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交叉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公司交叉持股是指公司之间相互持有对方一定比例股份的一种股权结构，是公司联合的方式之一。交叉持股在公司发展的初期效应显著，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交叉持股也不例外。目前关于交叉持股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一法律框架内的完善，单一的视角必然引发在分析问题时的顾此失彼，比如在公司法层面提出的建议可能在证券法或反垄断法方面经不起推敲。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证券法交叉问题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证券法交叉问题研究论文 篇1：

探秘 《证券法》 修订三大路径

由分业监管转向功能监管

投资者保护法律条文将细化

为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做铺垫

“《证券法》的修订纳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的议事日程，而且按照计划是排在今年12月份的人大常委会上（审议）。”对众多投资者期盼已久的这部资本市场的“基本法”，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本次《证券法》修订起草组组长吴晓灵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时透露。

受访的监管者、学者均认为，现行《证券法》对相关市场主体的规范明显滞后于实际形势的发展。以美国的证券法为例，从1933年出台到现在，大概修改了40多次，平均下来每两年就得修改一次。而中国从1998年《证券法》出台至今，只在2005年进行过一次修改。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新股发行要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变，这意味着现行的法律条文要进行改动。

曾任1998年《证券法》起草组副组长的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时表示，由分业监管转向功能监管涉及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投资者保护涉及的法律条文细化、由核准制向注册制改革涉及的角色定位，希望会是这一轮《证券法》修订的方向。

而曹凤岐提到的上述修法方向，也被近期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和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的吴晓灵等参与《证券法》修订的相关人士在热议本次修法路径时屡屡提及。

然而修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肖钢在去年第四届“上证法治论坛”上坦言，进入修法的过程以后，就是进入了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叶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证券法》的修订，必然面临着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监管权力的分配问题。如果改革的幅度过大，面临的部门之间博弈的阻力也会较大。

同一个金融，同一个监管

现行《证券法》对证券定义的范围太窄，希望这次修改能够扩展证券的范围。

——吴晓灵

以余额宝举例，证监会认为它涉及货币基金以及基金的销售，需要证监会来监管，但银监会认为余额宝最终募集的资金大部分用于银行间市场，也想管。

——曹凤岐

现行《证券法》的第六条明确写着：“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虽然这一表述较1998年出台的《证券法》多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但仍然划定了金融行业分业监管的框架。但随着类似光大、安邦等金融控股集团的出现，金融企业混业经营越来越普遍，这样的法律规定似乎已经很难满足监管需求。

分业监管滋生监管套利和风险

曹凤岐回忆1998年《证券法》的出台时，仍对《证券法》中有关分业监管的表述感到遗憾。

当时作为起草组副组长，曹凤岐认为《证券法》中不应该对分业监管作出规定。他认为原因有三：一是《证券法》只是资本市场领域的法律，没有权利规定银行、保险等分业经营；二是银行业需要综合经营，甚至从事承担证券产品通道的业务，因此在这方面不应该规定得太死；三是不利于国外已经实行混业经营的金融公司到中国来开展业务。

在最终落定时，决策层考虑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不长，而且担心银行利用自有资金购买证券、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等，所以将分业经营的要求写入《证券法》。之后按分业监管框架，保监会和银监会分别监管保险业和银行业。

但随后，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愈加明显，在2005年进行《证券法》修订时，学界关于取消分业监管的呼声较高。作为当时那次《证券法》修订专家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曹凤岐回忆道，当时一些单位表示反对，认为根据分业监管已经形成了“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局面，如果将分业监管取消，这些机构将面临调整。

“所以，在2005年修订时，没有将这一条取消。但在后面加上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样的表述，为一些机构的混业经营开了口子。”曹凤岐说。

“这种监管框架，面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监管套利。”叶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叶林举例说，银行和证券公司发行同一类型的理财产品，但前者只需要银监会的备案，后者需要证监会的审批。“同样的产品，银监会系统的监管强度要弱于证监会系统。”叶林说，这造成了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同时较弱的监管也会滋生一定的风险。

曹凤岐以余额宝举例，证监会认为它涉及货币基金以及基金的销售，需要证监会来监管，但银监会认为余额宝最终募集的资金大部分用于银行间市场，也想管。

“当各个部门对一个新生事物的监管产生交叉或分歧时，就容易产生监管混乱、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最终产生风险。”曹凤岐表示。

金融商品法

PK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资本市场监管由分业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功能监管？

学界普遍认为功能监管，其核心是对金融投资业、金融投资商品、金融消费者根据经济实质和金融功能进行监管，只要金融功能相同就适用同一个标准和规则，对同一金融功能的金融消费者适用统一的投资者保护制度。

吴晓灵就此表示，现行《证券法》对证券定义的范围太窄，希望这次修改能够扩展证券的范围。

全国人大代表、证监会上市一部主任欧阳泽华亦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希望修订后的《证券法》进一步明确规范各主体的行为，成为一个市场统一的监管法。他认为，证券的定义，其实不限于证监会所管辖的范围，它是一个大的资本概念。

叶林认为，吴晓灵的思路是扩大证券品种，在时机成熟时《证券法》应与金融商品法并轨。所谓金融商品法，是指包括针对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商品进行监管的法律。“等把证券范围放到足够大的时候，就一定是金融商品的概念了。”叶林说。

叶林认为以金融商品为载体的功能监管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日本、韩国以及英国等，它们证券法的走向就是以功能监管为核心，对广义上的证券进行监管，比如日本就有所谓的金融商品交易法。

在功能监管中，只需监管好两端，一端是对金融商品审慎监管牌照，使金融商品提供方行为规范；另一端是保护投资者利益；中间地带则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因为金融产品及衍生品的复杂性，只能用这种功能监管的方式使监管标准统一，防范监管套利。”叶林说。

相对于上述通过扩大证券外延的方式转向功能监管，曹凤岐更倾向于通过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式解决分业监管滋生的问题。

曹凤岐提出将现行的“一行三会”架构改革为“一行一会”，即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除了发行货币之外还有管理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功能。曹凤岐建议，将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合并成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三会”在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分别管理银行、证券、保险业的控股公司，根据控股公司的功能进行管理。总的监管方针由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国务院委派更高级别的领导任职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赔偿投资者将更有操作性

3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坚决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在现行的《证券法》中关于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给投资者带来损失，投资者应该如何保护的问题上，都只有相同的一句话表述，“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未细化到应当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

细化民事赔偿

“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是现在出现最多的案件类型，但是在所有的案件中，几乎没有一起民事案件是胜诉的。”叶林直言。

曹凤岐举例道，比如上世纪90年代红光实业造假案，有股民因此受到损失，向法院起诉索赔30万元，开始法院不受理，必须要有证监会对红光实业造假的认定结果，最后虽然证监会发布了关于红光实业违法违规的认定结果认定结果，这个股民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太小，最后打不下去了，通过庭外和解获赔6000元，现行 《证券法》确实很难让个人投资者有效维权。

另一个例子是银广夏案，股民采取集体诉讼，法院对股民的损失也进行了认定，但银广夏表示公司破产了，没有钱赔偿，最终股民虽然打赢了官司，但是没获得经济补偿。

曹凤岐建议，在《证券法》修订中，民事赔偿责任必须得细化和准确，如果认定是因为虚假信息、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造成的投资者损失，必须细化到按照损失额的多少比例进行赔偿。如果公司赔偿不了的话变卖资产也要赔偿。

此外，去年发生的光大“乌龙指”事件，主角杨剑波被处以市场禁入的处罚。之后，杨剑波因为对处罚结果不满，遂对证监会提起诉讼。曹凤岐认为，杨剑波之所以会起诉证监会，就是因为在《证券法》中关于处罚的问题不细，如果认定是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应该明确什么样的内幕交易或者什么样的操纵市场要市场禁入，什么样的将面临刑事处罚。

“这次《证券法》修改，能不能系统总结民事赔偿的实践经验，将一些成熟可行的制度规则和认定原则，如原告的确认、归责原则的要求、因果关系的认定、证明责任的分配、赔偿损失的计算等，上升为法律的规范。”肖钢在去年“上证法治论坛”上建议。

探索行政和解

法律界人士认为，在投资者保护这个环节，除了传统的行政处罚、民事处罚手段外，国外成熟市场的行政和解模式或许可以在这次《证券法》修订中得到借鉴。

所谓行政和解模式是指对于案件事实状态不明确，且这种不明确的状态在客观上难以排除，或者彻底查清需要大量资源，短期内难以及时作出处罚决定的，监管机构即可以与当事人进行协商，双方各做适当让步，以当事人支付必要数额和解金为代价，以和解金补偿受损投资者为条件，达成监管机构不再另行作出处罚决定的和解协议。

事实上，行政和解制度也得到了证监会主席肖钢的认可。肖钢今年2月份在《行政管理改革》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积极探索监管执法的行政和解新模式。肖钢表示，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美国、英国及我国香港地区，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均在其行政程序法律中，对行政和解制度作出了统一、明确的规定。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以行政和解方式处理的案件，甚至已占其全部执法案件的80%以上，其中不乏数额高、影响广的重大案件。可见，资本市场监管执法更多采用行政和解执法模式，不仅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更加适应资本市场监管的特殊规律要求。

在我国资本市场，此前的万福生科上市造假案，平安证券主动设立3亿元的投资者赔偿专项基金。叶林认为，这个案例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行政和解制度的探索，从实践看，平安证券的主动赔付，降低了这个案件的负面效应。

“《证券法》修改是不是可以考虑借鉴这种做法，建立适应证券市场特点的专业调解制度，为快速、有效地调解纠纷提供制度基础。”肖钢如是发问。

如何安置发审委？

日本、韩国以及英国的证券法就是以功能监管为核心，对广义上的证券进行监管，比如日本就有所谓的金融商品交易法。

——叶林

注册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修改现行的《证券法》相关规定势在必行。根据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在公司上市时证监会和交易所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即证监会负责公司的发行审核，交易所负责公司的上市交易审核。

但在实际执行中，交易所的上市审核功能逐渐弱化。“证监会如果通过了公司的发行审核，交易所层面的上市审核一般都会通过。”叶林说。

叶林表示，实行注册制后，交易所的上市交易审核功能要强化，要协调好公司发行与上市交易的关系。对于一个公司而言即使做出了完整、真实的信息披露通过了证监会的发行审核，但不一定意味着你可以在交易所挂牌上市。因为在注册制的情况下，“垃圾”公司在信息披露合规的情况下允许发行，但交易所层面要在上市审核上对其有要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所的上市审查委员会将变得更加重要，而证监会层面负责发行审核的发审委则没有存在的必要。

曹凤岐告诉记者，实行注册制后，证监会的主要精力将放在核查与监管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与完整。

注册制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法律界人士提醒道，在《证券法》修订中需要为注册制改革留下伏笔。

曹凤岐建议，在《证券法》修订时加上“在市场条件成熟时，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表述。同时，在未完全实行注册制、发审委仍存在的情况下，在《证券法》修订时将有关发审委的内容去掉，这样既可以为注册制未推行时发审委的存在留下口子，同时也为将来取消发审委提供法律依据。

除此之外，叶林告诉记者，由于注册制不对公司的实际盈利能力作出判断，所以建议将原来《证券法》中要求公司上市时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表述去掉。

作者：李勇 解惠涵

证券法交叉问题研究论文 篇2：

论公司交叉持股法律制度的完善

【摘要】公司交叉持股是指公司之间相互持有对方一定比例股份的一种股权结构，是公司联合的方式之一。交叉持股在公司发展的初期效应显著，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交叉持股也不例外。目前关于交叉持股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一法律框架内的完善，单一的视角必然引发在分析问题时的顾此失彼，比如在公司法层面提出的建议可能在证券法或反垄断法方面经不起推敲。本文从“公司交叉持股的界定”这一问题出发，首先厘清公司交叉持股概念，对其利弊进行完善的分析，进而证明对我国的公司交叉持股进行规制的必要，然后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对美国、德国、法国、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立法情况的比较，在借鉴各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对公司交叉持股法律规制的立法思想以及具体的法律规制措施，使交叉持股能在法律的有效规制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活力因素之一。

【关键词】公司法人；交叉持股；限制持股比例；通知义务

一、公司交叉持股概述

1、公司交叉持股的定义及要件

交叉持股，又称相互持股，在其概念的界定上，学者们的意见各不相同，目前没有统一的定论。普遍的说法有以下几种：赵乐平认为，“所谓交叉持股，是指企业法人互相进行投资成为对方的投资人而持有对方的股权的一种行为。”也有人持另外观点，“认为公司交叉持股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基于某种商业目的相互持有对方所发行的股份形成企业法人间相互持股的一种现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不一而足。也有的人认为，交叉持股是若干个企业之间，股权的持有是交互进行的，具体来说，就是在若干个企业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即使其他企业或部分企业的股东，自己企业的股份也被其他企业持有，形成交互的现象。

2、公司交叉持股的正负效应

（1）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交易成本是指交易双方在交易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付出，既包括为交易必须付出的时间成本和花费的精力，也包括为交易而投入的货币成本。科斯定理认为市场在交易时存在费用的，企业由于其规模会组织化以及一定的法人能力，可以在市场中进行过一次交易以后由于之前的合约以及企业自身的权威性，使得再次交易的成本降低。例如在此过程中花费的寻找合适的企业，审查企业的资质等等花费的成本。

（2）有利于公司灵活筹措资金

交叉持股公司之间由于股权的相互持有，所以可以认为是相互投资的合作关系。当其中一个公司因紧急资金需要而进行资金的周转时，交叉持股的公司由于考虑到联盟关系，会及时出现，优先认购公司的股份或公司债券，甚至可以在公司股份全部售出有困难时，由对方公司认购而消化债券。这一特性大大降低了公司在资金筹措时的成本与风险，是筹措资金更加灵活快捷。与此同时，也可以提高交叉持股公司联盟内部各单位资金的使用效率，是资金周转速度加快，财务操作更为灵活，使资金的放大效应非常明显。

3、公司交叉持股的消极效应

（1）经营权固化，扭曲公司的治理结构

各国公司法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上都坚持分权制衡的理念，也即三权三会。股东大会享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董事会享有业务执行权，监事会享有监督权，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相互配合。这三个机构之间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由于规模扩大，一般大的小股东不能参与公司的日常事务，只能选择专门的经营者进行管理和经营。交叉持股的公司通过对被持股企业实施控制，成为公司管理的主体，使得股东大会仅仅成为公司管理层表达自己意志的工具。

（2）易引发垄断行为，限制竞争

典型的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充分自由的竞争，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没有竞争，企业就会驻足不前，满足于现状。有了竞争，企业会不断的改进新技术，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不断寻找生存的路径，增强自身的内部实力，除此之外，通过相互持股加强企业之间相互联合也可以提高竞争力。如前所述，公司相互持股可以加强公司之间的合作，形成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再往前发展就是垄断，垄断必然限制竞争。

二、我国关于交叉持股的制度设计

1、公司交叉持股的法律规制

（1）母子公司交叉持股的法律规制

首先要明确母子公司的定义。目前公司法只规定我国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对母子公司未作准确定义。公司法规定，母子公司都具有法人资格、独立对外承担责任，两者通过股份形成控制和从属关系。笔者认为，母子公司的定义可被界定为，母子公司就是指由直接或者间接控股所形成的存在实质性控制关系的两个公司。控制公司为母公司，被控制公司为子公司。其次要界定我国母子公司的认定标准。在我国特定的股票发行制度下，国有股占公司股份的比重较大，而国有股在市场上不流通，这与国外股份发行情况差异很大。这就决定了我国针对母子公司的立法规定将不同于国外的立法规定。在我国的实践中判断母子公司不应只考虑控股因素，还要结合采实质主义的判断标准来鉴定。

（2）非母子公司交叉持股的法律规制

非母子公司之间各自的法律地位与权利完全独立，交叉持股的负面影响也比母子公司要小得很多，但风险仍然存在。因而对非母子公司采取宽松的法律规制即可抑制其弊端，发挥其对经济的积极作用。简言之，主要从限制交叉持股的比例、限制表决权的行使进行规制。

2、相关法律的完善

（1）在公司法层面加强信息披露

股东是最容易受公司利益波动而影响深远的主体，从治理公司的视角来看，股东的表决权可影响公司根本性事项的通过或否，所以至为重要。在公众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一般小股东根本不会为了一点点的利益讨论公司的事项。简易且高效的办法是在股东大会上选任经营者，将经营日常事项的决定权委托给经营者。当然此类委托事项并非涵盖一切经营权限，股东对可能会给公司带来重大变革的事项则是直接参与，例如合并、分立、解散等。

（2）在反垄断法层面的完善

交叉持股消除了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行为，有竞争关系变为合作关系。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交叉持股的企业间不论是何种形式，通过交叉持股，将原来的竞争关系转换为了合作联盟关系。如果企业在原来的领域内就已经极具优势，那么一旦交叉持股则很可能具备垄断地位，而交叉持股后的企业间又为共同利益所驱使，因此，极容易成为达成垄断协议的驱动力。

（3）在证券法上加强信息批露

加强建设信息披露制度，首先要求交叉持股公司充分披露交叉持股的基本情况，包括在形成交叉持股时的及时公告义务，公告应当包涵交叉持股的公司、持股比例等，另外还应当要求上市公司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单独披露剔除交叉持股前后的净利润以及可能的其他影响等。

加强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这一措施主要是落实前面的信息披露制度，要让上市公司在公告中对交叉持股相关信息的披露落到实处，防止该制度只成为一个形式摆设。另外，针对交叉持股公司对股价操控的影响，交易所要建立统一数据库，将日常监管中发现有交叉持股的公司纳入数据库，对其股价异动进行专门的实时监控，将交叉持股公司操控股价的企图掌控在萌芽阶段。

【作者简介】

李 毅（1993—），男，河南济源人，河南大学欧亚国际学院金融专业2012级本科生。

王 涛（1993—），男，河南滑县人，河南大学欧亚国际学院2012级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金融学。

张环宇（1995—），男，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学欧亚国际学院通信工程专业20012级本科生。

作者：李毅 王涛 张环宇

证券法交叉问题研究论文 篇3：

解读证券法修订草案

继2005年大修之后，《证券法》又迎来大修的一年，此次相对更加完善的修订草案一经推出，就立刻吸引了各方关注。据了解，此次修订草案共16章338条，其中新增122条、修改185条、删除22条。

“单从修订数量就能看出本次证券法进行了全面的改动。”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说。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甚至评价“证券法的修订将会是A股市场的一场革命，券商地位和作用的转变将会非常关键”。此次修改主要解决五大问题：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推动证券行业的创新发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此次《证券法》（修订草案）最吸引公众眼球的莫过于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修订草案明确其核心原则为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由市场参与各方对发行人的资产质量、投资价值做出判断。在注册程序方面，取消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由交易所负责对注册文件的齐备性、一致性、可理解性进行审核，交易所出具同意意见的，应当向证监会报送注册文件和审核意见，证监会10日内没有提出异议的，注册生效。

另外，还取消发行人财务状况和持续盈利能力等盈利性要求，细化了参与各方的责任，发行人和保荐人要保证注册文件的真实、准确、完整。值得注意的是，为确保注册制改革的顺利推出，现阶段注册制改革的范围限定于股票，为此，修订草案规定股票发行实行注册制，维持债券及其他证券发行实行核准制。

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冯国看来，我国股票的核准制从2000年3月确定开始实施以来，已出现很多弊端，证监会对新股审核把关，行政干预过多，使得市场主体难以做出稳定、明确的预期，市场主体与监管机构始终处在博弈状态，并不利于规范市场。而证券法修订草案明确实行注册制，则将市场的归市场，让股票发行数量与价格由市场各方博弈，证监会集中精力做好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在新股发行中出现的造假行为、利益输送、财务粉饰等情况，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此次修订草案的通过也就意味着注册制的推出有了大致的时间表，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预测，注册制最快将在今年年底实施，届时市场新股供给充足，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比重，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将充分发挥。不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表示，除了证券法修订外，注册制的实施还需要多项配套措施，尤其是在发行制度的改变、交易所的职责以及对欺诈发行公司的惩处等方面都要有相应的配套落地措施。

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将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防止企业在信披方面的不及时、不准确、不规范。

此次证券法修订草案在原有的证券法规范交易所市场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规定。对证券交易场所细分的交易场所中除证券监管机构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之外的证券交易所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可以依法设立不同的市场层次，设立公开交易市场应当经证券监管机构批准，并构建多层次信息披露制度，针对公开发行的证券、公开发行豁免注册或者核准的证券和非公开发行的证券，以及股票为公开交易公众公司，明确构建多层次信息披露制度。

毫无疑问，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原有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如规则的整体架构和层次有待完善，不同层次规则之间内容交叉重复、未逐层细化;同一层次不同规则之间逻辑不尽一致;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较为全面和具体，而上市后持续信息披露存在“短板”等。

对此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规则体系不仅可以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防止企业在信披方面的不及时、不准确、不规范问题，同时还可以在企业出现信息披露丢三落四、前后矛盾、语言晦涩等问题，影响投资者作出理性决策时，监管部门能够切实履行职责，采取监管措施。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指出，在注册制的改革背景下，监管层对信息披露的规范越来越重视，在淡化财务指标门槛的同时，势必会对企业发展战略、业务模式、核心竞争力、风险因素等非财务信息披露方面严加把关，对于信息审核的关注要点或以追求完整、全面、前后连贯地反映公司经营面貌为标准。

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改革创新和促进监管转型的重要保障。此次证券法修订草案专门设立了投资者保护专章，系统规定了投资者保护相关制度。

其中针对市场中经常存在的不规范的市场行为，从法律层面来规范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明确证券经营机构对于普通投资者应负有的了解客户、充分揭示风险、销售匹配产品等三项义务，把适合的产品卖给适合的人，稳定市场并促进其健康发展。

同时，新增现金分红制度，明确在尊重公司自治的前提下，要求上市公司在章程中明确现金分红的具体安排和决策程序，新增公开承诺履行制度，对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公开承诺不履行的，证券机构则可以采取监管措施，对于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规定现金分红制度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看来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最直接表现。其可有效解决股东大会失灵的情况，强化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关联方等履行承诺行为的监管，有助于构建诚信市场。

此外，针对近几年频繁发生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源等问题，证券法修订草案还完善了股东派生诉讼和代表人诉讼制度，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担任诉讼代表人有了代表人诉讼制度，投资者保护机构就可以为了投资者的利益而集合多个投资者提起诉讼，要求侵害投资者权益权的企业赔偿损失。

推动证券行业的创新发展

此次修订草案的出发点是推进行业市场化进程，让创新发展与合规风控双轮驱动。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冯果教授看来，我国证券行业所存在的同质化严重，经营业务单一，证券公司竞争多集中在经纪、承销业务方面等原因是造成我国券商“走不出去”的根本原因，此次证券法修订草案针对此问题做了多处修改，增加了证券经营机构的组织形式，允许设立证券合伙企业经营证券业务，并将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纳入证券经营机构的范围，加快证券行业并购重组，降低资产管理成本。

此外，修订草案还要求完善证券业务管理制度，规定证券承销、保荐、经纪和融资融券业务应当由证券公司、证券合伙企业经营;其他证券业务可以由经证券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机构申请经营，并加强风险防控，进一步优化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制度、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原则和要求，增加信息报送和披露义务的规定，并拓展监管措施的适用情形。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修订草案还调整取消了若干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其中包括取消七类行政许可，如要约收购义务豁免，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市，证券公司设立、收购或者撤销分支机构，变更注册资本，变更章程重要条款，在境外设立、收购或者参股证券经营机构，董事、监事任免资格等审批项目等。这些行政许可的取消将对市场主体微观活动的干预大幅减少，有助于释放市场活力，更多市场主体有机会参与公平竞争。

另外，还规定取消证券从业人员、监管机构工作人员买卖股票的禁止性条款，相应建立证券买卖申报登记制度;取消证券发行强制承销制度;取消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外其他发行保荐要求等。纵观此前我国采取的禁止从业人员炒股，看似隔离了风险，却使部分从业人员通过各种手段操作股票，这让监管层明白“堵不如疏”，允许证券从业人员参与股票买卖，并新增申报登记制度，让股票买卖在阳光下运行，更便于接受市场监督，确保市场参与主体的权力公平。

此外，此次修订草案还在完善短线交易、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禁止交易行为作出规定，新增禁止跨市场操纵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探索建立行政和解制度，明确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市实行备案制或者报告制，对境外企业境内发行证券作出相应规定，完善跨境监管合作机制。

作者：江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