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抗体检测医学科技论文

“从未想过有生之年可能被治愈”的一位伦敦艾滋病感染者，可能会成为全球3700多万被这种疾病终身纠缠的患者中，第二个有望摆脱厄运的人。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病毒学专家RavindraGupta等学者于3月5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成果表明，全球第二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可能已经出现。此时，距离上一次奇迹发生已经过去了12年。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艾滋病抗体检测医学科技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艾滋病抗体检测医学科技论文 篇1：

输血前ELISA法检测HBsAg、抗—HCV、抗—HIV及抗—TP的价值分析

【摘要】 目的：探讨输血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乙肝表面抗原（HBsAg）、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艾滋病病毒抗体（抗-HIV）、梅毒螺旋体抗体（抗-TP）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2月-2015年2月在本院拟输血的102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均在输血前进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研究乙肝表面抗原（HBsAg）、HBsAg、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艾滋病病毒抗体（抗-HIV）、梅毒螺旋体抗体（抗-TP）检测阳性率，并进行分析。结果：1026例患者中输血前HbsAg检测验性率最高，达9.94%，抗-HCV、抗-HIV、抗-TP分别为1.75%、0.19%、2.24%，不同指标阳性率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278.14，P<0.05）。对不同指标阳性率的科室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病理产科的阳性率最高，达29.66%，不同科室的相关指标阳性率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字2=73.52，P<0.05）。结论：输血前各种疾病存在一定的感染率，其中乙肝感染率较高，且在不同科室的分布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利用ELISA法进行输血前HBsAg、抗-HCV、抗-HIV及抗-TP检测十分有必要。

【关键词】 输血前检测；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乙肝表面抗原；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艾滋病病毒抗体； 梅毒螺旋体抗体

【

【Key words】 Detection before transfusion；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epatitis C virus； HIV antibody； Antibody of Treponema pallidum

First-author’s address：Ji’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of Jiangxi Province，Ji’an 343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31.036

输血是一种常用的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但多种疾病均有可能通过血液进行传播，包括梅毒和艾滋病以及乙型、丙型肝炎等，严重影响到人体健康[1]。并容易导致各种感染以及医疗纠纷，不利于医院正常诊疗活动的开展。为此，临床要注意提高用血安全，以避免各种疾病的传播，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为保证用血安全，需要在输血前做好相应的检测工作，对相关感染性指标进行检测，目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是一种常用的检测方法。本研究中，笔者回顾性分析2014年2月-2015年2月在本院拟输血的6547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输血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乙肝表面抗原（HBsAg）、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艾滋病病毒抗体（抗-HIV）、梅毒螺旋体抗体（抗-TP）的价值，现将本次研究的相关具体情况进行如下的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4年2月-2015年2月在本院拟输血的患者共有1026例，其中男541例，女485例，年龄5～87岁，平均（39.25±10.15）岁。所有患者均抽取静脉血，置于4 ℃冰箱内保存待检，并均于1～3 d内完成检测。本次研究相关内容和方法均经本院伦理部门审核并批准，其检测过程中所使用的试剂、仪器及来源情况如下：（1）HbsAg试剂盒：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初查）；（2）抗-HCV试剂盒：北京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初查）、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阳性复查）；（3）抗-HIV试剂盒：北京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初查）、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阳性复筛）；（4）抗-TP试剂盒：北京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初查）、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阳性复查）；（5）酶标仪：郑州安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6）洗板机：北京拓普分析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1.2 方法 利用相应的试剂盒，对患者血液标本进行检测。所有检测项目均设置阳性和阴性对照进行室内质控，其中，利用酶联免疫法进行抗-TP、HbsAg检测；利用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法进行抗-HIV初筛，阳性标本送至本市疾控中心予以再次检测确认；利用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法进行抗-HCV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内容进行操作，并以酶标仪的实际读数为最终的判定结果。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字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输血前相关指标检测结果 1026例患者进行输血前相关指标检测，共检出145例（14.13%）阳性患者，其中抗-TP阳性23例（2.24%），HbsAg阳性102例（9.94%），抗-HIV阳性2例（0.19%），抗-HCV阳性18例（1.75%）。HbsAg检测验性率最高达9.94%，不同指标间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278.14，P<0.05）。

2.2 相关指标阳性率科室分布情况 145例输血前相关指标检测阳性患者中，分别为病理产科43例（29.66%），生理产科32例（22.07%），妇外科26例（17.93%），儿科22例（15.17%），新生儿科22例（15.17%）。病理产科的阳性率最高，达29.66%，不同科室的相关指标阳性率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73.52，P<0.05）。

3 讨论

现如今，临床治疗多种疾病，尤其是对危重患者进行抢救的过程中，输血是一种常用的治疗方式[2]。输血治疗包括输全血、成分血，是临床治疗的重要措施之一。但输血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可能会导致各种输血相关不良事件的出现。不良反应是指在输血过程或输血后，受血者发生的用原先疾病不能解释的、新的症状或体征。它可分类为免疫性反应、非免疫性反应和输血传染病，从而导致各种用血安全隐患的出现，严重影响到患者的健康和疾病治疗效果，并容易导致各种医疗纠纷等。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也不断增强，对输血治疗安全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3]。为此，临床需要积极的做好相应的输血前检测工作，以防止各种疾病的传染。

输血传播性疾病常见的有：乙型、丙型肝炎，艾滋病，巨细胞病毒感染，梅毒，疟疾，弓形体病等，均会对人体健康产生极大的影响[4]。其中，乙肝、丙肝、艾滋病、梅毒是几种最为常见的输血传播性疾病。艾滋病即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 deficiency syndrome，AIDS），这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一种严重传染病，会对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极大的损害，严重者可导致死亡的综合征。而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有3种，即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输入或注射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均会感染艾滋病[5]。患者一旦输入处于窗口期的血液制品将导致用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与其他感染途径相比较经输血传播艾滋病的潜伏期将大大缩短，给患者的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6]。丙肝是一种由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而引起的病毒性肝炎，主要经输血、针刺、吸毒等渠道传播。它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坏死和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所以被称为“沉默的杀手”。由于没有疫苗预防丙肝，所以日常预防尤为重要，丙肝传播方式与乙肝相似，主要通过输血、血制品、吸毒、母婴传播等方式，其他如医源性感染，其中包括不安全注射、未经严格消毒的牙科器械、内窥镜、外科手术、介入性操作等。梅毒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慢性接触性传染病，可通过直接性接触、输血、母婴等方式传播。

现如今，酶联免疫检测法是目前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血液检测方法之一，它检测的是抗原或抗体。酶联免疫检测法是对血清学抗原、抗体实施检测，当病毒进入人体后，人体免疫反应应答后产生一种物质，该检测技术通过发现这种物质而判断人体是否被感染。这种方法的“窗口期”较长，如乙肝表面抗原、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艾滋病抗体检测的“窗口期”分别为50、72、22 d。当病毒进入人体后，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会启动免疫应答，产生一种物质来对抗病毒入侵，这种物质就是抗体[7]。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即通过对这种抗体的检测，来对血液情况进行判断，了解是否感染相关的病毒[8]。临床对相关感染性指标进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时，乙肝表面抗原（HBsAg）、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艾滋病病毒抗体（抗-HIV）、梅毒螺旋体抗体（抗-TP）是主要的检测指标[9]。其中，乙肝是一种临床十分常见的传染病，其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率也相对较高[10]。本次研究结果即显示，1026例患者中输血前HbsAg检测验性率最高，达9.94%，抗-HCV、抗-HIV、抗-TP分别为1.75%、0.19%、2.24%。提示乙肝属于临床输血传播性疾病，分析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我国乙肝发病率较高等因素有关。本次研究结果还显示，对不同指标阳性率的科室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病理产科的阳性率最高，达29.66%，不同科室的相关指标阳性率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析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较之其他科室，病理产科存在较大的输血需求，临床输血量较大。结果也表明，在不同的科室，存在不同的输血相关感染风险。因此，对相应的重点科室，要注意提高对输血前检测的重视程度，做好输血前的检测工作，以最大程度降低输血风险，减少各种输血传播性疾病的出现[11]。对需要接受输血治疗的患者，在输血前要注意对其进行相应的血清学传染指标检测，以全面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为患者输血前是否出现各种血液传染性疾病感染提供所需的判定依据，以明确医疗责任，避免各种医疗纠纷的出现[12]。

另外，通过输血前检测，也可以帮助医务人员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在各种护理以及诊疗活动中的操作水平，注意做好消毒和隔离等，以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等[13]。医院也应当加强临床用血管理，将其作为医疗质量管理的重要内容，完善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制定并落实相关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提高自身交叉配血及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水平。除此之外，还需要注意到的是，一些病原体在感染之后存在一定的“窗口期”。“窗口期”指的是病毒进入人体到从血液中发现抗体之间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输血检查难以发现病毒，“窗口期”是人类所有输血治疗依靠现有的检验手段无法规避的风险。当献血者感染病毒而尚未发病、处于潜伏期时，血液中已有病毒血症但无症状和抗体产生，在输血检查中便难以发现，但处于窗口期的感染者同样具有传染性，艾滋病、乙肝、丙肝、梅毒等传染病都有“窗口期”。因此，即便经检测为阴性，也需要提高警惕[14]。对“窗口期”血液传播的疾病，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保障自身健康。对医务人员而言，要注意围绕检测结果提前向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相应的健康宣教和说明等[15]。总之，在对患者进行输血治疗之前，要做好相应的指标检测工作，以保证治疗的安全性，避免出现感染和医疗纠纷等。

综上所述，输血前各种疾病存在一定的感染率，其中乙肝感染率较高，且在不同科室的分布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利用ELISA法进行输血前HBsAg、抗-HCV、抗-HIV及抗-TP检测十分有必要。临床上应该科学合理地使用血液，同时血液的管理机构和医疗机构在临床用血的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规范操作，并做好输血前的检测，以避免由于输血带感染疾病的风险。但受到入组样本数量以及观察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本次研究所得到的相关结果以及相应的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准确。因此，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进一步完善和分析。

参考文献

[1]王阳，邵冬华.患者术前及输血前血清感染性指标检测的临床价值[J].中外医学研究，2012，10（4）：50-51.

[2]张勇，刘芳.住院及输血前感染性标志物的检测结果分析[J].中外医学研究，2011，9（35）：66-67.

[3]徐守辉.输血前检查乙肝表面抗原、丙肝抗体、艾滋抗体、梅毒的临床意义[J].中外医学研究，2010，8（29）：178-179.

[4] Gonzalez-Porras J R，Graciani I F，Alvarez M，et al.Tubes for pretransfusion testing should be collected by blood bank staff and hand labelled until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echnology for improved sample labelling.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study[J].Vox Sanguin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lood Transfusion and Immunohaematology，2008，95（1）：52-56.

[5] Solymos E，Guddat S，Geyer H，et al.Response to letter to the editor regarding "rapid determination of urinary di（2-ethylhexyl） phthalate metabolites based on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as a marker for blood transfusion in sports drug testing"[J].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emistry，2011，401（2）：579-580.

[6]韩选伟，胡同平，张文兰，等.10681例输血前、术前、产前患者感染性疾病标志物检查结果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2，9（5）：71-72.

[7]艾书娥.2680例输血前、手术前四项感染性标志物检测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1，8（19）：93-94.

[8] Gorlinger K，Dirkmann D，Hanke A A，et al.First-line therapy with coagulation factor concentrates combined with point-of-care coagulation testing i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in cardiovascular surgery： a retrospective， single-center cohort study[J].Anesthesiology，2011，115（6）：1179-1191.

[9]张伟平.431例输血前患者HBsAg、HCV-Ab、HIV-Ab和TP-Ab的筛查与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0，7（13）：177-178.

[10]李雪梅，杨春茂，杨春晴，等.献血者HBsAg、抗-HCV、抗-HIV、抗-TP ELISA检测阳性与确证试验的对比研究[J].中国输血杂志，2013，26（6）：541-543.

[11] Tani Y，Aso H，Matsukura H，et al.Significant background rates of HBV and HCV infections in patients and risks of blood transfusion from donors with low anti-HBc titres or high anti-HBc titres with high anti-HBs titres in Japan： A prospective， individual NAT study of transfusion-transmitted HBV， HCV and HIV infections[J].Vox Sanguin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lood Transfusion and Immunohaematology，2012，102（4）：285-293.

[12]巫文勋，程利，梁可，等.化学发光免疫测定法检测HBV、抗HCV、抗HIV和TP-Ab结果分析[J].重庆医学，2014，43（20）：2626-2628，2631.

[13] AlShaer L，Abdulrahman M，John T J，et al.Trends in prevalence， incidence， and residual risk of major transfusion-transmissible viral infections in United Arab Emirates blood donors： Impact of individual-donation nucleic acid testing， 2004 through 2009[J].Transfusion：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lood Banks，2012，52（11）：2300-2309.

[14]程颖，李维，程燃，等.重庆市2008-2012年无偿献血者HBsAg，ALT及抗HIV、抗HCV、抗TP抗体检测结果的分析[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4，35（10）：1297-1298.

[15]闫文强，刘久波，范金波，等.手术前和输血前血液传播性疾病感染因子检测及意义[J].临床血液学杂志：输血与检验版，2010，23（1）：93-95.

（收稿日期：2015-04-15） （本文编辑：周亚杰）

作者：肖婕　彭心华　余艳婷

艾滋病抗体检测医学科技论文 篇2：

“伦敦病人”的科学价值

“从未想过有生之年可能被治愈” 的一位伦敦艾滋病感染者，可能会成为全球3700多万被这种疾病终身纠缠的患者中，第二个有望摆脱厄运的人。

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病毒学专家 Ravindra Gupta等学者于3月5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成果表明，全球第二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可能已经出现。此时，距离上一次奇迹发生已经过去了12年。

这位继“柏林病人”后再次被幸运之神眷顾的治愈者，被称为“伦敦病人”。他于2003年诊断出患有艾滋病，2012年又患上了霍奇金淋巴瘤。2016年5月接受了一名CCR5 基因突变捐赠者的干细胞移植后，该研究团队发现，即便是高敏测试也无法在他血液中找到病毒。移植手术后16个月，即2017年9月开始，“伦敦病人”停用了HIV携带者需服用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截至目前已经连续停用18个月。

对“伦敦病人”的治疗结果，Gupta更倾向于使用“长期缓解”或“功能性治愈”的说法，部分原因是目前研究人员尚未检测患者血液以外的组织。他表示，“观望上两年后，再来谈‘治愈’更合适。”所谓功能性治愈，是指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被完全抑制，用常规方法难以在病患血液中检测出病毒。该研究团队的成员之一、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者莫海平（Hoi Ping Mok）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就当前的医学技术来说，治愈是断然不能说得如此绝对的。
奇迹再现

正如有人所言，第一例治愈也许只是奇迹，但第二例治愈，就是科学。如果“伦敦病人”成功治愈，意味着“柏林病人”并非偶然现象，研究者得以对这种治疗方法的机制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柏林病人”蒂莫西·布朗的治愈，是艾滋病研究史上举世狂欢的病例。现年52岁的布朗是一位美国人，1995年他在柏林居住期间患上艾滋病，又在2006年被诊断出急髓性白血病，这是一种致死率很高的血液癌症。经过三轮大剂量的化疗，布朗不仅没能控制住病情，还变得非常虚弱。骨髓移植成为他最后的生存机会。

肿瘤大夫杰罗· 胡特在为他进行骨髓移植手术时，“异想天开”地选择了具有艾滋病抗体的干细胞配型。这一治疗过程颇为曲折。2007年2月，布朗接受了第一次骨髓移植，术后恢复很快，仅3个月后血液中就检测不到HIV病毒了。但好景不长，同年年底，白血病意外复发。冒着5年生存率仅约一成的巨大风险，胡特决定再次为他进行干细胞移植。
病毒学专家Ravindra Gupta。

好在命运垂青，在停止抗病毒药物治疗并接受干细胞移植20个月之后，布朗体内没有病毒反弹情况，其后几年的随访都表明他十分健康。布朗也被公认为世界上唯一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自布朗后，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复制这个奇迹。但后来的试验都不乐观：很多患者在停服抗逆转录药物9个月左右病毒复现，或死于癌症。这些失败使得科学家一度认为布朗的治愈可能是一次意外的侥幸，直至“伦敦病人”的出现。

布朗究竟为何能治愈？科学界曾提出过几个设想，也围绕可能的原因进行过探索。

一是骨髓移植前高侵略性的预处理，包括大剂量的化疗与全身放射治疗摧毁了他的免疫系统;二是可能归功于骨髓供体的CCR5基因变异;第三，可能是新植入的免疫系统攻击原来机体细胞，也叫移植物抗宿主反应，顺带消灭了残存的HIV病毒。

来自美国艾莫利大学的几位免疫学家通过动物试验发现，预处理本身不能消灭HIV病毒，该研究已于2014年9月在线发表于《 PLOS Pathogens》。“柏林病人”接受了三轮化疗，以及两次干细胞移植，并辅以全身放射治疗;而“伦敦病人”仅进行了一次骨髓移植，预处理过程主要是使用阿仑单抗等化疗药物进行清髓，但没有放疗。因此，“伦敦病人”的情况也证实了这种假设的不成立。

更早些时候，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布列根妇女医院的研究人员曾运用骨髓移植治疗两例HIV感染者，但来自捐赠者的骨髓不含CCR5基因突变。在停用抗病毒药物几个月后，病毒卷土重来，该病例也被称为“波士顿病人”。而两例成功的治愈者，为其捐赠干细胞的供体 CCR5 基因均有一对关键突变。至此，这种治疗方法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逐渐清晰起来。

“柏林病人的成功病例报告发布10年以后，这个新的病例证实了来自CCR5基因缺陷捐献者的骨髓移植可以消除残留病毒并且阻止病毒反弹。” 墨尔本大学彼得·多尔蒂感染与免疫研究所所长 Sharon Lewin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一个关键基因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是由一种能够感染人类免疫系统细胞的逆转录病毒HIV引起的。HIV侵入机体细胞后，将会和细胞结合在一起难以清除，且能够潜伏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艾滋病患者会因机体抵抗力极度下降而出现多种严重感染，后期常引发恶性肿瘤，最终因全身衰竭而死亡。

目前最主流的治療方法俗称鸡尾酒疗法，通过服用一些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组合，可以使大多数 HIV 病毒得到较大限度的抑制。自1996年美国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发明了这种鸡尾酒疗法以来，HIV感染者的寿命显著延长，艾滋病已从过去人们眼里的绝症演变为一种需终身服药的慢性病。
“柏林病人”蒂莫西·布朗，全球第一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艾滋病毒之所以无法治愈，是因为它有一个储存库，亦即淋巴组织里边的细胞带有完全潜伏的病毒，而现有的药物对这些病毒无效，因为药物都是要在病毒复制的时候才发挥作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因此，“伦敦病人”这种疗法的思路可大致归纳为：在治疗癌症时，通过清除病人原有的淋巴组织和细胞，顺带将HIV病毒储藏库“连根拔起”，而植入的新造血干细胞具有艾滋病毒抗性，可以避免残存艾滋病毒的再次感染。

莫海平说，此次治疗是清除了所有抑或仅部分被感染细胞依然值得商榷。不过只要HIV病毒是借助CCR5这种受体入侵，是否有病毒残存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植入的CCR5-△32型骨髓能够守卫患者免受感染侵扰。

这种骨髓何以成为治疗的关键？这要从艾滋病毒如何侵入说起。

几乎所有HIV病毒攻击人体免疫细胞都需要同时借助两种蛋白质才得以实现：一是主要受体CD4，另一种是充当引路人的辅助受体CCR5或CXCR4。而绝大多数HIV病毒都利用CCR5这种辅助受体侵入细胞，这类病毒被称为R5嗜性。

1990年代后期，科学家们发现，当CCR5基因发生突变而缺失32个碱基对时（被称为CCR5-△32）时，HIV病毒就会被拒之门外。

“柏林病人”后，研究者试图通过在CCR5基因上动手脚以实现HIV免疫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譬如人工分离△32變异基因，或在干细胞上进行基因修饰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检索美国临床试验网上注册的艾滋病治愈研究发现，在100多个正在进行的试验中，与基因编辑有关的疗法是一个重要类别。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概念上来说，这个案例提供了再次的确认，亦即——如果利用现在基因编辑的方法敲除或者抑制CCR5，很有可能产生类似的治疗效果。

此类试验中，最广为人知也饱受批评的，是2018年11月南方科技大学教授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他的试验通过CRISPR/Cas9技术对胚胎进行编辑与修改，使CCR5基因失去活性。但贺建奎是在胚胎而非体细胞上进行基因修饰，此举意味着会影响人类基因库，其存在的诸多风险与伦理问题招致了世界范围的强烈谴责。但Gupta说， 在艾滋病感染者身上进行CCR5基因编辑是正当的，“第二个病例意味着，这种思路值得研究，并且，它或许是目前为止通往HIV治愈路上最有希望的方向。”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负责人Anthony Fauci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在整个根治艾滋病的研究领域，在感染者体外修饰CCR5基因然后再注入体内是一种有前景的尝试，但需要在非常专业的研究中心指导下完成;此外，激活患者免疫系统来抑制甚至消灭病毒也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些研究试图激活潜伏病毒再杀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过成功。
难以推广

尽管理论机制逐渐明朗，但是多数专家承认，诸多原因使得该治疗方案的可推广性很弱，并不切实可行。“伦敦病人”的出现，更多是在科学探索而非实践意义上体现了其研究价值。

对于绝大多数的艾滋病患者来说，接受这项手术的风险远远高于获益：多位艾滋病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服药可以对HIV病毒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他们的生存预期已与普通人无异。邵一鸣认为，移植骨髓本身的死亡率很高，而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已经控制在5%以下了，所以，“就没有必要去冒几十倍的风险了”。

骨髓移植手术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据莫海平介绍，具体而言，至少包括更换免疫系统过程中可能出现感染、化疗带来的副作用以及骨髓不匹配引发的移植物抗宿主病等。

全身性地更换免疫系统，意味着手术过程中的丝毫差池都可能会成为对脆弱病人的致命一击。莫海平坦言，这种方法与其说是一项疗法，毋宁说是一个实验。应对这些高风险，医生必须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以及强大的监护机制——而这样理想的情况，只能存在于实验室环境。

另一个风险则在于，当HIV病毒不选择CCR5基因引路，这种方法就无能为力。这项研究在骨髓移植前对他的感染路径进行了识别，确认“伦敦病人”属于R5嗜性。不过HIV病毒选择哪种辅助受体并无规律可寻，而且复制过程中具有高变性。一般而言，患者感染的早期，绝大多数病毒都是R5嗜性，不过科学家对其为何表现出这种特点的原因尚未解开。

因此，对于“伦敦病人”来说，尽管概率很低，但如果残存病毒不按常理出牌，选择CXCR4这种通路，那么他依然有感染的可能性。

Gupta等人的论文中还提到，除“柏林病人”外，此前也有一位HIV感染者进行了CCR5-△32型干细胞移植手术。但治疗却以失败告终，原因即在于手术三周后，残存病毒从CXCR4这道门攻入。

此外，其苛刻的条件使得这项疗法适用范围极其有限。“患者又有肿瘤，又感染艾滋病，并且需要能够找到匹配的CCR5基因缺陷的捐赠者配型。动用大量的资源，包括昂贵的治疗费用，才能使得手术成为现实。”张林琦如是说。莫海平补充说，肿瘤需特定为血癌，而且到了必须进行骨髓移植的程度。“这些条件实际上相当不常见”。

供体匮乏也是问题。全世界除欧洲血统携带CCR5-△32突变型纯合子的比例能达到约1%，世界其他地区人种存在这种基因缺陷的比例几乎为零，符合捐赠条件的人群微乎其微。更不必说骨髓移植动辄几十万的手术费用，相较而言，服用艾滋病抗转录药物的花费一年仅几千元左右。

张林琦认为，两例病人的治疗其实是非常极端的例子，不具有广泛性，但是它在科学概念上提出了值得探索的一些思路。“可以通过这些病例去了解，如果患者的艾滋病毒真的被清除了，它的清除机制到底是什么？是把CCR5基因敲除或通过其他的机制实现的？这种移植过程中所产生的很多免疫反应，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清除病毒？”

“企图在几千万HIV感染者中推广这种治疗方式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类似的研究能够帮助到终极目标——治愈的最终实现。”英国卡迪夫大学临床传染病医师安德鲁·弗里德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杰罗·胡特也表示，这种治疗方式只适用于非常有限的小部分患者。但他希望这项研究成果能够重新唤起医学界对CCR5基因疗法的热情。“我们期盼真正的突破到来”。

作者：彭丹妮

艾滋病抗体检测医学科技论文 篇3：

王陇德的战争与和平

王陇德：

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国家卫生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现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组”首席专家、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他长期在公共卫生领域从事行政管理、流行病学和公众健康促进专业研究工作，提出并领导组建了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研究提出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血吸虫病控制新策略；提出并组织实施了全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和持续贡献”奖及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结核病控制“高川”奖等奖项。

王陇德谈起艾滋病、SARS、流感和肺鼠疫，就像一位将军在谈论他经历过的战争。

每一场疫情，都是一场战争。

在甘肃和鼠疫（鼠疫位居强制管理传染病之首，被称为“1号”病。染上鼠疫，最快24小时可致命，与鼠疫患者近距离接触者的感染率几乎达到100%）斗争12年后，1995年王陇德出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分管医政，此时正值河南非法采血艾滋病大感染；2003年SARS疫情暴发，在两名正部级高官被问责的风口浪尖，他被调入控制小组……他被视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重大事件和决策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每一场“战争”，他都坚持知己知彼，查清疫情。

在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SARS已过十年之时，王陇德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谈及他亲历的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关键时刻：1996年卫生部疾控专家扮成采血商人，踢爆河南惊人的艾滋病疫情，推动当地一夜扫清地下血站；2004年卫生部推行全国重点人群艾滋病大筛查，在国际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推广高危人群干预小组和美沙酮诊所，最终成为国际样板。

他坦承中国政府对艾滋病救助的态度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03年，SARS推倒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多米诺骨牌。由此，中国建立起世界最大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体系，不仅在艾滋病、结核病等防治领域得到推广，此后的H5N1、H1N1、H7N9等流感新发疫情，皆得以有效防控。

他也指出，这张疫病防控网络现在还有疏漏：SARS后疾控专家扮成鼠疫病人，抽查考核了八家医疗机构，没有一家能够及时发现并有效控制疫情。

一例肺鼠疫，或许就能再掀起一场疫情战争。

在王陇德看来，要守卫“和平”，中国的国民健康素质和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都有待提高，而国家公共卫生的理想体系应如太极图---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首尾相连，白鱼中有黑眼，黑鱼中有白眼。

一半艾滋病感染者还未发现

《瞭望东方周刊》：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你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评出的“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如何看待艾滋病在中国的现状？

王陇德：总的来说，中国的新发感染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感染者的治疗和预防措施也有了相应的落实。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估计的一半的感染者还没有发现。而他们是造成艾滋病新感染的主要来源。传染源得不到发现和有效管理，就难以控制新发感染。

《瞭望东方周刊》：估计的感染者是指2003年估计的84万？

王陇德：2003年时，有专家估算“感染者84万，如果不加控制，到2015年中国会有1000万艾滋病人”。但是就政府而言，直到2007年，我们才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当时的估计是65万人。

2003年以前，监测点还非常有限，控制还主要局限在卫生系统内部，我们在高发区也只有一些基本的监测点。到底有多少感染者，非常不确切。

中国比较高发的主要有两个地区，中原地区以河南省为代表，主要是有偿采血造成的感染；另一个是云南，主要是因为吸毒途径感染。

可是当时这两个地方的情况都不清楚。特别是河南。河南是在1995年左右有一大批感染者，8到10年以后，即2003年左右，大量艾滋病患者集中死亡，引起了非常严重的社会恐慌。有的村子人去楼空，血卖了，房子盖了，但人没了。

中国大筛查，国际社会从指责到效仿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多次表示疫情不清是艾滋病防治的最大障碍，在实践中如何估算疫情？

王陇德：我是2004年初调去分管疾病控制。当年5月前后，我多次和河南省政府商量，工作目标明确提出“查清疫情，挽救生命”八个字。

查清疫情的主要目的是挽救生命---如果不知道谁感染了，就不能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这样，河南开始对既往有偿供血员的大规模筛查。2004年6月至7月，河南省登记了28万既往献血员，检测了25万人，新检测发现2.3万名艾滋病感染者。2个月发现的感染者人数，是河南省过去10年发现总感染者人数的6倍。

2004年9月至12月，云南省对既往有偿献血员、吸毒者、性病病人等40多万人进行了检测，新检测发现1.3万艾滋病感染者，相当于过去15年检测发现感染者数量的总和。

全国其他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也相继开展了重点人群艾滋病感染的大筛查。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大筛查当时在国际上是否引起很大反响？

王陇德：这次重点人群艾滋病大筛查行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也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认为中国检测发现艾滋病的方式严重侵犯人权。

西方国家倡导自愿咨询检测。但艾滋病感染者没有任何提示性症状，如果还有歧视现象存在，就会有相当比例的人不愿意做艾滋病检测，或者宁愿迟一点发现自己感染状况。

但我们这次大量感染者的发现，以及随后的医疗预防服务的落实，逐渐让国际社会认识到这次大筛查的公共卫生意义，并接受、进而推广中国的这种扩大艾滋病检测的措施。

2006年9月，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修改了医疗机构艾滋病检测指南，2007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出台了医务人员主动对病人开展艾滋病检测指南。这也是中国对世界艾滋病防治策略的巨大贡献。

专家购血检验，一夜扫光地下血站

《瞭望东方周刊》：艾滋病疫情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似乎是不太正面的事情。在大筛查之前，地方政府有些怎样的艾滋病防控行动？

王陇德：从1995年卖血者大规模感染到2003年，地方官员没有采取很多行动，除了1996年有一次。

那年年初，我们鉴定中心有一位专家，他是做实验时需要艾滋病抗体阳性患者的血，听说当时河南有不少人感染，就装扮成商人去买艾滋病阳性者的血。

他到了河南周口，上了出租车问司机哪里能买到血，司机开着车带他去地下采血站。

血头说我这里有113袋血，你要都可以给你。

我们这个专家不知道哪袋里有艾滋病阳性的血，只是听说感染的情况比较多，就把113袋全买下回去检测。他还问血头，一个月能提供多少袋血。

血头告诉他：“我每个月能给你五万袋！”

这个专家回来以后对这113袋血做了检测---结果全部阳性。

《瞭望东方周刊》：全部？

王陇德：对！全部！

他很紧张，就来找我。我当时刚到卫生部，分管医政。采血属于医政管。我一听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就立即去找陈敏章部长报告。

当时是3月4日，正好是全国人大会议前夕。陈部长就告诉我说河南代表团住在劳动大厦，他说你赶快去给河南省的领导同志汇报情况。

我马上去了劳动大厦，他们听了也非常震惊。当时我在现场，他们就派分管卫生和政法的副省长立即返回河南，当天晚上连夜出动公安，把地下血站一扫而光。

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措施，再拖三四个月，那会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想想，113袋血全部阳性！每个月一个血头就能提供五万袋！

当时地下血站操作不规范---采血是所有血型相同的人都采在一起，混在一起离心，只要有一个人感染艾滋病，这一批血全部感染。

这个事情以后，国家用两三年时间，全面改善血站条件，装配了仪器设备，使得采供血全部机械化、自动化，基本杜绝了艾滋病经采供血传播。

SARS问责大冲击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全社会恐艾，你在河南调研的感受怎样？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是怎样转变的？

王陇德：我去过河南好几次，驻马店的上蔡、周口都去过，状况真是很悲惨。好多都是年轻人走了，家里就剩下老人带着孙子，当时社会恐艾，大家都害怕，甚至艾滋病重点村的农产品，比如西瓜、蔬菜都没人买，他们的生活都没有着落。

实际上，当时有的地方政府对这个是非常忌讳的。他们有种想法：这艾滋病不是没得治吗？他们又是输血感染的，这批人没几年就发病了，到时病人死了不就完了吗？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人会流动传染。

我们要了解情况，阻力也很大，这些消息当地不说。

当时卫生系统内部也有一些讨论，但总的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讲，没有当作很重要的事来研究，所以当时疫情不清，也没有采取明确的措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太好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中国这个情况有专门的报告，但这也不是一个卫生部门就能做好的事情。

后来这个事情还得益于2003年的SARS疫情，政府意识到卫生问题还会引起社会的大动荡，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干预。

《瞭望东方周刊》：SARS疫情流行早期，医务人员的感染死亡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心理。当时你有恐惧吗？

王陇德：我在基层做过很长时间的管理工作，在甘肃做了12年的卫生厅厅长和副厅长。在甘肃也有过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比如鼠疫。80年代初肺鼠疫的传播比SARS厉害多了。

SARS是近距离密切接触传播，像医护人员抢救病人，前面抢救的被感染，后面指挥的不一定会感染。但肺鼠疫病人要是在这房子里呆过，病人走了，新进入这个房子的人还可能感染。

我在甘肃处理过好多这样的情况，所以SARS虽然当时病原体不清楚，但我知道就是呼吸道传染。就呼吸道传染病来说，SARS远不如麻疹、百日咳、白喉，它们的再生指数是一个人传染十几个人，SARS才一个人传染两三个人。

《瞭望东方周刊》：SARS的传染性并不是最严重的，但它对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冲击力为什么如此巨大？

王陇德：关键是我们当时的防控体系不行。我们以往采用的是苏联的控制体系，医疗和公共卫生严格分开。公共卫生就是疾病控制机构在做。

麻疹、百日咳都是靠建立免疫屏障，通过打疫苗减少易感染人群，这是防疫站在做的。而传染病的防控关键是怎么及早发现早期病人，并把病人控制在现场不让他传播。这个过程主要在医院做，但我们的医院在这方面太薄弱。

按照规定，医院有这个责任，但明确这个责任是到2004年，我们修改《传染病防治法》时加了一条，防疫机构要去医疗机构检查考核。而目前医院做得仍然很不够。

这里面有政策问题。医院到底有哪些公共卫生职责？做这样的事情，国家是否给予经费保障？责任不明确，所以医疗机构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这方面依然非常薄弱，防御系统和以前差不多。

但SARS期间建立的网络直报系统，对我们提高传染病的应对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创建世界最大网络直报系统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知道是你提出并推广了基于互联网的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病例直报系统，彻底改变了50多年来医疗机构使用纸质卡邮寄报告的落后模式。当时的疫情监测是怎样的机制？你又是怎样“发明”出这个网络直报系统的？

王陇德：我是2003年4月15日接到通知，加入SARS控制的领导小组。

进入小组前我就听到一些情况，到了小组就开始研究为什么流行成这样。研究发现，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感染了多少人，到底谁感染了。

我们以前的报告是通过邮局投递。医院诊断了一个病例，就填写一个纸质卡，医院收拢再送邮局，寄到县防疫站；县防疫站每旬汇总一次，辖区有几个什么类型的传染病病人，报给省市防疫站；省市防疫站每个月汇总一次，再报给中国CDC。这样一个月以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几例什么传染病，但是具体是谁、在哪里都不知道。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这种体系可以应付流行疫情吗？

王陇德：以前的老的传染病因为我们已经建立起了防疫屏障，不会引起大的流行，所以这样的体系也能凑合解决，但遇到SARS就不行了。

当时连病原体都不清楚，没有办法建立免疫屏障保护易感群体，所有人都是易感群体。

所以我们当时就研究，要控制这种急性传染病，就必须知道病人在哪里，得知道他做过流行病学调查没有，周围有多少密切接触者。要切断传染，就得医疗机构一诊断，我们马上就知道。

当时医疗机构的信息网络系统已经比较普遍，很多医院都在网上写病历了。那我们能不能把这块接过来？能不能设计一个电子病历报告卡，借用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网络马上就能知道？

我80年代去美国学习，美国就是用这一套做信息搜集。当时我的导师在美国做了100万人的肺癌调查，全部数据在计算机里，我就用计算机里的信息来做分析。

因为出去学过，知道这个系统非常有用。现在我们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医疗机构都有自己的网络，国家给疾控中心有一笔费用，我们不需要再有多大的经费投入，主要就是一个集成。

我把信息中心主任叫来一说，就这么做了。诊断后一上网，马上就能知道---病人在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乡，这个病人的门牌号码、性别年龄，他的密切接触者有哪些，哪些有症状。

5月份我借用中科院的地理信息系统，亲手画出了第一张SARS病例分布图，把这个图拿出来，去山西、内蒙古一些省份培训，开会讲我们怎么去发现去控制，怎么去寻找病人的上家和下家。

到了5月下旬，新发病例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个系统里找到的接触者和疑似病例，都是可控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系统现在推广运用如何？

王陇德：这个系统在SARS之后推广到艾滋病、结核病、精神病和中风病人，也都建立了直报防控网络。

以前我们的直报系统都是做传染病，一些慢性病没有统计资料。现在这个中风直报系统，是全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慢性病筛查和干预系统。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已经筛查了280多万，危险因素在哪里，采取了什么措施，都有记录。

我们的艾滋病防治综合数据信息系统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全国性艾滋病综合数据信息系统。2007年到2012年，全国参与艾滋病检测人数从2320 万人增加到10130万人，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从48074人增加到82434人。

专帮“坏人”的高危人群干预队

《瞭望东方周刊》：正如你此前所说，SARS疫情转变了中国政府对艾滋病、对公共卫生的态度。对于艾滋病，我们在相当一段时期对它充满了偏见和歧视。在政府内部，这个态度是如何变化的？

王陇德：最初，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认识是片面的，整个社会，从群众到政府普遍认为，那些已经感染上艾滋病的人，以及那些还在从事着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危险行为的人，都是少数“坏人”。因此，社会不应该去帮助这些“坏人”，特别是不能用政府财政的钱去给他们提供服务。这种认识严重影响了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进程。

1989年，我国第一个艾滋病暴发流行出现在云南边陲瑞丽县时，有146名吸毒者感染。到2009年，120万人口的德宏州，约有2万人感染艾滋病，涉及人群包括农民、机关干部、警察、医生、教师等各行各业。

2005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在德宏州调研艾滋病防治工作时表示，如果在1989年刚出现艾滋病流行时，就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也不至于从少数“坏人”传播到社会上的多数“好人”，使得疫情难以控制。

《瞭望东方周刊》：落实到救助措施，除了“四免一关怀”（即免费初筛、免费母婴阻断、免费义务教育、经济困难人员免费服药和国家提供救治关怀），我们还有一个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是吗？

王陇德：这个工作队是针对我国卖淫现象比较普遍而又十分隐蔽，男男性行为人群复杂而难以接触，流动人口数量庞大，社会组织不健全且能力有限等中国特色设计的。

为了加速针对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控制，2005年我国在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立了2000多个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队伍主要由疾控部门人员构成，同时有退休医生和护士、社会组织等人员参加。工作人员适应高危人群的活动特点，等正常人下班了就去开展调查和干预活动。

主要任务是摸清辖区内高危人群的种类、数量和分布等情况，根据本辖区内高危人群的情况，针对不同高危人群制定干预工作计划，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疫情筛查、安全套推广、性病防治等具体干预措施，及时上报干预工作情况。

对于以商业性活动为主的高危人群，如果我们的防治人员按照常规的上下班时间工作，就无法为他们提供疾病预防服务；如果我们还是以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就难以接近他们。

因此，需要改变工作思路，改变工作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你参加过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的活动吗？

王陇德：我在海南参加过我们组织的性工作者的聚会，在北京我组织开过同性恋的小会，在云南我也去过同性恋活动站。

中国的同性恋比较特殊，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因，往往还要找个异性组织家庭。对这样的人群，单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传播以及伦理道德和法规的宣传教育，效果是有限的。简单、单纯地采用惩治手段，这些人群转入地下隐蔽渠道，就会扩大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我们通过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推广安全套，加强预防和监测，2012年全国共有2808个县（区）上报了“高危行为干预工作基本信息报表”，全国月均干预暗娼625019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130例；月均干预男男性行为者252470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0740例；月均报告性病门诊就诊者147941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4940例。

两部长联手推美沙酮诊所

《瞭望东方周刊》：比推广安全套更有争议的举措恐怕是美沙酮维持治疗。现在，美沙酮维持治疗已成为中国在全球预防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的典范，在最初推行的时候，是怎样突破阻力的？

王陇德：针对艾滋病经吸毒途径传播，我国从2003年开始启动降低毒品危害工程，包括美沙酮维持治疗（一种治疗吸毒成瘾的方法，让吸毒者每天到特设门诊服用美沙酮口服液）和针具交换（让吸毒者把用过的注射器到特设地点换取新的注射器）。

开始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比如地方的公安便衣就蹲在美沙酮诊所附近，等人出来就把他抓到强制戒毒所去。这样就没人敢进去。

我就去找分管禁毒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跟他讨论交流。

我们知道，吸毒戒毒非常难，复吸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我在云南强制戒毒所就知道一个吸毒者，十八进宫，出来就吸，没办法。但美沙酮维持治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戒毒”，也不是“小毒代大毒”，而是一种治疗方法，如同高血压和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或终生维持用药治疗一样。

在张新枫部长的支持下，公安就不再去美沙酮诊所蹲点，还把诊所的推广数量和复诊情况列入地方公安考核的内容。这样我们就推动得很快。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756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运行，是国际上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每年有20万人接受治疗，全国累计治疗384479人，在治人数为208388人。被联合国列为国际样板。

针具交换工作在2003年开始纳入中央转移支付艾滋病防治项目。2012年全国月均有941个针具交换点开展针具交换工作，覆盖542个县（区），参加针具交换的月均人数为47103人。

新流感之后，下次来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新流感频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陇德：2003年创建网络直报系统后，其中建立了一个不明原因肺炎直报系统，设立了诊断标准、处理标准、工作流程。这些年的H5N1、H1N1、H7N9，首发病例报告全是不明原因肺炎，都是这个系统发现的。

新发的病例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很难预料会有什么新的传染病。我的观点就是，传染病有自己的规律，我们把系统建好，以不变应万变。只要传染病一发生，我们能立刻检出，立刻控制，不让它大范围流行，这就算尽到责任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行系统存在哪些漏洞和不足？

王陇德：SARS之后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

比如传染病诊室应该单独设立，但现在去医院看，在广东的大医院，我们看到传染病诊室就在门诊三楼，要是来一个病人，整个楼全部污染。

我们在SARS后做防疫检查，两个专家扮作鼠疫病人，抽查了八个医疗机构，都没有认出来。其中一个县卫生院，我们的鼠疫专家说“我在草原上住的是帐篷，被跳蚤咬了，现在肿了”，再三提醒说“是不是有老鼠病啊”。

这样医务人员才说：“哦，你这个是不是鼠疫啊？”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没有说要把现场马上控制起来。还说“那你去防疫站吧”。

我们就是这个状况。如果现在有肺鼠疫病人，跑到医院诊断不出来，那就不知传染多少人了。

太极图构想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一个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是怎样的？

王陇德：要像太极图。黑与白首尾相交，黑鱼里白眼，白鱼里有黑眼。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要设立疾病控制处，疾控机构里也有医疗的单元存在，这样才能互相了解各自的工作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疾病防控应该怎样加强？

王陇德：疾病防控按就诊和报告前后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患者感染到就诊，可能造成传播；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医疗机构就诊，能不能很快发现并控制住，这个很重要，SARS就是这个没弄好；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场报告，接到报告后有什么反应，主要就是在疾控系统，整个体系比较完善，接到报告后的反应很快。

现在主要问题是在前两个阶段。

我们的国民健康素养太低，100个人不到7个有基本的健康素养。做健康教育要投入，我们从2011年开始有健康教育专项经费。但首先是养生教材要弄好。现在养生明星很多，老百姓无所适从。国家应该建立专门的健康教育知识库，通过媒体来传播。修改《广告法》时我提过一个建议，媒体应该承担多大的公益性宣传责任，刊登虚假广告又应承担什么责任，应该明确。

国家、专家和媒体共同来做这样的事，然后还有教育系统。健康常识要从幼儿园教起，要从小培养，而且要树立一个观念，你的疾病不止影响你个人，拖着不治可能会影响社会。

第二个阶段就是加强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这个，国家要拿出政策，需要编制机构、财政保障。现在国家给公共卫生的钱远远不够，不说发达国家，连印度都比不上。以前的SARS和H7N9，政府说你们先治，治了再补，但好多并没有补。医疗机构有责任做公共卫生，但应该由政府来埋单。

如果国民健康素养和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都提高了，加上最后的疾控机构，我们就能以不变应万变，来什么，治什么。

作者：陈融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