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问题的问题电影

第一篇：不是问题的问题电影

中国女性的堕落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教育是万能的吗?

芙蓉姐姐的畸形作秀、有女孩减肥致死、个别女大学生“傍大款”“当三陪”、一些女性甘当“全职妈咪”……这些都是女性教育的缺失甚至是败笔?据《广州日报》报道，3月28日，广东省妇儿工委召开广东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2011—2020年)编制网络问策网友座谈会，广东省副省长、省妇儿工委主任雷于蓝表示，广东将进行试点，从中小学女生开始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为核心的女性教育。据悉，新规划预计今年第三季度颁布实施。 “女性教育”要教育些什么，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但反正是给了一个大题目，叫“女性教育”，能够让全国人民看到一点希望，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来说，这也就够了，至于最后这个女性教育会有一个什么结果，那就不是领导们的事了。

有女孩子要当“二奶”、“小三”;也有女孩子直接去做“鸡”——不好意思，现在不叫“鸡”了，改称“失足妇女”了;还有人畸形作秀;还有人减肥减到死……哎呀呀，世风日下，她们全都堕落了!所以要教育!

很早就提出教育经费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但就是兑现不了。现在女大学生一做“鸡”，马上就想到“教育”了。可见，这些做“鸡”的女大学生作用很大啊，她们让我们的领导们想到了教育问题，功德无量!做“鸡”的女大学生如果更多一点，让领导们足以义愤填膺一次，那4%的教育经费估计马上就会兑现了。

但是，“教育”真的有用吗?

记得二十年前，天天看见报纸上反对大吃大喝，说是要教育教育教育!我那个时候还年轻，一听说要“教育”了，说实话，我还是很期待的。“教育”了二十年，现在报纸上再也不提什么大吃大喝了，为什么?因为大吃大喝也太小儿科了，不值一提了，现在他们早就改成到五星级宾馆嫖娼了!

还有一个廉政建设，也是教育教育教育，“教育”了这么多年，“教育”出什么结果没有?

哈哈，所以“教育”不是万能的。

你们真的能把女大学生教育得不当“鸡”了?你们真的能把女孩子们教育得不当“二奶”、“小三”了?可能有些人会相信，但是根据我几十年来对中国人的了解，你说你们通过教育就能让女人们守住她们的裤腰带，你打死我我都不信!

中国女性的堕落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其实从根本上说，现在的女人们到处跟人乱搞，这根本不是什么教育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它只是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女性地位低下造成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女性跟人乱搞的行为，只能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消除贫富悬殊，二是提高女性地位。舍此两点，你再大谈什么女性性道德，那都是没用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女人为什么要卖身。有没有女人天生就是喜欢做“鸡”的?我看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如果不是为了钱，你让她自己选择跟什么人上床，她一定会去挑选那些年轻英俊，与她有感情的小伙子。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喜欢随便跟一个老头乱搞。女人做“鸡”，其实只有一个字——“钱”!只要是一个人，他都是需要生活资料的，没有一定的生活资料，他就没法子活下去。女人也是需要生活资料的，没有这些生活资料，她们也活不下去。所以女性需要钱，这是可以理解的。女性弄到的钱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自己挣，一种是丈夫给，还有一种就是做“鸡”。要避免女人做“鸡”，就需要保证女性能通过前两种途径弄到钱，如果前两种途径弄不到钱了，那女人做“鸡”就不可避免了。

女人最好的弄钱方式就是自己挣。这里面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女性的地位一定要提高。女性地位不高，同工不能同酬，或者歧视女性，许多岗位干脆不对女性开放，或者一到女性妊娠期的时候，就把女性扫地出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女人就没办法挣到足够维持自身尊严的钱。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我们虽然宣传说是男女平等，而实际上，女性不论是在受教育方面、就业方面，还是在劳动报酬、带薪休假等方面，都是受歧视的。不但一般的女性没办法在这个社会中得到有尊严的生活，就是知识女性，她们有许多人，想要谋求一个职位，也不得不忍受男性上司的性侮辱。有句官场笑话叫“有事秘书干，没事干秘书”，某些领导们没事就干秘书，这是中国官场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一年，我在深圳地王大厦等公共汽车，正是下班时间，忽啦啦来了一大群美女，全是地王大厦里面的女秘书，那真叫国色天香，美艳惊人，我真是怀疑全国的美女是不是都集中在这个地方了。正常情况下，找个秘书，只要她能胜任工作就行了，但是在中国，这是不行的，甚至这也不算是做秘书的条件之一，做秘书的唯一条件是要有姿色，要能够成为领导们潜在的潜规则对象。说白了，领导们找秘书，就是为了以后培养二奶的。能够被领导潜规则的女大学生，还算是幸运的，还有许许多多的女大学生，她们根本就是找不到工作。不管到哪个单位，人家一听说是女的，就不想要，因为女人要结婚，要生孩子，会耽误许多时间，所以单位上就不想要。你如果没有一个李刚式的老爸，你一个女孩子家，在这个社会里，想自谋职业，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虽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也是概率极低，比中五百万彩票的机会大不了多少。

女性地位低，就造成了我们这个社会里大多数女性都没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要养活自己的孩子。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也还是可以不做“鸡”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丈夫养着她。

中国的大多数男人都是很合格的丈夫，中国男人的家庭观念是全世界最强的，千千万万的中国男人，为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前几天遇见一个做皮鞋生意的老板，他说他主要做女性的皮鞋。我问他为什么不做男人的皮鞋。他说：中国男人自己对生活的要求都是很低的，你很难从他们那里赚到钱，他们有点钱都会送给老婆花，所以女人的皮鞋要高档得多，利润也好得多。这样看起来，中国女人们要从丈夫那里弄到钱还是很有希望的。

但是不幸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贫富悬殊不断加大。有一大批男人被生活无情地抛弃了，他们累死累活，也买不起房，也养不起家，也供不起孩子读书。这些男人虽然很想让自己的女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男人，现在越来越多，数量非常巨大。这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以至于有个什么女政协委员说：现在男孩子买不起房，所以建议女孩子们嫁给四十岁以上的老男人。你看看那个《蜗居》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其实女人跟有权有钱的人偷情，非常好理解，因为生活中没权的男人，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上，更别说什么情调了，你不让这些女人去勾搭当官的，行吗?

我们国家现在是全世界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虽然这种贫富悬殊还没有造成整个社会的崩解，但是也已经严重侵害了社会的正义与公平，让这个社会里的一大帮子男人活得不像个男人，而一大帮子女人活得也不像个女人。笑贫不笑娼，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只有给官员们当二奶才能活得风光，在这种情况下，要谴责的不是当二奶的人，要谴责的应该是这种逼良为娼的社会结构。

这样看起来，在相当一部分女人那里，她们已经没办法通过自己的丈夫弄到钱了。

自己挣钱没有门道，靠丈夫挣钱，许多中国丈夫又越来越穷，怎么办?只剩下一条路了，就是去做“鸡”!

做“鸡”也是分档次的。最高档次的，是给官员当二奶，体面一点说，叫“情人”。如果遇到个善于贪腐的，不但能让自己风光无限，还有可能把自己办到美国去，将来一旦有风吹草动，可以一起跑到美国去享福。其次是当个什么小演员，小歌星什么的，有那么一点名气，但是又不至于赚很多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哪个官员或富商看上了，就可以包养一段时间，那个价格也不算低。再次就是那些小发廊里的小姐了，她们工作很辛苦，又危险，又没多少钱。有些人总是看不起发廊里的那些小姐，其实那是错的。那些小姐的道德当然并不高尚，但是她们也决不比那些官员的二奶、当红的明星更下流。她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只是发廊的小姐们时运不济，别人是批发，她们是零售，而且卖的价钱不够高。做了发廊的小姐，这与道德没有一点关系，而只与一个人的经济地位有关。也有人说：当小姐当然与道德有关，你活不下去，你可以去死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你为什么不能以死去守住贞洁呢?这其实只是屁话。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叫别人去死，你叫别人去死，你可以先死一次给大家看看。再说，如果一个人死了，她的问题也就不是生活的问题了，她的问题就是死亡的问题了，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生活的问题，所以你就不能叫别人去死。

所以这样说起来，中国社会现在的物欲横流，不是什么女人缺少道德的问题，更不是什么女人缺少道德教育的问题。这是社会结构造成的问题。一是歧视妇女，一是贫富悬殊，只要这两条不消除，任你搞再多的“女性教育”，也是枉然。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女性教育?

当然，如果笼统地谈教育，那中国的女孩子们也是需要的，不但需要，而且还是特别的需要。她们需要什么呢?她们需要打破性的神秘，了解更多的性知识。

我们现在对女孩子的教育，就是一种性蒙昧的教育，故意对女孩子隐瞒关于性爱的一切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并不是为了什么高尚的道德。说到扫黄，其实我们的古人一直都在扫黄。古代的皇帝全是扫黄的积极分子。乾隆皇帝要修圆明园，外国设计师想给大水法周围安上些裸女塑像，结果乾隆皇帝大为光火，认为太黄了。后来换上了十二生肖。这些十二生肖后来被弄到了外国，我们现在还有人想花几个亿弄回来。乾隆皇帝扫黄的决心不可谓不小，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乾隆皇帝是个什么不近女色的正经人，他的老婆有几千个。可见，古人扫黄，并不是为了什么清高的道德。还有《红楼梦》里面抄检大观园，那也是一次扫黄，而主持扫黄的贾府老爷们，却没有一个不是胡搞的，以至于柳湘莲说：你们贾府，只除一个石狮子是干净的!最黄的一帮子男人，却最喜欢搞扫黄，这是为什么?扫黄其实只有两个目的，一是让穷小伙子们安分守己，不去染指那些年轻女孩子，好把这些女孩子留给老爷们玩弄。二是让年轻的女孩子对性方面的事情一无所知，这样就能减少她们被小伙子勾引的机会，而且也能增加她们被老爷们搞上床的机率。但是这样的性蒙昧教育会产生一系列的恶果，最严重的就是，让女孩子不知道生育是怎么回事，常常莫明其妙就和男人上床了，而且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意外受孕的机会大大增加，而怀孕后又手忙脚乱，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媒体上多次报道，有些女中学生，怀孕后在厕所生下孩子，因为恐惧，把婴儿从窗户扔下去。这些事情的发生，其实都是性蒙昧教育的结果。我们的老爷们为了让自己那个阶层能搞到更多的妙龄少女，他们不惜让无数的少女因为性的蒙昧而造成生命的危险。

我们现在的性教育是极不正常的，虽然也有生理卫生课，但是大多数中学里是从来不讲这些课程的，只是让学生自己看。而且实际上，我们的生理卫生课程本身，对性关系也是语焉不详，孩子们完全不可能通过生理卫生课，了解到性的知识。我们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的性知识是来自课本，我们都是通过一些鬼鬼祟祟的方式得到性知识的。

所以，我们的“女性教育”如果一定要搞，那就要搞成针对少男少女的性知识教育。要让他们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要让女孩子得到自我保护的一些知识。现在女孩子们一旦出了事，得到的一句话很冷酷：“谁叫她不要脸，死了活该!”因为有了性关系，就死了活该，这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观念，这是中世纪的观念，这种落后无耻的观念一定要改变。

我们需要讲什么样的性道德?

什么叫性道德?所谓性道德就是如何分配女性性资源的一套规范。做任何事都要有一套规范，做爱那就更要有一套规范，没有一个规范是不行的，是会天下大乱的。女性可供做爱的功能，是一种资源，我们简称女性性资源。从人类还是动物的时候，肯定就存在着对女性性资源的争夺。为什么女性的性爱功能就能成为一种资源，而男性的性爱功能就不能成为一种资源呢?这是由雌雄两性在生殖方面利益需求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在动物界不论雌雄，所有的动物在生殖活动中的最高利益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把自己的遗传基因传播下去。动物界中几乎所有的雄性(好像只有海马是例外)，在生殖活动中所付出的成本都极小，只要一点点蛋白质组成精子就可以了，而几乎所有的雌性却都要负出比雄性多得多的物质和精力。而且精子一产生就是成千上万，而卵子的产生就要比精子少得多，像人类，雌性一个月才排一次卵。正是这种付出的不对等，使雄性动物总想尽可能多地让雌性受孕，而雌性则总想让最优秀的雄性来给自己授精，并希望雄性尽量要能保持对她的忠诚，并参与到养育下一代的工作中，这样可以保证自己的后代有一个更好生活条件。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女性性资源永远是一种稀缺资源，女性可供男性做爱的能力，永远都是男人们在一生中争夺的一个重要目标。

所以性道德说来也没有什么神圣的，不过就是男性们分配女性性资源的一套规范而已。

既然是分配资源的一套规范，它就一定涉及到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那么我们原有的一套分配女性性资源的规范公平吗?我们说：不公平。为什么?也很简单，大家睁眼看看，现在的美女们有我们平头百姓的份没有?根本就没有。有些人不但是没有美女，就是一个丑女都找不到。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一套性道德是从孔孟之道那里流传下来的。它的一个要点就是：为权贵服务。有权的人就可以多搞，只要权力那一块不要出问题，你想日谁日谁，有钱的人也可以多搞两个，但是不太保险，要和有权的搞好关系，否则男女作风这个问题是可大可小的。有地位的人搞了几个女人，大家觉得很正常，没有人会吭声，但是如果没有地位的人你搞了一点风流勾当，全国人民都来声讨你了。

在目前这种性道德之下，美女都是给有权的、有钱的准备的。没有权没有钱的人，不但自己不能多搞几个，还要把自己的那一份贡献出来。许多“鸡”在外面赚上几年的钱，再回家找个老实的农民结婚了，这实际上就是让那个老实的农民把自己的老婆让出来给你们社会地位高的人玩了几年，除了这样解释还能怎么解释呢?

还有下岗工人，也有大把的人把自己的老婆让出来给别人搞。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性道德啊。

还有包二奶愈演愈烈，也是反映了传统性道德的极端下流恶劣的本质。

古代那些儒家信徒，他们对外是宣扬节欲的，但这只是叫别人节欲，他们自己是有机会就要乱搞的，纳妾嫖娼在儒家那里不是什么丑事，还很风雅呢!这一点你只要看看历代那些笔记小说就知道了。儒家的禁欲主义是为统治者的纵欲服务的，没有老百姓的节欲，他们到那里去搞那么多女人纵欲呢?而且还有一点，在儒家诸人那里，你地位越高，你就越可以超越一般的伦常，你如果当了皇帝，你就是搞了自己的儿媳，也没事，大家还要给你唱颂歌，比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就是这一档子事。

所以传统的性道德是非常虚伪的，是为权贵服务的，小百姓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的。

那么最理想的两性关系应该怎样呢?最理想的两性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在尊重女性的基础上，给女性更大的性自由，也就是说应该宽容情人关系，宽容男女之间的私情，甚至宽容性的游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说如果每个男人都主宰着老婆的命运，都死死管住自己的老婆，卖淫又不道德，那我们还到哪里去找女人呢?所以对好色而又倡导平等的男人来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给女人更大的自由。这样所有的平头百姓都可以多搞几个女人了。

实际上西方国家早就这样做了，人家的社会并没有因此崩溃。我们原来的那一套性道德已经不行了，要改一改了。

我们现在有些人谈起女性教育，就想搞文革那一套禁欲主义的东西。其实这是一种倒退，这是封建主义的表现，这还是为腐败领导们服务的。可惜有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满嘴都是道德，一副正义在手的样子，却没有想到自己捍卫的可能只是封建道德。他们以为自己正在禁腐败领导们的欲，却没有想到按他们的做法，最后禁的却是百姓的正常欲望。

还是要解决根本问题才行

中国人一向缺乏理性思维，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增加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女大学生做二奶，当三陪，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两个，一是女性地位低，女性不能自立于社会，二是贫富悬殊，许多男人在高房价下破产，沦为房奴。这两个问题不去解决，别的什么问题都是伪问题。而我们有许多中国人却看不到这一点，世风日下，他们就开始大骂女人不要脸。在他们眼里，只要让女人们不去当“鸡”，不去当二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要对女人们进行“教育”!他们却不去考虑中国的女人们为什么要去当“鸡”，当二奶。空洞的道德教育有效吗?一个社会根本性、结构性的问题不解决，它的风气会好转吗?在一个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里，如果你以为只要通过“教育”，只要强调道德，就能让女人们不去傍大款，那只是白痴的想法!而我们有许多中国人，不幸就是这样的白痴!

还有两个小问题，我也想表明一下观点。一是关于芙蓉姐姐，她作出来的秀当然不好看，但那是她的权利，你们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指责她，她既没有违法，也没有违背道德，她可能并不美，但她并没有犯错，她有权利表现自己的个性。二是有女生因为爱美减肥致死，这其实表现了在中国女性地位的低下，女人为了讨好男人，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女性的地位。

最后，对于什么“女性教育”，我干脆说，并不看好，要改变中国目前颓废的风气，需要的不是什么教育，也不是什么所谓道德，中国需要的是一场更加深入的改革

第二篇：不是一条鱼的问题故事

春节渐近，在职工的一再要求下，局里决定提前发放部分作为福利的实物年货。今年局长一高兴，专门派工会的吴主席到海边拉了满满一车鳕鱼，每人二十斤，人人有份儿，剩余部分将作为慰问品送到马路对面的养老院去。

下午三时许，随着福田轻卡的汽笛声，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大家纷纷从楼里走出来，说说笑笑地围住了鱼车。

“哇，好大的鱼!”几个小伙子正忙着从车上往下卸货时，不知谁喊了一嗓子。果然，在车厢的底部，一条大鳕鱼赫然入目。看样子足有二三十斤，在众多大都只有三五斤重的鱼群中简直是鹤立鸡群。

听到喊声，人们纷纷围了过来。

“哦，这鱼可真不小。”正站在秤前看大伙分鱼的肖副局长探过头啧啧地称赞道，眼里的惊羡清晰可见。

“小刘儿，你这是怎么搞的?早晨在海边装鱼时我一再叫你瞅好了瞅好了，结果还是让人家偷着装了一条大的来。你不知道超过十斤重的鳕鱼肉就跟榆木似的煮不烂吗?”一见那条大鱼，吴主席的火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算了，老吴，小刘儿年轻，谁还没个犯错误的时候?依我看一会儿把这条大鱼送养老院去得了，反正咱也是白给他们的!”一听大鳕鱼吃不得，又见吴主席发了这么大火气，肖副局长赶忙打着圆场儿，分鱼的职工也随声附和着。

吴主席瞪了小刘儿一眼，不再说话，只闷闷地靠到车门边去抽烟。

人群继续分鱼，说来也怪，刚才那几个一个劲儿地吵着嫌分给自己鱼小的职工这会儿突然不说话了，倒是分到了大鱼的人们脸上有了失落之情。

不一会儿，鱼分完了，吴主席瞅了瞅车厢里，剩下了二十来条都是七八斤的大鱼，他大声喊着小刘随自己去养老院送鱼，一副余怒未消的样子。

车开出单位大门，小刘见吴主席的脸色有所好转，悄悄地问道：“主席，你听谁说的鳕鱼超过十斤就不好吃了?"

吴主席得意地瞅了一眼小刘儿，笑着说：“我说的，不行吗?"

“您说的?您凭什么这么说?”小刘疑惑地望着吴主席。

“凭的是咱单位的实际情况，”吴主席一脸诡秘地说，“小刘儿，你刚来，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啊，咱单位每年分东西都有嚼舌头的，你没见大家争先恐后的样子吗?别说是分鱼了，就是分桶油，要是你一不小心给了某人撕破了商标的，那人都会怀疑你对他有意见，其实人们在乎的是那点东西吗?不是，他们在乎的是自己在别人眼中的位置。”

吴主席顿了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眼下就这么一条大鱼，几十双眼睛都瞅着，给了谁都是欢喜一个得罪一群，刚才肖副局长的眼神你也看到了，可这鱼能给他吗?天知道咱局可是四个副局长啊!”

“嗯，有道理，”小刘使劲点了点头，喃喃地说：“这确实不只是一条鱼的问题……”

第三篇：民生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

民生培训感想

通过几天的学习，我对于民生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认识到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民生问题是今年政府工作的核心之一，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就是民心，解决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治，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绩。

追根寻源是因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党的宗旨所在。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亲笔为它写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这就是《共产党宣言》，公开向全人类宣布，共产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谋利益求幸福，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没有自己任何的私利。我们中国共产党把这种理念，叫做党的根本宗旨，就是毛泽东概括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最重要的思想和行动准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改革和发展，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行的，我们党的为人民服务之路实际上就是民生之路。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更是民生问题不断得到重视发展的时期，是民生问题改善最好最快的时期。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我们一切工作和是非得失的三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他强调我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脚点也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最核心的权力观，它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诠释得更加清晰、更加真实、更加务实，更具时代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执政，是我们党的全部追求，是我们党永恒的精神家园。

同时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富裕和贫穷，可以说是当代人类最为感性的一种认识;对此，我们却曾长时间陷入了理性的迷茫。邓小平针对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未得到改善的局面，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理论探索。他曾从不同的角度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共同富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不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所以，邓小平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最终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坚持走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就是最重要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道路。

正因为民生工作的重要，我也感受到了加入民生建设队伍的荣幸和沉甸甸的责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牢记学习到精神，坚持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在工作中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做好民生工作的一枚螺丝钉。

第四篇：留学归国问题是社会问题不是个人问题立论

主席评委对方辩友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对方精彩的论述，很荣幸今天能与对方在这里讨论留学归国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我方的观点是，留学归国是社会问题不是个人问题。

开篇名义，定义先行。首先来明确留学归国的定义，留学归国是指留学生在国外学习选择回国这一行为。那什么是社会问题呢?社会学告诉我们，一个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包括：社会失调、社会影响、社会关注以及社会解决。

现在我将就以下几点阐述我方观点：

第一，社会失调：近些年来，留学归国已经成为了当前国际格局下的整体趋势。就中国而言昨日中国网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留学生的归国率已经从十年前的28%增长到如今的70%。十年前中国面对的是人才流失问题，而现在的中国则要面对留学生回国给国内带来的就业压力。无论是人才流失还是就业压力，都难以仅仅依靠个人能力解决，这就说明，留学归国现象已经造成了社会失衡。

第二，社会影响：社会是任何社会人做出任何社会行为的依托。社会现状和环境条件是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基础。中国留学生为什么会选择归国?因为在国外找工作要面对经济危机的余波，以及当地人的强势竞争。而中国在经济危机中收到的冲击较小，经济稳步增长，回国就业的机会更多。纵观全局，世界各国都有相应的吸引人才回流的政策，给广大的留学生提供了发展的环境，若没有环境，那么谁能考虑甚至说谁有条件回国?

第三，社会关注：就中国现在而言，就有82万留学生，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庞大的群体，更不能忽视这一群体会给国家发展带来的影响。每一个国家都给予了留学生足够高的关注度，否则也就不会有各个国家针对留学生制定的各种政策。

第四，社会解决：美国为归国留学生提供强大的信息网和宽松的科研环境，韩国给予留学生的待遇甚至高于国会议员或部长的工资，印度也制定了人才召回方针，以加强对本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度，我国也是处处为留学生开绿灯。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人才大量流失，人才少量回流，人才大量回归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当社会有了足够的保障和吸引力，大部分人才会选择回国发展。

综上所诉，留学归国问题已经满足了社会学中构成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所以，留学归国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

第五篇：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三个思考

导读：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思考一：股份合作制——农村产权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差别何在

2002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被写入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我们得以据此就城乡改革异同进行分析。

早期的农村改革是多数人受益的改革。而在叙述早期的改革经验时，人们总要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至今没有说清楚的故事开头。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有部分地区在1978～1982年执行过4年;是在当时财政危机压力下“甩包袱”的结果。此后则是在1982～1984年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成“大包干(包干到户)”，结果是对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以“土地均分制+定额租”的生产关系来达成社会长期稳态特征的复归。

本文之所以坚持把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复杂现象归纳为“三农”问题，是由于多年以来就认为“大包干”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基础，不外乎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制”，这种改革所形成的、后来在如此强烈的剥夺下仍然创造了稳定中国达30年之久奇迹的财产和分配关系的实质，则主要是这种历史上就利于稳定的“均分制加定额租”。①“大包干”在产权制度变迁上的积极意义，在于把过去以人民公社的名义、但实际是国家资本控制农村土地占有收益的这种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最为基础的财产制度，短期内变成了近两亿农户依据社区内部的“成员权”平均占有本村的土地和资产。② 其实，这恰恰是做到了每个单位内部都“起点公平”。③ 如同早年的土改一样，是使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一种财产关系重构。

农村改革的问题在于，政府让农民家庭在承包土地的同时也得到了“制度变迁收益”，实际上把农村的公共开支，连同教育医疗和福利保障一并压在土地上了。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的约束下，基层急于“离土离乡”的财政供养人口就必然要求城里人的待遇，于是造成政府让渡给“三农”的高成本的农村上层建筑开支不断增加，成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一个根源。

1998年为了表达对改革20年的纪念，笔者曾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这种改革是把土地财产平均分给每个农民，形成农村和谐社会内涵的公平公正是由财产占有关系的一次分配来体现的，因此，这是一个让大多数农民和国家都得好处的改革。城市改革之所以至今延宕不前，是因为并没有把财产权益分配给工人，没有让大多数工人得好处。这也就是说，城市改革是让大多数工人群众失去财产的改革。搞了这种改革之后，城市群体的福利保障功能本来应该由政府的二次分配来体现，但接着却是连教育和医疗这些公共部门也被推向市场了。看来，错用了农村改革经验可能是城市改革自从提出以来到现在仍然不断加大社会代价的一个更真实的原因。

事实上，企业的改制完全可以参照农村一次分配就实现了公平公正的做法。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改革就参照了农村“大包干”的经验。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出现在城市，而是在1984年全面推进“大包干”的城郊——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长行村。这个城郊村当年就有几百万元的工业固定资产，村干部带领全村百姓讨论决定：根据劳动农民的年龄、贡献、职务作股。就像各村的农民按每户人口平均分地一样，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折股到每一个社员头上，这就是“股份合作制”。后来，在我们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研究的那10年，很多集体化社区和乡镇集体企业都这样操作，成为当时成功的普遍经验。1996年，广东省曾发出文件，在全省农村推进产生于南海市的“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也是把土地和企业资产全部折股到户。2007年我们在山西的调查表明，直到2003年还仍然有这种把几亿资产全部折股到户的农村改制，形成了内部化的产权和收益分配制度。这些不断发生的改革成果表明，只要实行这样多数人得好处的改革，就能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大量试验和调查证明，上世纪80年代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推进的时候，反对者根本不是乡镇企业职工，不是技术人员，不是企业骨干，甚至不是企业的实际管理者，而主要是基层政府的干部。为什么呢?如果不改制，主管部门职员和当地领导干部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权力可以直接受益，而且，连相关部门的无权者也可以攀缘利用甚至创造权力获益的机制。一旦实行多数人有股权时，特别是当我们在改革试验区只保留很少的集体股，先把70%、后把85%以上的股份直接分配给劳动群众以后，干部再想安排亲信、随便从企业提取收益不可能了。因为大多数具有股东身份的群众会自发地盯着这些不正之风。

话说回来，30年前农民主动改革包地到户的时候，干部们难道就愿意么?当时的段子叫“三五牌干部”(50多岁、50多元工资、50年代参加工作的这些基层干部)大部分反对，为什么呢?还是权力丧失、利益受损的原因。

思考二：私有化——金融资本带动土地兼并集中的后果是什么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中国农村的土地早在当年“大包干”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财产关系的重构，建立了基于社区内部“成员权”平等的以户为单位的土地私有产权;这种财产关系与城市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这不仅体现了公平，也被同期出现大幅度增产增收的实绩证明是有效率的。

有些人近年来反复强调农地私有化，其中多数可能出于不知道过去发生的情况。少数明确提出以个人化的私权来促进金融资本进入形成兼并集中的诉求恰恰值得分析。一旦以土地全面私有化推进土地兼并集中，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笔者曾经多次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埃及农民的地权斗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农村发生的对抗性冲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个，就是资本主义的产业扩张与推进土地私有化的制度需求相结合。

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当代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独中国不存在发生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政府至少还可以通过大幅度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来逐步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其他国家凡出现土地革命、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不断。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历史虽然不会倒退到起点，可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却会螺旋式地接近那个起点。

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和整个发展过程必然的资源资本化产生巨额增值收益之中的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政策失误，也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集中进入贫民窟，就要出大乱子。

一般来说，中国农民在自己长期生存的社区内部基本上不犯大错，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在中国这么突出的人地(人口与资源)矛盾之下，能够这么短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农村仍然能够维持安定，靠的什么?靠的可不是司法，不是警力，而是地权的约束。比如，在当代的改革之中，很多农村基层治理所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写着，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形成的股份收益，或者村社内部分配的福利随即丧失。尤其是在有一定工业收益的乡村，比如珠三角地区农村实行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一般都把村社土地和工业资产做成股权分给每家每户。这种股份合作制就有一条共同约定：村民如果刑事犯罪，股权将被取消。因此广东的刑事案件虽然高于其他地区，但仍主要是外来人口犯罪占绝对比重。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一个规律，既不是伦理道德和教育问题，也不是法制建设不足的问题。

大家都相信现代法治社会是一种进步，却很少注意了解法治社会的制度成本。法治社会必须靠强大的警制支撑，如果中国农村也照搬这种制度，农民有钱负担高成本的警制吗?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是中国特色的农地制度安排。这种制度有效地稳住了本来就严重过剩的农民人口，使农村成为“人口池”或“劳动力池”。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产业资本大规模扩张之前，中国都切实地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无序流动下形成的贫民窟，从而也就避免了少数气不忿的西方人眼巴巴地期待的“中国崩溃论”——社会性犯罪和政治**的爆发。其实，西方能够享受自由民主，那是因为在工业化早期就经过殖民化把过剩贫困人口转移出去了，中国今天还有这种可能吗?十几亿人只能在这么点资源的地方争取“和谐共生”。这十几亿人如果是在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制度优越的欧洲，早就打翻天了。

总之，中国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农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所以，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土地私有化药方。我国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的基本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国家稳定。那么，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就是国家，就应该为此支付制度成本。于是，也就有了“新政”——以不断追加投资为推动力的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

思考三：城市化是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现实是，9.4亿农民人口中虽然有1亿多农民劳动力进城打工，仍然有大约8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城市怎么变，300万个乡土中国的村社之中，大多数还是村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小农村社制度作为农村的一般经济基础，至今基本没变。而且，各地农村地方性的差异非常大，我们能不能简单化地把这种传统的小农村社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和连城里人都没有完全适应的所谓现代法治社会或者现代上层建筑对接?有没有可能今天就把发达国家的现行制度照搬来，那样就实现了现代法治?

如果真是这样做，那么在做之前请先横向比较世界上哪一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没有照搬?可哪一个像中国这样全面完成工业化了?哪一个不是30%以上的贫困率、严重的甚至超过50%?而且不管人均收入有多高，大部分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所谓城市化也主要靠大型贫民窟来大量集中贫困人口。这种照搬制度的收益被少数精英获取而制度成本只能是大多数老百姓承担!

比如亚洲其他4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上层建筑方面的自由选举、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基础方面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早就落实了;学者们作为精英集团的一部分也以“知本家”身份得以分享制度收益;但是，他们整体上作为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却不如中国。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到底要什么?我们的农民生存其中的乡土中国到底要什么?今天学术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就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官方四化”的所谓“西式四化”，或者比较中性些，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但即使这些“化”都完成了，也未必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谁都明白，“西式四化”从逻辑上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场化;有了市场化的自由贸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产阶级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体化。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官民人等”想当然地迷信这些说法。

但是，麻烦出在这个逻辑实现过程中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会惯性地“路径依赖”转嫁到农村，于是城乡差别必然拉大，生产力诸要素就必然大幅度流出“三农”;当然也就会有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近年来有人甚至以为中国只要照搬美国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常识，“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90%的土地由两亿多农户经营，美国90%的土地由17万农场主经营。中国的现实是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沙漠、山区和高原肯定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所以工业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这样，农业、工业、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国的区域差别拉大，是“梯级分布”的中国经济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

20年前笔者与很多人一样，也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后来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注释：

① 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12期。

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很多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学术讨论中，“成员权”概念就已经形成了共识。对此作出原始创新的学者有刘守英、龚启盛等。

③ 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