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服务效率质量提升论文

[摘要]实施分级诊疗制度有利于卫生服务资源的有效配置。运用DEA模型从横向多窗口分析和纵向时间序列分析两个视角，对安徽省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前后的卫生服务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研究表明，安徽省卫生服务资源的综合效率提升明显，技术效率优势突出，规模效率劣势尚存。而这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投入要素规模与结构以及卫生服务机制创新密切相关。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病人服务效率质量提升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病人服务效率质量提升论文 篇1：

基于RBRVS与DRG的公立医院绩效薪酬考评应用

[摘 要]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公立医院现行绩效薪酬制度与改革发展形势不适应，探索科学的绩效薪酬考评方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之一是绩效薪酬改革。绩效薪酬与医务人员的服务效率、工作积极性等密切相关，科学合理的绩效薪酬考评方法对调动医护人员积极性、促进公立医院长久发展、保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有重要的作用。文章以RBRVS与DRG为基础，分析公立医院绩效薪酬考评方式，综合质量管理、成本控制，设计绩效薪酬考评分配方案，提高公立医院运行效率及医疗服务能力，强化绩效考核导向，实现预算与绩效管理一体化。

[关键词]RBRVS;DRG;公立医院;绩效薪酬考评

[DOI]10.13939/j.cnki.zgsc.2021.20.078

科学合理的绩效薪酬考评对提升医院服务能力、学科水平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改革公立医院薪酬制度中，提出构建以公益性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要求公立医院优化薪酬结构。传统的分配模式采取收支结余方式，对不同岗位的工作差异很难科学评价，忽略劳动价值，以经济收益为工作导向，不能充分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公立医院改革已经迈入深水期，全面改革分级诊疗、药品零加成、医疗服务价格、医护人员薪酬体制等。公立医院绩效薪酬考评与医护人员服务质量、工作积极性密切相关，是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公立医院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薪酬分配秩序，影响着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医疗服务供给的能力。过去基于收支节余的分配方案，偏重资本价值，与医保支付政策走向不符合，对临床工作人员的劳动价值也不能客观地衡量，不能满足医院的长期发展需要。以资源为基础的相对价值比率（RBRVS）、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为公立医院绩效薪酬考评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1 公立医院绩效薪酬考评方法

绩效考评分配方法体现了绩效管理思想理念，是组织实施绩效管理的工具。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分配对保证绩效管理的效率、效果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绩效薪酬考评分配也不断改进。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公立医院绩效薪酬考评分配也逐渐变化发展。传统绩效考评主要分为描述法、绝对考评法、相对考核法。医院绩效考评需要依据组织绩效考评模式[1]。常用的绩效考评方法包括RBRVS、360度管理法、平衡计分卡法（BSC）、关键绩效指标法（KPI）、目标和关键成果法（OKR）、目标管理法（MBO）等。随着DRGs和RBRVS的兴起，医院绩效薪酬考评逐渐采用这两种方法。RBRVS起源于美国，适合以工作量为考评重点、处于生命成熟周期的医院。其优势是更好地体现了优劳优得、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改变多收多得、收入分配的逐利倾向。缺点是实施成本较高，项目比对、项目内涵复杂，忽略了不同医师的能力差异、疾病风险、复杂程度，单纯依据不同医疗服务项目的相对价值，未考虑科室是否有收支结余，与工作量挂钩[2]。DRGs适合质量管理、医疗服务效率、医疗费用控制为考评核心的医院，信息化程度高的医院，处于生命成熟周期的医院。其优势是有利于创新医生或科室的绩效评价方法，有利于对医疗费用进行宏观预测和控制，有利于规范临床路径。缺点是不适用于医辅、医技等科室，一般只用于临床科室及医院，对信息化水平、数据质量要求较高，实施难度大[3]。公立医院的绩效薪酬考评模式，主要有以收支结余为基础的综合考评、系数考评模式，以及工作量考评模式。

2 基于RBRVS与DRG的公立医院绩效薪酬考评

2.1 基于 RBRVS 与 DRG 的绩效薪酬考评分配方案

本文研究结合DRG法考评医疗服务安全、效率、能力，以及RBRVS法的基于量化工作量，建立公立醫院薪酬考评分配方案。薪酬考评分配方案以知识价值为导向，遵循医疗行业特点，以质量管理、成本控制为内涵。关键绩效指标（KPI）考评% ×（DRG绩效单价×DRG绩点+项目绩效单价×项目绩点×工作项目数量-可控成本）±其他考核项目。

工作项目：服务人次、协作项目、执行项目等。同时计价材料、药品不计入考评分配。遵循工作项目的激励原则，其一，禁止给病人做不必要的项目，禁止乱开处方;其二，项目花费成本较高、全年工作量较少，绩效单价高;其三，项目风险、责任、技术要求高，绩效单价高;其四，鼓励应用新项目、新技术[4];其五，项目主要是监测、辅助，绩效单价低;其六，项目医疗服务花费时间多，绩效单价高。

项目绩点反映工作项目的相对价值，是工作项目的单位点数。参照国际公认的WORK RVU值，设置相关项目，药学、医技、护理、临床项目绩点，其赋值通过建模测算。单位项目绩点的绩效价值，为项目绩效单价[5]。利用医院历史数据，测算工作项目的点数，比如服务人次等。应用数据为医院一定期间的实发绩效薪酬总额、可控成本、业务收入、工作项目数量等，比如近三年、近一年。与绩效薪酬预算总额控制相结合，使用数学统计方法进行测算，要求数据处理能力、信息化程度较高。

在绩效方案中，DRG是核心能力考评，有利于提高服务效率效果，改善病种结构，引导科室与医生诊疗的规范性。DRG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比重调整，基于DRG的绩效考评，以及基于RVRVS的工作量绩效考评。诊疗项目已纳入DRG病种管理，对DRG绩点的考评计算采取三个维度，即质量安全、服务效率、服务能力。质量安全包括并发症发生率、重返率、死亡率[6]。时间消耗指数、费用消耗指数为服务效率。DRG权重、病例组合指数CMI、DRG组数为服务能力。DRG绩点考评依据，需要医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指标。DRG权重数值越高、病例组合指数越高，属于正向绩效指标，表示服务能力越高。死亡率、时间消耗指数、费用消耗指数属于反向绩效指标，其越小，服务质量安全、服务效率越高。单位DRG绩点的绩效价值，为DRG绩效单价。

关键绩效指标（KPI）综合考虑医保控费、效率效能、工作质量、综合管理的要求，采用百分制。医院可以根据战略目标、管理需求，科学设置关键绩效考评指标，实行联合打分考评，包括人事处、门诊部、计财处、医保办公室、医务处等。

可控成本包括通信费、维修费、供应材料、房屋与设备折旧、办公用品、不可计价材料、人事基本工资等[7]。鼓励科室节约成本，提升成本控制意识。

其他考核项目可以在年度绩效薪酬的考评分配中应用，主要用于奖优惩劣。设置惩罚性指标，比如违规违纪人次、患者投诉例次等。奖励性指标比如患者感谢表扬例次、发表SCI论文篇数、新技术项目等。

综合不同岗位特征、绩效薪酬考评分配总原则，制定考评分配方案：①医技。关键绩效指标（ KPI）考评%×（服务项目绩效单价×服务项目绩点×服务项目数量-可控成本）±其他考核项目。参照国际公认WORK RVU值，设置药学、医技等服务项目。服务项目是医技医生执行的HIS收费服务项目，比如发配药、放射、B超、检查、化验等。②临床。关键绩效指标（ KPI）考评%×[DRG绩效单价×DRG绩点+项目绩效单价×（服务项目绩点×服务项目数量+协作项目绩点×协作项目数量+执行项目绩点×执行项目数量）-可控成本] ±其他考核项目。服务项目包括出院人次、手术人次、实际占用床日数、诊疗人次等。非手术科室主要考评出院人次、实际占用床日数。实际占用床日数为手术科室指标。诊疗人次考评，为门诊科室指标。协作项目是补偿医生研判检查、检验结果的脑力价值，临床醫生开立申请，诊疗收费项目由其他绩效核算单元执行[8]。执行项目是临床医生执行的诊疗收费项目。内科科室适合以DRG为基础绩效考评分配，手术科室适合以RBRVS为基础的工作量考评分配。③护理。关键绩效指标（KPI）考评%×（护理项目绩效单价×护理项目绩点×护理项目数量-可控成本）±其他考核项目。比如心肺复苏、心电监护、静脉输液等护理服务项目。④后勤科室。设置一定比例的绩效薪酬，依据医技科室、医师、护理平均奖，考核结果与绩效薪酬挂钩，考核内容包括工作满意度绩效、岗位绩效等。⑤行政职能。设置一定比例，依据医技科室、医师、护理平均奖。考核结果作为调节系数。考核内容包括预算执行率、工作效率、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等。

2.2 绩效薪酬的二次考评分配

大部分公立医院的绩效薪酬考评分配模式采取院科两级制。直接分配到医疗组、医生个人的很少。医护人员对绩效薪酬考评分配是否认可，与二次考评分配是否公平公正密切相关。以一次分配为基础，再次切块划分科室绩效薪酬总额，科室考评个人绩效，为二次考评分配。二次考评分配是科室分配自主权的体现[9]。实际运行中，会出现一次考评分配、二次考评分配原则不一致的情况，不利于绩效薪酬考评分配工作的实行，甚至与医院总原则违背。因此，需要重视二次考评分配的公正和公平。首先，医院可以建立绩效薪酬审计小组，审计核查二次分配方案，定期核查各科室绩效导向，审计二次分配实际分配结果。其次，加强科室民主讨论或自查，建立科室绩效薪酬管理小组[10]。上传下达，接受科室全体成员的监督、建议、意见等。最后，二次考评分配以医院总的绩效薪酬考评分配原则为基础，医院加强沟通和协调。

3 总结

随着社会经济和医院的发展，公立医院绩效薪酬改革也要相应推进，优化考评方法，兼顾公平和效率，提升考评分配结果的科学、公正、公平。绩效薪酬考评分配要兼顾医护人员的切身利益，促进医院实现战略目标，维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公共医院要充分分析自身情况，应用基于RBRVS和DRG的绩效薪酬考评方法，根据发展形势不断动态调整完善，促进公立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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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厚盾

病人服务效率质量提升论文 篇2：

基于分级诊疗制度的卫生服务资源配置效率评价

[摘 要]实施分级诊疗制度有利于卫生服务资源的有效配置。运用DEA模型从横向多窗口分析和纵向时间序列分析两个视角，对安徽省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前后的卫生服务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研究表明，安徽省卫生服务资源的综合效率提升明显，技术效率优势突出，规模效率劣势尚存。而这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投入要素规模与结构以及卫生服务机制创新密切相关。因而，若要提升卫生服务资源的效率，需适度增加卫生服务投入，优化投入要素结构，完善医保支付方式，创新分级诊疗服务机制，实现城乡卫生服务资源的配置均衡。

[关键词]分级诊疗;卫生服务资源;效率评价;DEA模型

Evalu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health service resources allocation based on hierarch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taking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AO Qun-shan

（School of Medicin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38， China）

Key words：hierarch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health service resources; evaluation on efficiency; the DEA model

一、研究背景

我國卫生服务资源总量不足，城乡医疗资源分布失衡等问题突出，卫生服务资源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较为明显，医疗服务存在明显的“倒三角”，即高质量医疗资源集中在三级医院，而基层医院特别是乡镇卫生院、社区医院医疗资源匮乏，这与群众卫生服务需求的“正三角”不相称，“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成为困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难题。而实施分级诊疗制度有利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难题，有利于卫生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在全社会逐步建立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制度，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低成本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2015年安徽省政府颁布《安徽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确定了医疗改革的重点突破领域，包括公立医院改革、医保管理体制、分级诊疗制度、医药价格形成机制、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等。可以看出，当前医疗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围绕分级诊疗机制展开的，公立医院改革确定了不同级别公立医院的职能、任务，为分级诊疗提供了载体支撑;医保制度改革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为分级诊疗制度提供了价格杠杆，有利于病人诊疗需求的分流。因而，安徽省在2015年出台了《安徽省关于开展分级诊疗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构建以协同服务为导向的医疗服务体系。

安徽省在分级诊疗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在医联体建设方面，安徽省注重依托医联体建设强化城乡分级诊疗体系，采取城市、专科专病医联体以及县域医联体等形式。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在地级市以三级医院为龙头，县域以县级医院为龙头分别建立与二级医院、乡镇卫生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密联系的多种形式的医联体，为优质卫生服务资源优化整合、下沉基层提供载体，并积极引导群众在基层医疗机构首诊和康复治疗。到2015年底安徽省17家省属医院与多家市属医院、县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协作关系，全省16个市属医院均已牵头组建了覆盖城乡、形式多样的医联体。安徽省还不断规范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制度，构建急慢分诊转诊机制。在医疗服务价格机制改革方面，建立了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动态调整机制，运用价格杠杆引导分级诊疗。在医保管理机制改革方面，制定了医保支付的杠杆机制，实施总额预付制度，扩大按病种、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等付费方式改革，2015年按病种付费病例数达到30%，2017年按病种付费病例数达到50%，积极引导群众在基层就诊。安徽省分级诊疗制度实施效果如何？分级诊疗制度是否有利于卫生服务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本研究以安徽省為例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分级治疗制度实施前后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行评价，以此分析政策的资源配置效果。

二、文献回顾

分级诊疗的概念。分级诊疗是指不同层次或不同级别的诊断治疗。邓铂鋆、孙嘉先认为分级诊疗制度是通过层级设立、按金字塔状组织的医疗机构[1]。李菲从城市综合医院和基层医院的功能方面研究了分级诊疗制度的内容。刘国恩从价格机制方面研究了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方式[2]。付强从医疗保险与医疗管理政策建立方面研究了分级诊疗制度模式[3]。刘汉元认为分级诊疗制度通过建立医疗联合体制度，实行专家社区坐诊和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来提升卫生服务公共资源的分配效率[4]。王虎峰、元瑾研究了分级诊疗制度对于规范有序就医格局的形成和医疗机构利益再平衡机制的实现的作用机制[5]。张深深研究了分级诊疗制度下的卫生服务资源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医疗机构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方法。Dolan和Tsuchiya对患者所处的重要地位采用经典的加权法量化处理，并对卫生服务公平性评价的影响因素进行总结[6]。Tuvia Horev、Irena Pesis-Katz和Dana B. Mukamel用基尼系数对美国的医疗卫生人员地理位置分布的现状和历史趋势进行研究[7]。Timothy W. Butler、Ling Li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美国密歇根农村地区的医院进行规模效率分析[8]。肖圣鹏通过问卷和访谈方法实地调研获取乡镇卫生院资源数据，实证研究了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9]。

当前研究多是运用定量研究方法，运用截面数据，从静态上实证研究区域卫生服务资源的效率及影响因素，而从多窗口和时序数列对区域卫生服务资源效率进行动态评估的并不是很多见，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具有价值的研究空间。本研究中的分级诊疗包括分级诊疗的制度设计、载体建设和体系保障等，涉及医联体建设、首诊转诊机制、医疗服务价格机制、医保支付机制以及其他能够促进分级诊疗的一系列机制体制建设，研究将对分级诊疗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由此，本文建立了DEA模型，运用医疗卫生资源投入产出数据从多窗口和时序数列方面分析安徽省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效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政策依据。

三、模型构建

（一）DEA模型和投影分析

资源配置的效率测算方法主要是有效前沿法，Berger等根据是否需要对生产前沿函数的参数进行估计，将有效前沿法分为两类，即参数估计和非参数估计，其中参数估计法包括自由分步法（DFA）、随机前沿法（SFA）和后前沿法（TFA），非参数估计法则包括无界分析法（FDH）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10]。数据包络分析是1978年美国运筹学家W.W Cooper和A Charness提出的一种非参数效率测算方法。这种方法是采用线性规划方法来建立所观察数据的生产前沿面，将采集到的数据根据研究需要分成一定数量的被评价单位，每个被评价单位即为一个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然后计算出每个DMU的相对效率，并对其投入产出有效性进行评价。DEA分析主要用于经济社会中多投入、多产出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评价，特别在样本数量少，投入产出之间的函数关系不明晰的条件下，DEA分析具有独特的优势。

投影分析。投影分析是在DEA分析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多目标规划条件下分析非有效决策单元改进的研究方法。投影分析有助于较精确地掌握非有效决策单元的改进路径。

（二）指标的设定

本研究在对安徽省卫生服务资源效率评价时，采用横向多窗口分析和纵向时间序列分析两个视角。横向窗口分析主要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卫生服务资源作为决策单元，运用DEA模型分析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前后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的效率变化情况;纵向时间序列分析是以安徽省卫生服务资源作为决策单元，运用DEA模型分析2006—2015年卫生服务资源效率的变化趋势，从时间序列上对分级诊疗实施前后卫生服务资源效率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在指标选取上，当前研究多将卫生机构数、卫生服务人员数、床位数等指标作为投入指标，而将诊疗人次、出院人数和病床使用率作为产出指标[11-12]，基于上述研究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将卫生机构人员数、卫生机构床位数作为投入变量，将年卫生机构、年出院人数、病床使用率作为产出变量。

（三）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涉及2006—2015年安徽省卫生服务资源投入产出数据，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网和安徽省卫生计生委网站。

四、实证分析

（一）横向多窗口分析

横向多窗口分析主要选取2012年和2015年两个时间窗口，对比分析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前后安徽省各地市卫生服务投入产出效率问题。通过政策实施前后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评价分级诊疗政策的资源配置效果。

1.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采集2012年和2015年安徽省16个地市的卫生服务投入产出数据。投入指标2个，分别是卫生机构人员数和卫生机构年床位数;产出指标2个，分别是卫生机构年出院总人数和卫生机构病床使用率。在2012年的数据中，铜陵市卫生机构人员数、床位数、出院人数指标均最小，分别是5868、4671、87528;而合肥市卫生机构人员数、床位数、出院人数指标均最大，分别是51829、37188、895035。在病床使用率指标上，淮北市最低，为81.32%，铜陵市最高，为97.87%。在2015年的数据中，铜陵市上述三个投入指标仍然最低，而合肥市仍然最高。但在病床使用率指标上，马鞍山市为最低，为75.24%，阜阳市最高，为88.92%。铜陵市投入指标值较低主要是由于铜陵市所辖区县数量在全省最少，因而投入资源量也相对较少，而合肥市是省会城市，三级医院分布密集，社区医院也较健全，卫生服务资源相对较充裕，投入数量较多。

从投入指标均值来看（见表1），2012年卫生机构人员数为20921人，到2015年上升到22337人，增长了6.8%。年床位数从2012年13893张增加到2015年16713张，增加了近20%。这主要是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后，随着各地医联体的建设，卫生服务资源的不断下沉，基层医疗机构得到了加强，投入资源数量也增加较快。从产出均值指标看，年出院人数由2012年的321899人增加到2015年的368536人，增加了近15%，病床使用率由2012年的88.58%下降到2015年的84.25%，病床使用率的下降一方面与城乡卫生资源的增加有关，另一方面与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首诊转诊制度的落实，基层优质卫生服务资源的加强以及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落实，基层住院患者数量的增加有效缓解了城市三级医院的就诊压力。

2.DEA模型分析

在运用DEA模型进行效率评价时，主要选用MaxDEA5.2软件进行卫生服务资源投入产出的效率分析。将卫生服务投入产出的指标数据输入分析软件中，将2012年和2015年安徽省卫生服务投入产出数据作为整体进行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表3。由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12年安徽省卫生服务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是0.890、0.913和0.968，而2015年上述三项均值分别是0.913、0.939和0.978。这说明安徽省2015年以分级诊疗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效果，技术效率的提升也表明卫生服务资源的配置得到了优化，这主要是由于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后，基层卫生资源得到充实，诊疗效果及诊疗数量得到明显改善，这也有利于缓解城市公立医院的诊疗压力。而各地市中规模报酬递减地市有9个，占56.3%;规模报酬递增地市有5个，占31.2%;规模报酬不变地市有2个，占12.5%。这也充分说明了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进一步强化结构调整，通过基层卫生诊疗条件的改善，提升诊疗服务质量，充分利用基层闲置医疗资源，加强医疗技术支持。

（1）综合效率分析

比较2012和2015年安徽省16个地市的综合效率可以看出（见图1），综合效率上升的地市有合肥市、淮北市、宿州市、阜阳市、淮南市、滁州市、六安市、芜湖市、宣城市和安庆市，占62.5%，其中合肥市综合效率由0.890上升到1。合肥市卫生服务资源综合效率的提升离不开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合肥市三级医院与所在区域社区医院建立了医联体，建立了医疗信息平台，开展远程医疗会诊、双向转诊，实施对社区医院和乡镇医院的帮扶，积极促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卫生服务综合效率明显提升。而亳州市、蚌埠市、池州市、黄山市、马鞍山市和铜陵市综合效率有所下降。从2015年规模收益上看，淮南市、马鞍山市、铜陵市和黄山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可以扩大卫生服务投入规模以提高服务效率;而淮北市、亳州市、宿州市、蚌埠市、阜阳市、六安市、安庆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表明投入过多，效率低下，需要从管理和制度上进行创新，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医联体建设滞后，基层医疗设施较为落后，医疗水平也相对较低，是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缓慢的重要原因。由表2可以看出，综合效率差异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卫生资源的政府投入以及分级诊疗体系的完善程度有着紧密的关系。

（2）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

图2和图3分别是2012年与2015年安徽省16个地市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比图。从技术效率看，合肥市、宣城市、安庆市的技术效率为1，这些地市卫生体制改革较早，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分工协作机制和以医疗、医保、价格为手段的综合保障机制，基层医疗服务资源也相对丰裕，县域内就诊率相对较高，卫生服务资源的技术效率较高。淮北市、宿州市、阜阳市、淮南市、滁州市、六安市和芜湖市的技术效率有较大提高。技术效率的上升得益于“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的建立。技术效率上升的地区实行了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常见病的分级诊疗，建立了城鄉一体的医联体，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得到一定程度的下沉，城乡医疗资源进一步整合和优化，因而卫生服务资源的技术效率提升较快。亳州市、马鞍山市和铜陵市的技术效率略有下降，亳州市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存在城乡发展不均衡，卫生服务管理创新不足，技术效率不高等问题。马鞍山市和铜陵市则由于区划调整后卫生服务管理机制不畅，城市公立医院优质资源下沉不到位，基层医疗资源利用不充分而导致技术效率下滑。合肥市、淮北市、亳州市、阜阳市、淮南市、滁州市和宣城市的规模效率略有提升，其中合肥市的规模效率由2012年的0.915上升到2015年的1，这些地区仍然可以通过增加投入，扩大卫生服务规模来提升效率。宿州市、蚌埠市、马鞍山市、芜湖市、铜陵市、池州市和黄山市的规模效率存在不同程度地下降，其中铜陵市由2012年的1下降到2015年的0.94，这些地区的规模效率存在下降趋势，扩大规模反而会导致卫生服务资源效率的下降，因而需通过创新管理机制和综合保障机制来提高效率。

（二）纵向时间序列评价

纵向时间序列评价主要运用安徽省2006—2015年卫生服务投入产出数据来分析分级诊疗政策实施前后的资源配置效果。

1.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从投入产出数据可以看出，安徽省在卫生服务资源投入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见表4）。在要素投入方面，卫生机构人员数由2006年的169181人增加到2015年的367387人，增长了近117.2%;床位数由2006年的133956张增加到2015年的267405张，增长了99.6%。而在产出方面，出院人数由2006年的3375574人增加到2015年的8386814人，增长了1.48倍，病床使用率由2006年的61.9%上升到88.14%。在卫生服务资源投入方面，2014年卫生机构人员数为365650人，到2015年略微增加到367387人;年床位数2014年为262058张，到2015年略微增加到267405张。而在卫生服务产出方面，2015年出院人数总数为8181303人，到2015年显著上升到8386814人;病床使用率则由2014年的87.68%下降到2015年的84.14%。由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分级诊疗政策实施前后的投入与产出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2.DEA模型分析

运用MaxDEA5.2软件对2006—2015年卫生服务资源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

（1）效率分析

由表5可以看出，2006年、2009年和2013年的综合效率为1，处于规模报酬有效阶段，有效年份占30%;其余年份均小于1，处于规模报酬无效阶段，无效年份占70%。其中2007年、2008年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扩大卫生服务规模可以提高效率，而其余年份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表明规模扩大无益于产出效率的提高。总体看来，规模报酬处于波动递增趋势，表明安徽省卫生服务投入产出效率处于不断改善的状态。特别是2014年的综合效率为0.983409，到2015年上升为0.995833，说明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后，卫生服务综合效率得到了提升。从技术效率来看，仅2007年技术效率为0.99594，其余年份均为技术有效年份。而规模效率除2006年、2009年和2013年为规模报酬有效外，其余年份均为规模报酬无效。可见安徽省卫生服务无效基本是规模无效所导致的。2014年和2015年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但规模效率有所提升，说明增加投入对效率提升的空间不大，需从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方面提高效率。

（2）投影分析

运用投影分析研究卫生服务效率的最优化改进问题，由MaxDEA5.2软件分析得出表6所示结果。由2006—2015年安徽省卫生服务效率改进的目标值与改变量（见表6）可以看出，安徽省卫生服务资源在有些年份DEA无效的主要原因是卫生机构人员和床位数投入过剩，或者卫生机构人员数和床位数比例不合理，同时没有达到既定的病床使用率所导致的。例如2014年和2015年是安徽省分级诊疗制度实施的前后两年，都存在卫生机构人员数和床位数投入不合理的现象。2014年卫生机构人员冗余6066.4人，2015年冗余量下降为1531.02人，而年床位冗余量是4347.73张，2015年床位冗余量下降为2940.31张，由此可以看出，分级诊疗制度实施以后卫生服务投入量及投入比例有了明显的改善。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安徽省为例，运用DEA分析方法，从横向多窗口和纵向时间序列视角分析了分级诊疗制度实施以后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自分级诊疗制度实施以来，安徽省卫生服务资源的效率有了明显的改善，横向分析和纵向分析的结果都表明安徽省卫生服务资源的综合效率提升明显，技术效率优势突出，规模效率存在劣势。具体结论如下：

从横向多窗口分析可以看出，2012年安徽省卫生服务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是0.890、0.913和0.968，而2015年上述三项值分别是0.913、0.939和0.978，綜合效率由0.890提升到0.913，技术效率由0.913提升到0.939，规模效率则由0.968上升到0.978。这说明安徽省分级诊疗制度改革以来，随着城市三级医疗机构医联体的建立，首诊转诊制度的实施，以及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的实施，基层卫生资源得到了充实，城乡医疗服务资源不断优化，卫生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改善。而多数地市规模效率的下降反映出要不断通过城乡医疗资源的整合、区域医疗资源的优化以及基层卫生服务条件的改善来提高医疗资源的服务效率。

卫生服务配置的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相关。安徽合肥市、芜湖市、滁州市、宣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综合效率上升明显。其中合肥市是省会城市，医疗服务资源丰富，其综合效率由0.890上升到1，处于资源配置有效区域。而亳州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其综合效率有所下降，马鞍山市和铜陵市由于区划调整而使管理机制不顺，区域内医疗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从而综合效率下降。可见，经济发展水平高，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大，有利于整合城乡医疗资源，建立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分工协作机制和医疗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区域卫生服务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从纵向时间序列分析可以看出，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综合效率处于波动递增趋势，这表明安徽省卫生服务投入产出效率处于不断改善的趋势。技术效率基本处于有效区域，而规模效率在波动中呈递增趋势，基本处于无效区域。由投影分析结果可以得出，规模无效的原因在于要素投入量过多或要素投入结构的不合理。可见，卫生服务效率的提升并不在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而在于投入结构的优化和机制体制的创新。

（二）建议

加大基层卫生资源投入。通过对安徽省卫生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分析得出，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率是由投入要素的技术效率和卫生服务的规模效率所决定的。当前卫生服务投入的技术效率优势明显而规模效率处于相对无效区域，这就要求在进行卫生服务体制改革时，适当控制规模增长，通过增加基层卫生资源投入，合理优化卫生服务资源结构，加快基层卫生院和社区医院建设，培养与引进全科医生，购置检查检验设备，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通过建立医联体来强化基层卫生机构优质人力资源和先进诊疗设备配置，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

完善医保支付方式。要通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强化价格机制在群众就医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实施首诊转诊制度，规范医疗诊疗秩序，缓解城市三级医院就医压力。实施按病种付费方式改革，实施差别化医保报销政策，对于基层医院患者，在起付标准、报销比例等方面予以倾斜，引导群众在基层就医。建立医疗保险待遇动态调整机制，由分级诊疗效果适时调整医疗机构补偿比例及起付标准，增强分级诊疗效果。

创新分级诊疗服务机制。建立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诊疗的医疗卫生服务秩序。通过医疗服务、医保支付方式及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等机制强化分级诊疗联动机制。通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现医疗服务有效分流，实现双向诊疗、有序就医的新格局。在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方面，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转诊指标体系，确定不同层次医院具体的转诊指标，根据诊疗需要和患者需求，实现医疗机构的有效转诊接诊。要建立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机制，逐步完善技术支持体系。同时也要加强对分级诊疗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管，完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服务监管机制，提升卫生服务质量。

强化城乡卫生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要实施差异化的医疗卫生政策，对于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要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作用，增加卫生服务投入量，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在“增量”上做功课。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要积极整合城乡卫生服务资源，鼓励城市三级医院在人才培养、技术支持和设备共享方面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城乡共享，在“存量”上下功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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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桂霞]

作者：陶群山

病人服务效率质量提升论文 篇3：

英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模式的经验借鉴

摘 要：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满足居民多方位、高质量的保障需求，对于实现医疗风险管控、提升服务效率、完善健康管理以及推进医疗改革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相比国内发展现状，英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较为成熟，其发展经验值得借鉴。本文重点研究分析英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中政府和保险公司在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中的行为，以期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有所启迪。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国家卫生服务体系；政府；保险公司

2013年10月1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八项主要任务，要求进一步完善健康保险服务，丰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大幅增加参保人数，使商业健康保险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大幅提高，形成较为完善的健康保险机制。

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满足居民多方位、高质量的保障需求，对于实现医疗风险管控、提升服务效率、完善健康管理以及推进医疗改革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基于相似的基本保障覆盖率和医疗保障体系结构，中国和英国健康保险市场有着类似的发展环境。在相对高福利的基本医疗体系下，英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日趋成熟，覆盖人群高达12%；而在中国“广覆盖，低水平”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下，国内商业健康保险却并未真正发挥其保障作用，其发展停滞不前，在较多方面仍需改革和完善。因此，如何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已成为保险业乃至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对英国商业健康保险结构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英国健康保险市场中政府和保险公司的行为进行研究，对保险市场的现实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一、英国医疗保障体系

目前，世界上典型医疗保障体系主要有三种：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社会保险体系和商业保险体系。英国是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典型代表，采用全民公费医疗主导型模式，以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为主导，社会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为辅助。如表1所示，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社会医疗救助和私人医疗保险各司其职，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保障。

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建立于1948年，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府承办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其中，国家卫生服务范围涵盖了从预防到康复、从孕妇检查到临终护理、从头疼脑热到心脏搭桥等各类医疗保健服务，所有英国合法居民都有权享受近乎免费的NHS服务。所谓“近乎免费”，是指居民还需承担一部分不在NHS免费范围内与医疗相关的费用，例如NHS的处方费、牙医费用、眼医费用和就医路费等[1]。

社会医疗救助体系的主要救济人群包括老年人、身体欠佳者、享受政府津贴者、税收抵免者和低收入者。救助内容包括NHS免费范围外救助对象所需自担的费用，遵循“有能力承担费用者必须自担，没有能力承担者可获得救助”的原则。对于特定人群提交的救助申请，政府会对其生活状况和医疗需求进行调查，最后根据相关规定来确定其享受救助的资格。在考虑救助人群支付能力时，除了收入标准外，还会考虑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家庭结构，以确保相对的公平性[2]。

私人医疗保险又称商业健康保险，其存在主要用于满足公民对医疗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2012年，商业健康保险的被保险人人数占总人口的6.31%。英国健康保险市场中，商业健康保险的类型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普通的商业健康保险。该类保险对投保患者在私人医院诊断、手术以及住院的费用进行保障，免去了投保患者在NHS服务体系中可能面临的等候时间。与其他保险类型一样，保险费的拟定因人而异，主要根据投保患者的年龄、预期赔偿数额、家庭保障以及职业等方面。二是重大疾病保险。此类保险一般包括癌症、心脏病、中风、器官移植手术或者永久性残疾等。赔偿方式多为一次性支付，数额一般为数万英镑。三是永久性或长期医疗保险。这类保险用于保护失能患者的基本财产。保险公司负责确保患者在不需要变卖房产的情况下，为其支付全部或部分的私人护理费用。

上述三类体系构成了较为稳定的英国医疗保障体系，NHS的设立一方面为英国民众提供了坚实的健康保障，实现了流行病学转变（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使英国国民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疾病由传染性基本转向慢性病。另一方面还为英国的经济繁荣和慢性病方面的医疗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主导的NHS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尽管NHS在财政安排上有政府为其兜底，流程操作中有政策法规提供支撑，但长时间的资金短缺和过长的等候就诊时间使民众对体系的满意度大幅下降，部分人群转向私人医疗机构。针对低效率的NHS体系，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内部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体系效率，但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等问题依然存在。

二、英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以福利型国家著称的英国，其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已达到覆盖全民的保障面积，从表面上看，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但如表2所示，1990—2012年，英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中投保人的数量长期保持在400万人以上，商业健康保险被保险人人群占英国总人数的比例维持在6%～7%。据Laing & Buisson统计，2010年，6.39%的英国人以个人或团体形式自主选择私人健康保险，且商业健康保险保障覆盖的人数达到720万（包括投保人的家属），约占人口总数的11%，而1979年这一数字仅为300万。在当前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保障体系既不会完全由政府大包大揽，也不适合完全市场化的自由竞争。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势必会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托举。

（一）行为分析

1.界定保障范围

国家的政策法规明确界定公共保障与商业保险的服务范围，为两者补充合作关系提供指导。虽然NHS体系提供近乎免费的保障，但仍要求某些治疗项目费用由居民自担，例如处方费、牙医费用、眼医费用和就医路费等。这些政府免付的治疗项目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发生频率较高且费用较高的，例如牙医费用。另一部分是理应居民自己承担的费用，例如整容费用、就医路费。法规的界定为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也间接地将商业健康保险的投保人群定位在收入较高者，增加了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的高收入客户资源。

2.限制保障程度

高福利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中，社会保障覆盖面积较广，囊括项目较为全面，费用大多由政府和医院包揽。因此，患者在病况不确定的情况下，往往会选择多于自身所需的治疗程度，造成资源浪费。因此，为了防止医疗服务的过度使用和医疗资源的非理性消费，法定医疗保险机构设立了相关限制性规定。

1980年，英国政府开始降低一部分社会医疗保障项目的津贴标准。1980—1981年，患者的短期津贴减少了5%，1982年1月，与收入相联系的疾病短期津贴被取消[4]。保障程度的降低旨在对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进行改革，由政府包揽费用转向个人与政府共担费用，增强居民个人在体系中的权责意识。这一举措一方面缓解了政府医疗保障支出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民众对更高保障的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同样，英国健康保险的低迷现状也需要这样的举措。根据表2显示，自2001年以来，个人市场投保人数由122.9万人降至2011年99.3万人，期间在2006年至2008年略有小幅增长，但总体仍达到10年20.5%的跌幅。基于个人市场走势的低迷，占据英国健康保险市场份额最高的保柏公司将停止中介渠道销售个人健康保险。对此，英国政府适度缩小NHS保障覆盖范围，控制治疗的供给数量，以引导高收入人群选择更便捷的私人健康保险，进而更合理地分配现有医疗资源。

3.服务外包模式

服务外包模式是在“内部市场化”大体环境下形成的。在1980年以前，英国的医疗体制是“命令与控制体制”的典范之一。公立医院一般只提供急诊和住院服务，不设门诊部。作为政府的预算单位，公立医院的开支由政府实施全额预算管理。在这样的体制下，医疗卫生部门资源浪费、人浮于事、服务较差。针对市场经济下实行计划经济的医疗卫生部门，政府引入了“内部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即政府在维持公共部门整体组织架构不变的情况下，在其内部模拟市场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促进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主要目的是建立政府购买医疗服务的机制和组织，将原有的“政府包揽购买和提供服务”模式改为“政府购买，服务竞争”模式。

自此以后，152个按地区设置的初级卫生保健基金（Primary Care Trust， PCT）成为最大的医疗服务购买者，掌握着75%的NHS预算资金[5]，居于国民健康服务系统的核心。为提升PCT的购买能力和管理水平，英国政府于2007年在PCT中全面推广“服务外包”模式（Framework for procuring External Support for Commissioners，FESC），旨在引入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对医疗体制进行进一步改革。政府的外包服务采购计划（FESC）有严格的资格预审程序体系，每个机构都将提供与其资质相匹配的服务，协助初级卫生保健信托基金（PCT）评估不同地区民众的需求和发展趋势。

政府外包服务采购计划（FESC）积极推动本土商业保险公司发展，使保险公司参与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运营，保证居民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保障服务，提高了医疗保障体系运行的效率。英国保柏、美国安泰等14家公司通过竞标的形式，加入英国政府的外包服务采购计划。其中，安泰、联合健保、恒诺、保柏等4家公司能够提供全部的管理服务。这14家公司主要通过四个方面提供高质量和高效率的健康保障：评估和规划，承包和采购，绩效管理、解决与审查，病人及公众参与[6]。

（二）商业健康保险公司

1.利用寿险产品自身优势

消费者对商业保险的需求成为发展补充合作关系的基石，其中寿险为居民的健康消费提供了多方面的服务。首先，人寿保险是专属于保险受益人自身的权利，大于债权，所以债权人无权要求受益人以保险金给付偿付债务。因此，受益人欠债或破产时，保险金的所属权不会因此而改变，法律不能强制受益人用保险赔款进行偿还。其次，人寿保险单不计入应征遗产税之内，这个特点使其成为富人避税的有力工具。以英国的“总遗产税制”为例，制度对死者的遗产以死亡日期前7年内的赠与资产收税，征收税额达到总遗产的40%[7]。因此，高额的税额征收使高收入人群选择保单合理避开税负。再次，寿险具有内在价值，部分重大疾病患者可通过保单贴现的方式获得融资，解决短期融资难的问题，为及时治疗提供资金保障。最后，寿险不仅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障，还为被保险人的家人提供经济支撑，在被保险人身故后延续服务，其保障力度和范围均优于公共保障。

2.准确市场定位

对客户的准确定位是占据市场的最基础且最重要的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有需求才有供给。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正是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根据市场变化不断对客户进行定位，才能在市场中长期占据一席之地。

首先，最初的需求源于NHS体系的低效服务。20世纪70年代以后，普惠于民的NHS体系暴露的低效率问题使公众开始转向私营医疗服务，以获得更高质量的服务。同时，英国政府开始鼓励私人医疗保健业务，试图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由于私人医院为居民提供专科医疗服务，医疗设施、医疗技术和医疗环境较好，随之而来的费用也相对昂贵，此时，商业健康保险则为投保人群支付了高端医疗服务费用。自此以后，商业健康保险将其客户定位在收入较高的人群。

其次，考虑到市场划分为个人和团体两类，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对两类业务进行了不同的需求分析。一方面，团体健康保险多数来自企业对于员工的福利安排。商业健康保险公司主要根据团体费率与团体签订保单，超过三分之二的商业健康保险是由雇主为雇员购买的团体保险。另一方面，个人健康保险源于自身的需求，保险公司主要从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任职地位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多角度分析做好个险市场的客户定位。例如从年龄角度分析，根据家庭成员追踪调查（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BHPS），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人群中，年龄在16到24岁的人群购买率最低，55到64岁的人群购买率最高。对市场的分析使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更加了解市场潜在客户，不仅对最可能购买人群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还可以对购买较少人群通过优惠等方式刺激消费。

3. 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英国保柏公司（BUPA）、安盛医疗保险公司（AXA PPP）、英杰华集团（Aviva）以及保诚健康保险（Pru Health）是英国四大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占据90%的英国健康险市场。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方式主要在迎合消费者所需的同时，通过健康管理服务引导并创造消费者的需求。

首先，公司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各种健康保险计划，提供重大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牙科保险等一系列健康保险产品，甚至可以为癌症、心脏病患者量身定制医疗保险计划[8]。其次，通过自有医疗机构为客户提供医疗服务，公司可掌握丰富的客户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保险产品进行相应调整。再次，公司针对不同市场提供不同方式的健康管理服务。对于投保个人，公司通过免费体检、牙医保健、吸毒及酗酒检查等方式对其进行服务，对于投保企业，公司则从职业健康教育、压力管理等方面结合投保企业行业特征，为员工提供福利性质的健康管理服务。因此，健康管理服务本着“预防、缓解和治疗各种疾病”的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客户健康医疗的难题。

4.为自保基金提供管理服务

自保基金与商业健康保险因商品的属性相似而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但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另辟蹊径，利用自身专业化的管理模式为自保基金提供管理服务，这不仅开拓了健康保险市场，还为保险公司带来新的盈利点。近些年来，一些企业和保险公司建立了自保基金，旨在为未保险的医疗费用（Non-insured medical-expenses schemes， NIMES）提供保障。NIMES建立信托基金，为公司支付赔偿或健康费用提供资金来源。该基金的出现为市场注入新的元素，得到大多数企业的青睐。一方面，基金可以免除保险费的税费，资金运作不受金融服务监管局偿付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自保基金的排外性使保费盈利留在国内保险市场而非外资企业。同时，基金赋予了企业更多的管理选择权。据相关数据显示，新加入的人群由1992年的53000人增长至2003年的472000人，对商业健康保险的产品销量造成较大影响。随着自保基金的发展，商业保险公司盈利并未受替代品的影响而受损，相反，包括AXA PPP在内的保险公司增加基金的投资份额，使得近70%的自保基金由商业健康保险掌控。因此，为自保基金提供管理服务的保险公司从中分羹，获得客户资源和盈利，团体保险所占总人口的份额由11.2%增至12.8%，覆盖率的增加提高了保险行业的整体竞争力[9]。

三、启示

英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历程给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思路带来良好的启迪。无论是在政府对于商业健康保险的政策扶持之时，还是保险公司自身所应对的市场变革之中，不断开拓市场份额，都能对我国的发展有所启发。英国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在不断变化和改革中逐步形成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我们在借鉴时需要考虑到：一方面，凡事皆不可一蹴而就。对于我国的医改，把握方向是第一步，其次从基层逐步改革，对于改革过程所暴露新的问题，我们应诚实面对、努力解决而并非敷衍、掩盖，这样才能在不断的否定和肯定中发展。另一方面，英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是基于英国国情，因此，我国不可完全照搬，理应结合自身发展国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为我所用”。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会在政府和保险公司的协作下蓬勃发展，对健康保险的价值链进一步拓展与细分，为居民提供高水平的保障和更优质的服务，引领保险行业走向更加专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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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宏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