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理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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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我的教育理想论文

我的“尝试教育”人生

我16岁当老师，那时候虽然什么都教，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教算术，于是就教了5年的小学算术。后来上大学，我开始研究小学数学教育。当时大学里有教育科研小组，我就加入了，然后自己做小学数学教具，还编写了小学数学教材。到了三年级下学期，我们教育系组织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和学生到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去搞教学改革，我也去了，所以，事实上我应该算是提前毕业了。毕业后我还是教小学数学，到了“文革”的时候，我下乡当了中学数学老师，“文革”结束后回到家乡，就在常州师范学校教小学数学教学法，后来当了校长，我还是继续研究小学数学教学法。

我这一生虽然工作在变动，但是有一样没变，那就是我一直都在研究小学数学。对于小学数学，我从当小学老师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了。一路走来，不断总结，不断提高。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像“尝試教学法”，它也是从小学数学开始的，尝试追求小学数学教学的理想方法，后来慢慢发展到中学，又从中学发展到职业学校。

一、尝试教学研究

我从16岁开始当农村小学代课教师算起，到现在已经70年了。在我从教70年的经历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进行了尝试教学的研究。“尝试教学”前后整整研究了50年，可以说，我这一生都行进在“尝试”的路上，和“尝试”有着不解之缘。实际上，从提出“尝试教学”这个概念到形成关于“尝试教学”的理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尝试教学研究的历程

5年的农村小学教师生涯，让我热爱教育事业，喜欢学生;同时也让我有了很多困惑：为什么教师教得辛苦而得不到好的效果?为什么同一个教师教同一个班级，而学生成绩有差异?能不能找到使所有学生都能学好的理想方法……当时我只是一个高中才读了半年的辍学生，没法解决这些困惑，于是我决定报考大学。那时候我已经是农村中心小学的校长，所以只能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到了1956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向往已久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我是带着问题进入大学的，就好像一头饿牛闯入了牧场，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每天早早起来读英语，从来不午睡，总是一吃完午饭就到教室去“啃”书，晚上就“泡”在图书馆。几年时间，我阅读了图书馆里大部分小学教育方面的藏书，也读了很多世界教育名著。从教育理论著作中，我发现古今中外教育家的思想虽然各有特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那就是“相信学生，要让学生主动学习”。这个思想就成为我后来从事尝试教学研究的主导思想。

1960年，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在母校任教。按照我的特长，教小学算术教学法。从农村小学教师成为一所重点师范大学的教师，我上大学非但没花一分钱，还拿工资，那会儿，我就立志要为丰富中国的教育理论而发奋工作。

5年的小学教师生涯给我打下了教育实践基础，4年的大学教育系学习又为我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些都为我从事尝试教学研究做好了准备。

当了大学教师后，我面前有两条研究的道路：一条是关起门来专心搞研究，通过广泛收集资料，汇集各方面的观点，再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就能写出论文和专著，这种办法既省力又容易出成果;还有一条就是深入中小学一线，搞教育实验和调查研究，再从大量的教学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然而教育实验周期长，又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所以往往既费时费力又难出成果。但是我觉得第一条路大多是重复别人讲过的话，理论分析得再好也是别人的东西;第二条路虽然艰苦，但搞的是自己创造的东西，而且能够产生新方法、新思想和新理论，从古至今的大教育家，哪一个不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产生他们各自的教育思想呢?于是，我毅然决定走出大学校园，深入教学第一线搞教育实验。

后来，我主动向教育系领导请求到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搞教育实验研究，为了工作方便还兼任副教导主任。既然决心已下，我就把铺盖搬到附小教师宿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工作。我一边在大学上课，一边在附小搞实验。由于大学上课不多，每周大概4个课时，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在附小，以至于很多人弄不清我是大学教师还是小学教师。

我当小学教师时遇到的困惑“老师教得辛苦，为什么得不到好效果?”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后来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发现问题的根子出在“先讲后练、先教后学”的教学模式上。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学生始终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上开刀，反其道而行之：把“先讲后练、先教后学”改成“先练后讲、先学后教”，“让学生先做题，然后教师再讲”。这种“先练后讲、先学后教”的办法其实就是尝试教学法的雏形。后来，我和附小的教师一起搞实验，发现这种方法效果好，学生的兴趣提高了，学习的成绩也上升了。但是那时候政治运动不断，无法搞系统的教学实验，后来因为“文革”试验就中断了。

“文革”的时候，我的家庭情况也有了变化。原来我妻子在常州当小学教师，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迫带着我的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下放到农村去了。为了照顾家庭，我决定离开上海，主动要求调到江苏溧阳的农村。到了溧阳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当时校长问我：“你是从大学来的，教什么学科呢?”我说：“教数学吧。”其实我心里明白，教中学数学我是不够资格的，因为我的数学知识只有初中水平，而且很多年不用，大部分已经忘了。于是，我就一边自学，一边教。先自学例题，看懂了再认真做练习题。做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又不好意思问别的老师，想着大学教师连中学数学书上的题目都不会做，岂不成了笑话?这样逼着自己思考，查一些参考书，直到弄明白为止。有了这样的亲身体会，我就知道学生学的时候难在哪里，怎样去突破难点。后来学生们反映邱老师上课听得懂，学得会，他们都喜欢上我的数学课。

我想，用这种方法自己都学会了，为什么不把这种自学的方法教给学生呢?让学生先自学例题，再做尝试题，遇到困难再听我讲解。这就是“先练后讲、先学后教”尝试教学模式的雏形。结果，我教的班级数学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所以说，我亲自进行教学实践，这种亲身的体验为我从20世纪80年代启动尝试教学法实验研究做好了准备。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我们全家回到了家乡常州。我被分配到常州市教师进修学校(后划归常州师范学校)，负责小学数学教师的培训。于是，我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小学数学教学研究班”，培训数学教研员和骨干教师，这为我开展教育实验创造了条件。

这个时候，“先练后讲、先学后教”的新教法重新在我头脑中浮现。1980年，我决定进行系统的教学实验，用科学的教育实验方法验证我的设想。改革的步子太大了，刚开始大部分教师不能接受，不敢实验。我找到小学数学教学研究班的学员——劳动中路小学的徐老师，他一口就答应了，后来我就在他教的四年级数学课上开始实验。我制订了教学实验方案，大家共同上课。他上课我听，我上课他听。一年后，实验班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成绩有了大幅度提高。

在一次“三步应用题”测试中，学生自学课本后做尝试题的正确率，实验班达到88.2%，而普通班只有54%。期末考试成绩，实验班均分96.5分，而普通班只有80.6分。在其他学校，实验班也取得了同样的教学效果。我的实验取得了成功，它证明：“先练后讲”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原来大胆的设想终于成为现实。

那会儿，我有一个琢磨了很久的问题，就是为这个新教法起个什么名字呢?曾经想过叫“五步教学法”“探究教学法”“引导发现教学法”“先练后讲法”，等等，但都不理想。有一天早上，我在骑车上班的路上，空气新鲜，心情也很舒畅，忽然一下子就想到了“尝试教学法”这个名字。“尝试”这两个字在中国通俗易懂，而且能够揭示这一新教法的本质特征，同时又能够区别于其他的教学法。学生先练是带有尝试性质的，教师先不讲，先让学生试一试，学生可能做对，也可能做错。所以，我觉得用“尝试”比较贴切，比“发现”“探究”更契合学生的实际。

后来，我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经过反复修改写成的论文《尝试教学法的实践和研究》在《福建教育》1982年第11期上发表。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在国内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学生能在尝试中学习”的新观点震动了大家。各地教育杂志相继转载，各地教师也纷纷开展实验，全国掀起了一股尝试教学的热潮。

然而，正当我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意想不到的打击来了。1983年，在西安举行的一次全国性小学数学教学研讨会上，一位小学数学教育界的权威人士在大会上公开指责说：“不要提这个法、那个法，小学生还能自学?”大家心里明白，他指的就是尝试教学法。在教育杂志社编辑的座谈会上，他更露骨地指着《福建教育》杂志社编辑说：“你们《福建教育》不要乱发表文章，要跟中央保持一致。”这顶大帽子真够厉害的。

后来这位权威人士的话被当成“西安会议精神”传达，一时间尝试教学法受批判的消息也传遍了全国，各地的实验纷纷下马，有些教育杂志也不敢发表尝试教学实验的文章了。江苏情况更糟，一位参加西安会议的江苏代表，在江苏各地传达西安会议精神，宣称“小学生不能搞自学，尝试教学法是错误的”。于是，江苏大部分学校的实验都下马了。在常州，原来反对尝试教学法实验的人就找到了“理论依据”，他们说：“邱学华想创造新教法，异想天开”，“邱学华犯错误了……”当时，我只是师范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面对内外夹攻这么大的压力，我并沒有胆怯，只是担心实验会夭折，“学生能在尝试中学习”的教学理念会落空。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江苏省教育厅和常州市教育局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排除干扰，支持我的实验研究。1984年，我被任命为常州师范学校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同年底，我被授予“特级教师”称号，又被选为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事实证明，邱学华没有犯错误。《福建教育》杂志也顶住了压力，继续报道尝试教学法实验研究，连续发表我写的《再谈尝试教学法》《三谈尝试教学法》等文章。

1985年4月，由24个单位联合发起，在常州市举行全国协作区第一届尝试教学法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40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第一次举行全国性的尝试教学研究活动，活动受到了教育媒体的关注，《中国教育报》《福建教育》《江苏教育》《湖南教育》等十几家教育报刊社都派记者到会采访报道。后来，《中国教育报》以最快的速度在头版刊登了记者张玉文采写的新闻稿，标题是“常州等地开展小学数学尝试教学法的实验——这种教学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有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减轻学生课后作业负担”。这篇报道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再加上教育理论界人士的参与和支持，如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校长刘佛年教授、李伯棠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姜乐仁教授，河南大学陈梓北教授，上海市教研室特级教师顾汝佐先生等，都撰文从理论上阐明，学生在尝试中学习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尝试教学法终于顶住了权威人士的压力，走出了困境，继续向前发展。

我国著名语文教学法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李伯棠教授首先提出尝试教学法同样可以在语文教学中运用。浙江省语文特级教师周一贯先生在绍兴许多学校开展了语文尝试教学法的实验并且取得了成功。全国有很多学校都开展了把尝试教学法应用到音体美等学科的实验。很多中学也自发地开展了尝试教学法实验。尝试教学法慢慢从小学数学学科拓展到了中小学各科，成为普适性很强的通用教学法。

按理说，尝试教学研究已经大功告成了，但是广大教师迫切需要更具体的操作方法，所以理论上还必须进一步提高，光靠写几篇文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专著《尝试教学法》。但是当时我的工作特别繁忙，既要当校长，又要搞研究，还要到全国各地推广尝试教学法，于是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写作。白天利用一点空闲时间思考问题，打打腹稿，晚上抓紧写作。对我来说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就这样，前后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这本著作，后来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回答了“学生能在尝试中学习”的命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如何在小学数学、语文、常识以及中学数学教学中运用尝试教学法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模式。我国著名教育家、我的导师刘佛年教授和日本国立横滨大学片桐重男教授为这本书题词。书出版后受到教师们的热烈欢迎，几年里再版重印数次，总印数达10万多册，这在教育理论著作中是很少见的。1989年，举行全国首届教育理论著作评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参加评选的都是一些著名教育理论家撰写的著作，结果仅49本书获得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奖。出乎我意料的是，《尝试教学法》竟然也获得了这项荣誉。

1992年，在第六届全国尝试教学学术年会上，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专门发来贺电：“尝试教学法在十年来的实验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小学各学科的教学中，并且实验分布在全国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促进了我国各地教法改革的广泛开展。”

尝试教学实验研究发展迅猛，很多市、县都在大面积推广，他们也邀请我去指导。但我作为师范学校校长行政事务太多，家又住在常州城区最西边，而学校在最东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往返都要两个小时，慢慢地，“时间”这个矛盾越来越尖锐。是继续当校长，还是辞去校长工作专门搞研究?思来想去，我又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辞去校长职务，集中精力深入搞尝试教学研究。当时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这么干：“有官不当，有权不要，是傻子”，“尝试教学法已经大功告成，见好就收吧。”但是那会儿我就想着，个人当不当官是小事，两亿多中小学生需要新教法，这才是大事。所以下定决心后，我就向上级提出了辞职请求。1988年，我正式调离常州师范学校，到常州市教科所当了一名普通研究人员。后来常州市委组织部把我作为知识分子能官能民、能上能下的典型。

在教科所做一名普通研究人员，为我换来了宝贵的时间。在师范学校当校长，搞研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吃了苦还要被别人说“不务正业”。到了教科所以后，搞研究是我的正业，我可以正大光明地全身心投入，所以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愉快。教育局和教科所领导也非常关心照顾我，一般不布置其他任务给我，让我集中精力搞尝试教学研究。从1988年到教科所，到1996年退休，这段时间是尝试教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当然，工作千头万绪，特别繁忙，真的是比在学校当校长还忙，不过都是我自己主动去做的，没有任何人逼我，所以再苦再累心里也是欢畅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又有了新的思考：“为什么尝试教学法在中小学各科都呈现积极的势头，是否证明了一种教育规律在起作用?”尝试教学法是从小学数学教学开始实验的，后来发展到了语文、音乐等学科;又从小学发展到了中学、大学;又从普教发展到了幼教、特教和职教。大量的教学实践证明，“学生能在尝试中学习”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似乎凸显了一种教育规律。于是，我就萌发了把尝试教学法上升到尝试教学理论的设想，提出“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后来得到了国家教委和中央教科所的支持，经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核批准，这个课题列入了“八五”规划全国教育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尝试教学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事实上，我们知道，构建教学理论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必须要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后来经过中国教育学会数学教育研究会的批准，成立了“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会”，把全国各地有志于进行尝试教学研究的同志都凝聚起来，在各地建立了实验学校。我以实验基地学校为依托，设立106个子课题，将研究重点慢慢转向理论层面。后来，经过5年的研究，我终于写成“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主题报告，106个子课题也都写出实验报告和研究论文，汇编在一起，形成了近60万字的论文集——《尝试·成功·发展》，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6年10月，在湖北省十堰市举行了第八届全国协作区尝试教学学术年会，同时也举行了对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专家鉴定会，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金宝成主任主持并委派以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查有梁研究员为首的专家组进行鉴定。专家组听了来自全国各地代表的发言，又听了运用尝试教学理论的观摩课，然后再审阅课题的研究主报告。他们对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组鉴定意见中有三条主要结论：一是尝试教学理论主要是在中国古代优秀教育思想基础上升华出来的现代教学理论;二是尝试教学从实践到理论历经了15年的实践检验，尝试教学法普适性强，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值得推广;三是这一课题的成果为基础教育的学科教学改革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新尝试。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通过了专家鉴定，这标志着尝试教学法已经上升到尝试教学理论。这项研究成果在1999年荣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按政策讲，我是可以延长到65岁退休的，但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1996年，我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后，我在尝试教学研究上又开始了新的征途。“嘗试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课题虽然已经结题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结束，而是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教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检验、不断提高、不断完善，同时还要加强理论建设，必须要有厚实的理论基础。退休之后，我更知道时间的宝贵，于是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加快了尝试教学研究的步伐。

1998年，我开始着手编写《尝试教学理论丛书》，一套8本，有理论建设的、有中小学各学科具体应用的、也有幼教和职教具体应用的。这套丛书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没有助手，只能一个人工作，从编写、打印，到校对、发行，样样都干。几乎是每年出一本，直到2009年才全部完成。这8本书，达200多万字，花费了10年时间，没有一定的意志力是难以完成的。这套丛书中最主要的一本是《尝试教学论》，近50万字。这本书从历史源流、理论依据、操作模式，到中小学各学科运用，都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尝试教学理论框架和实际应用。

“先让学生试一试”，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而且是一种教育理念、一种教育精神。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巨大的拓展空间，而且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展。

1998年10月，我在湖南省张家界市举行的第九届全国尝试教学学术年会上作了“尝试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的主题报告，提出把尝试教学法的推广同素质教育的实施结合起来。后来论文发表在《湖南教育》1998年第10期。

2000年10月，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的第十届全国尝试教学学术年会上，我作了“在尝试中创新”的主题报告，把尝试教学与创新教育结合起来，完整地提出了“学生能尝试、尝试能成功、成功能创新”的新观点。后来论文《尝试中创新》发表在《福建教育》2000年第10期，又在《中国教育报》开辟了“邱学华谈尝试与创新”专栏，连载了6篇文章。

2002年10月，在广州市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尝试教学学术年会上，我作了“尝试教学与新课改”的主题报告，把尝试教学理论同实施新课改结合起来。后来论文《尝试学习与新课程改革》发表在《福建教育》2002年第11期。

200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尝试教学学术年会上，我作了“嘗试教育思想的研究与实践”的主题报告，提出“大尝试”的构想。尝试思想不仅可以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而且可以运用到学校管理、班主任工作、团队工作、课外活动、家庭教育中，构建尝试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后来论文《请不要告诉我，让我试一试》发表在《人民教育》2011年第13-14期。

2012年10月，在四川省宜宾市举行的第十六届全国尝试教学学术年会上，我作了“尝试教育理论研究与发展”的主题报告，提出用尝试教育思想指导课堂教学，跳出智育看课堂，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重点研究把尝试教育思想应用到德育中。后来出版了论文集《尝试教育研究》(2012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尝试教学理论

我对尝试教学的研究长达半个世纪，用了近20年的时间酝酿思考和实践探索，再用30多年的时间进行系统的教学实验，不断摸索、提高并进行理论概括，直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尝试教学理论。在长期的教育研究与实践中，我形成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理念：学生能在尝试中学习，学生能在尝试中成功。根据这个教育理念，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我逐步建立了尝试教学理论体系。这一教学理论的架构为：以“先让学生试一试”为指导思想;以“学生能尝试、尝试能成功、成功能创新”为理论核心;以中华教育思想的精华为理论支撑;以“先练后讲、先学后教”为操作模式;以全国范围3000万学生为实验基础;以长达30年的教学实验为实践检验。

“尝试”两个字是很普通的字眼，但是蕴含着博大精深、不可估量的内涵、教育价值和深刻的哲理。实际上，尝试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精神。那么，尝试既然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把尝试思想引进教学活动中来?为什么不用“尝试”的办法教学生呢?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开始去探究尝试教学的实质。

怎样用“尝试”的办法上课呢?不就是“先让学生试一试”吗?把本堂课要教的内容，先让学生试一试、练一练，学生才知道哪里已经会了，哪里还不懂，然后再听教师讲解。这不就是学生学习的本来面目吗?因此，尝试教学的实质可以表述为：让学生在尝试中学习，在尝试中成功。

实际上，学校教育中的尝试是一种特殊的尝试活动，它既是尝试活动，又是教育教学活动。这种尝试活动通常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通过学生的尝试活动达到学校教育中的一定目标，尝试问题非常明确;第二个特点是学生是在班级授课制环境下的尝试，有教师的指导和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它是一种有指导的尝试;第三个特点是尝试形式主要是解决教师根据教育教学的目标所提出的尝试问题，任务比较明确和单一，又可以发挥教科书的示范作用，能够使学生的尝试争取成功。因此，我们所提的尝试，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桑代克在“尝试错误说”中所提的尝试是有区别的。桑代克的理论是从动物实验中的尝试引出来的，这是一种盲目尝试;而对人的学习来说，我主张“尝试成功说”，由于人的尝试学习，可以发挥旧知识的迁移作用、教师的指导作用、学生之间的互补作用、教科书的示范作用。所以说，学生的尝试活动能够争取成功。

另外，尝试教学活动具有鲜明的特征，归纳成两句话就是：先练后讲，先学后教。其实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也就是先学生尝试练习，后教师指导讲解。从“先讲后练”到“先练后讲”，从“先教后学”到“先学后教”，会引起教学过程中的深刻变化。什么变化呢?第一，学生的地位变了，从被动地位转为主体地位;第二，教师的角色变了，从主宰者转为引导者;第三，课本的作用变了，从习题集转为自学本;第四，学生之间的关系变了，从各听各的转为合作交流。虽然只是前后位置的变动，但是这样恰恰引起了课堂教学一系列的根本变化。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根据各种不同教学情况变化的要求，尝试教学形成了一套操作模式体系，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基本模式，它是适用于一般情况的常用模式。分七步进行：准备练习→出示尝试题→自学课本→尝试练习→学生讨论→教师讲解→第二次尝试练习。第二类是灵活模式，这种模式是灵活应用基本模式的变式。包括：增添式(增加一步、两步);结合式(把“自学课本”与“尝试练习”结合起来、把“学生讨论”与“教师讲解”结合起来);调换式(“自学课本”和“尝试练习”调换);超前预习式(把前面三步“出示尝试题”“自学课本”“尝试练习”放在课前预习进行)。第三类是整合模式，这种模式是把尝试教学模式同其他教学模式整合。我向来主张提倡一种教学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另外一种教学法，它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相互融洽，综合应用。实际上，一堂课不可能只用一种教学方法，而应该是“一法为主，多法配合”。

采用“先练后讲、先学后教”的尝试教学，大胆让学生去尝试练习，在尝试中学习，在尝试中成功，这样可以从小培养学生“试一试”的精神，长此以往，逐步形成一种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精神。所以说，学生用尝试的精神和自学的方法，自己去获得知识、解决问题，这种尝试学习的方式和学生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的自学方式是一致的。在学校里采用尝试教学，实际上已经是在模拟一种学生走上工作岗位的自学方式，这样对学生的终身学习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数学教育的奥秘

从教70年来，我对自己的数学教育理念做过一个总结，其实就是怎么样使教师教好数学，使学生学好数学。我把它称之为“奥秘”。那么邱学华的奥秘是什么?搞数学教育的奥秘又是什么?我总结为下面5条。

(一)首先要使学生喜欢学数学

很多年轻教师经常问我：“数学教师怎么样才算成功呢?”通常我的回答都是：“如果全班学生都喜欢上你的课，那你就成功了;如果学生都讨厌上数学课，甚至见了你就头疼，那么你肯定就失败了。”我记得有一位著名的外国数学教育家曾经说过：“数学教师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把学生都教得讨厌数学。”这句话讲得非常深刻，数学教师最大的失败为什么不是把学生教得都考零分呢?事实上，考零分意味着还有挽回的可能，换一位教师教可能会改变。但是如果学生讨厌数学了，他看到数学书就头疼，看到数学符号就害怕，后面还怎么继续学习中学数学和高等数学呢!这就相当于害了孩子的一生，孩子讨厌数学，这种心理上的阴影是很难消除的。

实际上，心理学家早就做过一些研究，像“学习兴趣与学习成绩相关性”的实验研究，结果就是学生兴趣最高的那门学科成绩最好，而学生最讨厌的那门学科成绩最差。通常来说，学生在心情愉快、精神放松的状态下学习，能够比较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他们的潜能也可以得到充分的开发。很多大学问家的名言也证明了这一点。爱因斯坦曾经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也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所以根据这个思想，我就主张教师的课要上得活跃，不要板起面孔来上课，不要老去批评学生，骂学生，因为越骂会越糟糕。我和教师们讲，你们一定要让学生喜欢数学，一定要想点办法使学生喜欢。其中有一个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他当时想了一个办法，通过“一日一题”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什么叫“一日一题”呢?就是每天在学生进学校以前，教师先在黑板上写一道题，这道题是有点难度的，然后看哪个学生先进学校，把这道题解出来交给老师，如果做对了就有奖励，奖励什么呢?——书签一张。因为小朋友本身就喜欢游戏，为了得到老师那张书签，他们就会早起去学校解题，于是在学校门口排队进校的学生主要就是他带的那个班。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活动，把学生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所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是第一步。

还有一个方法是培养学生的成就感。我当小学老师的时候，虽然那会儿很年轻，但我也是有点办法的。我先看学生做得怎么样，如果空在那里，或者不及格，我暂不批改，先还给他，然后对他说“你试卷里边还有点问题，再去改一改”，学生马上就去改，改了以后我再打分。所以，我教的班级没有不及格的，我不想让学生产生一种失败的心理。有一个现象是，有很多学校经常换教师，换了教师以后，新教师往往要给学生考试，非要考到大家都不及格，好像这样显得他很有本事，把很差的学生都能教好。事实上，他错了，我也教过成绩很差的班，我也考试，但是我把考试题目出得很容易，像三年级、四年级，我就考二年级的题目，结果一考下来，大家成绩都很好，于是我就跟学生讲：“别人都说你们成绩不好，但是你们自己看看，你们考的分数都很高。”所以，学生就特别高兴，后面学习数学就更有信心了。

后来，我又想还有什么方法能提高学生数学学习的兴趣呢?然后就想到了给学生看课外读物。我出过300多本书，其中有100多本是写给儿童看的。我最早的一本书叫《解应用题的钥匙》，书里面主要讲的是解题思路，再配上图画的方法，本来孩子们害怕解应用题，但是看了这本书以后，都非常喜欢，也就不那么讨厌解应用题了。后来上海教育出版社约我写一套书，叫《数学信箱》，其实和那本书是一个类别，那本书是讲应用题怎么解答，而这一套书是讲别的数学问题怎么解答，这套书后来影响很大。有一年我收到一封信，是美国旧金山一个孩子写来的，他是我那套书的一个小读者，在广东读的小学，读小学的时候他就看我的这套书，然后对数学产生了兴趣，成绩也直线上升，后来随父母移民到美国，读了中学，数学成绩也一直非常好。有一次他代表学校去参加旧金山的一个数学竞赛，还得了第一名。他的信写得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今天数学那么好，首先要感谢祖国，因为祖国把我的小学数学基础打好了;还有就是要感谢邱老师，你的书让我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所以说，我的数学教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那就是要把数学教活，要把数学教得有趣，要让孩子喜欢学数学。怎样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可以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外在方面，教师可以采用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比如说，在课堂教学设计中恰当地采用一些方法，像愉快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游戏教学法以及多媒体辅助教学等。尤其重要的是要多采用赞赏、激励的办法，让学生树立学习的信心。往往教师一句激励的话，一个赞赏的眼光，都能让学生获得一种自信心和成就感。现在有些评课专家把这些做法说成是“廉价的表扬”“助长孩子骄傲自满”，可是他们不反过来想想，他自己也是爱听表扬的，领导表扬他一次，他可三天睡不着觉呢!还有从内在方面来讲，主要是依靠数学本身的魅力去吸引学生，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比如说，在练习设计中，教师可以配合课本尽可能采用一些趣味题、游戏题、智力题和思考题等题型，让学生在“练中生趣”。这样产生的兴趣，使学习数学成为学生自身的需要，从而也能够持久下去。

除了要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愉快地学习，还要重视培养学生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实际上，我们知道学习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不可能事事都愉快，有时候难免枯燥乏味，甚至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痛苦的过程，所以需要我们要有一定的克制力和意志力。这种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之一，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现在经常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但是这绝对不是刻苦学习造成的。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再要往前进一步、再去创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必须要有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

(二)打好基础永远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搞数学70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现在我们的数学教育花样太多，一会儿一个新理念，一会儿一个新东西，我认为真正答到点子上的，还是打好基础。所以我叫“双基派”——一是要加强基础知识教育，二是要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很多人都没有抓住数学教育的本质——其实数学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基础的工具科学，如果学生的知识不熟练，基础不牢固，光讲那些名詞是不行的。

实际上，小学是长身体、长知识和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也是一个人成长的奠基时期，学生学习数学的主要任务是掌握人类长期积累又经过不断提炼的最基本的一些数学知识。所以对小学生来说，打好基础永远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讨论“双基”教学问题的出发点。现在有些人不赞成提加强“双基”，他们担心会阻碍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从哪里来?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靠教师嘴巴讲出来的，而是学生学习基础知识、在解题过程中获得的，学生只有在练的过程中才会去思考，不练根本不会去想。

其实，早在40年前，中国数学教育界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和解决“加强‘双基’”和“发展思维”的关系问题了。“在加强‘双基’的同时，培养能力和发展智力”——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提出，90年代慢慢完善的一个提法。这个提法言简意赅，特别是“同时”一词用得好，它把“双基”教学和能力智力的关系以及解决的办法都说得一清二楚。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当时的数学教育质量和数学教学研究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也是用中国人的智慧解决了国际数学教育界难以解决的问题。

张奠宙先生曾经提出：“在良好的数学基础上谋求学生的数学发展。”用这句话来概括中国数学教育的特色，我是十分赞同的。这句话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在加强‘双基’的同时，培养能力和发展智力”一脉相承，而且更贴近数学教育的实际，也更加简练，它把“基础”与“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引起中国数学教育界的高度重视。有些人把应试教育造成的“题海战术”“机械训练”的罪名强加到“双基”教学的头上，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加强“双基”需要必要的重复，也需要多做题目。我在从事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70年的经历中认识到，小学生必须经过一定量的练习才能掌握数学基础知识，“不练或少练就能掌握”是一句空话。我们应该把“必要重复”与“机械训练”区分开来，把“多做题目”与“题海战术”区分开来。其实关键就在于一个“度”，多少练习量才是适宜的、科学的，这正是我们需要调查和研究的课题。

有人认为数学“双基”教学不是中国数学教育的优良传统，重视“双基”是从蘇联学来的，因为苏联的《数学教学大纲》中有“基础知识和技能技巧”的提法，而当时中国的数学教学大纲是参照苏联的。在这里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数学“双基”本身，一个是数学“双基”教学。数学“双基”本身是指数学基本知识和数学基本技能，它是属于知识概念，这样的提法不仅苏联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数学课程标准中都有。而数学“双基”教学是一个特定的教育概念，它不但包含着“双基”的各自教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处理“双基”教学的关系问题，如何达到“双基”之间的互相促进与互相提高，如何通过加强“双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里面既有教学方法的问题也有教育思想的问题。这是中国教师的创造，凝聚了千千万万数学教师以及数学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劳动和智慧，所以说，它并非是舶来品。

新中国成立后，数学“双基”教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是亲身经历并参与的。20世纪50年代主要强调加强基础知识教学，注意讲清概念，注意直观教学，注意复习巩固等。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为使儿童获得牢固的、深刻的算术科学知识而努力。”但是后来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单单是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强调讲清概念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基本能力的训练，知识才能巩固和熟练掌握。1960年，辽宁省黑山县北关小学对小学算术教法进行了全面改革，提出了“精讲多练”的教学方法。上海等地首先提出了“加强‘双基’教学”，他们认为基本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基本技能训练应该以掌握基础知识为前提，基本技能训练又能促使基础知识的加深和巩固。我在1962年写成的论文《试谈算术教学中的基本训练的问题》(后发表在《上海教育》上)提出了五方面的基本技能训练：计算技能的训练，运用计算工具技能的训练，计量、测量和绘图技能的训练，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良好作业习惯和学习方法的训练。

“文革”结束后，教育上的“拨乱反正”让我们认识到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加强‘双基’”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同时，根据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需求，又提出了发展智力的要求。后面逐步完善，又完整地提出“在加强‘双基’的同时，培养能力，发展智力”。“文革”后大纲虽然几经修改(1978年、1986年、1992年)，但是加强“双基”教学这个教学思想却没有大的变动，基本上稳定了20多年。这段时期，由于大纲、教材相对稳定，出现了十多种风格各异的教材和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教法竞相发展的景象，数学教学质量得到稳步提高。暂且不说国际上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连连夺冠，就以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在1990—1991年的测试(IAP2)为例，中国大陆参加13岁组测试，成绩遥遥领先，位居第一。这次测试，按照一定的原则随机抽样选取17个省和3个直辖市1650名学生(有城市、有农村)参与，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大陆数学教学的整体水平。

实际上，数学“双基”教学之争，是中国数学教育界的热点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张奠宙教授用了十多年时间，组织几十位数学教育理论工作者和一线教师集体研讨，共同编写了《中国数学双基教学》，在推进“双基”教学问题科学化、系统化、理论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三)四则运算能力是小学数学中的重要能力

我对小学数学教学的研究是从口算教学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我当农村小学教师的时候，遇到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学生经常算错，考试成绩很差。我反复和学生讲不要粗心，不能做错，可是学生还是经常算错。我想不出是什么原因。直到有一次，我买到了一本苏联普乔柯的《算术教学法》，当时真是欣喜若狂。书里面说，口算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加强口算练习可减少学生计算错误。这本书还介绍了一种口算练习条，但是使用以后我发现不方便，不过也由此受到了启发，于是开始设计口算表，一边使用，一边改进，后来在《江苏教育》(1956年)上发表了。再后来我考上华东师大教育系后，还在继续研究，也完成了全套《小学数学口算表》，直到1979年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虽然这本小册子只有几十页，却花费了我近30年的时间。

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我就在华东师大附小进行教学实验研究。我发现很多教师总认为小学生主要用笔算，那只要多练笔算就行了。于是，我决定进行“基本口算与笔算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调查测试和个别观察分析的方法，对上海、安徽、湖北、广东、河南的39所学校、158个班级、7134名学生(包括四、五、六年级)进行调查测试。调查测试的结果表明：基本口算速度快，笔算速度也快，正确率也高;反之，基本口算速度慢，笔算速度也慢，正确率也低，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现象。后来对学生的笔算错误加以分析，发现笔算中绝大部分的错误是由于基本口算不熟练而造成的。这次调查实验研究探索到两条儿童学习数学的规律：“口算是笔算的基础”，“计算要过关，必须抓口算。”

20世纪80年代，有些学校受“文革”期间三算结合教学的影响，对口算速度提出高指标，认为越快越好，导致学生的负担加重。学生的口算能力高低应该有一个尺度来衡量，也就是要制定出标准。有了一个标准，学生就有了奋斗的目标，教师也能做到心中有数。学生的口算能力没有达到标准，应该加强练习;已经熟练了，训练的时间可以减少，把剩下的时间用于其他方面的训练。制定口算表的标准，既要照顾到培养学生良好计算能力的要求，又不能脱离学生的实际情况，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于是，我组织了京、沪、津、苏、浙、皖、内蒙古、新疆等16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位教研员和教师参加协作研究组，对72000多名学生进行测试。

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11张口算表，然后在教学实际中试用，再根据使用的情况，不断修改调整，每张量表都有及格标准和优秀标准。由于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教学水平和学生基础不一样，所以制定的标准有一个幅度，不是“一刀切”。例如，以5分钟做对题数为准，20以内加减法量表的及格标准是60～70，优秀标准是80～90。这项口算量表的研究成果，在《人民教育》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总的来讲，我从几十年对小学生计算能力研究中得到的启示是：要探索小学生学习数学的奥秘，必须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走深入调查研究的道路，不能心血来潮，信口开河。

(四)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抓“先练后讲、练在当堂”

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形式，同时它是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必须通过课堂教学来体现。我赞成这样的观点：“教改的关键在教师，教改的核心在课堂。”要探索儿童学习数学的奥秘，应该把课堂教学研究作为重点，必须深入课堂，亲自给学生上课，才能有真切的体悟，才能探索奥秘。所以，60年来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坚持亲自上课。能亲自给小学生上课，成了我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到全国各地作报告，都是先讲理论，再借班上示范课，很受教师欢迎。许多人听我的报告还是模模糊糊，将信将疑，听了我的示范课后才真正明白，然后下定决心进行尝试教学法实验。

尝试教学法实验是从小学数学教学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我在华东师大附小进行教学实验时，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废止注入式已经提了几十年，为什么废不了?提倡“学生为主”为什么始终做不到?毛病就出在“先讲后练”的教学模式上。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上课应该教师先讲，把什么都讲清楚了，然后再让学生练习，这是天经地义的。可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已经把学生定位在被动的位置上，学生怎能主动起来呢?毛病既然出在“先讲后练”上，于是我就反其道而行，把“先讲后练”改成“先练后讲”。上课，教师不要先讲例题，而是仿照例题出一道题目，让学生先尝试练习，有困难的学生就会主动去看课本，也会主动向别人请教，直到解决问题。尝试练习做对很好，做错也无妨，因为教师还要根据学生尝试练习的情况再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这时候教师的讲解已成为学生迫切的需要，可以说讲在要害处，练在刀口上，这就是尝试教学法的雏形。

尝试教学法的研究与应用，为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改革走出了一条新路。它的教学策略可概括成两句话：一抓“先练后讲”，二抓“练在当堂”。首先，一抓“先练后讲”。一定要坚持让学生先试一试，在自学课本后先练。一年级学生识字量不多，可由教师领读，学生跟着读，逐步让学生学会看书。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要由扶到放。到高年级可以逐步采用课前预习。下课时，布置下一堂课的尝试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回家去自学课本。二抓“练在当堂”。由于教师讲解的时間减少了，课堂有充裕的时间让学生进行不同层次的练习，低、中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可以做点趣味题，高年级可以预习新一课的尝试题。“先练后讲”和“练在当堂”两者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先练后讲”才能留出时间做到“练在当堂”;“练在当堂”又能巩固和提高“先练后讲”的效果。这套方法易学易用，效果显著。重庆市忠县、西藏拉萨市、云南玉溪市等地区都获得很好的效果。

尝试与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的创造发明都要从尝试开始，没有尝试就没有创新，尝试是发展创造力的门户。因此，尝试教学法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比较理想的方法。一个人遇到问题，首先要有敢于试一试的精神，先看书或上网查找资料，再向别人请教，然后积极思考自己去解决。这是学习的本来面目，也是一个人终身学习的方法。所以，“先练后讲，先学后教”的尝试学习方法，就是还学习以本来面目、教人以终身学习的方法。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的已有知识无法解决当前问题的时候，真正的学习才会发生。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发现教学法”在报刊上铺天盖地地介绍，后来又有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这些方法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但具体操作有困难。首先遇到的是“发现什么”“怎样去发现”，然后又是如何解决“教科书的作用”和“教师的作用”。根据小学生的特点，主要是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学习和继承几千年来反复提炼、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最基础的数学知识，如果都要小学生“发现、探究、研究”出来，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发现教学法”提出了几十年，在中国，应用者寥寥。

尝试教学主要是按照教科书的要求，尝试去解决某一个知识点，仅是让学生在旧知识的基础上，尝试去自学课本，或主动向别人请教，自己去解决问题。尝试鼓励成功，也允许失败，比较宽容。学生尝试后，再听教师讲解点评，进行正误对比，印象深刻，效果好。学生在尝试的过程中，同时培养了尝试精神、探究精神、创新精神以及自学能力、合作能力、思维能力。30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尝试教学法观点鲜明、操作简便、效果显著，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每堂课都可以尝试，但不可能每堂课都有所发现，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我认为对小学生提“尝试”比较恰当，切合学生实际情况，不宜提“发现学习”“研究性学习”。

(五)数学教育研究必须走中国化道路

有一段时间流行一种说法，叫“中国数学教育悖论”，说中国在教育投入不足、班额大的情况下，数学教学成绩却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优于许多发达国家，国际数学教育界由此心生疑问：为什么中国学生能够在国际测试中领先于欧美国家，但看起来他们的教学方法又如此陈旧?其实，这个悖论是不成立的，中国学生的优异成绩主要得益于数学教学工作者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不断努力，不断探索，逐步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方法。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教育上仍缺少话语权，我们对外的正面宣传也太少。

2008年7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中小学创新学习国际论坛上，重庆市小学数学青年教师卞小娟上了一堂“轴对称图形”观摩课，引起了强烈反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苏启祯教授当时就指出：“这节课让我们对中国小学数学教育有了新的认识，这和我们想象的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中国的教学方法十分落后，看了卞小娟老师的课，才感到现在中国教师的教学理念如此先进，课堂教学如此精彩。

所以，我现在迫切的任务是认真总结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和70年来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学教育理论。其实，这项工作已经在启动，涉及两三亿中小学生的数学新课程已经受到国际数学教育界的关注。2008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1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我国有70多人参加。大会专门留出半天时间给中国展示，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以大会报告、小组发言、展板、宣传册、教学录像片段等形式进行了展示。这是我国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数学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数学教育改革的成就和经验。中国的展示活动在大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实在令人兴奋和自豪。

与此同时，走中国化的道路必须破除对外国教育理论的迷信，增强民族自信心。100多年前，数学教学从外国传入，先是学日本，后学美国，1949年以后全盘学苏联，“文革”后又全面开放，欧美各式各样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潮涌进中国。我在华东师大教育系读书的时候，读过很多本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方面的书，為我们国家古代光辉灿烂的教育文明史而深感自豪，也为近代教育照搬照抄外国而感到羞愧。我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还有2000多年的教育优良传统和经验，特别是有着改革开放后40多年来数学教学改革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有信心在数学教育理论研究上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创新之路。

访 谈 人：张伟俊

访谈时间：2020年9月

整 理：陈 岑

作者：邱学华

第二篇：我的理想可以和四方美术馆产生“化学反应”

主持语：

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是由国内首家专门面向中国当代艺术，

成立于2005年8月。

展馆分别座落在南京的玄武区、浦口区与江宁区。

以收藏、展览、研究、教育为主要功能

的复合型非营利性民营美术馆。

时间：2010年1月19日15:00

地点：四方当代美术馆南京市区办公室

受访人：朱彤

采访人：陈瑞

SHMJ：四方美术馆新馆是一个建筑群啊？

朱 彤：对，是一个由来自全世界的顶级建筑师设计的24幢建筑的群落。

SHMJ：您是什么时候来的四方美术馆的？

朱 彤：09年吧，已经一年多了。

SHMJ：您之前是以一个独立策展人的身份出现在当代艺术活动中，策划了很多重要展览，比如第二届中国当代艺术三年展、2010年南京国际双年展……

朱 彤：是的，在欧洲、在国内策划了很多当代艺术展览。

SHMJ：听说四方美术馆有很丰富的当代艺术收藏。

朱 彤：四方美术馆可能是中国收藏当代艺术最全最系统的美术馆。你能报出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几乎人均两件作品以上，包括张晓刚、岳敏君、方力钧……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国际级的收藏，比如上个月，我们刚刚花了250万美元，收购了一件村上隆的两米乘一米九的雕塑，我们有达明•赫斯特、玛兰•杜马斯、基弗、安迪•沃霍尔等许多世界级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

SHMJ：四方美术馆投入这么大的资金，收藏这么多的作品，目的是什么？

朱 彤：目的很简单啊，一个企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总会需要有一些人去做这些事，去做推动文化发展的事儿。美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像洛克菲勒家族、像古根海姆家族都是这样。人赚这么多钱干什么？总会有一部分有文化理想的人，去努力做一些对文化有贡献的事情。

SHMJ：从文艺复兴时的美第奇家族就开始了这样的收藏传统。

朱 彤：对，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人去做这种推动文化发展的事。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迅猛，但文化的缺失越来越严重，目前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就跟我们眼中的“煤老板”一样——有钱，但没文化。那就需要有一部分人，来发展文化这块，现在政府也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光有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民间有识之士来做这件事情，体现在各个领域，美术馆不止我们一家，国内也有很多做得不错的。

SHMJ：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在初期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被外国人所掌握，像乌里•希克、尤仑斯夫妇等等。

朱 彤：这种状况在慢慢的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在国内已经非常普遍，像我们就有700多件。

SHMJ：所以四方美术馆已经面向国际做的收藏了。

朱 彤：对，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对国内当代艺术的收藏，我们收藏张晓刚作品的时候是几十万，现在都是上千万了，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现在重点放到国外艺术家作品的收藏。国内的艺术品也会收藏，但不会像以前那样大规模的收藏了，大规模的收藏已经完成。过去是九件中国的，一件外国的。可能未来我们每收藏十件作品中，有七件是国外的，三件是国内的。但我们收藏的代价要远远超过西方人收藏的代价，因为他们收藏的早，买的时候很便宜，然后再加价卖给我们。

SHMJ：以前四方美术馆有每四年做一次文献展的计划，实施的怎么样？

朱 彤：那是很久以前的规划，现在我已经重新规划了。四方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纯当代艺术的概念，而是一个大艺术的概念：时尚、艺术、设计、音乐，都会涉及，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美术馆，而且还是一个充满艺术生活方式的群落……

SHMJ：刚才提到您来到四方美术馆后，对美术馆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定位，有什么具体的设想？有一段时间没有做展览了。

朱 彤：是，因为四方美术馆之前还像中国大多数美术馆做的展览一样，可以讲中国绝大部分的美术馆已经开始变成场地的房东了。我来了之后美术馆做了些调整，试图要改变这种现状。现在很多的美术馆的展览只是一个星期、十天，甚至有的还是三五天，这在国际成熟美术馆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怎么做一个展览一个星期就结束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是因为场租费的问题，没这么多钱付场租费，所以他就不可能长。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没有真正的美术馆，第一个方面，美术馆没有自己的学术定位和学术价值取向，什么展览都做，有点像博物馆，但又不是博物馆。第二没有相对充足的资金做保证，导致出租场地，只要出租场地，学术质量就没法控制。还有就是中国美术馆展览的机制，也不是一个真正美术馆展览的机制。

SHMJ：你认为真正的美术馆应该是什么样的？

朱 彤：一个真正的美术馆，具体有几个功能，第一是学术性，第二是公众性，第三收藏，第四教育，这是美术馆的四大功能。既然请我来做这个四方美术馆的馆长，那我就想做一个具有真正国际意义的美术馆，不一定非得做到一步到位，但能不能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所以说，在新馆没有开始之前，我就做了重大的对美术馆的改革和调整。

SHMJ：您打算做怎样的调整？

朱 彤：四方新馆开馆后，将以一个全新的国际化的形象展现在公众面前。按照我刚才讲的，第一，我们绝不出租场地，我们不愿做的展览，你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做，第二，我们的展期，不会一个展览只展个十天八天，最少一个月两个月，好的展览是三个月甚至半年，第三，我们有完整的收藏，这个完整的收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完整的系统的收藏，我讲的完整的收藏是从伤痕美术以后，到八五新潮、到九十年代的玩世波普，甚至到年轻一代的卡通，沿着这个脉络，对中国当代美术史做一个收藏。另外就是对全球当代艺术的收藏。其他的我们不涉及，我们学术的立场是沿着这个点来做。

SHMJ：只收藏当代艺术？

朱 彤：对，我们以后做的所有的展览，都是当代艺术的展览，不仅仅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全球的当代艺术都有关系，这是我们美术馆的一个定位。另外，我们美术馆将有很多学术交流，不仅仅是做展览，我们每年将会请一到两个国际顶尖级的艺术家、策划人、学者来做讲座，做展览的时候通过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收藏了700多件国内的作品，2011年我们计划投入两个亿在国际的收藏，过来的这一年花了一个亿，我们的决心是很大的。

SHMJ：之前也听说四方美术馆要有大动作，要面向全球做一些国际性的高端展览。

朱 彤：所以说为什么你最近看不到四方的展览，现在没有展览是为了准备更好的展览。因为再做普通的常规的展览对我们毫无意义。我们美术馆最大的特色就是国际化，国际化的概念也是这一年来我一直强调的。为什么要国际化呢，可能有些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误解，说我们是崇洋媚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去购买世界上所谓大师的作品，为什么不拿这些钱来做中国的艺术？很多人不理解。

其实我们的想法和目的很简单。我首先要谈中国的文化，中国人从清代以后就把我们老祖宗最重要的“中国人的精神”——宽容和分享——给丧失掉了，渐渐就形成了一种很狭隘的局面。我一直在想，中国文化近三十年来，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在全球越来越高，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国人也变得越来越有钱，但是就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走向强大的同时我们的文化没跟上。

SHMJ：是文化的缺失。

朱 彤：是的，当然文化概念涵盖的点很多，但是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我们要体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精神——分享。如果一个国家对异域文化没有一个分享和接纳的态度，实际上是不自信的。只有自信的人才会说：“来吧！我们一起，你表达你的观点，我阐述我的观点。”只有自信的人才会做到这一点。所以说要有大国的气度、大国的胸怀，来面对全球的各种文化。这也是目前西方国家对中国最看不懂的地方，说你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特别是在当代艺术领域，对西方一直是索取，蓬皮杜、卢浮宫、MOMA、古根海姆等等帮中国做些展览，那么别人会反问你中国的美术馆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捷克艺术的展览呢？为什么不能做一个越南艺术的展览呢？你为什么不能做一个菲律宾的展览呢？

SHMJ：国内似乎很少有人有这种想法。

朱 彤：现在中国是一个大国，已经有这个能力来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要有一批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带领中国改变这种形象。其实美术馆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国家形象的完善。我们要体现中国人的胸怀，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就是要交流，现在有这个实力了，为什么不去做？

SHMJ：还是话语权的问题。

朱 彤：在近三十年来，西方的文化、艺术的的确确对我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们选择收藏和展览西方艺术品的时候，我们是有底线和标准的。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我们都去购买他的作品，一是没有这么多钱，二是这样就失去了判断的标准。我们的选择点就是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当代艺术家。我们为什么会收藏村上隆和奈良美智？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当代艺术家相当一部分受到村上隆和奈良美智的影响。为什么选择杜马斯和里希特？他们对中国80年代以来的当代绘画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无比的号召力。我们为什么选择达明•赫斯特？现在中国做装置艺术的前卫艺术家许多就是受到赫斯特的影响。我们为什么收藏安迪•沃霍尔？因为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对中国的波普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们为什么收藏基弗？因为他确实对中国当代很多艺术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说南京的丁方、管策等等，基弗那种苍凉、深沉、悲壮的诗人般的气质影响了那批人。

SHMJ：是的，都有西方的影子。

朱 彤：所以说看我们收藏的名单，不是没有目的的，是按一个相关的脉络去收藏，不是乱花钱。这样完整的收藏会让西方的主流画廊、美术馆、策展人和媒体对中国刮目相看。其实现在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经济一点都不对等，西方人看中国人就是“煤老板”，就跟我们看山西煤老板一样，我们要努力改变这种现状。

SHMJ：还是需要有人去做。

朱 彤：做这样的事对我个人来讲是有一定情结的，四方美术馆为我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平台，让我能做这样带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事情，这是我最大的动力，我的理念得到了投资方以及其他方面的大力支持，让我觉得不是在做一个美术馆，而是在做一个文化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格局可能会产生影响。

SHMJ：这点我很认同，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比如说西方著名的博物馆会有东方馆、亚洲馆，但我们的博物馆却仅仅是自己的东西。

朱 彤：对，我们没有欧洲馆、没有美洲馆，如果这样下去就是逆时的，会越来越封闭，是孤芳自赏，是弱势的。强势的人一定是开放的。美国的文化是强势的，美国的文化是最自信的。他会张开怀抱，也是这样体现他们国家的魅力和激情。中国人今天一定要找到真正的自信，不是在巴黎的街头，在LV的专卖店一掷千金，就有自信了。

SHMJ：那是去“扫货”。

朱 彤：“扫货”这样的“自信”会让人很瞧不起，必须让人了解到自己国家的气魄和胸怀。

SHMJ：刚才您说投资方对您的想法很支持，那么投资方有没有对您有利益回报的要求？

朱 彤：没有，我们的定位就是以当代艺术为核心的美术馆，而且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美术馆。四方文化集团有很开放的理念，认为支持艺术收藏与提升自身品牌是相辅相成的。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支持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选择。像洛克菲勒家族、古根海姆家族都是这样的。

SHMJ：刚才您提到目前中国国内文化的缺失以及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失衡的现状，也是您在前段时间策划的首届南京双年展上提出的“书写”这一主题的语境吧？

朱 彤：对的，这是我最近一直在关注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寻求中国文化的定位，这种定位绝对不是盲目的自大，不是说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弘扬到一个多高的高度，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在这个里面发掘，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所折射出来的某种现象，可以和世界的文化发生碰撞，这种文化是我们自身的，当然我们可以学习西方的方法论、学习西方的发展模式，初期的时候可以这样，就像婴儿对家长给的东西都会接受，但成熟之后就会选择了，会有自己的判断。民族和国家也一样，必须要有骨子里的判断。

SHMJ：但当今的全球化、国际化很大程度上是单一的西方化。

朱 彤：什么叫做国际化？国际化不是国际一体化、不是国际趋同化，不是让美国文化去取代欧洲文化、取代中国文化，让世界到最后只有一种文化，不可能。美国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我们可以吸取，但是你骨子里的东西必须拿出来，去与其对接，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当然不止是美国文化，我指的是全球所有文化，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全球文化的现代性，形成自己民族文化的现代性。

SHMJ：在全球文化现代性下体现民族特色，才能去与其他文化对话。

朱 彤：是的，我举个例子，我们不可能再去穿过去传统的旗袍，很不方便，但是经过现代改良后的旗袍可以穿嘛！这只是文化折射到服装上的一个小小的节点，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就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张艺谋对传统文化的运用相对来说已经到了极致，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进行了完美的视觉呈现，当代科技是不能回避的，我们能回避投影机吗？能回避电脑吗？能回避美国团队带来的高科技吗？但是必须植入中国的元素。

SHMJ：您讲过四方美术馆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美术馆，在面向国际的同时有没有考虑过立足本土？

朱 彤：你讲的本土是中国还是南京？

SHMJ：具体到南京。

朱 彤：我从来就没有认为我们这个美术馆是南京的美术馆，我们即将开的新馆，绝对不是代表南京，我们最基础的起点也是在中国，甚至亚洲。但四方美术馆在南京，客观上肯定会对南京有所影响，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南艺有多少人学生看过奈良美智的原作？有多少人看过杜马斯的原作？有多少人看过村上隆的原作，基弗原作的？那他们坐车到珍珠泉来，就能看到这些原作。

SHMJ：外国双年展绝大部分都是装置与影像，而南京双年展很多还是架上作品。

朱 彤：就是架上都已经看不懂了，要都是装置和影像，还不知会怎样。南京双年展已经很温和了，已经到了我的底线，并不是我没有水平做那种最高端的展览，是因为没办法做。双年展是一个策划人跟政府、艺术家妥协的产物，尤其是在中国。那个真实的东西并不是展览呈现的东西。就是这样，对南京这样一个城市，这样一个近乎保守的当代艺术展览，说老百姓看不懂……我认为老百姓看不懂是正常的，周杰伦老百姓都不一定能懂，宋祖英差不多，小沈阳可以，一个老百姓都能看懂的文化，那一定是通俗文化，或者说是大众文化。

SHMJ：听说您也是川美的客座教授。

朱 彤：对，我每年在四川美院讲座两次，打个比方，我这次出国，去巴塞尔，四川美院知道了，就会请我去给他们介绍一下世界上最新的艺术潮流、方向。就是放一些幻灯片，给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学生讲讲。这可以让学生了解到最新的资讯和世界的艺术现状。

SHMJ：这是教育的问题，南艺比较注重传统艺术研究，像中国美术史、中国画论、书画美学、佛教美术这些都很强，当代艺术的研究比较少。

朱 彤：南艺的传统势力太强大。当然我完全不是否定传统，我只是认为一个综合性的艺术院校应该给学生更广阔的知识面和各类开放的艺术思想。像南艺、南师大这类南京本土艺术院校太忽视这方面了。但像李小山、顾丞峰都是很懂的，但他们个人的力量没法跟这个传统抗衡，所以实际上他的力量没有被完全释放出来。

SHMJ：您的看法很犀利。

朱 彤：我对教育体制的问题从来是不回避的。五年前我正在策划一个很大的展览，《现代快报》就问我为什么不在江苏省美术馆办，我说“江苏省美术馆还能叫美术馆么？”后来他们题目用的也是这个，黑体大字，连续三个头版，连续三天整版报道。最后逼得当时美术馆馆长宋玉麟也接受采访，我对这些问题从不回避。

SHMJ：这次南京双年展是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吗？

朱 彤：这个是主办方和投资方定的，我是他们聘请的策展人，我没权利选择场地，新的省美术馆的场地硬件还是很好的。

SHMJ：有没有考虑过四方美术馆的地缘问题，它坐落在南京的浦口，会不会有许多人去？

朱 彤：其实欧洲很多美术馆都不在市区，在郊外的森林里面，开车要一两个小时，但他们美术馆每年接待的观众数量有上百万。我们现在做的真的是有点超前的事情。两年以后看浦口就不一样了，当年上海看浦东就是农村，怎么会在浦东买房子？现在浦东的房价远远超过上海市区。上海最好的建筑、最好的酒店、最好的艺术馆全在浦东。我不认为会有地缘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做麦当劳、肯德基，需要在闹市区开店，我们做的是最奢侈品，不需要南京的老百姓都要去，他们愿意去就去。我们做每一个展览都是让全中国知道的，艺术圈的人，如果到南京来，一定会来我们美术馆。我们面向的是整个中国，每天不要多，几百个人，周末的时候多一点就够了。国外的很多大的美术馆都是这样，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艺术。我们在这里可以大谈艺术，但如果跟一个每天上班累得话都不想说的工人谈艺术，怎么可能呢？

SHMJ：出了门就没艺术了。

朱 彤：这是一个现实。

SHMJ：您现在付出这么多心血做这些事，觉得多长时间可以见到效果？

朱 彤：我觉得三年，就可以看到效果。

SHMJ：三年？这么乐观？

朱 彤：我曾经对投资方说，再给我三年时间，但在这之前已有了几年的积累，我一定要把四方美术馆打造成亚洲一流的美术馆。

SHMJ：美术馆开幕展准备怎么做，方便透露么？

朱 彤：开幕展还是当代艺术。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是美术馆的常规展览，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第二是公共艺术，户外的公共艺术与建筑的关系，第三是建筑师和艺术家之间的创作，空间与艺术家的对话。这三个板块都是极其学术的，三个板块构成整个的开幕展，同时配一场最时尚的秀。世界最大品牌的时尚秀，和一个很大的party，把时尚和艺术进行结合。我希望观众和媒体都开心。

SHMJ：现在很少听到像您这样大视野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想法。

朱 彤：这就是支撑我做这个美术馆的原动力。我一直是喜欢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状态，我为什么会从一个独立的策划人来做四方的馆长，是因为四方给我的平台可以支撑我的理想。我的理想可以和这个地方发生化学反应。现在每天这么忙，这么多事情，以前做独立策划人很自由不用这么烦的，但做事情总要付出代价。

SHMJ：从自由状态到现在这种状态的转变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吧？

朱 彤：是会遇到，需要很多磨合。我当时也很简单，磨合的好我就做，磨合的不好我可能就不适合这个职位。但是现在的磨合程度超乎我的想象，我觉得很好，一样很自由……

第三篇：生动.大气:我的教育主张

摘要：生动的教育，是指对现实教育条件的积极顺应，体现了教育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大气的教育，是指对教育基本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坚守，体现了教育的规律性和超越性。生动的教育与大气的教育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生动·大气的教育是向儿童教育的自觉回归，是对学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丰富多彩而又合乎规律的教育图景。

关键词：教育主张;生动、大气;实践探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办学特色的形成既需要学校文化的长期积淀，也离不开校长的适时提炼和大力倡导。作为一校之长，要想在学校办学特色形成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在缜密论证的基础上，大胆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

吴江市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名校，拥有优良的办学传统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在认真梳理学校发展历史、深入探究学校办学现状的基础上，我提出了“生动·大气的教育”这一教育主张。我认为，这一教育主张既契合了教育的本质规律和时代特征，同时也是对吴江市实验小学未来发展走向的合理规划。

一、生动·大气：作为一种教育主张的内涵解读

什么是“生动·大气的教育”?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种教育主张，“生动·大气的教育”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不是“生动的教育”和“大气的教育”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深度融合和相互催化，并在融合和催化中拓展出了新的意义空间。

1.生动的教育

生动的教育，是指对现实教育条件的积极顺应，体现了教育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教育总是一定条件下的教育。社会与人发展的历史阶段，特定时代、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哲学、教育理论、教育目标、教育政策、教育内容、教育技术等，学校的历史文化、办学特色、教育追求、师资水平等，乃至学生的群体特征和个性特征……都构成了教育的现实条件。现实条件既是教育的基础，同时也对教育形成了一定的制约。教育不是空中楼阁，只有首先分析、了解并顺应现实条件，教育活动才能顺利开展、发挥效用。当然，对现实条件的顺应并不是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现实，而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顺应，是对现实条件的主动了解、灵活适应，体现出生动、活泼、灵动等特征。

生动的教育首先表现为教育形式的适应性。在生动的教育中，教育内容呈现方式形象生动，契合儿童具象化、情境化的思维特征;教育方法活泼生动，富于变化性和趣味性，有效吸引儿童易于分散的注意力;教育环境鲜明生动，富有感染力和创造力，为儿童创设一种舒适、宽松、自由的心理氛围。

生动的教育还表现为教育内容的适应性。在生动的教育中，教育内容要有形象性、生活性、趣味性、简约性，力求有故事、有情节，以顺应儿童的认知特点;要兼具普世性与地域性、通约性与适应性、群体性与个体性，内容组合方式因地、因校、因人而宜，以贴近儿童的生活世界，契合学校的办学特色，适应地域的文化特征。

生动的教育更表现为教育目标的适应性。教育最终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教育目标层面，生动的教育是指学生获得适切、适用的发展。适切的发展是指学生发展的方向、目标、路径等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个性特征，让每一个学生在每一个阶段都获得适合自己的、具有个性的发展，发挥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适用的发展是指在确定培养目标时要充分考虑教育的社会化功能，把学生培养成适应并促进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

2.大气的教育

大气的教育，是指对教育基本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坚守，体现了教育的规律性和超越性。

教育是一种科学，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有其高度概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定律。教育规律是教育实践头顶上的星河，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却可以烛照现实、引领方向。教育要积极顺应现实条件，但不是对现实条件的被动妥协和无条件依从。对教育现实，既要入得其内，予以充分理解和适应;也要出得其外，以客观的教育规律加以审视和反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过度地聚焦教育现实、关注教育细节，会忽视对教育的方向性、全局性把握，容易造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得之一隅，失之全盘”的教育失误。大气的教育首先要保证大方向的正确，因此，在投入教育实践的同时，还需要时时抬头仰望教育规律的星空，校正教育实践的方向。另一方面，教育规律是对教育实践的概括的、全局的把握，因此，在关注教育细节的同时，也要借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实践智慧，以全局的视角审视教育，从规律着眼，从大处着手，让教育实践更具规律性、系统性和全面性。

对现实条件的积极顺应是教育活动开展的前提性条件，但不是其终极目标。教育是“替一个未知的世界培养未知的儿童”[1]，因此，必须具有前瞻的视野和超越的眼光，把握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动向，让教育的“产品”——人——在自身全面发展的同时适用于未来社会的需要。大气的教育首先是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和谐地发展，是帮助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具有主体地位的人，而不是作为某种知识储备、能力媒介或行为载体片面地、各自为政地发展。同时，大气的教育还应促进学生超越性地发展，引导儿童在充分关注现实生活领域的同时，具有一定的时空超越性，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更辽远的未来世界、更精奥的精神领域适当拓展，实现对现实世界和自我世界的双重超越，向往和追求更高、更远目标的发展。

3.生动·大气的教育

作为教育追求，生动与大气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系，既对立又统一，既有表层意义上的区别，又有深层内涵上的关联。在对立、区别的意义上，生动的教育是合目的性的，大气的教育是合规律性的;生动的教育是现实性的，大气的教育是超越性的;生动的教育是儿童气质的，大气的教育是成人气质的。在统一、关联的意义上，一言以蔽之：生动的教育内蕴着大气的教育，大气的教育表现为生动的教育。

生动的教育要求教育顺应现实条件，要因人、因时、因地、因势制宜，灵活地确定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在这个意义上，生动的教育就是“因材施教”的教育。而我们都知道，“因材施教”是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由此可见，生动的教育是合规律性的，内在地包含着大气的教育的特征与要求，是大气的教育的一种实践形态。

同时，规律不等于刻板，大气不等于固执。中国古典哲学认为“大道无形”，这并不是说规律看不见摸不着，而是说规律没有特定的实现路径，“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往规律的道路有无数条。教育也是如此，作为一种教育之“道”，大气的教育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外在形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师生那儿，大气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形态。这种内在的张力，让大气的教育成为一种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教育，成为一种富有生机与活力的教育，因而也成为了一种生动的教育。

综上所述，生动的教育与大气的教育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遵循而不死抠教育规律，顺应而不屈从教育现实，在教育规律和教育现实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共同营造了丰富多彩而又合乎规律的教育图景。

二、生动·大气：向儿童教育的自觉回归

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如果对人没有深刻的认识，教育很难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对“人”的理解上，既要有哲学层面上的“质”的认识、人类学层面上的“类”的认识，也要有社会学层面上的“群”的认识、心理学层面上的“个”的认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学生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其抽象的、泛化的“质”和“类”的特性，而较少关注其具体的、现实的“群”和“个”的特性。特别是在中国，成人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使得我们的教育研究与实践往往是站在成人的立场上，以对成人的理解和认识来规范、约束儿童。作为未成熟的个体，小学生与成人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儿童，走近儿童，研究儿童，并进而开展适合儿童的教育。我们所提出的“生动·大气的教育”，就是在对儿童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向儿童教育的自觉回归。

1.儿童是生动、大气的

儿童是生动、大气的，这是“生动·大气的教育”之所以成立的基础。“生动”与儿童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儿童的天性是活泼的、率性的、自由的、乐观的、多变的，有着很强的适应力和成长性。而在日常的印象中，“大气”似乎与儿童缺少关联，更多显示出成人的气质，事实上，儿童也是大气的，只不过这种大气以另一种成人所不熟悉的方式存在。

美国哲学家马修斯写过一本《哲学与幼童》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以大量生动的故事以及哲学家的严谨推理向他的大学学生证明，“他们中许多人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在运用哲学了”[2]。的确，儿童所受到的社会化训练和教化还比较少，好奇心、探索欲比较强，再加上思维往往是天马行空、无所不往的，他们很多看似不着边际的疑问和论断，暗合了哲学的一些母题。对事物表象的超越和对客观规律的追索是哲学的基本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无疑是大气的，由此，至少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与哲学存在着天然亲缘关系的儿童也是大气的。

当然，并不仅仅是原始的、朴素的哲学思考让儿童大气起来，在日常的言语与行为中，儿童往往也较少现实功利性和实用性，表现出成人难以企及的大气。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写过一篇题为《反悔》(入选小学语文教材时被改为《羚羊木雕》)的小说，写“我”把妈妈送给“我”的一只贵重的羚羊木雕送给了好朋友万方，后来又在父母的威逼之下不得不要了回来。在这个故事中，“我”看重的是友情，而父母看重的却是羚羊木雕的价值，二者相较，“我”比父母要显得更大气、更豁达。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认为：“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您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3]

2.儿童教育应当顺应儿童的生动、大气

当前的学校教育中，儿童表现出超越年龄的“少年老成”是受到鼓励和表扬的，这种教育观念其实是有问题的。童年作为人生成长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不应被轻易地忽略，甚至是粗暴地否定。在儿童教育中，必须把儿童当成儿童，必须让儿童成为儿童，尊重儿童的天性而不是相反。

“生动”这一语词与儿童的天性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它既是对儿童天性的反应和解读，也是儿童天性发展的推进动力，儿童的教育应当是生动活泼、生动自然、生动有趣的，应当是顺应儿童的年龄特征和个性特征的。同时，从教育的有效性角度来看，因为切合了儿童的天性，生动的教育也更容易让儿童自觉地接受，更容易激发起儿童的求知欲望，让儿童在教育中找到乐趣、找回自我，强化自我发展的需求，产生自我教育的动力，教育的目的更易于达成。因此，无论是在目的还是在手段层面上，生动的教育都是儿童教育的应有之义。

儿童天然的大气是非常珍贵的，对于儿童道德的成长、品性的形成、情感的发展等都具有种子的意义。在儿童教育中，不应武断地以成人的功利要求来约束儿童幼稚然而率真的言行，不应自负地以成人的理性来扼制儿童无羁然而美好的想像，不应势利地以成人的实用标准来喝止儿童无用然而真诚的追问。儿童教育应当保护儿童的这种天然的大气，教师应当具有儿童气质，与儿童一起对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宇宙等进行充满趣味的想像和追问，与儿童一起进行超功利的、率真的游戏和交往。儿童教育家李吉林对自己的评价是“长大的儿童”，虽年过花甲，“仍然像儿童一样，常常睁大眼睛看着这多彩的世界，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去体验，心里想着许多问题。外出坐在车上常常从田边驶过，看着田野里开着黄花的向日葵，看着同样开着黄花的丝瓜花、南瓜花、西瓜花、黄瓜花，又想到麦子、稻子成熟了，都是金黄色的，这是为什么呢?”[4]有了这种与儿童相通的“赤子之心”，就能理解、尊重并保护儿童天性中天然的大气。

3.儿童教育还要提升儿童的生动、大气

教育要尊重儿童的天性，但尊重并不意味着迁就、放纵。我们要认识到，儿童的天性一方面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另一方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儿童的天性是需要加以引导和提升的——教育的价值和任务也就在于此。

儿童的社会化程度还不够高，规则意识和集体观念还在形成之中，因此，儿童天性中的生动也包含有自私自利、任性固执、自由散漫等负面要素。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理的成熟，儿童率性而为的生动也会慢慢显得不合时宜，需要得到相应的发展。因此，在尊重、顺应儿童的生动天性的同时，我们应发挥教育提升儿童天性的功能，把儿童与生俱来、自然自发的生动逐步提升为适应社会、自觉自主的生动。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儿童对自我天性的顺应提升为对现实社会的顺应，让儿童学会把外在环境与自我心性结合起来考虑，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灵活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儿童终将长大，社会化的生动或许不够纯真无瑕，但对于儿童将来的社会化生存却有着不可或缺的实际意义。

儿童的大气是懵懂的、含混的、模糊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想像式追问和现实生活的无意识超越。衣食无忧的儿童可以生活在无边的想像和无羁的“超越”中，但这种天然的大气对于成人来说却未免显得过于幼稚、过于天真。儿童教育要顺应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在儿童长大的过程中，引领儿童学会把想像式追问逐渐转化为富有理性的推理和论证，在现象中发现规律;学会把无意识超越逐渐转化为有意识的规划与追求，在现实中展望未来。这样，儿童天然的大气就逐渐提升为了自觉的大气，儿童一旦拥有了高远的追求、宽广的胸襟、开放的视野、豁达的气度，长大之后不至于被琐碎、繁杂的现实生活所淹没，而能拥有一种既关注现实世界又追求终极真理、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美好生活。

三、生动·大气：学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教育主张需要适时创新，但不能凭空产生，而要建立在尊重学校历史文化传统、充分考虑学校现实发展现状的基础之上。对于吴江实小这样一所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百年老校而言，在发展中变革、在传承中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1.大气：学校的文化基因

吴江市实验小学的前身爱德女校创建于1904年，与同时代的新学校一样，爱德女校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潮的交融激荡中形成了独特而非凡的气质，那是一种通古博今、融贯中西的大气度，那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胸怀，那是一种播撒科学与文明种子的大追求。

爱德女校创始人王菼先是变卖家产办学，后又捐献编译、授课所得数万元助学，在办学历程中更是劬力劬心、竭忠尽智，这种大气的胸襟和气度是对“爱德”的最好诠释，它们与“爱德”校训一起深深植根于吴江实小百年的历史之中，内化为实小的文化基因。正如学校在回顾百年办学历史时所言：“实小人从办学的第一天起，就一直以极其大气的胸怀对中国的教育进行着思考和实践，以极其大气的胸怀撒播着善德与博爱，以极其大气的胸怀关注着学生与家长。这种大气的胸怀，已经成为实小人代代相传的血脉和基因，它和那棵百年的胡秃子树一样被凝结在了实小的百年历史之中，充盈在美丽的校园内。”学校正因为其大气，才能以大爱大德为学校教育的最高目标;正因为其大气，才能经历百年风雨而葱郁常青;正因为其大气，才能培养出如费孝通这样的大师。

2.生动：学校的创新维度

时光流逝，世事变迁。自1992年更名为“吴江市实验小学”以来，在全球高新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中央教科所赵学漱研究员和南京师大班华、丁沅、郝京华教授等的指导下，学校以环境教育为突破口，加强科技教育，创办科技特色的办学思路逐渐明晰，科技教育办学特色显著。基于此，学校凝练出了“求真”的学校特色，与“爱德”一起，共同构成学校的核心价值体系。与此同时，在走向第二个百年之际，吴江实小敏锐地感知到了新课程改革带来的从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到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的全方位冲击，在“大气”之外，又提出了“生动”的教育追求。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当然不局限于课程的变革，它还是教育哲学、教育理念的方向性转变，是对儿童的发现、尊重和肯定，是对社会本位、知识本位教育观念的反思与纠偏。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以知识为核心、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育显得不合时宜，需要确立儿童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吴江实小选择了“生动”一词作为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积极回应，作为学校创新之旅的新路标，应该说是切合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同时也找到了学校发展的突破口。

四、生动·大气：学校教育的实践探索

作为一种教育主张，“生动·大气的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必然缺乏生命力。只有植根于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生动·大气的教育”才有可能萌芽、抽枝、开花，并结出甘甜的果实，为师生所享用。

1.“生动·大气”的校园环境

校园环境是一种潜在的教育资源，对师生产生着“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办“生动·大气的教育”，需要营造“生动·大气”的校园环境。

近年来，吴江实小快速发展，形成了“一校四区”(本部、幼儿园、爱德双语分校、城中校区)的办学格局。在校园环境布置上，我们秉承大气的理念，以全局的眼光整体规划学校布局，学校教学、运动、生活等功能区域划分合理，为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了舒适、便利的条件。大气的理念还体现在以前瞻的眼光设计学校的环境，不仅着眼于当前的办学现状，还为学校未来的发展预留了充足的空间。大气的理念更突出了为每个孩子发展服务的意识，学校的每一个环境都是孩子们活动的资源，研究的对象，精神成长的乐园。比如，我校的标志性景观“金钥匙”，轮廓优美，气势博大，匙面装饰纹样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为在金钥匙上有栩栩如生的“恐龙”、“百慕大三角”、“飞碟”、“金字塔”、“空中花园”、“狮身人面像”等学生感兴趣的近代科学之谜。它是召唤孩子们好学奋进、勇于探索的一种象征，是鼓舞孩子们敢于向困难挑战的加油站，它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美的享受，更是一种启迪与激励。

当然，大气不等于粗放，在校园环境布置上，我们还追求生动的品质。一方面，我们在学校环境布置上不强求统一，各个校区各有各的风格和特色：城中校区，校园虽小，但移步换景，颇为精致，尤其凸显出学校浓郁的科技文化氛围;爱德双语分校，现代气息浓郁，充分显示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升腾;本部校区，格局开阔，错落有致，活泼生动。另一方面，虽然各校区风格各异，但都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方便师生的学习、生活为准则，进行学校的环境布置，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作出细节调整。如，近年来，教师骑电动车上下班的越来越多，为此，学校在车棚里安装了很多电源插座，以方便教师为电动车充电。

2.“生动·大气”的学校管理

学校管理是一门学问，放则容易失之粗疏，收则容易失之刻板。“生动·大气的教育”需要收放自如的学校管理，需要学校管理者一方面从大处着眼，以一种大视野、大气度、大格局来实施学校管理，另一方面从细处着手，关注管理细节与管理适应性，力求做到管理因人、因时、因势制宜。我们认为，文化管理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学校管理型态。

文化管理是一种大气的管理，与制度管理相比，它表现出十分显著的超越性：超越了制度约束，追求的是文化感召;超越了行为管理，追求的是心理认同;超越了量化评价，追求的是情感激励;超越了千人一“法”，追求的是因材施“管”;超越了外在控制，追求的是自主建构……这种超越让文化管理不再繁琐细碎、“斤斤计较”，而是跳出芜杂、直指人心，表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我校是一所大校，校区多，教师多，学生多，给学校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近年来，我们依托一个多世纪办学过程中积累的丰厚文化，提炼出了“承‘爱德·求真’校训，办‘生动·大气’教育”的办学追求，重新规划和建构包括理念文化、管理文化、教学文化、视觉文化等内容的学校文化体系，形成新的文化共识，集聚新的文化力量，推动学校在第二个百年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文化管理同时也是一种生动的管理。文化管理追求共同价值观之下的和而不同，充分尊重不同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个性特征，体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与生动的教育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在“承‘爱德·求真’校训，办‘生动·大气’教育”的文化共识之下，学校将决策权和管理权下放，给各校区留下了充分的自主发展空间，鼓励各校区错位发展、特色发展，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生动活泼发展格局，使学校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同时，在引导师生形成共同价值观，建构心理和行动共同体的基础上，我们还关注师生的个体特性，尊重师生的价值选择，营造自由、宽松、和谐的生存环境，让每一位师生都成长为与众不同的“这一个”。

3.“生动·大气”的课程教学

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如果没有生动而大气的课程教学作为基础，“生动·大气的教育”只可能是空中楼阁，看起来非常美好，但却是虚幻无着的。新课程改革以来，三级课程管理体制赋予了学校以较大的课程决策、课程设置、课程管理的权力，我们抓住这一契机，在学校良好的教学传统的基础上构建生动而大气的课程教学。

我们认为，生动而大气的课程教学，从目标上看，既着眼学生的终身发展，又观照学生的当下生活;从结构上看，既做好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又重视校本课程的多样化建构;从内容上看，既搭建普适性知识的网络，又预留个体性需求的空间;从实施上看，既贯注学校的课程教学传统，又尊重教师的个人教学风格;从评价上看，既注重共性标准的落实，又关注个体水平的差异……总之，生动而大气的课程教学一方面要推动学生的社会化发展，让学生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人;另一方面也要促进学生的个性化成长，让学生成为他自己。

在生动而大气的课程教学理念的引领下，我们一方面保证了学校在国家课程实施上的优异成绩，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科技、双语等校本课程质量的不断提升，在省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注重全校在理念层面形成共识，另一方面也分校区进行课程特色打造——本部的科技教育、爱德分校的双语教育都已结出了累累硕果;一方面形成了学校以生为本、以学定教的课程教学共同追求，另一方面也引领教师发挥个体教学优势，形成个人教学风格——特级教师管建刚的作文教学、特级教师张学青的阅读教学都已形成独特风格，并得到广泛认可。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36.

[2]加雷斯·皮·马修斯.哲学与幼童[M].陈国容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序言).

[3]陶行知.小孩不小歌[A]//陶行知全集(第七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4]李吉林.我，长大的儿童[J].人民教育，2003(17).

Lively and Generous Education： My Position

YAO Hu-xiong

(Wujiang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Wujiang 215200， China)

Key words: education position; lively; generous; practical exploration

作者：姚虎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