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型大学财政学论文

[摘要]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专业分布的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不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问题，导致社会出现结构性失业。为此，我国应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并从开展科学有效的高等教育评估、加强评估结构和评估指标体系建设入手，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施高等教育的科学分层分类。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应用型大学财政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应用型大学财政学论文 篇1：

融合大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探讨

摘  要：文章认为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对立统一的两种能力，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应该各有侧重。研究型大学应侧重以培养创新能力为主，兼顾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教学型、教学科研型高校应该侧重实践应用能力为主，兼顾创新能力培养。作为教学科研型地方院校的财税专业，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实施了分类分层培养模式改革，并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建立校内外一体化实践基地，实施教学范式改革，以实现两种能力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培养目标;分类分层培养;融合资源;教学范式改革

長期以来困扰高等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大学究竟应该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还是创新能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高等学校的办学定位。

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着教育资源的配置，教育模式的选择与改革，甚至决定着每一个老师的课堂教学范式的改革与选择。一些教育理论家认为高等教育主要是实施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学生打下获取知识和进一步发展基础，而不是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为此，大学应加强通识教育;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需求是最好的导向，用人单位的评价是评价大学教育质量的标尺，大学应该加强实践应用能力培养，增强学生的社会竞争能力。财经类院校尤其是财政、税务专业的大学本科生应确立怎样的培养目的，相应地建立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和培养机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此，我们开展了对财政、税务专业培养目标与模式、机制的深入研究。

实践应用能力是指在某一具体业务岗位上应用专业的基本原理和特定的业务技术规程，运用某种技能，操作某种工艺，完成某种工序的实践操作能力。而创新能力是指对原有思想观念、原有知识、原有规则、原有秩序（流程）、原有工艺和技能的改进、革新乃至创造。创新有别于对客观现象从无到有的发现性认知。①创新能力包括创新意识和创新技能两个要素。“所谓创新意识， 也就是创造性思维，指的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进行有价值的求新探索而获得独创结果的认识过程”。一个人平时表现出来的创新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求新变异的理念、意愿、欲望、向往，也就是一种创新动力;所谓创新技能就是改变任务目标、革新现有规程（包括技术和业务规则、方法、手段、程序）的能力。

本文认为，实践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是两种不同素质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种对立统一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可以实现这两者的有机融合。

一、实践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一）实践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对立性

第一，这两种能力是人力资本的两种不同元素。实践应用能力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创新能力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例如，在税务知识中，理解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基本税率是17%，并运用这一税率计算增值税款属于实践应用能力;而为什么说这一税率体现了税制中性原则？为什么说这一税率是整体税率而不是实征税率？这一税率太高了还是太低了，应如何改革调整？理解这些问题并探讨改革方案就属于创新能力。这说明，两种知识能力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元素和功能，一个劳动力要想具备创新能力必须首先具备实践应用能力，但是，当具备了实践应用能力后并不一定具备了创新能力，实践应用技能并不必然发展生长为创新技能。

第二，实践操作与创新发明是两种不同质的劳动。即使不能将所有劳动截然划分为纯粹的实践应用劳动和纯粹的创新劳动，但从要素来看，这两者毕竟是两种不同质的劳动。至少应该肯定有些劳动属于实践应用成分多些，有些劳动属于创新成分多些。

（二）实践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的统一性

1. 实践应用与创新发展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有机统一的过程

虽然从知识、能力的结构、分类来说，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两种不同能力，但是，从劳动、实践过程看，创新劳动常常依赖于、内在于实践应用过程，即创新与实践应用是统一于同一个劳动过程;例如，即使是车间里的车床操作工也可以在日常的平凡操作过程中发明新的工艺、工序，进行工艺技术革新，从而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又如，在税收管理中，基层税务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是一个实践应用过程，但是税收征收管理岗位也不仅是被动、简单的操作，而是可以发现新征收管理方法、可以进行业务流程组织、可以调整机构设置，这些都是寓于实践应用过程中的创新，可以提高税务管理效能;在财政管理中，为了利用财政支出政策激励地方基层政府保护环境，就需要对财政支出政策进步创新，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达到生态保护指标（如每立方米富氧离子数量表示的空气质量指标、每立方水中的化学元素指标表示的水质指标）就可以得到上级政府或相邻地区政府的财政补偿，这是一种管理制度、管理措施的创新，但融于管理实践中。可以说，社会的绝大部分创新活动内在于实践活动中，实践活动提供了创新动力和土壤，创新指导着实践活动。并且，创新成果也必须回到实践应用环节来验证其科学性、可行性，这也同样需要创新者必须掌握实践应用知识。这就说明，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并不排斥实践应用能力;这也说明，对于人才培养来说，我们不可能脱离实践应用能力来培养创新能力。

2. 实践应用能力是创新能力的基础

根据人们认识客观规律，从创新意识的产生来源和基础来看，掌握业务技能到实施创新变革的过程中，只有在掌握了实践应用能力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创新发展，创新不能跳过实践应用环节。如果连实践内容、实践过程都不熟悉，实践技能都不掌握，又怎能发现操作规程、制度存在的问题？这就说明实践应用能力是创新能力的基础，缺乏实践应用能力去构筑创新能力是“先天性营造不良”或“先天性畸形”。

3. 挖掘学生潜能，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是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

大学是发现知识、创新知识的核心阵地，这不仅要求大学教师要充当科技发明的主体，当然还要求大学生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会运用知识去发现新知识。所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是高等教育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高等教育必须因材施教，注重挖掘每个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

二、当前专业教育中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存在问题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阐明了实践应用能力、创新能力两种能力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然而，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一）在理论上将两种能力对立起来

有些教育工作者常常把实践应用能力培养目标与创新能力培养目标对立起来，认为实践应用就是简单的机械、重复的劳动，实践应用活动不可能包含创新活动、创新元素;创新能力可以脱离实践应用知识。这种理论过于绝对地将实践应用活动与创新活动割裂开来，认为实践应用活动不存在、不包含创新成分、創新活动;创新活动也不包含实践应用活动。把社会实践中一些单位、一些个人侧重于创新或者实践的分工，扩大、对立为截然不相融的割裂性活动，不可能统一于一个劳动者身上、一个劳动过程。这就诱导着教学单位、教育工作者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的非此即彼的对立性选择。

（二）在教育实践中将两种能力对立起来

目前高等教育实践关于培养人的目标上仍然存在鲜明的分歧与对立。一部分人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注重创新能力培养，而不应该重视实践应用能力培养，可以忽略实践应用能力。他们把实践应用能力培养看成仅仅是职业技术学院、技校、职业高中的事。在大学的专业课教学实践中，注意创新能力培养，忽视业务技能、操作规程的传授。在这种理论、理念的指导下培养的学生有脱离实践的倾向，培养的学生很可能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

另一种倾向则是过分强调实践应用能力而忽视创新能力培养。尽管教育理论界早已提倡并一再强调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但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评价引导着目前的专业课程教学（因为专业课程知识内容与用人单位的工作技能密切联系），这种评价是以“喜欢接受什么样的毕业生”这一市场需求对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形成了“硬约束”，产生了强烈的引导作用，以致对培养目标、教学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教育工作者甚至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大学的各级领导也认为大学就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应该加强实践应用能力培养，增强学生的社会竞争能力。人才培养以市场为导向这本来是对的，但问题是中国目前现有的社会经济管理、科技水平决定了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岗位是业务操作性的，并且，大多数的单位（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自身创新意识弱化，创新能力不足，大多数的单位领导、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过分（乃至片面）重视人才的实践应用能力，他们希望招收的人才安分守己地从事重复性的实践应用劳动，创新人才几乎被看成是与群体格格不入的另类，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动几乎被看成是“出轨”，创新能力在许多单位里几乎无用武之地。他们通过对毕业生的选择和对高校人才质量的评价都迫使高校强化实践应用能力培养而忽略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培养。这恐怕是中国高校培养目标偏颇的重要社会土壤。

所以持有这两种极端理论的人们认为两者不可能统一、有机结合在专业课的教学中，尤其是一门课的教学中对于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来说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三）教学过程两头脱节，培养目标两头落空

1. 教师的教学与科研脱节，不能起到科研引领教学的作用

尽管教学主管部门提倡高等教育必须以教学为中心，但对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缺乏完整、系统、科学地测量与考核的客观、量化标准。在职称评审、各类荣誉的评审、各种层次的人才选拔过程中仍然主要以科研成果为标准。这就事实上确立了教师以科研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教师把主要时间精力放在科研上。不仅是教授、高层次人才如此，即使刚刚走上教学岗位的助教、讲师也因为晋升职称主要以科研成果来衡量，所以也以科研为主攻方向。但是，教师的科研成果并未有效转化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优质资源，事实上，教师科研成果与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关系较为密切一些，而与本科教学在知识内容和教学过程上都相关度很低。科研与本科教学、与大学生培养脱节现象较为普遍。

2. 教师的业务知识与社会实践脱节，难于有效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由于实践教学涉及更为复杂、更为深入具体的业务技能，而这往往是高校教师的软肋，他们大多擅长理论而缺乏实践经验和操作能力，大多数教师缺乏实践经历，甚至缺乏与实践部门的接触联系，因而难于正确、熟练地讲授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所以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也就不可能得到较好培养。他们习惯于按教材照本宣科，即使教材内容符合现行政策法规和专业规范，自身没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也难于透彻、简明地讲清。再加上高校财税专业实验室建设薄弱、落后，在这样的教学环境、教学资源下是难于真正培养学生扎实的实践应用能力的。

（四）课程考核客观题占比太高，引导学生只关注僵硬而零散的知识点

创新需要将相关的知识点综合起来，只有将各种相关的知识范畴依据内在逻辑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入思考，才能使知识深化、集成、融合，成为更加完整、更加有用的知识体系，才能生成创新能力，只有具有开放性、思辨性的主观考试题才能衡量和引导学生达到这样的学习效果、学习目的。但近年来客观题考试已成“规范化”、“标准化”之势，而且客观题比重越来越大。但客观题衡量和引导学生僵硬、机械地关注和记忆碎片化、零散化的知识点，而且还包含着学生蒙题、猜题的成分。这种客观题测试期望加强实践应用能力培养，但实际上，碎片化、零散化的细小知识测评也不能真正培养学生扎实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有机融合两种能力的培养模式及机制的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

（一）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允许有差异化

我们认为，笼统地把实践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截然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应该将这两种能力很好地结合起来。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特征是要充分挖掘每一个学生的潜力，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另一方面，作为高等教育的需求方，当代大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规划充满了个性化选择。应对这种需求，高等学校应该各有分工，有机整合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具体地说，就是要在高等学校之间和高等学校内部两个层次上实行合理的分工，全面动员和科学配置教学资源，培养个性化发展的学生，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挖掘。

1. 不同大學人才培养目标存在差异化

在不同高校②，由于以下三个因素，实践应用能力目标与创新能力目标应该各有侧重，但要统筹兼顾：首先，应该看到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里的学生与普通大学（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大学）学生的学习能力、职业生涯目标有较大差异。不同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问题。一流大学里的学生无论是智商，还是学习习惯、学习方法都要普遍优于一般大学里的学生;一流大学里的学生的进取心也普遍强于普通大学的学生，这样的教学对象在一流大学的学风的感染下，更激发了他们奋发向上，他们的职业生涯目标定位较高，他们未来的职业需要更多的创新能力，普通大学学生学习和职业生涯定位目标有明显的落差。其次，一流大学的教学资源优于普通大学。一流大学拥有上乘的教学资源：高水平的老师有能力引导他们进行创新型学习，充分挖掘他们的创新潜能;一流大学有高级的教学仪器设备，可以提供学生进行创新型实验;一流大学有高层的、开放的校际教学合作，可以培养学生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活跃创新的思维方式，强化创新意识。而一般普通大学的这些教学资源相对较为贫瘠。再次，与前两个原因相联系，一流大学学生的毕业去向（就业）层次一般比普通大学高，因而工作岗位的性质从需求方面提出了更高的创新能力要求。一流大学的学生有更高的比例进入硕士、博士深造;一流大学毕业生日后从事的工作岗位和担任的工作职责所包含的创新元素更多。而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在这些特征中有较大差异。这就说明，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创新能力与实践应用能力目标的取舍上应有所侧重，研究型大学应该侧重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而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大学应该侧重于实践应用能力培养。与此同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中，也应该是由实践应用能力向创新能力逐级提升的过程。但是，在此我们还是要强调，即使是一流大学和硕士、博士的教学培养中，也应该首先奠定实践应用能力，而不能只注重和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

从上述三个影响性因素的分析也同样说明，从总体上讲，一流大学应该更加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而普通大学的培养目标应该更加突出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2. 同一所大学内部人才培养目标也有差异化

我们应该看到，即使考入同一所高校的大学生也有差异较大的职业和人生追求，因而他们会在大学期间构筑差异化知识和能力结构。教学型大学也有部分学生渴望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他们会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定位在创新创业上。这就表明，高校不应该将创新能力培养目标与实践应用能力培养目标截然对立起来地做取舍选择，应该兼顾这两个目标，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多元需求。

（二）两种能力有机融合的教学模式探索

如上所述，普通大学也应该满足学生多元化的教学需求，而不只是单纯的实践应用能力培养。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我们针对财政学专业、税收学专业坚持多年实施改革创新，逐步建立起了分类分层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体系。

1. 分层分类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

为了实现融合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一体的培养目标，需要实施分类分层培养新模式。所谓分类培养，就是针对不同个性、不同学习能力特征和不同人生、职业生涯目标的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开设了财政实验班（主要培养创新能力，与考研、出国接轨）、税收创新班（培养高级实用税务人才，强调高级应用能力培养，管理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大中型企业的复杂税务问题）。所谓分层培养就是沿着实践应用能力培养的方向，从本科到税务专业硕士，再到针对公司高级税务管理人员（税务经理、税务总监）的多层次培养，以满足社会发展中对税务人才的多层次需要。

实施分类分层培养新模式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论证。第一，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方式，了解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的新特点，科学把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第二，在课题研究期间2次召开由上述单位的人事教育主管领导参加的教学改革研讨会，探讨培养目标、培养机制及其契合途径，还召开了家长座谈会，建立了家校互动合作机制。第三，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教改实践得到了其他高校专家的认同。我们在全国教学改革研讨会等公开场所进行过交流，在此基础上，学院确立并大力推进分层分类培养模式和机制改革。

2.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校内外一体化的实践教学体系

为要满足分类分层培养需要，我们联合省内6家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税务师事务所，签订了加强税务人才培养的全面合作协议，且每年出资12万元奖教基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师生，形成紧密的实践教学联盟，加强了教学资源体系建设。依托这个紧密联盟，我们开展了下列各项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丰富了我们的实践教学资源。

（1）着力加强全国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为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提供有力保障。2013年，“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实践教育基地”被批准的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与本课题研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学院已与37个国税局、地税局、会计事务所、税务事务所等建立了37个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近4届学生毕业实习有40%以上进入实习基地实习。还聘请了160多位基地的业务专家担任本科的实习指导教师和硕士的学位论文指导的合作导师。加强学习的实习指导。

（2）建立“基地精英进课堂”等平台服务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在本科生教育方面，建立了“基地精英进课堂”平台，每个学期邀请校外实践基地精英前来学校给本科生上一堂课，讲授最前沿的热点问题。在税务专硕教育方面，建立了“税务精英大讲坛”平台，邀请校外导师或业界其他精英给税务专硕开设专题讲座或者讲授部分课程。多年来，我们每年邀请了10多位实践基地的业务精英进入本科和研究生课堂，讲授业务课程和专题讲座，有的展示当前税制改革前沿，也有的专题进行税务案例分析，既拓宽了学生学术视野，丰富了学生的社会知识和实践经验，也提升了学生解决复杂税务问题的能力。

3. 以课程教学范式改革为载体，实现实践应用与创新能力的有機结合

（1）强化启发式教学，有效实现两种培养目标的结合。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应该认真推动课程教学范式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应该分清教师和学生的职责。教材上的内容不应该、也不需要全由教师讲解，有许多的内容应由学生自学，而且学生也能自学理解。教师讲授的主要任务是阐述“为什么”，解释一点业务知识难点，至于“是什么”的内容主要让学生自己学习，并通过课外练习来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和参考书籍，并测度“是什么”知识内容的掌握程度。例如《中国税制》课程中讲到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制度时，关于这个税率制度在数学上的特征（累进性）、如何利用这个税率来计算应纳所得税款这些业务技能属于实践应用能力范畴，几乎都可以由学生自学掌握，教师只需提示性讲解;而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相比在功能上所具有的优越性与局限性、累进税率在古今中外的实践、理论界有哪些改进现行累进税率的观点主张，对于这些内容学生难于自学掌握，应该由教师讲解，还应组织学生展开讨论并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知识，也是教学中的两个不同任务，教学中应该精心设计教案、组织教学方式、充分发挥教与学两个积极性，尤其是要充分挖掘“学”这一头的兴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2）通过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填鸭式教学方式的另一种选择是案例教学。第一，可以实现一门课程知识中多环节知识点乃至多门课程知识的综合运用;第二，案例中往往包含问题的表象、成因、对策的多层次知识;第三，案例的知识具有开放性、延展性，可以改变设定条件而探求相应对策结论。通过分析回答案例中的问题，可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把一门课中多环节的知识点乃至多门课的知识点综合理解掌握和运用，可见，案例教学无疑融合了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注释：

①谭扬勇.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在教学中的培养[Z].探索者，2008，3.

②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将研究能力强，综合水准高的大学视作一流大学，近似于教育理论中的“研究型大学”，其余大学视作一般普通大学，近似于教学型大学和教学研究型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天虹.依托校企合作加强师生实践应用能力[J].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10，22（05）：406-408.

[2]寿永明.应用型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以绍兴文理学院为例[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3，33（05）：105-107.

[3]阮湘元.教学型大学培养创新式应用型人才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07（11）：64-66.

[4]刘露.应用型本科院校教育理念与教学改革研究[J].科技经济导刊，2017（15）：131.

[5]杜才平，陈斌岚.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实践教学及其启示[J].当代教育科学，2017（02）：80-83.

[6]王红艳.地方高校“双创”人才协同培养模式探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7（03）：162-164.

作者：沈玉平 董根泰 杨春玲 司言武

应用型大学财政学论文 篇2：

优化高等教育整体结构 实行高等院校的科学分层分类

[摘要]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专业分布的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不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问题，导致社会出现结构性失业。为此，我国应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并从开展科学有效的高等教育评估、加强评估结构和评估指标体系建设入手，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施高等教育的科学分层分类。

[关键词]优化 高等教育结构 分层 分类

[作者简介]闵维方（1950- ），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教育财政学、教育管理学、国际比较教育学。（北京 100871）

一、当前高等教育结构存在的问题

从“十五”到“十二五”，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十几年的快速扩张，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但是，从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来说，我国还远非高等教育强国。从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大扩招”，主要是从经济上“扩大内需”的角度出发。在扩招期间，多数地区都出现教育主管部门向所属高等学校摊派招生指标、要求必须完成规定的招生指标的问题。同时，由于当时高等教育拨款的增长不能适应学生人数迅猛增长的需要，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生均经费和各种生均教育资源下降的情况，许多高校在扩招时都尽可能地招收低成本专业的学生。高等教育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没有从整体上考虑高等院校学生专业分布的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是否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匹配，从而造成了部分高校的毕业生就业难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应用型人才短缺的问题。

二、教育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借鉴

目前我国缺乏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在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要形成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需求相吻合的、科学的分层分类，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我们既需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需要培养数以千万计的应用型中高级专门人才的综合型大学。纵观教育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例如，在美国的硅谷地区，既有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两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有圣荷西州立大学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等多所培养中高级应用型人才的综合型大学。此外，该地区还有大量四年制本科院校和两年制社区学院，与研究型大学和综合型大学一起构成了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等教育结构。在该地区，即使是同一层次的学校，也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侧重的学科领域。各层次和类型的高等院校针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分别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人才需求：既有尖端，也有基础；既有科研，也有应用；既有分工，也有合作。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功能，共同促进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施高等教育科学分层分类的必要性

在过去十几年的高等教育大发展中，明显存在高等院校争先恐后升格的现象。一些学术基础相对薄弱的大学，不注重针对本地区的人才需求扬长补短、办出自己的特色，反而千方百计地争夺教育资源。这不仅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我国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难以支撑的。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就是优化整体结构问题，即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我国高等院校的科学分层分类，实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功能与特色的合理定位。我们既要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科技领军人物；也要办好更多能够培养高质量各层次各类型毕业生的各类院校。当前尤其要办好培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应用型人才的各级各类高校，这将有效地解决当前高等教育毕业生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错位”的问题，对实现“十三五”的发展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四、建议

在我国这样一个有三千多万学生的高等教育大国进行院校的科学分层分类，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开展科学、有效的高等院校评估，是实现高等学校科学分层分类的重要环节。为此，有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由相关部门和国内外专家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高等院校评估鉴定机构，通过深入的考察、评估和鉴定，为各高校的发展定位提供指导性意见，为高校分层分类奠定基础。例如，目前俄罗斯就有一个“增强俄罗斯大学全球竞争力”的专家委员会，由国内外专家共同组成，以专家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各高校的定位和发展目标，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完全尊重投票的结果。

第二，在全国评估机构的指导下，成立东部、中部、西部、北部和南部五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高等院校评估鉴定机构，为各地区的高等院校更好地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供指导意见。例如，美国目前就有七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高等院校评估机构，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虽然也建立了区域性高等院校评估机构，但多集中在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城市，中西部地区很少，为此，要建立覆盖全国的区域性评估机构，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第三，建立不同类型高等院校的评估指标体系，以作为分层分类的科学基础。可以针对研究型大学、综合型大学、应用技术大学、高等职业院校等不同类型学校的特点，构建不同的评估指标，以契合学校实际，使高校评估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四，定期向社会公开各高校的评估结果和层次类型定位。公布评估结果，有助于让学校产生办学压力，督促改进现有问题，积极制订整改方案，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重在建设”的目的。公开层次类型定位，有助于高校明确专业建设方向，积极形成本校的特色和优势，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第五，建立作为中介组织的高等院校评估机构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高等院校评估机构只负责评估的具体操作以及相关数据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并不具有行政权力，因此其与政府相关部门尤其是具有行政权力的部门之间的协调尤为重要。建立评估机构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有助于维护评估的独立、客观、公正，也有助于评估结果的及时反馈，充分发挥评估的作用。

作者：闵维方

应用型大学财政学论文 篇3：

大数据背景下的行为财政学实验教学创新和实践研究

[摘 要]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让人类的复杂行为可以被重复实验、被量化，这给财政学的实验教学带来了创新和发展。文章从财政学实验教学的现状出发，探讨了大数据背景下的行为财政学实验教学的创新和发展，并以财政学中的个人税收遵从实验为例，通过阐述实验目的、实验设计、实验过程以及结果与讨论等，探究了实验教学方法在行为财政学中的应用，并从行为财政学的实验设计和内容选择等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行为财政学;大数据;实验教学;税收遵从

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课程，财政学课程的属性多元化，既有结构性、国际性、亲和性，又有一定的枯燥性。长期以来，财政学都被认为是一门非实验科学，只能借助于真实经济环境的研究与观察，与可控的实验室实验无关。

1933年梅奥发表了霍桑实验（Hawthorne Experiment）结果，这为行为科学奠定了基础，行为科学以交叉学科的形式进入经济学，为实验教学开启了一扇大门[1]。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自我认知，复杂的人类行为和经济活动可以被量化、被重复实验，这改变了“社会科学不可实验”的历史，给财政学课程的实验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财政学课程实验教学的现状

Roth指出，20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用规范的实验室实验研究经济学。Thurstone的个体无差异曲线的实验研究和Flood的囚徒困境博弈的实验研究，都表明经济学是一门可实验的学科。2002年弗农·史密斯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步入主流经濟学的舞台。

中国的实验经济学起步较晚，金雪军教授于2003年成立了实验经济学研究小组，开始编写经济学实验案例集，组建经济学实验室。2005年，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教师翻译出版了《Experiments with Economic Principles》一书。2006年，暨南大学张耀辉教授编写并出版了《实验经济学教程》，成立了暨南大学经济学实验室。此后，全国许多高校开始陆续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实验室，为开展经济学实验教学提供平台。

国内学者对财政学的实验教学也进行了许多探讨。杨振兵和陈琢的研究指出，课堂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学生听课质量的提升至关重要，经济学课程的实验设计可以有效避免课堂上的视觉疲劳[2]。黄媛探讨了财政学课程的对分课堂设计和应用，从课程内容的板块安排和对分效果方面提出建议[3]。综合现有文献笔者发现，财政学专业的实验教学形式多数以课后的实习实践为主，而将实验教学运用于课程讲授中的较少，尤其是系统阐述财政学实验的文献则更少。

二、行为科学对财政学实验教学的创新影响

（一）行为财政学的产生和发展

McCaffery&Slemrod首次提出行为财政学，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统财政学进行补充和完善[4]。2006年《行为财政学》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行为财政学的正式确立。行为财政学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实验方法，通过设计实验细节，将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个人特征等因素引入研究。但行为财政学尚处于财政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简单嫁接阶段，在理论和实践中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二）行为财政学对实验教学的创新

行为财政学的兴起为变革传统财政学的教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其不但可以改变“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而且可以通过实验室实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5]，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行为财政学创新了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基础。行为财政学是财政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以行为偏好选择理论为发展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理性人的前提假设，为实验经济学的开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第二，行为财政学拓宽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视角。传统经济学往往实行单一行为假设，这显然不符合网络时代人类的行为特点。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提出的预期效用理论指出，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水平是决策者主体对各种可能结果的加权估算得出[6]。行为财政学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引入财政学，这极大地拓展了单一的分析范式。

第三，行政财政学丰富了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实验体验。行为财政学通过实验思路设计和过程设计，让学生参与到经济学实验中。无论是验证式实验、仿真式实验，还是创新型实验，都可以让学生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观察实验对象的行为，以检验、比较和完善行为财政学中的结论。较之传统的教学模式，实验教学模式对学生产生的视觉和听觉刺激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加强学生对财政学的体验和感受。

三、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行为财政学对实验的创新影响

（一）提高数据包容度，进行精准决策

大数据技术给行为科学和经济学实验带来了质的飞跃。较之自然科学实验，财政学实验对数据的依赖度更高，数据容量和复杂度往往难以创造完美的实验环境，这大大降低了财政学的实验质量。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提升行为科学数据的信息包容量和层次[7]，全面化、层次化、精细化和动态化描述不同主体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行为大数据的出现，带领财政学实验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财政学实验中的个性化和内生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个体行为决策的复杂性，而行为大数据则可以借助于数据挖掘技术等通宏洞微，分析和模拟各种可能出现的现实场景，帮助决策者进行精准决策。

（二）创新研究方法

传统的财政学研究方法侧重于研究事物和现象的因果关系或者相关关系，其往往通过设置前提假设条件高度简化和理想化实验环境，对抽象数据进行建模等实证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由于实验环境过于纯粹，研究结果不具有推广性而受到诟病。行为大数据更加注重情景—行为—结果的关系分析，紧密结合行为模型和心智模型，致力于打开研究主体的行为黑箱[8]。尤其是基于行为大数据的计算实验的普及，更是对传统实验方法的发展和创新。行为大数据的计算实验方法充分借助大数据挖掘技术、博弈论等方法处理非数值化的多源多态行为数据集合，减少传统建模数据中的数据自相关和样本效度等干扰因素，尽可能地获取全方位的行为痕迹数据，保证数据研究的真实有效性。这不但提高了财政学实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提升了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自主性。

（三）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革命是一场重要的技术变革，不仅波及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且也影响到经济学研究。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分支学科，其运用算法解析数据，对真实世界中的事件进行决策和预测。在大数据背景下，人工智能为行为财政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人的行为解释变量较多，如何快速找到有用的变量是决策中的关键问题，机器学习则可以用来帮助研究者迅速找到有价值的变量。Camerer提出，人类的决策其实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有效地进行决策[9]。在大数据时代，较之传统的计算实验，机器学习可以应对样本量巨大、维度广阔的大量数据，通过决策树、岭回归等实验方法选择有效变量，进行精准决策。

（四）案例分析——以财政学的税收遵从为例

1.实验目的

税收遵从是纳税义务人依照税法及税收政策，向国家及时申报、准确申报和按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税收。但税收不遵从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普遍问题，如何从税收遵从决策的影响因素视角提高税收遵从水平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本实验剔除道德和其他因素，通过模拟实验方法进行随机实地实验获取实验数据，验证和发掘个人纳税遵从行为的影响因素。

2.实验设计

通过梳理国内外的文献可以看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是税收遵从的收益，进行决策时考量的成本是税收遵从的成本，本实验借鉴Friedland、Maital等国外学者的做法，依据成本收益原则设计实验方案。

本实验的参与者。某综合性大学的MBA在读学生、实验主持人和实验研究人员是本实验的参与者。周琦深、徐亚兰、王婷等提出，较之无纳税经验的人，有过纳税经验的人更加重视税后收益，并具有更强的避税意识[10]。选择某综合性大学的在读MBA学生作为本实验的参与者，原因在于，较之有纳税经验的社会人员，该群体可以降低实验成本，又具有直接的纳税体验，通过实验获得的数据将更具有实用性。

本实验的规则。将实验对象分成不同的实验组在综合教室中分别进行实验;需要的实验道具是研究人员准备好的模拟纸钞，为避免仿冒，模拟纸钞带有编号;实验原始数据的分析工具为装有数据分析软件的个人计算机。将实验对象进行分组，每10人为一组，每位被试者都有一个文件夹，里面包括500元纸钞和一张盈利对照表（第一轮实验为500元纸钞，第二轮实验为1500元纸钞）。主持人告知被试者将参加一个税收游戏，在彼此之间不能沟通的情况下自主参加捐款。剔除政治因素和道德因素等其他因素，被试者捐款与否实行自愿原则，捐多捐少完全由自己决定，也可以选择不捐款。如果一组成员的总捐款额达到或超过3500元，组内的每位成员将获得1000元奖励金，各自捐款后的余额也归自己所有;如果一组成员的总捐款额低于3500元，则组内成员只能获得自己捐款后的余额。

[C=MR=500-M500-M+1000（i=1nM≥3500）]                                         （1）

式（1）中的C表示税收遵从的成本，M表示被试者自愿捐款的金额，R表示被试者的收益，n=10。

3.实验过程

首先，进行实验分组。假设MBA学生共有70人，每10人一组，共分为7组，编号分别为A、B、C、D、E、F、G。被试者在实验前并不知道自己在哪一组，实验开始后也不能和其他组员沟通联系。为有效避免组内成员间相互串通，我们事前在模拟纸钞上写好编码，实验开始后随机发放给被试者。

其次，开始交易流程。本实验包括两轮，每轮1局。在第一轮中，给每位被试者500元模拟纸钞，由研究人员随机发放。随后，主持人宣读实验规则，被试者秉承自愿原则，根据对成本收益的预测自主捐款，可以全捐，可以部分捐出，也可以完全不捐。捐款完成后，由研究人员收集和统计每小组的捐款数额，回收被试者的盈利对照表，得出原始数据并导入Excel表格。实验研究人员选取若干被试者进行回访以确定原始数据的正确性，将实验数据制成频数频率表和博弈的聚点均衡图。在第二轮中，实验研究人员给每位被试者随机发放的金额从500元增加到1500元，要求被试者在捐款时必须至少捐出1000元，其他实验规则与第一轮一致。当一组成员的捐款总额达到或者超过13500元时，组内每位成员不但可以获得自己捐款后的余额，而且可以获得1000元奖励金。如果一组成员的捐款总额低于13500元，则组内成员只能获得各自手中剩下的金额。

4.实验结果与讨论

在实验中，被试者基于成本收益原则在进行捐款决策时，不仅要考量自身的成本和收益，而且要与其他被试者进行博弈。实验中的1000元可以看作是政府运用税款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公民获得的利益，那么个人的税收遵从其实就是重复博弈，如果着眼于长远利益，则会产生高税收遵从—高效益的公共产品—高税收遵从的良性循环。第二轮实验的规则本质上和第一轮并无差异，但在行为财政学的“前景理论”下，人们对风险的偏好会随着决策环境和参照点的变化而变化。前景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指人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决策时，由于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差异导致其决策行为非完全理性，行为模式偏离最优模式。在反射效应的作用下，即面对损失时倾向于风险偏好来躲避损失，被试者在面对既定的成本损失1000元时，决策上可能会更偏向于“赌一把”的冒险心理，通过多捐款来获取更多的收益，以弥补已经遭受的损失。

四、结语

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财政学实验教学带来了创新和发展，将单一决策行为的理论假设扩展到综合决策行为分析，原本许多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得以在实验室进行解释和实验。本文以个人的税收遵从为例，通过阐述实验目的、进行实验设计、讨论实验结果等环节，探究了基于大数据的行为财政学实验教学。较之传统的课堂讲授模式，实验教学通过模拟情景，让学生更好地体验财政学的魅力和学习财政学的乐趣，进而提高教學效果。

在财政学课程中进行实验教学，一方面，要加强实验室建设，升级实验室设备，以满足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扩容，提升实验环境，设计实验过程，提高财政学理论的实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不能让财政学实验教学流于形式，教师不能仅通过文稿演示或课堂问卷调查等进行实验教学，要尽可能选择学生既感兴趣，又能帮助学生理解教学难点的内容进行实验设计，尤其是要注重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和延伸讨论。

[ 参 考 文 献 ]

[1] 李桂花.非理性、心智模式与创新：企业家精神的行为经济学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9（7）：26-35.

[2] 杨振兵，陈琢.中级微观经济学的课堂实验与互动机制研究[J].大学教学，2018（7）：121-123.

[3] 黄媛.对分课堂在财经类课程教学中的探讨：以财政学为例[J].改革与开放，2018（5）：154-155.

[4] McCaffery&Slemrod.Toward an Agenda for Behavioral Public Finance[R].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and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Paper 21.2004.

[5] 舒燕.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可实验性和实驗教学[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5（10）：206-209.

[6] Von Neumann，J & 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R].Princeton，NJ：Princenton University Press，1947.

[7] 刘海宁，王晓磊，楚丹琪，等.基于行为科学的大数据技术对经济学实验教学的影响[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9（2）：265-267+271.

[8] 王国成.行为大数据与计算实验：探索经济研究新方法[J].天津社会科学，2016（3）：86-92.

[9] Camerer 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2017.

[10] 周琦深，徐亚兰，王婷，等.个人纳税遵从实验研究方法述评[J].财会月刊，2015（2）：103-106.

[责任编辑：陈 明]

作者：舒燕　曾锦莹　栾芸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