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分析

第一篇：看病难看病贵分析

看病难看病贵问卷

荆州市民对看病难看病贵看法的调查

前言：

1.调查目的及意义：了解荆州市民们针对现在社会医疗事业现状所存在的一些看病难看病贵的看法，以作为日后我们在提高医疗卫生事业水平的参考，积极提出解决方法。

2.本次调查不记名，对于被访者不产生任何影响。

3.感谢您配合我们此次调查，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基本资料

1.性别：A.男B.女

2.年龄：A.0 ~19B.20 ~39C.40 ~59D.60以上

3.文化程度：A.小学B.初中C.高中D.大学及以上

调查问题

1.请问您的户口是?

A.农村B.城市

2.您的家庭平均每年花费在医疗上的开支大概有多少?

A.500元以下B.500元~1000元C.1000~2000元

D.2000~5000元E.5000元~10000元D.10000元以上

3.假如你生病了，你决定不去医院看病的原因是?

A.看病难B.看病贵C.自己买药治疗D.没时间E.其他------

4.您觉得以下什么因素对您选择医院影响较大?

A.医院的远近B.医院的收费高低C.医院的服务态度D.医生的医术水平

5.您认为我市现行的住院费的收费标准

A.高B.一般C.低

6.您认为主要在哪一级医院看病难?

A.社区医院B.县级医院C.市级医院D.省级医院

7.您觉得“看病难”主要表现在哪里?

A.挂不上号，候诊时间太长B.看病划价取药流程麻烦C.药价太贵 E.其他

D.医疗机构距离远E.到大医院就诊难，找专家看病难F.对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不满意

8.您认为您目前所在地区的医疗水平如何?

A.非常先进B.比较先进C.一般D.较差E.非常差

9.您认为目前的医疗体系效率如何?

A.非常很高B.较高C.一般D.较差

10.您觉得下面哪些措施有利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

A.加快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

B.加大对各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药及各医院的监管力度

C.加大基层医疗机构投入，提高社区医疗服务水平

D.加强医风医德建设，规范医生诊疗行为

E.普及网上挂号、电话预约等便捷方式，推广挂号实名制度

F.采用财政扶持、民间捐助的方式，扩大平价医院、平价药店的覆盖

第二篇：两会--看病难看病贵[范文]

政协委员指看病难看病贵不准确 称不难也不贵

中新社北京三月二日电(记者甄雪原)对于“看病难看病贵”这个备受中国百姓关注的问题，数位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二日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他们认为，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

备受关注的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已在委员驻地“预热”，数位医药卫生界的委员在餐桌上就“看病难看病贵”的话题开始了小范围讨论。

徐勇委员表示：“看病难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概念标准如何把握?如果不讲地区、条件，笼统地讲看病难，容易造成误解与混乱。”

这位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副院长介绍说，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长时间等待看病也是现实问题，非急症病人几个月看不上病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与国外相比，中国患者如果在当地就医并不算难。

徐勇委员准备了一个“明确看病难的定义与标准”的提案。他解释说，“各省市根据自身条件制定‘看病难’的标准，根据病情需要，在不同层级的医院看病，医院要多长时间治疗、治疗到什么程度，都有相应规定。如果超过这个规定，视为‘看病难’。如果病人从新疆跑到北京看病，那就是难。但这种难，超出了基本医疗的范畴，不能在抱怨的范围内。”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玉峰委员也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有多方面原因，高标准的需求是其因素之一。他说，医疗与其它商业服务不一样，买电器可以量入为出，但最穷困的病人也希望寻求最好医生的最佳治疗效果。这种心理预期的结果就是倾其所有看病，这对多数人来说，导致的就是费用难以承担。

李玉峰委员指出：“什么叫基本医疗?什么是大病什么是小病，概念都要分清楚。现在概念模糊，不分条件地提‘看病难看病贵’是一种误导。”

天津金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登岗委员认为，“看病难”事实上是“看名院名医难”。中国有很多中小医院看病并不难，甚至医生在等待病人上门。痛批VIP病房 历数专家门诊“四宗罪”

据《京华时报》报道，“取消专家门诊!取消VIP病房!医疗服务不能向‘钱’看。”3月2日，刚刚报到的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介绍了他准备提交的建议。

冯世良委员指出，目前各级医院都在借扩建医院之机，纷纷推出VIP病房。“硬件设施堪比五星级酒店，每天住院价位少则千八百元，多则上万元不等。本来8个人的病房就让给一个人住。”冯世良说，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并不是高级饭店，设VIP病房完全没有必要。“现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已经成了一大社会问题，有多少人还看不起病，有多少病人到了医院因没有病房被安排在走廊上治疗。”冯委员批评道。

同时，冯世良委员总结了专家门诊的四宗罪：第一，所谓专家名不符实;第二，专家门诊“为钱服务”;第三，医疗质量还不如普诊;第四，出诊专家还接私诊。他表示，设立专家门诊的初衷是为病人服务，为病情服务，而不是为钱服务，现在彻底给弄颠倒了。

重病患儿没钱救命 建议设救助基金

据《重庆晚报》报道，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重庆文广局副局长刘明华建议由社会各方共同设立，即由政府财政出一部分启动资金，父母为患病宝宝缴点钱和接受社会捐助，并与商业保险结合起来，共同帮助有生重病孩子的家庭。

刘明华委员说，孩子患上重大疾病，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高昂的医疗费用对于任何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虽然现在有了相关的医疗保险，但由于报账额度有限，许多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遇上这类情况往往难有回天之力。而目前在商业保险方面，保险公司多是应付意外伤害的，且对先天性心脏病等先天性疾病不予理赔。

他解释说，家长出资也就是当孩子出生之后，每年或者是一次性缴纳多少钱进入救助基金。如果自己孩子生了重病，就可申请救助，没有生重病，权当给其他重病的孩子献爱心。

呼吁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日前向全国政协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交议案，建议在我国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据介绍，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一种保险制度，确立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强制投保义务，以分散医疗损害赔偿的风险，并使受害人的损失及时得以补偿。

新快报2月19日报道 “鼓励刚毕业的大学生进社区医院工作是要误事的，应该鼓励优秀的有经验的医生下基层。”“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问题。”昨日，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

不应鼓励毕业生下基层

大医院收费贵，但是挂号处总是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社区医院收费便宜，但人们连感冒都不放心去那里看。对于这种情况，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委员说，事实上这和政府的导向有关。

曾其毅说，现在政府鼓励找不到工作的医学院毕业生到基层医院，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他说，没有在正规大医院训练5年以上的医生，单独到基层医院给病人看病“是要出问题的”。而且，这还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病人到基层医院，结果病没看好，就再也不来了，病人没有了，基层医院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好医生下去。曾其毅说，政府应该鼓励有良好资质、有经验的医生到基层去开诊所，“可以是私营的，也可以是合股的，现在有些地方也在搞。由政府购买私人医院的服务，比如天河区的龙洞医院，它是个私人医院，但是你到那里去看病也可以用医保”。

“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曾其毅说，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贵呢?因为我们不像国外那样有共助互济体系。”曾其毅说，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觉得看病贵。“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曾其毅直言。

曾其毅认为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他说：“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

经济观察报：“看病贵”是怎么造成的，新方案实施后，能解决吗?

余晖：看病贵是传统的“以药养医”机制造成的。此前一直实施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是扭曲的，政府财政从来都是给得很少，医院要通过其他方式去增加收入，来满足它的发展，比如多卖药啊，增加诊疗项目等。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坏的结果，即政府默认了医院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去高收费、开大处方。

经济观察报：医院利用垄断地位开大处方的问题，一个解决思路就是医保付费制度改革，例如探索按病种付费，具体是如何操作?

周子君：按项目付费是给病人做的检查、开的药越多，医院和医生的效益就越多。按病种付费是给病人做的越少，医院和医生剩下的就越多。

具体操作是，医疗保险部门作为给患者付钱的一方，跟医疗机构谈一个合同，把所有的疾病按照不同的类型，测算出每个病种平均会花多少钱，比如一个阑尾炎，经过测算以后平均数是2000元，这样医保部门就可以谈，所有的医院做阑尾炎，患者和医保部分总共只付2000块钱。

有了这个额度以后，医院会怎么做呢?必需的检查会做，否则没法诊断。此外，医院就不会提供一些额外不必要的服务了。因为医院做得越多，给自己留下的利润就越少。这就能促使医院给病人提供必要的服务，但是少花钱，现在这种多开药、多做检查的动力就没有了。

现在有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像北京的单病种付费，现在大概有十几个病种是比较明确的，给了定额。今后这项改革应该针对所有的疾病，不能就挑几个病种来做，这样占得比重非常小，影响有限。

周子君：“看病贵”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没有到位，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看病花钱全部自己掏腰包。

新医改方案有一个很重要的亮点是医保全民覆盖，现在提出到2012年三大医疗保险覆盖面达到90%以上。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医保的报销比例还是很低的。政府能做的就是把医疗保障制度建立起来，让更多的人都参加医疗保险，这是解决“看病贵”的一个思路。

其实，真正“看病贵”的应该是城乡低收入人群，这是这次医改要解决的。针对低收入人群，方案提到了医疗救助制度，但没有具体的举措。低收入人群有的连每年新农合20元钱的费用都缴不起，这些人在得了大病以后就没有办法了，这是最应该解决的。(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翁仕友

第三篇：老百姓 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

现在我国各地都存在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请你简述一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参考答案】当前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多种原因长期的积累造成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目前，全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

(2)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政府投入比率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3)医疗保险发展缓慢。2005年，医疗保险中城镇职工数占1.3亿，再加上500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约两亿的城镇居民有医疗保障。农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口不多，保障能力非常有限。

(4)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全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需要通过市场经营来维持，药品价格不可能不节节攀高。

(5)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倾向。一方面是政府每年的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8%，其余90%以上都是靠医院自己组织医疗服务得来的;另一方面，政府对医院的收支又不管，任凭医院自由收费和分配。

(6)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力度缺失。

第四篇：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福建省

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2005年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提出的要求，福建省卫生厅在2005年3月底发出了《福建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开展医疗机构控制医药费用增长工作的意见》，确定每门诊人次收费和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不高于2004年水平，同时对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等5项指标设定了合格标准。2005年4月29日，召开“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电视电话会议，就落实控制医药费用增长措施进行了进一步的部署。会后，重点做了几项工作：一是建立制度。在省属10所医院医疗指标公开基础上，建立三级乙等以上32所医院医药费用公示制度。制发了包括核定2005年省属医疗机构医药费用控制指标、控制医药费用工作(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收费等)评估方案、全省县及县以上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检查方案等。二是加强督查和指导。2005年6月和11月，两次组织7个检查组，分赴省属和9个设区市35家医院，对控制医药费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通报检查结果，提出整改意见。编印了《福建省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文件汇编》和《福建省级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工作手册》，供医院学习和参考。三是通报情况。分别召开4次设区市卫生局长、省属医院院长以及设区市卫生局财务科长和三级以上医院财务科长通报会，通报医药费用工作执行情况。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规范医疗服务市场、维护医疗机构社会信用的层面上，从推动医疗机构科学管理、集约经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创新上，正确认识开展控制医药费用增长、减轻群众看病负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努力把宏观调控理念转化为医疗机构管理者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自觉行为，共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取得了初步成效。

2005年全省县及县以上191家医院每门诊人次收费水平(106.15元，比2004年增长1.68%)达到控制指标的有151家，占79%;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4731.3元，比2004年下降0.72%)达到控制指标的有140家，占73%，医药费用的增幅得到初步控制。漳州市、三明市和省肿瘤医院等一些地区和单位控制医药费用工作效果较为明显。

- 12 加快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组织起草了《福建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目前已通过省政府审核，即将由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各地实施。同时，制定了救灾防病、非典、鼠疫、血吸虫病、疟疾、禽流感、生化恐怖袭击等13个单项应急预案，并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初步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多部门联动协作机制。省卫生厅定期与农业、出入境检验检疫、旅游部门联系，互通疫情和有关信息。与南昌铁路局福州办事处、省交通厅、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民航福建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建立了传染病防控联动制度，确定了联络员和通讯方式。机场、车站、港口所在医疗机构与上述部门加强沟通和协作，共同做好传染病人、疑似传染病人的交接和救治工作。在夏秋季发生霍乱疫情期间，福建省卫生厅两次向上述部门通报霍乱疫情，并与出入境检验检疫、民航等部门通力合作，及时做好往返境内外疑似霍乱病人的交接、救治及疫点消毒、密切接触者管理等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

重大疾病控制 强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2005年，全省共发生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65 起。各级卫生部门快速反应，积极应对，省卫生厅及时组织省级专家赶赴各地，指导、协助基层卫生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和医疗救治工作。2005年，福建省卫生厅及时组织处置了诏安“5.29”急性中毒、南平“8.5”硫酸二甲酯泄漏、福州“8.8”公交车爆炸等10多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效控制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对“6.17”闽西北特大洪灾和“海棠”、“泰利”、“龙王”等多个强台风的侵袭，在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福建省卫生厅及各地卫生部门按照《福建省救灾防病预案》的要求，迅速、规范、有效地展开救灾防病工作，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省卫生厅共派出18个工作组45人次到南平、三明、福州、宁德等灾区督促、指导灾后防病工作，调整业务经费200万元支持受灾地区的救灾防病工作和补助受灾严重的农村卫生院恢复重建，并及时向灾区调拨漂白粉82吨、漂白粉精片3.2吨、敌敌畏4.6吨、钩端疫苗15万人份以及部分药品，有力地支援了灾区的灾后防病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灾区各级卫生部门累计

- 34 机构及疾控机构加强疫情监测，做好培训和对全省医疗卫生人员进行考核。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预检分诊，及时甄别、发现可疑病人。加大了人禽流感防治宣传力度，做好各项应急物资贮备。与农业等部门加强协作，联防联控。强化食品卫生监督管理，预防病从口入。对全省防控工作进行督导和模拟演练。及时处置了三明市梅列区发生的1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成功救治漳浦县1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受到卫生部通报表扬。

逐步推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落实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实施意见》，开展精神卫生的社会和公众教育，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在福州台江、闽清开展重性精神疾病防治队伍建设项目，推进精神疾病的社区防治和管理工作。开展全省成人慢性病相关危险因素监测，初步建立全省慢性病相关危险因素监测系统。

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创建卫生城镇工作力度，对全省26个2002年以前命名的省级卫生城市(县城)按新标准进行重新认定，新创了龙海、诏安两个省级卫生城。到2005年底，世行贷款第四期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项目基本实施结束，可改善56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卫生，完成3800多座卫生厕所建设。认真执行全国的改厕项目，完成了170人次的改厕人员技术培训和62万人次的改厕宣传教育，并重点抓好6个省级改厕项目县的改厕工作和福建省农村水质监测点的水质监测。结合创卫和爱国卫生月活动，城乡广大群众积极开展除四害和环境卫生整治，漳州市达到“无烟先进城区”、莆田、南平市达到“无蟑先进城区”标准。

卫生监督执法 加强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卫生监督执法。制定健康相关产品抽检计划，部署全省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等健康相关产品抽检和专项整治工作。根据卫生部和省治理“餐桌污染”联席办要求，研究制定福建省食品卫生专项整治方案，重点对食品卫生许可情况和婴幼儿食品、食品添加剂等进行专项整治。积极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结合卫生防病工作，组织开展“苏丹红”、“病死猪肉”、灾区防病等食品卫生整治工作，组织开展学校及学校周边食品卫生安全督查工作。加强职业卫生监督，开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证工作。

- 56 3000元的标准，共安排专项补助400万元;从2005年开始，省财政每年对承担农村公共卫生任务的乡村医生给予不低于60元的津贴补助。同时每年补助1000万元用于乡村医生培训，力争全省每个行政村都有卫生所，健全农村卫生三级 “网底”功能。12月份，省卫生厅、财政厅、发改委联合督查了8个设区市、18个县(市、区)、35家村卫生所以及各受查地区的乡村医生培训分中心(点)，并对项目的进展情况和督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通报。据统计，本次办实事项目共培训乡村医生30736人，建设空白村卫生所1821所，确定享受政府津贴乡村医生24310人，已补助24044人，占98.9%，已基本完成项目任务。

社区卫生和妇幼卫生工作 各地根据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总体规划，按照社区卫生服务需求，因地制宜，积极构筑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一是充分利用区域内卫生存量资源，积极推进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功能与结构的合理调整;二是

二、三级医院合理分流人员，延伸到社区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三是引入竞争机制，坚持公开、公正、择优的原则，通过法定招标等程序，鼓励社会力量开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目前，有115个街道、769个居委会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分别占全省街道和居委会总数的75.16%、40.80%，覆盖人口为424.6万;已经各设区的市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412个。福州台江区、厦门思明区已初步形成以三级医疗保健机构、区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区疾控中心为技术支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其他社会医疗机构为补充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2005年8月被命名为首批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福州市鼓楼、仓山区积极开展创建第二批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活动，并通过国家复核评估。省卫生厅制定了《福建省社区卫生服务管理规范(试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功能与质量评估标准(试行)》，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

积极实施降低孕产妇、婴幼儿死亡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各项干预措施。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婚前医学检查的服务模式，开展多种形式宣传活动，要求各级婚前医学检查机构开展免费咨询指导，简化流程,抓住影响生殖健康的主要疾病开展检查。福州、厦门、漳州、莆田、泉州、三明等市的部分县(市、区)已开展免

- 78 品价格;普遍建立大金额病例、门诊处方、医疗收费分析、评议通报和公示制度，制定违规收费责任追究规定;部分医院试行单病种收费最高限额和门诊处方管理，明确每个病种所需的检查项目、住院天数。省卫生厅、各设区市卫生局还每月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所属医院医疗质量、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部分病种收费情况。

中医药工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要求，进一步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做好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工作，组织171名考生参加2005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考核，组织开展2005报考中医类别医师资格考试的2200余名考生报名资格审核工作。组织对64所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病历质量检查;对全省77家中医院的313名医务、管理人员进行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培训，进一步增强中医药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意识，提高应急能力。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医院管理评价指南(试行)》，组织有关专家制订并下发《福建省三级综合性中医院管理评价实施细则》。加强基层中医药工作，组织开展农村中医先进县、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中心建设评估验收，分别有沙县、福鼎、上杭3个县和思明、鼓浪屿、茶亭、苍霞等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验收。开展乡镇卫生院中医临床技术骨干培训。组织开展国家级重点专科(专病)建设项目中期评估和第二批省级重点专科(专病)评估验收工作，第二批省级重点专科有11个通过评审验收，全省中医重点专科增至21个。组织申报国家级科研项目13项，2个课题列入“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卫生科教工作 首轮福建省卫生教育联合攻关计划项目评审由卫生部组织国内权威专家组进行评审，129个申报项目经初筛和两轮评审后确定21个项目获资助并列入2005卫生部科研基金计划管理。启动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组织编写符合福建省实际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组织专家对80个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实验室生物安全基线调查，建立福建省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基本信息数据库。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工作，培训学员660多人次。开展全省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建设规划调查，全省拟建设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2

32- 910 金中安排近200万元专项经费给予资助。在成功选派第一批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赴国外进修学习的基础上，继续选派20名左右优秀青年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到发达国家的大学、科研机构研修、学习一年。做好全省卫生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组织开展全国初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统一考试。

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加强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培训，力争全部达到执业助理医师以上或相应专业执业资格，对新进人员实行公开招聘制度。继续严格执行城市医生在晋升副主任医师职称前到农村累计服务一年的规定，积极推进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晋升中级以上职称时到上一级医院进修学习的制度。目前，省属医疗单位已派出300名卫生技术人员下乡，市级已有676名、县级已有916名卫生技术人员完成了晋升前到农村服务累计一年的工作;近年来，已经有5107人次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到上一级医院进修、培训。积极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对医学本科生毕业后赴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连续工作五年的，每年给予5000或7000元补助，已有龙岩、宁德两市的17名临床医学毕业生向我厅申报补助。宁德市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专项基金，加强乡镇卫生院人才培养，每年按全县(市、区)乡镇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5%比例预算培训资金(每人年1.5万元计算)，列入县(市、区)财政预算。龙岩市政府实施“百院建设，千人培训”计划，每年从本级财政安排20万元专项经费，作为乡镇卫生院人才培训专项经费。

行业作风和职业道德建设 深入开展民主评议行风和创建“全国医德医风示范医院”、“诚信药房”活动。以抓好医疗服务收费、合理用药、合理检查、药械采购、医疗服务信息等工作为重点，推行院务公开“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求实效”活动，着力在抓深入、抓巩固、抓提高上下功夫，各医院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认真进行整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督查活动，确保整改工作的落实。结合卫生部追授省妇幼保健院原名誉院长夏美琼同志为“人民健康好卫士”称号及先进性教育活动，全省卫生系统深入开展学习夏美琼同志活动，组织13场巡回报告会。评选100名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把学习全国、全省的先进人物与卫生系统身边的典型结合起来，努力在全省卫生系统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氛围。

- 1112

第五篇：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探讨

【摘要】本文在分析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后，提出了看病贵的主要矛盾是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与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一种探索。【关键词】社会层化;理性;政府约束;医疗服

务

当前，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全国普通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对我党执政能力的实践考验。有人说，看病难，解决看病难更难;更有人说：“三医”(医生、医院、医药)问题已成为不亚于“三农”问题的又一社会问题，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确非易事。自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全国各地在今年内要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为人民办实事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响应，认真探索，出台了许许多多的治理措施和解决方案。

1分析全国各地已经出台的各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方案、措施主要存在两种模式

一是镇江模式，该模式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为主，用风险分担的方式来解决群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看不起病的问题，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二是杭州模式，该模式以“限制医疗收费 对弱势人群的费用减免”为主，主要用降低收费方式来解决看病贵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两种模式，尽管都有一定效果，但也有各自弊端

在镇江模式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种模式下政府的财政压力巨大。以2004年为例，为扩大参保面以提高覆盖率，镇江市财政为低收入人群参保投入600万元;二是该模式对控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作用不明显。仍以2004年为例，该市参保人员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平均为4986元，占参保人员总医疗费用的17，说明该市医药费用仍然较高[1]。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和医院可能满意，但政府常常不满意。而在杭州模式中，同样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主要靠行政命令，这种机制可以奏一时之效，但难以维持，更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长期坚持下去;二是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没有区分清楚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因此，“一刀切”的结果使社会弱势人群得到的好处并不明显(很大一部分被社会中高收入阶层获得了)，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并且，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和社会可能比较满意，但医院难以满意[2]。

上述两种模式应该说都取得了最低效果(社会满意)，但都没有取得最佳效果——三赢(政府、社会、医院3方均满意)。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因措施缺乏针对性所致。

3针对我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对策

我们认为，在像我市这种底子薄、财力十分有限的西部城市，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只有在认真分析并抓住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有的放矢的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3.1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是事物表现出来的现象，其本质是什么?其主要矛盾是什么?必须通过认真分析，抓住其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的放矢地解决这一困扰政府、社会和医院3方的社会问题。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是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与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层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出现)。与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的社会相比，现在的社会有了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的社会，其医疗服务需求也基本同一，这种情况下，只需供给无差别的医疗服务，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医疗服务需求。在这种单一的需求-供给模式下，其医疗服务的价格是以社会平均承受水平为准来制定的，因而在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加之社会的均衡同一，就不会出现无法承受的社会阶层，也就不会酿成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后，社会层化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出现，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医疗服务需求(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然而此时，我们的医疗服务供给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仍然以单一的医疗服务供给(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向社会提供服务，并且在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服务供给的模式向中高档快速发展，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县及县以上医院单一的过度医疗服务模式，酿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热点问题。

3.2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对策探讨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及主要矛盾，可以提出许多不同的对策。比如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加大政府投入，构建“金字塔”型医疗卫生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卫生资源配置方向，向农村、基层、预防倾斜等。这些对策都属于基础性对策，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一部分原因问题。但由于没有针对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象的主要矛盾，因而，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仍将继续存在，只是程度会有所缓解而已。镇江模式是用社会保障的高覆盖率来暂时掩盖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由于没有抓住矛盾的实质，因而效果只能是暂时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医药费快速增长最终将把镇江模式逼入困境(美国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的经济

不可谓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谓不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尚且难以承受过快增长的医疗费，何况中国!);杭州模式主要靠行政措施来强行抑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由于其不加区别的“一体抑制”，必将使医院的运行和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一体抑制”的效果由于富人利用医疗服务多，则获得的利益更多，最终穷人受益有限，其社会公益性(应当主要体现为对穷人的社会扶助)得不到最佳体现。因此杭州模式一是没能使医疗服务的社会公益性得到最佳体现，社会效果不佳;二是影响医院运行和发展，故难以长久(但可解决政治上的一时之需)。因此，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镇江模式和杭州模式均非理想模式。

笔者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理想模式应当是“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模式”。该模式是在承认社会层化这个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实事求是，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人群，为其提供各自经济上能承受的医疗服务，从而达到消除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问题的目的。该模式具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特点。

3.2.1总指导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紧紧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在最低的社会公正性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用“两个理性”来对待“两个非理性”。即用理性政府的理性约束来对待非理性医疗机构的非理性医疗服务供给(表现为过度医疗服务)和非理性病人的非理性医疗服务需求(表现为小病、常见病等均到大医院求治)。

3.2.2总目标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与各自医疗服务需求相适应的、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供给，以实现对全社会的不同医疗服务保障。

3.2.3总原则兼顾社会、政府、医院3方利益，实现“三赢”。

3.2.4实现路径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不另行新建什么“贫民医院”、“惠民医院”等，基本不增加财政负担，主要通过政策调整来实现。

3.2.5具体内容及实现步骤

3.2.5.1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1)城镇居民的划分。城镇居民可以分为3层：①低保层：定义同民政部门低保规定;②低收入层：1倍低保<人均月收入<2倍低保;③中高收入层：人均月收入>2倍低保。(2)农村居民的划分。农村居民可以分为3层：①绝对贫困层：年人均纯收入<650元;②低收入层：650<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③中上收入层：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3)对低保层(绝对贫困层)、低收入层的成员发给相应的就医身份“标记卡”(机读卡，实行计算机管理)，凭卡就医，享受公益性医疗服务。中高收入阶层成员不发卡，按现行模式就医。

3.2.5.2医院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1)医院应当提供至少3种不同的医疗服务供给：①对低保层(绝对贫困层)，提供“折扣的最低成本最低保障的医疗服务”。最低保障——指“最低限检查 最低档药物及治疗”;最低成本——指挤掉一切“虚高定价”的泡沫、仅以实际“直接劳务费 直接耗材费”两项成本定价;折扣——指在最低成本定价基础上，还给予一定的折扣。折扣多少，可以根据3.5的承受力标准来考虑(注1)，务使该阶层人员在每年1.28次门诊 0.0322人住院的情况下(注2)其医疗费支出经折扣后超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注

1、注2中的数据为根据我市调查所得);②对低收入层，提供“最低成本最低保障的医疗服务”。内容同前，只是不再提供折扣。也务使该阶层人员每年医药费支出不超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③对中高收入层：提供挤掉“虚高定价”泡沫后的、合理利润的医疗保障服务。(2)服务的供给：①低保层病人、低收入层病人凭“标记卡”挂号，各自取得相应的“标记病历”和挂号标记，并凭此就诊;②就诊时，医师凭借“标记病历”用相应“标记处方”开处方，用相应的“标记查单”开单检查;③结算时，对“标记检查单”，“标记处方”的结算按前述两种方式分别进行;④住院时类同。

3.2.5.3社会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1)物价部门要认真把好“最低成本”定价关。(2)法院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对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人群的诉讼，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只能按“两低”(最低限检查 最低注档药物和治疗)标准来要求医方举证。即举证要求标准应与实践中的“两低”标准相一致，不能搞“双重标准”(医疗时实行“两低”标准，诉讼时实行“普通”标准)，那样医院将无所适从。(3)信访部门在处理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的医疗信访案件时，也只能用“两低”标准对医院的服务进行对照检查，而不能用其他任何高于“两低”标准的标准来评判医院的工作。(4)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公用事业部门对医院供给的一切服务，应当以最低价格收费。这应当是全社会对社会弱势人群医疗保障问题关心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5)应当有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来负责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工作，其划分和标记工作一年一定，实行“阳光工程”，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6)卫生行政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要共同配合，对医院执行“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规，坚决予以处罚。同时设置举报电话，接受社

会、新闻媒体、病人的监督。

3.3本模式的利弊分析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理想的解决模式应当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社会满意、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最低医疗服务需求得到切实保障。(2)政府满意。在政府财力许可的限度内，以不增加或少增加财政负担为代价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维持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健康。(3)医院满意。既要真正体现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在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医疗保障问题上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又要能维持医院正常运行、并实现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相同步的医院发展。

3.3.1本模式的益处(1)对社会而言，本模式的特点是人口全覆盖、经济上能承受。在覆盖问题上，镇江模式下全市人口入保197万人，参保率仍然仅有67，还有1/3的人仍要受到看病难、看病贵的困扰;杭州模式下能够进入惠民医院的人员是城市贫困人群(城市低保人群)，农村绝对贫困人群和城乡低收入人群目前还不能进入惠民医院享受优惠，真正有效覆盖仍不全面。而本模式对3类社会人群进行了完全覆盖，特别是对贫困人群(城镇低保人群5.7万，农村绝对贫困人群33.74万)、低收入人群(城镇低收入人群23.4万)进行了有效覆盖。在经济承受力问题上，镇江模式、杭州模式都没有解决好社会各阶层的就医经济承受力问题，而仅仅是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确定了一定的医疗费下降幅度，这种“同等保障”、“一体抑制”的措施无法有效地解决阶层化、个体化的看病贵的问题。采取这些措施之后，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仍然可能要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只不过程度会有所减轻而已。相比之下，本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紧紧抓住社会弱势人群经济承受力这个关键点，由政府作出硬性规定(即政府约束，3.5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红线)，再由医生根据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因人施治”，宏观、微观双管齐下，确保医院服务以病人经济上能承受的方式提供，从而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对政府而言，本模式的特点：一是从政治上可以提高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责任政府形象，提高市政府关注民生、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执政压力;二是无需增加什么财政负担，不过多地增加政府财政压力。而镇江模式，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长此以往，难以承受。(3)对医院而言，本模式的特点是对现行医院运行模式不形成冲击。因此，新制度在运行上很容易融入现行医院运行模式，病人就诊也十分方便(同以前几无区别)，此为其一;其二，此模式为医院履行公益性职责提供了强制性的规范，医院的公益性职责摆在了全社会面前，既有助于社会各界监督，也有助于医院重塑自身的社会形象，增强社会认同感;同时，该模式为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杭州模式，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均将到受较大影响，不利于医院事业的发展。(4)对控制医疗费用和体现社会公益性而言，本模式中的宏观、微观双管齐下，是目前医疗服务中的创新，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在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中，全世界的经验和研究均表明，医药费用过快增长、难以遏制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医药费用后付制”这种医院收费制度。病人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全凭医生主导，而医生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加之利益驱动，医药费用上涨就不可避免了。针对“后付制”的弊端，全球出现了“医药费用预付制”的医院收费制度，主要有总额预付制(加拿大、英国)、人均定额预付制(美国)和单病种预付制(美国)。这些预付制尽管能起到一定的遏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作用，但对解决不同社会阶层看病贵的问题收效因社会阶层不同而异。因为这些以社会平均水平来制订的价格，对富人来说，益处是明摆着的;但对穷人而言，仍然超过了其经济承受能力(穷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显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穷人仍然难以承受。因而这些“预付制”对扶助社会弱势人群，在社会弱势人群身上重点体

现社会公益性和社会关爱的作用并不大。

而在本模式下，我们通过对医生的约束(因人施治)，并且是有硬性规定的政府约束(3.5)，不仅实现了“预付制”才能起到的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的目的，而且还是在个体层面上实现了费用控制，这是费用控制的最有力措施!同时，我们通过折扣、最低成本计价将公益性集中地、重点地体现在社会弱势人群身上，使他们得到了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大扶助。这比之“利益均沾”、“富人受益更多”的“一体模式”，其社会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

3.3.2本模式的弊端(1)有引发“社会歧视”误解的可能。该模式对社会人群按经济收入划分社会阶层后，其本身只是对原来就存在的社会实际情况给以明朗化和具体化，并无任何歧视之意。但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会对这一点进行攻击，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并且还很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2)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因人施治”、“扶助弱者”。“因人施治”的实质是“因经济承受力施治”，这是否会导致新的医疗服务不公平，还有待观察。同时，由于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服务主要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因此，对社会弱势人群来说，尽管医院已经用自己所能提供的最低价的服务来履行社会公益职责了，但仍将出现一部分社会弱势人群(主要是一些重病人)连这最微薄的医疗费用也支付不起的情况。这时，问题由谁来解决?是体现无限的社会正义，由政府提供医疗费保障以继续医治、直至治愈(或死亡)?还是按照自然正义原则(政府履行有限社会正义职责)，无奈结束医治(目前的现实情况中，是后一种处理情形)?这将是又一个易受社会攻击的地方，也应当是一个政治问题。(3)该模式对社会中高收入人群给予的“保护”不多，仅有挤掉“虚高定价”泡沫所带来的好处。因此，这个阶层的人就医，其医药费用不会有明显减少(但仍在其经济承受力范围之内)。这样，这部分人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可能持有不同看法(其实，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是社会弱势群体在“叫”，中高收入群体也在“叫”)。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而非“一体保护”，中高收入阶层也可能由此生怨。对此，也应当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尽管这极可能是一个伪问题)。(4)该模式下，对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划分和标记是事关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因此，承担划分和标记的部门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除了有滋生新的腐败的可能外，不正确的划分(应当列入的未列入，不应当列入的又列入了)还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和矛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5)该模式下，对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的就医管理将成为难点。要有效防止“一卡多用”、转借他人、甚至出卖“标记卡”，都是新的问题。管理不善，医疗社会扶助一旦泛化，该模式的优点就无从体现了。

3.4本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3.4.1政治上的可行性该模式的最大难题就在于政治上，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该模式的观念毕竟与我们传统的社会主义教育不太合拍。因此，要推行该模式，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要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当然，只要我们按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正视现实，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观点去实践、按照邓小平同志“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标准来评判，该模式在政治上也是安全可行的。

3.4.2社会的可行性该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全部解决社会弱势人群的最低医疗保障，对他们提供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在政府承担有限社会主义职责的条件下，应当说该模式能最大化地体现现实条件下的社会公益性，符合我市实情，具有社会可行性。如果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社会正义，则该模式不具有社会可行性。

3.4.3经济可行性该模式几乎不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不需新增医疗服务机构，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同时该模式会明显减轻社会弱势人群的经济负担，也给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留有一定空间。因此，在政府仅承担有限社会正义职责的条件下，该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如

果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社会正义，则该模式在经济上不可行。

3.4.4管理可行性尽管该模式可能存在诸如社会阶层人群划分和标记、标记卡的转让、出借等管理上的问题，但办法总比问题多，可以借鉴民政、社保等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再根据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探索来逐一解决，因而该模式在管理上也可行。

3.4.5部门协调的可行性该模式运行将涉及法院、纪检、监察、信访、物价、卫生、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多个部门，需要充分协调。笔者认为，在我市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这些协调均能够完满达成。故部门间协调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