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档案旅游文化论文

2022-04-20

摘要:本文阐述了藏族成为青海各民族中主体民族的历史演变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海民族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并从档案学角度分析了青海省当前在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关键词:档案学;青海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藏族在青海的历史由来已久。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藏族档案旅游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藏族档案旅游文化论文 篇1:

论东巴档案与文化旅游的共赢发展

[摘要]本文从东巴档案和文化旅游的内涵入手,尝试探讨东巴档案具有的文化旅游资源效用,以及东巴档案在文化旅游的发展中自身价值的实现,就如何更好地实现二者的和谐共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关键词]东巴档案;文化旅游;共赢发展

文化旅游可以看做是旅游者主要以消费文化旅游产品,体验与享受旅游活动文化内涵,从而获得身心愉悦的一种旅游活动【1】。东巴档案是适应其民族文化生态的产物,以其古朴的形态和原始的文字保留了纳西族璀璨的传统文化,东巴文更是被称为“人类社会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活化石”,东巴档案在旅游景观文化内涵的延展、旅游宣传及旅游品牌树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文化旅游的发展对档案自身价值的实现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丽江地区东巴档案具有的旅游资源价值

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民族档案和文化旅游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丽江地区各级档案馆保存的东巴历史资料及相关人文历史档案都是具有旅游价值的文化资源。深度挖掘东巴档案蕴含的文化旅游资源效用,对丽江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而言是一条捷径。一般而言,民族档案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审美价值、宗教价值等。

(一)蕴含历史文化价值。东巴档案是纳西族先人在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一列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记录,真实准确地反映了纳西族各个领域的的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立场和意志,极具历史文化价值,成其为旅游资源有自身优势。例如,东巴古籍《创世纪》,记录了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的发展变化过程,是研究纳西社会状态变化以及婚姻形式变化的重要历史记录。而东巴经《鲁般鲁饶》的记载则更是印证了汉文史志关于纳西族迁徙发展的历史,对研究纳西族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提供了可靠的档案材料【2】。

(二)具有社会价值。东巴档案因其丰富的种类和数量而蕴含不同的社会价值。首先,科学价值,纳西族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天文、植物、医药、农业、矿产等方面的知识,反映了纳西族先民的重大科技成果;其次,哲学研究价值,东巴经蕴藏纳西族关于人类及万物起源的原始神话传说,反映了纳西先民的朴素唯物世界观和自然辩证观,对研究纳西族早期的哲学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再次,文字学价值,东巴文是世界上罕见的仍流行于民间的活象形文字,对探讨人类文字的形成、发展、演化有宝贵的查考利用价值。

(三)拥有审美价值。旅游资源区别于其他资源的首要特征即为审美价值,东巴档案凭借自身的神秘魅力能够满足游客多层次的审美要求,东巴档案不仅包括东巴经,还有东巴舞、东巴画和东巴音乐等方面内容的档案。东巴经书记载的历代民间传说、神话给丽江文化赋予了灵魂;东巴文线条优美、颜色淳朴,其象形之美也成为别具风格的民族景色;东巴画则“内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驻画及汉代画像砖相媲美;外可与古埃及、古玛雅绘画和非洲原始木雕比高下”,例如东巴卷轴画《神路图》,既有藏族唐卡画的风格又继承纳西族传统的绘画特色,静谧不失活泼【3】;纳西族音乐档案,更是以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时代的印痕而兼具自然美和人格美,彰显了东巴档案的审美价值。

(四)蕴藏宗教价值。东巴档案是在宗教文化传播中形成和发展的,体现出纳西族东巴教活动的轨迹与东巴文化的变迁。藏传佛教与汉族道教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纳西族的历史文化,许多纳西族档案都体现出佛教、道教、东巴教多教交融合一的特点。纳西族档案的传承本身就是一场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宗教旅游,它饱含的纳西族文化精髓,为游客们进行现代意义的文化朝圣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二、文化旅游的发展是东巴档案价值实现的契机

东巴档案是纳西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使东巴档案实现自身价值、得以更好传承的最好契机就是丽江文化旅游的大力发展。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东巴档案积淀的纳西民族文化应该以积极的姿态活跃于旅游市场。丽江紧抓1997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的机遇,促使本地区旅游业突飞猛进,其中,东巴档案的价值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价值主体的扩展和价值形态的变化。

(一)价值主体的扩展。价值主体的扩展是指随时间推移,与档案发生关系的人群的扩大,利用者需求范围的拓宽。对旅游文化的需求是一种对异质文化感同身受的渴望。丽江市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300多万人次,而东巴档案则以丽江地区的文化旅游为平台契机,将神秘、专属的东巴文化呈现给大众,游客们通过口耳相传和借助信息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一睹东巴档案的真容。随着信息传播的手段与途径的多元化,丽江文化旅游的宣传也使得东巴档案被更广泛的接受。例如2003年在美国举办的“图像及其变迁——东巴艺术及其再创造”展览,使世人感受纳西族传承的档案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将东巴档案推向世界,引起各界学者的研究热潮和各地游客的蜂拥而至。

(二)价值形态的变化。随着文化旅游热潮的出现,东巴档案的价值已然发生变化。东巴文凭借“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的美誉,作为当地社会的发展的重要信息载体,无形中吸引了各地游客来此旅游消费、招商引资,使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东巴档案具备了经济价值;东巴档案是纳西文化的凝聚物,对于丽江文化旅游具有很强的符号标杆的作用,是指引游客体验纳西民族风情的“路标”,可以说东巴档案具有了宣介价值;东巴档案作为对纳西族生活的原始记录,通过档案场域与旅游场域的结合,使游客获得对过去文化例如历史人物、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的记忆和缅怀,也就是具备了怀旧价值。

三、东巴档案与文化旅游的共赢发展对策

(一)着力于构建文化旅游的优质服务平台。首先,要优化管理机制,积极运用先进的档案管理技术与应用软件,实现从档案数字化接收、整理编目以及档案利用全过程的计算机管理;努力推进档案网络化管理,与相关部门资源共享,提供便捷的旅游咨询服务,提高档案资源效益。其次,丽江地区各级档案部门要积极举办特色展览。结合法定节假日在景点举办极具民族韵味东巴档案展览活动,实现互动发展。各地档案部门要因时因地举办富有文化底蕴的特色档案活动,真正使东巴档案成为打造丽江地区文化旅游“注意力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

(二)可持续地开发和保护东巴档案。丽江旅游开发的放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有利有弊,纳西族必须在外来民族文化冲击下维护自身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同时吸取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子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泸沽湖畔原始保存状态的摩梭族文化,其母系社会制度使泸沽湖成为人们趋之探秘的胜地。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很多的例子提醒我们切不可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对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要求,避免旅游文化的扭曲和文化旅游的毁坏,政府与档案部门、文化机构都应该严格把关,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法律条文及相关的规章制度。

(三)对东巴档案进行文化旅游的品牌化运作。民族档案与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绕不开市场化的运作,通过创立品牌,对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将产生资本积聚、品质提升的效应。很多时候,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在于其树立的品牌形象,管理部门将景点最典型最特色的信息表达给大众,使大众从中摄取到远大于此的精神内涵。东巴文化、纳西古乐、摩梭风情等文化品牌都诠释着丽江文化旅游的精髓,很多时候,作为丽江旅游动机内驱力的,往往就是这些品牌形象,东巴文应成为丽江文化旅游中的标示物,在对外旅游宣传、景区设计中更多的使用大量色彩绚丽、线条优美的东巴文,促使其成为纳西族民族风情的“路标”。要充分挖掘少数民族档案的文化内涵,以自然为本,以民族特性为根,以民族档案文化为灵魂,以市场为导向,实现民族档案与文化旅游产业和谐互融。

综上所述,要实现东巴档案和文化旅游的和谐互融,不仅要以东巴档案的原生态为根本,维护文化旅游中的纳西民族特色,还要坚持以文化旅游为载体,以市场为导向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发挥民族文化教化和愉悦大众的功能,从而有效地促进东巴档案价值的实现。东巴档案与文化旅游和谐共赢之路,也是一条人类与自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之路。

参考文献

[1]任冠文.文化旅游相关概念辨析[J].旅游论坛,2009(04).

[2]谭莉莉.珍贵的纳西族东巴经历史档案[J].档案学通讯,2005(05).

[3]段丽波,余璐.旅游人类学视阈下丽江纳西族档案价值探究[J].百色学院学报,2014(09).

[4]郑锦霞.海南少数民族档案与文化旅游产业的共赢探索[J].兰台世界,2013年(29).

作者:吴楠

藏族档案旅游文化论文 篇2:

从档案学角度看青海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摘 要:本文阐述了藏族成为青海各民族中主体民族的历史演变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海民族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并从档案学角度分析了青海省当前在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档案学;青海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藏族在青海的历史由来已久。据青海地区主要的古文化遗存:小柴达木湖的旧石器遗存、旧石器和新石器的过渡—拉乙亥文化遗存、新石器文化遗存、青铜器文化遗存中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确认,藏族先民在青海的活动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唐初时,吐蕃三十二世赞普松赞干布雄才大略,一统青海诸部。然后对内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并在文化上要求统一使用藏族语言、文字,使得青海原有民族向藏族的融合速度大大加快,进而有效推动了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王国在青藏高原的形成,藏族作为青海各民族中主体民族的地位得以初步确立。其后吐蕃、青唐两个藏族政权相继统治青海达300年之久,青海地区藏族的地位和影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至此,藏族作为青海各民族中主体民族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这一段时间对藏族在青海的进一步繁衍和发展至关重要,并对以后青海的历史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元时期,藏文已成为青海地区通行的文字,藏传佛教萨迦派次第传入青海河湟流域,藏文化对青海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深。1940年出生于西宁祁家川的拉目登珠在被国民政府批准认定为第十四世答赖喇嘛;1949年出生于青海循化的管保慈丹亦被批准确认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答赖和班禅在青海得以确认,极大的提高了青海藏族在整个藏区乃至全国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保障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力而实行的民族区域制度赋予了青海藏族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动力。1951年以来青海先后成立了六个民族自治州,自治地方面积占全省72万平方公里总面积的98%,区域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81.55%。六个民族自治州有五个是藏族自治州,分别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青海藏族人民的生活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日渐改善,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作为青海各民族中主体民族的藏族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尤以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热贡艺术、格萨尔史诗、黄南藏戏、藏医药浴法最具代表性。其中热贡艺术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变化遗产项目,“热贡“藏语意为”金色的谷地“,因其发祥于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河畔的热贡而得名,是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极具影响力的流派。热贡艺术主要包括唐卡、壁画、堆绣、雕塑等绘画造型艺术,内容多出自藏传佛教故事、藏族神话、传说、历史人物以及史诗。热贡艺术在审美观、原材料使用和传承习惯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宗教色彩,艺术风格独特,在宗教、建筑、绘画、雕塑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热贡地区的年都乎、吾屯、尕沙日、郭玛日等藏族、土族聚居地的男子,历史上多有习其技艺者,其从艺者之众,群体技艺之精,每每令人叹为观止,黄南州同仁县亦因此赢得了”藏画之乡”的美誉。热贡艺术凭借其精美的设计、艳丽的色彩和精细的线条,不仅在佛教盛行地区流行,而且也越来越受到港澳台地区以及世界各地艺术爱好者们的欢迎,2009年热贡艺术申请加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格萨尔》也叫《格萨尔王传》,是一部篇幅极其宏大的藏族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是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丰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藏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用集体智慧创作出来的一部极为珍贵的文学巨著。在青海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广泛流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了格萨尔王降临下界后降妖除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最后回归天国的英雄业绩。《格萨尔》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演唱篇幅最长的史诗,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结晶,代表着古代藏族、蒙古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一部形象化的古代藏族历史。《格萨尔》长期以来为青藏高原上的众多民族所共享,既表现出极强的族群文化多样性,同时又表现出相近地域多民族民间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性,《格萨尔》也在2009年申请加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青海省目前拥有人类非遗名录6项,国家级非遗名录73项,省级非遗名录253项,市州级非遗名录761项,县级非遗名录1859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舞蹈、诗歌、绘画、建筑、医药、手工艺等诸多领域。藏族非遗资源在其中一直占有极高比重,青海省第一、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5个项目中,藏族非遗项目15个,占比达到60%。所有这些藏族非遗资源不但为青海广大民众所熟知,更和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做好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无疑是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青海省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对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十一五”期间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相继出台、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陆续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逐步形成之后,青海省文化部门通过开展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加强农牧民文化技能培训等方式,对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与挖掘。一大批深藏民间的藏族艺术得以传承和发扬,焕发出新的光彩。但从档案学的角度来看,青海省对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关系认识不清的问题

国际社会一致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增进人们相互间交流和了解的重要因素。根据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演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它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①口头传说和表述以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风俗、礼仪、节庆;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则是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材料, 它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和保护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图表、声像资料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道具、实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形成于非物質文化遗产活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原始和最真实记载。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二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共生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从档案学角度来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其实质也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建档、保管、利用的过程。活态保护与固态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两条重要途径,由于文化传承、环境变化等条件限制,活态保护往往难以实现,而固态保护则成为目前采用最多、适用最广、效率最高的一种长期保护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形式进行管理,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态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实际工作中,一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决策部门重保护、轻保存;重商业利益、轻档案管理的情况时有发生,没有能够从全局的角度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两者间的关系认识不清。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与档案部门脱节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结合前文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定义和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从属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作为各门类档案中的一类,亦属《档案法》调整之列。根据201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负责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的是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的是县级以上各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具体来讲,①由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记录、建档,建立健全调查信息共享机制 ;②由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在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的基础上,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工作并不是由档案部门负责,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过程也没有档案部门参与其中的直接规定。青海省目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所采取的也是以文化部门为主导其他有关部门配合的管理体制。2017年12月出台的《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中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部门主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配合,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建立健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文化新闻出版、发展改革、教育、民族宗教、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卫生计生、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扶贫等部门和有关组织参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系协调机制,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序开展。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档案馆均未涉及其中。而根据《档案法》相关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各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从法律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似有矛盾之嫌。实际工作中所出现的这种档案管理部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相脱节,并且作为专门档案管理机构的各级档案馆没有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之中的情形,直接导致了许多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出现。首先,弃各级档案部门现有档案管理资源不用,由文化主管部门重新搭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势必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主管机构因为缺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所需的专业水准、技术以及设备,必然难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再次,管理水平的低下将直接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信息深加工以及提供编研、保护和利用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各主体间协调分工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其中包括普查、鉴定、收集、整理、记录、申报、建档、展示、利用、人员培养等诸多环节,涉及众多主体。建档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而言,主要涉及到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各级文化事业管理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性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機构、各级各类文化事业机构以及个人等多个主体。如何使各主体间分工合理、责权分明、协调有序,则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实际工作中,没有专业档案管理部门的参与、众多主体间缺乏有效的分工协调机制的弊端已经显露,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的情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呈现出局部散乱而整体无序的局面,无法从根本上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内在需求,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

四、档案过于分散、标准不尽统一的问题

由于多种原因,青海省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广泛分布在各行政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宗教场所以及个人手中。不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而且载体形式多样,保管方式与保管条件各异,缺乏结构合理、项目完备、管理科学的统一标准。此种情况十分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尽早解决。

长期以来,由于战争、文化涵化、政治运动、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青海省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毁损、湮灭的情况十分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因素的制约以及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科技进步的影响,青海省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的情况依然存在。同时,受商业利益驱动,伪民俗,假民俗,仿民俗应运而生,对青海省藏区文化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而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已经极大的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的向前发展,青海省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因此,探索一条能够充分发挥档案部门的优势和作用,政策法规完善,保护体系完整,各方主体完备,协调机制健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在当前形势下,实在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其核心关键点有二:一是建立由文化事业部门、档案管理部门共同参与,分工协作的管理机制。在经过详尽调查、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制定结构合理、项目完备、管理科学的统一标准和管理细则。二是要充分发挥档案部门在专业水准、技术与设备、信息深加工以及提供编研、保护和利用方面的优势和作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科学高效的做好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格 勒.略论藏族古代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J].中国藏学,2002

[2]马婧杰,马明忠.青海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与道教互动[J]. 青海民族研究,2013

[3]豆格才让,扎 嘎.班禅世系的产生及历世班禅的转世过程(上) [J]. 西藏研究,1991

[4]王友富,李 旭. 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

[5]郭玉军,唐海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保护研究—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视角[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

[6]韩 英,章军杰.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源开发[J]. 档案学通讯,2011

[7]吴品才,储 蕾.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的理论基础[J]. 档案学通讯,2012

(作者单位:青海大学组织人事部人事档案管理科;青海师范大学数学系)

作者:杜华杰 芦殿军

藏族档案旅游文化论文 篇3:

如何通过产业化模式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民族、地区的记忆,包含着一个民族、地区的智慧。文章首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以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为例,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经济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相结合的措施与案例,说明产业化模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关键词:产业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审美情趣也随之变化。凝聚着古人生产生活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继续发展传承下去,不能只依靠国家、政府的单向保护,而应更多地发挥自身价值,以合理有效的途径进行发展传承。通过产业化手段来发展非物质文化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1]。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继出台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各地政府积极推动本土非遗项目的申报,逐渐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力和资金支持,以期达到保护目的。尽管如此,仍不能避免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式微。以下主要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采取的措施进行梳理。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管理机构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起步较晚,观念相对滞后,实践经验不足,尚未建立起相对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同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产生具有地方特性的问题时无据可依,保护工作也因此陷入困境。

②地方政府重视不够,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形式单一。由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够、资金不足等原因,尽管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但一旦落到地方政府,特別是县区一级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就被大大削弱[2]。这就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脱离群众,脱离社会发展的需求,难以传承。

③缺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及对传承人的培养意识。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缺乏足够重视,加之相关学科专业极度缺乏,对于保护文化遗产所需要人才的培养力度不足。同时,很多传统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手艺由于经济产值不高,愿意学习和传承的人越来越少,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伴随传承人逝去而消失。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采取的措施

面对以上问题,国家和地方政府正转变观念,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目前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所做的工作有:

①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和地方政府,包括文化管理机构都纷纷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工作进行指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与研究、专项资金的投入与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挖掘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

②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提高全民保护的意识。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的力度,让广大群众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自觉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来,为非遗保护工作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③加强对非遗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力度。通过建立传承人保护档案、加大对传承人资金扶持、开设非遗文化培养专业课程、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等方式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④产业化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体系,努力在产业化发展与保存非物质文化“原生态”之间取得平衡,在互惠互利、双赢共享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得更远、更好。

2 产业化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是其传统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不断进化演变的,在时间长河中逐渐沉积而成。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能一味地传承古法技艺,也要兼顾创新与发展,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运用新方法做到与社会同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传承的可持续性。

2.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经济产业的结合

为了重新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促进其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在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独有的原生态艺术形式和艺术价值的同时,要加强其与现代经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力度。

2.1.1 充分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方文化的代表,深入挖掘其具有的文化内涵是推动经济产业化的重要手段。高明濑粉是具有独特文化底蕴和较高经济价值的高明特色美食,发展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考究起来,比始创于1850年的中山濑粉还早了300年。然而由于过去没有重视对其价值的挖掘和宣传,高明濑粉的知名度并不高。为更好地发挥其内含的价值,高明区把高明濑粉申报为高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积极推动其产业化发展。每年举办高明区濑粉节,加大宣传的力度,把濑粉节打造成高明特有的美食文化品牌,带动濑粉餐饮行业发展,让高明濑粉走出去,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使高明濑粉在不断发展壮大中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2.1.2 始终秉持创新发展的原则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经济产业结合的过程中,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的力度。同样作为高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的红模铸造,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经济产业结合得淋漓尽致。

2.1.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经济产业在相互促进中发展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留原有艺术形式和手工技艺的基础上,与经济产业相结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发展下去。通过产业化的系统运作,不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良好的推广,而且也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传承人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工作,吸引更多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的结合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只有让更多人认识到它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才会有更多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中去[3]。

2.2.1 文化产业的内涵

所谓文化产业,是指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和商品化方式进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再生产、交换和传播。其外延涉及文学艺术、影视音像、科学研究、新闻出版、信息咨询、设计策划等方面,被公认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黄金产业”。随着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的蓬勃兴起,人们也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极其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在此环境下,我们的文化产业如何才能得到较快的起步和发展,其落脚点究竟应该放在哪些方面,引发了世人的思考。

2.2.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产业创新和发展的源泉

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支撑文化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是推进文化产业创新和发展的源泉。这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是地方民俗风情的结晶,具有极强的产业属性[4]。例如,高明花鼓调作为省级非遗项目,最初只是用于红白喜事,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习俗观念淡化,其面临逐渐没落、几近消失的局面。但作为民间民俗文化的佐证者,其具有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化价值是巨大的。

2.2.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的成功结合可以实现双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代先民创造的极其丰富和珍贵的文化财富,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个性特征、凝聚力与亲和力的重要载体[5]。文化产业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强有力的支撑,必将会成为吸引世人的焦点。可以把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成真正的文化名片,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其注入新的活力。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文化产业的引领,可以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價值,利用其文化价值去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反过来,市场经济价值又为非物质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使更多人了解非物质文化,有利于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发展。所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合理的结合会实现双赢的局面。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结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优秀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记忆[6]。它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文化变迁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

3.1 合理开发和构建地域特色旅游项目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只有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合理开发和构建旅游项目,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非遗文化潜藏的价值[7]。高明区近年大力打造生态旅游项目,把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旅游项目开发中来,大大提升了旅游项目的文化品位,吸引更多的游客。如每年的美食文化节,濑粉、角仔都作为高明的美食名片,吸引八方食客来品尝。高明麓湖特色小镇旅游项目引入高明花灯、狮头等非物质文化元素,为整个项目增添文化的色彩。每年端午节举办的龙舟赛事以活态的形式吸引周边游客和海外游子的到来,成为人们的寻根之旅和有着共同记忆的文化盛事。

3.2 推动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

随着高明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高明不仅致力于深入挖掘区内的乡村旅游资源和岭南特色民俗文化,还积极开展对外文化合作,打造一系列特色乡村旅游精品项目[4]。2018年4月12日,在高明区第三届旅游博览会启动仪式上,高明宣布在深圳成立旅游营销推广中心,积极向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客群推介高明优良的生态与旅游资源。同时,牵手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浮市云城区成立旅游联盟,共同推动全域旅游区域协作发展。高明区积极打破区域壁垒,深化区域合作,利用各地优秀的旅游资源与传统文化,为游客提供全新的“乐游之旅”“文化之旅”和“舌尖之旅”等特色旅游体验,在优势资源整合中互送客源,将狮头等高明传统工艺以及濑粉等高明传统美食推广出去,将凉山彝族民俗、云城石雕艺术等非遗文化引进来,实现了非物质文化同旅游的大合作、大发展。

3.3 找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的平衡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不仅解决了保护资金不足、传承人生活难以为继的问题,同时也吸引更多群众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并主动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让年轻一代继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也要避免为追求经济利益而过度开发、消费,甚至歪曲、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的面貌,避免因滥用而出现的过度商业化、低级趣味化和庸俗化[5]。

4 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共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无论是通过哪种艺术形式,它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和价值。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职能,更重要的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性,将其与经济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相结合,进行产业化加工处理,使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以此来深化自身艺术性、文学性的改革创新,从而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杜金玲.徽州非物质文化元素在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运用研究[D].天津:天津工业大学,2018.

[2]汤原力.闽东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现存困境与突破思路[J].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30-32.

[3]苗苗.山西省太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D].咸阳:西藏民族大学,2016.

[4]吴颖.简论文化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发展[J].大众文艺,2012(6):211-212.

[5]李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文化竞争力[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7-19.

[6]张福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发展特色旅游产业 振兴传统工艺产业.美与时代(上),2017(9):18-22.

[7]林惠彬.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4(8):265-265.

作者:谢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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