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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刑事法学论文范文
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改革研究
摘 要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原有的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进行改革。本文就是从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现状出发，探讨了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在当前整个社会需求、公安院校毕业学生工作需求以及刑事诉讼法修改需求下改革的必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对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从教学原则、教学方式、开拓专业视野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措施。
关键词 公安院校 刑事诉讼 教学
Research o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 Criminal Procedure Teaching Reform
WANG Liping
(Hubei University of Police， Wuhan， Hubei 430034)
Key words public security college; criminal suit; teaching
1 当前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现状
(1)教学方法仍旧单一，缺乏创新性。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尤其是在当今电子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各种电子产品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这种现象也引起教育模式的变化。各种网络视频教学、在线考试视频以及MOOC等教学模式等，都已经悄然进入中国，有的大学甚至走在前端已经开始投入研发等。在这种高科技时代极度发达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方式也必将改变。但目前看来，尽管各大高校的教学要求已经一改过去传统的板书式为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方式，但高校教师使用的多媒体教学的方式、方法缺乏创新性。例如，大多数高校教师只会PPT制作课件和最简单的多媒体操作，至于一些多媒体演示技巧和多种风格的教学穿插使用则凤毛麟角;而且多数高校教师认为与过去的板书相比已经进步很多了，教学注重教学内容即可，而教学模式不需要过多注重。所以整体看来教学方式仍旧单一，缺少创新性。
(2)教学理念不明确。作为法学主干课之一的刑事诉讼法学，是主要介绍刑事案件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诉讼过程的一门法学课程，实践性特别强。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虽然已经开始关注学生公安司法实践能力的培养，但是仍然存在培养的目的性不强、教学理念不明确的情形。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安排的播放相关刑事诉讼视频或者开展模拟法庭等相关法律实践教学，仍然存在走过场、忽视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现象;其次，大多数公安院校法学教师在日常工作中也多注重理论研究，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司法实践的经验，日常讲授的也多是书本的理论知识，甚至很多知识、理论比较陈旧和落伍;再加上其教学缺乏真实的司法实践案例的教学资料，这种教学现状导致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仍然比较低下，对学生的公安实践教学也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3)教学模式改革力度不大。传统的刑事诉讼法教学多为讲授法，即老师讲授学生被动学习接受知识。这种教学模式往往导致“培养出的学生往往缺乏实践经验，学习主动性差、知识面窄、综合素质低、高分低能现象普遍。”①同时这种教学方式也忽略了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只是单纯被动地吸收知识，会导致其在公安司法实践中遇到实际问题时，缺乏积极主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现在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模式也做了相应改革，设计相关环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是整体看来，这些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的改革力度仍不大，实际教学仍然以灌输式教学为主，起不到真正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效果。
2 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信息化时代的需求。随着信息化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科技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信息化科技也在影响着我们高校的教育教学模式。目前看来，对高校教学影响最大并且速度最快的应属于MOOC课程，单看Coursera，短短一年多，全球共有81所成员高校或机构加入这一联盟，共享386门课程，注册学生超过400万。②这是一个信息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各种电子产品的更新层出不穷，并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生着飞快的变化，在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里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各行各业都必须进行改革。并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各种犯罪已呈现出向智能化、科技化方向发展的特点，必将对司法工作在打击犯罪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在程序和技术手段方面。这些变革使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也必须进行改革。
(2)学生就业需求。考查本院2014届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有近35%左右的人员进入公检法系统任职，③其他公安专业进入公务员系统的更多一些。可见公安院校学生大多的工作意向是通过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进入到公检法单位工作。本文认为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的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培养具有宽厚的法学理论知识，以及从事法律实践相关业务的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作为刑事诉讼的国家专门机关有侦查、讯问、搜查等强制措施权力，作为未来的执法者，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其今后工作水平的高低，而这些又不可避免与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水平高低相关。这些都要求公安院校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要针对现实的公安司法实践要求进行不断改革。
(3)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要求。2013年新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理念、证据制度、侦查措施等方面都进行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这对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也提出了新的教学要求，使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也必须围绕新法作适当调整，以应对公安实践工作的挑战。“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的理念制定的再完善，在实践中得不到好的执行，执法者不具备先进的司法理念作为指导，再好的法律也只是纸上的条条框框，对现实的公安司法实践一点作用也起不到。同时在公安实践中，公安机关的侦查环节又是引起社会公众高度注意的一个阶段，所以公安院校必须对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重视起来，并进行相应改革，才符合公安司法实践的现实要求。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在当前高科技信息高度发展的形势下，公安教育中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的最佳改革途径。
3 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的改革途径
3.1 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原则
(1)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由于刑事诉讼法本身就是一门实践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中，必须时刻强调实践教学。例如在侦查环节，学生要求学习并掌握具体的讯问、询问、搜查、扣押、强制措施等实践操作流程和技巧。当然，理论知识的掌握也很重要。对于长期工作于公安司法机关的人员来说，除了过硬的技术外，还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作支撑。这就要求公安院校在培养学生实践诉讼能力的同时也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如果一味关注学生实践水平的提高，虽然能在短时间让学生学有所用，但要是没有理论知识的支撑，会使学生形成只能解决具体的公安司法实践问题，却无法举一反三解决类似实践问题，也就达不到当今社会对公安人员要求的理论与实践兼具的复合型人才的要求。(2)正面教育原则。其实在各种现有教育中正面教育是一种常用的教育方式，但由于公安教育的特殊性，对于正面教育的要求更高于其他行业的教育。从事法学教学研究的房文翠博士曾指出法学教育的目标在于五个方面，即传授法律知识、训练和提升法律技能、养成和改善法律的思维方式、培育法律职业道德、培植法律信仰，④本文认为其中培植法律信仰非常重要，因为公安司法机关面对的都是一些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案件，所以教师在课堂上要本着一种尊敬法律、信任法律的客观态度，从正面宣扬法律信仰，提升其对职业的高度信任感和尊敬、使命感，热爱公安工作。
3.2 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方式的完善
(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模式是187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费里斯托弗·哥伦布·兰代尔最早运用于哈佛大学的法学教育中，随后便一直成为美国乃至整个英美法系法学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模式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掌握所具有的批判精神，这使学生改被动接受教学内容为主动分析特定案例，从而掌握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以及法律法规，进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虽然不少高校法学教师已经在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但在实际执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案例不够新颖、案例教学课时安排不够。所以，在公安院校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注重案例教学的要求与目的，可采用在校园网上建立刑事诉讼法的在线视频、以及刑事诉讼法的案例题库，并且注意及时根据社会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更新案例库、合理安排案例教学学时，使其在刑事诉讼法的课堂讲授中既抓住重点，又能在课后积极进行复习，真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模拟法庭等实践教学。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的实训内容多以开展模拟法庭的方式开展。一般是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让学生分角色进行模拟法庭的形式开展，使学生在模拟法庭的过程中掌握相关理论和实践技能，以此检验学生对所学内容的了解和掌握。但单纯地开展模拟法庭作为刑事诉讼法学实训，明显低于公安司法实践的要求。因此，公安院校的刑事诉讼法学的实践教学内容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实践要求进行，其实训内容可扩展为包括讯问、询问笔录、现场调查笔录、现场勘查笔录的制作、各种强制措施的应用以及针对审判的模拟法庭等实训，在审判中还可安排警察出庭作证等《刑事诉讼法》新增实训内容，同时针对以上各种实训，教师可采取示范或讲解等方式进行讲授，再让学生根据教学要求进行模拟实训，让学生分角色进行，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表现给出相应考核成绩，作为总成绩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单独的实训成绩。这种结合刑事诉讼实践所进行的教学训练既可让学生掌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也可以提高公安司法实践能力，达到提高其刑事诉讼法的实践要求。
3.3 开拓专业视野
除了以上教学原则和教学方式外，公安院校还应当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调整课堂内外教学，采取多种方式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例如聘请专门的刑侦人员给学生讲述刑侦实战中的一些实例，让学生直接体会理论与实践的区别;还可以聘请一些有名的刑事诉讼法学专家给学生进行专门性的学术讲座，了解刑事诉讼法理论发展的最新前沿动态，全方位打造和全面提升公安院校学生的理论与实践水平，使其成为新时代的全面发展的优秀公安司法人才。
基金项目：湖北警官学院2014年度院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JYXM2014004)
注释
① 刘本燕.《刑事诉讼法》教学改革方式经验及思考[J].企业家天地，2006(5).
② 全球最大开放在线课程“慕课”来了，中国大学怎么办?http：//news.xinhuanet. com/ edu/2013-07/16/c_116547687.htm. 2013-7-16.
③ 参考湖北警官学院2014届各专业就业情况汇总关于法学专业毕业去向统计数据.
④ 房文翠.法学教育价值研究——兼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走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王利平
第二篇：刑事诉讼法学课程改革意见
摘要：在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改革中案例教学法是一个关键性方法。它有利于解决改革中的一系列矛盾，展现改革的成效，适应现代教学评价机制的要求。但是，案例分析教学的开展，并不能完全忽视传统教学法中的基础理论体系，相反，案例教学法必须解决基础理论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找基础理论教育与实践性教学在教学实践中的并重。
关键词：案例教学;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改革
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首先掀起了以课程改革为中心，以提高科学教育质量、加快培养科学人才为目标的教学改革运动，大力提倡启发式教学，推广"发现法 "或"探究学习"。这一改革很快波及许多国家，并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改革浪潮。国外的教学改革与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其教学改革主要突出启发式和实践性特点，刑诉法学的教学改革自然也是应当在教学中进行类似革新。在近年来，我国教育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经验方法，努力改变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实践教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随着当前司法领域的改革逐步和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现有的实践性教学在方式方法上仍显单一，而且实践表明现有的教学改革做得还不够，课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不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行的刑诉法学课程实践教学方法进行更深入的厘清，并紧跟社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增强刑诉法学的实践教学，从而真正体现刑诉法学学科的理论性、实践性特征。
《刑事诉讼法学》是14门法学核心课之一，是法学教育的主干课程。由于传统文化重实体轻程序，所以这门课程难讲也难学，与传统习惯、观念的冲突比较多。刑事诉讼制度尤其表现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的具体过程的刑事证据操作在教学中一直是教学难点。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改善，我国法律制度建设速度加快 ，刑事司法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迅速变化。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刑事诉讼的基础理论出现较大变化，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对于具体司法过程的理论分析逐步深化，并且推动司法改革的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证据制度、侦查技术、以和解为代表的特别审判程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刑事诉讼的操作性、技术性越来越强。学生学习压力明显加大，教师教学难度也随之加大。《刑事诉讼法学》课程教学中，必须注重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同时也必须注重加强基础理论讲授的中心地位，改善教育教学方法，使基础理论教学能够做到全面、准确、科学、提纲挈领。必须使基础理论教学与实践性教学能够相互促进，相互协调。
刑诉法学是法学基础教学科目，如何在保障刑诉法知识得到充分传授的基础上，既汲取传统教学方式的精华，又寻求教学方法的改革，促进教学科研的创新和学科建设的发展，打造刑诉法教学的精品课程，这是为培养更优秀的法律人才而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刑诉法学也是应用性极强的法学科目，刑事司法近年来的一系列改革实际调整了刑事司法职权配置，增强了刑事侦查、起诉、审判的技术性。因此，刑事诉讼法教学必须充分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坚持基本理论讲授，也强调各种具体制度的学习、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过程和法律运用技巧的练习，从而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提高学生知识运用能力和司法实践能力。
一、适当划分课堂重点
在教学方式上，刑诉法教学提倡多种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除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外，提倡学生参与和师生实践性互动讨论、辩论、扮演模式，充分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其学习潜能，注重对知识运用能力的考察。这与刑事诉讼法学这一课程本身的结构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刑事诉讼法的特殊性决定了刑事诉讼法学必须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话语。刑事诉讼法学对刑事诉讼本质的揭示，对刑事诉讼专门术语的准确含义的认识，对刑事诉讼结构模式、基本原则、证据制度和诉讼程序等重要问题的理论提炼，是刑事诉讼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然结果。刑事诉讼法学要发展、要繁荣，固然要以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为基础，但是仅仅停留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层面上，忽视对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研究，那么刑事诉讼法学就永远只能在"注释法学"的低层次上徘徊，从而难以与其他学科正常对话，更不能使自身得到发展。
近代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立足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宪政基础之上，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证据法学等学科。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学学科体系比较严谨、理论构建完善。英国、美国等海洋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学紧密依靠宪法学，更为注重社会功利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正当程序"理念影响到了各国刑事诉讼法学，目前两大法系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潮流正方兴未艾。新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学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几经曲折，至今基本完成完整的学科体系。2012年3月14日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是这一体系的代表。没有深厚的理论积累就没有高水平的刑事诉讼法学，也就没有文明、科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因此，应当不断加强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教学改革中对美国法学院相关教学模式的引入，即逐渐改革原来由教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的消极灌输模式，采取教师预先布置阅读教材和相关资料，在课堂上由指定预习者讲授或提出疑难问题，其它学生予以解答或讨论的主动式教学方法。采用这种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之所以能取得良好效果，关键在于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将疑难问题的解决放在课内，把握住教学要点，节省教学资源。但是教学改革并不能完全放弃传统教学在于基本理论方面的体系化积累中的作用。基于这一考虑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改革中应当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在大多数教学班级内的教学应当划分基础理论教学模块与程序实践教学模块。前者主要进行基础理论讲授及教学大纲里面规定的本科基础理论部分的讲授、讨论、布置阅读、读书筆记考核;后者主要进行依托案件研究室、模拟法庭、实务部门讲座、案件角色扮演等活动完成，由学生相互打分，通过竞赛等环节完成，成绩计入教学档案。最终学生的本科门成绩由基础理论部分和程序实践部分完成，以取代传统的期末考试。在部分班级基础理论教学模块与程序实践教学模块可以有所区别，比如理论研究方向的班级更侧重基础理论研究，而实务方向的班级更侧重实践教学模块。
二、适当引导课外学习方向
随着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方面的争论并未见减少，反而争论日渐激烈;实务部门在各地进行的各种改革，以及"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些都对于学生学习刑事诉讼法学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有些学生就此感到有些沮丧，表述为"学得越多，知道的越少"，这当然是荒谬的，如同所有的学科一样，学习需要不断的投入注意力，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很难从中得到学习进展的具体感知。
与学生面临的迫切需要相反的是，教师也面临许多困难。高校不断压缩课程教学时间，课程讲授压力越来越大，许多老师都认为无法在课堂教学时间内完成自己的课程讲讲授。许多老师将原本设计的课堂讨论时间压缩，进行课堂讲授。但是即便这样，原本72课时的课程压缩到54课时，时间依然非常紧张。有些老师因此倾向于进一步压缩实践教学时间。这就预示着随着教学时间压力，原有的教学改革成果朝不保夕。
我们的想法是组建刑事诉讼法学教研室统一的网页，让教师在网上对学生课外阅读的书目、论文进行推荐，在具体理论、判例问题上展开讨论。这样的好处有三个：其一，不同问题之间的不同意见可以形成课堂讨论的延伸，这样讨论就表现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允许学生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其二，网络之中的资料可以被完全引入课堂讨论，加大对学生的引导，引发师生之间的讨论深度。其三，师生之间的讨论可以分为不同阵营，激发学生对于基础理论研究、实践操作的学习、研究热情。
案例应当以真实案例为最好，也可以是真实案例的改造。之所以要以这样的态度和方法选取案例，是因为只有真实的案例才能够反映生活，才能够更真切地使学生体会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案例、案例所反映的问题错在哪里，怎样解决这样的案例。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个教学团队的努力。据相关资料介绍，哈佛大学的案例库建立历经十几年，由专门人员负责案例的搜集分类，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并且在哈佛大学采取的是单纯的案例教学法。由此可见，我们有些学校所推行的教学案例库，只是对案例习题集的一个再汇编，充其量只能够作为课程考试的小案例，如果作为13常教学的案例使用，实在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好案例一定要进行深入的讨论，要组织学生畅所欲言。在进行教学时，我们发现，即使是如邱兴华案、重庆系列打黑案这些能够引人注目、震撼人心的案例，学生亦不能主动展开思维，诉讼法学的案例评论并非强调隐晦，但具体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需要我们运用严谨的法学思维和诉讼法学的知识进行细致的分析，因此，案例不能只有教师在讲和评价，而是应当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教师的作用主要放在点评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案例教学法的本质，在于学生自身在案例中的探寻和发现，像律师和法学家一样思维。
案例教学应当更多地鼓励学生写出评论。这一要求是对学生深入讨论的一个延续。讨论，强调会说;写出评论，则是会写，强调的是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书面语言的组织能力。作为初学者，眼高手低的大有人在，这种写作能力的培养，是学生写好毕业论文的准备，也是学生在毕业后进行法律文书写作的一个前期锻炼，而我们的教学恰恰忽略了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适当改革考试方法
从就业范围越来越宽与就业率不高的矛盾中不难得出，目前高校法学专业所培养的学生和社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还有一段距离，高校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和社会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存在着误差。考试作为评价教学质量、检验学生能力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不应该仅仅对科目进行考核，应该针对市场的需求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考核。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实现优质就业，必须将考什么、怎么考、谁来考、什么时候考等问题都要精心的计划和设计。首先考试内容必须与市场对学生的能力需求相一致，其次考试模式必须能对学生的能力进行客观的评价。在这样的考试模式体系下合格的学生才能符合社会的真正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
笔者认为考试改革应当分别从所有教学课程整体定位出发，然后再具体到每门课程自身的考试改革。
(一)学校应当针对学生未来的事业发展，定位现有的法学教学科目所应具有的地位与功能。
在专业人才培养中课程考试模式应根据课程教育目标、考试内容和课程性质等设计。由于教育目标具有知识、能力、技能、素质的全面性或多面性，而常用的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口试、成果试(设计、论文、报告和制品试)、操作试、计算机及网上考试、观察考核(各种考试方法的解释见附注)等考试方法各有其特点和适用的局限性。因此，欲通过考试检测学生实现教育目标的程度，并促进其能力、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必然应采用由多种基本考试方法构成的考试模式进行多次测试综合评价，即：采用以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试为导向，以考核知识的应用、技能与能力水平为核心，采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形成性考核与期末课程结束的总结性、鉴定性考试并重的，由多种考核方式构成、时间与空间按需设定的多次考核综合评定成绩的课程考试模式。
当然，不同特点和类型的课程，其教育目标对知识、技能、能力与素质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在方案中应对不同类型课程的考试提出原则意见，包括考核内容的主次、平时形成性考核与期末总结性考核的方法和成绩比例、命题要求等。
课程分类建议：
(1)以知识和理论传授为主型：如法理学、法史学等，应突出理论知识运用的考核;
(2)理论知识和技能并重型：如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既要考核理论知识的运用，又要考核操作技能;
(3)以技能、能力为主型：如模拟法庭、实习等，应突出技能与能力的考核;
(4)综合型：如综合课、毕业实习与设计等，应突出综合能力与素质的考核。
(5)选修课：根据课程特点和教学内容要求，可采用以形成性检测考试为主的考核方法，突出学生个性化能力的考查。
当然，根据专业特点也可以采用其他分类方法，以便形成操作性强的指导性教学文件。
(二)具体在刑事诉讼法学中考试系统应当考虑的是：
1.专业培养目标必须与社会需求相联系，针对西部基层执法人员的特点要求，确立"厚基础、宽口径"的职业教育方向。强调基础理论教育与职业能力教育的深度衔接。
2.应用性、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考试考核系统必须综合考虑基础理论学习研究考核与实践性操作能力考核两部分内容。将传统型考试考核方法进行一定的改进，具体表现在平时成绩中应当包括基础理论部分的考核与课外法学实践活动考核两部分内容，减少到课点名形式的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经师生同意可以采取口试或闭卷考试形式，但是闭卷考试应当更侧重实际案例分析和基础理论研究部分，杜绝"挖坑"形式的考核。
3.专业核心课程应当在整个考试考核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实践课和课外实践活动应当围绕专业核心课进行。教师参加实践课程和课外实践活动应当计入教学活动，学校应当资助并尊重教师在此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4.适当考虑增加基础理论导读、讨论、研究在专业学习中的作用，包括前文谈到的刑事诉讼法学教研室网站的跟帖能否加入平时成绩，值得继续探讨。
5. 将平时成绩比例提高到40%，期末考试成绩占60%。平时成绩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考勤纪律占10%、作业成绩占20%、读书笔记占10%;期末成绩由两部分构成：口试成绩占20%、笔试成绩占80%。最后综合评定，力求客观公正，让学生切实感到是"实力作证"，并非老师"手下留情"，营造你争我赶、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作者简介】：
祁亞平(1973-)，男，汉，甘肃庆阳人，硕士，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司法科学与区域法治协同创新中心常务主任 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作者简介：
祁亚平，男，(1973.9--)，现任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副教授，甘肃省司法科学与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主要担任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教学工作。本文是甘肃政法学院2016年校级教改重点项目成果之一， 校级教改项目题目：法学试验流程课实证研究(编号：GZJG2016-A13 )
作者：祁亚平
第三篇：刑事诉讼法学教材调查报告(1996-2009)
摘 要：1996年3月至2009年12月期间出版的全日制本科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多达199部，涉及70家出版社，在总体上呈现出数量逐年提升的发展趋势。对其中79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抽样调查显示：教材在著作形式上以主编类占主导，以编著类和专著类为补充;责任者为正高职称的教材数量占了绝对多数，但是，正高职称的作者比例较高的教材却不多;教材在内容、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我国应当采取措施限制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随意出版和提高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权威性。学生和教师在问卷调查中所表达的观点促使我们应当关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内容和结构的完善。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学;教材;调查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1.01.15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教学过程的四要素之一。对于法学教育而言，它是整个法学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法学教育的质量。在法学教育中，占用学生学习时间最多的是课堂教学，学生阅读量最大的是教材。可见，法学教材建设是法学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建设的奠基工程。但是，与法学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相比，对法学教材的研究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当前仅有的一些研究法学教材的论著都着眼于概括式地探讨法学教材，没有对部门法学教材进行深入地研究。类似的研究成果参见：汤强.对高等法学教材出版的认识与思考[J].大学出版,2005(2);李慧敏，胡成功，宋国磊，王巍.法学核心课程教材建设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2);陈金钊.问题与对策：对法学教材编写热潮的感言[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2);吕英华.中国高等法学教育中的教材建设若干问题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汤能松.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为了准确地评估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编写方面的状况、务实地提出完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编写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对刑事诉讼法学教材进行了专门的调查研究。
一、研究设计说明
(一)研究的内容
对教材的研究大致有三个视角[1]：一是和教材整个生命历程有关的过程取向研究。如教材的数量、出版趋势、出版社分布、著作形式和作者构成等，此类研究多集中于教材编写领域;二是将教材视为教学媒介和视觉沟通工具的产品取向研究。常用的方法是内容分析法，涉及教材内容的性质与构成比例、教材的题材及其来源、教材的价值观、教材的语言形式、思考性问题的类型等各个方面，同时还包括对教材结构、教材物理特性等方面的分析;三是基于公众对教材态度的接受取向研究。此类研究目的在于了解公众对某类教材的反应、沟通和阐释。基于本报告的目的，我们对这三个视角涉及到的部分内容展开了研究。
(二)研究所涉及到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范围
1.教材的类型范围。一般认为，刑事诉讼法学教材是指供法学教学中师生使用的材料，包括教科书、案例选编、教学讲义、教学课件、教学参考书等。根据教学对象层次的不同，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可以被分为：法学中专、专科教材;法学本科教材和法学研究生教材。根据法学教育形式的不同，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可以被分为：全日制法学教材和非全日制法学教材。本报告所调查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仅是供全日制法学专业本科阶段学生使用的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
2.教材的时间范围。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是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因此，本报告以1996年3月17日为划分界限，选取自1996年3月至2009年12月期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作为调查对象。
(三)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收集方法
对刑事诉讼法学教材采取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办法。在我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是最全面的。
据我们了解，根据我国出版行业的惯例，我国大陆地区出版社每出版一部图书都要赠送若干本给国家图书馆收藏，因此，在我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大陆地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应当是最为全面的。为了全面地反映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出版趋势、出版社分布，我们以“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学”为主题词，在国家图书馆馆藏检索平台进行了检索，获取了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相关出版信息。由于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种类较多，在分析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作者构成和对刑事诉讼法学教材作产品取向的分析时，我们采用了抽样调查的方法，选取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作为样本。西南政法大学是我国法学教学和科研实力较强的老牌政法院校，至今已经有60年的办学历史，其图书馆的法学类藏书较为丰富。因此，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二、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过程取向分析
本部分考察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数量、出版趋势、出版社分布、著作形式和作者构成。
以“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学”为主题词在国家图书馆馆藏检索平台进行检索，获取了符合本报告要求的199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出版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同一种教材有多种版本的，为了避免重复统计，我们只选取最初的版本作为考察对象。
以年份为标准统计出版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数量，结果是：1996年为15部，1997年为14部，1998年为6部，1999年为13部，2000年为6部，2001年为14部，2002年为13部，2003年为17部，2004年为15部，2005年为16部，2006年为15部，2007年为15部，2008年为18部，2009年为22部。(见表1)从发展趋势上来看，每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在数量上尽管有一定的起伏，但是从总体上看，不断提升的发展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见图1)
从1996年至2009年，以出版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总数为标准，排名前8位的出版社分别为：第一，法律出版社(22部)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2部);第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8部);第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4部);第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0部);第五，中国法制出版社(9部);第六，厦门大学出版社(5部);第七，群众出版社(4部)、高等教育出版社(4部)和人民法院出版社(4部);第八，科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和知识产权出版社(3部)。另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检察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等17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2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与高等教育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和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等40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1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刑事诉讼法学教材时，计作1家出版社。(见表2)出版社的分布情况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出版过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出版社众多，共计70家;第二，出版刑事诉讼法学教材总数较多的出版社比较集中，出版3部以上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出版社仅为13家，出版10部以上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出版社仅有5家。
在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我们共收集到符合本报告研究要求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79部。
从著作形式上来看，在这79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中，有75部是主编类的，占94%;有2部是编著类的，占3%;有2部是专著类的，占3%。(见图2)2部编著类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分别是：董文才编著：《刑事诉讼法理论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王进喜编著：《刑事诉讼法学》，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3部专著类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分别是：郑旭著：《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易延友著：《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汪建成著：《刑事诉讼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996年至2009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在著作形式上体现出以主编类占主导、以编著类和专著类为补充的局面。
在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收藏的79部教材中，有3部教材未对责任者的单位、职称和学历等作出介绍，通过网络检索仍然无法查明;这3部教材分别是：沈玲主编：《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版;岳悍惟主编：《刑事诉讼法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徐涛、邓岩：《刑事诉讼法》，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版。因此在统计责任者信息时涉及到的教材数量为76部。从责任者的单位来看，在这76部教材中，有2位责任者来自实务部门(占3%)，其中，张坚为湖北省司法厅厅长;赵汝琨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干部;其他所有的责任者都来自教学和科研部门(占97%)。需要说明的是，有部分教材的责任者为两人或两人以上，此时，以第一责任者作为统计对象;对责任者的统计，以教材当中注明的信息为准。(见图3)
从职称的情况来看，在教学科研类责任者(共74人)中， 有52部教材的责任者为正高职称，占教材总数的70.3%;18部教材的责任者为副高职称，占教材总数的24.3%;4部教材的责任者为中级职称，占教材总数的5.4%。(见图4)4部责任者为讲师的教材分别是：易延友(清华大学讲师)著：《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林镜兰(华南农业大学讲师)、杜国明主编：《刑事诉讼法》，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谢安平(北京工商大学讲师)、俞亮：《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王进喜(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编著：《刑事诉讼法学》，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由此可以看出，责任者为正高职称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数量占了绝对多数，责任者为副高职称和中级职称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数量不足总数的1/3。
在西南政法大学收藏的79部教材中，有33部教材在撰稿人简介或后记中介绍了该部教材作者的具体信息。在这33部教材中，作者全部为正高职称的有2部，分别是：王国枢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位作者全为正高职称);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位作者全为正高职称)。作者中正高职称比例为90%以上的教材为0部，为80%到90%的有4部，分别是：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卞建林：《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作者中正高职称比例为70%到80%的教材有1部，是：周伟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中正高职称比例为60%到70%的教材有2部，分别是：龙宗智、杨建广主编：《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版。作者中正高职称比例不足30%的教材有17部。有8部教材的作者中含有没有职称的人员，这些人员以在读的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为主，也包括一些刚到高校工作尚未评定职称的年轻教师。有6部教材的作者中含有来自实务部门的人员，这些教材的名称和实务部门人员的人数分别是：樊崇义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人);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1人);陈永革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人);樊崇义、吕萍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人);崔敏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人);赵汝琨主编：《新刑事诉讼法通论》，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9人)。(见表3)这33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作者构成体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正高职称的作者比例较高的教材不多。正高职称作者比例超过60%的教材仅有9部;正高职称比例不足30%的教材却多达17部。第二，实务部门人员参与的教材较少，仅有6部。第三，没有职称的作者参与编写的教材占有相当的比例，共有8部。
三、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产品取向分析
(一)基本内容
在内容的安排上，79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点：一是，主要内容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对应;二是，都有刑事诉讼法概述和刑事诉讼的历史沿革这两块内容。除了上述两个共同点之外，有些教材还包含一些特殊内容，如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范畴、国外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刑事赔偿程序、香港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澳门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和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等。在79部教材中，包含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和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的教材最多，都为52部。其次是包含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范畴、国外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刑事赔偿程序的教材，分别为35部、31部和21部。包含香港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澳门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的教材都较少，分别只有6部、6部、1部和2部。(见表4)
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范畴 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范畴是指刑事诉讼的价值、目的、结构、职能、阶段和法律关系等。有些教材将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范畴作为一章，如孙长永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有些教材分章介绍了这些内容，如李麒主编的《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分章介绍了刑事诉讼的模式、价值与职能等。
开篇介绍概说和历史。原理篇讲解刑事诉讼的范畴、普适性刑事诉讼原理和中国刑事诉讼的原则。主体篇讲解刑事诉讼的主体与行为。
(二)宏观结构
教材的宏观结构在本文中是指教材目录中所体现出来的结构安排。
徐静村教授主编的《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分为上册与下册。上册为“刑事诉讼基本原理”，下册为“刑事诉讼案例教程”。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属于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宏观结构的一种类型。但是，这里所说的宏观结构是指教材目录中所体现出来的结构安排，因此，我们没有将该教材列为宏观结构的一种特殊类型。
所收集到的79部教材在宏观结构上表现出如下特征。第一，绝大多数教材未对各章内容进行归类。在79部教材中，有37部教材对各章内容进行了归类，占总数的46.8%;有42部教材未对各章内容进行归类，占总数的53.2%。第二，绪论/导论、总论、分论/程序论的“三论模式”较为流行。在37部对各章内容进行了归类的教材中，有8部教材采用的是这种结构。第三，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宏观结构丰富多样。37部对各章内容进行了归类的教材在宏观结构上表现出18种类型。(见表5)(三)微观结构
微观结构在本文中是指刑事诉讼法学教材每一章的内容安排。
各章只有对具体知识点的讲解，没有其它内容的教材有39部，占所收集到的教材总数的49.3%。在另外40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中，有29部教材在每章之后设有复习思考题，有6部教材在每章最后设有学术热点内容。还有部分教材在每章中设有本章要点、本章小结、重点问题、关键术语、知识结构图示、资料索引等，但是这些教材的数量都不超过5部。另外，有部分教材以案例的方式进行讲解和以司法考试为导向，这些教材的数量也不超过5部。(见表6)
有教材称“参考文献”(参见周伟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有教材称“推荐推荐阅读书目”(参见李麒主编：《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有教材称“推荐读物”(参见王艳、袁继红主编：《刑事诉讼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学术
有教材称“本章理论和实践中的重点问题”(参见熊志海、张爱军主编：《刑事诉讼法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有教材称“理论探讨”(参见曾友祥、李春雷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有教材称“本章重点问题提示”(参见姚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有教材称“理论前沿问题”(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有教材称“观点探讨”(参见郑旭著：《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以案例的方式进行讲解
以司法考试
为导向谢安平、俞亮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借助“例题”讲解知识点，另外每章设有“司法考试常考知识点”。刘金友主编的《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借助案例分析和司法考试真题讲解知识点。
四、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接受取向分析
我们对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诉讼法学国家重点学科、刑事诉讼法学国家级教学团队)、贵州大学(硕士学位授权点)、西南交通大学(本科)、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华南师范大学(本科)、四川师范大学(本科)、江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天津工商大学(本科)等8所院校的学生和刑事诉讼法学任课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在这些被调查的学校中，既有综合性大学，又有专门性院校;既有以理工科为主的学校，也有以文科为主的学校;在专门性院校中，涵盖了政法类院校、理工类院校、财经类院校和师范类院校。这样确保了调查对象的全面性和调查结果的准确性。
调查的对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在学习刑事诉讼法学或刚刚学完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生，另一部分是刑事诉讼法学任课教师。无论是针对学生的问卷还是针对教师的问卷，在正式发放前，都进行了小规模的预调查，并根据预调查的结果对问卷进行了修改。针对学生的问卷共发放320份，收回316份，其中有效问卷291份;针对任课教师的问卷共发放27份，收回18份，其中有效问卷18份。
(一)针对学生的问卷
针对学生的问卷共包括7个问题。这些问题及对学生回答的统计情况如下：
第1个问题：除了学校订购的教材之外，课下你还阅读了( )本与刑事诉讼法相关的其它书目?原因是()
262人选择了只阅读了教材，没有阅读其它书目，占90.0%;其中157人选择的原因是不知道该阅读哪些书目，52人选择的是没有时间，53人选择的是没有兴趣。
第2个问题：你是否关注教材对各章内容的归类(如将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刑事诉讼的历史沿革等归为导论，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管辖、回避、强制措施等归为总论，等等)( )
279人选择了不关注，占95.9%;12人选择了关注，占4.1%。
第3个问题：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涉外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你()(可以多选)。
215人选择了希望了解刑事赔偿程序，占73.9%;207人选择了希望了解涉外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占71.1%;143人选择了希望了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占49.1%;12人选择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涉外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都不感兴趣，占4.1%。
第4个问题：对于港澳台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国外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你()(可以多选)。
172人选择了希望了解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占59.1%;166人选择了希望了解国外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占57.0%;163人选择了希望了解香港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占56.0%;137人选择了希望了解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占47.1%;55人选择了希望了解澳门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占18.9%;49人选择了对于港澳台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国外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都不感兴趣，占16.8%。
第5个问题：你希望了解刑事诉讼的价值、目的、模式、主体和客体等基本理论范畴吗?( )
262人选择了希望了解，占90.0%，29人选择了不希望了解，占10.0%。
第6个问题：对于刑事诉讼的价值、目的、模式、主体和客体等基本理论范畴，你()。
236人选择了觉得对于掌握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知识很有帮助，占81.1%(其中，96人选择了觉得过于抽象，不好理解，占33%);26人选择了不清楚，占8.9%;17人选择了觉得对于掌握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知识没有帮助，占5.8%。
第7个问题：你理想中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应当( )(可以多选)?
244人选择了以案例形象地解释法律，占83.8%;166人选择了每章以关键术语、重点问题或小结等方式提示重点问题，占57.0%;166人选择了知识点的讲解与司法考试接轨，占57.0%; 148人选择了每章配有同步思考练习题，占51.1%;148人选择了每章配有推荐阅读书目以便课下进行扩展阅读，占51.1%;119人选择了每章以图表的形式归纳知识点，占41.1%。
(二)针对教师的问卷
针对教师的问卷共包括7个问题。这些问题及对教师回答的统计情况如下：
第1个问题：你是否关注教材对各章内容的归类(如将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刑事诉讼的历史沿革等归为导论，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管辖、回避、强制措施等归为总论，等等)( )
16人选择了不关注，占88.9%;2人选择了关注，占11.1%。
第2个问题：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涉外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您()(可以多选)。
18人选择了没有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涉外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作为授课内容，占100.0%。
第3个问题：对于港澳台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国外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您()(可以多选)。
11人选择了将国外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作为授课内容，占61.1%;7人选择了将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作为授课内容，占38.9%;0人选择了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作为授课内容。
第4个问题：.对于刑事诉讼的价值、目的、模式、主体和客体等基本理论范畴，您()。
11人选择了详细讲解，占61.1%;7人选择了有选择地简要讲解，占38.9%。
第5个问题：您理想中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应当( )。(可以多选)
16人选择了体现最新的立法和法律解释，占88.9%;16人选择了每章配有推荐阅读书目以便学生课下进行扩展阅读，占88.9%;9人选择了每章配有同步思考练习题，占50.0%;9人选择了以案例形象地解释法律，占50%;9人选择了每章以关键术语、重点问题或小结等方式提示重点内容，占50.0%;7人选择了知识点的讲解与司法考试相接轨，占38.9%;7人选择了每章以图表的形式归纳知识点，占38.9%。
第6个问题：您认为众多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在结构和内容上( )。
16人认为众多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在结构和内容上不存在实质的差异，占88.9%。
第7个问题：2000年以来，公开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有近百种之多。对于法学教育而言，您认为()(有或没有)必要出版这么多种类的刑事诉讼法教材，理由是()
16人认为：对于法学教育而言，没有必要出版这么多种类的刑事诉讼法教材，占88.9%;原因是：低水平重复，浪费编写资源、出版资源，没有实质意义;2人认为：对于法学教育而言，有必要出版这么多种类的刑事诉讼法教材，占11.1%;理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五、结论及建议
(一)关于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种类、出版社、著作形式、责任者和作者
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种类繁多，而且在数量上还表现出不断提升的发展趋势。与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种类众多相对应，出版过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出版社也呈现出“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局面。88.9%的教师认为众多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在结构和内容上不存在实质的差异，对于法学教育而言，没有必要出版这么多种类的刑事诉讼法教材，原因是众多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存在低水平重复现象，没有实质意义，这样浪费了编写资源、出版资源。我们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编写教材被作为评定职称和学科评估的必要条件或优先条件。二是，当前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在著作形式上以主编类占主导，以编著类和专著类为补充。著、编著、编都是著作权法确认的创作行为，但独创性程度不同。著的独创性最高，产生的是绝对的原始作品;编的独创性最低，产生的是演绎作品;编著则处于二者之间。三是，对出版法学教材的出版社缺乏审查标准，出版法学教材成为一些出版社发展的经济支撑点。
众所周知，教材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而在我国，虽然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种类众多，但是，大多数教材的权威性不足。从责任者的角度来看，在被调查的76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中，竟然有18部教材的责任者为副高职称，4部教材的责任者为中级职称;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在被调查的33部介绍了作者具体信息的教材中，正高职称作者比例超过60%的教材仅有9部;正高职称比例不足30%的教材多达17部，有8部教材的作者中含有没有职称的人员。与我国不同，在国外，为了保障教材的权威性，对编写教材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要求。只有那些学术水平高，既做过研究工作，又有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权威学者才能被选中承担教材的编写工作。所以，国外的教授都以能够出版自己编写的教材而感到骄傲。
为了改变当前刑事诉讼法学教材权威性不足的局面，避免出版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一是，改变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淡化教材在评定职称和学科评估中的作用。二是，树立精品意识，对教材的编写队伍作出一定要求，如可以规定只有达到一定条件(包括职称条件、工作经历等)的专家才可以作为教材的责任者或作者。三是，鼓励出版专著类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只有鼓励出版专著类刑事诉讼法学教材，提高教材的独创性程度，才能有效地改变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在内容上不存在实质差异的局面。四是，对出版法学教材的出版社确立一定的审查标准。出版法学教材需要出版社有一定学术实力、编辑实力、作者资源和声誉等。当前，在这些方面，传统的法律专业出版社占有一定优势;那些非法律专业的出版社则较为逊色。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出版社分布也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从本报告的调查结果来看，出版刑事诉讼法学教材总数较多的出版社较为集中，出版3部以上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出版社仅为13家，出版10部以上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出版社仅有5家。
(二)关于刑事诉讼法学教材中的特殊内容
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在具有共同内容的同时，有些教材还包含一些特殊内容，如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范畴、国外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刑事赔偿程序、香港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澳门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和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等。通过对教师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所有教师都将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范畴作为授课内容(只不过讲解的详略程度有异)，61.1%的教师将国外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作为授课内容，没有教师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涉外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刑事赔偿程序，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作为授课内容。这种现象可能是受到了如下因素的影响：第一，相关学校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大纲是否将这些内容列为教学内容;第二，刑事诉讼法学的课时数是否满足教学这些内容的要求;第三，这些内容对于理解刑事诉讼原理和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是否有帮助。
对于这些特殊内容是否应当成为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内容之一，我们认为应当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原因有二：一是学生是教材的最主要消费者，自然有权利对自己消费的产品提出要求、选择那些自己喜欢的产品;二是教材是本科学生获取专业知识的最主要途径，本报告中对学生的调查问卷也体现了这一点：在291份有效问卷中，262人选择了只阅读了教材，没有阅读其它书目，占90.0%。通过对学生的阅卷调查，我们发现，有50.0%以上的学生希望了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范畴、刑事赔偿程序、涉外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国外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香港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因此，这些内容应当成为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组成部分。对于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范畴，81.1%的学生认为对于掌握刑事诉讼制度很有帮助，但是却有32.9%的人觉得过于抽象，因此，其应当被纳入授课内容，加以详细讲解。对于其它特殊内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授课老师根据教学大纲自由安排。
(三)关于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宏观结构
从宏观结构上看，在所收集到的79部教材中，未对各章内容进行归类的教材占据主导地位;对各章内容进行了归类的教材中，绪论/导论、总论、分论/程序论的“三论模式”较为流行。不难看出，其余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宏观结构模式都是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如“总论、分论”模式是将导论和总论合二为一的;“绪论/导论、总论、证据论、程序论”模式是将证据问题从总论中分离出来的;“原理论/导论/刑事诉讼原理、刑事诉讼原则、制度论/总论、证据论、程序论”模式是将刑事诉讼原则和证据问题从总论中分离出来的;“总论/刑事诉讼基本理论、刑事追诉程序/审前程序、审判程序、特别程序、执行”模式是将程序论按诉讼的进程和程序的类型作了进一步划分;等等。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宏观结构上的分歧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对于总论部分内容的不同理解。有些教材认为证据制度不应当作为总论的内容;有些教材认为强制措施不应当作为总论的内容;也有些教材认为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刑事诉讼的历史沿革等内容不应当属于总论的内容，应当归为导论。第二，对于程序部分划分的精细程度不同。有些教材没有对程序部分进行进一步划分，统一归为程序论;有些教材根据诉讼进程将程序划分为“刑事追诉程序/审前程序、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审前程序、审判程序、审后程序”或“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审判，执行”等;有些教材根据程序的类型将程序部分划分为普通程序和特别程序。第三，对于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应当涵盖的内容理解不同。有些教材在介绍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之后，还补充介绍了港澳台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这种对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宏观结构的不同理解和划分，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尽管95.9%的学生和88.9%的教师并不关注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宏观结构，但是，我们较为赞赏对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宏观结构作较为细致的划分，因为这样更有助于学生理解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功能和定位。
(四)关于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微观结构
从微观结构上看，在所调查的79部教材中，50部教材只有对具体知识点的讲解，没有其它特别的特征;有29部教材在每章之后设有复习思考题，有6部教材在每章最后设有学术热点内容;有部分教材在每章中设有本章要点、本章小结、重点问题、关键术语、知识结构图示、资料索引等，但是这些教材的数量都不超过5部;有部分教材以案例的方式进行讲解和以司法考试为导向，这些教材的数量也不超过5部。通过对学生和教师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当前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微观结构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对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期望。在调查中，50%以上的学生或教师理想中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应当具有如下特征：以案例形象地解释法律;每章以关键术语、重点问题或小结等方式提示重点问题;知识点的讲解与司法考试接轨;每章配有同步思考练习题以及每章配有推荐阅读书目以便课下进行扩展阅读。学生和教师对理想中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描述无疑是我们在编写刑事诉讼法学教材时需要特别重视的。我们在此想要特别指出的是，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教材编写的情形十分少见，因此，为了满足以案例形象地解释法律这一特征，在编写刑事诉讼法学教材时应当特别注意吸收来自实务部门的、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专家参与教材编写，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为了解释知识点而杜撰案例，保障案例的生动性和真实性。 JS
参考文献：
[1] 黄显华，霍秉坤. 寻找课程论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168.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Textbooks o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ZHANG Ji-xi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Procedure Law and Judicial Refor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本文责任编辑：周玉芹
作者：张吉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