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民事审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与思考研究与分析

当前民事审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与思考研究与分析（共5篇）

篇1：当前民事审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与思考研究与分析

当前民事审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与思考

李光杰 陈贵新

我国《民诉法》已为民商审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后盾和程序保障，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认真贯彻执行该部程序法，为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经济发展与稳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但是，近年来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仍然存在不足和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会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和法院的形象。可见有必要对民事审判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做一次调查与思考，已期待民事审判更加规范与公正。

一、审判程序适用范围不规范

当前，基层人民法院担负着较为繁重的民商事案件审判任务，在人少案多情况下，有些法院为追求高指标的结案率，为甩下沉重的积案“包袱”，考虑普通程序审理周期较长、环节繁琐、司法成本又较高等因素，盲目扩大或随意乱适用审判程序之现象比较突出，该适用普通程序的却违规适用简易程序。个别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即占整个民事诉讼案件的90%以上，该数据表明在部分法官的习惯思维模式里好象适用简易程序是适用普通程序的前置条件。如何适用审判程序，法律及司法解释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如《民诉法》第142条对适用简易程序作了这样的规定：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以后的《民诉法》司法解释，虽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作了解释说明，但仍显得原则、笼统，不好掌握，法官对简单民事案件的划分标准有时把握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进一步界定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适用范围专门作出了司法解释来界定，于2003年7月

4日出台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第1条就明确界定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除下列五种情况外，均适用简易程序：

(1)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2)发回重审;(3)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4)法律规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5)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它的出台，解决了长期困挠人民法院适用审判程序范围难以界定和把握不准的问题，比以往的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该条第3项对“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情形不能适用简易程序，怎样掌握“人数众多”的标准，实践中理解和做法不一，笔者认为“人数众多”应当界定在复数“十人”以上比较合理，双方人数在“十人”以上原则上应适用普通程序。在审判实践中，既要严格掌握程序适用范围标准，该适用简易程序的，要大胆适用，以此来提高司法效率和节约司法资源，但又要防止盲目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防止滥用简易程序。司法公正，本身包含着适用程序公正，程序公正的积累，终会有实体公正的曙光。

二、审判程序启动方式不规范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主要依靠“裁定”、“决定”两种法律手段来解决程序性事务。裁定是主要形式，决定是辅助补充形式，在诉讼中无论启动什么程序或处理程序相关的事务，均要一律适用“裁定”或“决定”形式，以显示程序启动或解决的合理、合法性。裁定”或“决定”形式，有书面、口头两种形式，书面形式是原则，口头形式是例外。审判实践中，多数法院在立案排期开庭时未作出书面决定就随意启动审判程序，该做法不妥。从规范审判行为和保障程序适用公开、公正原则来看，法院在启动适用审判程序之前就应当先“决”后“用”，即先作出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或适用普通程序决定书后，方可启动审判程序，并将适用程序决定书告知和送达给相关当事人。该做法之目的，一是保障了程序适用公正公开;二是防止滥用审判程序。

三、审判长、独任审判员担任主审资格之由来不够透明

审判实践中，“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未经指定就随意担任之现象比较突出，大多数只是在开庭时由承办法官自己宣布自己担任，却未向当事人说明担任的主审理由和法律根据，该做法显然与《民诉法》精神相违背的。从《民诉法》第40条第2项和第42条规定之内容可以看出，案件的“审判长资格”应由院长或庭长在审判人员中指定后，方可担任，院长或庭长亲自参加审判的，由院长或庭长自己担任，否则，不经指定程序就随意担任 “审判长资格”，程序不合法。参照这两条规定，案件的合议庭成员参加合议庭工作或审判员担任独任审理，其审理案件的“资格”亦应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后，方可担任审判。因此，院长或庭长在确定案件的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主审资格时，亦应作出书面指定，即作出“审判长担任”指定书(含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主审指定书，并在开庭时由主审法官向当事人宣布。这样做的目的，首先解决了案件承办或合议庭组成的随意性，防止自办自组;其次，增强了审判公正公开透明度。

四、程序性权利之保障力度不够

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应当充分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各项诉讼权利，它是保障诉讼公正进行一项重要原则，又是促进司法公正一项重要措施。审判实践中，有些程序性权利，如庭前知晓权、程序异议权、程序选择权及释明取得权未得到很好的落实和保障。如何理解“保障”与“便利”含义，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去理解。首先，从行为方式上去保障，即当事人在遇到外界干扰影响到自己或阻碍自己不能及时正确行使诉讼权利时，人民法院应当力求排除干扰，保障当事人无忧无虑，能够及时充分行使各项诉讼权利;其次，从时限空间上去保障，即在诉讼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实际困难情况，如身患重病，不可抗拒事由等，法院应适时适当安排诉讼时间，以保障当事人有足够的充分精力来应对诉讼事宜;再次，法官要尽“阐明之责”来保障便利当事人正确行使诉权，在诉讼过程中，法官随时有针对性阐明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尤其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请求成败的有关诉讼权利，应向当事人释明阐清，以便于当事人正确行使，以减少不必要的诉累和节约诉讼成本。诸如在开庭时主审法官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3条之规定，口头或书面告知当事人有程序选择权或程序异议权;在审理离婚案件时，法官应根据《婚姻法》之司法解释(一)第30条之规定，将婚姻法第46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即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力告知离婚当事人;在审理侵权赔偿案件时，如当事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时，主审法官亦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之规定，应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后再主张侵权赔偿权利。

五、庭审活动不规范

庭审是整个诉讼活动的中心，是审判环节的关键和结合点，法官又是庭审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和运用者，其言行举止好坏，影响着司法公正，关系到法官与法院的形象。因此，有必要对庭审活动进行规范。审判实践中，庭审活动不规范主要表现在“松”、“散”、“乱”、“粗”等方面。

“松”，主要是庭审纪律不够强，法官不按时开庭，庭审不着装或着装不规范，有的在审判台上随意吸烟、吐痰;这些行为反映一个法官的素质高低，影响法官的自身形象。

“散”，主要反映法官在庭审中精神不集中，目光散移，有的合议庭成员陪而不审，或做些与本案无关的其它事，或随意走动或离开，这些行为影响了法庭的严肃性、权威性。

“乱”，审判法庭内卫生较差，桌面、凳子、墙面布满灰尘，东西摆放零乱。

“粗”，主要反映审判言词粗糙不规范，庭审工作马虎不细致，宣判词准备不足，导致适法不准析理不透，让人听了乏味，无说服力，这些因素影响着司法公正性和权威性。

六、结束语

公正与效率是当代司法工作永恒不变的工作主题，规范民事审判行为，又是提高司法效率，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人民法院在担任繁重的民商事案件审判任务的同时，要切实加强审判法官的素质能力建设，在“细”、“实”、“稳”、“准”字上下功夫，所谓“细”，是指工作要做到细致周到，案结事了;所谓“实”，是指工作要做到扎实稳妥，不出现反弹;所谓“稳”，是指提高庭审驾驭能力，做到诉讼中和判后不出现“乱子”;所谓“准”，是指裁判言词准确，析理有理有据。笔者欲通过此文，以期待不断提升司法形象。

篇2：当前民事审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与思考研究与分析

2016-04-28 来源：法信（（Legal_Information））

编者按：本文摘自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程新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2015年12月24日)，载于《民事法律文件解读·总第134辑》，杜万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出版）。

一、关于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审判是民事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理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对于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国家房地产政策的调整，2014年以来，全国法院受理的房地产案件类型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我们调研了解的情况看，近三年来房地产案件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区域分布不均衡，一、二线城市缓慢增长，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前期房价涨幅较大的三、四线城市，案件数量增长较快，个别城市呈爆发式增长。要按照中央关于调整产业结构、继续稳控房地产市场的目标开展好房地产案件审判工作。

第一，要通过案件的审理引导建立健康有序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一直坚持以依法维护各方当事人权益、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作为审理此类案件的基本理念和思路。这个理念和思路没有变。在此，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房地产市场行情变化与法院的受案数量、案件类型、裁判尺度、司法政策等有着直接关系，要根据房地产市场变化的不同，找准贯彻这个理念和思路的侧重点和着力点。随着部分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逐步转变，开发商诉请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返还土地出让金的案件以及买受人主张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的案件增长较快，一房多卖、重复抵押、虚假按揭等违背诚实信用的现象大量存在。要注重发挥合同效力的多层次性，慎用合同无效。要注意区分房屋质量不合格和一般性瑕疵，准确判断当事人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引导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意识和契约精神，防止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助长有违诚信原则的恶意毁约行为。对于开发商确因资金链断裂无力交房或无法办理房产证的，也要及时通过合同解除等方式依法保护购房者的利益，同时依据法律规定适度分担损失，更好平衡各方利益。要密切关注因房地产价格下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的沟通协调，及时做好处置预案，防止产生连锁反应。

第二，要注意房地产买卖与民间借贷相交织类型案件的特点。房地产不仅是具有居住功能的消费品，也是融资投资的工具，甚至具有资本市场上金融产品的某些特征。要尊重该类案件特殊的规律，对于既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要具体分析，既要准确理解《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编者注)第二十四条关于法律行为性质的界定，又要注意区分不同案件基本事实，尊重市场主体的交易安排，避免机械适用。比如先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到期后无力还债，双方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前期借款转为购房款的，就不应再定性为借款法律关系。当然，要严格禁止变相高利贷、流押等不法行为；对于房地产商非法融资及一房多卖、重复抵押的，在相对人均为善意的情况下，要按照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物权成立时间先后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确定权利优先保护的顺位。尤其要注意正确认识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妥善处理占有与登记之间的冲突，依法保护合法占有人的权益。

第三，关于处分权受限制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效力。合同效力问题的实质是公权力对私法自治的评价。大家都知道，在房地产领域，存在土地出让、合作开发和房屋买卖的一、二、三级市场，从公权力的干预程度上看，是依次减弱的，因此，在对合同效力的把握上，也要依次放宽。要特别注意这三个市场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法理等方面存在的不同安排和规则。实践中，出卖人在签订房产转让合同时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未经其他共有权人同意或者房产已经设定抵押或被依法查封的，房产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争议较大。我们认为，总体上看，房地产转让已经属于房地产三级市场，应该更多地发挥私法自治的功能。具体法律适用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编者注)虽然主要适用动产，但在不动产交易上，也要与该解释第三条规定的精神保持一致，要正确适用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区分原则，发挥合同法和物权法在不同交易阶段的调整功能，既要严格体现合同对当事人的拘束力，也要通过物权变动的管制保障国家相关政策贯彻落实。对这类合同不宜简单认定合同无效，可以考虑根据当事人过错程度，通过违约责任来平衡双方利益。

二、关于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物权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支柱性法律。物权法理论性强，与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联系紧密，同时，对物权的保护又分散在各类民事纠纷案件中，审理难度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反复研究论证，就物权法中涉及登记、共有、善意取得等问题起草的司法解释即将出台。这里也先和大家通个气，司法解释出台后，各地民事审判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充分运用到具体审判实践中。我重点谈一下不动产统一登记问题。2015年3月1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大家要充分认识到这个条例对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

第一，坚决维护登记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严格适用物权法第九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情形外，对未予登记的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行为，依法确认其不具有物权变动效力。在对外关系上，要维护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依法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

第二，注意区分不动产登记的内部和外部效力。不动产物权变动是法律行为及其他法律事实的产物，不是登记机关登记行为的产物，不动产物权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而非“原因”。不能因为法律将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错误地认为财产权是登记机关赋予的。对发生争议的不动产物权归属的最终判断，不能唯登记论，应当依赖于对物权变动原因的法律事实的审查。

第三，正确处理程序问题。要澄清和纠正实践中涉及不动产物权因登记取得和变动的诉讼只能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的错误观念，应将不动产物权归属及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等争议，依法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同时，要注意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有关行政和民事交叉诉讼制度的安排，对已经在行政诉讼中受理了相关民事争议，当事人又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依法不予受理。

三、关于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等家事案件的审理问题

对未成年人、妇女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不仅是社会共同体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弘扬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家风、家德、家教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家事审判的整体裁判思路和理念，下午杜万华专委要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专门讲，我只谈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每年全国两会后，也总有一定数量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是针对此问题提出的，今年尤其多。

夫妻一方举债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复杂，不仅存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举债给其配偶造成损害的情况；也存在夫妻合谋以离婚为手段，将共同财产分配给一方，而将债务分配给另一方，借以达到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目的的情形。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各地法院对这个问题争议也非常大，包括共同债务除借款外是否还包括侵权等其他债务；在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上，除“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标准外，是否要考虑增加“为了家庭共同利益”的标准；在举债人配偶一方举证证明举债人所借债务明显超出日常生活及生产经营所需，或者举债人具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的，举证证明责任能否转移等问题。这些问题目前争议都非常大，我们也正在研究中。总体意见是，处理这类纠纷一定要兼顾债权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和妇女儿童权益的维护两个方面。

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的考量，应区分规制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适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编者注]第二十四条予以解决。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内部法律关系时，应按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即在夫妻离婚时，由债务人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是否基于夫妻双方合意或者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举证不足，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时，应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认定。但是，在该条“但书”规定的两种情形外，可以考虑增加一种情形，即如果配偶一方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也不承担偿还责任。

对于举证证明责任问题，我重点强调一下，切忌僵化机械理解举证证明责任，要注意根据不同案件事实，区分争议点是配偶双方内部关系还是与债权人之间的外部关系，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同时注意举证责任的转化。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提供初步证据后，举证证明责任就应转化为举债人的配偶一方，由举债人配偶一方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然如果举债人配偶一方举证证明举债人所借债务明显超出日常生活及生产经营所需，或者举债人具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者所借债务发生在双方分居期间等情形的，举证证明责任就相应地转回到债权人一方。对此，我们主要担心的是因举证证明责任分担不当，导致极端个案发生，造成极其不好的社会影响。希望各高院民一庭庭长回去后对各自辖区的民事审判部门强调这个问题，尤其是要跟基层法院的法官讲清楚，防止极端个案出现。最高人民法院也将进一步加强对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指导，精选和发布相关指导性案例，明晰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第二，要通过裁判弘扬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比如，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一个广东法院的判决，我觉得有非常好的指引作用。一个老人苏老太好心送了几根香蕉给女孩小覃，小覃又将其中一根香蕉转送给了她的小伙伴婷婷，婷婷吃香蕉时不慎吸入气管导致窒息死亡，婷婷家人将苏老太和小覃爷爷告上法院，索赔73.8万元。一审法院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法院在判决说理部分阐述了这样一段话：法律应当鼓励民事主体积极地展开社会交往，未成年人间无明显安全隐患的食物分享行为不能认定有过错。这个判决很好地宣传和弘扬了互帮互助、团结友善的良好道德风尚，值得肯定。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不能和稀泥，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要理直气壮地弘扬积极的道德观。要通过判决说理，清晰地传达我们这个社会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赞扬什么，唾弃什么，不仅要让民众明是非，而且要知善恶、辨美丑。

第三，关于继承纠纷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实践中争议也比较大，涉及对继承法第八条如何理解的问题。我们认为，要考虑继承法出台的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因素，不能机械适用。如果对继承人资格不存在异议，只是涉及遗产分割的，可以根据《民通意见》[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编者注]第177条规定，按照共有财产分割的思路，不适用诉讼时效。对于需要确定继承人资格等不仅仅涉及遗产分割的案件，在相关法律没有修改前，仍要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当然，如果存在个别继承人恶意隐瞒财产等情况的，也可以通过适用《民通意见》第177条、第167条、第169条的规定，用延长最长诉讼时效的办法予以解决。总之，要注意通过民事审判，促进道德建设，维护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和孝老爱幼的亲情关系。

第四，关于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否享有探望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当事人的情感、隐私、风俗习惯等很多伦理因素，要尽量避免法律的刚性对婚姻家庭和未成年人生活的伤害。我们倾向认为，原则上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将探望权的主体限定为父或者母，但是可以探索在特定情况下的突破，比如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代替已经死亡或者无抚养能力的子女尽抚养义务时，根据婚姻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可以赋予其探望权。

四、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侵权案件的审理涉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是最基本的民生，尤其要予以关注。从目前司法实践看，有五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关于社会保险制度与侵权责任的关系。社会保险作为一种社会性风险分担机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而侵权责任是行为人因自己侵害他人权益所应承担的责任，两者在立法目的、价值取向、保护范围、适用条件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原则上不存在冲突。我特别强调两点：(1)社会保险制度是对受害人的一种基本社会保障，没有分散侵权人侵权责任的功能，第三人的侵权责任不能因为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的给付而减轻或免除；(2)要注意保护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的追偿权。如果社会保险制度规定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向受害人支付保险待遇后有权就其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向侵权人追偿，在相应的侵权纠纷案件中，可以通知其参加诉讼。

第二，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近几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时有恶性事件见诸报端，对此，一定要加以重视。审理此类案件的总体思路和理念是，要通过司法审判引导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既要通过举证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法律技术手段充分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也要注意医学面对的领域永远是未知大于已知、医护人员的职业特殊性和病患复杂性等特点，为医学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提供司法保障。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最关键的是举证证明责任分配和鉴定问题。2011年的会议纪要[即《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办〔2011〕442号)——编者注]对举证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我们也放到了本次会议纪要中，大家要把它作为审理相关案件的基本指引。此外，由于医疗纠纷问题专业性强，可以考虑引导当事人通过申请专家辅助人的方式查明事实，分清责任。鉴定乱、鉴定滥依然是审理此类案件的瓶颈。目前，国务院正在修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其中对鉴定问题也有较大改变，要密切关注条例的修订情况。2014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还参加了中央主导、国务院卫计委牵头的“平安医院”建设活动，取得了丰富成果，我们将适时对成果进行转化，以指导全国医疗纠纷的审判实践。

第三，关于利用信息网络侵权案件的审理。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权益的案件大量增加，新的案件类型也不断涌现。各级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注意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在判断互联网行业的责任时，要注意结合有关部门关于互联网行业管制规范确定互联网企业的注意义务。二是要注意及时充分了解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要看到，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与互联网技术是紧密结合的，要注意在鼓励新技术发展与个人权益保护之间保持适当平衡。三是要合理区分商业判断与人民法院司法判断之间的界限。在侵害于互联网平台设立的商家商业信誉的案件中，对于互联网平台的责任，要尊重互联网平台事先设定的商业信誉评价规则；对于其他网络用户的责任，要依据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加以判断。

第四，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目前审判实践中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要加强诉调对接机制建设。要积极探索与公安交警部门、保险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机制相互结合，利用信息化手段探索纠纷解决的多元机制，实现裁判规则的透明化和统一化，减少案件的成诉数量。二是要贯彻纠纷一次性解决的民事诉讼理念。由于绝大多数交通事故都涉及机动车保险问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根据《道交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编者注)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当事人请求的前提下，把相关保险问题放在同一案件中处理，不作人为拆分，避免因同一纠纷产生多次诉讼，增加当事人的诉累。三是要贯彻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价值判断。在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应根据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通过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实现对行人、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评价。同时注意，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请求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诉讼主张。

第五，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由于侵权责任法没有对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作出明确规定，目前仍要以《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编者注)为依据。当然，鉴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不同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差异，也要积极探索研究赔偿标准的灵活运用。一是根据当地城镇化进程的要求，探索研究适用城镇标准和农村标准的具体考虑因素；二是要注意被扶养人生活费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一致性。

五、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产能过剩领域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将面临困难，相应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有可能大幅上扬，对此要做好充分预判。妥善审理好此类案件，对于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必须高度重视。

第一，要继续坚持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企业生存发展并重理念。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多次提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要坚持这个理念。对此，今天我再强调一下。劳动者和企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不能将劳动者权益保护与企业生存发展对立起来。要努力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和结合点，把保护劳动者眼前利益、现实利益同保护劳动者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化解双方具体利益上的相对差异。

第二，要区别案件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处理方法。对暂时存在资金困难但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尽量通过和解、调解等方式，鼓励劳动者与企业共渡难关，避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对那些因产能过剩被倒逼退出市场的企业，要防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权益的恶意侵害，加大审判和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力度，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权益。对地区、行业影响较大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提前制定劳动争议处置预案，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协同联动机制和纠纷化解合力。

第三，要整体理解和把握法律、司法解释规定。避免因对法条的孤立、片面理解而产生法律适用错误。要依法维护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成果，准确界定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界限，切忌脱离法律规定和客观实际将劳动关系泛化。

六、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据统计，全国每年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大约10万件左右，虽然数量不大，但因其专业性、复杂性特点，向来是民事审判工作的难点。目前，建设工程案件服判息诉率较低，说明我们的案件审理水平仍有待提高。2014年以来，随着产业结构和国家金融政策调整，投资放缓，建设工程领域问题凸显，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增多。要充分认识到审理好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对于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质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意义。

第一，关于审理专业化问题。建设工程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是目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也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要充分借鉴域外有益经验，思路要开阔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设立专门的合议庭，注重积累经验，探索建立相关配套制度。

第二，关于合同效力问题。要严格适用《建设工程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编者注)第一条和第四条关于合同无效情形的规定，对于应当招标而未招标或中标无效，转包、违法分包、肢解发包，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以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手续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第三，关于工程价款结算问题。要尊重合同中有关工程价款结算方法、标准的约定内容，严格执行工程造价、工程质量等鉴定程序的启动条件。虽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一般应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实际施工人违反合同约定另行申请造价鉴定结算的，一般不予支持。

第四，关于违约金数额问题。违约金过高或过低的判断标准应结合行业利润率确定。建设工程行业的利润率一般在3%左右，实践中，在计算或调整违约金数额时，要考虑建筑业是微利行业的特点，尽量避免承包人因承担过高违约金导致“倒贴钱”现象发生。此外，对于《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目前实践中执行得比较混乱，我特别强调一下，要根据该条第一款规定严守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能随意扩大该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范围，只有在欠付劳务分包工程款导致无法支付劳务分包关系中农民工工资时，才可以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不能随意扩大发包人责任范围。

七、关于涉农案件的审理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土地要素配置、促进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涉农民事审判就是要依法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今天下午，杜万华专委将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涉农民事审判作重要阐述，我只谈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要注意涉农案件的特殊性。涉农案件与其他民事纠纷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政策性强，与国家相关政策联系紧密。要特别注重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农业改革措施尤其是中央1号文件精神的理解和把握。2015年11月3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大家要重点关注。审理涉农案件，必须坚持公有制性质不能改变、耕地红线不能突破、农民权益不能受损“三条底线”。要注意通过落实农民的集体成员权落实集体所有权；要注意集体成员权与农户承包权的关系，通过司法手段保障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落实到本集体组织的每个农户；对放活土地经营权要慎重稳妥。有人认为国家鼓励经营权流转，就是放开了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性控制。这个观点值得商榷。要看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基本生存保障的主要功能没有改变，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元，家庭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层次，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不管如何创新，都不能脱离这个基本点，都要坚守一条底线，就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对于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问题，在已经暂停相关法律实施的试点地区，可以依法认定该类合同有效，但对合同具体履行问题，也要注意不能突破“三条红线”，尤其是耕地红线不突破，要积极运用司法手段防止流转农田“非粮化”“非农化”，切实保护当事人权益，保障农业基础地位。对于非试点地区，还要严格适用现行法律规定，不得任意突破。此外，对于入股、合作等新的流转形式，也要加强研究。

第二，关于农村房屋买卖问题。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的总体意见是，要密切关注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在非试点地区，对于农民将其宅基地上的房屋出售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应该依法认定合同无效。但是可以探索合同无效后的损失范围和过错比例的研究。比如，出卖人因房屋涨价、拆迁补偿等原因主张合同无效，要求返还房屋或拆迁补偿款的，可以考虑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扩大信赖利益范围，合理确定过错大小，避免出现利益严重失衡的情况。

第三，要密切关注立案登记制带来的影响。对于因土地补偿费分配、“外嫁女”等问题产生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应依法进行审理。要尤其注意涉农纠纷的群体性特点，对于可能产生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要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的沟通协调，及时做好处置预案，防止产生连锁反应。

八、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消费对推动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不仅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也是落实“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保障。我想强调两点：

第一，要加大民事赔偿力度，净化消费环境。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性工程，相对于刑事威慑和行政监管，民事审判在保护消费者方面有其特殊作用。2013年以来，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均加大了保护消费者、惩罚违法生产经营者的力度，尤其是食品安全法新增加了三倍损失的惩罚性赔偿金，即所谓“1＋3”赔偿，要注意此处是按照侵权责任赔偿消费者所受到的全部损失，而不仅仅是商品的价款。在审理相关案件中一定要用足、用好这个规定，加大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使他们无利可图。目前最高法院民一庭正在起草食品安全法司法解释，在司法解释出台前，各地法院要依据现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理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准确认定侵权责任的主体、过错、因果关系和赔偿责任，依法适用法律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加快对此类案件的受理审查和审理执行进程，确保权益维护的时效性。

第二，要注意消费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和协调。民事诉讼法和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先后对公益诉讼作了规定，但目前尚未全面建立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则。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省级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审慎受理。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般案件起诉条件有所不同。启动公益诉讼程序，还涉及案件管辖、调取证据、请求权类型、生效裁判既判力、裁判执行等问题，都亟待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各级人民法院要边办案边研究，积极探索公益诉讼不同于私益诉讼的程序和实体规则，为科学规范此类诉讼提供实践支持。要牢牢把握公益诉讼的公共性特点和公益性目的，坚持公益诉讼裁判的公益性原则。准确界定社会公共利益的界限范围。要加强与消费者协会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正在加紧起草消费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力争尽快出台。

九、关于执行异议之诉问题

执行异议之诉是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设立的制度，涉及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也涉及与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的体系协调，非常复杂，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操作难度也比较大。近年来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已经成为民事审判的热点和难点。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目前正对这个问题进行调研，相关司法解释制定工作也已经提上日程。应该说我们的研究还不成熟，我谈点个人意见。

第一，要明确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诉讼排除对特定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审查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合法真实的实体权利，主要是物权，当然也包括部分法定优先权。要注意的是，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中，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确权的诉讼请求，都要查清实体权利的性质和归属。对于能否允许当事人不提执行异议之诉，另行起诉确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的查封排除了其他法院关于该查封物的另案确权。《执行异议复议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编者注)也规定，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从目前来看，不宜再允许当事人另案确权。二是案外人享有的实体权利能够足以排除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这个判断标准比较复杂，我想，对这个问题思路要开阔一些，执行异议复议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一定的总结和规定，但还不全面，尤其是我们还要进行实体法上的专门研究，不仅要认定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物权、法定优先权，还要对该权利与被执行人对争议标的享有的权利进行优劣的比较。比如租赁权，虽然被执行人对标的物享有物权，但是根据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承租人仍可以其租赁权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普通债权一般不具有优先效力，但是也需要对债权关系作出判断。例如，被执行人提出房屋归自己所有，但经审查，被执行人占有房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即使案外人享有的是一般债权，也可以阻却执行。所以，判断是否存在能够阻止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要综合分析异议人和申请执行人各自权利的性质和效力边界，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进行全面判断。

第二，要注意执行异议之诉的范围。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具有复合性，要注意区分。要认识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针对的是对特定执行标的的执行行为，案外人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并无异议，而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和第三人撤销之诉针对的是生效裁判，认为生效裁判本身存在错误。实践中，应当根据案外人的权利主张与原裁判之间的关系，准确认定是属于审判监督程序还是执行异议之诉。

十、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实施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和情况反馈，就《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在理解和适用中比较集中的问题，我谈几点意见：

第一，关于举证证明责任问题。要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要完成的是举证证明责任。在没有达到证明责任标准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民间借贷纠纷中，尤其是出借人主张大额现金交付的，对于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是出借人需要举证证明的重要内容，欠缺这个事实，只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不能视为其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需要当事人进一步提供证据来证明。对于这一点，自2011年以来，应该说我们的司法政策是一贯的，包括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2011年杭州会议纪要[即《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办〔2011〕442号)——编者注]和2015年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总体要求就是对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要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只有在贷款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足以使法官对现金交付的存在形成内心确信的标准时，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实践中，要注意不宜以借款数额大小为标准来划分举证责任轻重。

第二，关于刑民交叉问题。司法解释用多个条文对民间借贷中涉及的刑民交叉问题进行规定，对指导司法实践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从各地审理的案件情况看，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多有交织。如何划定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合理界限，需要进一步探索。要准确适用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不能机械地将所有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一律以驳回起诉处理，对先刑后民原则要严格审慎适用。举个例子，只有在借贷行为本身可能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犯罪的，才能适用该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但是如果吸收非法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后又转贷的，对这种转贷产生的纠纷虽然与犯罪行为有牵连，也要按照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审理。

第三，关于合同履行地确定问题。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合同履行地约定不明无法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对此实践中有模糊认识，我专门强调一下，这里的“接受货币一方”有两个含义：一是只能是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不包括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二是起诉要求对方向自己给付货币，一般来讲，原告方是接受货币的一方，而不是实践中已经接受支付的一方。举个例子，对于诺成性的借款合同，签订合同后，出借人并没有实际出借该款项，借款人诉至法院要求出借人履行合同义务出借款项的，接受货币的一方就是借款人；反过来，如果借款人收到款项后，到期未还款，出借人起诉借款人要求还款的，该出借人就是接受货币一方。

总的来看，民事审判工作点多面广量大，不仅包括房地产、建设工程、民间借贷等影响国家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大局的案件，也有房屋拆迁、农村土地承包、追索劳动报酬、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涉及最广大群众基本民生的案件，还有侵权、婚姻家庭等涉及社会道德、家庭伦理的案件，每个类型案件又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各地要根据本地区案件类型特点和审判力量配置情况，积极开展对家事纠纷、劳动争议、建设工程等类型案件试行专业化审判探索，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专业审判庭或专业合议庭，提升民事审判的专业化程度。要注意总结不同类型案件自身的规律和发展特点，比如对于土地出让、转让，建设工程等纠纷，要注重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强调国家对市场的规制作用；对于房屋买卖、民间借贷等纠纷，要以引领规则为出发点，注意商事审判思维的运用；对于涉农、劳动争议等纠纷，要注意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理解社会法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加大对弱势群体保护力度；对于婚姻家庭、继承等家事纠纷，要注意以和为贵，发挥情感、道德等因素对案结事了的正能量作用；对于侵权纠纷，要明事实、辨是非，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行为的指引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篇3：民事模拟审判中的常见问题与对策

关键词：模拟；审判；指导

模拟审判是《民事诉讼法》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民事模拟审判教学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扮演庭审中的不同角色（法官、当事人、律师、证人、法警等），适用简易或普通程序（一审）审理简单民事案件，以增强对庭审的认知，提高庭审驾驭能力。随着本科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共识的形成，民事模拟庭审受到了法学教师和法学院的重视。

一、常见问题

模拟审判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依靠团队（或小组）完成的实践教学。模拟审判中的常见问题是指参与庭审的不同年级（培养方案不同）或班级法科学生经常、反复出现的问题，而非某个或某组学生在模拟审判反复出现的问题。因为，在《民事诉讼法》教学实践中，于有限的教学资源，一名法科学生通常只有一次机会参与一个民事模拟庭审。模拟庭审教学中的常见问题具体表现为三方面：

其一，对模拟审判案件的案由确定存在遗漏或错误。司法实践中，案由在立案的时候由立案庭法官确定，有时也可能存在错误。例如，在基层法院调研期间，一名派出法庭负责立案的年轻女法官将一个“加工承揽合同纠纷”错误地确定为“建筑合同纠纷”案件。模拟庭审教学中，指导教师（通常是《民事诉讼法》的任课教师）为学生提供模拟案件相关材料（介绍案情），由参与实践教学的学生自行确定案由。案件材料有的源自法院审判的卷宗资料，有的是教师结合教学需要在真实案件基础上裁剪或加工拟构而成的材料，有的是当事人纠纷的视频资料。法科学生通常能较好地把握单一纠纷的案由，如张某与李某的离婚纠纷。但是，对于复杂纠纷（存在诉的合并）案件，学生容易遗漏案由。例如，在一个模拟审判案件中同时存在侵权纠纷与合同违约纠纷，学生在审判时只确定了其中的侵权或违约案由。又如，在一段视频纠纷材料中，当事人之间的主要矛盾是A是否侵犯了B和C（A、B、C是同一单元、同一楼层的邻居）的隐私权，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B、C曾经与A发生了口角和身体冲突，导致A受伤，后经派出所处理达成调解协议，B和C赔偿了A的医疗费。在该案件审理中，有的小组将其定性为隐私权纠纷，有的将其定性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如果定性为后者（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属于重复处理，没有抓住案件的主要矛盾，是定性错误。

其二，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学生存在对己方举证责任不明的问题。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的辩驳（举证、质证、辩论）是法庭认证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在模拟庭审中，虽然模拟审判的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能提供一些证据（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但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与辩论意见有时显得模糊，即学生没有明确到底是对证据的证明能力有争议，还是对证明力有争议。例如，有的案件庭审中，被告方已经对某个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进行了否定，但在法庭辩论环节又与原告就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进行争论。与此同時，学生对于不同类型民事纠纷的举证责任不明确。例如，在一个侵权纠纷模拟庭审中，原告被告双方仅围绕是否存在侵权事实反复争论，原告方虽然提出了5000元医疗费的赔偿请求，但双方当事人在举证质证中均没有提及损害结果的相关证据，模拟审判中的合议庭也没有询问当事人关于损害结果、过错、因果联系等问题。

其三，参与模拟审判的学生时常以“他者”自居，难以理解所扮演角色（法官、当事人、律师等）的立场、诉求。有时，参与模拟庭审的学生可能因为其他同学的服装（如法警）、语言（民间俚语）、表达错误等笑场，损害了庭审的严肃性。又如，有的学生在庭审中扮演当事人，但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一言不发，所有的问题均由代理律师代为回答。更有甚者，有的模拟庭审中，当事人对案情不熟悉，成为模拟庭审的“摆设”。再如，在许多模拟庭审中，扮演书记员的学生不做法庭笔录，也遗漏了庭审后当事人、证人对法庭笔录的确认、签字环节。

二、成因分析

民事模拟审判是培养法科学生实践技能的重要环节。既然是模拟审判，存在不足、出现问题本是在所难免。但是，重视法科学生在民事模拟审判中的常见问题，并找出问题的原因，能够有效避免问题的重复出现，提高教学实效。整体而言，影响模拟庭审教学效果的原因有三方面：

首先，知识教授与庭审需求不同步。民事诉讼是公力救济，是当事人运用国家诉讼资源维护个人权益的活动。驾驭民事庭审需要同时具备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知识。但是，法学院《民事诉讼法》课程通常开设在大学二年级（第三、第四学期），此时民事实体法课程并未开设完毕。故而参与庭审的法科学生在确立案由时可能出现遗漏或错误。与此同时，基于学生准备模拟庭审需要一段（两周到一个月）时间，教师在安排庭审教学任务乃至开展模拟庭审的时候，《民事诉讼法》课程可能尚未教授完毕，如未能系统讲解证据内容。于此，导致学生在庭审中对证据和举证责任出现认知模糊、混淆、甚至错误等现象。同时，模拟审判涉及诸多法律文书（起诉书、答辩状、判决书等）。但是，参与模拟审判的学生没有进行过文书写作培训，即使有的法学院开设了《法律文书写作》课程，该课程的开课时间通常晚于《民事诉讼法》。

其次，师资不足，指导缺位。教学中，模拟庭审通常由《民事诉讼法》的任课教师承担。现状是，一名教师可能同时指导四五十名学生，有时甚至更多。常见的模拟庭审教学指导模式是：教师给定模拟案件并确定开庭时间，学生在课后自主准备，教师旁听模拟庭审，指出庭审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换言之，教师一般不参与、监督学生课后的审判准备活动。这种教学模式虽然能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但其不足是教学效果难以控制，即可能由于教师的指导缺位，挫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致使模拟审判教学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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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法科学生欠缺司法实践经验。教学中，参与民事模拟庭审的法科学生大多没有司法实践经验，既没有接触过法院庭审，也没有接触过当事人、律师等。学生对法院、诉讼的认识仅仅停留于书本知识，缺乏司法经验与感悟。其结果是，参与模拟庭审的学生对庭审的功能、价值及严肃性认知不足，难以体会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与对抗，进而在庭审中出现“笑场”等不合时宜的行为，折损了模拟审判的教学效果。

三、解决对策

民事模拟审判是对学生综合法律实践技能训练的教学活动，是校内实践技能教学的重要环节。模拟庭审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在理解庭审价值和功能的基础上，掌握、驾驭庭审程序。目前，可以通过适度调整程序法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指导、丰富教学资源等方式提高民事模拟庭审的教学实效。

适度调整程序法教学内容。由于法学知识（实体与程序）教授不能满足庭审需求的原因导致的弊端可以通过适度调整程序法（调整实体法教学内容不现实）教学内容得以改善。这里对教学内容的调整是指对《民事诉讼法》课程章节的教学顺序作出微调，以满足学生开展模拟庭审的程序法知识储备之需。具体而言，在开展模拟庭审前，可提前教授一审程序（含简易程序）和证据（证明力）章节等内容。教学实践表明，适度调整教学内容的教授顺序不会影响整个课程的教学效果。

改善教师对模拟庭审的指导。在模拟审判教学中，可采用团队指导，即改变由诉讼法任课教师个人指导的现状，由教研室或结合导师制开展模拟庭审教学指导。为了提高教学实效，教师可对参与模拟庭审的学生进行分组，并指定小组长（联络小组成员）。如果参与模拟庭审的学生较多，可以同时提供多个模拟案例，确保每个小组模拟审判的案例不同，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加强对学生准備过程的监督与指导，例如了解各组学生在准备中的分工、准备进程，及时解答学生在准备中遇到的问题（如程序问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学生提供场地、资料等。当然，有效的教学指导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评价机制。教学中，应明确告知学生模拟庭审在《民事诉讼法》课程成绩中的比重及评价方式，以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同时，有条件的法学院可将学生的模拟审判录制成视频，方便学生在庭审后观看，以发现问题，改进不足。

充实教学材料、丰富教学资源。模拟庭审中涉及的许多材料在《民事诉讼法》教材中是找不到的，例如法律文书格式、卷宗装订方法等。因此，为了确保模拟审判能够顺利进行，教师应为学生讲解审判中涉及文书类型、文书格式，以及民事审判的卷宗制作方法。教学实践中，可以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卷宗资料，如将法院（律师事务所）的真实卷宗材料复印后提供给模拟小组的学生做参考。同时，教师可将模拟审判中涉及的文书类型及格式等材料编写成册发给学生，为学生撰写庭审中的法律文书提供参考。为了增加学生对司法实践的认知，在模拟庭审开展前，法学院可以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民事案件的庭审。不可否认，法科学生对庭审的认识仅通过教师讲解和法庭旁听不可能完全掌握。故而，教学中可以向学生提供一些庭审视频材料，如人民法院的庭审视频，或是高年级学生的模拟庭审视频。为了增强学生对程序和庭审的认知，可在《民事诉讼法》课程授课伊始为学生推荐教学参考书目，鼓励学生在课后自学，该方式既能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也能深化其对庭审的全面认识。

篇4：当前民事审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与思考研究与分析

我国旧的民事审判方式是指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所建立的审判方式;新的审判方式则是由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对该法作出的司法解释和1998年6月最高法院在总结近十年来改革经验基础上作出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改规定)所确立的审判方式。与旧的审判方式相比，新的审判方式有如下特点：

从具有浓厚的职权探知主义色彩的审判方式走向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

学理上，根据法院职权与当事人诉权的配置方式及诉讼程序的运用方式，将民事审判方式分为当事人主义、职权进行主义和职权探知主义三种类型。当事人主义是指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和证据的收集及证明责任由当事人负责，法院不得干预;在庭审方式中，法官不主动介入当事人的辩论，在连续集中的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有对等的机会进行充分的陈述，对证人采取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质证;庭审程序具有较强的对抗性色彩。当事人主义的典型代表是英美法系国家及法国的民事诉讼制度。职权进行主义是德国、日本等国的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诉讼原则。它与当事人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在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关系上，强调当事人的诉权决定法院审判权限;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对实体权利的处分权和程序的辩论权。只是在诉讼程序运作上与当事人主义不同，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赋予法院对诉讼要件具有调查权，如对当事人是否适格，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等非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具有调查权;在庭审程序中，法官可以依职权对当事 1

人争点不清的可以向其发问，引导其举证和质证，即行使释明权;法官在保持中立的基础上，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可以介入当事人的辩论。职权探知主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具体表现为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均由法院为之;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其中最突出的是法院拥有调查取证权及在庭审中为了查明事实而赋予法官对当事人的纠问权。

我国旧的审判方式具有浓厚的职权探知主义色彩，具体表现在：

1、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实体上的处分权作出了许多不当的限制，而法院可以超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作出裁判，可以主动通知追加原告没有列举的当事人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二审法院的审判权不受上诉范围的限制;法院对当事人的撤诉、和解、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承诺都实行准许制度，经批准方为有效。

2、赋予法院实际全面地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剥夺了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证明的权利，同时也弱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3、当事人对事实的辩论权被严格地限制。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采用询问当事人、证人、宣读勘验笔录作为庭审调查的主要方式;没有规定证据必须经过质证程序。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法官的权力不受当事人诉权的限制，法官以纠问代替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和辩论。法官可以在庭外认证。与旧的审判方式相比，新的审判方式吸收了德国尤其是日本式的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中的合理因素，使我国新的民事审判方式接近职权进行主义的审判方式，其主要内容是：

1、增加和扩大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强调当事人有权决定争议焦点;法院只就当事人的焦点进行审理;(2)改变二审法院对案件全面审查的作法，强调二审法院的审查权应受上诉请求范围的限制。

(3)取消对当事人撤诉、增加或更诉讼请求的准许制度，只要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提出请求，法院均不作限制;(4)强调调解自愿原则;对调解不成的，法院应及时作出判决;

2、增加当事人的举证及证明责任;弱化法院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新的审判方式要求，“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及主张的事实负举证及证明责任;只有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己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申请和证据线索，或者当双方当事人提出影响查明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互相矛盾;经过庭审质证仍不能认定其效力等情况，法院才依职权收集证据，但经法院调查仍收集不到证据的，当事人仍负举证不能的风险责任。

篇5：当前民事审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与思考研究与分析

近年来，人民法院从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入手，对民事经济审判方式进行改革探索。在证据制度方面，改革经历了从法官包揽调查取证到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从不相信当事人举证到绝对要求当事人举证，再到正确处理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关系的过程。在改革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对证明标准的掌握也逐步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不断探索符合我国民事经济审判特点的证明标准。

所谓证明标准，就是人民法院据以判断某项事实是否得到证明的尺度。人民法院对一项事实予以认定，必须依据证明标准判断该项事实是否得到证明。当前，我国理论上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缺乏统一的认识，在审判实践中缺乏统一的司法尺度，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讨。本文对我国民事经济审判实践中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证明标准的类型

（一）我国传统理论上的绝对真实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理论一般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遵循客观真实原则，忠于事实真相”：“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必须尊重事实，把案件的客观事实，包括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他们法律关系争议的真实情况，作为定案处理的依据”。

据此，我国传统民事审判的理论和实践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任务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或案件的真实情况。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为了实现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的证明目标，在证明标准上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这种证明标准可以称之为绝对真实标准。

（二）西方国家的盖然性证明标准

与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绝对真实标准不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以统称为盖然性证明标准。所谓盖然性，是指法官内心确信或陪审团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对事实的证明只要求达到相对真实，而非绝对真实。

在大陆法系，证明目标是法官对真相的心证。而证明标准（也称证明尺度）则是一把尺子，衡量什么时候证明成功了，它决定着法官必须凭什么才算得到了心证。法官对真相心证的尺度由法律作了不同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要求有非常高的盖然性（原则性证明尺度），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才允许降低或者提高证明尺度。

与大陆法系相比，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一般采取较低的盖然性证明标准，即盖然性占优势标准。根据盖然性占优势标准，当一事实主张被陪审团确信为在证据上具有占优势的盖然性，即存在的可能性要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那么，此项事实主张就被认定为真实。

二、我国民事经济审判实践对证明标准的把握

我国民事经济审判实践正在逐步放弃绝对真实的证明标准，而代之以高度盖然性标准。下述案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状况。

（一）案情及法院对事实的认定

原告郭某诉称，原告与被告某计算机公司于1月12日签定了软件开发合同书，合同签定后，原告从201月12日开始进行软件的需求分析，并于年2月1日开始编写代码工作。2001年2月20日，原告将编写好的部分程序代码带到某计算机公司，该公司比较满意，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2001年3月4日，某计算机公司的王某在电话中提出终止软件开发，原告表示不同意。后原告同意与某计算机公司协商解决赔偿问题，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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