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再上皇帝书》谈苏轼的劝谏哲学

2023-01-21

苏轼曾任翰林学士, 为皇帝草拟奏章, 是皇帝最为亲近的秘书。苏轼一生忠心耿耿, 经常替百姓说话, 向皇帝建言献策。熙宁四年 (1069) , 苏轼因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 触怒王安石, 导致出京任职, 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一生写过很多公文, 这些公文的内容大多以劝谏君王为主, 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 《再上皇帝书》就是其中极富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熙宁二年 (1069) ,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新法, 想要改变北宋政府外强中干的局面,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背离社会经济基础, 非但没有改变社会现状反而加深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到了熙宁四年 (1071) 新法弊端日益显露。在征讨交趾的问题上, 王安石给出了错误的建议, 使用保甲法训练, 却并未对交趾构成很大威胁。不仅如此, 在免役法的实行过程中, 也出现了无端高抬农户的情况, 导致民不聊生, 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对于新法的大论战。苏轼在熙宁四年 (1071) 三月为了国家稳定、百姓安危, 直言不讳, 写了《再上皇帝书》, 希望宋神宗可以停止变法。苏轼从民、军、吏、士四个角度出发, 运用以小见大、类比、用典等多种写作手法指出新法的危害, 表达了他希望宋神宗可以不受佞臣蒙蔽的愿望, 同时也表达了他希望宋神宗可以及时改正错误成为一名贤德君主的愿望。

一、从《再上皇帝书》的思想内涵把握苏轼的劝谏哲学

苏轼的公文主要以“论政为主”[1], 即根据其“政见”发表对于当时朝政大事的看法。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苏轼的公文大多从君王的角度出发去评论朝政大事, 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及需要。他对于朝政得失的评判则主要是基于政策给百姓生活所带来的利弊而言的。以《再上皇帝书》为例, 苏轼首先批评宋神宗任用小人、实行新法, 发现新法弊端却不能及时改过导致民怨沸腾, 接着苏轼向皇帝指出新法触及社会各阶层利益, 导致民、军、吏、士四个阶层矛盾不断加深, 最后表达了自己希望宋神宗可以看清新法危害, 及时停止新法, 任用贤能之人的愿望。作为“皇帝的秘书”苏轼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当代秘书学习和思考。

(一) 事必躬亲, 劝谏内容符合社会情况

苏轼的公文中大多表现了对于国家、百姓的关切与忧虑。与一般士大夫不同, 苏轼的一生在许多地方担任过地方官, 因而他对于国家和百姓的忧虑并不是空话、套话, 他的观点看法往往很接地气, 对于社会现象的认识也很精准。

在《再上皇帝书》中苏轼详细的列举了新政的弊端:“立条例司, 遣青苗使, 敛助役钱, 行均输法, 四海骚动, 行路怨咨”[2]。由此可见苏轼抨击新政并不是一时兴起, 更不是通过主观臆断进行揣测的, 而是经过长期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他准确的指出了立条例司, 行青苗法、均输法对百姓造成的危害。这说明苏轼对新政的批判首先是基于他本人对新政的理解以及在民间实地的考察。这使得苏轼的文章极具可读性和说服力。

后文中, 苏轼从民、君、吏、士四种人的角度出发, 分别详细的阐述了新政给他们带来的弊端。苏轼提出的这些问题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分析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此可见, 苏轼在弹劾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的。更难得的是苏轼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测性, 苏轼根据自己所看到的变法后的社会生活, 加以分析得出“今日之政, 小用则小败, 大用则大败, 若力行而不已, 则乱亡随之。”[2]的论断, 事实证明, 王安石变法的结局也确实是黯然收场。然而, 变法是在元丰八年 (1085) 伴随着宋神宗的去世才彻底失败的, 也就是说变法持续近二十年之久。但苏轼写这篇《再上皇帝书》的时候才是熙宁四年 (1071) , 这就意味着苏轼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经预料到了变法终将失败的命运。

苏轼在劝谏君王的时候没有信口胡诌、夸夸其谈, 而是根据自己实际调查的内容, 基于社会现状, 客观公允的给出自己对于事件发展的见解和推论。作为当代秘书, 在向领导建言献策的时候也应当深入考察、认真分析, 给出具有一定价值的论断。

(二) 刚正不阿, 劝谏内容实事求是

苏轼在公文写作中一直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于不好的现象他能够在第一时间提出质疑, 并强烈要求君王改正。同样地, 面对他人的可取之处他也会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即使对方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上。也正是这些品质让苏轼在“皇帝秘书”这个岗位上面大放异彩。

拿《再上皇帝书》举例, 文章中提到了“放停军人李兴告虎翼吏行赂”[3]这件事, 意在说明新政给士卒带来的“不乐”, 苏轼在文章中指出“青苗抑配”实则“不当禁也”, 苏轼认为“如果不采用普遍摊派的方式, 青苗钱就散布不出去”[3], 也就是说苏轼是肯定了青苗法的作用的, 只是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深思:认为青苗法只有伴随着抑配法一起实施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用。

纵观苏轼的一生, 不难发现苏轼其实一直没有参与到新旧两党的党争之中, 而是站在客观的角度, 实事求是的看待变法这个问题。就《再上皇帝书》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而言, 苏轼其实是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上的, 但是面对青苗法的先进之处, 苏轼也毫不避讳的夸赞并希望朝廷可以出台其他法律配合“青苗法”的实施。

苏轼作为皇帝的秘书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评价新旧两党所推行的政策, 他跳脱出了党派之争, 从皇帝的角度去看待变法的问题, 实事求是的对变法进行评价, 给领导进言献策。作为一名当代秘书, 在评判其他下属给领导提供的建议时, 应当刚正不阿、实事求是, 不能够利用职务之便笼络人心, 趁机拉帮结派、结党营私。

(三) 投领导所好, 劝谏内容更容易被采纳

苏轼所写的公文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大, 他的公文中带有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感悟。同时, 苏轼善于运用儒家经典去劝诫君王, 他的公文具有强烈的正统色彩。

以《再上皇帝书》为例, 苏轼在公文中多次引用了带有儒家经典符号的文字。比如他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尚书》中的名句、《孟子》中的名篇, 把“孔子录之”作为评判秦穆公的重要依据。文章中还提到了, 如若新法不被废止, 则天下进士“自二十以上, 便不能诵记注义为明经之学”[2], 并将其算作衡量新法弊病的一大指标。这些都体现了苏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并将儒家文化作为衡量新法内容的标准。

作为“皇帝秘书”的苏轼, 这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自汉代以来, 儒家文化在统治阶级眼中一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到了宋代, 崇尚以文治国, 儒家经典被捧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是说, 宋代的帝王普遍对儒家文化认可和推崇, 苏轼也正是把握了帝王的喜好, 从而投其所好, 在写作公文时大量增加儒学符号, 用这样的方式来达到让君王采纳自己谏言的目的。

作为“皇帝秘书”的苏轼不仅对于皇帝的喜好了如指掌, 还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将皇帝所喜好的思想赋予新的意义和诠释, 从而借力打力, 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当代秘书而言, 在向上司提出建议时也不能够横冲直撞、口不择言, 应当学会分析领导的喜好需求, 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愿望, 使自己的意见能够更好的被采纳和接受。

二、从《再上皇帝书》的写作风格中学习苏轼的劝谏哲学

我国古代公文“是古代人们为实现公务活动而形成的文字材料, 服务于古代行政管理制度, 并受历代文书的制约”, 同时“这种应用文体又大多带有文学色彩”[1]。因此, 苏轼在公文写作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并能够将其与文书的共性要求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以《再上皇帝书》为例, 苏轼为了更好的行劝谏之事用了以小见大、类比、用典等多种写作手法, 同时又不忘使用一些谦辞、敬词, 使得公文在不触怒龙颜的情况下又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色彩, 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苏轼“汪洋恣意、说理透彻的政论文”[3]也成为当代秘书学习效仿的楷模。

(一) 擅长使用以小见大的手法

苏轼在公文写作的过程中, 尤其擅长使用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苏轼往往以一个很小的事例作为切入口进行分析,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例折射出了整篇公文的大义。也正是因为如此, 苏轼的公文可以一针见血的指出社会现状, 从而达到上书皇帝的目的。

《再上皇帝书》中有一段是苏轼想要申请“罢条例司”的内容。在具体说明新政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时, 苏轼用了三个例子来展现满朝上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首先, 苏轼指出“故相旧臣, 藩镇侍从, 杂然争言不便”[2], 并强调“以至台谏二三人”这些往往“唱和表里”的人也对新法提出了质疑。其实“台谏二三人”是很少数的一群人, 但因为他们具有“唱和表里”的特性, 苏轼把他们单独拎出来说。连这样一群一团和气的人都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可见新法引起的民怨之沸腾。这样一群人的反常举动比“故相旧臣, 藩镇侍从, 杂然争言不便”[1]还要有说服力。紧接着苏轼又提出“自非见利忘义居之不疑者, 孰肯终始胶固, 不自湔洗”[1], 并又举了“吴师孟乞免提举, 胡宗愈不愿检详”[1]的例子, 来表示有的官员宁愿不做官也绝不支持新政。这便更加突显出了新政的不得人心, 从而巧妙的引出了“人情畏恶, 一至于此”的感叹。如果说前两个例子仅仅只是表现了新政不得官僚的心, 那么下面的一个例子则又给宋神宗下了“一剂猛药”——中外喧言, 陛下已有悔悟意, 道路相庆, 如蒙大赉[1]。苏轼指出现在百姓只是听说皇帝陛下有所悔意, 开始萌生出想要废止新政的念头, 就已经高兴的“道路相庆, 如蒙大赉”, 更不要说真正落实对于新政废止的举动了, 这从侧面表现了新法在当时百姓眼中是多么的不得人心。中国古代一直就有“君舟民水”的传统思想, 对于君王而言百姓的怨声载道比官员的不满更值得重视, 苏轼把握了君王的这个思想, 描述了百姓想要废止新法的迫切愿望, 从而巧妙的为自己的论证加重了砝码。

作为当代秘书, 在给领导建言献策的时候, 也可以巧妙地采取以小见大的方式。从小的细节出发, 衍生出事物的本质属性, 并让领导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从而做出相应的处理。

(二) 善于类比

在公文写作中, 苏轼很喜欢使用类比的手法。他往往在一段相对艰深枯燥的议论或是一个相对抽象的话题之后, 加上一个形象的类比, 来便于皇帝理解自己的意图, 同时也便于皇帝反思为君时存在的失误。

苏轼的类比很具有生活化的气息。通常苏轼在写作时会将一个治国的大道理与日常生活琐事相联系, 因而很容易将道理讲清楚。比如说《再上皇帝书》中苏轼将“所用之人, 有邪有正。所作之事, 有是有非。是非邪正, 两言而足, 正则用之, 邪则去之, 是则行之, 非则破之”[2]的“为君之道”与“饥之必食, 渴之必饮”的“生活之道”相类比, 把一个艰深的道理给简单化了, 让君王很容易理解他的意思和想法。不仅如此, 作为“君王秘书”的苏轼字里行间也有鼓励和宽慰君王的意思:其实“为君之道”并不是难以完成的, 这就和吃饭喝水这些日常小事一样简单, 很容易就可以做到。

苏轼的类比同时还具有化抽象为具体的效用。《再上皇帝书》中苏轼在得知皇帝希望在三路之地继续实行新政, 以观后效的想法之后, 立即加以制止。并将皇帝的这种想法与医者在病人身上用毒药试验“未效药方”的行为进行类比, 把一个抽象的还没有出现的危害给具体化了, 从而引出自己的观点“三路之民, 岂非陛下赤子, 而可试以毒药乎”[1]。

作为当代秘书在行劝谏之事的时候也可以同苏轼一样, 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与日常生活琐事联系起来, 使得自己的想法更容易为领导所接受。

(三) 长于用典

在公文写作中, 苏轼总是运用一些巧妙的典故来劝诫君王。这些典故, 往往有关于我国古代有德行的君王或是关于一些错信小人导致天下动乱的君主, 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论述自己的观点, 并表达希望宋神宗可以改正自己的不足从而成为一名“有德之君”的愿望。

《再上皇帝书》中苏轼一共使用了五个典故, 分别为:益戒于禹、仲虺言汤德、秦穆丧师、攘鸡和贾充乱晋。其中益戒于禹、仲虺言汤德、秦穆丧师三个典故是连用的。这三个典故之间, 苏轼又巧妙的运用了铺陈的手法, 层层深入。首先, 苏轼向宋神宗说明, 作为君主他应当做的是“任贤勿贰, 去邪勿疑”[2]。其次, 有德行的君主应当是这个样子的——“用人唯己, 改过不吝”[1,2]。最后, 如果国君已经犯了错误, 且这个错误给国家带来一定的危难和灾祸, 这时候如果国君可以“悔痛自誓”, 那么国君也是可以被原谅的, 而且这样的行为还会得到圣人的赞扬——“孔子录之”。

苏轼的典故往往极富说理性而且贴切生动, 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读性。以《再上皇帝书》中引用《孟子》中《攘鸡》一篇的典故来看, 苏轼认为皇帝“罢条例司”的做法不过就是“使监司体量抑配”仅此而已, 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 这样的做法就像是《攘鸡》中的那个偷鸡人, 明明知道自己偷鸡的做法是不对的, 却不及时改正, 仅仅只是减少了偷鸡的频率, 变成“月取其一”。苏轼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君王在处理新政时的问题所在——皇帝发现自己的问题, 但是不能及时改正, 相反的却在拖延时间、明知故犯。苏轼认为君主这样的举动就像是《攘鸡》中那个“知邻鸡之不可攘, 而月取其一”[1]的偷鸡人一样。这个用典贴切生动, 与下面的那个反问:“帝王改过, 岂如是哉?”[1]衔接得很得当。

苏轼用典时, 会在字里行间暗含许多引申意。以《再上皇帝书》中, “贾充乱晋”这个典故为例。“贾充乱晋”这个典故相较于前面这四个典故显得更加充实、丰满。苏轼很详细的向宋神宗讲述了“贾充用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在这里苏轼将王安石比作“贾充”, 把自己及与自己有着一样举动的官员比作“庾纯、任恺”, 把“改革派”的官员比作“冯忱”。

指出只有小人才难以被罢免, 因为他们拉帮结派, 所以一旦一人受到贬谪则其党羽就会有很多人来游说陛下, 希望陛下能够放弃自己的想法。苏轼没有直接向皇帝说明如果皇帝坚持任用“改革派”会给整个国家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 但从“贾充乱晋”这个故事中不难理解苏轼的隐含意思:如果作为君王, 你选择了听从像我这样“忠臣义士”的话语, 罢黜“改革派”那么“屈指数日, 以望维新之化”, 如果你选择继续听从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的变法, 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祸乱, 就如同晋朝一样——晋氏之乱, 成于此矣。[4]

作为皇帝的秘书, 苏轼说话时不得不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 如果直接说出“宋朝危已”这样的话会不会触怒龙颜, 达不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苏轼巧妙的运用典故, 用古人之口来讲今日之事, 让宋神宗自己体会其中深意, 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来, 降低了自己的风险;二来, 照顾了宋神宗的感受, 增大了皇帝接受自己提议的可能性。作为当代秘书, 苏轼这样的举动也值得我们的借鉴。在向领导谏言时首先应当学会保护自己, 说话时不要横冲直撞, 以免引起领导的反感。

总的来说, 从《再上皇帝书》的思想内涵来看, 在劝谏君王时苏轼事必躬亲, 对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所说这事也往往符合社会情况, 这是值得当代秘书学习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待工作, 苏轼实事求是、刚正不阿, 对于与自己敌对的人所提出的想法, 苏轼也能做到对事不对人, 对于他们提出的观点能够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苏轼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皇帝秘书”, 他能够迎合皇帝口味, 善于将皇帝喜欢的东西赋予新的意义, 使皇帝看其公文时更加舒心, 更愿意接受和采纳他所提出的建议。

就文章的写作风格而言, 作为“皇帝秘书”的苏轼在写作公文的时候既使用了一系列表示谦卑的套话, 也充分发扬了自身的个性, 能够做到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苏轼善于从小处着眼, 充分利用以小见大的手法, 折射出文章所蕴含的大义;同时, 苏轼喜欢使用类比的方式, 化抽象为具体, 让说理更加具有可读性;最后, 苏轼在写作文章时经常加上一些典故, 借古人之口讲今日之事。苏轼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降低自己谏言的风险性, 同时照顾君王感受, 让自己的意见更容易被君王所采纳。

作为未来秘书的我们可以从苏轼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首先, 我们应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 对待要工作实事求是, 做到从小我中跳脱出来, 站在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 向领导提出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其次, 尽管现代公文写作不允许我们抒发个人情感, 但是我们也应当试着如苏轼一样, 使用一些写作技巧, 并在写作时充分揣摩领导心意, 让自己的思想更容易得到领导的认可, 从而达到劝谏领导的目的。

摘要：本文以《再上皇帝书》为例从思想和写作风格两个方面出发去把握苏轼的劝谏哲学。简要分析了苏轼值得当代秘书学习的原因。指出成一名优秀的秘书, 首先应该具备积极向上的思想觉悟, 其次在与领导沟通的时候要善于使用一些文字技巧, 从而达到向领导建言献策的目的。

关键词：《再上皇帝书》,苏轼,秘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