实现了物权法促进物尽其用的功能。

3、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当事人之间对相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具体行使及履行方式进行自由协商、签订合同自然应当认定有效，但是这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并不能对抗第三人。“相邻关系规定主要是在调整相邻关系人间之私权利冲突，……当事人间仍不妨作不同之约定或予以抛弃，但此项约定仅具债之效力，约定当事人间固应受其拘束，非当事人之第三人例如得主张相邻关系通行权土地之受让人自不受拘束。”其原因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乃仅具有债的效力，而债的效力具有相对性。仅能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不能对他人产生约束效力。同时，双方之间的约定不具有公开性，他人也难以得知，纵然得知，第三人并没有参与缔约，不是合同当事人，自然不受合同效力的拘束。因此，第三人无需善意，无论其是否得知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约定及其内容。都不受该约定的拘束。例如，有相邻两户之间关于通行问题达成协议，允许时常晚归的一方于每日夜间仍得开车穿行另一方的庭院，而每月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则纵然有第三人知道该协议的存在及其具体内容，在其成为一方不动产的买受人时，非有特别约定，仍然不受该约定的约束。

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主要适用于第三人成为其中一方不动产权利的买受人的情形。当一方出售其不动产时，即使其与邻接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合同尚未到期，买受人也不受该合同的约束。买受人仍得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及具体情形向相邻方主张不同的相邻关系行使方式。例外的情形是。买受人在购买不动产时，作为购买合同条款的一部分内容，同意对相邻关系的合同也一并继受，或者单独约定继续承受此种约定，则买受人自愿成为合同的当事人，那么合同自然对其发生效力，先前约定的相邻关系形式方式仍得延续下去。

四、结论

《物权法》中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毕竟属于调整当事人私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规范，除少量关系公法性质的管理规定以外，大多数规范应当属于任意性规范，或者仅发生指引作用的倡导性规范。相邻关系规范“虽涉及公益，多属间接，应容留当事人私法自治空间”。我国物权法的立法过程中，两部主要的专家学者草案建议稿在关于相邻关系规范的内容中，事实上采用了较多的任意性规范，在为当事人设立基本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常允许当事人双方对具体权利的行使事项进行协商，其相邻关系一章中多次出现的用语是“有权请求”、“可以请求”，或者是“从其习惯”，其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色彩甚浓。但是立法机关颁布的物权法中关于相邻关系一章的规定，却通篇充斥着“不得”、“应当”的强行性规范用词，几乎完全剥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空间。我们要想让物权法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较好地实施和被遵守，就应当不局限于物权法的字面文义和用词，因为立法机关用词的不科学和不严谨将会导致法律在现实中实施的困难和被规避。我们应当从物权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出发，从法律行为的效力出发，去分析相邻关系规范的性质，区别该章中所用“不得”和“应当”二词所真正对应的规范效力，在解释相邻双方对相邻关系的约定的效力时，认真区分此类约定是否违反前述3条衔接公法管理的规范，若无，则应允许当事人双方在“应当”的法定模式下仍得享有自行协商、意思自治的空间和自由。

责任编辑：何进平

作者：孟　强

物权法理学解读管理论文 篇3：

街区制：城市社区治理的待解议题

摘要：街区制是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话题，相关政策出台后引起较大争议。消除争议、推行街区制，需要认真解读政策原意，观察政策背后的考量，参考国外实施街区制成功经验，探讨在我国实施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街区制；政策解读；政策考量；国际镜鉴；优化路径

2016年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我国要推广街区制。该政策一出台，就上了许多门户网站的头条，大众舆论持续发酵，街区制作为城市社区治理新话题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街区制：政策解读

一石激起千层浪，公众对街区制的认知简单化，甚至存在政策误读。新闻媒体发起“要拆你家的围墙，你愿意吗？”之类的话题讨论，带有强烈的舆论偏向，自然会挑起公众心中的疑虑。

消除政策误读，有必要清晰理解政策的原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具体规定如下：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这说明，街区制的实施要分步渐进实现，暗含两层意思：一是新建和已建的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二是已经建成的住宅小区“逐步打开”，并不是强制打开。

政策出发点非常“美好”，即站在城市全局的高度，解决诟病多年的“城市断头路”，如《意见》中指出的那样：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从根本上说，不管是交通路网，还是城市土地，都是公共物品，所有权属于社会公众。只有合理使用，最大限度发挥它的作用，才能更好实现共同利益。

二、街区制：政策考量

当研究者对实行街区制这个问题做问卷调查时，得到的是高达七成的反对率。[1]街区制是不是掀起一轮“拆墙”运动呢？这是公众所普遍担心的。根源是街区制带来好处的同时缺点也很明显。它的优点是可以增加公共道路和路网密度，缺点是小区内车流量增加，安全风险大，生活舒适度降低。

正如专家学者的理解，“封闭住宅小区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在我国，现代社会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之上，国人向来追求“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田园生活。这种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中国人骨子里，即便到了高楼大厦的现代社会仍然没有褪去。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2]生活起居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理位置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就是“街坊”。大众心目中，依然留恋孤立的生活，不喜欢生活在开放的社会中。

现代社会里城市用地都是大宗用地，大点的社区多达几百亩用地，赶得上农村的一个自然村。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城市的马路越来越宽，社区也越来越大了。但它并不对外开放，内部形成了“城中城”，不在小区内居住的市民很难进入。从小区周边看，交通流量往往变大，不利于“小街区、密路网”的形成，城市交通毛细血管“栓塞”。

一方面，开放社区是解决“城市病”的大招。开放社区可以带来以下好处：其一，小区开放可以缓解交通压力。根据观察，城市斷头路和丁字路因封闭的小区而造成，带来交通不畅通，所以打开占据城市中心地带的单位大院、封闭小区是治理交通的不二法门。其二，开放小区有利于激发社区活力。从国内一些试水开放小区的城市看，开放小区会提升街道的生活性，激发社区治理活力。

另一方面，公众认为追求居住的私密性与安全性是正当诉求，他们的私有空间不能被“剥夺、侵犯”。他们担心，社区一旦开放，社会车辆川流不息，社区被喇叭声和汽车尾气包围、社区安全性下降，社区将会变得“鸡犬不宁”。人们认为小区居民从购买住房开始，就承担了小区内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成本，理应享受独立的私密性、安全性和良好的环境，小区开放恰恰带来交通不便、噪音、偷盗、行路不安全、乱贴小广告、环境脏乱差等种种问题。从法理上看，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公民个人有生活空间不被侵犯的权利。公众的担心疑虑既是合情又是合法的。

问题的实质是“群己权界”的经典论争，这是约翰·密尔在《On Liberty》里提出来的。密尔主张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权利问题时应遵循两条规定：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厉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3]一言以蔽之，主张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划定权利的边界。根据这一经典原理，街区制的争议在于能否在社区内部明晰划定个体业主与社会之间的权利边界，或者说，哪些地方为公共空间，哪些地方为私人空间。当下的社会舆论紧盯住公权力对私人空间的契入，有一种“阴谋论”的声音就是批判政府对私人空间的剥夺。舆论主观遮蔽了私人空间的相对性和私人空间融入更大公共空间获得的权益增殖。问题的存在并不是不作为的借口，实行街区制、开放社区，从长远来看，是一件关乎大众的有益之事。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社区居民和国家、社区治理和城市治理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既照顾到公众的权益又实现城市交通的畅通无阻。

三、街区制：国际镜鉴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城市发展很快，人口密度呈几何级数增加，因为缺少先期城市规划，城市病十分严重。英国实行街区制是在19世纪中期，带有旧城改造的色彩。城市拆迁老建筑，必然影响个人财产权益，引发社会矛盾。为此英国议会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城市拆迁的法案，如《土地条款联合法案》（1845年）、《克罗斯法案》（1875年）、《城乡规划法》（1947年）、《历史性建筑和纪念性构造物保护法》（1953年）、《城市文明法》（1967年）等等。

二战后，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波住宅外迁的潮流，造成严重的城市问题，诸如城市“摊大饼”、钟摆交通、空气污染等。“新城市主义”理念应运而生，它的核心是强调不同城市结构单元之间沟通、联系，打破城市模块的人为分割。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根据“新城市主义”理念开始发展街区制，增加城市街道网络密度。修建住宅社区突出开放性，增加社区内部商业、教育、娱乐、环保等功能。从生活角度看，活动空间以人的步行距离为基点，社区与自然有机融合；强调“以人为本”，以人的尺度筑起城市家园。[4]经过一段时间设计与建造实践，城市布局变得紧凑合理、空间结构变得多样化，街道和社区人情味、生活气息更浓。难能可贵的是，街道和社区有机结合，街区是由道路切出来的建筑区域，城市交通和居民生活完美联系起来。

新城市主义理念规划的街区并不是简单的拆掉社区围墙，而是在开放社区时，注重“填充”社区结构。具体的做法有增加公共设施，教、医、养、文等公共设施都在居民的步行范围内；实行合理的交通管理政策，社区道路对接城市干道，提倡公共交通，严格管理社区交通；化解社区开放后的问题，加强社区安全管理；穷人和富人混居，关怀贫穷阶层的居住权。

美国是在新大陆建立的国家，城建“历史欠账”不多，所以街区制更加成熟。美国政府将商业和住宅集中混合，比较完美的结合形式是：下面经商、上面住人。下面是公共空间，上面是私有空间，这样住宅和外部社会完全打通，形成了没有围墙的开放社区。市政府对串行开放小区的车辆有严格限制，车速限制在40公里/小时以内，禁止鸣笛、禁止车窗抛物等事无巨细都有规定，最大限度保障了开放小区业主的权益。很多开放小区在外围对车流都有限制，有的小区出入口并不多，有的设置环岛取代十字路口。至于是否开放社区，要经过业主投票决定，尊重业主意见。

四、街区制：优化路径

（一）完善街区制法律规定

街区制与现行相关法律有冲突之处，如《物权法》规定社区内物权属于社区居民共有，而开放封闭街区对业主所有权有损害。根据法理学的“公益干预原则”，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或促进重要的公共福利，可以构成对个人自由干预的授权。[5]全国人大组织街区制的修法工作，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制定有关街区制的法律规章，使政策合法化。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务必平衡小区业主和社会的利益，最大限度保障小区业主权利，这对实施街区制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具体运作方面，有学者认为，公共﹙通行﹚地役权制度作为法律路径更加节约实现成本、较易实现利益平衡、契合现代政府理念，兼顾我国现实需求，可在改造后移植（根据该文解释，公共地役权是指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而使不动产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负担某种义务，从而使公共利益得到满足）。[6]这等于在法律上说明，开放社区道路是社区居民的“义务”，如果可行將降低推行街区制的经济成本。

（二）加强社区安全管理

化解开放社区带来的潜在的安全隐患，欧美国家的两点经验值得学习。一是建立社区安全“多元供给”模式，政府、商业组织、志愿组织、邻里等皆能提供安全服务。我国自古就有邻里“守望相助”的传统，社区居民应增进相互熟悉，变社区为“熟人社区”，亦能降低潜在的安全风险。二是警务进社区，办社区警务。回应社区警务诉求，在开放社区建立责任明确的社区警察服务制度，为社区提供完备的监控、警报系统等安全设施。

（三）充分依靠社区自治

公众参与街区制决策能够化解潜在矛盾。封闭式小区居委会或业主委员会召开社区会议，民主投票决定是否开放社区，充分尊重业主的意见。在新建社区规划方案制定时，邀请业主、房产商、政府官员参与其中。社区日常事务管理充分依靠社区自治，社区事务及时向业主公开，重要事务决策可召开听证会。

街区是连接社区和城市的节点。街区制是社区问题置入城市更大空间、城市问题细枝末节微型处理的必然结果，二者相得益彰。它既是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也是城市治理的“苦口良药”。探索街区制是大势所趋，正视所面临的问题，街区制会在城市治理中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晓琳.从封闭小区到街区制的政策转型[J].江汉论坛，2016（5）：40-45.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12.

[4]陈偲.欧美国家这样实行街区制[N].学习时报，2016-03-31.

[5]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22-324.

[6]张力.住宅小区推进“街区制”改革的法律路径研究——以“公共地役权”为视角[J].河北法学，2016（8）：9-26.

责任编辑：詹花秀

作者：王共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