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刑事诉讼法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在法治社会建设的今天，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协调性还有待提高，相互之间的互动也不明显。例如从法治观念、立法、司法以及学科研究等方面分析，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两者之间分离、割裂、断层等问题日益严重。
第一篇：刑事诉讼法论文范文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事辩护制度变化
摘 要：刑事辩护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刑事诉讼制度的极大影响并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提升。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同时意味着刑事辩护制度的变化，以新旧法条对比的形式出发，详细解读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事辩护制度变化。
关键词：新旧条文对比;刑事辩护制度;诉讼法
在笔者收集刑事辩护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碰到一个现象，就是大量文章将刑事辩护、辩护权以及刑事辩护制度等概念混淆，所以为了更好地确定本文的范围和准确理解本文，笔者必须首先厘定这几个概念及关系，以免发生在词语堆砌的文章之下的大量困惑。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领域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被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专家和学者在立法与司法审判实践中普遍运用。但是，对于刑事辩护的概念与含义，往往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不相同，像中国政法大学的顾永忠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赵秉志教授的许多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在参考他们的解释之后，笔者认为对刑事辩护从文字的解释上可以做这样的理解：首先，刑事辩护是包含了法律赋予的被告人及其代理人拥有的辩护权利、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辩护活动以及承担辩护职能的所有综合的概念。从性质上来说，
它属于一个上位概念。归根到底，刑事诉讼辩护其最本质的是辩护权，给我们呈现的形式是辩护活动，最主要的只能就是辩护，为的是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与检察机关的控诉、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一个抗衡的功能，其次，刑事辩护在这种语境之中，指的就是辩护权。与前一种不同的是，这种解释下，辩护一词是做名词，是在静态语义的理解。
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不单单只落脚在拥有该项权利的主体在针对控诉时候的防御与自身权益的维护，也不单单只是刑事诉讼活动中一小部分，而应该是在法律的许可之内有关辩护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其实质是将刑事辩护理论思想放在实践之中，使其具有具体化、具备可操作化。
总的来说，尽管在学术界有很多将刑事辩护、辩护权及刑事辩护制度混为一谈的学说和理论不仅存在，还有很多。但是我们通过对比其本质，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明显的。只不过是每个学者采取的理解的方式不同，有的广义，有的狭义而已。在笔者的理解中，刑事辩护从广义上来说就是包括辩护权、辩护活动以及辩护职能的行为的总和。而狭义的刑事辩护就仅仅指刑事辩护活动。
二、新刑事诉讼法中刑事辩护制度的变化
1.重点关注“辩护人的责任”问题，把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放在同等位置。在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就有针对辩护人的职能与责任做出严格说明，其提出要根据以事实和法律为根据，需要提出证明文件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轻罪或者免罪，以此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一条，仔细研究之下，不难发现其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对于刑事辩护仅仅将其局限于实体辩护，只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上。而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对于刑事辩护制度，已然从实体辩护扩大到了程序辩护，不单单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上，还涉及程序方面，比如控诉方是否有超期羁押的行为，在法庭上是否有听取被告人的陈述申辩、是否有排除非法证据等。其次，在现代的刑事诉讼制度中，辩护人在提出辩护意见的时候也要提出相应的举证，如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才能作为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的根据，不然，辩护意见不被采纳，从控诉方的职能方面来说，这是有悖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规定的。
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上述条款有了以下的完善：首先是不再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指控在做辩护时提供要求的证明材料与意见。其次是辩方在进行维护自己辩护权益时仅仅是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不再要求承担举证责任。实体辩护依然重要，程序辩护的地位也被明显提升。这就是对辩护人责任问题的重新探讨。
2.明确了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为他提供法律服务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只能在被侦查机关采取第一次讯问后或者实施强制措施之后，这是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我国的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充当的仅仅是一个法律咨询的角色而已，其法律地位并不高。而只有当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之后，律师拥有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这一规定的不足之处在于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比较晚，而且在传统理论上，辩护仅仅指的是实体辩护，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无法得到最有力的保障。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将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由原来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并且赋予其以辩护人的身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其在刑事辩护中的地位，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更有助于实现侦查、控告、辩护三者的真正制衡。
3.完善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了三类被告人在法院审判阶段如果没有聘请律师为其辩护，那么人民法院就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为其指定律师。新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有明显的进步：首先，援助的对象扩大到五类人，除此之外，还扩大到“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其次，法律援助介入的时间已经提前到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再者，以前主审法院对于法律援助的提供主体以及提供方式具有决定权，由谁担任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出自哪家机构，都是由法院说了算，而在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法律援助享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权。而承担法律援助的机构从过去的由律师承担修改成为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承担，这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法律援助这一规定走走过场的情况。
4.普遍程度上解决了刑事辩护中存在的“三难”问题。“三难”问题，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律师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并为学术界与律师界广为诟病。而针对这“三难”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做出了修改与完善。在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当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进行羁押期间，如果要与聘请的律师会面十分困难，必须要经过侦查机关的严格审查与批准。新的刑事诉讼法中的第37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即不仅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会面，并且在会面期间侦查机关不得派员在场，除非是法律明文规定的重大案件。在解决律师“阅卷难”的问题上，新刑事诉讼法有了新的突破。在新刑诉法中的第38条与第172条都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的阅卷权，通过这两条法律的保障，我们有理由相信“阅卷难”今后将不再难。有关“调查取证难”的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第41条完全保留了原第37条的规定，但是由于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修改、完善。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第39条的规定来完善和弥补了律师调查取证方面的不足。
5.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有权参与审查批捕活动，对检察机关应否批准逮捕发表意见。在原来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中，检察机关拥有审查逮捕的权限，但必须书面审查，不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便可做出。但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第八十六条摒弃了这种“一家独大，自作主张”的做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批捕与审查起诉的活动中，拥有对犯罪嫌疑人的询问权。而基于有些情况，则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6.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重申了对非法证据规则的排除，从立法上杜绝了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新刑事诉讼法在原来的证据规则的基础之上，广泛听取了学术界与律师界等各界意见，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现有的刑事证据规则中，我们所知道的是，公检法理所当然依职权拥有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这是对公检法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对其的监督和制约。同时，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法院审判阶段还需要检察机关对其证据的来源的合法性正当性进行举证。毋庸置疑，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辩护权利。
7.死刑复核程序增加询问被告、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的辩护也有明确的规定。因为死刑的特殊性，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进行死刑案件复核时，应当遵守相关的程序，即首先应当讯问被告人，而当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提出要求时，最高院应当听取其意见。这个条文的修改与完善，不仅是刑事辩护制度的又一大进步，也是我国促进人权保障、减少冤假错案的重大措施。
三、结语
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是对原来相关规定的完善，是其承认自己的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仍然存在着不完美，比如律师权利的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都还存在进一步修改的空间。但是任何法律制度，其法律效力与社会效益都是要在执行的过程中来体现的。所以通过新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辩护制度在立法上有所进步。因此，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刑事辩护制度的严格实施，不仅对公检法等国家专门机关是一个考验，同时对律师来说，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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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10-20
作者简介：张琼(1984-)，女，湖南衡阳人，讲师，硕士，从事侦查、刑事诉讼法研究。
(责任编辑：李鹏飞)
作者：张琼
第二篇：刑事实体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
摘 要：在法治社会建设的今天，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协调性还有待提高，相互之间的互动也不明显。例如从法治观念、立法、司法以及学科研究等方面分析，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两者之间分离、割裂、断层等问题日益严重。事实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正确研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以刑事一体化的理念，提高司法实践融合程度，为两者共同良性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一体化;交叉
一、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关系的观点争鸣
（一）传统的形式與内容相统一的观点
关于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关系的传统观点将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归纳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一观点源自于马克思的一段经典论述：“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表现。”
这种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归纳为“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观点在我国法学界曾长期占主导地位，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仍被法学界相当普遍的认同和接受，几乎没有受到过质疑。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对程序本身价值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并反思这一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作内容和形式的概括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是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否则就很容易并且实际上已经将人们的视线引入两个误区：一是认为刑法比刑事诉讼法重要;二是仅仅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上来理解刑事诉讼法的作用和地位，因而看不到刑事诉讼法除了实现刑法的功能以外，还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正是这两个误区为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提供给了温床;也正是这两个误区为实践中难以消除的种种漠视、违背刑事诉讼程序的错误的司法行为提供了注解;还是这两个误区束缚了刑事诉讼法立论的研究，使得刑事诉讼法学者们迟迟不能树立起那份“堂堂男儿的自信”。
（二）“刑事诉讼法具有独立价值”观点
在反思传统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观点的不足之处和批驳“刑事诉讼法从属于刑法”观点的基础之上，许多学者开始了对刑事诉讼法独立性的研究，而刑事诉讼法的独立性又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具有保障刑法实施以外的独立价值。有的学者对刑事诉讼法保障刑事诉讼实施的作用和不依赖刑法实施的价值分别作了归纳。主要包括如下：首先，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实施刑法的国家机关及职权分工，从而使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在组织上得到保证;其次，刑事诉讼法保证侦查、起诉、审判机关的权力行使和权力制约的统一;最后，刑事诉讼法通过程序体系的设计，将繁简、复杂程序不同的案件纳入不同的处理程序之中，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刑法高效率的实施。
这种刑事诉讼法具有独立价值并相对独立于刑罚的观点实际上是“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的具体表现。“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基本上也坚持了程序工具主义的立场，即认为法律程序是用以实施实体法的工具和手段，但与“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不同的是，它允许人们在追求程序工具性价值目标的同时兼顾一些独立的价值。虽然，理论界尚未就刑事诉讼法的工具价值与独立价值孰先孰后达成共识，但刑事诉讼法具有保障刑法正确实施的工具价值和独立价值已成通说。
（三）“刑事一体化”观点
“刑事一体化”观点是我国刑事法学者提出的关于刑事法研究与发展方法的观点，与西方学者提出的“整体刑法学”一脉相承，其基本观点是：“刑法和刑法运行处于内外协调状态才能实现最佳社会效益。”虽然“形事一体化”在提出之初，只包括刑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与刑事实体法联系较为紧密的学科，但其后来不断的扩大外延，也将刑事诉讼法学纳入其中。“形事一体化”强调刑事法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最大的整体效益，这为审视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用“刑事一体化”的视角来考察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摆脱了之前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孰先孰后、孰主孰次的争论，能够有效弥合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之间的矛盾分析，促进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互动，对于促进刑事诉讼法学和刑法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浅析刑法和刑诉制度融合性
（一）刑法和刑诉互为影响
站在宏观司法程序角度分析，刑事司法讲究以事实为基础，法律为准则，从发现事实到付诸法律的一个过程，因此刑法应用过程中是以观念模型建设和技术结果来为依据来进一步引导刑事司法人员具体行为的。而针对刑诉而言，发现事实在其归纳和筛选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此，司法应当站在长远发展角度去审视刑法规范和事实之间的关系，通过两者的融合影响得出科学的、准确的结论。由此可见，法律人员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也不是一个事实归纳总结的过程，而是通过对规范事实的分析而进行不断循环的一个过程。
（二）刑法和刑诉互为基础
首先，刑法中对妨碍刑诉程序正常进行的行为实施了入罪化处理，以从法律角度维护刑诉的过程不受印象。例如我国《刑法》第六章第二节中规定了12条规定来保证整个诉讼程序公平公正的、顺利的进行，特别是针对刑事诉讼程序更是进行了多方面的规定。例如刑法修正案（九）二审稿中，将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者，不听法律制止的，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或者是其他有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都将纳入到“扰乱法庭秩序罪”范畴中去。以上这些都是立法者从保证刑法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而考虑的，但是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刑法和刑诉关系的处理对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刑事诉讼程序的完成也需要刑法给予一定的保护。其次，刑法规范运行的程序化和制度化离不开刑诉，作为刑法规范运行的基本保障—刑诉为整个刑法规范提供了基础，提供了“骨架”和“脉络”，可以说刑诉是刑法规范应用的“说明书”，从总则、立案、侦查、公诉、审判以及执行等，刑诉针对每一阶段都进行了规范化说明。
（三）刑法和刑诉互为制约
刑法对刑诉有限定化的作用。从刑法理论角度分析，由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影响，我国刑法领域针对风险刑法研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社会公众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要求刑事政策方面应当进行一些强制性规定，而这些无形加大了刑事政策压力，而这种压力会逐渐渗透到刑法体系内部中去，加快了刑法預防的研究步伐。有关法益概念内容不清晰、单一，法益关联性要求逐渐被削弱，责任根据中侵害结果及原因在其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有关要件判断实质化越来越突出，在加上客观规则理论的热潮，以上这些使得刑事立法转行为本位的转变提供了基础，使得刑法对法益的保护力度趋于预防化，同时也对大量的危险犯实施了创制，而这些现象的出现对刑诉法关于证明对象和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刑法和刑诉价值型平衡概述
（一）刑法和刑诉具备独立的价值体系
价值问题一直是法律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即使是十分复杂关系体系中，其总会出现互为影响冲突的利益纠结，但是也会存在某种评判标准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首先，从本质角度出发，刑法是以分析和明确价值为基础的。例如我国《刑法》总则中明确，刑法目的是使罪犯受到惩罚，进而使人民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护，而《宪法》中规定，刑法同任何犯罪行为做斗争。人人平等是刑法平等原则的最佳体现，有关罪行相适应原则在平等价值中争议较少，但是罪行法定原则关于这一点的规定确实不同，罪行法定原则的解读与刑法价值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密。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出“限制刑罚、保障人权”和：惩罚罪罚、保护法益“相互之间价值取向倾向性对罪行法定原则的运用起重要作用，同对个体案件的最终判定结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刑法和刑诉的价值冲突
从本质上分析，刑法和刑诉之间的价值冲突具体可表现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的冲突。最初，“正义”主要应用于评判人的行为方面，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正义”在西方国家用在了评价社会制度方面。罗尔斯明确提出正义的作用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刑事司法制度作为社会基本制度，其本质是以“正义”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之下，正义的价值取向更加的丰富，如秩序、公正、效率、公平以及自由等，但是刑法和刑诉构成的价值体系成为了争议的焦点。其中实体正义强调实体公正性，为了保障案件事实真相被发现，才使用了程序设置和证据规则，离开这一点，程序设置和证据规则完全没有意义。而程序正义则不仅注重实体程序，更加注重程序创制实体，但是从历史经验方面分析，程序法出现早于实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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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源（1994-），女，汉族，甘肃天水人，本科，西北政法大学，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作者：何源
第三篇：浅析刑事诉讼法修正后刑事和解制度之完善
[摘 要]刑事和解制度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而成为我国检察机关落实“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妥善处理刑事案件的新形式。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颁行，新增刑事和解专章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对受案范围、程序启动、和解后的效果等方面也有了规定。然而，实践表明该制度在适用条件和程序方面等还存在问题。N市检察机关是较早试行刑事和解机制的探索者之一，其探索过程正是刑事和解适用、发展的一个缩影。选取N市检察机关处理刑事和解案件为研究样本，有利于完善新修订法律的实施和既往实践的对接。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宽严相济;刑诉法修正案;检察实践
本文采取调查分析、个案观察等实证研究方法及规范分析方法，对N市2009年至2011年刑事和解案件充分调研，系统分析N市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并结合最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衔接和执行，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期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一、刑事和解概述
(一)刑事和解概念和内涵
通常认为，所谓刑事和解， 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作过程中， 被害人和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 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 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 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①其基本模式是受害人通过同加害人直接协商而达成以经济赔偿等为内容的和解协议，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有利于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
(二)刑事和解制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以合作的方式彻底解决矛盾，是刑事和解对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秩序。同时，它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是历史的使然。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家的刑事司法应当积极倡导一个有利于冲突双方和谐共处的司法架构，即以刑事和解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三)对刑事和解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
在司法实务中，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存在以下不足：首先，该制度的实行可能导致实质上的司法不公。被追诉人的财产状况以及被害人人的财产状况均可以影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有无获刑罚的轻重。此外，刑事和解制度适用于自然人之间的特定刑事案件，这就容易导致自然人为被害人的案件和非自然人为被害人案件刑事不均衡;其次，可能导致被害人诉讼地位的进一步恶化。刑事和解制度以达成和解协议为条件，被害人对加害人的谅解是前提。而在求的“谅解”的谈判中，被告人是否成为犯罪或刑罚轻重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了被害人手中。这就可能导致两个问题的出现：被害人不合理地漫天要价，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违心认罪，这样既不利于对被破坏的社会秩序重新构建，也会对无罪推定原则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二、N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现状及不足之处
本文通过对N市检察机关(12个区、县检察院)2009年至2011年三年处理刑事和解案件的调查统计，重点关注基层检察院刑事和解适用的情况。
(一)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数量
受制于刑诉法等法律、法规对刑事和解制度没有较为完善的规范，N市所辖区、县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处理案件的数量较为有限。表一为2009年至2011年适用刑事和解程序案件的总体情况。
以上数据显示，最近三年来N市所辖各区、县检察院使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数量较少，年平均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约为50件，年平均办理案件约为6500件，刑事案件和解制度年平均使用率为仅为0.81%。
(二)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类型
N市所辖区、县检察院所有刑事和解成功的案件涉及13个不同罪名，这些案由分布在《刑法》分则的第二、三、四、五、六章，尤其集中在《刑法》分则第四章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以及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交通肇事罪。表二为N所辖市所辖县区检察院刑事和解案件类型汇总。
以上数据显示，N市所辖县区法院适用刑事和解案件解决的案件类型较多。整体而言，涉及故意伤害(轻伤)、交通肇事、盗窃案件占有较大比例，超过了80%。此三类案件中法定刑在3年以下或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可能判处3年以下刑罚的占全部刑事和解案件总数的100%，这类案件中加害人的主观恶性不大，而且赔偿率较高，较容易达成和解协议。同时，其他案由的案件尝试采用了刑事和解，并取得了成功，如2010年M县检察院对一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失火案立案处理，考虑到犯罪行为不大、犯罪嫌疑人属于偶犯、初犯，悔罪态度较好等因素，在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遂做出免于起诉的决定。
表三数据反映，85.7%刑事和解案件为法定刑3年以下或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可能判处3年以下刑罚的案件。在对刑事和解适用案件范围的调查中，约25%的司法工作人员认为应该以可能判处的刑法作为标准，35%的司法工作人员认为应以确定的案件类型作为标准，40%的调查认为应以可能判处的刑罚和案件类型作为双重标准。可见，仅从案由的角度确定案件的范围在实践操作上并不科学，而应该综合各种因素考虑案件是否适合进行刑事和解。
(三)刑事和解案件的处理方式
N市所辖县区检察院使用刑事和解程序办理的案件的最终处理方式有：退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以及相对不起诉、提起公诉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建议三种。下表四位各处理方式具体数量和所占比例。
此外，立案起诉经刑事和解的91件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司法建议比例为100%，法院对检察建议的采纳率为100%。提起公诉案件中判处缓刑、单处附加刑的共10件，占全部刑事和解起诉案件的11%。因刑事和解而不起诉案件占全部不起诉案件的63.9%，在起诉之后获得法院从轻或减轻处理，所占比例较大。另就因刑事和解而被不起诉数人数占全部被不起诉人数比例而言，所占较大，约为72.8%。从某种意义上也实现了让社会危害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加害人较快回归社会的目的。
(四)适用刑事和解的实际效果
就实际调研情况而言，N市所辖县区刑事和解的社会效果比较明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部分社会矛盾得到妥善处理。通过刑事和解，一些发生在邻里、同事、亲戚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较大的缓解。经破坏的关系裂痕也得以修复。
其次，既很好的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又有效教育和挽救加害人。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中，被人认得到赔偿可能性较大，所获赔偿的数额较多，同时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也能得到更好的补偿;加害人被判处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比例相对提高，从而避免了传统刑罚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现象的出现。
再次，通过刑事和解有效地挽救一批青少年。未成年犯罪案件近年来发生率较高，通过与被害人面对面交谈，了解被害人受到的伤害，从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悔过，进而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并经检察机关审查通过免于起诉获得重新回到学校学校的机会。
最后，加被害双方都对案件的处理满意程度很高，彻底解决了纠纷。
(五)N市刑事和解实践存在的问题
通过总结过去的工作实践，由于没有“刑事和解的法律规定”可依，N市所辖县区各检察院开展的刑事和解工作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刑事和解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没有明确法律依据。
第二，刑事和解案件没有统一公正的赔偿标准。
第三，刑事和解适用范围不统一。
第四，刑事和解程序不统一，很难实现司法效率和调解成功率的统一。
此外，N市区、县检察机关处理刑事和解案件还存在处置结果不尽统一的问题。从实践来看对于和解案件，检察机关一般采取以下几种处理方式：一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作相对不起诉处理;二是建议法院作从宽处罚，判决宣告缓刑等;三是检察机关在退回公安机关处理的同时向公安机关发出撤销案件的建议。但是，加害人自身经济条件的不同，可能使得刑事和解的结果不同。能够通过刑事和解达成协议的往往是那些家庭经济条获得从轻或减轻的处理结果。上述多个方面的不统一，给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三、完善之路径及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接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粗略地勾勒出了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轮廓，也基本勾勒出了刑事和解程序的轮廓。为了更好地与新刑诉法的对接，本文在已有的刑事和解经验基础上，结合刑事和解的特别程序，有针对性地进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学习和探讨，以利于新刑诉法的更好实施。
综上，对刑事和解相关问题的探讨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刑诉法的精神，使刑事和解这项新型的诉讼制度能够发挥其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收到更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以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注释]
①宋英辉：《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调研报告》[J].《当代法学》2009年第5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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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作者简介]王运华(1966—)，男，广西博白人，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课题主持人);陈立毅(1983—)，男，广西防城港人，法律硕士，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执笔者);高雪雷(1985—)，男，河南鹿邑人，法学硕士，广东省汕头市政府办公室干部。
作者：王运华 陈立毅 高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