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演替理论分析论文

摘要：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是现代林场管理的核心内容，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该文阐述了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基本理论，并结合多年在林场的生产管理经验，介绍了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有效举措，以期为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参考。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生态演替理论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生态演替理论分析论文 篇1：

城市绿地系统的景观生态规划分析

【摘要】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建设要充分体现其实用性、美观性、生态性，要用景观生态规划理论分析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建设。本文分析了在景观生态规划理论下，城市绿地系统景观生态规划的目标、原则、内容和方法。

【关键词】城市绿地系统；景观生态规划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建筑面积的增大，造成城市拥堵、空气污染、热岛效应严重等环境问题，这就需要在城市建设中合理规划城市绿地系统，不断改善城市居住环境。

一、城市绿地系统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内涵

从宏观与微观上对城市绿地空间环境（包含：城市公园、绿地、道路绿带、防护林带、滨水空间、风景保护区等）的自然生态系统、人造景观系统及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进行营造设计，实现绿地景观生态过程和格局的连续性、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创造生态与人文相融合的可持续人居环境。

二、城市绿地系统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和原则

城市绿地景观生态规划总的目标是改善城市绿地景观结构，加强城市景观功能，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促进城市景观的持续发展，具体目标有：安全性、健康性、舒适性等。

景观生态学在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中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1）整体优化原则。在建设城市绿地系统中，要把城市绿地当成一个整体进行设计，这样才能达到资源和空间的优化配置，使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发展。城市绿地系统的建设要根据城市发展的现状进行设计，要符合城市发展和生态系统的特点。要将一系列单独的绿化个体进行整合，使之成为相互联系的绿化网络系统。要充分考虑城市郊区与市区绿化建设的联系，使之成为一个整体；（2）以人为本原则。城市绿地系统的建立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发挥绿地的生态环保作用，提高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3）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城市景观建设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在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进行改造，努力使城市景观与自然景观相融合，促进自然与社会的共同发展；（4）地方特色原则。城市景观的设计过程中要充分参考本城市的历史、地理、人文等文化特点，设计出具有当地特色的城市景观，满足城市居民的审美心理。不能只是简单的复制、套用旧的设计或者其它城市有名的景观设计，不然体现不出城市景观设计的美观性。

三、城市绿地系统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内容和方法

（一）确定绿地系统规划范围与目标

规划范围应与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城市土地利用规划范围一致。规划目标是通过规划设计保护城市自然（景观）资源，调整景观结构，合理布局绿地景观，营造生态与人文相融合、可持续的城市绿地系统。

（二）绿地系统景观资料的收集

包括生物（植被、病虫害等） 、非生物（地理、地质、气候、水文和土壤等） 两个方面，绿地景观的生态过程及与之相关联的生态现象（人口、文化及人的价值观等） 和当地人文对景观影响程度等。收集资料的目的是了解规划区域的绿地景观结构、自然过程及社会文化状况，为以后的景观生态分类与生态适宜性分析奠定基础。

（三）绿地景观生态分类和制图

根据现有资料，综合分析规划区的自然特征、人文特征和社会经济条件，选取影响绿地景观格局、分布规律、生态演替的主导因子作为分类指标，进行景观生态类型制图，以此作为绿地景观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基础。

（四） 绿地景观生态适宜性分析

以景观生态类型为评价单元，根据区域景观资源与环境特征、发展需求与资源利用要求，选择有代表性的生态因子（如降水、土壤肥力、旅游等） ，分析某一景观类型内在的资源质量以及与相邻景观类型的关系（相斥性或相容性），确定景观类型对某一用途的适宜性和限制性，划分景观类型的适宜性等级，同时进行不同景观利用类型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风险分析；构建合理的绿地生态系统，以达到既维持生态平衡，又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五） 绿地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

1、斑块

根据城市绿地系统景观结构成分将城市绿地系统的斑块分成不同大小的类型，大尺度景观异质性分异明显，几何特征少，呈现自然、随机、无序的特征，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大面积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有利于调节生态环境，并且有助于城市的美观；小尺度没有完整的群落和生态特征，也没有完整的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呈现出高度人工化的特征。中、小型的斑块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绿地的实用性特点，改善城市景观的整体视觉效果，还有利于改善城市的形象。大、中、小斑块的作用不一样，每部分都具有特有的作用，同时从景观的角度考虑，每个斑块可为不同季相和颜色的不同植物类型，因此要对斑块数目（PN）、斑块密度（PD）、斑块尺度（MPS）、丰富度、优势度及多样性等指标进行测算，合理布局不同类型的斑块，以大、中斑块为主体，小型斑块为点缀，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绿地景观空间。

2、廊道

研究显示，廊道在一定宽度下能发挥出最佳的效果。但是目前我国城市发展迅速，建筑面积增大，人口拥挤，交通堵塞，街道的加宽与合理布局成为首要问题。在绿地系统中，绿色廊道有利于改善空气质量，还可以当做是城市分割屏障与空间连接组织，在城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城市地形以及居民分布情况，在城郊合理建设绿色安全屏障，如防护林，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廊道的屏障作用和改善环境的作用；在城市中心，不同区域之间也可以用廊道进行分割与连接，比如用绿色廊道将工业区与居民区隔开。城市中与夏季盛行风同向的绿色廊道和楔形绿地还有利于把城市外围的风导入主城区，改善城市热岛效应，降低城市温度，同时起到增加城市绿色景观的作用。因此要对廊道的边长面积比（SHAPE）、边缘对比（TECL）、适应度、平均毗邻度（MPI）、接触度（CONTAG）、连续性等指标进行科学测算，通过廊道建构合理的城市绿地系统格局，同时从廊道的不同作用功能和景观出发，考虑选择不同的树种，搭配不同的色泽和季相。如：导入风向的廊道可以选择树干高、冠径小、适宜本土气候和土壤的树种，以保障廊道内气流通畅，快速流动，提高“风道”效应。城市景观廊道則可以选择树干高度适中、冠径大、色泽与季相变化的不同树种与植被相搭配，形成高品位、高质量的城市景观。

3、基质

在设计城市绿地系统的过程中，要将基质设计在斑块和廊道的范围之内，利用基质中不同的建筑景观与廊道和斑块相搭配，采取对景、框景、借景等不同的造景手法，同时加入不同的本土文化元素，通过对分析景观元素在空间结构上的联系，使之与空间构建相映射，形成良好的景观。 比如在居民区周围设计绿地系统，要将居民区处在绿地系统的包围之下，利用道路、文化小品、游园绿地、地标性建筑等元素进行有机组合，再采用不同造景手法因地制宜地打造不同特色景观，使居民生活在景观优美的绿色环境中，充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结 语

综上所述，在景观生态规划理论下分析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设计，有利于科学合理的设计城市绿地系统，改善城市绿地景观结构，加强城市景观功能，充分发挥城市绿地系统的实用性、生态性与美观性，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促进城市景观的持续发展，促进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伍学进，曾菊新. 试论宜居性城市绿地的规划与建设[J]. 長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01）：28-32.

[2]孙逊. 基于绿地生态网络构建的北京市绿地体系发展战略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14.

作者：赵志杰

生态演替理论分析论文 篇2：

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举措

摘 要：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是现代林场管理的核心内容，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该文阐述了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基本理论，并结合多年在林场的生产管理经验，介绍了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有效举措，以期为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生物多样性

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对于林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退化森林的科学管理目前已得到了行业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关注，其对应的管理效率与管理逻辑能够进一步提升退化森林的利用价值，有效改善传统退化森林的管理理念，推动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

1 退化森林系统恢复和重建的基本理论

1.1 生态演替理论 生态演替理论不仅是现代生态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林场管理工作的核心内容。生态演替理论是指生态系统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逐渐被其生态体系所替代，是整个生物群体与生物环境共同作用的成果，也是相关生物逐步发展和演变的进程，是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受时间、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发展而来。利用生态演替理论，能够更加有效地对自然生态系统以及人工生态系统进行理解和学习，有助于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是现代退化森林生态体系的核心基础理论。

以长山国有林场为例，对待退化森林，需要充分融合生态演替的发展理论，针对退化林区的主要问题，因地制宜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策略，解决退化林区面临的生态问题。例如，某退化森林由于人类活动的频繁以及大量的乱砍滥伐，导致地区森林退化严重，不仅加剧了地区水土流失问题，而且导致部分稀缺树种的灭绝。而开展林区的重建工作，不能单纯种植林区原有的生态树种，因为这些树种对应的生态环境已经发展变化，需要结合环境的变化，改变种植的树种，从而实现林场的科学重建。

1.2 地域性理论 地域性理论主要认为，受林场的气候、环境、温度、地貌等一系列特征因素的影响，退化森林系统存在多种独有的植物物种。当需要对退化森林系统进行恢复和重建时，树木品种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导致无法在其他区域正常生长，引发的一系列重建问题如表1所示，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生态建设。

退化森林系统进行恢复和重建工作，需要结合地域性理论，选择合适的植被、生存环境以满足其基本的要求，才能确保退化森林系统得以有序恢复和重建[1]。

1.3 生物多样性理论 生物多样性原理是基于生物链多样化的发展理念，以多种的生态系统，维系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任何一种生物都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贡献积极的力量。退化森林系统不仅仅是植被物种的消亡，更多是整个生态体系遭到不同程度地影响和破坏，影响了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功能。

以滁州地区为例，松材线虫病较为常见，是影响地区生态平衡系统的主要因素，近年来该病高发，已造成大量马尾松和黑松等树种死亡，同时对当地的相关生物链造成了严重破坏。令人惊奇的是，该地区的湿地松混交林却很少受到破坏和影响。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混交松叶林属于退化森林系统恢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应的生态物种极为单一，导致对应的灾害问题也同样单一。生物多样性原则能够为森林生态系统提供多种的生物生态体系，从而有效平衡各个生物的发展空间，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对导致森林退化的病虫害要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防治。对已经退化的森林，在病虫害除治以后可以采取二次建群或漸进式转化。而现代退化森林恢复和重建工作，大多是以单一化种植模式，实现林区的快速恢复，对于林区的常态发展，没有更加有效的作用，导致林区的重建工作更加艰难[2]。

1.4 物种共生原理 退化森林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需要大量物种的参与和加入。基于物种共生原理，不同物种之间可能存在重要的生物链体系，需要保持各个物种种群的基本数量，才能够维系退化森林生态体系的健康发展。物种共生原理，是充分认识到物种之间紧密关系的重要价值以及物种之间存在的互利互惠的利益关系，既能够体现物种之间的平衡性，又能够从多个方面助力退化森林系统恢复和重建工作的快速实现[3]。

2 退化森林系统恢复与重建的有效举措

2.1 科学规划 退化森林系统的恢复工作，首先要对修复的生态系统进行科学评估，详细了解森林系统的主要物种组成，从而采取多样化的修复策略。既要对退化林区进行地貌、土壤、地质条件等一系列因素的调研和分析，理解该地区基本林木的品种和数量，又要制定作用性较强的植被品种，强化退化森林系统的恢复成效。以安徽滁州退化林场为例，主要是残次的疏林和清理松材线虫枯死木后的松树林问题[4]。

2.2 调整策略 受历史与发展因素的影响，不少退化森林系统的修复和重建工作仍存在一定的技术问题，多年的管理策略导致部分林区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单一性问题，引起退化森林系统修复和重建工作未能有效开展。因此，需要对森林系统进行科学调整，以当前的科学技术促进生态体系的健康发展。

2.3 科学管理 林区的科学管理，主要是针对林区基本树种的科学选择，从而借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提高退化森林系统的防护能力，以科学的管理模式，制定行之有效的种植管理方案。如封山育林、补植补造、抚育（清除杂灌、修枝、清除非目的树种等）、低效林改造更新等措施。对林区的各项管理工作制定管理细则以及管理流程，明确对应的负责人和管理人，同时对林区的种植工作，制定科学的管理标准，优化不同树种的管理策略，提高林区的抗性，增加林场的总体防护功能。安徽滁州林场退化林主要是水源涵养林问题，因此更新树种大多以麻栎、枫香为主，并对功能退化的低效林进行修复[5]。

2.4 定期采伐 退化森林系统的管理，需要进行定期的采伐，对一些病木、枯死木进行采伐，提升部分退化林的修复能力，及时剔除已经无法恢复的树木，有效实现退化森林系统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改善[6]。

2.5 强化抚育 退化森林系统的抚育工作，是针对水土保持林、农田防护林中的中幼林，以科学的养护模式与合理的管理策略，保障林木基本的生长营养，保障相关林木的健康成长。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和建设好森林生态系统。增强生态环境的大局观念，树立人人关心生态，人人爱护生态，人人参与建设生态的全局观。

3 结语

综上所述，退化森林系统修复和重建的基本理论，是确保森林系统持续化健康发展的基本核心，也是现代林场科学建设的主要理念。森林系统修复和重建应借助相关核心理论，结合实践应用，以保障我国退化森林体系的有效发展。

参考文献

[1]柴勇，马建忠，方向京，等.滇西北天然林生态分区研究[J].西部林业科学，2020，49（06）：16-20，27.

[2]李秀华.生态环境危机与强化森林环境使命问题[J].现代农业研究，2020，26（11）：105-106.

[3]周晓平.乡土树种在宁化县生态恢复过程中的作用[J].现代农业科技，2020（20）：122-124，126.

[4]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森林郑州生态建设规划（2020—2035年）的通知[EB/OL].[2020-09-02].http：//www.henan.gov.cn/2020/09-02/1762459.html.

[5]程维金，周煜，王鹏程，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异的武汉市城市森林经营策略[J].湖北林业科技，2020，49（04）：1-8，18.

[6]张丹华.陕西构筑沿黄森林生态廊道[J].中国环境监察，2020（08）：8. （责编：张宏民）

作者：戴贤臣

生态演替理论分析论文 篇3：

文化生态学视角的文化景观研究

摘要：通过分析文化景观研究所面临的复杂性问题及总结我国文化景观研究保护的现状，从文化生态学的突起对文化景观研究方法的再定义，到通过分析文化生态学的立场与方法模式，尝试寻找出深化文化景观研究的方向，并进行论证，即文化景观的时空性、环境响应模式、生态演替与拓展适应以及文化景观的“力场”分析，为未来文化景观及其发展与保护的深入研究抛砖引玉。

关键词：文化景观；文化生态学；文化景观时空性；环境响应；力场

文化景观在风景园林学与文化地理学中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近30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的“文化转向”同样影响到了人文地理方面的发展。[1]文化生态学就是其中一股突起的力量，但国内在文化景观研究领域关注度还不是很高。本文试图从景观学科与地理学科交叉的角度通过论述与分析，形成一套具有普适性的文化景观研究的模式。希望在“文化转向”的新时期能为文化景观的研究路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启发文化景观研究更多更有效的方法与路径。

一、文化景观的复杂性及国内现状

文化景观从引起人们注意到其多种定义的提出，再到文化景观的感知与解读；从探讨研究文化景观的构成与组成到其类型与分类，再到文化景观的保护及规划，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其自身的复杂性。

（一）文化景观的复杂性

西方对文化景观本身理论性的研究起步很早且较为深入，根据大量的具有指导和借鉴价值的理论性文献研究，总结出了文化景观的理论研究发展分析图（见图1）。在没有正式的文化景观概念之前，德国地理学家A.洪堡在19世纪就提出了景观变化过程具有复杂性，强调这种变化应该作为地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2]美国地理学家索尔坚持将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景观内容、形态学方法的应用以及景观的形式和功能，都引向“文化景观”概念。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时，也已经对其进行了分类：即人类刻意设计以及创造的景观、有机演进的景观以及关联性文化景观。但是这种种的强调、定义以及分类，对于纷繁复杂的文化景观来讲存在着不够系统和细化的实际问题，这也给后续的针对具体文化景观的研究带来了一系列难题。整个文化景观研究是一个庞杂且不断完善的体系与过程。人们只有不断地丰富、细化并有效梳理其内部结构以及明确各个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到一个在针对具体的文化景观研究时更明确有效的研究路径。文化生态学恰巧给文化景观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且系统有效的视角。

（二）我国文化景观现状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个国家拥有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数量从某种层面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对文化景观的认识、理解与保护的程度。从我国文化景观存在及保护的现状可以明确体现出我国针对具体文化景观研究方法、路径、机制以及系统性的缺失。中国作为一个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大国，理应在世界文化景观的舞台上大有作为。但是，截至2009年中国才在世界遗产中心（WHC）的官网上出现真正被认可的文化景观遗产，“此前一直被公认为应该成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庐山不知何原因没有出现在WHC的文化景观遗产列表中。”[3]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也入选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名录。五台山之所以提到文化景观保护的现状，是因为文化景观的保护是建立在对文化景观深刻的价值认识以及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根据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陈同滨所长通过2010年ICOMOS提出两份文件指出：选择“文化景观”作为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类型更符合中国特色。[4]这也是对我国从事文化景观研究人员在研究中高效路径的研究与选择上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

我国关于文化景观的学术研究相比西方起步较晚，通过大量的国内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得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增长迅速，在系统性上较为欠缺，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呈现出了自己的特点，研究的主要类别可以归纳为：文化景观理论的丰富与探索；地域性小范围文化景观的分析，其研究路径多样但基本都不具普遍的推广性；文化景观与感知、人的观念以及模式等概念关系的研究；文化景观、遗产及其保护方法、技术研究。但是在文化景观理论的研究方面缺少关于文化景观的普适性研究路径的引导和理论支持。

二、文化景观与文化生态学

文化生态学（CulturalEcology）是20世纪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主要探讨人类文化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5]，文化生态学是在特殊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进行柔性融合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美国人类学的新进化学派著名学者斯图尔特在1955年的理论著作《文化变化理论：多线性变革的方法》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此后文化生态学积极吸取各个交叉学科的理论营养，成为研究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交叉学科（见图2）。

（一）解析环境与文化景观模式

作为新进化主义学派的第一代学者，斯图尔特最先启用了文化生态学，其主张环境是一种生命的网络（weboflife）[6]，当中具有两对嵌套式的相互作用。一对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一对是它们再与“特质”（地质气候环境等）的相互作用。笔者认为这种“特质”从文化景观研究的角度来讲，是能够派生出景观文化的必要因素。文化景观是景观概念中的一个支系，早期被称为历史景观，与人为景观或人文景观有着词意上的等同性；而景观文化是由景观的“形”“意”、景观的背景文化和景观的阅读文化四部分组成。[7]也正是这四部分的相互影响使得文化景观产生了生长变化。沈福煦在《中国景观文化论》中提出景观文化的“社会文化性”，[8]不仅与伦理和宗教、习俗有关，还包括了大量的艺术文化内容，如哲学、建筑、文学甚至戏剧等。景观文化与景观之间又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环：文化建造各种景观，与此同时，景观也影响着景观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文化生态学以此来探讨环境、文化、人类行为等因素的互动关系，尝试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在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的适应与变迁过程。[6]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环境与文化景观之间的相互作用（见图3）。从图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景观的研究是一种可通过文化生态学围绕着的“适应”所展开的，具有“动态调节”的方法论，通过对环境的响应与环境进行反馈和影响，同时产生新文化来影响文化景观与环境自身这样一种不断自我更新的影响体系。

文化与环境相互作用中，文化景观与环境直接作用的生计方式、技术能力、居住形态、宗教、社会和政治等文化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文化生态学对文化“活着”的环境观察与研究，强调文化研究的主导性，从文化象征意义以及多角度、多媒介来解释与研究人地关系，从而对文化景观进行认识与解释研究。从非物质的社会活动到人类精神层面的宗教信仰，从景观的体现形式到空间的意义，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相反是由表征的不同实践组成的。”[9]这为具有强烈文化性的文化景观提供了全新的具有系统性、多层次的透视过程。这种“新”更加接近文化景观的文化属性，强调了文化景观活着的具有能动性的“人”的因素。

（二）文化景观研究层次的再定义

20世纪最后20年，来自地理学外的社会科学与其他地理学分支推动了地理学中文化视角的传统的物质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日渐式微，学科的权威性由地理传统转向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从而大大扩展了人文地理研究的方法与视角。[10]

虽然传统文化景观研究存在着以现象学哲学为主的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弱点，但是文化景观始终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且文化景观的确具有主客体的二元性特点，因此，以文化生态学为视角研究文化景观更贴近于分析同一事物的两个层面，或者可以说是在研究对象“活着”与“解剖”的不同领域进行研究。管窥之言，从文化景观的构成出发，文化生态学视角的文化景观研究更具有契合性，也更准确。不同的文化景观出自于不同文化的缔造者之手。在英国学者迈克·克朗看来，景观并不是如传统人文地理学所定义的风景，而是“观看风景的方式本身”。因此，对景观的研究不应“仅仅”在传统景观形态学上做研究，也要“结合”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对景观进行文化研究，并追问景观是如何形成的，及其隐含的意识形态内核。在研究方法的讨论上，文化地理学研究专家周尚意教授也倾向于从文化生态视角去研究文化景观，因为它提供了一些全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分析方法（见图4）。[11]

三、文化生态视角的文化景观研究

文化为主体的转向，使得文化景观的研究出现了全新的视角。我们可以从文化生态学中文化与环境不断“适应”的核心概念出发，其中以“适应”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状态作为切入点，从文化景观的时空性、环境响应模式、生态演替与拓展适应以及文化景观的“力场”四个不同角度，尝试性地论述文化生态学对文化景观的研究。

（一）文化景观的时空性与文化变迁

文化景观作为一种地域存在，有着空间上的诸多性质（比如选址以及空间布局关系等），物质与精神两种表象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景观的实质是在自然景观之上有着文化要素的叠加，景观文化属于其母体“文化”的范畴之内，因此研究文化景观抓住时间层面以及地理空间上景观文化的变迁两个维度是关键。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核心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透视这两种表象之间的关系。在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体系中，文化变迁的概念适于对区域、局部文化的动态描述。文化变迁对于文化生态研究的实际价值更大。由此，可以概括文化变迁的内涵为：由于内外因作用而引起的一个民族或区域的文化结构性的变化。[12]通过时间的延展，总有一些变化和始终不变的成为文化流传下来，构成历史的主题。所以时间的维度和文化的维度又是相互支撑的。通过之前的论述，文化结构性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化生态体系发生不断地相互影响。人们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人们借由文化的过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为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些重要象征所组成的世界。”[13]所以，通过文化的变迁来研究景观文化，从而研究文化景观是一个便捷清晰的入口。

有学者通过传统文化地理学与新文化地理学结合，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五个复数概念构成研究框架，来指导人文地理学问题的建构和研究路径，其中就包含空间与时间维度。[14]我国文化地理学知名学者周尚意教授指出，应当将文化景观概念放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研究，从而扩大了文化景观的研究范围。通过文化生态学，将文化景观的时间与空间的过程作为全面探析文化景观的重要方面，其中除了文化景观及文化变迁的宏观的变化过程之外，也包括细化的文化空间与空间文化的变化、景观文本的流变与作用过程。因此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选择时空性为方向对文化景观的研究维次，可简单用示意图表示（见图5）。

（二）文化景观的环境响应模式更新

文化作为文化景观的动因起着主导作用，其中民族、身份与人地观，成为文化生态学通过环境响应运作模式透视文化景观的又一独特视角，这也是文化生态学以文化研究为主导性的重要体现之一。有人将这种过程以“文化——时间——自然景观——约束因素——文化景观——文化”循环的方式表现出来。[15]这种关系在表达层面上，时间与约束因素平等出现不够准确，自然景观与约束因素中的过程略显粗糙。从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区别的角度，作为文化的一种外化体现，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与反馈的往复过程，但是这种过程也不应该是一种封闭的圆环形态，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形态（见图6）。诠释了文化的环境响应模式：一种不断螺旋向上的模式，图中截取了其中的一个循环单位。如果截取文化景观为头尾的话，就可表述为文化景观的环境响应模式：文化景观在景观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受自然、社会、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又从文化景观中产生相对前一轮文化的“文化新体”去继续影响文化景观。

人类是文化的缔造者，“种族、身份相互作用形成多重主体性，并在人际的、社区的、地区的、国家的和全球的不同空间尺度上建构与变动”[16]，个人的主体性扩展到团体的主体性，以此发展到民族的主体性，而主体性是建立在区别其他个体所倡导的主体价值认同基础之上的。因此民族以及身份等要素必定导致文化中独特的人地观的产生，从而控制影响文化景观与环境响应的独特性。这也就生成了一种“权利”渗透作用在景观之中。

（三）文化景观的适应与生态演替研究

文化景观是某种文化在自然景观上的外在叠加。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文化景观的适应与生态演替，其实质就是研究文化内核的适应性进化以及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和作用消失后，文化生态演替的外化形式所出现的变化过程。

从文化景观的内核文化入手，文化的适应是反映文化特性和文化功能的基本概念。主要指文化对于环境的适应，有时也指文化的各个部分的相互适应。同时环境对文化适应又具有一定的表现性。这种表现性就体现在文化景观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LA怀特认为：文化是特定的动物有机体用来调适自身与外界环境的明确而具体的机制。文化对于环境的适应主要表现为工具和技术适应、组织适应、思想观念适应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恰恰也是文化景观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的适应开拓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如图7所示，后续的康区佛教文化景观的适应性研究部分，就将按照工具和技术适应、思想适应以及组织适应三方面因素来展开研究。

文化的适应是指一种文化经过传播和扩散在新的环境要经过一个融合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来的与本土的文化之间要发生一种相互同化的作用。如果任何一方是野蛮的，取而代之的，那么另一方将会强力抵抗，形成一种连锁反馈效应的负相关的结果，对双方都可能是破坏性的。相反，文化的发展就在于不断地互相吸取营养，结果形成双方互补共同进步生长的连锁反馈。这种外在的形式表现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的生态演替。

生态演替（EcologicalSuccession）是生态学中的一种系统的方法和概念，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生态系统类型（或阶段）被另一种生态系统类型（或阶段）替代的顺序过程。生态系统是动态的，从地球上诞生生命至今的几十亿年里，各类生态系统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和演替之中。引起生态系统演替的外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内因是生态系统内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按演替的方向，生态系统的演替可分为正向演替和逆向演替。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从发展到平衡、从打破平衡到再平衡的不同过程。

以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文化生态演替从而研究文化景观的演替过程，其中文化生态演替的原因、演替的方向、原生与次生的演替都是重要的研究内容。我们将不同种类文化之间的传播与竞争放在生物学视角下去研究。文化生态演替可以有很多种的可能，其中一种就是指文化生态系统受到外界环境的压力或者意外力遭到破坏，在此种破坏性的外力减弱或退去后，出于自身本能的生态动力恢复原有的状态。现代人深刻理解到自然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文化生态学让我们同样深刻认识到文化生态的和谐与平衡对本就脆弱的人类社会有着怎样重要且深刻的影响。从文化生态演替研究文化景观，不但是对文化景观本身理论研究的丰富，更是对文化生态学的一种再丰富的过程。我们可以明确文化演替中的内外因素、演替的方向与文化景观的演替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文化演替的原生与次生关系更好地解读文化景观的演替模式，从而明确文化景观的变化与发展。

几乎每一种外来的文化都会发生适应与演替，也都会产生连锁反馈。自公元7世纪起，佛教分别由印度和我国汉地传入西藏，公元10世纪中叶后形成藏语系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组成部分，是佛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17]从西藏的佛教文化景观就可以看出文化景观的开拓与适应，同样其中也有着文化演替的不同表现。从佛教进入西藏的历史过程中，有文化迅速的融合与发展，同时也有着特殊的朗达玛灭佛这样的文化生态灾难。这些在整个文化生态中也都是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特殊局面。但是从佛教文化进入西藏以来，在大的时间轴上，整体是呈现了一个正向演替的过程。通过文化生态的适应性原则，可以辅助我们对当地佛教文化景观展开这一层面的研究。从寺庙建筑群的选址以及布局结构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由文化源地印度传统的曼陀罗式到符合西藏地理环境、寺庙组织结构、等级制度以及传统文化的自由式的转变。图8就是典型的文化景观的选址、形式及布局转变的例子，从图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藏地佛教文化景观的选址和布局结构等都进行了适应的过程。西藏扎囊桑耶寺（建于公元8世纪60年代）是严格按照当时印度的曼陀罗的格局制式建造的，属于平坝的选址类型。其余三座分别是萨迦寺（建于公元10世纪）、色拉寺（建于公元15世纪）、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建于公元18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接下来的三个例子逐渐出现了形制上的变化，最后到自由式的形成。充分体现了同一类型文化景观的开拓与适应。佛教文化是佛教文化景观的“母体”，只有从“母体”理论的角度找到其文化的理论根源，看见并看清文化景观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才能更好地保持文化景观自身的纯正血统，从而达到文化景观应有的独特功能和具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化属性。[19]因此从文化生态学入手研究文化景观，更有利于把握文化景观的复杂特性。

（四）文化景观的“力场”

文化生态学主张从多因素中研究文化的产生，和文化“活着”的环境与状态。从文化生态学的立场看文化景观，就是要把文化景观放在一个整体的、联系的、互动的“力场”进行其“活着”的环境与状态研究。“文化不可能在理想的纯粹的条件下发展，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构成文化的‘场’。所谓的‘场’或者‘力场’，本意是指文化处于多种力错综纠结的相互作用。”[20]通过对文化景观的研究与总结，文化景观的“力场”在各种力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它们分别可以是文化扩散的作用力、自然环境作用力（包括制约力和促进力）、技术作用力（包括制约力与促进力）、特殊文化因子作用力（宗教类的“绝对精神”，如活佛、瑞像等）、政治作用力、性别作用力、突变作用力等。每一种力又提供了文化景观的一种变化的可能性和结果。文化景观在这些力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找到自己的一种平衡状态，在状态被打破后重新找到新的平衡定位自己。

通过具体的层次分析法，或者其他具体操作，每一处或者某一种类型的文化景观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作用力的权重，我们针对诸多作用力的影响程度可以示意性地建立一个文化景观的“力场”。这样就有助于个性化的分析，判定文化景观的生长类型以及将文化景观之间进行有效的比对研究。如果以图形示意它所处的力场可用图9表示其形式。图中将涉及到的假设的6种主要的作用力安排在一个180度的半圆内，比例按其权重系数比划分，半径平均分为10份来标明力的等级大小。每一种力的作用效果按照力的大小和权重形成的扇形面积表示。其中每一种力的负作用效果（制约效果），仍然从圆点0开始计算并以反白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负的作用效果大过积极的正向效果，将以深色出现在半圆中，表现此种力量给这种文化景观带来的负面力量作用。

四、总结

文化景观因其自身具有“活”的复杂性，在“文化转向”发生后，亟待需要较为清晰、高效和与之相契合的研究视角。论证均是在以文化生态视角的文化研究为主导，传统景观形态研究与文化因子相互作用研究为辅的方法下，将文化景观放入一个动态场去研究，能够在更为广泛的层面看清文化景观的构成，丰富文化景观的分类，明晰比对，深化分析景观过程；在文化生态学的互联全局的立场贴近文化景观创造者的真实想法，将其从文化生态学的运作模式以及方法去解读与研究，为后续的文化景观研究、保护以及设计复原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路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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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文廷 林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