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范畴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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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计算机范畴论文范文

非范畴性话语向范畴性过渡的社会因素分析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语言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话语或新词语。这些新话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以及语言使用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利用认知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可以找到语言发展变化的背景和发展路径，洞察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因素，理性看待语言的发展变化，为规范语言以及正确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找到理据，准确把握时代变化发展的脉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新话语 过渡 社会因素 非范畴性 范畴性

一 引言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化体现在诸多社会领域中。其中，对人们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是社会文化生活，特别是在语言领域中产生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变化。众所周知，语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过来，社会结构也制约语言结构或语言行为。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镜子，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必定导致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变化又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对语言的变化应该从认知的角度来解读，20世纪70年代由Langacker和Lakoff首创的认知语言学把人们的日常经验视作为语言使用的基础，他们主张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人类对世界的解释中，意义具有主观性的特征，反映意义主导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具体的文化方式和世界特征的体现。当前，展示社会变化的新词语正在迅猛增长，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信息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在信息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每个新词语一旦产生就会得到快速的传播，立即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和使用，影响极为广泛。纵观新词语的语音和语法特征，一方面可以看到人们对社会生活变化认识的反映程度，另一方面这种非范畴性语言认知创新的方式也能够让人们认识当今社会生活发展的趋势。虽然语言的变化具有偶发性、不可预测性的特征，但研究非范畴性话语向范畴性过渡的社会因素对于发现语言变化的潜在因素，找到语言变化的客观原因，正确引领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话语的范畴性与非范畴性

世界上的事物纷繁复杂，辨别此事物与彼事物的异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需要做的事情，通过分析、归纳、判断以及推理的方法对千变万化的事物进行分类也是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事物分类的认知活动即为范畴性的过程，这是认知语言学中对语言认识的重要概念。对事物的心理分类过程即为范畴性过程，这种心理分类过程的产物就是认知范畴。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和反映，社会学家早在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就发现语言与语言之间关于颜色词的意义不尽相同，这充分说明语言任意性特征的正确性所在，也认证了语言、文化和思维之间具有关联性假说，即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可解释性，即语言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思维是不能脱离事物的形体的，具有想象、完形的特征。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最初创造的词语具有具体、形象的特征，随着对事物认知的深入，具体、形象的特征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抽象、概念化的特征，进而上升到典型的过程，这也是人们将事物由感知到范畴性过程的一般规律。再者，人们往往感知事物的总体形状即完形，一种事物具有这种事物所有特征的同时也区别与其他事物。另外，还和我们与事物感知过程中的对事物的动机相关，动机不同对事物的理解程度也不尽相同。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得知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涉及的是语言符号、人的大脑和外部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通过感知认识事物，然后将这种对事物的体验上升为范畴，这就是范畴性的过程，从而形成概念系统。人的认识往往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人的语言自然而然随之而变，这样就可能产生由范畴性到非范畴性的变化过程。

语言非范畴性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语言自身的变化问题，二是人的认知问题。在一定的社会、心理等因素影响下，范畴性成员会逐渐丧失部分或全部范畴性中的典型特征的过程即为非范畴性的过程。“非常夏洛克”用名词表示形容词意义，这种表达往往是以现有的语言资源表示特定的思想内容。从认知角度看，是用转喻方式扩展原名词的含意，即“非常吝啬”的意义。范畴性成员在进入一个新的范畴过程中，往往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常常是既有原范畴的某些典型特征，还有可能获得新范畴的部分特征。经过多次、长时间的循环往复状态之后，非范畴性成员逐渐进入相对稳定的范畴性状态，这样就完成了重新范畴化的过程。在认知方式上，非范畴性是语言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可促进语言随社会变化和发展而变化的步伐。

三 非范畴性话语向范畴化过渡的机制

人们往往巧妙地运用语言的各种因素及构词方法创造新话语，在众多新词语或新话语产生的过程中，较常见的是语用目的造词，也就是依据会话情景调整或修饰语言，使话语表达得更加形象、生动。类似的新话语如“蒜你狠”、“躲猫猫”等反映了语用目的新话语或新词汇的生成机制。仿词产生新词汇是当代人们常用的造词法，如由“自信力”仿造出“他信力”，从“妇女”仿造出“妇男”，“富二代”等“X二代”的类推词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即已出现，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出现的一个社会阶层，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批判性。说明造词法也是比较流行的造词法，如“脱口秀”是英语“talk show”的直译，即口才展示;“庐舍族”则为“loser”直译，意为失败者。现代中国人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反映在语言上就是人们越来越喜欢使用减缩词，如“绿游”意为“绿色旅游”，“电玩高手”为“玩电脑游戏的高手”。其它新词语产生机制还包括摹声造词法，如“美眉”为粤方言，意为“妹妹”;“杯具”首先在网络上替代了谐音“悲剧”一词，用于表示不如意，不顺心或者失败，或者是委婉地对别人表示不满;类似的词语还有“神马”(什么)、“欺实码”(70码)、“打酱油的”(路过)、“驴友”(对户外运动、自助自主旅行者的称呼)，等等。这些新词语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语言的能产性和丰富性。另外，“旧瓶装新酒”也是新词产生的一个重要方式，所谓“旧瓶装新酒”即赋予老词以新的意义或含意。如“定心丸”为可以安心、放心之意，“刮胡子”可喻为批评人。

四 非范畴性话语向范畴性过渡的社会镜像

语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研究语言发展的社会因素，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找到语言自身发展的源动力，从而为语言的自身规范和发展提供理据，另一方面从语言的变化中可以观察社会发展趋势，从微观角度为社会找到正确发展方向。

参考消息网2014年5月2日报道，外媒称很少有“大语种”像汉语一样如此强烈地受到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影响。在这些外来词语中，有些外来语经翻译成汉语后逐渐为中国广大民众所接受，但是有些如PM2.5、WiFi、CEO等词语未经翻译而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话语，反映了中国社会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这一方面反映了当今中外交流的深化，外来词语通过音译词、音译加意译甚至直接借用等方式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信息化的反映。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科学文化技术的普及，大量科技术语不断涌现。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速发展，科学是语言变化和发展的动力之一，如声纳(sona)、转基因食品(GM food)等。网络等新媒体也为科学文化的普及提供了便利之门，使更多的人们了解医疗、环保、财经等方面的新词语或新术语。如今，“秒杀”、“绿色经济”、“动车”等已经成为平常百姓的日常用语。

当今时代的流行文化体现在语言层面上就是把正统的表达用“草根”或“草根文化”形式表达出来，这种非正统的语言表达往往具有口语化、平民化甚至调侃滑稽的色彩。例如，“蜗居”是窄小的住所，“咸鱼族”是没有工作目标，安于现状的意思，把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或平民百姓称为“蚁族”，把不断跳槽的人喻为“跳蚤”等。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同时也促进和强化了人们的开放心理。这些都生动地展示了现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外来事物的迅速认可和接受。他们喜欢追求新颖，对新生事物敏感，喜欢使用含有大量信息的新词语。在当今的大学校园里，“考碗族”(指当下有些大学生到处参加公务员考试)及“非典”、“愤青”等新词语的大量涌现生动地反映了现代快速的生活节奏，人们常常将使用频率高的固定短语采用缩略方式表达的习惯。缩略语映射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符合语言的简约规则，也可使受众快速接受、记忆、传播复杂的信息。

诚然，随着中国信息化和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在人们求新、求异以及求快的心理支配下，网络语言中出现了如BT(变态)、表(“不要”的合音)等中英文结合的新词语。这些新词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汉语的构成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有时常常会出现一些低俗不堪甚至直接与性相关的新词语。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开展语言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语言规划属于宏观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包括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也就是语言规划部门对语言变体采取规划行为使之达到预期的规划效果。只有结合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做好现今以及长远的语言规划，才能促进语言健康发展，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五 结语

语言的词汇往往能够忠实地记录该时代发展的步伐，从一个侧面反映该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处于动态中的非范畴性话语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人们的价值观方面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弊害的一面。因此我们应因势利导，尽量发挥语言在影响人们社会生活有利方面的能动性，使其为社会发展服务。此外，从镜像语言中词汇的传播背景和传播路径，通过对当今语言的变迁特别是词汇发展变化的细微观察，我们可知语言使用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感悟以及在现实社会中的心理表现和反应，可洞察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因素，从而达到掌握社会发展变化尤其是人们思想文化变迁或价值观念改变的目的，提出相应的社会发展策略及语言规范策略和方法，为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1B114)：非范畴性话语向范畴性过渡的社会因素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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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占山：《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与社会背景的关系》，《烟台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崔建立，吉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研究所所长、教授)

作者：崔建立

第二篇：从范畴化论经济法学范畴

摘要：现有经济法学范畴理论框架以经典范畴理论为基础。将经典范畴理论僵硬地移入经济法学范畴理论的构建过程，存在逻辑缺陷与语境不适的困境，已造成经济法学范畴理论众说纷纭的局面。反思此种问题，可将语义哲学中的相关范畴化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经典范畴理论、原型范畴理论、家族相似性理论在经济法学范畴理论的范畴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比较，在统一经济法学范畴理论问题时，应维护经典范畴论的客观性，兼容原型范畴论、家族相似性理论的社会性与建构性，把超拔的逻辑从先前抽象的高度降低到历时和共时的社会语境中，有助于得出科学的结论。

关键词：经济法范畴;经典范畴;原型范畴;家族相似性

前言经典范畴理论是我国当前经济法学范畴理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建立统一的范畴理论体系，是经济法学理解和解释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经济法学基础的理论问题之一。我国学者通过运用传统范畴理论，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经济法学范畴理论成果。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多从建立统一的经济法学范畴理论体系角度出发，但在更为多维的视野下把握经济法学范畴化理论的基本立场则较为欠缺。范畴化作为我们认知世界的基础与桥梁，在这座桥梁的两端，则是人类的认知与认知对象之间，其作用就是判断此认知对象是否归属于某一具体范畴，因此如果缺乏范畴化的能力，人类对自身之外的世界或周边的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精神就不能充分认知和辨析。因此本文拟以语义哲学中的相关范畴化理论为分析工具，以现有经济法学范畴理论为对象，试论证经济法学范畴理论体系的统一性问题。

一、问题与理论之交叠——经济法范畴理论众像作为经济法学长期讨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对经济法学范畴的关注源于经济法学对自身发展的拷问，即经济法是否有自己理论上的逻辑起点?经济法是否属于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学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经济法学范畴理论的现有问题在于其既不能在理论中为经济法的制度设计提供统一的基础和标准，也无法在实践中为经济法制度的应用起到导向作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指导经济法学应用的弱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以往讨论经济法学范畴化理论的过程中，其基本思路以张文显教授引入的法哲学范畴理论作为出发点构建经济法范畴理论框架。张文显教授将“法学的范畴体系划分为本体论、进化论、运行论、主体论、客体论以及价值论六大类型，在法学范畴体系内部，由于范畴所包容的知识量和结构量的差别，可以划分为普通范畴、基本范畴和基石范畴等不同层次。普通范畴是对法律现象的某个具体侧面、某种具体联系或某一具体过程的比较简单的抽象，属于初级范畴。基本范畴是以法律现象的总体为背景，对法律现象的基本环节、基本过程或初级本质的抽象，属于法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基石范畴则是基本范畴中的主导范畴，它构成了整个法学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石。”[1]

在相关研究中，学者们的视野都着眼于普通范畴、基本范畴和基石范畴等不同层次，且致力于统一经济法学范畴体系理论。就基本范畴的经济法学解释而言，其界定直接影响着经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视角与思维定式，决定着范畴体系的要素衍生、结构联系以及推演方向，其科学性直接关涉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合理性。因此有关经济法学范畴的理论经过多年的探索，尤其是对基本范畴的探讨，出现了许多相关成果，但又相对缺乏自证性。如程信和教授将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协调和国家经济安全归纳为经济法学基本范畴，并将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概括为自由、竞争、秩序、调控。刘剑文教授认为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主体、调制行为、调制权力、经济法的权义架构、经济法责任等可以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岳彩申教授以“经济权利说”为思想路径阐发出经济法基本范畴，并详细考量了经济自由权、经济平等权、国家干预权这三个最主要的基本范畴。鲁篱教授把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概括为经济治理权和经济自治权，这是从权力—权利的路径思考得出的观点。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曾远：从范畴化论经济法学范畴面对现有丰富的经济法范畴理论成果，怎样才能达成一定程度的共同认知?在经济法学范畴理论中这样的观点俯拾皆是，长期的视觉感应和不断地重复必然影响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如果这样的观点正确无疑，妥当之至，则无可厚非。问题是，如上的说法均存在值得商榷之处。笔者无意提出新的经济法范畴概念，更多地将思考转向经济法范畴的提炼过程，即范畴化的相关理论，这正抑或导致了经济法范畴理论众说纷纭的现象。

二、范畴理论之反思——提炼过程的先天缺陷如前所述，经典范畴理论是我国当前经济法范畴理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学者们基本上是以经典范畴理论为其理论框架构建了经济法范畴理论。最早关于范畴化现象的记载见诸于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他认为充分与必要特征共同定义了范畴，范畴的特征有明显的二元性和明确的边界，在同一范畴中的成员地位平等，这便是经典范畴理论的形成基础。在相关成果的论述中，可见诸于众多经济法学范畴理论的提炼思维过程，笔者将其归纳为以经济职权为基本范畴、以经济权力为基本范畴和以权力—权利为基本范畴的经济法学范畴理论体系框架，这几种观点的提炼过程都没有越出经典范畴理论的边界，均着力寻找经济法生发的逻辑起点。将经典范畴理论移入法学并构建法学范畴体系，经济法学范畴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当延续这一思路，是大多数学者的立场，即经济法普通范畴、经济法基本范畴和经济法基石范畴等不同层次的理论框架。深入分析这些观点的提炼之逻辑过程就会发现，其中一些观点存在着机械套用经典范畴理论的缺陷，难以得到更多的认知。

在《经济法基本范畴》一文中，邱本教授列举了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范畴，但并未给出之所以将之列为基本范畴的原因，也缺乏对经济法学范畴这一概念的解释，全文对经济法学范畴的论述与解释尚处于自而为之的状态，也即其对经济法学范畴理论的概括是在已经明确的前提下对具体的经济法学范畴理论进行深入实然的辨析论证。“经济法学的范畴，首先应属于一般法学， 其次属于部门法学， 同时也兼具有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以及科学技术规范的某些属性……发展、公平、安全，既反映权力，又反映利益，是权力和利益的统一。围绕着发展、公平、安全，还会产生其他许多范畴，从而形成经济法学的范畴群这一提炼的过程。”[2]这一逻辑前提的缺陷就在于僵硬地沿用张文显教授的法学范畴体系框架理论，将经济法学范畴理论作为其对相关范畴论设张举措的解析，基于这一预设就难以获得有效的认知，类似的情况存在于很多学者的成果中。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就经济法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逻辑与合理性问题进行了探讨——“经济法的基本范畴是否可以较为明显地反映经济法的特质， 能不能给人以准确的印象并且不至于使人误解。”[3]“范畴的界定是否可以做到逻辑上的自圆其说也是考察范畴是否科学的重要指标。”“经济法学范畴根据其内部各个不同范畴所反映的法律现象的深度、广度及抽象化程度不同，可以将经济法学范畴划为普通范畴和基本范畴。普通范畴是对经济法现象的某个方面、某个过程或触及本质的比较简单的抽象和提炼，其抽象化程度和反映的范围要低于基本范畴。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则是对经济法调整和实施范围内的所有法律现象的概括和总结，其抽象化程度高于法学的基本范畴。”[4]“经济法作为凝结人类最高理性的一种法现象，亦应以基石范畴为逻辑起点和推演主线构建自身的范畴体系。”[5]“由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规范一样是由概念构成的规范，而且经济法的其他范畴是在初始范畴之后产生的，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区分自然是从初始范畴开始的，因此，研究经济法的范畴体系必然从研究初始范畴开始。恰当地确定经济法的初始范畴，能够为我们认识与思考经济法的问题提供恰当的逻辑上的切入点。”[6]

经济法范畴理论自诞生至今历经数十载，“大多数经济法学界的同仁们都认为，经济法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对市场经济无法自主调节或者基于社会公平理念的要求有必要调整的领域进行外力的干预，进而使市场经济更顺利和公平地发展。”[3]86但在这样的逻辑过程中，机械地套用经典范畴理论得出的结论“在表面上给人以不统一甚至是杂乱无章的感觉”[3]87 。就经济法学理论研究而言，从法哲学/法理学中借鉴其传统的经验固然是可取的，但如果对法哲学/法理学的经验借鉴过于机械，则显然走上了形而上的道路。尽管法哲学范畴理论能够发挥其理论基础的作用，但每一个“成熟的”法学学理都存在适用的“边界”，在面对经济法从“前”法规向“常”法规转型的过程中，其对经济法制度的设计和运用的可适性是有限的。

三、共识幻灭之成因——范畴化理论运用的失当以上众多观点之所以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没有形成共同的认知，在于在经济法范畴的研究过程中，这些观点的争论缘由与焦点往往是对观点的概念、范畴内含理解不一所致。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于怎样解释这些理解的偏差，其根本原因在于经典范畴说在经济法范畴理论形成中的缺陷，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导致无形之中给人们的思维造成误导和混乱。

在众多经济法学范畴理论的成果背后，应该看到，经济法范畴理论的范畴化是一种抽象认知思维表现。经济法范畴理论的不统一甚至杂乱无章的现象，就在于对范畴理论运用的失当，未能合理运用范畴化理论进行范畴提炼。经典范畴理论是“存在论的追问基点，也塑造了本质主义的思想模式。典型的本质主义将事物的性质区分为本质与偶性，认为只有对本质的认识才构成‘真知’，一旦我们获得了相应的真知，即可对事物或概念做本质定义的界说。因此，只有本质定义才是‘X是什么’的正确回答。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既是我们广泛运用的，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与此同时，它也使我们陷入了思想的困境。”[7]经典范畴论长期作为一条真理被哲学及大多数学科的主流所接受。这一理论与张文显教授将哲学范畴理论引入法学领域时所构建的法学范畴体系有着密切关联。正是机械植入相关经典范畴理论，沿着已有的法学范畴理论路径，没有具体考察经济法生成的历史条件和逻辑起点，对经济法没有全面具体的认知，形成了经济法学范畴理论的路径依赖，并造成其止步不前的困境。

经济法学者往往认为，只有抽象出经济法的最初起点，也即最本质的定义，才能确定经济法学的范畴，并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换言之，只有那些包含了经济法学最本质的特征或反映了经济法学根本性质的概念，才能囊括进经济法学的范畴理论中。但另一方面，学界对经济法的定义，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其原因在于对范畴理论缺乏更多或深入的认知和理解，如经济法学者们对认知心理学家 Rosch 提出的原型及基本层次范畴理论(简称原型理论)缺乏根本性的认知。“原型理论认为，范畴内各成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性，典型成员被称为原型，原型被作为范畴化的认知参照点。”[8]“在原型理论中，范畴化是一个将事物与原型进行比较，根据其与原型是否存在足够的相似性来决定其是否属于某个范畴的过程，要求每一个原型之外的成员必须与原型共有一个以上的属性。”[9]

在20世纪上半叶，西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生涯的代表作《哲学研究》中针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缺陷，在语言哲学领域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理论。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范畴化都需要依靠经典范畴理论，在一些范畴中依据其成员的属性的共有特征进行界定，似乎难寻踪迹，范畴各成员间的属性更多以相似或相近的状态存在，并且这种成员间属性的相似性形成了成员之间交叠的范畴网络。在经济法学范畴理论中，存在经典范畴理论主导的路径依赖现象，因此在已有的经济法学范畴理论中将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某一概念作为其他层次范畴成员的共有属性的思维，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共同认知，相反，经济法学基本范畴不同观点共存的现象似乎说明了“家族相似性”所认为的成员属性非共有性的逻辑证成。

“由于经典范畴观将范畴的本质定义为‘共相’，即范畴的本质是由其全体成员的共有属性决定的，然而维氏的‘家族相似说’却否认范畴的各个成员之间存在任何共同的本质，向“共相说”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因而被后人称为‘反本质主义’的纲领。”[10]在范畴化问题上，家族相似性是对原型范畴理论的延续，因此二者的概念在许多学者那里是互换使用的。但必须看到任何范畴理论均存在理论的边界，原型范畴的理论结构在范畴中并不能完全适用，相对的是某些范畴可能需要维氏的“家族相似性”作为认知出发点，这就导致了家族相似性与原型范畴理论在适用范围方面的剥离。

在反思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全面认知经济法的产生与传统法律的生成有着历史和逻辑上的统一和差别，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经典论把范畴理解为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原型论则以经验主义为基础”[11]，“这些范畴理论虽然各有独特的解释力，但是由于经典与原型范畴论各执一边，在对世界事物的解释方面必然存在某种片面性……所以，站在某一边的立场而破斥原型范畴论或经典范畴论都有失公允。”[11]67

四、范畴提炼之修正——透视范畴再论经济法根据前文的分析，透过范畴理论来重新“谛视”经济法，前述经济法范畴理论的提炼可以做出相应的修正。

经济法学范畴的范畴化作为一种主观认知的抽象活动，也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这一范畴化的过程形成了有关经济法学范畴体系的丰硕成果，学者们殚精竭虑地为经济法学范畴寻找统一的理论基因，甚至不惜武断地把某种观念作为经济法学基本问题，去构造统一的经济法范畴体系。但是，经过时间的证明，又不得不从众说纷纭的经济法范畴定义及范畴体系的构建中，时时回到经济法的发展实践去寻求新的定义。“范畴认知过程的语境特征正是范畴理论依赖于语境的具体体现，因此，语境进路是范畴理论新的可选项，语境因素成为观察和认知事物的角度，因为范畴在建构过程中，必然有语言与非语言(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主体的身份、地位、心理与文化背景、交际的目的、方式、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伴随话语结构的副语言特征)等多种语境因素。”[12]从“语境”视角审视范畴化，对“范畴”的理解不再是认知研究的结果，认知范畴不可能是纯客观的认知，“范畴”转进成为认知研究的目标，将认知的结果理解为对认知对象本身的理解，因此对范畴的理解更有赖于具体的语境。“语境论”是在反思甚至解构传统经典范畴理论所反映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世界观以及方法论的基础上强调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文化、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存在价值以及有效发挥经济法特有的社会本位主义功能的有效方法。“语境论”在构建经济法学范畴体系时，不仅应重视经济法学范畴体系与法学经典范畴理论的衔接，也应反映经济法学与传统部门法学不同的现代性特征。

在此背景下，基于经典范畴理论框架构建的经济法学范畴理论体系存在的不适应经济法学发展的问题，即经济法学的范畴与其他部门法学的范畴可能存在概念与价值上的交叠，这与构建范畴理论体系进而与其他部门法学相区别的初衷南辕北辙，如社会法与经济法的价值理念的交叠问题。从这一现实理论问题出发，笔者对经典、原型、家族相似性以及共有属性在经济法学范畴理论的范畴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比较。对范畴化的认知过程，原型理论认为应当依据所认知对象的相似度与相应的原型范畴的匹配度来判断认知对象的范畴归属。相似匹配的剖断存在两种路径，首先是依据认知对象的特征为剖断基础，“属性是对事物特征的分解”[9]27;第二种路径“依据对象的格式塔特征或图式作为认知路径，格式塔特征或图式是对事物抽象的完形感知”。“在原型理论中，原型既可以是范畴中的典型成员，也可以是从范畴成员中概括出来的图式。经典范畴观与家族相似性原都是以事物的属性为判断依据的”[9]27，因此，立足于这三种范畴观对属性的不同看法以及在范畴化问题上对属性的不同要求的比较，并将之应用到经济法范畴的范畴化中，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对于属性的认知，存在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概念的属性是认知对象的客观特征、认知主体的主观认识以及事物的属性认知路径的存在根据。在这些问题中，事物属性的范畴化主题有两个：首先，事物不同的属性在范畴化中存在的功能定位问题;其次，范畴内各成员之间因共有属性的隶属问题。“经典范畴观、原型理论和家族相似性原则在这两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回答。传统范畴观将事物的属性看成事物的客观特征，有本质特征和非本质特征之分，并主张范畴化必须以共有特征为充分必要条件。”[9]27经典范畴理论已被证明是存在着理论的天花板，经济法学范畴中的范畴成员需要一个或一组充分必要条件来定位其功能，由于这些范畴成员存在着内含与外延的等级差别，形成了寻找经济法学范畴中各成员的共相的命题。破解这一命题，需要注意到经典范畴理论在经济法学范畴理论的范畴化中理论预设的主观的完美倾向性，与经济法学的产生发展逻辑存在矛盾，经济法学的产生与传统民法有着巨大的历史差异与逻辑鸿沟。因此，法学范畴理论体系可以很好地适用于民商法理论中，在经济法理论中直接套用则产生了“南橘北枳”的现象。

原型范畴理论对于认知对象的属性和特征的定位限于认知主体主观局限的状态，而无绝对客观的认知。由于认知对象的属性组合不限于某一或一些特征，导致范畴化对认知对象本质特征的区分并未严格界定。“Rosch曾针对基本层次范畴的范畴化提出了线索有效性根据。以认知对象与某一范畴的原型是否存在足够的相似性来判定其是否属于该范畴。它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比较的对象方面，用典型成员的属性代替了传统范畴观的一个或一组所谓的本质特征;二是在比较的程度上用‘足够的相似性’这样或然性较大的概念代替了‘当且仅当具有某某特征’这样的绝对概念。”[13]经济法范畴的范畴化思路是依据经验主义路径进行证成，还是依据科学主义路径证伪，原型论给出了有价值的参考思路。

“家族相似性”中关于范畴化的程度比原型理论更进一步。“据目前对范畴化的理解，我们不仅需要以共有属性为前提条件，也要根据认知对象与原型的相似性的大小来划分范畴，而‘家族相似性’被认为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共有属性。”[10]59“家族相似性”理论的内涵与“共相说”是对立的，其在语言学哲学中认知的是范畴中各成员之间属性的相似点，因此在“家族相似性”中的范畴化与经典范畴理论和原型范畴理论相比，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更加具体。“家族相似性”理论更注重通过范畴成员的相似性的匹配度来定位各成员在范畴中的位置和关系，这与范畴化理论存在着不同的理解。首先，共相说或本质主义与家族相似性相对，能否否定一种或肯定另一种? 在某种程度上，“家族相似性”发现了经典范畴理论“共相说”的逻辑缺陷，但完全漠视了范畴中各成员的属性的共同之处，这导致了依据“家族相似性”的范畴化所出现的反本质主义倾向。其次，我们应该把“家族相似性”放在何种位置去理解?李红指出：“将家族相似看成是一种范畴化的普遍原则，是对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概念的误解，认为在维特根斯坦的系列论证过程中，他根本没有提到‘家族相似’这个概念是适用于所有范畴的，他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提出一种关于概念的共同特性的普遍理论。”[14]在现有经济法学理论范畴中，关于经济法基本范畴的讨论最为热烈，经济法职权、经济权力、经济权利等观点所反映的经济法学范畴的本质概念是不一样的，如果依据家族相似性的观点进行范畴化，则可能进一步加剧现有范畴理论的无序化状态。

经济法学范畴的范畴化作为思维抽象的活动受到众多繁复因素的影响，在相关范畴的层次体系划分中，不仅仅需要经典范畴理论为范畴化的依据，还应当重视范畴化是一个在庞杂环境中渐进往复抽象的过程，即实际的范畴化过程是经典范畴理论、原型范畴理论、“家族相似性”理论在认知对象共有属性问题上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等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对于范畴而言，我们不可能通过直视的角度观察到它所具有的抽象性与具体性，只有结合一定社会和文化背景，才可能对其产生更深刻的认识。但对于不同层次的经济法学范畴而言，不同的要素所占据的突出地位不一样。原型范畴在经济法学基本层次范畴的范畴化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家族相似性则可能在某一具体的经济法学子部门学科的范畴中的作用比较突出。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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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远

第三篇：契约范畴的历史演进

摘 要：法学领域中的契约范畴从其诞生到现在经历了巨变。在国内法与国际法意义上，契约从私法契约发展到公法契约，又从国内法契约演进到国际法契约。在契约的社会属性层面上，契约经历了从个别性契约到关系性契约的发展，又经历了从社会契约到自然契约的变化。

关键词：契约;范畴;法学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23.095

法学领域中的契约范畴，从其诞生到现在经历了巨变，每一次变化都推动契约外延的扩张，标志着人类契约精神、契约文明的自觉过程。梳理契约范畴的演进脉络，无疑是我们研究契约精神的基础性工作。

1 从私法契约到公法契约

契约这种现象发端于商品经济，是商品交换的形式，故契约发端于私法契约。原始社会末期的私法契约，无疑是民事契约，但又包含向商事契演化的趋向。一开始的简单商品交换，双方都因生活的需要，商人阶层还未诞生，这种契约就是民事契约。但随着商人阶层的诞生，专门的商业交往独立化，商法便从民法中相对独立出来。民事契约也从商品交换向其他领域发展，婚姻契约就是一典型例子。《汉谟拉比法典》第128条就规定，倘若自由民娶妻而未订立契约，则此妇并不能认为是他的妻子。但此时婚姻买卖契约，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婚姻契约。婚姻契约说的代表人物康德就认为婚姻关系是性的共同体，是基于人性自然法则必要的契约。现代民法进一步使婚姻契约得以确认，《法国民法典》就规定，法律只承认婚姻是一种民事契约。民事契约不光是婚姻契约，它还向继承、借贷、加工、保管等诸多领域拓展，使民事契约成为一个契约群，蔚为壮观。商事契约从民事契约中独立出来，有其独立价值，商事契约是商业活动的基础和准绳，体现契约所蕴含的商业考虑与经济逻辑，有利于促进商业活动的发展。商事契约不同于民事消费契约，首先体现在风险负担上。商业领域瞬息万变，风险充斥商事交易，风险分担不再是象民事契约中的附属功能，而成为商事契约的主要功能。交易之一方或双方通过引入第三方以分散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是常有现象，商事保证即是其例。其次，商事契约还作为企业的治理机制出现。在现代跨公司的合作研发中，合作的成败取决于双方所签订的共同研发协议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分歧，整合双方利益，契约在其中就充当了一种合作治理机制。

受私法契约精神的熏染，公法契约得以萌生。公法契约在理论上经常称为社会契约，马克思指出，“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起源于社会契约，这一观点就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全集3卷1965.147)可见，社会契约论在古希腊晚期已经萌芽，西欧中世纪还发展出一种统治契约思想，它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缔约的双方并非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人与个人，而是一方是人民，另一方是政府。《圣经》里描述了这样一种契约，大卫王同以色列长老订立的契约就是统治契约。伴随近代社会的到来，统治契约衰落，近代社会契约论崛起，霍布斯、洛克、卢梭是社会契约论思想的三个代表，其中卢梭是集大成者。社会契约论开创了新的论证国家起源和正当性理由的方法，政府的正当性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独立理性判断后的自主认同，服从政府的政治义务只能源于政治社会成员的自愿承诺。在社会契约论总的统领之下，公法契约得以诞生，主要有宪法契约、行政契约、诉讼契约。宪法是两种意义上的契约：其一，宪法是一种权利分配性契约，参与契约的主体，应当就宪法权利和宪法义务的履行承担责任;其二，宪法是授权委托性契约，参与宪法授权的是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人民有权监督政府在授权范围内行事。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带来对传统以行政命令和强制为特征的行政高权性行为理论的改造，以平等协商为特征的契约与行政权力的结合实现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趋于一致，行政契约理念的诞生是行政法领域的革命性变革。诉讼契约的典型有民事诉讼契约和刑事诉讼契约。民事诉讼契约是指双方当事人基于协议处分实体权利或程序权利的行为，主要有管辖协议、诉讼和解、证据契约、程序选择契约、执行契约等。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是在公共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之间寻求平衡，其中控诉方与被告人之间的辩诉交易是刑事诉讼契约的典型。

2 从国内契约到国际契约

在国内法上，如果说契约是法律的原型，对一些人来说，好像有些唐突，但在国际法上，这个说法就十分明显了，甚至可以这样说，整个国际法就是契约，契约不但是国际法的原型，契约就是国际法的全部。无论国内契约还是国际契约其根基都在商品交换，国内的商品交换是常态，但跨国的商品交换古已有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交易十分普遍，国际契约的理念和实践就司空见惯了。在古罗马时期，与市民法相对的是万民法，这主要是当时的国际契约法。国际的契约又叫国际条约。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国际条约是公元前1296年埃及与赫梯签订的《古埃及——赫梯和约》。古埃及于公元前3200年建立王朝，雄居北非，濒临西亚，虎视欧洲，赫梯是公元前17世纪建立的王国，公元前14世纪国势日盛，成为西亚地区的军事强国。埃及与赫梯成为当时北非和西亚的两霸，为争夺叙利亚地区的统治权，频繁战争。公元前1296年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双方称为“优美条约”的和平条约，申明签订和约为的是即日起在他们之间永久有美好和平的兄弟关系，永远不发生敌对等条文。这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公法条约。总体来讲，国际条约的发展遵循着由默示到明示，由双边到多边，由私法条约到公法条约再到经济法条约的轨迹。

国际习惯是国家之间默示的协议，它包含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物质实践因素即它带有国际性、许多国家的实践协调一致性、一定时间内的连续性，心理因素即各国对源于国际习惯的义务的承认。国际习惯由于不成文造成规范不完整、不严密，造成规则间冲突，又由于其形成的长期性、缓慢性，不能满足国际法水平扩展和快速变革旧的国际法律秩序的需要。这就需要向明示的契约即国际条约转化。国际条约是国际关系主体依据现代国际法而在合意的基础上所签订的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国际书面协议。国际条约采取书面形式，严格规范、协调一致、明确清晰，便于遵循，也便于冲突的解决。在国际法的历史上，国际习惯是最原始、最古老的渊源，曾经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但当今时代，条约在国际交往中则比习惯有更重要的地位。

国际条约在产生之初往往是双边条约，即二个国家就相互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事务展开谈判而达成一致的协议，这种双边条约通常是封闭的，保持契约的相对性原则。但现代的双边条约则向开放性发展，打破了相对性，允许第三方的加入，由此变成多边条约，多边条约更能体现国际条约社会化这一趋势。因为双边条约往往会影响第三方，或好或坏，多方加入的国际条约便称为国际公约。国际公约的另一产生路径是由国际组织发起，多国签署，联合国的各项公约即是。

国际条约的另一产生顺序是从国际私法条约到国际公法条约再到国际经济法条约，这一顺序与国内法类似。私法是法律的起点，国际领域也一样，首先有国民间的民商交往并发生争议的解决问题，然后才有国家间通过条约来解决这种民事冲突，从历史上也能说明这一点，罗马万民法先于罗马与其他国家间的国际法产生。国际私法就是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部门。在国际民商交往的基础，两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关系也发展起来，既可能是友好的，也可能是敌对的，这就为国际公法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国际公法是国家间的法律，主要调整国际政治关系。国际经济法条约产生前晚，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的需要而产生，于是二国之间或多国之间便会通过协商谈判，达成一致，这便是国际经济方面的条约。

3 从个别性契约到关系性契约

个别性契约与关系性契约的概念是由美籍苏格兰血统的法学家麦克尼尔提出的契约类型的对举范畴。从契约发展史上来讲，尽管这对概念提出是晚近的事，而二种契约在历史上早已存在，而且，从古到今的契约就是在两种契约之间往返。原始社会末期，伴随商品交换的出现而发生的契约就是个别契约，因为交易是偶然的、简单的，故契约也是偶然的、简单的、一次性的。在整个古代社会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种个别性契约逐步跃出狭隘的分离性、个别性领域而走向长期性、关系性，关系性契约得到长足发展，而个别性契约才是个别特例。到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出于反封建的需要，人与人之间关系，从身份向契约转化，个别性契约猛增，关系性契约弱化，古典契约法所规范的主要是这种个别性契约。随着资本主义走上垄断资本主义，契约走上一条社会化路径，个别性契约弱化，关系性契约强化。麦克尼尔的理论就产生于契约社会化运动之中，是契约社会化的最强音。麦氏的理论告诉我们，关系性契约才是契约的常态，个别性契约只是现代契约的特例。这一理论意义重大，它研究了人类契约经历从个别到关系又从个别到关系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实现了契约史与契约理论的自觉。

从表现上来看，两种契约区别明显，个别性契约相当于古典法学中的契约，当事人之间除了单纯的物品交换之外不存在任何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较绝对，类似于小商品的零售交易，是一次性契约。每个当事人都企图用另一方当事人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所得，突出的是交易固有的分离性和自利性，随着交易的完成而终结。这种契约在计划的全面性和精确性上比较完备，必须提供完备的履行方法，交易成本很高。而关系性契约，可以看作公司内部的等级关系，因交易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信赖性，对于利益冲突的认识很模糊，更注重交易的合作，这种契约在计划方面是不完备的，一般都是框架性的，至于具体操作则留待契约执行过程中的相机选择。故关系性契约是一种长期合作的利益均衡，交易成本降低。

从实在法路径来看，个别性契约也与关系契约区别明显。个别性契约主要体现在古典法学说中，其他部门法很少有契约的影子。可以这样说，个别性契约即近代民法的私法契约。而关系性契约的实在法路径是多重而复杂的。不光现代民事契约法是关系契约的领域，而且它走出私法领域，全面走向其他部门法，也走向司法实践。劳动法领域对契约自由的规制主要是在承认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地位差别的前提下，为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而对劳动契约的缔结条件等作出特别规定。劳动契约的关系性十分明显，契约对劳动者的权利体现不能低于法定的最低标准，团体契约则进一步壮大了劳动者的力量，由代表劳动者的工会与雇主进行商谈，确定对劳动者的相对待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是关系性契约的重要部门法。消费者和商品经营者相比，作为契约一方的劣势地位越来越明显，为消除这种不平衡，法律作出强行性规定，不仅改变了契约的传统观念，也部分否定了意思自治的观念，限制了契约自由的适用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关系性契约理念也有渗透，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以及对契约内容的客观解释都突破了原来的个别性理念，突出了契约的关系性。

4 从社会契约到自然契约

自然契约的概念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1990年提出来的。他要求重新思考17世纪提出的社会契约的主张，目的是对人类已经获得的控制权进行控制，防止人类行动超出了应有的目标，从而对人类行动本身构成危害。而自然契约理论所针对的现实即是当代的环境危机和生态恶化。他认为造成危险的原因即是近代的社会契约使人类联系成一个集体，共同对自然施加暴动，也即社会契约把自然排除在契约关系之外，自然沦落为人类暴力的纯粹被动客体。

反思契约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契约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商品这个物就处于客体地位，任由契约主体摆布。但很快这种契约便发生了关系性扩张，个别性契约向关系性延伸，在古代社会尽管自然还不曾成为契约主体，但古代契约的关系性却对自然进行了些许关照。古希腊智者学派的社会契约思想是以自然本性为基础的，其契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管以何种形式或在何时、何地都是以自然为价值源泉的。

近代社会，个体人按照自己的需求自由地塑造生活是时代的主题，近代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是关于人的自然状态的设定。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充满战争和恐惧的状态，人出于恐惧的情感，为了趋利避害而达成契约，让渡部分权利给国家。洛克的自然状态不同于霍布斯，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战争不是天然的倾向，而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匮乏和出于自我保存才导致厮杀和争斗的。尽管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在内容上存在很大差异，但都承认自然状态是病态状况，不会持久，缔结契约是为了摆脱自然状态。塞尔认为，现代文明的起源正是这个社会契约，但它存在严重缺憾，因为按照社会契约论者的初衷，自然人签署契约，是为了避免集体毁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然而，社会契约论遗忘了自然，遗忘了世界，契约的主体没有自然，它已被袪魅，沦为纯粹的客体。社会契约签订之后，人类进入一场新的战争，这场战争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而是一切人反对一切非人，环境就这样被破坏了。

塞尔认为“我们必须给唯我独尊的社会契约补上一份共生与互惠的自然契约”。社会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签订的法律合同，结束了人们之间的无序状态，然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法律框架之外，自然契约力图弥补社会契约的不足，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契约这一概念意味着自然不再是契约的被动接受者，而应是制定者和当事人。自然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我们目前的行为甚至我们的情感，正在将事物的脆弱性考虑进去，所以人们预设了自然正在缓慢地成为法律主体。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克服环境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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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