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领导者的影响力

第一篇：行政领导者的影响力

试论领导者素质对行政管理效能的影响

摘要：对行政领导的研究是新时期适应变革需要的重要课题之一，行政领导者的素质与影响力的关系，几乎贯穿了领导科学的全过程。因此在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下探究行政领导者的素质与影响力的关系是领导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拟从领导者素质与影响力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予以论述。

关键词：行政领导素质行政管理效能

一、行政领导者的素质

领导者的素质，是指在先天禀赋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上，经过后天的学习和锻炼而形成的，在领导工作中经常起作用的那些基础条件和内在要素的总和。行政领导者的能力是其素质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一名行政领导者的素质如何，决定着他的能力水平的高低。

那么在这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作为新时期的领导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基本素质呢?我认为，一个行政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有：政治素质、道德素质、能力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作风素质、精神素质、观念素质。

二、行政效能

笔者认为“行政效能”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现其管理目标的过程中，所发挥功能的程度及其产生效果、效益的一种综合体现，是能力、效率、效果、效益四大因素的有机统一体。

三、行政领导者素质对行政管理效能的影响

(一)政治思想的影响

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阶级不重视领导者的政治素质。如果行政领导者的政治素质不符合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要求，纵然他是满腹经文的治世之子，也会被弃而不用的。所以一个优秀的行政领导者，在政治素养方面必须是优秀的，具主要表现在：

1.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的领导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策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是社会组织的掌舵人。历史证明，倘若领导者领导错了方向，就会贻误和危害领导工作，招致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失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社会组织能否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国际间合作与冲突的考验、能否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会不会走到歧途，等等，这些都与各级领导者有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直接的关系。坚定的政治方向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一切动摇社会主义信念，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削弱党的领导作斗争，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定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

2.要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在社会主义社会，各级行政领导者都是人民的公仆，要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关心

群众疾苦，尽心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因为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自然资源只不过是一种天生的财富，要把天然财富变为社会财富，劳动者必须掌握适当的工具，进行艰苦的劳动。劳动群众又总是不断的积累经验、改造工具，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不断创造出衣、食、住、行等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生活资料，人类就不能生存，社会就不能发展。其次，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劳动群众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为人们从事一切精神生产提供了物质前提。生产活动是社会各项活动的基础。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起主体作用，历史上的一切解决社会矛盾的革命活动，实质上都是人民群众起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变革中，社会制度的新旧更替，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来实现的，所以，作为一名行政领导者，要相信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二、业务技能的影响

德才兼备是我们选择、使用、考核干部的基本条件与准则。行政领导者不仅具有政治品质、思想品质等，还要有一定的工作与技术能力、组织与管理能力、决策能力等。

这就要求领导者应具有通晓主管部门的业务、技术的能力，以及指导工作与生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具有组织与管理能力。工作与技术能力是称职领导者的一个条件。精通业务与技术高明不一定是称职的领导者，领导者还必须具备计划与规划设计能力;把握整体目标的能力;组织、控制、指挥与协调能力;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用人与授权的能力;开拓与创造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改革、随机应变与适应环境的能力;意见交流与信息沟通的能力;领会与掌握政策的水平与能力等。 行政领导者还应有决策能力。决策能力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能力素质之一。组织与企业领导者的领导过程，从某种意义说是不断决策的过程。决策包括经营决策、管理决策、业务决策、人事决策、战术决策与战略决策等;这些决策直接关系企业的命运和领导者的管理绩效。决策能力是一种综合性能力，这需要领导者兼有分析与综合问题的能力;预测能力;逻辑判断能力;直觉能力;当机立断作出决策的魄力与能力;谋略能力;组织团体决策的能力等。

因此，一个优秀的行政领导者应该聪明，有智慧，有魄力，有能力，才是其个人权威的本质体现。

三、工作作风的影响

行政领导者既是领导者，也是教育者、示范者，领导作风对领导者个人的声誉和威望，对领导活动的成败，对党风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坏，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优秀的行政领导者一定要有优秀的领导作风。一是良好的领导作风可以增强领导者的权威和影响力。领导者作风优良，就能使领导目标和意图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和认同，使被领导者的服从建立在更加自觉自愿的基础上，

减少了权力与服从中的矛盾与摩擦，增强领导权威，增大领导效能。二是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加速信息和情感的传递与交流，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三是，领导者作风优良还可以弥补其知识和能力的某些不足，更好地发挥自身的长处与优势，促进目标的实现。

四、个性素质的影响

领导者的素质除了有政治素质、思想素质、能力素质外，还需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包容心就是众多优秀行政领导者所共有的素质。一个优秀的行政领导者要善于包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下属的“过失”善于包容。求全责备是一般领导者的积弊，他们最敏感、记忆最深的是下属曾犯过什么错误，受过什么处分，有什么缺点，至于此人有什么特长，有什么“绝活”，则不清楚。人才也是人，缺点、错误委实难免，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会“用人所长，容人所短”，使这些人才发出其应有的光芒。二是对下属的“不敬”善于包容。有些下属喜欢锋芒毕露，存在不敬的苗头，领导者对此也要善于包容。“金子总是要发光的”，真正的人才是掩不住其光芒的，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会因为疾贤妒能，而使真正的人才陷于永无出头之日.不怕下属功高震主，为有才能的下属提供力所能及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这才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所应持有的原则和态度。

亲和力也是优秀行政领导者增添其个人魅力的重要途径。领导者要善于亲和，平易近人，要使下属觉得自己易于接近，敢于接近，心理上永远存有一种暖的感觉。同时，亲和力也有利于领导者与下属的沟通，使领导者及时调整自己的管理策略，从而达到真正的成功

因此，最优秀的行政领导人会凭借个人的领导魅力带领自己的团体走向事业的巅峰。

结语 行政领导者的素质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行政领导者要想增强整体影响力,就必须下大力气提高自身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素养。

第二篇：论领导者的影响力

领导是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管理的计划、组织、控制等职能的发挥都有赖于“领导”的作用。H.孔茨认为:“领导是影响人们心甘情愿地和满怀热情地为实现群体的目标而努力的艺术或过程。”可见,领导的本质就是一种影响力。所谓影响力,就是指一种事物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影响和改变他人心理和行为的能力。领导者的影响力就是指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影响和改变被领导者的心理和行为,使之符合组织意图的能力,可分为权力性影响力与非权力性影响力。

一、权力性影响力

权力性影响力就是强制性影响力,由领导者的职务、地位和权力等形成,指的是由组织赋予的在领导者实施领导活动之前就获得的要被领导者服从的影响力,带有法定性、强迫性和不可抗拒性,是以外推力形式来发生作用的。在其作用下,被影响者的心理和行为主要表现为被动、服从,因此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激励是有限的。

权力性影响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构成:一是传统观念因素。几千年来的社会生产使人们认为领导者不同于普通人,他们有权、才、能,比普通人强。这种观念逐步成为某种形式的社会规范,产生了对领导者的敬畏感和服从感,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从而使领导者的言行增加了影响力。这种由传统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力存在于领导者的言行之前,是传统附加给领导者的力量。二是职位因素。领导者在组织中的职位会使被领导者产生敬畏感。领导者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被领导者对他的敬畏感也越强,他的影响力也越大。三是资历因素。资历是是一种历史产物,反映了领导者的个人生活阅历和经验。往往人们对资历较深、阅历丰富、经验老到的领导者会产生一种敬重感。其中职位因素是首要因素,一旦失去职位,权力性影响力便随之消失。

二、非权力性影响力

非权力性影响力,也称为自然性影响力,是由领导者自身的因素,包括品格、知识、能力、情感等个人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力,是领导者本身的天赋、主观努力和自主行为所造就的。这种影响力以内驱力的形式在被领导者中发生作用,建立在其对领导者的尊敬、信赖、钦佩、崇拜的基础上,为其自觉自愿、心悦诚服的接受,不具有任何强制色彩。表面上这种影响力并没有权力影响力那样明显的约束性,但在实际效能上,它不仅具有权力影响力的性质,而且常常发挥出权力影响力所不能发挥的约束作用。因此,非权力影响力是一种具有巨大效能的内在感召力,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的强有力手段,也是衡量领导者水平高低,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

非权力性影响力主要由这几个因素构成:一是品格因素,指领导者的道德品质、人格、作风等,既是领导者的内在因素,又可以通过其言行表现出来。优秀的品格会给领导者带来巨大的感召力、动员力和说服力,使人产生敬爱感,而且能吸引人、引导人。二是能力因素,即指工作技能和才干。组织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领导者的能力强弱。如果领导者能力强,对被领导者来讲自然而然就形成一种影响力,使他们产生敬佩和仰慕心理,便于领导者带领他们完成组织任务。三是知识因素。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只有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才能提高自己观察与分析事物、判断是非的能力,从而确保决策的正确性,更好地协调组织成员的关系,才能获得被领导者的信赖和佩服。四是情感因素,即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工作和生活体恤关怀,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从而使他们产生亲切感和敬重感,增加对他们施加影响的动力。

三、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关系

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既有根本区别,又相互联系,互相依赖。

就其区别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强制性方面。权力性影响力是由职权产生的,具有法定基础,是强制性的,在领导活动之前产生;非权力性影响力是领导者个人在领导活动中由自身素质和行为产生的,是自然的、不带有强制性,既不随职权的消失而消失,也不随职务高低、权力大小而消长,全靠领导者自身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学习和锻炼形成,产生于领导活动之中,其构成的主动权完全在于个人而不在组织。第二,时空限制方面。权力性影响力受到职权范围制约,受时空限制;非权力性影响力则没有这些限制。第三,差异性方面。权力性影响力是由职权产生的,有领导职务就有相应的权力,并对被领导者产生影响,而这种职权和影响不会因人而异;非权力影响力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素质,而个人素质有高有低,由此产生的影响力必然存在差异,即因人而异。

非权力性影响力与权力性影响力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并非对立的,两者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一方面,权力性影响力是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基础,非权力性影响力依赖于权力性影响力。另一方面,非权力性影响力又影响着权力性影响力,为权力性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强大的后盾。非权力性影响力可以使权力性影响力得以最佳发挥,也可以使权力性影响力丧失殆尽。权力性影响力只有在非权力性影响力的作用下才能发挥巨大的工作效率。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既要能够正确运用权力性影响力,又要重视增强和充分发挥非权力性影响力的作用,提高领导效能。

四、提升领导者的影响力

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权力性影响力主要来源于领导职务、地位与权力。组织法定权是领导者影响被领导者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只有领导者正确运用组织法定权,不搞徇私舞弊,不搞欺上瞒下,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正确使用组织法定权应注意以下问题:第一,慎重用权。如果权力使用不当,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激化矛盾,造成组织内各部门、团体或个人间的冲突。此外,组织法定权发挥效能的最好时机不一定在实际行使之时,而往往在实际行使之前,所以事先诱导、事先警告、让被领导者知道领导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于发挥组织法定权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二,善于授权。授权可以使被领导者在工作中有充分的发言权、主动权、自主权,培养其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意识及工作能力。但授权不是弃权,授权后要注意监督和督促。第三,公正用权。领导者必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使被领导者相信,在他运用权力时一定做到不分亲疏、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只有如此,才能服众,否则就会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丧失个人威信。第四,注意权力运用的方式和方法。行使权力的目的,是要影响和改变被领导者的心理和行为,使其心悦诚服地按照领导者的意图办事。因此在运用权力时,要注意方式和方法,尊重被领导者。第五,做好善后工作。组织法定权行使后,领导者要注意善后工作,包括做耐心细致的劝说和解释工作。如果领导者权力行使不当,或被领导者执行命令后造成了不良后果,领导者要主动承担责任。

相比之下,非权力性影响力则不同,其作用发挥的大小和程度主要取决于领导者自身素质的高低。要提高领导者的非权力性影响力,必须在提高领导者的整体素质上下功夫。

1.加强品格修养。良好的品格修养是领导者成功的保证。品格修养不是建立在职位、权力基础之上的,而是在高尚的境界中产生的,它在被领导者心理上的作用是权力、职位所不能替代的。领导者要十分注意自己的品格修养,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时刻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行,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欲所获,常怀律己之心,常除非分之想,常修为官之德,始终保持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在具体的领导实践中努力培养正直、公正、诚信、恒心、毅力、进取精神,用人格的力量吸引被领导者、用表率的作用带动被领导者,提高非权力性影响力,赢得大家的信任。

2.加强能力培养。领导者的能力素质是其履行职责的前提、实施领导的关键和树立威信的重要因素。能力的强弱决定着领导活动的成败,影响着被领导者的工作信心。当前,领导者尤其要注重提高三种能力:一是科学决策能力。要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够全面辩证地进行分析研究问题,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使工作有预见性、超前性和主动性。二是组织协调能力。作为一个领导者,还必须善于把大家的力量凝聚起来,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营造出配合默契、步调一致、和谐统

一、齐心协力的组织氛围。三是开拓创新能力。领导者不仅自己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开阔的眼界和创新的思维,更要善于创造每一个组织成员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激励组织成员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创新。

3.不断丰富知识。事实表明,领导者知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其素质的高低、工作能力的强弱,以及工作成效的大小。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不努力学习,知识贫乏,业务不精,就有被时代淘汰的危险。领导者要增强非权力性影响力,就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这就要求领导者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不断学习,使自己的知识随组织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而且要带动组织成员进行学习,创造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环境。

4.注重情感投入,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现代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期望得到别人,尤其是领导者的理解、尊重和信任。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付出一份的真诚,可能会得到其十倍的回报。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想赢得爱戴和拥护,就应当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用真情关爱被领导者,以情感人,以理服人。领导者在处理与被领导者的关系时,首先,要容人之短,避免在其短处上纠缠不放;其次,对犯错的人适当施罚的同时,也要耐心帮助他,从而鼓励他敢想敢干,这样有利于发挥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主动沟通情感,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采纳大家的正确建议,了解被领导者的情况,热心并及时帮助其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使大家产生信赖感和安全感。

总之,领导者要提升影响力,就要恰当地运用权力因素与非权力因素,使组织成员凝聚在自己周围,以领导魅力带动、影响、促进广大组织成员改进工作,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第三篇：情商对领导者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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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对领导者工作的影响

1.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是了解自身情绪、情感和内心驱动力及其对他人影响的能力。具有自知之明的人，对人对己都秉持一种诚实的态度，处事既不过分苛责，也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了解自身的局限和长处，也不避讳讨论这些话题，并且往往很欢迎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他们会坦然承认自己的失败，并敢于自嘲。有自知之明的人往往也比较自信，对自己的能力了然于心，不大可能贸然接受超出自身能力限度的任务，也知道何时应该寻求帮助。

2.自我调控 自我调控是控制或疏导负面情绪和破坏性冲动的能力。善于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常常会自我反省，他们总是深思熟虑，而不匆忙下判断。面对不确定局面，他们处之泰然，顺时应变。能够自我调控的人，有能力打造一个公平信任的环境，也有助于增进诚信。

3.内驱力 内驱力是指以成就感为动力，追求超乎自身和他人期望的目标。追求成就感的人，对工作充满了激情，而且往往会对提供该工作的组织产生归属感。他们乐于学习，工作上的每一次成功都让他们引以为傲。他们也总是一再提高业绩标杆，并主动跟踪业绩水平。这些精力旺盛的人通常不安于现状。他们会执著地追问，事情为什么非得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也会积极地去探索新的工作方法。

4.同理心 同理心是理解他人情感，视他人情感反应待人接物的能力。具有同理心的人能领会肢体语言的微妙含义，他们能听懂别人的言外之意。这帮助他们在全球化脚步日益加快的今天更有效地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同理心还有助于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以及凝聚团队。

5.社交技能 社交技能可能是情商的其他几个要素的集中体现，是一种与他人寻求共同点、建立融洽关系的能力。能认识和调控自身情感，又能体会他人情感的人，往往能有效地处理人际关系。而内驱力强的人往往心态乐观，其奕奕神彩自然会体现在与他人的交谈和其他交往之中。社交技能不只是友善，它是一种带着目的性的友善，其目的就是引导他人按你希望的方向前进。社交技能高超的人擅长管理团队，说服力强，能够在需要时调动广泛的人脉资源。

情商的前三个要素，即自我认知、自我调控和内驱力，都属于自我管理技能。而后两个要素，即同理心和社交技能，则是一个人管理自身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能力。研究和实践均表明，情商是可以后天习得的，但你必须为此付出时间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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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行政诉讼法修改对行政机关产生的影响

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背景和过程

(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背景

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同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6号公布，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此后，1991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1991]19号)，就行政诉讼中的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和受理、审理和判决、执行等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

2000年3月8日，最高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进一步就行政诉讼中的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与受理、审理与判决、执行等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

据最高法院统计，2014年1-6月，法院受理行政一审案件66543件，同比增加22.25%，同期一审案件合计受理4777054件，同比增加7.87%，行政一审案件占一审案件的1.39%;法院受理行政二审案件23695件，同比增加35.56%，同期二审案件合计452161件，同比增加13.62%，行政二审案件占二审案件的5.24%;法院受理行政再审案件705件，同比增加7.31%，同期再审案件合计受理17462件，同比减少12.29%，行政再审案件占再审案件的4.04%。 由此可见，行政案件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数量增幅较大，均远超同期法院受理案件总量增幅。行政案件的上诉率和申诉率较高，一审服判息诉率仅为64.39%，一审裁判结果认同率偏低。

据最高法院统计，2013年全国法院受理行政一审案件123194件，审结120675件，其中判决撤销7258件、变更59件、履行法定职责1332件、确认违法或无效1444件、赔偿309件，调解赔偿278件，行政机关一审败诉10680件，败诉率仅为8.85%。123194件行政一审案件中，城建类19972件、资源类18394件、劳动和社会保障类11704件、公安类10533件、计划生育类8203件、工商类3785件、交通类2494件，占据了较大比重。

由此可知，行政诉讼案件主要集中在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权属、自然资源权属、就业社保、治安等关系公众核心权利、利益的领域，公众在不服相关行政行为后，起诉率较高，因为败诉引起的上诉率和申诉率也相对较高。

同期，根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13年1—10月份，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机构信访量为604万件(人)次。从公众来信来访的情况看，仍然以反映自身利益诉求为主，主要集中在民生领域，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征收问题，二是城市房屋征收问题，三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

可以看出，公众通过信访反映的问题与行政诉讼案件主要领域高度重合，信访事项主要是行政争议事项，行政诉讼与信访本末倒置，反映出社会公众的“信访不信法”，映衬出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现状。修改《行政诉讼法》，成为最高权力机关的重大立法任务。

(二)《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过程 2013年12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一审稿针对法院不敢、不愿受理行政案件的立案难问题，提出扩大受案范围、细化法院受理责任等保护公众诉权措施;针对行政机关干预裁判过程和结果的审理难问题，提出中级法院管辖被告为县级以上政府案件、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完善判决形式、交叉审理民事争议等增强司法审查力度措施，针对行政机关不执行法院判决的执行难问题，提出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裁判书情况予以公告、对拒不履行裁判书影响恶劣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进行司法拘留等措施。

2014年8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进行了第二次审议。二审稿就行政诉讼审理对象问题，提出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就公众告官不见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应诉问题，提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至少委托工作人员出庭，就行政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懒于审查一味维持不利于行政复议制度发挥作用问题，提出复议作出维持决定的复议机关共同做被告，就公众起诉期限较短不利于行使诉权问题，提出将直接起诉期限由3个月延长至6个月、一般案件最长起诉期限由2年延长至5年，就行政案件审限较短问题，提出将一审案件审限由3个月延长至6个月，二审案件审限由2个月延长至3个月。

2014年10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了第三次审议，并于11月1日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同日由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第15号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二、《行政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扩大行政诉讼被告、可诉行政行为和原告及第三人范围，拓展司法审查的广度

1.关于行政诉讼被告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25条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决定》将第2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修改后规定“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决定》将第25条改为第26条，相应内容修改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2.关于可诉行政行为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决定》将第一款相应内容修改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

(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

(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此外，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决定》规定，将《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文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均修改为“行政行为”，增加一条作为第5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增加一条作为第6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关于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决定》将第25条改为第26条，相应内容修改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并增加一条作为第79条，规定“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3.关于行政诉讼原告和第三人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第27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决定》将第24条改为第25条，将第一款修改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将第27条改为第29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者减损第三人权益的，第三人有权依法提起上诉”。

(二)完善起诉期限和形式制度，强化法院受理职责，破解“立案难” 1.关于起诉期限和形式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决定》将第39条改为第46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决定》将第40条改为第48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50条，规定“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2.关于起诉审查与处理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决定》将第42条改为两条，作为第51条、第52条，修改为： 第51条 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接收起诉状。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52条 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三)完善管辖、裁判类型等制度，强化行政机关应诉职责，破解“审理难”

1.关于行政案件管辖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4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二)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决定》将第14条改为第15条，修改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 《决定》将第17条改为第18条，增加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2.关于诉讼中的期限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决定》将第43条改为第67条，相应内容修改为：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提出答辩状。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7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决定》将第57条改为第81条，相应内容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6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决定》将第60条改为第88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

3.关于被告应诉义务

《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3条，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决定》将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6条改为第66条，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 4.关于诉讼期间行政行为的执行

关于诉讼期间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情形，《决定》将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4条改为第56条，增加规定“

(三)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并规定“当事人对停止执行或者不停止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5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工伤、医疗社会保险金的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原告生活的，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裁定先予执行。当事人对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5.关于适用调解、民事争议处理

关于适用调解问题，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第67条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决定》将第50条改为第60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关于以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问题，《决定》将第49条改为第59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以欺骗、胁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的”，并规定“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民事争议处理问题，《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61条，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的，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诉讼。”

6.关于简易程序

《决定》增加三条，作为第82条、第83条、第84条。

第8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一)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

(二)案件涉及款额二千元以下的;

(三)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除前款规定以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第83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审结。第8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7.关于裁判类型

关于撤销判决的适用情形，《决定》将第54条第

(二)项修改为第70条，增加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六)明显不当的。”

关于变更判决的适用情形，《决定》将第54条第

(四)项修改为第77条，增加规定“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损原告的权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

关于给付判决，《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

关于确认违法或无效判决，《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74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增加一条作为第75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增加一条作为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行政协议纠纷，《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78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

(四)加大拒绝执行行为打击力度，强化行政机关执行职责，破解“执行难”

《决定》将第65条第三款作为第96条，增加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三)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

(五)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三、《行政诉讼法》修改对行政机关的影响

(一)行政诉讼被告、可诉行政行为和原告及第三人范围扩大

1、规章授权组织可作行政诉讼被告，从而独立行使职权并承担责任 一般来讲，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职权涉及领域较广，立法内容较为原则宽泛等原因，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总体数量不多、比重不大，享有部门规章制定权的国务院部门、直属机构往往成为该领域行政事务的主要立法者，享有地方规章制定权的地方政府往往成为该地区行政事务的主要立法者。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往往更为贴近行业和地区实际，特别是管辖、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操作性和执行性较强。在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中，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成为行政机关执行的主要法律依据。

同时，随着新一届中央政府简政放权的力度不断加大，权力下放、权力剥离将主要在规章的执行性规范中体现。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例，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可以通过提请司法部或者有规章制定权的地方政府制定规章，将权力下放、剥离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律师协会、公证协会、司法鉴定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相关社会组织可以根据规章授权独立行使权力承担责任，相对人也可以就相关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作出的决定以其为独立被告提起诉讼，从而促进社会组织更好地实现行业自律和社会自治。

2.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做共同被告，需提高复议审理和行政应诉能力 由于行政复议制度主要定位于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层级监督，加之实行书面审理缺乏证据交换、举证质证、当庭辩论等准司法程序，行政复议一直面临着官官相护、走过场走形式的质疑。复议机关决定改变原行为需要做被告，决定维持原行为无需做被告，导致行政复议机关趋利避害，懒于审查监督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使得行政复议难以发挥行政争议解决前置途径和主渠道的作用。

《决定》如此修改，可以督促行政复议机关切实履行行政复议职能，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监督，并为作出的复议决定承担法律责任。相应地，拥有行政复议职能的行政机关，需要通过集中学习、开展培训、旁听审判等方式，提高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技能，做好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

同时，由于《决定》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这会促使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在提起行政复议时，更多地倾向于选择同级人民政府作为复议机关，若同级政府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则该地方政府为共同被告，经复议后可向中级法院起诉，以便提高管辖层级,使得案件有机会由中级法院一审、高级法院二审。

3. 可诉行政行为范围扩大，作出关系公众权益行为均需评估诉讼风险 《决定》将现行《行政诉讼法》中的利害关系内容由“人身权、财产权”扩大为“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同时将确认自然资源权属行为、征收私有财产及其补偿行为、侵犯农村土地经营权行为、不支付社会保障待遇行为、排除或限制竞争行为、不履行或变更特许经营或征收补偿等协议行为，均明确列为可诉行政行为。

这也是当前行政争议较为集中，而法院因为政府干预等原因难以受理，导致公众求告无门，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领域。明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行为、特许经营、征收补偿等行政协议的可诉性，使法院受理征地拆迁案件、行政合同案件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极大地保障了被征收人、行政合同相对人的诉权，同时意味着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范围进一步扩大。行政机关迫切需要增强依法行政和法律风险意识，提高依法履职能力。

4.规范性文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制定红头文件需加强合法性审查 现行《行政诉讼法》将可诉行政行为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参照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但是对于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是否可以参照或者经审查后参照，未作出明文规定。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并未经过审慎的合法性审查，红头文件泛滥侵权问题饱受社会诟病。

《决定》将条文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统一修改为“行政行为”，规定可以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在应诉时，可以提交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依据，若原告方就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出审查请求，法院可以进行审查后决定适用或者不予适用，并可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对此，行政机关需要在适用法律规范时，更好地辨识法律冲突问题、提高适用法律能力，并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进一步加强合法性审查等备案审查工作，避免规定与上位法不一致的内容。

5.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可作原告，处理结果利害关系人可作第三人，行政活动需权衡更多权利义务关系

实践中，一些行政行为并没有具体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相对人并未提起诉讼，利害关系人如果没有诉权，就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者如果不能及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也不利于法院查明事实解决争议，不利于裁判的最终执行。

此次修法，扩大了原告和第三人诉讼主体范围，使得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均可作为原告起诉，未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案件处理结果利害关系人均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强化了对公众行政诉权的保护。

对此，行政机关也需要在行政程序中，将行政行为相对人、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案件处理结果利害关系人均纳入行政调查、检查等活动中，充分查明案件事实、有效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提前防范和化解诉讼法律风险。

(二)原告起诉期限延长、法院受理职责强化，入口畅通将伴随案件数量大增

1.延长起诉期限、口头可以起诉，行政机关被诉概率增加

这次修法，以利害关系人知道或应知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分别作为直接起诉期限和最长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将直接起诉期限延长至6个月，并明确了最长起诉期限，在充分保护原告方诉权的同时，督促原告方及时行使诉权。而允许原告口头起诉，使得文化水平、书面能力较弱的公民，在遇到行政机关侵权时，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救济，降低了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门槛。

对此，行政机关将面临因起诉期限延长、准许口头起诉带来的行政案件数量增长问题，在就原告起诉期限、形式等问题抗辩时，也要相应调整应诉答辩内容。

2. 法院受理职责强化，行政诉讼入口敞开，大量行政争议将由信访转入诉讼渠道

《决定》将法院起诉审查内容明确为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要求法院对不能判定情形接受起诉状并出具书面凭证，不予立案的应当出具书面裁定书并告知理由，对于起诉状内容欠缺应进行指导释明并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对不符合规定情形可投诉提请上级法院监督改正，对逾期不予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可向上一级法院起诉，强化了收到起诉材料后法院的登记、释明等责任，并要求上级法院加强监督，在下级法院不作为时由上级法院亲自受理，通过降低原告方起诉门槛、强化司法审判机关责任的方式，极大地保护了原告方诉权。

这是此次修法为破解行政诉讼立案难问题作出的重大修改，必将极大地激发公众不服行政行为后提起行政诉讼的积极性，相应减少信访数量，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可能出现一个大幅增加的变化，对行政机关执法和应诉能力带来一个挑战。对此，行政机关需要更加注重日常工作中的依法行政，并加强应诉工作人员力量配备，应对行政案件数量增长问题。

(三)案件管辖、裁判类型等审判制度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应诉职责强化，迫切需要提高行政和应诉能力

1、行政机关出庭义务强化，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应当出庭应诉 行政机关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出庭应诉，是由于行政机关不愿意配合法院司法审判工作、不愿意接受司法审查监督，或者不愿当被告、怕丢面子、不擅长诉讼等多种因素。然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不出庭应诉，导致法院难以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原告方也对行政机关不参加诉讼颇多诟病。

客观而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经办人、亲历者，负责人是决策权享有者和决策责任承担者，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不出庭应诉，仅委托律师或其他人员作为一般代理人代为出庭应诉，由于代理律师并非行政活动亲历者，且不能对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进行决断，导致法院难以通过法庭调查查明案件事实，难以高效、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此次修法，使法院可以采用公告方式，通过社会舆论压力迫使行政主体配合行政诉讼，也可以通过司法建议引入行政监察部门或被告的上级机关进行监督，督促行政主体积极参与行政诉讼。这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情况、工作人员出庭情况列为考核指标，影响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的考评，同时也督促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通过培训等形式学法、用法，提高依法行政和出庭应诉技能。同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有助于行政决策者了解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切实解决行政争议，并增强行政机关依法决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2.中级法院管辖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被诉案件，高级法院可以确定跨区域管辖法院，行政机关干预司法审判空间变小

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为县级以上、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案件，可以由基层法院一审、也可以由中级法院一审。该规定立足于破解县法院审不了县政府的审判难题，但规定仍不够明确、彻底。《决定》明确，只要是以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即由中级法院直接管辖。这就破解了当前县法院与县政府同城办公、县法院行政级别低于县政府、人财物均受制于县政府导致的审理县政府难题。

同时，《决定》规定高级法院可以经最高法院批准后，确定若干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打破了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相一致的局面。结合当前基层和中级法院的人财物将由省级法院统一管理的改革动向，随着跨行政区法院的设置，行政机关干预法院审判的难度大大增加，法院的司法审判职能真正成为中央事权，基层和中级法院将真正回归为中央设置在地方的法院，司法审判的地方保护问题有望得到缓解。对此，行政机关需要切实尊重法院的司法裁判权，通过严格依法履职，提前防范诉讼法律风险。

3.行政答辩期、一审二审审理期限延长，行政机关可以更加充分证明被诉行为的合法正当性

实践中，行政主体和法院一般均执行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制度，十个自然日中如果遇到周末或其他假日，期间往往只有几个工作日，被诉行政机关不便准备应诉答辩，法院接收应诉答辩材料也存在诸多不便。行政主体一方准备应诉答辩时限过于仓促，也不利于法院有效查明事实公正审理案件。

对此，《决定》修改使得行政主体有比较合理的时间收集、整理答辩材料，更具操作性。由于行政案件专业性较强、有的案件案情较为复杂，有时难以在法定审限内办结。《决定》延长法院审理期限，基本保障了法院公正审理案件的时限要求。行政机关也可以在法定审限内，就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正当性进行充分论证，更好地说服法院支持合法正当的行政行为。

4、法院在诉讼中的审查监督措施和手段强化，就行政行为执行问题拥有更大监督空间。

关于诉讼期间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情形，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被告决定、当事人申请法院同意等情形，但并未规定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此次修法，规定法院认为行政行为的执行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可以裁定停止执行，有利于案件的顺利审理和最终执行。

同时，这也影响到行政机关作出及执行行政行为的效率。为此，行政机关需要更加重视行政行为被诉对行政效能带来的影响，不但要权衡行政行为被法院撤销等败诉风险，还要权衡行政行为一旦被诉带来的停止执行影响效率问题，在行政行为作出前充分考量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尽量减少案件被诉概率。

另外，修法增加规定，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工伤、医疗社会保险金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原告生活的，法院可根据原告申请裁定先予执行，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民生保障力度，进一步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支付社会保险金、提供社会救助等民生保障职责。

5.扩大行政调解适用范围、解决交叉民事争议，力求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一般来讲，行政主体应当严格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作出行政行为，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不存在就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调解的问题。而行政赔偿诉讼中，因为涉及到赔偿金额、赔偿方式等内容，具有一定的民事争议属性，适用调解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争议。

然而近年来，由于法律规定不得调解，原被告大量进行私下和解，采取原告撤诉的方式结案，加之行政主体一方相对原告而言占据优势地位，和解撤诉中存在欺骗胁迫等非法情形，法院又不便对原告自行提出的撤诉进行过多审查，导致行政诉讼撤诉案件中存在不公正、不合法等问题。实践中，法院为了更好化解行政争议，也在庭外就原被告之间的行政争议开展了大量协调工作，但未被现行法律所认可。

为此，《决定》修改规定，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使自由裁量权案件可以调解，并强调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以欺骗、胁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的，法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这就将可以调解的行政争议基本纳入了调解适用范围，赋予了法院和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和参加调解的权利，并就调解和解的合法公正性提出要求。今后，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可以就赔偿补偿等自由裁量行为引发的案件，在法院主导下充分进行调解，切实化解纠纷。

同时，实践中，行政争议往往夹杂着民事争议，特别是涉及自然资源权属、征收补偿和特许经营等行政协议的民事争议，如果行政诉讼中不予处理，当事人要重新提起民事诉讼，民事审判中由于掺杂较为专业的行政争议也难以切实公正处理。

为此，《决定》采纳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相关内容，进一步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这就扩大了法院可以一并解决的民事争议的范围，有助于解决行政诉讼裁判后争议仍未完全解决的“程序空转”问题，可以减少行政机关等当事人参加诉讼的讼累，拿出有效时间和精力切实通过行政诉讼化解相关争议，真正实现案结事了。而行政机关则需要在行政诉讼中同时做好相关民事争议的应诉工作，提高争议解决效率。

6.丰富裁判类型、增加审查内容，司法审查职责和力度进一步强化 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样，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仅限于行政处罚是否明显不公。《决定》修改后规定，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法院可以判决变更。这就加大了法院对行政行为合理正当性的审查力度，行政机关在今后的行政活动中，需要在注重严格依法行政的同时，更加注重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

《决定》还增加了判决履行给付义务、判决就行政协议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就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给予补偿等裁判类型，更加主要行政诉讼的解决争议职能，要求行政机关全面充分履行职责。

为此，行政机关在今后的行政应诉活动中，应当就作出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为进行充分全面的答辩，不但要就合法性进行答辩，还要就正当合理性、全面充分履行职责进行答辩，提供了对行政应诉答辩工作的要求。

7. 设置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提高行政审判效率

在行政诉讼实践中，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纠纷案件数量增幅较大，在行政案件中占据了较大比重，而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基本可以由一名法官独任审判。同时，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都在积极探索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就部分行政案件采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也变得非常有必要。 引入简易程序，一方面提高了法院审判和行政机关应诉的效率，同时也对行政机关在短时间内做好相关案件的应诉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若被告不能充分利用较短时间证明被诉行为的合法正当性，可能会导致法院仓促作出行政机关败诉的裁判。对此，行政机关应给予必要的重视，在较短时间内做好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应诉答辩工作。

(四)加大对拒不执行司法裁判行为的惩治力度，力求破解“执行难” 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不愿配合行政审判，在法院作出不利裁判后，回避或阻挠生效裁判书的执行，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了督促行政机关执行生效行政裁判，《决定》增加规定了一些执行保障措施，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一审法院可以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法院可以采取社会舆论监督、对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执行生效行政裁判，这就需要行政机关高度重视行政裁判书、调解书的执行，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此次修改《行政诉讼法》，加大了对原告方诉权的保障力度，强化了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力度，完善了督促行政机关参加行政诉讼、执行行政裁判的制度和措施，行政机关需要更加注重依法行政、合理行政，并尽快有效提高行政诉讼应诉能力，以面对法律修订可能带来的行政案件数量大幅增加、行政诉讼应诉难度加大等新情况。

第五篇：浅议行政许可法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论文摘要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必将对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 。本文试从行政许可法背景及意义、转变政府职能、更新行政管理理念、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以及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等方面略作阐述。

一、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及意义

行政许可是必要的;旧的行政许可制度在新的市场 经济 环境下，易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计划经济 时代 的行政许可制度模式与新时期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行政许可法将使政府职能实现根本性转变

行政许可法通过确立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明确了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规定了什么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什么事项不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笼统的管理模式。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必须依法行使。

三、行政许可法将进一步更新行政管理理念

行政许可法促使行政管理更新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意识，转变许可模式，强化权责统一。

四、行政许可法将进一步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行政许可法的实行，将使权力导向型行政管理方式向 现代 的规则导向型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也更有利于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

五、行政许可法将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从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行政许可法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

2004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是继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之后的又一部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 法律 。她必将对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行政许可法背景及意义、转变政府职能、更新行政管理理念、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以及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等方面略抒己见。

一、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及意义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行政许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一种事前监管的重要手段。在行政管理中，行政许可权的行使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十分有效的。行政许可之所以要通过立法来来规范，一是行政许可权也是行政执法权的一部分，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必须将行政许可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一样，都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因此，制定行政许可法，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二是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以往的行政许可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痕迹，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限制市场竞争，甚至利用行政许可进行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许多行政许可行为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格格不入，有的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 发展 的严重障碍。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按照世留组织协定和我国的具体承诺，行政许可应当以透明和规范的方式进行。因此，制定行政许可法，也是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三是以往的行政许可制度，与旧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相互依存，形成了众多部门利益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许可的设置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越位、缺位、错位并存，重许可轻监管，或者是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缺乏依法监督，一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利用行政许可进行权钱交易、徇私舞弊，行政许可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解决长期存在的行政审批过多过滥、程序繁琐、权责脱钩、监管不力等 问题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从制度

上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与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于2003年8月27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并于2004年7月1日起施行。行政许可法按照合法与合理、效能与便民、监督与责任的原则，把制度创新摆在了突出位置，确立了行政许可的一系列原则和重要制度。此法明确要求：行政许可设定应当于法有据，行政许可管理应当公开透明，行政许可服务应当便民快捷，行政许可权力应当与责任挂钩、与利益脱钩，行政许可强化事后监督检查。行政许可法的贯彻落实将从制度上防止作为权力的行政许可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公民个人生活的过度干预，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改变行政许可的过多过滥，有利于行政机关树立服务意识与强化责任意识，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依法治国是 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本 内容 ，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即治国者先受制于法。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是对现行行政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创新，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行政许可法将使政府职能实现根本性转变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们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审批、许可。结果是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转变政府职能一直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的关键问题。特别是从1998年开始，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为切人点，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的转变，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转变政府职能问题，仅靠减少行政审批项目是远远不够的。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对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申请、审批、监管等都进行了详细规定，不仅对行政许可行为进行了规范，更重要的是为转变政府职能提供了法律保障。

行政许可法通过确立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明确了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规定了什么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什么事项不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比如，在政府行政管理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主决定的关系上，确立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主决定优先的原则;在政府行政管理与市场竞争的关系上，确立了市场竞争优先的原则;在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律的关系上，确立了社会自律优先的原则，从而改变了政府职能的定位逻辑，即从“先政府、后社会、再市场”扭转为“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这就彻底颠倒了针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制度安排的传统逻辑，大范围大幅度地降低了个人与组织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门槛，使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实现根本性转变。

行政许可合法原则要求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的权限、内容、主体、程序皆须法定。首先行政许可法规定只有直接关系国家、社会重大利益的事项可以设定许可。据此，行政机关不仅要把自己原来专署的行政审批权部分让渡给社会，而且要将本属于社会的自治性管理权归还原主。其次、实施行政许可的主体必须是具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或经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就要求改变过去行政许可实施主体混乱局面，克服地方和行业保护。因此，政府必须加快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步伐，“管其所管，放其所放”，将该管的管住、管好，将不该管的妥善地放开，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失位，树立诚信意识，依法谨慎、理性地行使权力，全面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行政许可法将进一步更新行政管理理念

“理念”，是思想、观念的意思，是近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它强调对目标、原则、 方法 的认定和追求。政府行政管理理念的更新，就是要不断转变传统的管理观念和方式，选择制定新的行政管理目标、原则和方法等，以适应 政治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根据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更新政府行政管理理念，首先要进一步树立以民为本的管理理念。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就是以民为本的管理理念，其实质就是民主行政的理念。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又给民主行政的内涵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比如，在行政许可的设立方面，行政许可法第19条规定，起草法律、法规和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采

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和采纳意见的情况;第2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许可的设定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行政许可的实施方面，从行政许可的申请、受理到审查、决定以及期限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以民为本的行政管理理念，从根本上讲，就是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标准，使行政管理工作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行政许可法确立的便民原则亦是以民为本行政管理理念的重要体现，它要求政府既是管理者也是服务者，从根本上转变了行政机关的角色定位，突出为民服务的宗旨。对符合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批，政府不应再看作是对申请人的“赋权”，而是法定的义务。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改变权力本位思想，增强服务意识，积极创造便民条件，实行一个窗口对外、集中办理、统一办理、探索综合执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模式等，简化办事程序，提供优质服务，切实提高行政效率，要从思想上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

以民为本、民主行政的基本特征就是“公开”和“透明”。公开透明也是行政许可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政府部门掌握着大量的信息资源，如果这些信息资源被社会充分、有效地利用，无疑会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政府信息公开透明也是公民监督政府的一个有效途径和措施。国家机关按照公开透明的行政管理理念，公开法律规范，公开实施过程和结果，公开决策、执行、监督等行政行为的全过程，使广大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措施以及重大社会事件等信息，真正实现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以及管理社会事务的基本权利。这就是 理论 界呼吁打造的“阳光政府”。而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公开透明原则，无疑为进一步树立以民为本、公开透明的行政管理理念，打造一个人民拥戴的“阳光政府”，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此外，还要进一步树立责权一致和信赖保护的行政管理理念。一个法制社会必然是一个责任社会; 自然 ，一个法制政府也应当是一个责任政府，这是不争的定律。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政府行政管理实践中，权力与责任脱钩，有权无责的现象较为普遍;权力与责任挂钩，行政管理带有明显趋利性的现象时有发生。行政许可法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设专章对行政机关违法设定、实施行政许可以及实施行政许可后不履行监督职责等，都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并明确规定由此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益损害的，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责任形式从行政处分到违法许可的撤销，再辅之以追究刑事责任。这就为我们的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提出了基本要求。根据这一基本要求，还应当逐步建立、完善、推行高官问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把权利和责任挂钩。同时，还要细化标准，增强可操作性，使问责制与追诉制并举，形成刚性制约机制，其最终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责任政府。

在树立责权一致行政管理理念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忽视另一个重要的行政管理理念：信赖保护。信赖保护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应当保护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通俗地讲，信赖保护就是“诚实信用”。古人云“从无信不立”。“诚实信用”不仅是一个人立于 社会 的基本准则，而且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立政之本、兴业之基。任何一个政府的建立都取决于民众的信任与认同。没有民众的信任与认同，任何政权都是不可能存立或者不可能长久存立的。在市场 经济 条件下，市场经济愈发达，愈要求诚实守信，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 现代 文明的标志。尤其是政府的信用程度，直接 影响 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状况和经济效益的高低，成为决定市场资源走向的最根本的要素。因此，行政许可法特别明确了“信赖保护原则”，这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 法律 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如果政府在信用方面出了 问题 ，就会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的短期化和经济效益的不稳定性。总之，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就没有经济的健康 发展 。这就要求我们的行政机关进一步树立信赖保护的行政管理理念，坚持依法行政、诚实守信、加强监督、优质服务，塑造一个诚实守信的政府形象。

四、行政许可法将进一步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行政管理方式是以权力导向型管理为特征的。这种管理方式体现了政府全能主义和权力本位思想，政府处于社会的中心，对社会和经济实行大统一的管理。这是一种直接的、微观的、权力无限式的行政管理方式，是一种高度集权、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行政管理方式。不可否

认，这种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 历史 阶段，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尤其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形势下，这种权力导向型管理方式的弊端就突出地显现出来。例如，每当建设和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就会强调审批、发证，或者“以批代管”，或者“只批不管”。这种权力导向型管理方式，往往容易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和社会功能的萎缩，从而阻碍市场机制的发育和 企业 活力的发展。

行政许可法以合法与合理、效能与便民、监督与责任为基本原则，通过建立规范的行政许可制度，妥善处理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权与私权的关系，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方面，只要通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社会自律管理以及事后监督等能够解决的事项，就不实行行政许可。这些规定有利于实现传统的权力导向型行政管理方式向现代的规则导向型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也更有利于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

五、行政许可法将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从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行政许可法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多年来，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措施，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存在着某种扩张性和随意性，容易滋生腐败，产生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要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行政。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 内容 要客观、适度，要符合立法目的，作出的处理决定要合情合理，不能畸轻畸重。但是，由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 政治 素质和业务素质的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法律意识的不同，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经常发生，有的十分严重。如有的行政失职，应该作为的不作为，该管的不管，不履行法定义务;有的行政越权，不该管的乱管，违反法定职责;有的滥用职权，从个人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甚至有的干部贪污受贿，成为人民的罪人，等等。这些违法行为严重地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尤其是 目前 存在的乱处罚、乱罚款、乱集资和以权谋私等情况，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败坏了政府的形象和声誉。

从近年来查处的许多腐败案件来看，也多与滥用行政审批权力有关。行政许可法从这些最容易产生腐败的行政许可权人手，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程序，防止行政许可权人格化，防止实施行政许可的机关和人员以权谋私。可以说，行政许可法的每一章都有关于如何防止腐败的规定，从而为实施行政许可的机关和人员设定了一个“安全阀”，只要严格依法行使行政许可权，就不会有腐败现象的发生，也就不会犯错误。这就为转变政府职能、更新行政管理理念、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供了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