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黑色幽默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观后感

2024-04-14

荒诞的黑色幽默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观后感（共11篇）

篇1：荒诞的黑色幽默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观后感

方圆画幅看着很美也很累，冯导说他就是想玩儿

换了别人有贼心也没贼胆，可不能闹着玩儿

当官的名字挺有意思：公道姓“王”，正义姓“荀”，聪明姓“贾”

“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赵大头出现的时候我又相信爱情了

谁知道他是个畜生还比不上雪莲的牛

范冰冰拍电影睡一觉是必须，露个屁股也在理

穆桂英五十三岁又挂帅，李雪莲四十九岁又失身

“寡言的人，就是不断思考的人”

唯一忍不住笑了是因为范伟：“俗话说的好，别在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耽误不了你多大功夫。”这句话也逗笑了雪莲所以她才没死。

最后十多年的案子就那样结了

告诉我们出轨的男人不得好死。

两个字：别看。

篇2：荒诞的黑色幽默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观后感

冯小刚这个名字，对于80后这代人来说意味着很多，他的电影，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人们的口味不同，你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他，但大多数人都承认，冯小刚的电影，好看。

对，正是因为中国的导演很多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走岔了，做不到“好看”这个标准，而冯小刚用几近于小聪明的剧本和拍摄手法，让大家在欢笑的同时，还觉得自己感受了人生的喜怒哀乐，于是我们觉得他接地气，懂得小人物的生活，冯小刚+葛优的组合一度成为质量的保证，我们管他的贺岁片叫“冯氏喜剧”——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天下无贼，以及后来的非诚勿扰，私人订制，都是这一类。

这种喜剧不仅让冯导成为中国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还让他在人们心中有了一个定位——冯导的片子，一定好看。

这种评价不得了的，第五代导演的两位教父级人物张艺谋和陈凯歌都没能做到。他们在探索艺术和商业的关系时都走过弯路，而他们至今也没能够用自己的姓氏命名一种类型片，冯小刚可以。

但是，张艺谋有《活着》，陈凯歌有《霸王别姬》，他们俩就算一辈子就这一部作品，也入了殿堂，这一点，冯小刚清楚，也肯定不服。

于是，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任性的冯导要在艺术上有所探求了，后来，《一九四二》，《集结号》，《夜宴》，《手机》，还有这部《我不是潘金莲》诞生了。原本不care艺术还是商业的冯导，现在在意了。他在意了，我们就得把他归类了。

先不说冯导这些尝试是否成功，先来看他这些年用的剧本，基本上都是王朔和刘震云写的。这两位作家不是不好，相反，他们太好了。他们的好主要体现在聪明。作家骨子里都是反社会的，但他们用自己强大的文字技巧，掩盖了自己对社会的恶意，让人们觉得，他们不过是“嘴欠”，而这种坏，反而成了他们被追捧的原因，毕竟人们的负面情绪需要代言人，而他们代言的确实漂亮。其实他们最清楚社会是怎么回事，人性又是什么样子，王朔早期的作品还是触及了一些，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东西不能说透，说透了后果很严重。所以他们越来越机智，弯子绕的越来越大，最后，自己也找不到原来的方向了。

冯小刚用他们的剧本，就决定了电影的风格也是“聪明”。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简直对其中的讽刺意味击节叫好，你看，媒体人不过是那种德性。在看这部《我不是潘金莲》也有种看透了官场百态的顿悟感。我们看到了各级政府官员在这个系统里是怎样做事的，他们被一个农妇折腾的狼狈不堪，太解气了!说不定还要惊叹一下：这种片子居然也能过审?我们都做好迎接一部新的禁片的准备了。

但是，现在的冯导不仅聪明，还有话语权，他完全可以做到在拍电影的时候无限接近于那条红线而不去碰它，在有人质疑他是否撞线时，他可以聪明地作出解释，让大家都满意，这种技巧，是冯导浸淫电影圈二十几年总结的智慧，还有原剧本保驾护航，总局几个官员?too young，too simple。

我们都知道，张艺谋的《活着》原作者是余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原作者是李碧华，改编得怎么样先不去说，这两部作品本身，就是深入生活的底部，翻出人性和历史最丑陋的真相，丝毫不妥协的典型。记得当年中学时读《活着》，看到年迈的福贵，用如同说笑的语气叙述自己一生的苦难，我哭得稀里哗啦，就像戳痛了自己的神经，我深刻感受到了历史和人生的沉重。自那以后，我读小说基本上都读这个类型的。

《霸王别姬》也类似，只不过格调更优雅一些，讲的故事都是痛的，作者痛，人物痛，读者也痛。

而冯导的作品，缺少了这种痛感。他在讽刺和展现的时候懂得点到为止，《我不是潘金莲》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影片的最后，马市长和县长郑重在长长的走廊边走边聊，马市长刻意地强调了各级官员是“好心办了坏事”。影片结尾又加上了李雪莲和前县长的相遇，李雪莲强调了自己告状的原因：一个未出生的孩子，也就是原著里那个和李雪莲不贴心的女儿。似乎在强调自己告状的合理性。但电影最大的败笔就在这里。书中的各级官员的行为动机无疑是保自己的乌纱帽，不给领导添麻烦，而到了影片中，变成了大家都想帮李雪莲，只是好心办了坏事。出现了这种变化，如果李雪莲纯粹是为了“潘金莲”这个名声去告状，她就成了无理取闹，所以结尾硬给她加了一个告状的理由，原本出生的女儿，变成了胎死腹中。这是冯导为了过审而采取的妥协，也让故事的力量进一步减弱。

原书中被撤职的县长史为民最后开了一家饭店，一次去北京办事，回去的时候买不到票，便谎称自己要告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警察便以维稳的名义用警车把他送回了家。这个小故事是这本书的正文，而李雪莲告状的故事是本书漫长的前言。这当然是作者的淘气，但这个小小的正文是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电影把它舍掉了，换了一个画蛇添足的结尾。

但是，我还是要说但是，说了这么多，我依然觉得《我不是潘金莲》是一部好电影，一方面的原因当然是我对于冯小刚的喜爱。他的电影拍的那么聪明，那么好看，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我在看他的作品时，每每会发出“这导演得聪明成什么样啊”这种感慨，他太懂观众的点在哪儿了。这样的导演，你没法不喜欢他。

另外，在如今越来越不自由的审查尺度下，用自己的作品调戏红线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行为，注意，不是尊敬，是值得肯定。就像扶倒地的老太太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但是打个电话叫救护车或者警察是值得肯定的行为，这就是区别。我们在抱怨银幕上越来越多没立场的作品，就不得不为这样的作品而喝彩，冯小刚历练出来了处世哲学，我们不能指责他圆滑，因为在中国搞艺术，就是得面对一份无奈。

篇3：荒诞的黑色幽默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观后感

在以上简要提及的刘震云的作品中, 每部作品都有特别之处, 但是也有内在核心不变的地方, 笔者认为, 在刘震云的作品中, 荒诞、讽刺、幽默是几个关键词, 贯穿于刘震云的创作之中。荒诞体现在对于历史题材的借用以及人物情节设置上;讽刺常常是针对权利阶层, 对于权利的思考与抨击体现与很多作品中;幽默是一种含泪的微笑, 或者是冷幽默,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结构与语言上。在刘震云2012年8月出版的新书《我不是潘金莲》中, 这三点依旧表现的很突出, 本文即从这三个关键词切入, 来解读《我不是潘金莲》。

一、荒诞情节背后“信仰”的破灭

刘震云的小说通常都是描写生活在农村底层的小人物, 《我不是潘金莲》也不例外。在这部作品中, 作者首次将主人公设置为一位农村的妇女, 时间跨越二十年, 讲述了一个关于主人公李雪莲上访二十年要个说法的故事。小说具有浓厚的荒诞色彩, 主要体现在情节设置上, 而这种情节设置的背后浸透了作者关于“信仰”的思考。

整部小说浓缩一句话, 就是讲述了一个上访的故事, 但是刘震云以其独特的艺术处理, 洋洋洒洒写下了近十八万字, 其中故事情节在安排叙述上很有荒诞色彩。故事因一桩离婚案而起, 李雪莲因怀二胎想上下来, 就与丈夫秦玉河商量假离婚, 等孩子生下来后再复婚。无奈离婚后, 丈夫却与被人结婚, 不承认当初是假离婚。这是整个故事的起因, 听起来很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但是, 紧接着, 刘震云一波三折的来写李雪莲的行动, 这一行动分为三步。起初, 李雪莲只顾着生气, 想要杀了秦玉河来解气, 这也是农村妇女在感情受到挫折时通常的反应。但是故事不会这么快结束, 李雪莲在到秦玉河上班的地方找他时, 看厕所的妇女听说了她的决定后说:“杀人不过头点地, 一时三刻事儿就完了……不该杀他, 该跟他闹呀。他不是跟别人结婚了吗?也闹他个天翻地覆、也闹他个妻离子散, 让他死也死不了, 活也活不成, 才叫人解气呢。”一经点醒, 故事发生到了第二个阶段, 即折腾阶段。李雪莲开始告别民间的做法, 转而寻求官方的保护, 从县到市层层向上, 只为讨个说法, 证明当初是假离婚, 要求结婚再离婚, 这么绕一圈要的就是这个理。由下到上, 折腾一圈, 第二条路走不通的情况下, 李雪莲本想放弃, 于是找到秦玉河只要他承认当初是假离婚就放手开始新生活, 出乎意料的是, 秦玉河反而翻出当年结婚时李雪莲不是处女的事来说事, 称她“你是李雪莲吗, 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一句话激起千层浪, 故事发生至第三个阶段, 单为了这句话的污蔑直接告到人代会去, 此后二十年, 李雪莲与去北京上访结伴。一个看似简单的开头, 却被刘震云处理成为层层演进的故事。

刘震云自称:“这部小说直面生活, 直面当下, 直面社会, 直面政治, 但不是一本政治小说, 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 而是‘底线小说’——探一探当下的喜剧生活中幽默和荒诞的底线。我写的不只是官司, 更是官司背后的生活逻辑。”用这句话来解释小说的情节设置非常得体, 看似“闹剧”的小说情节设置在说明生活中充满着荒诞, 我们时常会因为一句话一件事一个人就去坚持做一件没有结果的事情很多年。李雪莲的行为无疑是荒诞的, 只为了一句当初离婚是假离婚, 自己不是潘金莲, 就折腾了二十年的年华, 并且事情并没有解决, 而且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 好像她自己在一个圆圈中走, 绕了一圈最终又走回了原点。她坚持了二十年的上访因为秦玉河的去世而轰然倒塌, 她走向自杀的道路, 这一切都充满了荒诞色彩, 与一个人一句话较劲二十年, 最后内心无比虚无, 要走向死亡。

在这种荒诞的情节处理背后, 通过主人公李雪莲的二十年, 透露出作者对于“信仰”的思考。李雪莲内心有自己的信仰和信任, 所以才会因为要洗清潘金莲的帽子才坚持了二十年的上访。但是这种信任是伴随着一再的受挫左后走向破灭的。因为信任官, 所以才从县专员开始一层层的去努力, 去向官方讨个说法, 无奈没有人能够解决她的要求, 对地反官员的失望, 使她走向进京上访的道路, 这是她对于官方这条途径的信任的坚持。她由于信任赵大头, 差点就要放弃上访, 与他开始新生活, 无奈关键时刻发现自己不过是被利用被背叛了, 信任又破灭了, 只好继续上访之路。连最后, 想要在一棵桃树上上吊自杀也被主人告知到对面的桃林去自杀, 对他有利。“换棵树, 耽误不了你多大功夫。”李雪莲听到这话, 噗嗤笑了。二十年的坚持与信仰最后换来一笑, 似乎预示着由信到弃, 迎来了新的开始。尽管李雪莲是位“荒谬的英雄”, 最后她心中的正义之气, 对人的信任彻底被瓦解了, 我们从中体会到了“信仰”的无力, 小说中只有李雪莲在坚持, 最后所有的坚持不过化为一笑, 在现实的面前, 内心的坚持是层层受阻, 找不到出路的。

二、对于官员阶层的讽刺与思考

刘震云的作品中, 对于权利的关注贯穿始终,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 对于官员阶层的描写广度和深度都有所突破。通过对于众多官员的刻画, 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于官员阶层的讽刺, 这种讽刺不是简单的一概否定, 更是用一种包含了作者复杂感情的讽刺。

在《我不是潘金莲》首发式上, 评论家雷达说, 《我不是潘金莲》写的是“中国官员的生态, 包含着极为尖锐的对现实的干预, 对人民疾苦的呼吁。”

这种官员的生态在小说中的反映是很具有广度的。等级由高到低, 涉及各个官员阶层:有县法院的审判员, 有县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有县法院院长, 上至县长, 市长, 甚至于省长, 以及中央领导人都在小说中有所描写。这种处理, 没有漏掉哪个层面, 从底层到高层的官员内在精神都是大同小异的, 大家虽然是人民的公仆, 但显然自己的即时利益也是不会忘记的。官大的并没有比官小的清醒多少。值得指出的是, 从官员的名字上, 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的讽刺之情。县法院民事一庭审判员王公道, 却并不公道, 判案时为把复杂案件简单化, 直接判定为真离婚, 并没有理清头绪。县法院专员董宪法, 当初因为名字谐音“董宪法”就进了法院, 却对宪法没什么造诣, 对于李雪莲的申诉回答以“刁民”和“滚”。法院院长荀正义, 也没有看出多么正义, 在醉酒的情况下被李雪莲一胡搅蛮缠也说了“刁民”和“滚”。后面的县长史为民未必始终为民, 市长蔡富邦也没见得多么富裕安邦, 储清廉不一定就清廉。还有第二部分的郑重、马文彬、贾聪明, 这些官场人物的名字是作者刻意而为之, 意在讽刺他们的言行与职务的脱节, 对于像“公道”“正义”“清廉”这些词语的讽刺和调侃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有的评论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 《我不是潘金莲》并非简单地说谁是坏人?也没有简单地给所有的官员标签。”这是刘震云在刻画权利阶层深度上的突破。在小说中的官员都被纳入巨大的体系之中, 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挣扎。在序言:那一年结尾处, 省长储清廉由于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听到了领导人对于李雪莲事件发出的议论, 考虑到自己正处在升迁的关键时候, 听说要调到另一个省去当省委书记, 为了挽回中央领导层对他的看法, 深思熟虑后做出了向省委建议, 把李雪莲事件牵扯到的官员都撤了的决定。大到省长, 小到县法院民事一庭的审判员, 遇到事情时都会把自己的利益往前面放, 这是必然的做法。刘震云在《诉说衷肠》中曾说道:“领导也不容易, 整天撕撕拽拽, 需要动心思, 何况他们也是人, 也有七情六欲。儿不易, 爹也不易;下级不易, 领导也不易”。所以, 在小说中, 对于官员阶层的刻画还写出了他们的无奈和可悲。县法院专员董宪法, 仅仅因为名字谐音“懂宪法”就被分配到法院去工作, 但是他生性喜欢把事情往一块拢, 而不是拆, 在法院工作若干年也没有升迁, 碌碌无为, 每天就蹭吃蹭喝的, 心里就想着还不如去做贩牲口的牙子。他进入官场是很无奈的, 而他想做的事情又让人觉得很无奈。在序言:二十年后部分, 王公道带领法院十四个人, 县公安局还抽调了几十名警察到北京去, 两拨人马天天在北京各处寻找李雪莲的身影, 每日胆战心惊, 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是迫于自己职位的职责与上级的命令, 也只能如此, 这是很无奈的, 法院院长不在法院判案却要在北京满大街的找人, 在现实体制下就是如此。第三个层面, 小说中的官员并不是坏到十恶不赦, 他们对于李雪莲的事情基本上是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的, 没有从人情方面给予理解。王公道还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对于李雪莲的案件进行了审查的, 国家领导人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后来的市长甚至于请李雪莲吃家常饭, 寻求妥协, 他们不是没有作出努力, 而是这些都不能解决李雪莲的事情。

刘震云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对于官员阶层的描写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 并且不仅仅是简单的讽刺之情, 灌注了作者深深的思考, 难怪乎有论者指出:“这里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体制的悲哀, 和当官者的个人品格无多大关系……决定他们升迁与否、合格与否的, 纯粹是各方面人际关系权衡的结果, 你又怎么可能指望她们去超越这个环境的制约而不是眼前的这个样子呢”?

三、狂欢化语言与冷幽默

从“故乡”系列开始, 刘震云的小说在语言上的独特风格更加突出, 常常是由一个点发散到另一个点, 断断续续无限张扬, 常常很多句子纠葛在一起, 对于这种语言风格, 被研究者成为“狂欢化”的语言。刘震云对此表示:“但到了91年以后, 我开始进入一种夜晚交谈式的平静的状态, 这就好像与好朋友在晚上促膝谈心, 结构的递进必然与“白天”喧闹中的表达不一样, 有点漫无目的, 有点纠缠于细节, 在某一事情上深入下去, 就可能絮叨很久。这种方式可能什么都没说, 但也可能什么都说了。”在这本小说中, 狂欢化的语言与冷幽默的风格继续延续着。

《我不是潘金莲》中, 狂欢化的语言比比皆是。论及正事与问题时常常左右而言它, 绕了半天才绕到要说的事情上, 极尽铺陈之能事。如写到李雪莲叫弟弟去杀秦玉河时, 先让弟弟说自己对他的好, 接着求他一件事, 说了让她弟弟帮忙杀人后, 又解释不是让他杀, 是让他帮忙摁住, 她自己杀, 弟弟表现出犹豫, 李雪莲以死相逼, 弟弟才先应承下来。本来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事情到了小说中绕了一大圈才表述明白。在小说中还通常出现一件事变成另一件事的段落, 由一及三。当时王公道正在判一桩财产纠纷案, 老二在庭上表述自己观点时由开肠剖腹的事说到胡辣汤铺子, 又由胡辣汤铺子说回开膛破肚, 一件事绕成了好几件。小说中还常常出现否定与肯定混合的句子, 如王公道有句话:“你看似在告别人, 其实在告你自个儿;也不是在告你自个儿, 是在告你们家的娃。”在这句话中, 先肯定是在告李雪莲自己, 又否定不是这样的, 是在告他们家的娃。这些句式或者言说方式的反复运用, 使得读者在阅读时常常会心一笑, 听书中人物各种唠唠叨叨, 绕来绕去, 体会刘震云的独特语言风格。

刘震云的小说中还充满了幽默, 这种幽默常常表现为一种冷幽默, 不是简单的让人开怀一笑, 而是在幽默的背后有深层次的涵义, 带给读者以思考。小说中李雪莲去秦玉河的工作处找他算账, 碰巧与看厕所的妇女多聊了几句, 妇女出于私心, 认为李雪莲不该是杀了秦玉河, 而是应该跟他折腾, 让他生不如死。对此事, 刘震云点评道:“这人本来与秦玉河有仇, 被秦玉河打碎半粒牙, 现在无意之中, 又救了秦玉河一命。”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 阴差阳错之间, 秦玉河与李雪莲的命运都因这位妇女而改变了, 一方面看出了人的私心在作怪, 另一方面看出了李雪莲其实的上访其实是具有盲目性的。再比如对于小说第三部分的处理, 第一章和第二章作为序言洋洋洒洒写了267页, 而第三部分的征文只有十几页。第三部分作为正文在字数上看似很少, 但是在内在涵义上却很深刻, 很好的幽默与戏谑了一把。当年的县长史为民, 在二十年后已经成为一家有名的饭铺“又一村”, 老史卖肉之余爱好搓麻将, 有次有要事需要赶回去, 车票却买不到了, 老史急中生智在纸上写了“我要伸冤”, 迅速被四个警察当做上访者摁倒地上。由两位协警遣送回乡, 一路上好吃好喝的照顾的很好。这一结尾处理很是幽默, 当年李雪莲坚持了二十年的上访被老史拿来救急, 效果还很好。在这里, 老史是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来看待上访, 与李雪莲二十年的坚持截然相反。刘震云感慨“这是一个喜剧时代。生活本身就挺幽默的。你不想看戏都不可能。”用结尾的幽默来化解文本本身的深刻也是与第一部分对于小说戏谑的一种回应。

虽然刘震云并不承认自己的幽默:“我的语言不幽默。语言幽默是个特别浅的层次……事儿和事儿之间的幽默, 还不是幽默最高的层面, 最高的层面是后面的认识……真正的幽默是没说出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能体会出《我不是潘金莲》那背后没说出来的东西。

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延续了作者以往创作中荒诞、讽刺、幽默的风格, 荒诞的色彩背后浸润着作者对于“信仰”的思考;在官员刻画的广度都有所突破, 讽刺同时写出官员的无奈;狂欢化语言带来幽默感的同时, 背后具有更深的涵义。摩罗说:“看一个作家是不是大作家, 主要是看他与他的民族、他的时代的精神生活联系得有多深, 或者说揭示得有多深。”这句话用来描述刘震云与这部作品很合适, 关注当下小人物生活与官员生存现状, 具有解读的意义。

摘要：刘震云的近作《我不是潘金莲》延续了作者作品中一贯的荒诞讽刺幽默的风格, 又有所深化和突破。荒诞情节的设置背后是作者对于“信仰”的深思;在对于官员阶层的描写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 不但讽刺了从地方到中央广泛的官员阶层的生存现状;也写出了这些官员的无奈和悲哀;此部小说继续了刘震云狂欢化的语言风格, 幽默背后的深意引人深思。从这三个关键词入手来解读《我不是潘金莲》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我不是潘金莲》,荒诞情节,讽刺官员阶层,狂欢化语言,冷幽默

参考文献

[1]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版.

[2]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版.

[3]张晓琴.《<我不是潘金莲>:直抵存在之困》, 中华读书报, 2012年9月19日第009版.

[4]萧三匝《我是刘震云》, 中国企业家, 2012年19期.

[5]张晓琴.《<我不是潘金莲>:直抵存在之困》.中华读书报, 2012年9月19日.

[6]刘震云.《述说衷肠》.《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4期.

[7]姚晓雷.《灵魂的守护刘震云论》,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版.

[8]沈浩波.《刘震云访谈》.东方艺术, 1999年第2期.

篇4：荒诞的黑色幽默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观后感

关键词：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荒诞人性生存

在《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刘震云推出了新作《我不是潘金莲》。这两部作品被称为兄妹篇，风格相近，展现对人性、人的生存困境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关注。《一句顶一万句》大气厚重，如一部社会史诗，气象万千。相对来说，《我不是潘金莲》是一种由面到点的转变，它短小精悍，着眼点更加精准。

刘震云对当下中国现实有敏锐的观察和体味。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刘震云用简洁幽默的语言，讲述了一个生动的“上访”故事，呈现了当下中国的现实，揭露了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隐疾。主人公李雪莲二十次上訪，从村里琐事到官场文化再到政治格局，社会各个层面通过这样一个执拗的村妇被串联起来。这部作品初看不像严肃的文学作品，更像一则新奇的社会新闻。我们需要层层解读，才能剥离出里面的丰富内涵。

一.独特的结构布局

作品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序言：那一年”;第二章是“序言：二十年后”;第三章是：“正文：玩呢”。

“序言：那一年”一章，讲述了主人公村妇李雪莲不小心怀了二胎后，与老公秦玉河假离婚以躲避计划生育政策。没想到离婚之后，秦玉河另外结了婚并指责李雪莲结婚前生活作风不好，不叫李雪莲改叫潘金莲算了。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也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她走上了告状路——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误打误撞到了北京的两会现场，把法院院长、县长、市长一举脱下马。可是她并没有达到目的，秦玉河还是和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在别人眼中她还是潘金莲。

在“序言：二十年后”一章中，李雪莲为了证明清白，每年都去北京告状并被围追堵截。原本小两口的恩怨发展成关乎全省官僚的大事，伸冤之举成了警匪大战。李雪莲这一告状竟然告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为了成功进入北京告状，她经历了无数艰辛坎坷，与警察斗智斗勇。二十年后，秦玉河意外发生车祸去世，她告状没有了案由，最终决定不再告状，而是自杀。

在“正文：玩呢”一章中，主角是因李雪莲去北京告状而下马的县长史为民。有一年年关他要去辽宁奔丧，可是由于春运滞留在北京火车站，进退不能。他急着回家，便心生一计，在纸上写了“我要伸冤”四个字后举过头顶，北京警察冲了过来，把他当作上访者抓了起来并遣送回家。当警察问他有何冤情，他说：“玩呢。”

这部作品结构独特，可以说拥有最长的序言和最短的正文： 17.9万字的长篇小说，共287页，其中269页是两篇很长的“序”，正文内容却只有18页。作品的三章内容可联系在一起，也可单独成篇，作为两个中篇小说和一个短篇小说。阅读时，若先读“序”，再读正文，整部作品的叙述方式是顺时序叙述;若先读正文，再读“序”，它的叙述方式是逆时序叙述。无论怎么读，都不会影响我们对故事情节的了解。

序与正文是一种具有强烈对比性的参照。“上访”，作为中国式解决问题的途径，李雪莲执着而求，结果却是徒劳;史为民抱着“玩呢”的态度竟然歪打正着。上访只是故事的外壳，提供故事发生的契机，李雪莲和史为民的故事展示了关于上访的两种可能性：使用方法不同，结果也会大为不同。为解决现实困境而选择上访的李雪莲陷入了生存的困境，而史为民利用上访使自己轻易摆脱了现实困境。无论是从序与正文具体内容的叙述，篇幅比例的安排，还是故事结果的设定，都无不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对照。在这种对照中，当下现实中生存的荒诞这个故事内核得以巧妙呈现。这种对照式的结构因而也显出一种深刻的反讽意味。

二.“绕”的叙述风格

刘震云被称为“中国说话最绕的作家”，他认为“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带过来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考习惯往往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这事就说不清楚。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我来把它说清楚。”①《我不是潘金莲》仍秉承这种“绕”的风格。

正如《一句顶一万句》中所说的，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个“绕”，“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史为民的故事叙述就是一个“绕”，明明讲李雪莲告状上访的故事，可作者要绕好几个弯才能把这事说清楚。小说以李雪莲告状上访为主线，然而也插叙了很多她在告状过程中遇到的人物及故事，如作品中讲述的王公道、董宪法、史为民、储清廉等一系列官员的故事。“插叙运用得妙，有时就如下围棋之设眼，占子不多，却令全盘皆活。”②故事看似闲扯，却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作者在恰当的地方插叙别人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人物的动机，为故事的继续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他通过插叙、预叙等方式不断制造悬念，调整节奏，努力通过剖析的方式来解释人物的动机，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人物言行举止的风格，并梳理清故事的脉络和走向。刘震云写的明明是假离婚的事情，最后变成了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这件事情上去了，一件事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明明是普通上访，却由于有政治利用价值，可以被大官们当做借口来打击异己。刘震云作为这些人物背后的提线人控制着方向，但是整个故事总是越理越乱，最终芝麻变成了西瓜、蚂蚁变成了大象，简单的动机导致了每个人都无法控制的结果。这种眼花缭乱的叙述，只是为了“绕”吗，还是别有深意？

自克莱夫·贝尔的《艺术》被介绍到中国，“有意味的形式”便成为诸多评论家评论的热点，也在有意无意间促使了写作者对文体特质的关注。不同的文体呈现的叙述风格，显示出作家的审美思维与艺术选择，而这种叙述风格也构成了作品的独特气质。在文体上，刘震云可以说是有自己独特追求的作家。这种“绕”的叙述，反映了刘震云对生活的认知和感受方式，他所感受到的生活便是千头万绪“绕”不清的。因此，刘震云的“绕”，并不是在绕故事，而是在绕道理。他以这种“绕”的叙述，显示出生活与事件本身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真实状态，把中国人尴尬、无奈的生存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小说正是以这样一种陌生化的呈现，引起我们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反思。

三.荒诞的现实

李雪莲的上访故事和史为民假上访、真买票的故事都充满了戏剧性和荒诞性。但在荒诞背后，作品透给我们的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无奈感和无力感，是对当今人们生存状态的揭示，引人深思。

刘震云在小说中，“蓄意将为人熟视无睹的事物陌生化，将习以为常的事件、人物置于高倍显微镜下或哈哈镜下予以放大或变形”③。整个故事的起因就让人觉得很荒诞：李雪莲怀二胎的事件由于偶然因素的参与，竟致牵扯出假离婚、上访、警匪大战，正如书中所说的，“本来是芝麻大点事，最后闹成了大西瓜;本来是蚂蚁大点事，最后闹成了大象”④。结局的荒诞更让人唏嘘不已。就在李雪蓮最后一次上访就要成功的时候，却迎来了一个消息，她要告状的对象秦玉河发生意外车祸死亡了。李雪莲历尽坎坷、耗费大好年华在告状，结局竟然是空的，告状的对象没有了，之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她在寻找能让自己心灵解脱的方法，殊不知这解救更加毁灭了她的人生。坚持着一个错误的，甚至在他人看来是愚蠢的想法，做着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到最后也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李雪莲始终走不出她人生的怪圈。在社会压力、时代环境、利己思想等因素影响下，王公道、史为民、荀正义等这些处于各个层级的官员被异化了，导致事情也异化了。

作品说的其实不是李雪莲，而是一帮因为李雪莲而忙得团团转的官员;说的也不是官员，而是官员们朝上谄媚朝下威吓的嘴脸;说的也不是这些嘴脸，而是整个社会如何将活生生的人异化变形的过程;甚至说的也不是这些过程，而是每一个在这种文化中生存的人不得不承受的无奈。刘震云运用荒诞的故事“唤醒人的心智，引发读者从一个出乎所料的新角度观察、研究社会和人的自身，从中领略一般角度难以感知的真谛”⑤，让人在欢笑之余重新回味故事，探索其中展现的社会现实和生存现状，引起反思。

刘震云曾说：“世上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推敲起来，一地喜剧”。李雪莲上访20年，历尽坎坷、耗费大好年华去告状，结果告状的对象没有了，之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在刘震云滑稽幽默的笔调里，不乏喜剧性的情节和对白。严肃的热点事件被作者用轻松幽默的风格展现出来，让人在大笑过后陷入深深的思考中，这比单纯写悲剧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贺仲明评价认为，“刘震云小说的荒诞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方法，也不是外在的社会批判，而是一种深层的内在精神，它蕴含着刘震云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体现着他对生命的关照立场和态度。”⑥《我不是潘金莲》，看似轻松幽默，带给我们的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的沉思。

所谓“大的幽默并不产生于喜剧，而产生于悲剧”。《我不是潘金莲》有着一贯的刘氏幽默，然而这种戏谑式的荒诞带来的人性透视，让人产生深深的无力感。全书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只有一群普通人。每个人都不满、焦虑、恐慌，却又都被束缚在尘网其中难以挣脱。在这样的网络结构下，人没有明确的目标，他们甚至很少关注自己的内在需求，有的只是在不完善的制度下被放大的人性弱点。这种人性的贪婪、自私、短视和卑琐，既是我们生存的恶质社会下恶性循环的结果，也是原因。

最具有悲剧性的或许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状态里，并每天都在或多或少地参与对这种状态的缔造。有人如李雪莲这般执着，也有人如史为民这般淡定泰然，执着不会一辈子，释怀也不是时时刻刻能做到。刘震云在题记中写到：“俗话说得好，一个人撒米，一千个人在后边拾，还是拾不干净。”面对这样的生存困境，我们是否要用“玩呢”的态度去生活，如同故事结尾的时候，桃园看守说的“别在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耽误不了你多大功夫”？

参考文献

①范宁.刘震云：《我是中国说话最绕的作家吗》[J].长江文艺，2013（3）：92-99.

②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

③王克俭：《小说创作隐性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4.

④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102.8.

⑤王克俭：《小说创作隐性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4.

⑥贺仲明.刘震云小说荒诞意识的生成和意义[J].小说评论，2015（3）：178-184.

篇5：我不是潘金莲电影观后感

说有脾气，是针对这个故事来说的。主角是农村妇女李雪莲，她想离婚。本来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她有她的道理和思考。她要先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再结婚，最后再离婚。她的心里，两件事不可以混为一件事。她的逻辑是自成体系的。说有脾气，就是说李雪莲这个人物有脾气，认死理，才惹出了一系列的事情，比如最关键的，她需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这一人物性格塑造的成功得益于刘震云的原著小说的底儿和他亲自改编剧本的面儿。他的改编将人物的性格呈现在平易化的台词之上，全程笑点不停地被触发也是他的功劳。

说有胆量，是针对这个尺度来说。故事的体系十分庞杂，涉及到20多位人物，上到中央首长，下到普通市民，层层渗透进入官场中的每一级官员。这种群像式的表达需要极强的掌控力，并且在官民斗争中，每一个官员的立体塑造也是非常关键的。而这些地方不少都触及到了对于官员形象的不利表达，这根线只要一触碰过头，就很难通过审查。令人惊讶的是，在前后两个版本中，这部新片并未删减，只做了细微的一处改动，保证了故事的完整度和人物的关键性格塑造。

说有才华，是针对影片整体来说的。冯小刚的这部影片最大的一个噱头就是采用了不同寻常的圆形画幅，可以说，这也是他有胆识的一个地方。但是，运用的如此成功，也正是他的才华体现。圆形画幅需要避开特写、近景这样的景别，它们在圆形画幅中往往会产生令人不适的观影体验。冯小刚在这部影片中大都采用中景以上的景别，依靠摄影师罗攀的处理，影片的每一帧都像是考究的山水画中出现的农村真实生活画面，古典又写意。尤其是在郭涛与范冰冰的床戏这一场戏里，导演和摄影师精巧地利用圆画幅中人物的进出和灯光的变化营造了一场看不见的性爱戏。

除了圆形画幅，影片还有另外两种画幅：方形画幅和宽银幕画幅。画幅的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故事的变化，视角的变化。圆的循环往复，方的规则工整，都在情节的呼应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这一出荒诞的戏码在方圆的变换之中便可窥见官场的人性使然。

除此之外，影片还使用了冯小刚的说书作为画外音，戏曲与画交织在片段中，给观众一种局外人看戏的视角，这种视角带出的幽默又令局外人深思。

说到态度，其实是在说他的坚持。《我不是潘金莲》对于冯小刚来说，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距离《甲方乙方》已经过去，他的喜剧也兜兜转转经历了20年。他一直坚持描绘社会底层的不同小人物，从他们身上挖掘出细腻又温柔的生活哲学，可往往采用的方式是嬉笑怒骂之中见真理。《我不是潘金莲》同样也是，但是却更是打破常规里程碑式的作品。

《我不是潘金莲》对于范冰冰来说，同样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让她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摘得影后桂冠，她曾经的花瓶称号也因为这一次表演渐渐地发生改变。

但是，仔细观看范冰冰在《我不是潘金莲》中的表演，只能说相对于范冰冰自己来说，是一次很大的进步。对于影片中的李雪莲这一个角色来说，依然相差甚远。《我不是潘金莲》中是在运用方言对故事进行讲述，除了饰演李雪莲丈夫的李宗翰一口的武汉话，最主要的还是安徽话。然而，范冰冰的安徽方言里却依然透露着范爷式的说话方式，容易让人产生不正确的代入感。

范冰冰从影节上耀眼的国际巨星，转身成为一根筋的村姑，她的表演仅仅成为了一场电影表演，并未能进入角色成为李雪莲。我们虽然看到范冰冰身穿村姑的服装，与之前她的形象比较又脏又丑，看似效果很好，但是我们看到的依然是范冰冰，而不是那个一心只想说理的李雪莲。在这一方面上，另外的9个男演员或许更胜一筹，仅仅简单的几场戏就能够让人感受到法院院长、县长、市长、首长的力度，他们要比范冰冰更加出彩。范冰冰需要做的是如何卸下“明星”的光环，在一名“演员”的身份下变成这个角色。

篇6：《我不是潘金莲》电影观后感

3月16日，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在京举办的主题为“十二年，一个圆”的首场发布会，导演冯小刚、编剧刘震云、主演范冰冰共同出席了活动。

冯小刚表态，《我不是潘金莲》依然是他最拿手的喜剧，但又不单纯是一部喜剧，这里还有对中国从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思考，对全新电影表现手段的尝试。

冯导最后总结说，《我不是潘金莲》将是他电影生涯的又一次全新开始。

依然喜剧——“这次是道理很幽默”

乍看起来，《我不是潘金莲》并非冯小刚最拿手的幽默喜剧，但发布会现场冯小刚明确表示，《我不是潘金莲》确实是一部喜剧。

冯小刚总结，幽默分三种：一种是语言的幽默，一种是事情的幽默，第三种是背后道理的幽默。“《我不是潘金莲》就是第三种。”

《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前夫说，“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为了纠正这一句话，李雪莲与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打了十年交道。打交道的过程中，她没想到一件事变成了另一件事，接着变成了第三件事。十年过去，她没有把这句话纠正过来，但她饱尝了世间的人情冷暖，悟明白了另外一个道理。

刘震云介绍，小说《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一句顶一万句》讲‘想说一句话很难’，《我不是潘金莲》讲‘想纠正一句话也很难’”他引用《纽约时报》对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的评价，“过去中国的文学很沉重，人也沉重，而这次《我不是潘金莲》是用幽默的方式表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范冰冰补充，观众看过该片之后不会觉得搞笑，但会会心一笑。

三年一剑——“会是一部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作品”

冯小刚上一部导演作品还是上映的《私人订制》，在过去几年里，他只导演了《我不是潘金莲》这一部作品。冯小刚解释，“我这个年龄不是追求拍更多，是拍值得拍的电影。”

在冯小刚看来，《我不是潘金莲》就是这样一部值得拍的电影，他还引用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示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要深入生活，拍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我相信《我不是潘金莲》是可以对市场形成引导的作品，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作品。”

刘震云同意冯小刚的观点，他表示，“一部电影的目标如果只是娱乐，那胡扯、胡闹、、胸大无脑就够了，但一个民族的优秀电影必须有思想。”

片中角色经历与自身生活反差极大的范冰冰也强调，“每个演员都希望拍一部能留得下的作品，我运气刚刚好，遇到了这部戏。”

圆形画面——“我对冒犯观众特别感兴趣”

此前《我不是潘金莲》发布的先导预告中，画面以圆形呈现，引起各方猜测，冯小刚在发布会上正式回应：圆形遮罩画面是配合剧情表达的需要特意为之，上映时也将采用此种格式。

冯小刚解释，《秋菊打官司》中运用了偷拍、肩扛拍摄等当时还比较“先锋”的拍摄方式，而这些手法现在早已烂大街了。在筹备《我不是潘金莲》时，冯小刚想尝试点新东西，最后想到了圆形画面。“当时很多人反对，说会冒犯观众，但我就是对冒犯观众感兴趣。”

在冯小刚眼中，这种怪异的圆形画面有其特有的优势，“圆有旁观者观察的意思。”“电影是现实的也有荒诞的，圆形能表现出荒诞的感觉，”“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中国，而把任何一点点中国元素放到圆形画面里都会特别中国。”

篇7：我不是潘金莲电影观后感

用影像记录中国现状，记录时代里普通人的悲喜生活，是冯小刚一直想做的事。

他在不止一次采访中说过，如果不是《一地鸡毛》、《我不是你爸爸》这些反映现实的片都折了，他就直接奔着《我不是潘金莲》去了。不会有中间《甲方乙方》那些贺岁片。“那些贺岁片都是假象”。

题材不够热门，圆画幅国内没人玩过，合作伙伴反对，都阻挡不了他想拍的心，他的底线是“大不了你们不投资，我自己投资。”在过去那么多年的妥协中，他积攒起一份任性的资格。而能说出这话，除了因为有钱和地位，恐怕也需要有一点坚持和初心吧。所谓，烈士暮年，壮心未已。

李雪莲是个聪明的农村妇女，她想出假离婚的法子，也知道如何才能让当官的关注到自己。她一根筋的认死理，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为什么假离婚成了真离婚，法院的人还说这就是真离婚。

她相信她的牛，商议假离婚时只有牛在场，牛点头她就去告状，牛摇头她就不告了。听一头牛的话，这荒唐的说法，把市长气的拂袖而去。

李雪莲从公安局出来后，曾一度想放弃告状，但是她要秦玉河一句话，这婚到底是真离还是假离。没成想，秦玉河却羞辱她在新婚之夜前就不是处女了，说她是潘金莲。李雪莲是愤怒的，在她心里，婚后出轨并谋害亲夫的潘金莲和她是有本质区别的。

但是在和大头一夜情之后，李雪莲却觉得自己就是潘金莲了。因为她的意识里，这婚就是假离婚。所以当她听到秦玉河意外身亡的消息时，哭的呼天抢地——再也没法把话说明白了，我不是潘金莲啊!

一部荒诞的闹剧因为当事人的.去世而终结，一个靠告状而活着的人自此失去了活着的动力。官员该如何做，李雪莲该如何做，李雪莲身边的男人该如何做，电影想表达的太多，一时半会儿我摘不清了。

昨天看了南方周末对范小姐的采访，她说，最后结尾餐馆的戏是她要求加的。可是这段戏也导致了烂尾——扯出来两个全片从未提及过的孩子，然后强行升华角色包装母爱，一瞬间就让李雪莲这个角色的塑造变得十分失败。既然她大儿子在前夫那，那她为何从头到尾不曾提及一句?这样一个母亲对流产的孩子却又有那么强的执念?

我倒是觉得范小姐和郭敬明拍完爵迹，沾染了郭敬明不少仙气。

反观其他配角，人物饱满——遇事儿先摘自己的大鹏，不愿意给领导添麻烦的张译，去对头那儿上吊的范伟。倒是范小姐一出场我就觉得隐隐的尴尬。

圆形画幅的形式运用的很好，有类似聂隐娘的美感，也像富家小姐手里的山水画扇子。

篇8：荒诞的黑色幽默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观后感

刘震云对当下中国现实有敏锐的观察和体味。在《我不是潘金莲》中, 刘震云用简洁幽默的语言, 讲述了一个生动的“上访”故事, 呈现了当下中国的现实, 揭露了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隐疾。主人公李雪莲二十次上访, 从村里琐事到官场文化再到政治格局, 社会各个层面通过这样一个执拗的村妇被串联起来。这部作品初看不像严肃的文学作品, 更像一则新奇的社会新闻。我们需要层层解读, 才能剥离出里面的丰富内涵。

一.独特的结构布局

作品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序言:那一年”;第二章是“序言:二十年后”;第三章是:“正文:玩呢”。

“序言:那一年”一章, 讲述了主人公村妇李雪莲不小心怀了二胎后, 与老公秦玉河假离婚以躲避计划生育政策。没想到离婚之后, 秦玉河另外结了婚并指责李雪莲结婚前生活作风不好, 不叫李雪莲改叫潘金莲算了。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 也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 她走上了告状路——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 甚至误打误撞到了北京的两会现场, 把法院院长、县长、市长一举脱下马。可是她并没有达到目的, 秦玉河还是和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 在别人眼中她还是潘金莲。

在“序言:二十年后”一章中, 李雪莲为了证明清白, 每年都去北京告状并被围追堵截。原本小两口的恩怨发展成关乎全省官僚的大事, 伸冤之举成了警匪大战。李雪莲这一告状竟然告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中, 为了成功进入北京告状, 她经历了无数艰辛坎坷, 与警察斗智斗勇。二十年后, 秦玉河意外发生车祸去世, 她告状没有了案由, 最终决定不再告状, 而是自杀。

在“正文:玩呢”一章中, 主角是因李雪莲去北京告状而下马的县长史为民。有一年年关他要去辽宁奔丧, 可是由于春运滞留在北京火车站, 进退不能。他急着回家, 便心生一计, 在纸上写了“我要伸冤”四个字后举过头顶, 北京警察冲了过来, 把他当作上访者抓了起来并遣送回家。当警察问他有何冤情, 他说:“玩呢。”

这部作品结构独特, 可以说拥有最长的序言和最短的正文:17.9万字的长篇小说, 共287页, 其中269 页是两篇很长的“序”, 正文内容却只有18页。作品的三章内容可联系在一起, 也可单独成篇, 作为两个中篇小说和一个短篇小说。阅读时, 若先读“序”, 再读正文, 整部作品的叙述方式是顺时序叙述;若先读正文, 再读“序”, 它的叙述方式是逆时序叙述。无论怎么读, 都不会影响我们对故事情节的了解。

序与正文是一种具有强烈对比性的参照。“上访”, 作为中国式解决问题的途径, 李雪莲执着而求, 结果却是徒劳;史为民抱着“玩呢”的态度竟然歪打正着。上访只是故事的外壳, 提供故事发生的契机, 李雪莲和史为民的故事展示了关于上访的两种可能性:使用方法不同, 结果也会大为不同。为解决现实困境而选择上访的李雪莲陷入了生存的困境, 而史为民利用上访使自己轻易摆脱了现实困境。无论是从序与正文具体内容的叙述, 篇幅比例的安排, 还是故事结果的设定, 都无不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对照。在这种对照中, 当下现实中生存的荒诞这个故事内核得以巧妙呈现。这种对照式的结构因而也显出一种深刻的反讽意味。

二.“绕”的叙述风格

刘震云被称为“中国说话最绕的作家”, 他认为“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带过来的, 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思考习惯往往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 这事就说不清楚。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 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 我来把它说清楚。” (1) 《我不是潘金莲》仍秉承这种“绕”的风格。

正如《一句顶一万句》中所说的,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个“绕”, “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在《我不是潘金莲》中, 李雪莲、史为民的故事叙述就是一个“绕”, 明明讲李雪莲告状上访的故事, 可作者要绕好几个弯才能把这事说清楚。小说以李雪莲告状上访为主线, 然而也插叙了很多她在告状过程中遇到的人物及故事, 如作品中讲述的王公道、董宪法、史为民、储清廉等一系列官员的故事。“插叙运用得妙, 有时就如下围棋之设眼, 占子不多, 却令全盘皆活。” (2) 故事看似闲扯, 却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作者在恰当的地方插叙别人的故事, 很好地说明了人物的动机, 为故事的继续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他通过插叙、预叙等方式不断制造悬念, 调整节奏, 努力通过剖析的方式来解释人物的动机, 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人物言行举止的风格, 并梳理清故事的脉络和走向。刘震云写的明明是假离婚的事情, 最后变成了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这件事情上去了, 一件事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明明是普通上访, 却由于有政治利用价值, 可以被大官们当做借口来打击异己。刘震云作为这些人物背后的提线人控制着方向, 但是整个故事总是越理越乱, 最终芝麻变成了西瓜、蚂蚁变成了大象, 简单的动机导致了每个人都无法控制的结果。这种眼花缭乱的叙述, 只是为了“绕”吗, 还是别有深意?

自克莱夫·贝尔的《艺术》被介绍到中国, “有意味的形式”便成为诸多评论家评论的热点, 也在有意无意间促使了写作者对文体特质的关注。不同的文体呈现的叙述风格, 显示出作家的审美思维与艺术选择, 而这种叙述风格也构成了作品的独特气质。在文体上, 刘震云可以说是有自己独特追求的作家。这种“绕”的叙述, 反映了刘震云对生活的认知和感受方式, 他所感受到的生活便是千头万绪“绕”不清的。因此, 刘震云的“绕”, 并不是在绕故事, 而是在绕道理。他以这种“绕”的叙述, 显示出生活与事件本身的“剪不断, 理还乱”的真实状态, 把中国人尴尬、无奈的生存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小说正是以这样一种陌生化的呈现, 引起我们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反思。

三.荒诞的现实

李雪莲的上访故事和史为民假上访、真买票的故事都充满了戏剧性和荒诞性。但在荒诞背后, 作品透给我们的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无奈感和无力感, 是对当今人们生存状态的揭示, 引人深思。

刘震云在小说中, “蓄意将为人熟视无睹的事物陌生化, 将习以为常的事件、人物置于高倍显微镜下或哈哈镜下予以放大或变形” (3) 。整个故事的起因就让人觉得很荒诞:李雪莲怀二胎的事件由于偶然因素的参与, 竟致牵扯出假离婚、上访、警匪大战, 正如书中所说的, “本来是芝麻大点事, 最后闹成了大西瓜;本来是蚂蚁大点事, 最后闹成了大象” (4) 。结局的荒诞更让人唏嘘不已。就在李雪莲最后一次上访就要成功的时候, 却迎来了一个消息, 她要告状的对象秦玉河发生意外车祸死亡了。李雪莲历尽坎坷、耗费大好年华在告状, 结局竟然是空的, 告状的对象没有了, 之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她在寻找能让自己心灵解脱的方法, 殊不知这解救更加毁灭了她的人生。坚持着一个错误的, 甚至在他人看来是愚蠢的想法, 做着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到最后也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 李雪莲始终走不出她人生的怪圈。在社会压力、时代环境、利己思想等因素影响下, 王公道、史为民、荀正义等这些处于各个层级的官员被异化了, 导致事情也异化了。

作品说的其实不是李雪莲, 而是一帮因为李雪莲而忙得团团转的官员;说的也不是官员, 而是官员们朝上谄媚朝下威吓的嘴脸;说的也不是这些嘴脸, 而是整个社会如何将活生生的人异化变形的过程;甚至说的也不是这些过程, 而是每一个在这种文化中生存的人不得不承受的无奈。刘震云运用荒诞的故事“唤醒人的心智, 引发读者从一个出乎所料的新角度观察、研究社会和人的自身, 从中领略一般角度难以感知的真谛” (5) , 让人在欢笑之余重新回味故事, 探索其中展现的社会现实和生存现状, 引起反思。

刘震云曾说:“世上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 推敲起来, 一地喜剧”。李雪莲上访20年, 历尽坎坷、耗费大好年华去告状, 结果告状的对象没有了, 之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在刘震云滑稽幽默的笔调里, 不乏喜剧性的情节和对白。严肃的热点事件被作者用轻松幽默的风格展现出来, 让人在大笑过后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这比单纯写悲剧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贺仲明评价认为, “刘震云小说的荒诞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方法, 也不是外在的社会批判, 而是一种深层的内在精神, 它蕴含着刘震云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体现着他对生命的关照立场和态度。” (6) 《我不是潘金莲》, 看似轻松幽默, 带给我们的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的沉思。

所谓“大的幽默并不产生于喜剧, 而产生于悲剧”。《我不是潘金莲》有着一贯的刘氏幽默, 然而这种戏谑式的荒诞带来的人性透视, 让人产生深深的无力感。全书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 只有一群普通人。每个人都不满、焦虑、恐慌, 却又都被束缚在尘网其中难以挣脱。在这样的网络结构下, 人没有明确的目标, 他们甚至很少关注自己的内在需求, 有的只是在不完善的制度下被放大的人性弱点。这种人性的贪婪、自私、短视和卑琐, 既是我们生存的恶质社会下恶性循环的结果, 也是原因。

最具有悲剧性的或许是,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状态里, 并每天都在或多或少地参与对这种状态的缔造。有人如李雪莲这般执着, 也有人如史为民这般淡定泰然, 执着不会一辈子, 释怀也不是时时刻刻能做到。刘震云在题记中写到:“俗话说得好, 一个人撒米, 一千个人在后边拾, 还是拾不干净。”面对这样的生存困境, 我们是否要用“玩呢”的态度去生活, 如同故事结尾的时候, 桃园看守说的“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换棵树, 耽误不了你多大功夫”?

参考文献

[1]范宁.刘震云:《我是中国说话最绕的作家吗》[J].长江文艺, 2013 (3) :92-99.

[2] 杨义:《中国叙事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12.

[3] 王克俭:《小说创作隐性逻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4.

[4] 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102.8.

[5] 王克俭:《小说创作隐性逻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4.

篇9：荒诞的黑色幽默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观后感

电影开始，雨中青山，江上渔船，李雪莲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配上古风锣鼓的音乐，既有山间的空灵澄澈，又有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而故事却在这圆形画幅的写意山水画之间陡然变了风格。

影片放映中，电影的镜头从圆到方，从方再到圆，通过变化时间的节点可以看出其深刻的含义。李雪莲坐着火车去北京。火车经过一段隧道，圆形随着视野渐渐开阔，直到切入方方正正的北京，摆脱了具有窥探视角的圆形，严谨规整的方形与中央、政治、权威的寓意完美对应。再看方变圆，在京城闹出了不小风波的李雪莲，却还惦记着自己未白的冤屈。在寺庙内部，透过窗户记录低头走过的李雪莲。窗户是圆的，颇有古意。从此，画幅转回圆形，李雪莲又成了那个被困在小圈圈里、四处碰壁的受冤妇女，圆形就好比传统社会。视觉上的变化带来了视角的转变，方圆的变化呼应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脉络，让观众可以很宏观冷静地看待整个故事，这种冷静让我们看着人物的痛苦发笑，荒诞之感也油然而生。

观看完整个电影，联想到一部戏剧《等待戈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的荒诞如出一辙，女主角李雪莲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为了生二胎，她和丈夫假离婚。但是前夫很快另娶他人，李雪莲又急又气，孩子也流产了。她去找前夫评理，前夫说：“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为了纠正这句话，李雪莲与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打了十年交道，吃尽了苦头。最后，处理她这件事的官员被撤职，前夫意外身亡，一切都被告结束。《我不是潘金莲》尝试着用嬉笑怒骂的刀子去图解人情冷漠的时代。李雪莲的冤大么？在她看来，天一般大。但如果和现实的上访户一比，她的冤屈不算大，这样的问题在中国，轻如鸿毛。就是这轻如鸿毛的芝麻小案，层层官，层层吏，办不下来。为什么？电影之中由女主角诬告、误告和上访，引起了政府的一系列反应更引人深思。上访了十年，李雪莲决定放弃上访，可层层官员却不相信，对她的一举一动更是提心吊胆。官员们相继来找李雪莲，但出发点却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这部电影塑造出的人物很鲜活，让我们很自然联想到生活中的人物。

《我不是潘金莲》真正的精髓在我看来并非它的艺术价值，而是它用一个荒诞的故事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引发了观众普遍的共鸣。像李雪莲这样的女性有很多。她们身上有着一股“轴”劲，归根到底，只是想得到社会的认可，正如刘震云在原著中写道：世界上有一个人承认她是对的，她就从此偃旗息鼓，过去所受过的委屈也不再提起。可连那个懂她的牛都死了，似乎再没有谁能替她证明了。在如今法治社会中，疏忽的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心和理解。

篇10：国产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观后感

中国故事惊艳国际圆形画幅暗喻“镜花水月”方圆尽显中国式人情法治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讲述了妇女李雪莲为了纠正一句话而辗转十年的荒诞故事，作为冯小刚导演暌违三年的最新力作。冯导表示，虽然每天都有很多剧本送来，但终于等到这一个值得拍的故事，既是回归电影初心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冯小刚首次在本片中大胆采用圆形画幅进行拍摄。据悉，圆形的灵感来自于具有东方韵味的中国风情画，构图和色调十分讲究，不少观众表示看电影时有置身江南园林一步一景的视觉效果，新鲜之外非常赏心悦目，有观众评价道“摄影和美术简直就是中国版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太美了”“画幅的变化跟情节结合得好棒!”圆形画幅不仅是一次技术的尝试，其背后另有含义，方圆之间似真似幻，观众们从圆形画幅中看电影的`形式巧妙暗喻了“镜花水月”的荒诞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