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活动腐败治理论文

摘要：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主要包括治理官员腐败的廉政制度和治理职业腐败的廉政制度两大方面。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一方面注重减少产生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强化对贪腐行为的惩罚力度，其治理官员腐败和职业腐败的一些经验为中国腐败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新闻传播活动腐败治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闻传播活动腐败治理论文 篇1：

从十八大报告看新时期我国网络媒介发展策略

［摘 要］ 网络媒介是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新闻传播媒介。结合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我国文化前进的方向，即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分析网络媒介发展至今具有自身的媒介特性和不足，完善新时期网络媒介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 十八大报告 网络媒介 策略

在全党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热潮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参观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过程中，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走过的历史进程，号召全党同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而十八大报告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如今科技迅猛发展、时代日益变迁的新时期，新兴媒体网络媒介的未来发展完善策略的提出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新兴媒介出现以来，网络媒介的现状呈现

网络媒介作为在网络社会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网络文化的制造者、参与者和传播者，即表现为一种自由、民主、平等的新媒体特征，又呈现出一种在长期网络活动中形成的自成体系的生存状态和物质形态，并随着这一形态的逐步成长健全，其发展模式的缺陷也逐步呈现。如何在尊重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针对缺陷完善网络媒介的发展，首先要了解目前网络媒介的发展变化现状。

1.新闻传播媒介载体多样，竞争激烈。以报刊、杂志等纸质媒介为载体的新闻模式在过去的年代，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发展迅速，在特殊的年代铸造了特殊的辉煌。随着广播与电视先后闯入人们视野以及对重点新闻拓展途径加以挖掘开发等手段，更加增添了新闻传播不同媒介间的的独特魅力差异。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网络传播技术在我国的应用与普及，网络媒介也渐渐走入新闻领域，改变了过去大众只能作为旁观者的单向局面，转变成自己也是一个新闻参与者、自己也是一个发声者的新局面，微博的140字短评就是最好的实证。

2.新闻传播选取体裁丰富，精彩纷呈。新闻传播所选取的体裁变化与其依托的载体变化有很直接的关系。传统报刊多以准确、严谨、专业性极强的新闻描述与言论为主，广播电视更注重口说新闻时主持人在新闻评论过程中的串联与沟通，并成功地从“为说而写”转变到了“以说为主”的新闻表现格局，新闻评论员、新闻观察员、特约评论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网络“自媒体”的出现让网络媒介提供新闻异军突起，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世故的一家之言，进而成为百姓口头话、民俗化、大众化的信息与情感抒发交流平台。

3.新闻传播承载内容增加，丰富多彩。纵观近些年新闻评论内容的变化，其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概括来讲，即由单纯的传播意见转变为事实与意见合并传播；由媒体的单方意见宣传转变为媒体与民众意见的整合传播；由时政评论、思想评论转变为人情味渐浓的民生反馈、生活资讯评论等，新闻评论真正的走入大众群体的生活，更加贴近新闻评论应该追求的意义与价值。

4.新闻传播职能转变，群众之声。传统报刊新闻的传播目的，“第一要务”大多是执政者的喉舌，越是大报越是党报机关报，这一要务就越发凸显，主要目的在于引导舆论以达到执政者所期许的传播效果。但现在，这一局面正在逐渐被打破，新闻传播越来越能够通过直接用言语给予不法行为和腐败行为以抨击和棒喝来反应舆论导向，顺应民意，喊出民声，真正的向舆论有力的手段与工具职能转变。近些年来的“小悦悦事件”“躲猫猫”“哈尔滨大桥”等事件的变化发展过程中，网络媒介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

二、互联网平台提供后，网络媒介的缺陷分析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特别是网络媒介所呈现的新闻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受到社会环境、舆论空间、媒体竞争中的利益导向、公民民主意识的言论素养等方面的制约，在网络媒介的信息传播中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个人意识偏颇而忽略舆论监督功能。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与发展问题较多，制度缺陷带来的弊端亟待解决，分配不公背后潜伏着巨大的隐患，社会保障体系急需建立、健全，等等，现有的各大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舆论监督的力度极度欠缺。并不是提出现象，大众参与披露就是媒介的监督，在处理这些舆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良好地向上层建筑反映群众民生问题的监督渠道的保持，而不是一些难以形成品牌的各说各话的个人意识的抱怨与恶意中伤，这是网络媒介规范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

2.情绪宣泄偏重而忽略规范解决矛盾。网络媒介的情感宣泄功能已在大众群体间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但宣泄并不是每个新闻传播者担负的主要责任，网络媒介为大众提供倾诉平台的同时，主要的初衷是让大众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平民平台得到关注、得到解决、得到妥善的安置。但随着网络军团的日渐庞大，无规章秩序可寻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大众越来越关注的是宣泄的无理肆意释放，而不是理性地去分析权衡事态的发展，来为受困者真正寻求解决途径、探索解决方法。网络媒介有愈来愈偏离本质和初衷的倾向，这一问题也亟待矫正。

3.公民写作偏多而忽略专业媒体素养。网络媒介作为意见性信息，是目前最直接的大众表达形式，网络生力军队伍吸引着新闻传播从业人员及社会各界精英人士的倾力加盟，这只队伍的质量直接影响着网络媒介作为新闻传播者的专业素养与媒介平台水平。令人堪忧的是，目前这支队伍所呈现的是良莠不齐的从业者能力，造成低俗化与精英化的两个极端，而这两个极端又都缺乏作为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素养与潜能。而在网络媒介上开办网络平台的传统媒体却又不能舍弃传统的新闻播报方式，刻板枯燥的专业性过于凸显的新闻传播“曲高和寡”的局面也是网络媒介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4.各大媒介竞争而忽略相互协作共赢。举一个媒体之间竞合的例子，这也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媒体竞合案例。1994年元旦起武汉电视台“彩桥830”、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白云彩虹2873”、《长江日报·周末版》联合举办的《热门话题纵合谈》栏目，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新闻策划，报纸的便携性、易读性；广播的直播方式、主持人风格、热线参与形式；电视的声画并茂、情景再现等，三家特长的充分发挥，“整体大于局部之和”自在预料之中，对于媒体来讲是多赢的局面［1］P52。这也是一个在探讨未来新闻行业发展中的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当然，并不是说“合”便是胜，更重要的是要“合中存异”。在当今各大媒体争相抢占受众占有率的情况下，媒介相互间的竞争收效甚微，而媒介合作的多赢局面确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网络媒介发展的未来方向。

三、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引，完善网络媒介的策略

胡锦涛在报告中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如今最具有未来发展前景的媒介毋庸置疑是网络媒介，借助网络媒介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事业、新闻事业是切入点。纵观近些年来新闻评论在各个媒介平台上的发展变化，再结合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从十八大报告中可以思考出如何与时俱进，突破发展瓶颈，完善网络媒介新闻评论的策略。

1.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注重网络媒介的监督职能。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媒介在注重个人化表达的舞台提供的同时，也要注重本身的监督职能。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增强广大网民的凝聚力，凝聚社会共识，注重网络媒介的监督、引导功能，让参与其中的广大受众群体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去看待社会上所反映出的不良现象，并运用网络媒介的能量来解决问题，真正发挥广大群众选择网络媒介作为言论发布地的信任与职责。由于网络媒介自身就具备发布新闻、网友边看新闻边能即时评论的特质，目前需要做的是要继续保持这一优势，还可以辅以网址链接，做成相关集合的新闻版面，看了标题点开即能了解事态整个发展过程并看到各个时期人们对此事的不同评论及专业传播人员的新闻评论。这样就能做到在最大范围内体现个性化的民意又能够最好的发挥网络媒介的监督职能。

2.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注重网络媒介的规范化。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文化部分提到的第二点是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随着新闻评论的内容的扩充，言论空间也相应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可以说目前的网络平台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抛去刻板生硬的言语，取而代之的是大家随性的肺腑之言。但也有很多恶意的人利用言论空间的广度肆意攻击，进行无下限的言论，所以，针对目前的网络大环境，在国家并没有出台有效可行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网络媒介需要自己制作一套检测标准体系及相关规则公告，来提醒广大网民遵守道德底线，遵纪守法，遵守网络世界的言论规则，这样，网络媒介新闻评论才能够形成自己的合理化合法化的生存空间茁壮成长。如新浪微博在发现微博信息为不实信息时，第一时间将微博删除，并成立微博秘书发布信息证明此条为不实微博，请广大网友不要相信被误导，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为以后成体系的规范制约做了好的先锋实践。

3.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注重网络媒介的专业化。十八大报告中在文化部分提出的第三点要求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让新闻事业走入民间，走进群众，是我党文化前进的方向，但要注意，走向民间不代表庸俗，不代表没有专业底线。网络媒介大众化是其优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庸俗泛滥的评论都不可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新闻评论，真正的新闻评论应该秉持着为大众传播正确的适当的舆论导向的宗旨，肩负重要使命。因此，网络新闻评论应该在巩固顺应大众理解能力的层面上，坚守住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把握好专业传播者的身份言行，将正确的积极的乐观的思想理念用通俗易懂的大众传播语言向网民传播，将专业化的信息用大众化的方式能够被受众接受，这才是网络媒介新闻评论需要努力的方向。

4.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注重网络媒介的竞合意识。十八大报告有关文化提出的第四点是要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在这个信息共享的时代，想要倡导“信息独占”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既然信息在内容上是同步共享的，需要做的就是如何让新闻评论做精做出特色。早在多年之前就倡导多媒体合作，这已不新鲜，现在特别需要的是打造一个集微言论、博客以及传统媒介评论为一体的整合的大平台，即一个包含了报刊的专业性严谨性的文字评论、广播电视的生动性与娱乐性的音像评论以及漫画、打油诗、独特象征性较强的个性化的大的综合性强的网络媒介新闻评论平台。这才是真正的跨媒体、立体化的新闻评论模式，也是未来新闻媒介发展的大方向。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现在是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复兴关键的转型时期，网络媒介作为新生代的主力军，责无旁贷的肩负着引领文化事业繁荣昌盛发展的职责。

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中说过这样的话：“人类正面临着向前大跃进的年代。它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动乱和不断的创新和改组。尽管我们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但我们正在从头开始建设一个卓越的新文明。”［2］P52确实如此，不同媒介传播新闻无论从新闻源、新闻编辑、新闻传播途径、新闻传播方法等等方面都存在着相互竞争又各具特色的传播模式，这既促成了新闻评论的蒸蒸日上的迅猛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评论的弊端的行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过去的百年间，新闻评论背负着不能简单用言语说明的历史重任和新闻行业的重要使命。如何能够确保新闻评论在网络媒介平台上寻求到最好的表现方式是我们建设卓越的新文明的关键一步。○

参考文献：

［1］季宗绍.电视深度报道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责任编辑 马永义

作者：徐目

新闻传播活动腐败治理论文 篇2：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主要包括治理官员腐败的廉政制度和治理职业腐败的廉政制度两大方面。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一方面注重减少产生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强化对贪腐行为的惩罚力度，其治理官员腐败和职业腐败的一些经验为中国腐败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治理腐败行为，既要加强对贪腐行为的惩治，也要注重对腐败问题的预防，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新加坡；廉政建设；治理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行为，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任务，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近些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加大反腐力度，廉政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反腐形势依然严峻。新加坡是全球政府廉洁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亚洲最廉洁的经济体。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和治理腐败经验，对我国进一步搞好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

在新加坡，公职人员腐败现象少有发生，各个行业领域的职业腐败案件也不多见。新加坡国家和社会的廉洁运转，与其系统推进廉政制度建设密不可分。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新加坡廉政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20世纪60年代面临严峻贪腐形势的新兴独立国家，发展為当今世界最为廉洁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主要包括以下两大方面。

（一）治理官员腐败的廉政制度

建立健全廉政制度，是治理腐败的重要保障。新加坡为治理政府官员腐败，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廉政制度。

1.法律制度完善

为约束和严惩公务员腐败贪污行为，新加坡先后颁布了多项法律法规。公务员贪腐行为一旦被查处认定，不仅要受到经济处罚，还会接受严厉的法律制裁。在新加坡，专门治理腐败的主要法律是1960年制定颁布的《防止贪污法》①，其对贪污罪以及公务员受贿罪各种情形进行了具体界定，并明确了各种贪污受贿罪行的相关处罚。该项法令规定，贪污受贿行为一经查出，将受到严厉的处罚。该法令第10条规定，在新加坡，任何人如被判定贪污，行贿人或者受贿人会面临最高10万美元以下罚款或7年以下监禁，或两项并罚。法庭可以强制性罚款和没收贪污所得。法令对官员贪污罪行采用有罪推定，也就是说，在法庭中被指控犯有贪污受贿罪行的公务人员，有义务解释其收受或取得的财物不属于贿赂，若无法给予合理解释，则断定其犯罪；并且，根据法令，公务员只要接受贿赂，即使未给行贿者提供任何方便，贪污罪行仍然成立。此外，法令还禁止以习俗作为接受或进行贿赂的理由，例如收、送节日红包等等。②

除了《防止贪污法》，新加坡还出台了其他治理腐败的相关法律规范以补充和完善廉政法律制度。1989年，新加坡颁布了《贪污受贿利益没收法》，该法经过多次修订后于1999年与《毒品交易利益收没法》等法令合并更名为《贪污、毒品交易及其他重大犯罪利益没收法》。该法令明确指出法院可没收贪污人员的非法所得，并对贪污受贿人员违法所得财产没收程序进行了相关规定。此外，新加坡《公务员法》《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公务员惩戒规则》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还对公务员廉洁从政和相关惩戒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③

2.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严格

为了预防官员腐败，增加对贪腐行为的约束，新加坡建立了相应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考虑到债务在身的公务员更易发生腐败行为，新加坡公务员相关规范守则中规定，每一个公务人员每年都应声明其是否经济困难。此外，官员在首次履职之前都要求进行财产申报，此后每年定期申报。申报的财产既包括个人资产和投资，也包括其配偶和子女的财产情况。如果官员申报的财产数与工资收入不一致，那么就可能被询问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相应财产。如果官员持有某些私人公司的股份，则有可能被要求剥离股份以防止产生利益冲突。对于重要官员的财产申报，还需要通过媒体加以公布。官员财产申报的程序也十分严格，申报的财产清单需在指定公证处加以审查，并在工作机关和法院公证处加以保存。④

3.公务员薪资制度具有吸引力

高薪制度是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一个主要特点。这里的高薪主要针对的是政府高级官员，即对一定级别之上的政府官员采用参照市场的方式支付高额薪资。这一方面是精英治国理念下为了更好地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少贪污腐败行为对官员的诱惑。

新加坡公共服务署网站信息显示，当前新加坡共有13.9万受雇于政府16个部和50多个法定机构的公职人员，其中有8.2万人就职于政府各部，这部分雇员就是公务员。⑤新加坡公务员分为四级：第一级是行政管理和专业级别，要求取得较高的正规学位；第二级是执行和技术级别，要求具有相应文凭；第三级为文书或办事员；第四级为从事手工劳动或处理日常事务的人员。以统计部门2013年公布的资料来看，一级公务员数量约占全部公务员总数的56%，二级占33%，三级占7%，四级占4%。⑥不同行政级别对应了不同的薪酬等级。

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开始调整公务员工资，逐渐向私有部门薪酬靠拢。90年代起，新加坡进一步制定了正式的官员薪酬基准框架。1994年，新加坡政府发布了《称职且诚实政府有竞争力的薪酬》（Competitive Salaries for Competentand Honest Government）白皮书，明确了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酬基准计算公式。根据这一框架，高官薪酬以私营部门工资为参照，部长薪酬以六大职业（银行家、会计师、工程师、律师、制造业CEO、跨国公司CEO）最高年薪前四名（一共参照24名）平均薪酬的2/3为基准。2000年，部长起薪标准进一步完善为，以六大职业最高年薪前八名（一共参照48名）中的第24位高薪收入者薪酬的2/3为基准。从2001年到2010年，新加坡部长实际年薪从112万美元增加到了158万美元。高官薪酬随私营部门薪酬相应调整，其薪酬并非只升不降，例如，2009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部级官员的薪资下调了22%。

2011年，新加坡政府发布《能干且有奉献精神政府的薪酬》（Salaries for a Capable and Committed Government）白皮书，对高官薪酬方案进行了修订，提出部级官员薪酬确定应遵循三项原则：一是薪酬有足够的竞争性使得人才不会因此受阻；二是政治服务意味着做出牺牲因而薪酬公式应有所折扣；三是应采用洁净工资制度杜绝隐藏利益。新的部长起薪下调为以新加坡公民前1000名高收入者中位数收入的3/5为基准，以体现政治服务的价值和奉献精神。据此，部长年薪降低了31%，下调为110万美元；总理和政务官年薪减少28%，下调为220万美元；总统年薪降低51%，至154万美元。2011年新加坡雇员的人均年薪仅在5万美元左右，即使大幅降薪之后，新加坡高官薪酬仍处于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薪酬高位水平。近年来，新加坡政府也逐渐提高低层级公务员薪酬水平。例如，2014年6月，政府宣布对3500余名四级公务员额外加薪70美元/月，5500余名三级公务员额外加薪30美元/月。

新加坡采用洁净工资制度，官员的薪酬收入就是其全部收入，并没有灰色收入。⑦官员除了公开的薪资收入，不再有其他补贴津贴收入或特殊权益，既没有假期补贴也没有子女教育补贴等等。官员的薪酬由固定收入和变动收入两部分组成，固定收入包括每月工资以及第13个月奖金，变动收入包括年度可变花红（Annual Variable Component）、绩效奖金（Performance Bonus）以及国民奖金（National Bonus）。年度可變花红取决于新加坡经济发展情况，绩效奖金取决于个人的绩效表现情况，而国民奖金⑧则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四个指标，即中等家庭实际收入增速、最低20%收入家庭实际收入增速、失业率、实际GDP增速。

4.廉政监督制度严密

新加坡廉洁政府的建立，同样离不开一套系统而严密的廉政监督制度，这既包括以反腐机构为主体的内部监督，也包括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外部监督。从内部监督来看，新加坡具有高度独立性且强有力的反腐机构——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简称CPIB），在查处和预防官员腐败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CPIB局长直接向总理负责，其主要职责是保障公职人员廉政以及私人部门交易行为中的廉洁。CPIB对公职人员的玩忽职守行为加以检查并向相关部门或机构汇报以便进一步进行处分。除了对贪污官员进行审查，CPIB还通过对腐败易发部门和机构的工作流程和方法核查，发现其中可能利于贪腐行为的不足之处并给予改进建议来加强对腐败行为的预防。《防止贪污法》第15条、第17条、第22条分别赋予了CPIB逮捕权、调查权、搜查和没收权。CPIB调查专员或局长有权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任何涉嫌贪污或者依据可靠信息断定可疑的罪犯至贪污调查局或警察局，并对其进行搜查。CPIB局长可授权调查局人员在必要的情况下武力进入任何场所搜查、没收任何与腐败行为相关的文件或财产；当调查局人员在有足够理由认为获取搜查授权有可能延误或阻碍搜查时，其可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直接行使搜查权。从外部监督来看，社会力量监督是新加坡廉政监督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对官员财产状况及其行为过程的广泛监督，新闻媒体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报道披露，为新加坡治理官员腐败提供了舆论监督和支持。⑨

（二）治理职业腐败的廉政制度

新加坡治理官员腐败的很多制度同时制约了职业腐败的发生。治理腐败的法律制度往往也囊括了治理职业腐败的相关规定，例如《防止贪污法》对贪污腐败行为的认定以及处罚，既包括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也包括私人部门的工作人员。CPIB不仅对公共部门贪污行为加以监督和查处，同时也对私人部门的腐败行为加以调查监督，比如CPIB年度公报显示，2013年调查局所查处案件中84%是私人部门案件。除此之外，信息透明和严格的内部控制也是新加坡治理职业腐败的主要制度。

1.信息公开透明

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难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往往是滋生职业腐败的原因。新加坡以信息透明防范和治理职业腐败，一方面是提升公共部门透明度，另一方面是提升行业信息公开化程度，以遏制各行业系统职务犯罪对公众利益的侵犯。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透明度建设，制定了清晰透明的经商政策，在业务往来和交易方面实施清晰严明的法律条规。根据《世界竞争力2011年度报告》，其透明程度居亚洲首位。经商环境高度透明的新加坡，已连续8年被世界银行评为全球最佳经商地。自1995年以来，新加坡政府推行包括创新人员发展、促进公民服务等在内的“21世纪公共服务计划”，以高效的政府治理、优质的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减少了滋生腐败的环境与机会。为改进公共部门的透明度，新加坡采用网络电子服务的方式处理大量事务，公众可在网络上查询获取政府信息并办理相关事务；私人部门通过网络招投标参与政府部门商品或服务供给，新加坡所有的政府采购都通过网络来完成。政府通过网络问政等形式简化办理流程、提高政务效率，从而避免政府部门的繁文缛节，减少了权力寻租行为。

在行业信息公开方面，新加坡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作了详细而全面的规定。以金融行业为例，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建立了银行业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着重披露公司治理、经营状况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信息，以确保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机构的运行情况，从而加强对行业违规行为的监督。⑩

2.企业治理制度完善

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密切联系，尤其在采用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加坡，政府广泛参与经济活动，私人部门的活动往往也要涉及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结合处往往也是贪污腐败行为的多发地。实行政企分开，明确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边界，也是新加坡治理职业腐败的又一廉政制度。

新加坡国有企业广泛涉足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金融、石化、航空、电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和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控股、企业化经营，实行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的突出特点，也为预防职业腐败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加坡国有企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健全的董事会制度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对企业进行运营管理。政府尽管控股国有企业，但并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以由新加坡财政部全资拥有的淡马锡公司为例，其董事会成员大部分为非执行独立董事且都是来自于私营企业的商业领袖，财政部长作为公司股东行使董事会成员任免权，B11但除关系储备金保护之外，政府并不参与公司的任何商业决策；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和管理的高层管理层则独立于政府部门，并积极引入国际团队。

除强调政企分开之外，新加坡规范企业内部治理和管控，对于私人部门健康运行和持续发展，以及防范和治理职业腐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02年，新加坡成立公司披露与治理委员会（Council on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Governance，简称CCDG），建立公司会计标准并审查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CCDG随后被2007年成立的会计标准委员会（Accounting Standards Council）替代。為了确保行业经营以及会计人员遵守相关守则标准、遵循法律规定，新加坡2004年设立法定机构商业注册局（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简称ACRA），监管和执行相关标准规定。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廉政制度建设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不断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反贪污腐败制度体系。近些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反腐力度，不断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总体而言，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廉政制度基本形成并日渐完善。

1.法律法规、党规党纪等不断建立完善

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务员和党员干部廉洁从政行为加以规范。200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明确指出，公务员不得贪污、行贿、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为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纪委）1997年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1年修订后正式实施），规定了党员干部廉洁从政行为规范，包括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禁止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等等一系列行为准则，规范了党员干部廉洁从政行为，是廉政建设的一个基础性规章。1998年颁布施行、2011年修订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对领导干部廉政建设中的领导责任进行了说明，为推进反腐倡廉、强化领导责任提供了保障。2007年，中纪委印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对党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具体形式和违纪行为作出了具体界定。为了改进官员作风，2012年12月中央办公厅颁布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提出了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布、厉行勤俭节约等规定要求。2013年《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的规定》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因公出国经费等一系列管理办法相继出台，为规范机关经费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

对于官员腐败行为，中国出台了包括刑事处罚、行政处分、党纪处分等在内的违法违纪惩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于2015年最新修订）第八章对贪污受贿罪刑事处罚进行了规定：对犯贪污罪或受贿罪的，根据贪污受贿数额以及情节严重情况，可给予行政处分、有期徒刑或拘役、无期徒刑，甚至处死刑。2007年国务院公布《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指出公务员有贪污、索贿、受贿、行贿等违反廉政纪律行为的，根据情节严重情况，给予记过或记大过处分、降级或者撤职处分、开除处分。1997年试行、2003年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专门一章共14条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行为党纪处分进行了详细规定。

对职业腐败行为，中国相关法律法规也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刑法》第163条、第164条分别对公司、企业人员收取贿赂以及向其行贿等行为作出了刑事处罚的具体规定。2011年公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还将“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职业腐败行为纳入处罚范围之内。此外，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腐败治理，中国出台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2004年试行、2009年修订），明确规定了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行为规范。

2.财产申报制度相继建立

与新加坡公务员财产申报相类似，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也开始要求领导干部对个人收入等事项加以定期申报以预防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腐败表现特征的不断变化，个人申报覆盖的范围和内容也不断拓展。

1995年中国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首次就领导干部收入申报提出了明确要求。上述规定指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必须向组织人事部门申报工资、奖金福利、劳务以及经营所得。2001年，《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出台，针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申报的内容，增加了报告包括配偶和子女在内的家庭各项财产。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进行财产申报官员覆盖范围进行了扩展，申报主体包括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干部以及国企领导；每年向组织人事部门报告的内容也有所增加，不仅包含个人收入、房产和投资等财产情况，也包括配偶和共同生活子女的财产事项；并且指出在干部监督和选拔任用中，组织人事部门可查阅报告材料。除政府官员之外，国有企业领导根据《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每年要向相关机构报告其个人财产情况（包括投资入股、国外存款和购置不动产情况）。

3.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逐步实行

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不断深化、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逐渐建立起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中国政务公开基本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简称《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公开条例》要求对涉及公民切身利益、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反映一级政府机构职能和办事程序等情况的政府信息应主动公开，并对各级政府部门信息公开的内容、公开的方式和程序作了明确说明。《公开条例》实施8年多来，政务公开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重点体现在推进财政预算决算公开和“三公经费”（公务接待、公务车购置使用、因公出国出境经费）公开等方面。到2011年除外交部等极个别部门因涉密外，其他98个中央部门和多个地方政府均公开了部门“三公经费”情况。

4.监督制度不断完善

有效的监督制度是治理腐败的关键。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腐败监督制度，主要包括纪检监察、党内巡视、司法检察、舆论监督等。

纪检监察是中纪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简称监察部）行使的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职能。具体来说，中纪委行使对党组织及党员进行纪律检查并对违反党纪政纪行为进行查处等職能；监察部行使对政府机构及公职人员监督检查并对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予以处分等职能。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由来已久，1927年在建党早期即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也就是中纪委的前身。1987年监察部正式成立。为整合纪检监察工作，1993年起，中纪委和监察部实行合署办公，即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构名称，履行纪检监察两种职能。下级纪检监察机构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的双重领导。

为推进预防腐败工作，2007年9月中国成立了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国家预防腐败局。国家预防腐败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主要负责全国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相关规划及政策制定等。除预防官员腐败之外，协调指导行业腐败预防治理，也是国家预防腐败局的重要职能。

党内巡视制度是党内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制度。1996年，中纪委提出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建立巡视制度，并出台了《关于建立巡视制度的试行办法》。2007年，巡视制度被写入党章，正式纳入党的组织制度。2009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将巡视制度以党内法规形式进一步确立。巡视工作以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为重点，通过听取汇报、列席述职述廉会、受理来信来访、谈话、走访调研等多种方式对领导干部进行巡视监督。

对贪污贿赂案件进行查办，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这一职能主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下设的反贪污贿赂总局（简称反贪局）执行。反贪局负责对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检察机构设立电话、网络、来信、来访等多种方式，形成举报体系，接受腐败问题举报。

媒体等舆论监督，是中国监督制度的又一组成部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一方面通过对廉政建设正面事迹宣传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反面典型曝光起到警戒教育作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以其快速广泛的信息传播和良好的互动性等特点，在舆论监督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中国腐败防治力度不断加大，但与此同时，官员腐败和职业腐败现象仍呈现多发状况，社会公众对腐败治理的期望值持续上升，中国廉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目前中国在廉政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体制不完善，存在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空间

体制不完善，是中国当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源头，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是产生寻租行为、滋生腐败活动的制度性原因。当前，主要体现在行政审批问题以及国有企业政企不分两方面。中国自2001年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陆续取消和调整了数千项行政审批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当前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且审批事项的管理规范性仍不足、程序较为烦琐、审批效率不高。这也就为通过行政审批设租寻租等权钱交易腐败行为提供了土壤和空间。在国有企业治理方面，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政企不分的现象较为普遍，也是国企腐败案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信息公开不全面、不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是良好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有效进行监督的前提，也是从源头上防止腐败行为的关键措施。自2008年颁布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来，政务公开进展明显。但政务信息公开还不全面，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信息公开的积极性不高，信息公开的具体范围、内容、程序尚不统一，信息公开不完整、不及时，缺乏规范性。

其三，公务员薪资制度不完善。科学合理的公务员薪资制度，是官员廉洁执政的基础保障。确保公务员薪酬水平处于合理标准，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公务员为增加收入而发生贪腐行为。但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水平相比，公务员工资调整相对缓慢。2013年，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个行业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城镇单位B12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以4.9万元位列第13位，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低4%；2003年到2013年，其平均工资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同一时期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速度1.5个百分点。

2.腐败惩戒机制不健全，警戒震慑作用不充分

其一，反腐败立法和机构设置不完善。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依法治理腐败提供规范和保障。尽管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以及党内制度规定，但当前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反腐败的法律，惩治和预防腐败相关规定分散在诸多法律、党内法规和各部门规章中，制约了廉政制度的有效运行。此外，在反腐败机构设置上，呈现反腐机构众多、部门职能分散等问题，既有党政系统纪检监察机关、国家预防腐败局，也涉及司法系统、检察机关等诸多机构，不利于形成预防和惩治腐败合力。

其二，反腐败异体监督不足。纪检监察机关是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其工作机制上来看，主要体现为同体监督，难以充分发挥监督作用。长期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实行由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和驻在部门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2004年纪检体制改革，将派驻机构双重管理改为由中纪委监察部统一管理、直接领导。中纪委监察部拥有派驻机构干部提拔任用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派驻机构的独立性，但人员工资仍在派驻单位领取且纪委书记仍为地方党委成员，被监督者与监督者之间的隶属关系使派驻机构难以有效发挥监督作用。

四、借鉴新加坡经验加强中国廉政建设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经验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加坡高效政府治理、高度信息透明、有竞争力的洁净工资以及现代化的企业治理，有效预防了官员腐败和职业腐败行为，为中国加强腐败源头治理提供了参考。中国要完善预防腐败制度，加强腐败源头治理；要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具体而言，要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是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深化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审批，规范行政审批程序，简化办事流程，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将腐败空间压缩到最小。

二是推进信息公开透明。制定相应公开程序，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范围、内容等相应标准，使财政预算决算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完整地公开党务信息、政务信息和各领域办事信息，让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

三是健全公务员工资制度。《公务员法》指出，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一方面，制定公务员工资动态调整具体条例办法，确保公务员收入处于合理水平；另一方面，推进公务员工资收入阳光化，抑制灰色收入。

四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防范职业腐败。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政企分开，是防范企业腐败的重要途径。借鉴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机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决策，建立健全公有企业董事会制度和职业经理人制度，规范企业内部治理。

五是加强反腐败立法和法规制度建设。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是新加坡有效治理腐败的重要保障。健全中国反腐败法律体系，要加强廉政立法建设，将反腐败上升至法律高度，制定专门的法律，将反腐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六是健全反腐机构设置。高度独立且强有力的反腐機构在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健全中国反腐机构设置，一方面要整合当前预防腐败局、纪检监察机关、检察院反贪局等多个机构的反腐资源，形成反腐合力；另一方面要提高反腐机构的独立性，强化异体监督。要完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增加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独立性，增强反腐机构威慑力。

注释

①1960年首次制定，此后进行了七次修订补充，最新一次修订于2012年，全文共37条。

②参见Koh Teck Hin. Corruption Control in Singapore. http：//www.unafei.or.jp/english/pdf/RS_No83/No83_17VE_Koh1.pdf.

③④赵付科、季正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

⑤新加坡法定机构属于半官方性质的机构，通常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履行特定的公共职能。截至2013年，新加坡总人口约540万人，其中384万是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

⑥根据《2013新加坡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出，资料来源于新加坡统计局官网，http：//www.singstat.gov.sg.

⑦K. Shanmugam. Governance and Anti-Corruption， Th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IIA） Conference， September 2009， http：//app.cpib.gov.sg.

⑧2011年以前采用的是GDP奖金，即GDP增速小于2%则不发放GDP奖金，GDP增速大于10%时最大可发放8个月的奖金。《能干且有奉献精神政府的薪酬》白皮书中以国民奖金替换GDP奖金。

⑨兰大贤：《新加坡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经验与启示》，《沧桑》2013年第2期。

⑩阮绍铨：《浅析新加坡金融监管及其启示》，《东南亚》2006年第3期。

B11淡马锡股东对董事会成员的任免需得到总统的同意。

B12包括各级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业、事业单位。

责任编辑：浩淼

作者：杨宜勇 魏义 方吕 吉祥

新闻传播活动腐败治理论文 篇3：

舆论监督中的法律问题

在信息社会与法治社会双重主题下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立法研究、讨论甚至法律制定，本身就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一种自然衍生。国家要依法“治”媒，首先要有法“制”，其中立法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法可依”。

从媒体角度出发，新闻传播领域的立法可分为两个领域，一是对媒体权益的保护，怎样做才能使媒体不受非法干预，其往往与公权力的“管理”与“规制”相对；二是对他人权益的保护，怎样做才不会影响到别人，主要涉及的是民事主体之问的新闻侵权或者媒介侵权问题。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表达自由”都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即在媒体权益与公众利益之间找到自由的合理区间。而两者之间不是彼此分离的独立区域，它们密切相关而又相互映射，甚至互有重叠，舆论监督就是其中之一。

毋庸赘言，舆论监督在媒体活动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媒体虽受公权力的行政规制，但是可以通过新闻报道对其进行监督。它将对私权的保护与对公权的约束串联在‘起，实践中虽多有纠结之处，但这也止是其价值之所在，即在表达自由框架下媒体对公共权益的一种伸张，应当进行保护。这在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已经有所体现，只是还缺少更具体的下位法来予以落实，而现在讨论的新闻传播立法，无疑是一次契机。

当然，新闻传播立法对媒体不仅要有授权，还要限权，因为舆论监督的失范同样会造成对公民权益乃至公共利益的侵犯。著名传播法专家徐迅曾经深刻总结了中国新闻侵权纠纷的四次浪潮，舆论监督占据了其中的主要部分。从2008年开始，新闻记者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大部分案件背后有舆论监督的因素，并且体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互联网正逐渐代替传统媒体成为记者表达诉求的主要渠道，并带来了我国网络立法的趋快趋细和理论界的激烈争辩；二是民事诉讼的救济方式逐渐被刑事诽谤制裁所代替，尤其是在“诽官”案件中，所涉罪名也趋向多元化，而这些无疑都挤压了舆论监督报道的生存空间。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授权还是限权，无论是规制还是规范，我们需要“冷静”思考舆论监督存在的现实问题。尤其是从具体执行层面的细节出发，为今后舆论监督环境的培养与改善找到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具体来说，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解决与下位法的冲突问题

对于信息的挖掘和公开，是记者职业属性的天然体现。舆论监督不等同于恶意举报，尤其是对公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法行为的揭露与爆料，内容爆炸性与公共价值兼具，是最好的新闻素材，这符合基本的新闻传播规律，也是自由价值优先原则的体现。《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就把媒体的自由放在第一位，因为相较于公权滥用等现象，记者的言论即使有失偏颇，其危害性也要小得多。一般来说，只要未触及国家秘密等底线，都属于法律许可的范围，记者并无隐瞒真相的义务，这是对宪法精神的遵守，其本质足公民言论自由得以保障的体现。更何况，从法律效力层阶上看，宪法作为母法的效力显然要高于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职业伦理规范，公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只要不触及国家秘密等法律底线，实际上并无不妥之处。而在未求的新闻传播立法中，显然需要通过叫确媒体的采访权与报道权，以及记者等基本权利属性等方式，对下位法树立具有指导意义的限权标准。这对于解决舆论监督的现实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界限问题

由于长期缺乏依法“治”媒的经验，我国在新闻治理领域经常出现道德、法律与职业伦理混用的情况，这也给舆沦监督的正常开展造成了许多困惑，比如新闻腐败。中国有句俗话，叫“正人先正己”，自身有瑕疵，就不能对别人说三道四。这种道德逻辑在舆论监督领域体现得尤甚。 一旦记者自身存在法律瑕疵，比如有偿新闻或者有偿小闻，小管其报道是否情况属实，其公正性往往就会遭到“一票否决”，所反映的问题也鲜有下文。而在一些被曝光的“抓记者”案件中，这一逻辑俨然已成为被曝光者惯用的“撒手锏”。

事实上，笔者认为，“正人先正已”在道德上提出同然没错，但若延伸到法治领域，则不尽然。尤其对于通公民而言，我国宪法就明确赋予其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以及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基本权利，除了要求“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外，并没有附加任何前提条件，也没有限制、禁止存在违法行为甚至犯罪的公民行使上述权利，简而言之，就是“正人未必先要正己。”

那么，新闻记者是否属于上述范畴呢？

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尽管在我国仍有大量新闻从业者扮演着党和人民“耳目”和“喉舌”的角色，但是记者作为一个职业，其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法律性质上的根本不同，他们属于国家权力的“委托方”，即“人民”的范畴，而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所在的“受托方”。其次，伴随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以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对于消息源和传播路径的垄断已然消失，而“公民记者”的不断出现，正在助推这些特殊边界的“消解”。再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记者从未享有超出普通公民的特权。所谓的“采访权”也只是“公民知情权”的一种现实映照，其保障也多取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从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角度理解，记者本身也不应当承担类似公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那样接受严格监督的特殊义务，相反，出于“限制公权”的要求，反而应该得到更多的宽容与保护。

当然，根绝新闻腐败也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但这更多是出于职业伦理的要求。从司法角度而言，新闻腐败与舆论监督的公正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正人未必先要正己，记者存在瑕疵并不意味着新闻报道本身就存在问题。如果媒体的报道本身真实，就应当设法进行保护，这应是我们处理新闻腐败与舆论监督关系的根本思路。从新闻立法的角度来讲，它要解决的就是法律与道德、职业伦理等在新闻治理领域的划界问题，在明确法律的底线功能的同时，给予媒体自律机制充分的成长空间。

解决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标准统一问题

网络媒体已经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渠道，这既得益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也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渠道不畅有关。事实上，网络媒体只是技术进步产生的新平台，在内容标准上其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都无本质差异。但是在我国，采用传统路径还是网络路径，的确又是摆在记者面前的一道现实选择题。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两个舆论场，体制上有宣传和商业之别。而在立法层面，同样的新闻侵权问题，《侵权责任法》却只有“网络侵权”条款。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因素，网络媒体在显现其巨大威力的同时，也得到了管理者格外关注，形成了包括“两高司法解释”在内的一系列新规则，并体现出对网络信息传播活动管制越来越严、门槛越来越高、禁区越来越多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记者选择网络媒体披露会产生更多的纠结与顾虑，确实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事实上，相较于传统路径，网络举报或者网络披露对于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危害都更大。网络传播的裂变效应使得被披露者的负面评价迅速增加，而披露者也往往因为对传播过程和效果的把控不力而容易触及法律底线。之所以网络反腐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甚至一枝独秀，其实是传统监督渠道不畅所致。解铃还须系铃人。一个成熟社会的正常形态是通过稳定、理性的制度设计，将权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对于立法者而言，首先要在心态上正视网络监督的正面效应和巨大价值，避免无休止的狂欢式的网络反腐浪潮出现，在“疏”不在“堵”。无论是立法者、执法者还是司法者，都要从宪法层面理解舆论监督和表达自由的重要意义，并在制度设汁上予以落实。其次，对于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一视同仁也很重要，在立法层面实现二者内容标准上的统一，缓解乃至解决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分裂，对于社会秩序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结语

“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容易导致绝对的腐败”，是现代政治文明治理的一条重要原则，而由表达自由衍生出来的舆论监督，则是法治社会一种重要的制衡力量。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大反腐问责、强化作风建设的关键时期，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对公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不仅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长效措施，也是在法律框架内取得意见协调与力量平衡、巩固改革成效的有效途径，体现出一个成熟执政党的清醒头脑、旷达胸怀和务实作风。

当下之急，就是要在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和践行依法执政理念的基础上，理顺通过新闻报道实现民意通达的路径，取得决策层与社会公众、法律界与新闻界的共识，并在未来的新闻传播立法中予以体现，真正从宪法层面上理解、考量、重构舆论监督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基础，避免最终出现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陷入恶性较量的窘境。

作者：周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