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论文

公益诉讼论文（共8篇）

篇1：公益诉讼论文

关于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的比较分析论文

一、公益诉讼的性质界定

(一)“公益”与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Public interest)中西方表述不尽相同、西方国家的“公益”常指代社会公益或是公序良俗，我国则表现为社会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和公共利益含义、单纯界定这个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有可能一个公共利益也许是任意他人特殊性、具体性的利益，反之亦然，某一特殊利益可能也是公共利益、毫无疑问，“公益”代表群体性利益，但其并不与私益概念分割，而认为“公益”是汇集多个个体的具体利益所形成利益总汇，受损时再经由个体代表提出。网站上也对做出过设置，认为在实践中，公共利益法律中的公共服务发生的领域是法律服务领域、法律改革组织中以及政府机关，也包括慈善机构、教育组织、国家公共组织、私益律师事务所进行的公益性工作。121提供公益服务的主体也不是独立出来的特殊组织，而是由现存利益团体兼职提供的。

公益诉讼制度是指国家、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以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对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或者行政诉讼，通过法院依法审理，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回复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制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对于公益诉讼，亦称团体诉讼的界定显然沿袭西方概念的核心，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法律主体将诉权通过信托方式转移给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美国则是公益诉讼制度最为健全的国家，具有诉权的主体是规定最为特色的相关人诉讼，相关身份的纳税人提取的公益诉讼在美国境内几乎所有的洲都是认可的。

(二)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随着公益诉讼主体的不断增扩，原告主体资格的适格标准也愈加的放低。《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条款内容给予公益诉讼界定了其民事属性的范围，环境污染和消费者权益等民事性实体法有规定的方面，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确认的标准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然而何法具体规定了具有诉权的机关组织，这点上民诉法是仍是含糊不清的、条文分析理论界对于这个重要的限定词所辐射的范围争论性颇大，法律授权限定“机关”还是同时限定“有关组织”对确定原告主体资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在学教授认为同时限定“机关”和“有关组织”是比较适宜的、i;i溪晓明教授则认为法律授权只限定“机关”、笔者认为，从民事公益诉讼的性质出发，结合中西方对“公益”的释义，“公益”本质是个体私益的结合，民事私益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通过法律进行的利益博弈，诉权的分配应是均等且覆盖全面的，而不应该在原告主体资格设置门槛，加大公益诉求的难度。每一个体私益汇总“公益”，均有权利恢复受损利益的圆满，有救济才能有诉讼制度的完善、对于学者所称“行政公益诉讼”的存在，甚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是否与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混同，在学理上和实务界均有探讨的必要和空间。

二、公益诉讼的分类

(一)民事公益诉讼

显而易见，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范围限定在了民事实体法律、法规内。我国《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将民事公益诉讼主要区分为环境污染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两大类公益诉讼，其他种类的民事公益诉讼则是通过另外法律规定确定的。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这两类因“犯众怒”所产生的诉讼之外，诉讼法对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范围做了兜底规定，这是否是为“行政类”公益诉讼保有余地也未知可否。第55条很好的为界定民事公益诉讼的内涵做了指导性的约束。基于此条规定，我们可以理解为民事公益诉讼是当环境污染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等民事侵权行为产生了损害某些个体利益或是有损害集体利益的潜在危险时，可以对其提起诉讼，解决纠纷的.司法救济手段。

当前民事性实体法如《公司法》、《保险法》、《广告法》、《专利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教育法》等60余部法律中都涉及到了公共利益条款，但是对于诉权的如何分配仍然是一个尚待商榷的问题。

(二)行政公益诉讼

有学者认为，根据被诉当事人不同，可以将公益诉讼也分为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刑事公益诉讼，而行政公益诉讼亦称之为民众诉讼，其产生于行政法律关系，是针对行政机关侵犯公共利益的一种诉讼。广义和狭义界定行政公益诉讼以有诉权主体资格划分而定的，是任何人还是一部分特定人(利益相关人)。另外部分学者认为学界对是否能够独立使用“行政公益诉讼”这一术语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更不用说就“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达成了一致。

行政公益诉讼总结起来具有几个特点:其一，行政公益诉讼是针对行政机关行为侵害到一定范围内民众利益或是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与普通的行政诉讼不同之处在于针对的行政行为的范围和受侵害利益的范畴。普通行政诉讼是行政相对人，即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起的，受侵害的利益也是个人私益，或是群体基于同一行政行为导致的个人私益的受损，在实际司法实践中，这类行政诉讼是合并审理或是审理单独一个，其他具体案件均适用的模式。另外，普通行政诉讼法律规定被诉的对象仅限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对比而言，行政公益诉讼在法律上并没有直接明确是否可以就除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其他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在主体的适用上，也没有设定原告的主体资格限于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再受侵害利益方面，行政公益诉讼体现了其本质特性，侵害的必须是多个主体或是公共利益，而不能仅是个体私益。其二，行政公益诉讼所预期达到的目的。普通行政诉讼预期法律效果是救济私权，限制政府权力。而行政公益诉讼更多的侧重于维护社会公共道德，以求达到一种社会的整体正义和稳定有序的秩序状态。其三，公益诉讼中被告承担责任的标准。普通行政诉讼，被告承担败诉可能的标准是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是否合理。而行政公益诉讼除了考虑侵权行政行为的合法合理性外，更多的需要考虑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强调承担一种社会责任。

三、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的比较分析

(一)被告主体范围竞合

《民诉法》第55条规定了民事公益诉讼是由在民事实体法中的侵权行为引起的公益受损而法定救济的权利。行政公益诉讼则是产生于行政法律关系，针对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损害公益而赋予的法定救济权。从产生的法律关系上而言，两种公益诉讼是完全不重合的，一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产生的法律纠纷，一种则是不平等法律主体之间的争议。然而，在被诉行为圈定范围内，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毫无疑问的会产生多点多面的竞合。

山东省青岛市300名市民诉青岛市规划局批准在音乐广场北侧建立住宅区的许可，诉由是其许可的行为侵害了自己的优美环境。从这个案例来分析:这毫无疑问这是《民诉法》第55条提及的环境污染所提起的公益诉讼，但特殊的是被告却是青岛市规划局，这是典型的行政机关。显然，《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规定，一个被告为行政机关的诉讼是由《民诉法》的条文规定的。适用《民诉法》规定的民事诉讼程序、举证规则、民事庭审，还是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程序，举证倒置规则或行政庭审判。因此，但凡出现被告是行政机关，而损害的是部分人利益或是公共利益，原告是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几个条件同时存在时，在实践司法活动中及其容易造成用法、程序、规则确认的混乱。甚至于，导致一个公益诉讼案件民庭推行政庭，行政庭又没法受理的相互推局面、而这类案件正在与日俱增。

(二)诉讼渠道的选择

美国在公益诉讼的起源上毫无疑问的占据领头羊的位置，也是制度构建最为完整的国家。1863年《反欺骗政府法》首开先河的确定了:任何人或公司有权以联邦政府名义控告所有欺骗美国政府索取钱财的行为。随着《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等法案的相继颁布，最终形成了以个人、联邦政府、团体、公司、司法部门均可启动公益诉讼的司法格局。而在英国，行政法对公益诉讼做出了规定，是由任何人向法务长官(检察长)提请监督、维护公共利益，委托其提起诉讼。

在德国则是另外一种诉讼途径，由某一有权利能力的法人团体或经认可的机构为维护公共利益，依法律规定就特定事件以自己名义对他人违反特定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向法院请求命令他人终止或撤回其行为的民事诉讼。其判决是针对该团体及其被告做出的，有利判决的效力间接地惠及于团体的成员，产生“事实上的既判力”、德国诉讼渠道是以“信托”方式进行的。日本公益诉讼渠道是国民请求纠正国家或者公共团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并以选举人的资格或自己在法律上的利益无关的其他资格提起的诉讼。1121在我国，则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每个国家的诉讼渠道各有差异，进而可以合理推断出各国根据自身司法架构对公益诉讼的原告采取何种途径达到诉讼目的的规定门槛石各有高低的，也可以认为，各国对公益诉讼的开放程度是不同的。公益诉讼的开放程度影响不仅是诉讼法理论结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可救济权”的范畴规划。

(三)侵权行为认定标准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侵权行为认定的标准并不一致。在民事侵权诉讼中，受损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救济取决于是否具有侵权行为、是否具有实际的受损结果产生、被诉行为与受损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当三者的答案均是肯定时，受损利益才可得到救济。而对于行政诉讼而言，在审判中，首先考虑则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是否有行政主体资格、其行为是否有法律的授权、是否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做出行为的程序是否违法、其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原告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只有当这些条件部分成立时，才会判决原告胜诉。由此可见，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标准。

因由实体法律关系产生的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在是否侵权上的认定标准又是如何?是否与民事诉讼或是行政诉讼一致，这都是司法实际适用中所应当探讨、确定的问题。笔者认为，民事公益诉讼侵权行为认定标准中的因果关系的举证应当如行政公益诉讼中一般，责任倒置，由被告举证来证明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否则承当举证不利的后果。

公益诉讼的适用模式需结合当前司法制度中的各类实体法和诉讼程序法来构架其应有之框架，而非任其继续含糊不清。“公益”领域需要有强有力的诉讼程序法作为保障利益的基础，也需要法律人有明确的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如何确定公益诉讼在诉讼环节中的地位等级，是弥补“公益”司法空白区的有效途径。

篇2：公益诉讼论文

公益诉讼制度是为纠正公共性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一项司法救济措施。其在国外已被广泛接受，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诉讼制度。随着我国社会和法制的发展，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逐渐成为当前我国诉讼领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立不仅关系到我国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还有利于我国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领域还可以说是一片盲区，当前已有很多学者开始了对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但仍存在很多理论上的难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关键词】

公益诉讼;公共利益;原告资格;受案范围

一、公共利益的界定

传统法学理论中一般不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比如边沁强调“社会所具有的利益不能独立于或对抗于个人的利益”，他认为社会利益只意味着“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但是否认社会公共利益独立存在的观点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客观实际的。因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公共产品和公共权利是客观存在的，公共事务也是必不可少的。

需要强调的是，公共利益在不同社会关系领域、不同法律部门，各有侧重，各有不同表现。如在劳动法和消费者法方面，公共利益侧重于社会弱者的利益;在环境法和资源法方面，则侧重于社会资源的合理保存和利用;在刑法和治安法方面，公共利益的含义则侧重于社会秩序的和平与安全。

二、原告资格问题

关于谁为适格原告的研究有很多，代表性的观点如：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消费者保护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可以对该领域内发生的案件提起诉讼;公民个人也有权提起诉讼，但限制有二：应先向行政机关举报或投诉;应当提供有关证据。其中关于检察机关能否代表人民提起公益诉讼一直以来是一个研究热点，专门性研究文章有不少，如“公益诉讼”课题组著《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资格探讨)这些研究者普遍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介人公益诉讼，并对如何介人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一)检察机关的公诉人资格。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行政程序意义上的监督应该是全面的、完整的，现阶段的行政诉讼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尝试性监督，具有不完整性。因此，完整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应当贯穿于整个行政诉讼活动，不仅包括对生效裁决提出抗诉的事后监督，而且包括对行政诉讼的事中监督以及对起诉活动的事前监督，即借鉴刑事公诉制度，当行政行为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由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公诉。

(二)公民的原告资格。当行政行为损害国家利益并不直接损害公民个人利益时，公民是否具有起诉资格?丹宁勋爵在《法律的训诫》一书中指出，普通的个人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只要他在正在进行的案件中有“充分利益”。可以说，面对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公民，如果不给予司法救济，仍将其拒绝于法院大门之外的话，这样的法律是令人怀疑也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三)社会团体的原告资格。社会团体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目的、利益以及其他共同特征的人通过一定形式组合起来的互益组织，社会团体的主要功能是对成员利益及社会公益的维护，以及对政府活动的参与和监督。与公民个人的起诉资格相比，社会团体具有公益性团体优势，具有诉讼能力优势。

三、受案范围问题

现实生活中，公益诉讼的困境之一就是法院以各种理由不予受理案件，公共利益因此而得不到维护和保障。所以多数研究者认为法院有必要拓宽受案范围。其受案范围大致可拓宽为：

(一)抽象行政行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随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大势所趋。由于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涉及面广，影响的相对人较多，允许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实现事前救济，可以避免事后无法救济的可能性，同时也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二)行政不作为。根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不作为提起的行政诉讼，必须是这种不作为侵犯了相对人的个人利益。但是，当行政不作为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由于不存在明确的受到侵害的利害关系人，按照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无法得到救济的，而行政机关这种“不审讯、不予裁决，或拒绝审讯、拒绝裁决，与错误的裁决具有同样的危害性。”因此，这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作为，应当纳入公益行政诉讼的范围。

(三)公益性行政行为。由政府出资兴建公益设施、实施公益性行政行为的情况下，他人能否以资金浪费、违法使用或决策失误等为由对政府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有必要基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允许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四)授益性行政行为。现代社会中的每一种资源都具有有限性，对直接相对人的授益性行为，对于其他人来说，则往往表现为无益性或损益性。

(五)积极行政行为。积极行政行为就是要求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在不需要行政相对人申请的情况下即作出行政行为。相对来说，积极行政行为容易造成侵权，但是，当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基于地区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行政时，往往是借行政行为之名，以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而为相对人谋取利益，出现行政机关与违法犯罪分子相勾结，以行政处罚等合法形式谋取非法利益，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应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四、防止滥用诉权

从理论上分析，由于原告资格的扩大，便存在原告滥用诉讼权利的可能。但是，由于公益行政诉讼的案件范围是特殊限定的，仅限于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因此，造成滥诉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即便如此，仍需要防止滥用诉权。如前所述，没有赋予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便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除此之外，规定滥用诉权的侵权责任，也是防止滥用诉权的途径。

篇3：公益诉讼与我国公益诉讼的构建

就公益诉讼的概念学界观点不一, 有一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公益诉讼指特定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侵犯公共利益,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制度”第二种观点认为:“非利害关系人的个人或组织, 对于违反法律, 侵犯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活动。”第三种观点认为:公益诉讼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它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 在我国就是检查机关, 即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广义的公益诉讼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组织和个人, 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第四种观点认为:公益诉讼指根据法律的授权, 任何团体、组织、个人对于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 由法院依法处理的司法活动。

二、公益诉讼的源起

公益诉讼源起与古罗马, 相对于私益诉讼。1、在美国, 公益诉讼又称为公共诉讼, 由政府、组织和个人像普通私人诉讼那样像法院提起诉讼, 寻求金钱索赔或者是请求禁令, 命令被告停止违法行为。就民事公益诉讼来说包括很多如《反欺骗政府法》《克莱顿法》等, 均规定政府和个人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还专门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 最早出现在《清洁空气法》, 规定了任何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 美国政府、公司、企业、各类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提起诉讼, 而在其后制定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中如《清洁水法》等都规定了公共诉讼的条款。在英国检察长代表政府起诉, 个人或者组织只有在检察长同意后才可以提起几种有限的诉讼, 地方政府可以不经检察长的同意提起与本地居民利益有关的诉讼。2、大陆法系的公益诉讼, 检查机关代表公益参与民事公益诉讼起源与法国, 在法国民法典中最先规定了检查机关可以代表公益提取诉讼, 这一规定被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三、我国公益诉讼建立依据

首先建立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有一定的法理依据:

1、公民享有诉讼权利。

诉讼权随人权观念的发展不断发展的。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权是人权的一部分, 更是人权的法律保障, 因此在程序上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提起诉讼的权利, 法院有受理裁判的义务。

2、人民主权原则。

公益诉讼是人民民主在诉讼领域的体现。根据我国宪法, 公民有权管理公共事务。建立公益诉讼, 确立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诉讼权利, 是人民民主原则在诉讼领域的体现。因此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不仅可以规范我国司法制度, 使得司法权利运行规范化。更加可以维护人民主权和社会公正。

其次建立我国的公益诉讼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经济现实依据, 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具体来说公益性违法事件表现在, 其一, 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国有资产是国家机器运转的物质基础, 尤其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有资产更是十分重要, 但是现在中国一直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其二, 扰乱经济秩序的事件愈演愈烈, 市场经济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形式。因此违反商业道德、违法经营、侵犯其他经营者、商业者的情况屡见不鲜, 我国的此种情况也十分突出, 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我国公益诉讼的思考

针对我国现行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缺陷, 我国应该对现行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改革, 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要求。

1、取消对原告资格的限制

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法中主张“直接利益关系说”, 这是不能满足当代的需求的, 应该扩大“利害关系”的概念, 对其做宽泛的理解, 扩大原告主体资格, 以诉讼目的权衡主体资格。只要有法律保护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就应该允许相关人提起诉讼。当社会或是国家的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 有行为能力的法律主体有权代表公众进行诉讼, 维护社会的利益以及个人的间接利益

2、扩大公益诉讼的可诉范围

无论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 只要侵犯了公共利益就应该受到公益诉讼的司法审查。当然对于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为了防止“滥诉”的风险和“恶意诉讼”, 应以法律明确规定为前提。对于某些经济和民事诉讼, 进行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纠纷, 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法律滞后的漏洞毫无顾忌的侵犯公共利益, 所以某些案件虽然法律无明文规定但是法院不应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诉讼。对于无明确规定的条文, 如果已经严重违反了法理抑或是情理习惯, 法律就应该受理。

3、建立检察机关民事诉讼制度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公共利益, 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的经验, 在我国的民诉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案件的抗诉权, 使得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 变事后监督为事前预防。检察院通过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弥补公共利益保护方面。例如国有资产流失方面, 通过加强检察机关的事前防范功能, 是对国有资产保护缺失方面的一种紧急补救。

公益诉讼在国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诉讼模式, 但是在我国还是属于新型的, 亟待建立的模式。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加快, 科学发展观的发展, 人民法治观念提出和权利要求的扩大, 对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注加强, 公益诉讼一定可以在我国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

[1]解志勇:《论公益诉讼》, 《行政法学研究》, 2002 (2) 。

[2]卢小传:《建立公益诉讼机制》, 《检察日报》, 2002.6.28。

[3]马守敏:《公益诉讼期待开放》, 《人民法院报》, 2006.1.5。

篇4：公益诉讼论文

【关键词】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程序；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比较

就当下已经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来看，规定有关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内容极少，体系不完备，不能很好地规范行政公益诉讼。而相比而言，对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制则比较完备，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于此，以两者的比较为切入点，从而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构建提出一些建议。

一、受案范围存在差异

从产生的法律关系来看，民事公益诉讼产生的是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针对的是民事主体的侵权行为导致公益受损而赋予的法定救济权；而行政公益诉讼产生的是行政法律关系，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导致公益受损而赋予的法定救济权，从这个角度上讲，二者并不存在交叉部分。但现实中并不是这种情况，生活中多数案件法律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选择权，既可以选择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选择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与此同时法律也做出了一定的限制，对于如无效婚姻，父母剥夺未成年子女受教育权等案件，则只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于涉及抽象行政行为的案件，则只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值得指出的是，在进行制度构建时，抽象行政行为理应被包含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两者的被告及其权利义务不同

从两者的被告主体而言，关于民事诉讼的被告，包括三类主体，即实施侵权行为的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而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仅限于实施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的行政机关。行政公益诉讼，从理论上讲，原告与被告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其社会地位的不同，双方的对抗力量并不平等，原告的弱势地位明显。民事公益诉讼，理论上讲原告与被告的权利义务也是平等的，在实践中，虽然有一些差距，但双方基本可以形成平等的对抗地位，力量悬殊比较小。

三、诉讼中的第三人不同

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中有关第三人的制度也有所不同。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第三人通常为与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有关的民事主体，典型的例子是香烟广告案中的广告公司。相比较而言，民事公益诉讼中有关第三人的制度较为复杂，可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涉案主体为民事主体，那么可以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第二种是涉案主体为有关行政机关，那么不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如果想让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那么需要在制度上加以规制，以保障其参与诉讼的正当性。

四、启动程序的条件不同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受害人没有提起诉讼或者是很难确定受害人；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提是，行政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如果人想要用民事诉讼的方式作为受损利益的救济方式，那么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当事人想要用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受损利益，那么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即行政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实际上，在行政诉讼中想要胜诉，并非只具备以上两者就可，在审判时还会考量的因素还包括原告的主体适格问题，行为是否合理与合法的问题等。

五、是否具有前置程序不同

与民事公益诉讼相比，行政公益诉讼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必要的前置程序。所谓前置程序，即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之前，应当向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提出法律意见或者建议，如果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既没有予以纠正，又没有予以书面答复，那么人民检察院便可直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如果其予以纠正或书面答复，保障了受侵害权利的救济，实现目的，那么人民检察院便不再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如果对作出的纠正行为或者答复行为不满，仍可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来救济权利。

一般情况下，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需要经过前置程序，给予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机会，但以下几种情形可以不经过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诉讼。包括（1）明显不属于行政主体可管辖的范围的；（2）如果经过前置程序，公共利益将受到不法弥补的侵害的；（3）不存在事实上的争议，焦点是法律适用问题；（4）行政主体故意不作为或无法救济的；（5）其他通过前置程序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

六、举证责任分配不同

在民事公益诉讼中，依然适用民事诉讼基本的举证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自然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通常具备案情伊娜复杂、社会影响较大等特点，案件中的被告在成大程度上可能存在不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甚至可能会直接干扰相关活动，所以，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和可以采取某些强制措施的权力，从而保障检察机关调查取证顺利进行。同时，应当指出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此处可以借鉴刑事诉讼审前侦查阶段实行的任意侦查原则和强制侦查法定主义，慎用强制力，对强制性调查手段提出必要性审查。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依然适用行政诉讼的基本举证责任原则，即举证责任倒置，所以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并不需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其需要证明的只是因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使得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可能受到损害，而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则需要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提供证据。基于以上考虑，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调查取证的权限理应受到限制。

七、诉讼目的和救济措施不同

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上分析，前者主要是追究相关主体的民事责任，从而达到民事救济的效果，后者主要侧重于维护社会整体秩序，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从而更好地为民众服务。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救济手段，不同的主体通过这种方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存在差异，所以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呈现多元化的特性。有学者认为，设置行政公益诉讼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制止行政权的滥用，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也有学者认为设置行政公益诉讼是为了监督行政机关，以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从本质上讲，公益和私益是一致的，社会普遍的利益都没有得到保障，更何况保障每个公民的私益。所以，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应包含三个方面，即控制行政权，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从以上七个方面对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做出了比较，由于行政公益诉讼的没有相应的规定，很多都是运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理来进行判断，从而发现两者的不同之处。因为行政公益诉讼虽然带有公益性，但也应当在行政诉讼的框架内活动，在没有具体规定时，也应当适用行政诉讼的相关规定，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整个法律体系的一致性，也有利于法官做出判断。公益诉讼维护的是公共利益，但民事公益诉讼的存在并不能完全代替行政公益诉讼的地位，行政机关其特殊的地位也决定了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它能够起到民事主体无法代替的地位。所以，借鉴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从而更好地完善行政公益诉讼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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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结桥.关于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的比较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5]朱全宝.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特征、模式与程序[J].法学杂志，2015.

篇5：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研究论文

环保法在其四次草案中，起草者在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要求的立法中几经周折，迫于各方压力终在《环保法》中确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相比与民事诉讼法的限制，此番立法更为严苛。在新《环保法》出台之前，地方司法实践中对于公民是否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的要求，不乏有前瞻性的规定，如以贵阳为例，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意见》中明确:个人拥有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禁止个人借助公益诉讼为自己谋利的行为。他们认为，公民是是因环境问题受害的直接关系人，也是最广泛的群体。因而应当赋予他们诉权，结合公益诉讼的基本属性，因而做了上述限制性规定。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不能也不应当限制在仅仅依靠政府的范围之内。环保行政部门依据宪法、法律规定承担各项行政职能、权力，而与之对应的他们也要承担相当的职责与责任，结合现在中国国情，一方面，行政机关在简政放权的把背景下，精简机构，人员本就受到控制，不具备在职责范围之外承担公共利益保护的职责，另一方面，行政机关的职权都是宪法、各大组织法所赋予，改变各行政机关的职能属性必然付出极大的立法成本，在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的今天，直接赋予行政机关法律职权代价过大。

二、鼓励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参与诉讼

(一)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必要性

首先，在公民不被允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背景下，能够独立自主完成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织数量少、且适格的诉讼主体数量相对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污染面积不断扩大的基本现状而言乃是捉襟见肘。其次，现国内社会组织普遍规模小、公益性、募集资金困难、发展规模有限。

(二)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正当性

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对法律的实施实行监督，而行政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有必然性与正当性。一方面，检察机关在行政主管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应作为而不作为，不应作为而作为，以及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有权依其职责提出司法建议，要求行政主管机关及时履行职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亦可代表国家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追究环境侵害者的法律责任。在新《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支持起诉原则，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对符合起诉资格的环保团体予以支持

(一)财政支持

目前我国环保社团主要分为四类一是由政府部门发起组建的环保社团，占49.9%;二是由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社团，占7.2%;三是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占40.3%;四是港澳台及国际环保社团驻大陆机构，占2.6%。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组织的地域分布严重不均衡，且自身财政、诉讼力量薄弱无法与强大的污染者对抗。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负责人的介绍，作为国内环保第一大组织，他们在之前在各地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被驳回诉讼起诉的案件中，除了客观上缺乏法律规定外，很大一部分系无法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所致，其他组织也就不言而喻了。因而政府有必要建立鼓励、扶持环境保护组织的专项基金，使得更对的环境公益组织走向保护环境中来。

(二)技术支持

现阶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组织普遍缺乏保护环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提供的服务也仅限于帮助反映情况、协商、提供咨询等方面，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培育一批环境保护团体，特别是民间自发的环保组织，促进环保团体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注意改善政府与环保团体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其自治性和自主性。在其成员之间普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知识，让这些社会团体从实体上到程序上都能得到确实的提高，从而提高自身的环境保护能力，进而达成我国法律设置环境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

(三)政策支持

篇6：公益诉讼论文

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是一定的机关、组织或个人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民事主体致使环境遭到或可能遭到破坏的相关违法行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指面对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将受到侵害害危险时，主体有权利通过民事环境公益司法程序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救济。

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宗旨在于维护公共环境权益，而不是个别民事主体的私人权利，尽管其诉讼结果存在间接维护个体利益的效能，但仍区别于保护个体本身利益的诉讼。因此它与传统民事诉讼中原告的区别有两点:第一，它的原告资格范围广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原告资格;第二，不仅民事诉讼法，其他的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域外规定

(一)英美法系

1.美国：

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主要由公民诉讼构成。该制度最早在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案》中第304条中得以确定，即任何人(不论是受到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害)有权自己对任何人提起诉讼。这一诉讼法案并未限制原告资格与该案的利益关系。它的确立体现在1972年的联邦《清洁水法》中。该法采用了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中“环境保护团体”的概念，首次以“环境保护团体”作为原告主体。同时，在2000年“地球之友诉雷德劳环境服务公司”一案中，法院对“该行为具体侵害社团成员”的条件适度宽限，原告只要证明特定涉嫌违反联邦环境法律规定的行为对其所关注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法院也可承认该启动要件。美国的公民诉讼模式赋予了个人或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从而监督相关环境法律得以有效实施，有效地维护了公民的环境权。

2.英国：

英国以集团诉讼制度为主，即对于个人受到的侵害较少，使受害当事人难以出庭，可通过此方式将受害者们成立为一个诉讼团体，并记录每个人的受侵害次数。20世纪60年代时集团诉讼制度也被广泛运用到环境公益诉讼中。一般来说，公民起初不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只能通过检察长的名义就违法行为向检察长请求并提起诉讼，此制度又叫作“检举人诉讼”。此外，经检查长同意，某些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也具有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二)大陆法系

1.法国：

法国1860年的《民事诉讼法典》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领域进行干预的权利，突出表现在涉及国家安全或是公共用地等案件中。除此之外，经政府认可具有诉权的社会团体也能参与到民事诉讼程序中。

2.德国：

德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般是团体诉讼制度，就是使得某一些行业团体有权实施诉讼。为防止诉讼泛滥，立法机构严格限制了团体诉讼的原告资格:其一，社会团体必须是合法性组织，并且事先成立;其二，团体应有一定规模;其三，团体须有以维护某种公共利益为目的固定章程。

三、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各种观点

根据《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及部分省市的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各派学者观点，我国在司法领域中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主要包括检察机关、环保行政部门、环保组织以及公民个人。这四类原告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利弊。

(一)检察机关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物质条件和法律能力上都具备先天性的优势，但国内学者也对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出了疑问。其一，我国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其可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以监督法律在民事领域的实施为目的，若其一旦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则在身份上成了实施法律者，具有矛盾性，这将会破坏传统的诉讼结构。其三，检察机关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不一定具有具备相关知识的人员。因此，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只能通过行使上诉权、申请再审等权利寻求法院的裁决。

此外，有的学者提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但须受一定条件的制约。然而这种观点仍被认为其不能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二)环保行政部门

环保行政部门作为环境监管机关，在环境污染类事件中是最具专业化的，但一些学者认为，其一旦拥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则与其本身的职能相矛盾。环保部门本应处于社会公务事务管理者的地位积极行使其法定的公权力，对环境污染事件进行干预，发生环境侵权事件后依法处罚环境违法行为，但当其作为原告具有诉讼权利时，就会有利用司法掩盖其应尽行政职责的嫌疑，这不利于社会对行政执法权力效力的影响，也会造成环保部门工作的懈怠。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环保部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很可能是自身的确无法行使，并非怠于行使行政职权。

(三)环保组织

环保组织作为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人们自发组成的组织，在诉讼的积极性上比公民个人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我国过多数量的社会团体以及诉讼的泛滥，环保组织的主体资格应当被制约。除了需具有固定的章程和一定的经费资助外，应当限制其成立年限，且应有完备的高职业化的法律人员。

(四)公民个人

按传统诉权理论的观点，公民个人是环境污染事件中直接的受害者，理应具有合理的诉权。然而现阶段学者却多数反对。其一，从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关于民事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规定能够看出我国对公民作为适格原告的立法态度是反对的，2014年的《环境保护法》也没有将公民个人纳入到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范畴内，这可能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公民个人欠缺诉讼能力;二是过高的个人诉讼成本及成本与收益失调;三是可能会导致诉权泛滥。综上，基于目前我国的整体司法环境，该制度的缺乏一定操作性。

四、对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完善的提议

(一)对新民事诉讼法进行司法解释

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有关原告主体的规定太抽象，有必要进行探讨并在法律条文中罗列出来。“法律规定的机关”应当包括检察机关和专门行政机关，后者如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和环境资源保护部门;“有关组织”应当是环保组织等专门社会团体。

(二)建立有层次性的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

参考国内外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环境，笔者认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涉及到了原告类型之间起诉的顺位问题，应当以社会组织为第一序列的原告主体，行政机关紧随其后，将检察机关作为最后的门槛，摒弃公民个人的原告主体资格。

1.社会组织：

将社会组织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第一序列适格原体现了民事诉讼中的私法自治。相比作为国家公权力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在私法领域出现与私法自治所倡导的更为契合。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的社会组织以环保组织为主要，因其自身的法定职能与专业性，环保组织在解决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问题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然而现阶段环保组织的资格应当受到制约否则后果就是社会组织越来越多，诉讼成灾。

2.行政机关：

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的行政机关主要指环保机关。虽环保机关具有行政权，可以处罚侵害环境的行为，但此行为有时并不利于环境公共利益，因此应当赋予其提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去解决行政处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侵害环境行为出现时，若其行政处罚对于环境利益并无益处时，便可将环保组织列为共同原告进行起诉，需要注意的是，环保机关可以自己提起诉讼的唯一情况就是，环保组织迟迟未起诉。

3.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作为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在我国并无太多争议。然而检察机关的原告诉讼资格同样需被制约。我国的检察机关是监督法律的实施情况的机关，一旦有了侵害环境的行为，检察机关的职责是督促环保组织与相关环保行政机关及时提起公益诉讼，只有在二者都不提起诉讼时，检察机关才作为原告适格主体进行诉讼。

4.公民个人：

由前文所述，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表明在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中公民个人并无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公民个人想对侵害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的唯一办法就是:环保组织、环保机关或检察机关代替其提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

五、结语

篇7：公益诉讼论文

一、公益诉讼的起源及发展状况

公益诉讼并非是个现代社会的新生词，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出现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罗马法最早就将诉讼分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公益诉讼指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罗马国家的市民都可以提起诉讼，但除法律另有规定。公益诉讼出现的比较早，但其被赋予现代意义并得以不断发展伴随着20 世纪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向垄断主义过渡。美国作为现代意义的公益诉讼的创始国，在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方面继承了古罗马的做法，主要体现在美国的反竞争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中规定个人可以就反托拉斯案提起公益诉讼的。尔后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纷纷制定了相关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至今，抛开各国因法律体系、传统文化、经济差异等带来的差异外，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呈现出放宽的趋势。根据民事公益诉讼的起源及其在各国的发展的状况，我们发现两点值得借鉴的经验：

第一，从公益诉讼的起源告诉我们公益诉讼的最初的目的就是赋予公民，组织等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诉讼资格。

第二，从后期公益诉讼真正的发展起来时，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国家，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尽管英美法系的比大陆法系相对保守，但都在不断探索、研究之后不断扩大对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范围。美国是在其一开始就继承古罗马的做法，任何本国公民个人公益诉讼都可提起;日本在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虽然在一开始没有规定公民个人的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但随着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泛滥，最终为更好保护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赋予了公民这一权利。日本的传统观点认为应当由行政当局承担保护公益的责任，但随着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迫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使得行政当局无法再承担起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最终将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大门向本国公民个人敞开，以此激励公民个人不仅能够全面有力的保护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能够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激发保护公共利益的意识，进而更好的维护公民自身利益，形成一个利益的良性循环。

二、赋予公民个体原告资格是原告资格扩宽的基础

原告资格这一概念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起源于德国的传统管理权理论认为对于原告的资格，如果其原告的权利得不到救济，这种权利就形同虚设，权利和救济是紧密相连的，只有能够救济的权利才有价值。显而易见，传统的管理权理论将这种救济的权利赋予给了享有权利的人，将直接利害关系人规定为原告资格的依据。然而，随着理论社会的日益发展及诉讼的日益复杂，这种狭隘的直接关系人的理论是难以满足现实司法实现的需求，因为它忽视了公共的维度的保护。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管理权理论受到质疑，最后取而代之是将诉的利益为当事人适格作为救济的主体，一方面，将传统权利权的主体扩大到有利益关系即可，这种利益并不严格限定与管理权者;另一方面，将诉的利益做了广义的理解，认为这种利益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直接利益，可以是间接利益;不仅可以是物质利益，还可以是精神利益的请求;不仅是个人利益，还可以是社会利益或国家利益;不仅是现实利益的损失，还可以是形成危险状态的既得或将来的利益。

随着社会的经济科技的发展，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乃至社会之间的利益交往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使得个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网，原告资格的扩宽理论为公民享有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 条中将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告资格限定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难看出，法律一方面赋予了具有诉的利益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权利，然而另一方面却又抛弃了同样具有诉的利益公民个体的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而且很多情况下公民个体是直接利益的受害者。原告资格由传统的管理权理论，在司法机能的扩张下，发展成为诉的利益，两者是后者包含前者的关系，诉的利益是对管理权理论的发展与继承，而不是对立的关系。我国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对于新时期的原告资格是断章取义的，诉讼资格是在原有的传统的原告资格之上扩大的，而不是抛弃传统的诉讼资格主体，选择被扩大的诉讼主体。如果诱于维护一种短期的看似平稳的社会状态的目的，逃避现实问题，是极易引发更多意想不到的潜在性的社会诟病及司法困境，这只是司法改革前进道路上的陷阱，最终是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三、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公民共同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益诉讼被引入的实质在于为公共利益的保护提供了一种司法保护的途径，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决定公民享有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作为公民共同行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事公益诉讼确立的.意义，体现在公民的参与和行动推动了公共利益的发展，并借此保护了自身和第三人的利益。”随着经济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自身的利益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甚至相互融合。在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案件中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经常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是保护公民的利益，公民的个人行为不仅可以保护自身利益，可以造福整个社会。由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含义都不尽相同，所以很难在其对公益诉讼的概念有统一一致的看法，但由于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及诉讼标的的特殊性，公益诉讼是兼具保护公民个人利益的维护公共利益的司法活动。赋予公民个人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不仅为公共利益在民事诉讼法中开辟了另一条保护途径，增强了公民个人保护公共利益的热情;而且符合《宪法》第二条规定的公民管理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精神。

四、我国公益诉讼司法现状的需要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是十分艰难，太过薄弱，相对滞后的，从邱建东先生因为公用电话亭没有执行邮电部夜间、节假日长话收费半价的规定一纸告上法庭，再到，北京炉石状告牡丹卡案、葛某起诉郑州火车公测收费案、西北政法学院学生状告公交车公司案、河北律师因春运火车票涨价状告铁路局案、江西律师周某广告南昌铁路及按有做车票的价格向旅客出售车票案等，从实际来看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的纠纷也正慢慢的不断浅出于法庭，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保护公益诉讼的案件却仅仅因为原告的资格欠缺而最终以败诉告终。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作为比较新新的事物，在司法实践中遭遇重重障碍：法制观念的障碍、民主政治的障碍、诉讼制度设计上的障碍和诉讼配套的障碍。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不断地对其进行探索、挖掘，原告资格作为公益诉讼的门槛，如果因为门槛过高导致公益诉讼的失败，势必会阻断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司法实践中进一步研究的道路，减少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研究的机会，最终因为无法解决原告资格的问题，而导致公益诉讼面临的其他的很多其他障碍无法有效的得到解决。有学者认为立法没有将公民个体纳入起诉主体，可能有以下理由：首先，担心公民享有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后会增加诉讼数量和法院的工作压力。其次，担心公民因公私不分而接机谋取超私人利益。最后，在诉讼费用和举证责任的强力上公民远不及有关机关和组织。笔者认为这些理由都只是经不起推敲的。对于因为担心因为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多而放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这一问题。

笔者认为：

第一，因为担心因为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多而放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很明显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假若连社会公共利益都得不到有力的保护，怎样相信个人利益可以得到充分的保护，在科技与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个人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形成一张千丝万缕的利益网，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相互融合，随时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也越来越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个人可以拯救社会，社会可以服务个人。

第二，如果因为公益诉讼的案件繁多而躲避公民个体的起诉，恰好证明我国的公益诉讼正在如火如荼的发展着，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因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去疏通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剥夺公民个体的原告资格去堵塞问题，这样的后果只能使得我国的民事诉讼濒临更多危险与困境。其次，民事公益诉讼的性质就决定了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兼容。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由不特定的社会多数人私益的利益的集合，个人提起公益诉讼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保护自己的私益以其社会其他人私益的保护。如果要使私益与公益泾渭分明，那么大可不必将公益诉讼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之中。

篇8：公益诉讼论文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

日本学者小岛武司曾说:“与少数人相关的私益受到了大部分的保护, 国益是依据法律受到保护, 但公共利益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为了纠正这一不平衡现象, 很有必要站在公共立场, 大力倡导公共利益。”[1]随着公共利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公益诉讼制度开始萌芽, 环境公益诉讼也于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并逐渐在全世界得到创新和发展。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义, 我国环境法学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目前为大家接受的说法是“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相关组织, 对污染环境这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通过判决责令加害人停止实施违法行为, 并承担相应责任的诉讼。”[2]作为一种新型的权益救济方式, 环境公益诉讼与传统的合同、侵权等私益诉讼相比, 有其独特之处。

第一, 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 颜运秋教授认为, “公益”应该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是社会公共利益, 即为社会全部或部分成员所享有的利益;第二层为国家利益。[3]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不在于维护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利益, 而在于保护环境,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 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特殊。根据我国民诉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相关组织, 并非是环境侵权的受害人, 与一般的环境侵权纠纷的原告不同。此外,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范围比普通的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的主体范围要大。

第三, 环境公益诉讼专业性较强。原告在收集证据、证明损害后果、因果关系时需要用到专门的知识, 污染物鉴定、损失计算等甚至可能要请专家帮忙, 对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如此之高, 非专业团体难挑公益诉讼的大梁。

二、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探索

我国民诉法第55条规定,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然而我国法律规定的机关只有2000年4月1日施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的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至于有关组织, 我国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明确了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工作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 并且没有违法记录的组织”。

(一) 本案中原告主体资格概述

江苏泰州“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中, 以原告的身份, 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提起了诉讼, 然而由于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成立时间不满一年, 被告常隆农化等六家公司以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其进行抗辩, 认为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此外, 本案中, 检察院作为支持起诉方也引起了双方争议。

本案发生之前法院还审理了一起与本案相关的刑事案件, 被告低价购买常隆农化等六家公司处置的废盐酸并将其倾倒至泰州古马干运河和如泰运河。由于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检察院以环境污染罪对其提起公诉。但是, 由于刑事案件中的被告经济困难, 且刑事案件被告与常隆农化等六家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污染环境的可能。为保护环境, 惩罚环境污染者, 泰州市环保联合会对常隆农化等六家公司提起了公益诉讼。笔者认为, 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首先, 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 如果无人提起诉讼, 使得环境污染者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则将纵容更多的侵权人继续破坏本已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其次, 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作为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成立的环保组织, 业务范围包括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与本案所涉的环境保护事业具有关联性。最后, 案件审判的时间是2014年12月29日, 新《环境保护法》的施行时间是2015年1月1日, 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提起公益诉讼并没有违反法律。故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有权作为原告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支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起诉也是有法可依的。根据2012年修订的民诉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对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有权支持相关组织提起诉讼。

(二)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探索

当今各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都放宽了对原告主体资格的限制, 从而使得更多的主体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中, 为保护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贡献力量。我国也可以借鉴各国的先例, 扩大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建立三元制的诉讼主体模式, 包括普通诉讼主体、环保公益团体和特定国家机关[4]。

1. 公民个人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我国民诉法和新《环境保护法》均没有规定公民个人可以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但新《环境保护法》中却专门规定了“信息公家与公众参与”这一章节, 强调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然而, 保障公民参与环保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赋予公民参与诉讼的权利也即赋予公民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公民个人作为受环境影响最为广泛、利害关系最为直接的群体, 理应有权利在环境受到污染、自身利益遭到损失的时候提起公益诉讼。意大利罗马法学者彼得罗·彭梵得是罗马法的集大成者, 他认为:“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罚金诉讼为民众诉讼, 任何市民都有权提起它。”此外, 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不仅能够提高公众参与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还能增强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

2. 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正如有关学者所说,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在污染严重的企业实施“限期治理”的措施时, 还要依赖有关政府的最后决定, 其自身并没有对有关企业关、停、转、并的权利。而政府的利益目标往往都是多元的, 它不仅要保护环境还要发展经济, 但是政府对发展经济的重视往往会导致环境保护的架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由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能够把政府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从而及时有效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2012年新民诉法生效后, 检察机关依然是以督促起诉的方式参与公益诉讼[4]我国目前的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 笔者认为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是我国公益诉讼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环境公益诉讼受害人的赔偿问题

泰州“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中,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判决常隆公司等六家被告赔偿环境修复费用1.6亿余元。依判决所述, 1.6亿余元用于泰兴地区的环境修复包括水体修复、土壤修复, 却忽略了环境污染重受害人的损害情况。环境污染不仅仅会对环境造成损害, 人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遭受损害。笔者前往泰州调研时发现, 被污染的两条运河古马干运河和如泰运河, 其周围有居民居住, 也有农田, 运河不仅用来航运还有渔民捕鱼。农民使用运河里的水灌溉, 在运河上航运捕鱼的时候, 带的水不够也要用运河里的水来洗菜之类的。运河没有被污染的时候, 使用运河里的水自然没有什么大碍, 但运河被污染后, 必然会给周围的农田、渔民等带来损害。用污染的水源灌溉, 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影响农作物的产量, 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而被污染的运河水对长期在运河上航行、工作的渔民来说也有不利之处, 甚至会对其身体健康埋下隐患。如果不给予受害人以相关的赔偿, 对受害人来说大不公平。

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在遭受实际损害的早期, 损害结果并不是明显,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损害会逐渐显露, 自污染起至受害人发现损害历时可能较长, 但并不能因为时间的原因就剥夺受害人接受赔偿的权利。因此, 笔者认为, 环境公益诉讼的赔偿范围除了环境的修复费用外也应该包括对受害人的赔偿, 还该赔偿不应该受到时效的限制。笔者甚至认为, 对环境污染者, 除了要求其赔偿环境修复费用、受害人损失外, 还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只有加大惩罚力度, 才会令环境和污染者感到害怕, 从而减少环境污染, 为百姓、为国家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四、环境公益诉讼赔偿金的管理

江苏泰州“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中, 一审法院判决“因泰州环保公益基金尚未设立, 该款项先行支付至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款账户”, 二审法院则判处“将款项支付至泰州市环保公益金专用账户”。首先, 赔偿金究竟给谁这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 设立环保公益基金将赔偿金支付至环保公益基金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被告上交赔偿金进入环保公益金后, 该笔款项如何使用?是否最终都将用到环境修复、污染治理中去?是否有专门的机关或者组织对赔偿金的使用进行监督?赔偿金的使用是否应该公开?受害人可否就其损害向从环保公益基金中要求给予赔偿?笔者认为, 被告人、法院、检察院、社会组织等都有权监督赔偿金的使用, 而监督的前提是要公开, 赔偿金的使用应该公开透明, 并且勇于环境修复污染治理, 对其中受害人要求给予的赔偿金, 环保公益基金委员会查证属实后也应该支付。

综上所述,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不仅立法机关要加快立法,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相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也应该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为建立法治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摘要：本文围绕江苏泰州“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展开讨论, 以该案为主线, 从环境公益诉讼概述、环境公益诉讼当事人等方面结合新《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环境公益诉讼特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环境公益诉讼受害人的赔偿问题以及赔偿金的管理使用等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受害人,赔偿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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