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西方文化冲突和

第一篇：浅论中西方文化冲突和

浅论中西方丧礼文化差异

人文学院 11级对外汉语班 李冬冬 2011034159 摘要：漫漫历史长河中产生、演变和积淀而成的丧葬习俗,既表现为繁复多样的礼仪形式,又具有丰富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对中美丧葬礼俗的对比分析,文章认为中西文化虽然经过数百年的冲突和交融,各自的界限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但中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还是自身文化脉系的传承,仍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中西方文化在宗教、伦理、颜色、礼物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究其根源，中华文化一直没有摆脱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西方文化则是彻底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属。 关键词:丧葬文化 ; 中西文化 ; 差异

不言而喻，每一个民族身上都带有自己的文化，中西方两种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中西方民族的文化差异。中西文化虽然经过数百年的冲突和交融，各自的界限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但无论中方还是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还是自身文化脉系的传承，还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从中美传统的丧葬礼仪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差异。

一、丧葬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1、宗教文化不同。在丧葬中，西方国家基本上属于宗教式的丧葬礼仪。西方丧葬礼俗主要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将每一个人的灵魂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不允许偶像崇拜，崇尚灵魂升华而轻视肉体，因此西方的丧葬风俗是简丧薄葬。基督教的丧礼更多的是为死者祈祷，祝其灵魂早日升入天堂，解脱生前痛苦。近现代以来，由于西方崇尚“个人本位”，主张“以个人为中心”，因此在丧礼中，根据宗教礼仪，重在安置死者的“灵魂”。从它的丧葬仪式可以看到他们的宗教传统。儒家确立了中国丧葬礼仪的大传统。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灵魂不死的信仰，经儒家伦理化解释，人们关心死者的灵魂，灵魂附于神灵，供奉于祖庙。后来佛教的传入，则带来了“六道轮回，转世托生”等观念。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早期道家只讲炼丹成仙，在民间并无多大影响，但在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吸收了儒、佛教的许多观念，终于和儒、佛成为鼎足之势。从道教对中国传统丧葬礼仪的影响中，亦可看到道教与儒、佛二教的关系，道教给丧葬文化带来了关于地府阴间的观念。宗教的融合体现在丧葬礼仪中，那便是以儒家传统丧礼为主体，融合了佛、道二教的丧葬礼仪的出现。明代小说《金瓶梅》中所描绘的李瓶儿葬礼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其基本程序是儒家的，如装敛、报丧、成服、大敛、出殡等等;但其中又杂以众多佛、道习俗，如请阴阳生批书、置七星板、钉长命钉等是道教习俗;而念倒头经、做七七斋则是佛教习俗。更为有趣的是做七七斋时，首七由和尚念经，二七由道士作法事，三七是和尚念经，四七为喇嘛念经，五七又是道士作法事，六七不念经，七七又由女尼诵经，真是鱼龙混杂，但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习俗体现了中国传统丧葬礼仪的宗教信仰文化。

2、伦理文化不同。秦汉以后汉民族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的一种伦理文化。儒家伦理学中以“孝”为核心，并将其提升到最高范畴的地位。儒家著作《曾子大孝》中说“夫孝，天下之大经也。置之而塞于天地，施诸后世而无朝夕。”“孝”不仅是人们德行的根本: “民之本教曰孝”，而且总括一切德行，所有的具体德行都是孝的不同表现，因此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形成了“重孝”的观

念，而“孝”的体现之一就是丧葬活动的重殓厚葬，而简办丧事便会被视作“不孝”，会招致舆论的谴责，损害个人乃至家族名誉。丧葬礼仪中的繁多的礼节都表现了儒家的孝义。西方的伦理道德观，用著名的伦理学专家黄建中的话来说就是:远西伦理是宗教伦理、个人本位、利权平等、崇尚亲爱等。崇尚个人与自我是西方伦理价值观的一个基本取向，我们可以把西方的伦理价值观称为“重个人”的价值观。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崇尚自我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地突现出来。在西方的丧葬礼仪中，除重视的对上帝的尊崇外，没有中国的那种浓重的“孝悌”思想，不是重殓厚葬，而是简丧薄葬，重在安葬灵魂。因此在丧葬礼仪中没有了中国的那些繁文缛节。

3.颜色文化不同。在传统的丧葬中，中西方国家采用了截然不同的颜色。西方国家采用的是黑色，而中国则采用白色。美国的丧葬礼仪中，所有的灵车一律为黑色，车窗遮有黑纱。送葬人一律身着黑色系的衣服，男子打黑色领带。参加者身着黑色的衣服或佩带黑纱，以示对逝者的哀悼。人们需要黑色文化来摆脱恐惧(死亡的恐惧)并将它形象化和实在化，这是人们潜在的需要。在中国，丧礼则以白色示悼念。据说，这是受了佛教的影响，由此，人们把老人的寿终正寝看做“白喜事”。因此，死者脸上的面衣是白色的，孝子的孝服是白色的，丧停的房间窗户镜子等都要用白色来遮封，祭幛也是白色的棉布等，整个丧葬是以白色为主色调。西方国家白色则用于与丧葬完不同气氛的新人的婚礼上，新娘身披白色的婚纱，寓意纯情圣洁。现在随着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人们的颜色观在不知不觉发生着变化。人们接受、引进异质文化，从而更加丰富充实本土文化的内容。白色在西方代表纯洁、圣洁;以前在中国却是孝服的颜色，可现在，青年人拍婚纱照，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也不再有人会大惊失色。红色在西方人传统观念中是与血腥、淫秽联系起来的，可现在他们身着中国传统的红色唐装时，同样的喜盈满面。可以预言，随着汉英语言相互接触、汉英文化相互交流的日渐深入，颜色词的这种联想义和象征义的趋同现象将会日益增加，并交互叠合。 4.礼物文化不同。赠送礼物在受传统文化影响下，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礼物交换与赠送被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根据各民族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中，赠送礼物有一定的讲究，特别是在特殊情境下的(婚、葬礼等)礼物具有了社会功能。西方国家的葬礼上，亲戚朋友悼念死者，鲜花必不可少，参加葬礼的人，一般都要为死者献唐菖蒲花或白色的百合花，以表示哀悼。在中国，丧礼是没有人送鲜花的，一般要送的是白色的祭幛，用以表示哀伤。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

在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时期，社会文明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对人为操作的崇尚。他们心目中早早就建立起了这样一个信念:生活中没有什么会先天赋予，一切必须靠人为的进取和造就。人应该努力去揭示世界真相。他们作为个体的人在环境面前是自主的，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能独立影响环境。他们的主创精神使“个人本位”思想得以产生而巩固。东西方文化中生死观的差异很明显，在生死教育方面也就相对有差别，表现为：

一、讨论死亡时的心态不同。西方文化下讨论死与讨论生的心态一样，不会引起明显的心理冲突，也不会有教唆自杀的嫌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长期历史沉淀，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也是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对死亡始终采取否定、蒙蔽的负面态度，甚至在日常谈话中尤其是和长辈交谈忌讳提及死亡所，它是不幸和恐惧的象征中国人对死亡的讳莫如深，使人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死亡，“善待”死亡，

面对死亡较多表现出的是恐惧，而非面对现实地接受。谈论死总会或多或少引起心理冲突、带有恐惧感，给人一种不吉祥的感觉。这种差异就造成我们开展生死教育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容易，西方国家进行生死教育可以直接面对死亡，探讨死亡，死亡教育可以直接进入中小学课程体系。而在我国，还必须考虑到传统文化的禁忌，考虑到学生的心理承受力，更多地从生的方面去揭示生的意义、死的意义，让学生从生的方面去理解生死的自然过程。

二、生命价值的核心不同。西方文化中生命价值的核心是责任，因此生的意义在于尽责，牺牲的意义在于为责任而死，并因此获得精神的升华。安乐死就是失去责任能力和生命的尊严后采取的对死的坦然态度。中国文化中生命价值的核心在于忠效，包括对皇权的忠效和对信念的忠效，为忠效而死是一种忘我的死。所以西方国家的生死教育传递一种信念：个人对生死负责，中国进行的人生观教育则是强化一种政治信仰和抽象的价值观，青少年学生难以在这样的教育中体验到与生死有关的情绪，在生命成长中感到诸多困惑。所以，生死教育应从生命的历程，从生死的具体问题出发，由此而进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才可能具有实效性。中华文化发生的初原期，农业生产劳动始终具有明显的主导地位。世世代代以农为主的民族，客观上便生活于对自然给定性的绝对依赖中，在内心深处相信惟有自然的给予才能给人带来幸福，因此对天意的顺从居主导地位。“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信奉的经典。作为个体的人面对环境是不自主的，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无法独立影响环境，只能凭借给定的关联安身立命。传统文化中强大的宿命论色彩明显与这种观念一脉相承，这也为迷信提供了有效基础。伦理人际关系走向极端，忠孝礼义、三从四德均展示了天人合一思想上的中华文化的负面因素。

结语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最终在于:中华文化在根底深处一直没有摆脱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西方文化则是彻底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属。现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和互补，使得现代的丧葬礼仪相互之间越来越接近，从而进一步达到真正的“中西合璧”。

参考文献

[1]黄建中.比较伦理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2]王才勇.中西语境中的文化述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第二篇：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是中国和西方之间文明的冲突!

中美贸易战表面上似乎仅仅是贸易战，但是按照萨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基督教与无神论信仰，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和大秦帝国体制，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和公有制计划经济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中国和西方之间文明的冲突!

中国对美贸易战依据的是“后发优势”理论，即中国不需要改革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传统，不需要依照西方文明模式，而只需要依照中华文明传统，单纯依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也可以完成中华文明的崛起，其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本。

然而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台湾、美国等地考察大量晚清企业史档案后，得出结论：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他得出结论：如果通过模仿技术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后发国家就会采取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立场，导致发展的路径被锁定，为长期发展留下隐患。因为短期经济成功常常被用作堵塞批评的工具，使一个国家付出长期代价，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制度转型的障碍，经济学界称杨小凯这个结论为“后发劣势”理论。 因此杨小凯生前和林毅夫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他去世以后，张维迎教授也和林毅夫辩论，结果“后发优势”理论占据了中国主流社会。中国按照这个理论不可避免地得出中华文明优于西方文明，落后的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结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加深了这种误解，使得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的路径依赖，更可怕的是这种误解升级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野心，其目标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崛起而且还要向全世界输出中华文明，中西文明的冲突于是无可避免地开始了!

第三篇：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姓

名

任津辉

教育层次

自考本科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学

校

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

张俊杰

目 录

一 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 2 二 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 5 三 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 8 参考文献： ................................................................................................................................................... 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 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 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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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重交融的状态。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曲。”②确实如此，来自北方大漠的蒙古人南下中原，从而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撞击，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两种文化逐渐由互相冲突走向融合，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性格特点。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必然使两种文化互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最后甚至互相融合。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片面的。此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王先生特意提到“歌曲和音乐”，而这正是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组成部分，故我们就以此为例，谈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民族性格和对待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从而对元曲的繁荣所起的作用。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点。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由于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其文化基本上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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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他们的草原生活习俗，使他们与中原汉文化及已被汉化的民族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做包裹。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鞑靼人的妻儿子女，日用器皿，以及必需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至于男人的时间，全部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③宋人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摩喉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之衣袍上。其衣至损，不鲜浣濯。妇人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 不改也。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他们即使进入了中原，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进入农业地区以后，蒙古人喜爱马奶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皇帝和贵族都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车驾行幸上都，大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④正是甘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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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奶酒”滋润着勇猛的草原上的剽悍民族，形成了蒙古人豪迈尚武、直率旷达的民族性格。加之，他们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他们大脑中还没有严格的礼法。“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⑤正像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说：“(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他们不像汉族要避讳，尊卑界限分明。即使业余生活，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⑥

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这与礼教传统已经相当完备的中原民族确实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忽必烈之前， 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其他民族过程中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变俘虏为“驱口”，严重地破坏了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⑦如蒙古人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从1213年冬到1214年春，前后三个月间“凡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邱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如此的作为确实与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而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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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等级秩序。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日：“乐所以成性。”刘宝楠《论语正义》日：“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在孔子看来，“乐”的本质与“礼”相同，目的都在于使人正心修身，成就“仁”性，所以他经常把礼乐相提并论，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等等。基于这种政 教功利审美观，孔子对音乐自有其赞扬和批评的标准。他所赞扬的是《韶》、《武》一类善美兼具(孔子对《武》乐稍有不满，认为虽尽美而未尽善)、“雍容和鸣”的雅乐，认为这类音乐有利于政治教化。他所批评的是“郑卫之音”和“郑声”，认为这种音乐歌曲从歌词内容到曲调演唱都不符合“尽善尽美”和“雍容和鸣”的雅乐标准，情感宣泄太过分，超过了常度(即所谓“淫”)，不利于政治教化，因此主张“放郑声”。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既如上述，而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又如何呢?《元史·礼乐志》日：“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这里所说的“古之礼乐”与“后世之礼乐”，其时间界线是指南北宋之交时期，因为下文论及礼乐发展史时肯定北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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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仍然“号为古雅”，而“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这样，元代礼乐当然属于“后世之礼乐”了。古之礼乐，目的在于“植纲常而厚风俗”，这正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乐观念;后世之礼乐，目的在于“美声文而侈观听”，这正是包括蒙元草原游牧文化在内的礼乐观念。《元史·礼乐志》又说：“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这里清楚地说明，肇兴于朔漠的元朝，礼乐制度与中原不同，除在个别极为庄重的场合采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详见后文)之外，其他场合仍从蒙古族风俗，多用俗乐(即“燕乐”)。所以，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正由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下，中原农耕文化在元代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传统观念都被怀疑淡化，甚至遭到否定反对。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使作为俗文化范畴的杂剧在元代繁荣的直接文化因素。

如前所说，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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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孔子就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礼记·乐记》也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中国文化给予了礼乐以伦理的调节功能，而以“礼”为主，“乐”是它的附庸。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这种文化氛围恰恰不利于戏曲的发展。由于戏曲艺术其本质上就属于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它追求的风格恰恰是大众化的通俗直率，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载道”，而首先是娱乐。这就使大众化的戏剧从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故它一直只能在民间流传，难以登上封建官方文化的大雅之堂。只有到元蒙统治时期，蒙古人人主中原，以愉悦为主要目的的草原游牧文化居于了主导位置，几千年的汉族文化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军队的铁蹄在踏碎中原与南方山河大地的同时，也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与传统观念，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断裂，断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断裂制造者的极大愤慨，如郑思肖等一批由宋人元的遗民，有一种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失去的、传统的一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另一种是过去被排斥、抑制或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行为失去了制约力，能够决堤而出，加之游牧民族原始生命力的驱动，它所提供的是截然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异质文化，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汉族伦理文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伴随蒙古族统治而来的异质文化使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展示出一种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新姿。这种现象，诚如恩格斯论述欧洲民族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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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郡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一个野蛮的民族可以拯救垂死的文明民族，可以给一个僵死的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杂剧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元代文化造成的断裂缝上破土而出的。由于戏剧思想的被抑制，戏剧力量长期积聚而没有喷发，马背民族的铁蹄踏碎了千年冰封的汉族河山，也踏裂了戏剧喷发的那根神经，于是，成熟的戏剧形式——杂剧诞生了”。⑧刘桢先生这段论述非常精辟，说明了元杂剧与蒙元文化的密切关系，真可谓一语中的。元杂剧的繁荣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恰恰是在传统文化猝然 断裂的缝隙间茁壮而出的，所以，在它的身上明显带有蒙元文化的胎记。赵义山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所用335支曲牌作过统计，其中出于唐宋词者约112支，出于诸宫调者约22支，出于大曲者14支。三者加起来共148支，仅占全部曲牌的五分之二稍强。⑨其余大部分曲牌当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歌曲。正如明人王世贞在《曲藻·序》中所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因此，元曲的繁荣，直接的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介入带来的结果。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既有本能的抵御，也有更多的吸收。蒙汉文化在碰撞、对峙中又渐趋交流、互相影响，逐渐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最后互相融合。而民族文化的交流本来就是互动、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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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为转移的。

对元代统治者来说，他们虽然坚守草原游牧文化的民族特点，力避被中原农耕文化所同化，但要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就不能对中原农耕文化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礼乐文化一概加以反对，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采用。前文曾提及元代在庄重场合亦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实际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汉族文化。《元史》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了元代统治者接受汉族文人与已经汉化的契丹族文人及女真族文人的建议而选用汉族礼乐 制度的很多事例，就是证明。如果说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对汉文化主要采用的政策是“破”，那么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对汉族文化主要采用的就是“立”。忽必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一改前任大汗对汉文化排斥的态度，听取了很多汉文化专家的建议，采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于公元1260年阴历三月即汗位，五月十九日就“建元中统”。在他之前，自成吉思汗起，取国号为大蒙古，而无年号，直到第四任大汗蒙哥时，仍然如此。所以，忽必烈的改元建号对蒙古人统治来说很有进步意义，也是他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的标志。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建国号日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为了更好地有利于对中原地区统治，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不顾蒙古贵族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⑩命令刘秉忠修筑中都城，至元八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日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就被定为元朝的都城。“把大都作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可为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以上都为陪都，通过定期的巡狩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并保持大量的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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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亦会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忽必烈还吸收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官员制度，“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日中书省，秉兵柄者日枢密院，司黜陟者日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其牧民者，则日路，日府，日州，日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焉”。在统治汉族的过程中蒙古人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使蒙、汉两种文化在融合着。

注释：

①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版，第1345页。

②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③《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 ④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⑤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⑥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⑦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

(十一)，第3459页。

⑧刘桢：《勾栏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 ⑨赵义山：《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载《文学遗产》第1999年第5期。 ⑩宋濂等：《元史·高智耀传》

(十)，第3073页。 参考文献：

1、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

2、北师大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 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3、史己民著：《都市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越尔巽等编：《元史稿》 [M] 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

5、元史馆原编：《元史列传》 [M] 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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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和中国特色主义文化的冲突与和谐

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的精神积淀，关注文化、建设文化是人类走向成熟、社会走向理性的标志。然而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隐性力量，当它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它能大力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对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当文化落后于生产力或是满足不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时，它会限制一个社会的长远进步。

自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传统文化，它是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而民族精神则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有道德、佛教等文化形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指导方针的影响下，新兴文化的迅速崛起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新兴文化是指凭借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支持而衍生出来的，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有关的文化，主要包括新媒体、影视、动漫和网络等文化。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 “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继续”。怀特的话表明：文化的发展是内在的生长过程。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不断交替发展的过程。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之间有一条割不断的潜在纽带。传统文化是新兴文化的起点与基础。没有一种文化能凭空地产生出来，新兴文化只是传统文化的延伸与超越。传统是历史的，因为它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作为起点，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为发展提供前提并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被超越，由此而获得新的发展和延伸。传统又是动态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不能把传统文化看作是一潭死水，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过去的历史”，而应看到它同时关系着民族文化的现在与未来。因此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新兴文化，它们都与中国特色主义文化密不可分。

一 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主义文化的冲突与和谐

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中国道路来说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宝藏，充分认识和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涵，又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源泉。但是传统文化并非尽善尽美，其中还蕴含着不少消极的、局限性的成分与现代化相冲突。如何充分发掘和利用传统义化的资源来充实和拓展中国道路，在我们看来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对其做出一种正确的价值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是建立在正确的方法论原则基点之上的。对传统价值的肯定不能走向另一种极端，即对传统采取一种不加批判地肯定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保存着大量的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合理内核，但它又带有地域性、时代性的印记，这些东西一旦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代。则会逐渐丧失其意义，成为过时、陈旧的东西，甚至作为消极和保守落后的力量与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相抵触，妨碍社会的发展.成为民族进步的沉重负担。比如重农抑商的经济发展观、根深蒂同的血缘宗法思想、淡薄的法制观念等等都与现代化相冲突.也与我们当今构建公平正义民主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对此，我们应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从整体上看。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蕴含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有脱离现实的虚幻;既有反映历史发展方向的进步思想，又有逆历史潮流的反动理念。针对传统文化的二重性，我们必须对其认真鉴别、审慎选择， “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两。”对于传统文化中哪些是应当肯定的东西。哪些是应当否定的东两。我们不能从主观随意性出发，而必须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事业。

二 新兴文化与中国特色主义文化的冲突与和谐

新兴文化作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迅速崛起的一种文化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主要表现在新兴文化是一种高时效性文化，具有虚拟性、开放性、集群性、共享性、多元性、平等性和交互性等特征，新兴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规范、教育模式、安全、法制等方面影响重大;作为新生的文化模式，在发展中还需要在技术、制度以及法律等发面加以引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其中新兴文化发展快、高时效等特点符合新时代人类的追求目标，在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提出要大力发展以数字化内容，数字化生产和网络化传播为只要特征的新兴文化产业，“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文化产品的创作的研发，开发文化数据处理、储存和传输服务、移动文化信息服务、网上文化交易、数字互动体验服务、远程数字教育及数字娱乐产品等增值业务。”这充分说明了高科技创新新兴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积极反映，表达了培育新兴文化的初步思想。同时新兴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弊病，比如网络问题，运用不当也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针对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的二重性，我们必须对其认真鉴别、审慎选择，鉴别出哪些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哪些是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使之更快更好的发展。

第五篇：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问题和跨文化管理策略.

收稿日期:20060618 作者简介:徐莉(1970—,女,江苏南京人,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跨国经营。

2006年第6期总第142期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 ics No .6,2006Serial No .142 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问题和跨文化管理策略 徐 莉

(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03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不断扩大。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跨国经营所引发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处理不当往往会造成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失败。本文从跨国经营的必然趋势,文化冲突与跨国经营的关系等方面入手,探讨了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问题和跨文化管理策略,并进一步阐述了人才本土化是目前解决文化冲突问题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跨国经营;文化冲突;跨文化管理;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049(200606006804

一、跨国经营的发展趋势分析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使得成功的企业往往都是那些在各国市场上都拥有相对优势的企业,当地企业难以与之竞争,这就增加了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反过来又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实施全球竞争战略的促进因素。

按照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来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形成一方面是利用自己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另一方面是利用东道国(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并且将三者有机集成而形成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一些趋势: 1.跨国公司“世界主义”日盛。跨国公司不拘泥于

公司总部是否在母国,而是从全球着眼,将生产区位和市场分成若干区域并设地区总部,下设多个子公司。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母国总部有并存发展的趋势。

2.跨国公司母国不仅有发达国家,而且有发展中国

家。对外直接投资不再呈单向性,而是双向或多向的,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开放度的提高,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开展国际化生产经营。逐渐发展出一些跨国公司,甚至发展成为大跨国公司。随着我国加入W T O,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选择到我国来进行投资,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进入海

外市场,例如,海尔、联想等。

3.跨国公司研究开发战略已由单纯的母国中心主

义转向以母国中心为主、地区中心或国别中心为辅方向发展。目前,有许多跨国公司已有将研究开发分散化的趋势,欧洲跨国公司已在国外设立了许多地区研究开发中心或国别研究开发中心,美日跨国公司一般倾向将研究开发中心设在母公司,但亦将一些次要技术转到海外,在海外设立研究开发中心,如美国史克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日本丰田公司、松下公司等在中国亦设立了一些研究开发机构。

4.跨国公司市场战略是向“新兴市场”拓展和渗透。

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实现全球利润最大化的绩效目标。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转轨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大,但资金不

足,一般都以优惠条件吸引跨国公司来国内进行直接投资,而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其全球化战略,控制、占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亦积极向这些国家进行投资。

5.跨国公司的筹资从以母国、母公司为主,逐渐向

母国、东道国和国际资本市场并举方向发展。随着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各国经济自由化程度上升,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直接投资已是大势所趋。跨国公司奉行全球化战略,总是想方设法凭借自己的优势,以最低成本,筹措国际投资资本。

越来越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及大量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使我们的国内企业以及管理人员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新的问题:一方面,如何在国内与来自于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另一方面,走出去的企业如何融入到不同国家的文化中去。只有将上述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发挥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的优势互补,从而实现我们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最终目标。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就是解决文化冲突的问题。

二、文化冲突的表现及其成因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它既指跨国企业在他国经营时与东道国的文化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又包含了在一个企业内部由于员工分属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而产生的冲突。

文化冲突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认识。一是在企业内部层面,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时,往往为了实现当地化目标而聘用东道国人员,特别是企业的全球扩张导致内部成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人员由于各自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可能在企业内部造成文化冲突,包括企业成员的文化冲突和来自企业成员的文化与企业原先文化之间的冲突。二是在企业外部层面,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活动进入东道国之后,会受到来自东道国外在文化环境的影响,包括消费者、供应商、政府所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相关团体及政府机构等。文化冲突的结果往往导致跨国经营的企业遭到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打击。从内部看,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通常导致企业组织管

理的不畅,管理效率的下降,从而加大了企业经营的成本。从外部看,东道国的文化环境与企业文化的冲突,往往使企业及其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受到东道国的国民抵制,甚至受到来自东道国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限制和制裁。

企业跨国经营过程所面临的文化冲突,其成因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沟通方式和语言导致的文化冲突

由于语言、文字的深层内涵及其表达方式上的不同造成了沟通中的误会,因而易产生文化冲突。沟通方式,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都可以将不同文化的人群分开。语言是人类相互沟通的主要手段,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语言不仅仅是词和句的集合,还表达了一种文化的思维模式。因此,掌握一种语言是了解它所体现的文化的关键。由于语言或非语言障碍的存在,人们对时空、习俗、价值观等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充分沟通往往有一定难度,容易产生沟通误会。例如,我们熟悉的OK手势,在日本、韩国等国家,表示金钱;在印度尼西亚,表示什么也干不了;在法国表示微不足道;在荷兰表示正顺利进行、微妙等。

另外,由于不同企业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对同一事物的描述和表达有着不同的方式。人们在通过翻译对同一事物进行交流时,往往只是在字体层面上沟通,而对包含在事物深层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长期在其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则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述出来,这就为文化的冲突埋下了导火索。例如,“白象牌”电池在我国是名牌,但英文中白象“W hite Elephant”却是“华贵但却笨重和无用”的意思。在企业的实际跨国经营过程中若对此不进行及时妥善地协调,则极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文化冲突。

2.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导致的文化冲突

宗教和信仰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是处于文化深层的东西,它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倾向和禁忌,影响着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对一些广为流传的宗教进行研究,能够帮助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人民行动不尽相同,并据此做出正确的决

策。同时,宗教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态度。每一种文化有其特定的价值观念,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国家的人们在观念上的差异常常会使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感到困惑和苦恼,从而可能在跨国经营中产生文化冲突。另外,宗教还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模式。不同的国家、地区或民族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俗习惯,表现为独有的消费传统、偏好和禁忌。例如,伊斯兰教禁止崇拜偶像,因此工艺品中的人物塑像、玩具娃娃等都不得进入伊斯兰都国家。印度教徒禁食牛肉,因此牛肉制品就不可能进入印度市场。跨国企业集团的海外经营者如果不了解这些风俗习惯,就有可能造成经营管理上的失败。另外,种族优越感也是造成文化冲突的重要原因。种族优越感是指认定一种族优越于其他种族,认为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较其他优越。目前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通常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往往就会引起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以此种观点对待东道国的人,这样他的行为将可能被东道国当地的人所忌恨,也可能遭到抵制,引发冲突,造成管理失败。

3.刚性的企业文化导致的文化冲突

一些企业在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时,对于如何将本企业原有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相融合关注得甚少。企业内部人员特别是经理人员因循守旧、不愿变革,忽视甚至无视东道国文化的存在及其对本企业海外经营活动的影响,沿用原来企业的文化模式,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管理。如果片面以自我为中心,死守教条,不知变通,往往会导致企业内外文化冲突的产生和加剧,不利于企业顺利的从事跨国经营活动。

由以上阐述我们不难看出,企业的跨国经营是企业发展的必然之路。而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成功地进行跨国经营活动,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冲突的问题。

三、促进跨国经营健康运作的对策和措施

要解决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促进跨国经营健康发展,就必须有效地实施跨文化管理策略。目前,跨文化管理策略在国内的相关研究还不多,国外可以借鉴的理论主要有本国中心论、客国中心论、全球中心论和区域中心论等。加拿大著名的

跨文化管理学家南希爱德勒认为解决文化冲突有三种方法:一是凌越,即企业的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一种文化支配着整个企业,其他文化则被压制。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短期内可以形成“统一”的企业文化,但由于其他文化受到压制会使一些员工产生反感,最终反而会加剧冲突。二是折衷,即不同文化之间采取妥协和退让的方式,有意回避文化差异,以实现企业内的和谐与稳定,但这种方法只有当文化差异很小时才适用,否则最终也会爆发危机。三是融合,即不同文化间在承认、重视彼此间差异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一种合一的,全新的企业文化,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吸取不同文化的优势,而且稳定性强。

在解决文化冲突,有效实施跨文化管理战略的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分析和识别文化差异

企业文化差异是企业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要消除文化冲突,首先要分析识别其文化差异。从文化的角度讲,企业文化可分为三个范畴:正式范畴、非正式范畴和技术范畴。正式范畴是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它能抵御企业改变它的外部力量,所以正式范畴带来的摩擦和冲突常常不易消除,只能通过教育转变其价值观念。非正式规范是人们的习惯、风俗等,由此引起的冲突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交流、相互影响而消除;技术范畴则可以通过人们对知识的学习而掌握,比较容易更改。可见不同规范的文化所造成的文化差异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因此,应区分文化差异中哪些属于正式规范的差异,明确树立优质企业文化的主体,即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以此来引导全体员工的行为;哪些属于非正式规范的习惯行为,可以怎样去影响它、改造它;哪些是属于技术规范不同,通过组织学习培训直接改造它。通过分析识别企业文化差别的类型,找出消除文化冲突的正确途径。

2.进行有效的跨文化培训,培养高质量的跨文化管理人员

跨文化培训主要是培养管理人员在跨国经营中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通过适应性训练,提高员工对不同文化的适应性,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整合,进而消除文化冲突,实现文化协同。

跨文化理解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要理解他人文化,首先必须理解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文化模式,包括其优缺点的演变的理解,使我们在跨文化交往中能够获得识别自己和有关他人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上的类同和差异。二是要善于“文化移情”,理解他人文化。文化移情要求人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自身的本土文化,摆脱原来自身的文化约束,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反观自己的文化,同时又能够对他人文化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而不是盲目地落到另一种文化俗套之中。

文化敏感性训练是跨文化培训中一种重要方式。它是为了加强人们对不同文化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能力,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具体措施是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在不同文化地区工作经理和职员结合在一起进行多种文化培训。打破每个人对不同文化环境的适应性,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意识和联系。

3.进行文化整合,消除文化冲突

通过文化差异的识别和文化敏感性训练等,公司职员提高了对文化的鉴别和适应能力。在文化共性认识的基础上,根据环境的要求和公司战略的需求建立起公司的共同经营观和强有力的公司文化。这样不断减少文化摩擦,使得每个职员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同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宗旨结合起来,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增强企业在国际上的文化变迁能力。从而建立共同经营观,建设“合金”企业文化。

按照文化要素对象的不同,文化整合的工作可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第

一、价值观念的整合。企业在跨国经营的过程,应当通过宣传、动员,将不同的看法规范成为一种新的、适应企业发展战略的统一的价值观念。价值观的整合是文化整合的核心,如果一个企业的员工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分歧,那么精诚团结、协作团队精神就无从谈起。

第二、制度文化的整合,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制度设立不宜过于繁琐,但制度一旦确立,便要严格执行,不能循私舞弊。

第三、物质文化的整合。物质层面的一些文化要素能够进一步强化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对企业深层观念文化的理解。比如,企业统一的着装就能使员工产生归属感和纪律感。企业的商标、标识物、厂房车间、工作与闲暇环境等物质因素,都与企业文化一起,逐步在员工的思想上发挥影响力。

4.实施人才本土化策略

文化融合是跨文化管理的核心和关键,是解决文化冲突的最有效方法。目前为了有效实施文化融合,许多跨国公司都采用了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即跨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尤其是中高级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等主要由东道国当地人员担任。外国学者的调查表明,44家美国跨国公司中有43家都雇用了当地人员作为高级管理者。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了适应中国的独特的经营环境,跨国公司不同程度上使用了本土化经营战略,而人才本土化是其主要的特征之一。如诺基亚在中国已经拥有员

工3500人,其中本地员工占90%以上;摩托罗拉(天津公司拥有8000名中国员工;东芝公司设在中国的23个法人机构中,共拥有员工近万名。人才本土化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受聘管理生产经营业务,他们深谙中国的文化传统及其影响下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能很好的与下属沟通和合作,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这些中方人员往往受过较多的西方教育,对西方的行为方式、管理方法等有深刻的了解,能较好地理解和贯彻外方上司的管理思想。因此,管理人员本土化对于化解文化冲突、促进有效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有其特殊的渊源和人文背景,如何尽快地适应中国文化,同时又如何使中国的本土经理们适应跨国公司的文化,成为了摆在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和总经理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做的较好的如北京松下电工有限公司,他们每年都定期选派中国员工参加出国培训,经过培训后的中方员工很多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他们拥有某一职位的能力和知识,并能与世界其他地区同

等职位具有相同竞争力。公司给员工很大的发展空间,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为公司培养一批优秀的后备管理者,这是最有利于公司自身发展的。

以上实例说明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后都在走人才本土化的道路,以期解决跨文化冲突问题。

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对跨国公司和我国的发展都带来了不同的益处。 首先,对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发展具有以下好处:不仅避免了因文化差异造成的经营管理上的损失,而且增强了子公司所在东道国的信任感,保证了公司管理人员的相对稳定。人才本土化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文化上的隔阂,增强了公司与所在国政府打交道的能力。

同时,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对我国的影响也比较明显:一方面它们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高素质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储备了经营管理人才。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地雇用的管理人员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熟悉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这些新型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国内的流动,必将带动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在国内的传播,从而加速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

总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跨国公司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冲突,实施有效的跨文化管理策略。其中本土化经营可以减少文化冲突对跨国经营的影响,以期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目标。同时,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经营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管理人才水平的提高都带来了机遇,中国企业也要很好地把握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战略的有利条件,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管理人才的水平都能得到更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卢进勇,杜奇华,阎实强.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案例

库[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2]胡宏峻.跨文化管理与全球领导[M].上海: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2004. [3]沈青.企业跨文化冲突与融合[J].企业改革与管理, 2003,(4. [4]丁瑞莲.企业的文化差异与跨文化管理战略[J].商 业研究,2001,(1. [5]彭迪云,甘筱青,彭晨.现代跨国公司成长的文化因 素与跨文化管理[J].南昌大学学报,2000,(10. (责任编辑:黄明晴

The C u ltu re C onflic t in Transna tiona l O p e ra tion and the C ross2cu ltu re M anagem en t XU L i (School of Business,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 ics,Nanjing210003,China Abstract:W ith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gl obalizati on of economy and the invest m ent in f oreign countries of the T NC.Most of the T NC will face the sa me p r oble m,which is the culture conflict.And it will result in failure operati on.This paper argues about the cultural conflict and cr oss2culture manage ment fr om the trend of transnati onal operati on,the relati onshi p of the culture conflict and transnati onal operati

on,etc.And tries t o show that pers onπs l ocalizati on is the best way t o res olve this p r oble m of the cultural conflict. Key words:transnati onal operati on;culture conflict;cr oss2culture manage ment;l ocalizati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