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欺骗投保人行为的法律分析经济论文

浅谈对欺骗投保人行为的法律分析经济论文（精选5篇）

篇1：浅谈对欺骗投保人行为的法律分析经济论文

浅谈对欺骗投保人行为的法律分析经济论文

一、如何判定存在欺骗的主观故意

由于故意只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往往无法证明,因此在认定过程中可以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解决。基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原则,只要特定的欺骗行为客观存在,而销售者自己无法证明其在主观上不存在故意,那么基于实际发生的欺骗行为,可以认定其在主观上存在欺骗的故意。

二、如何判定存在欺骗的行为

1.欺骗行为的含义

一般意义上,欺骗行为可以表现为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形式,即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个方面。由于《保险法》中将该种分类进行了细化,并单独将“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作为禁止行为进行了独立规定,则此处欺骗的含义仅包括以积极的作为方式所进行的欺骗行为,例如虚构信息进行不实的陈述或宣传。

2.欺骗行为应发生于保险业务活动中

此处的保险业务活动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包括但不限于保险合同内容介绍、产品说明会、业务洽谈会、网上销售、电话销售、银行销售、短信促销等活动中。不是在保险业务活动中,则不发生保险法意义上的欺骗行为,如在亲友聚会中谈及保险产品但不以保险销售为目的,则不属于欺骗范畴。但如果销售人员通过一般性交谈沟通情感,再利用友情关系迷惑客户,实现销售保险产品的目的,这种情况是否构成欺骗,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三、是否以造成欺骗后果即事实购买了保险产品为要件

1.行政法与民法中违法行为后果的比较

销售者在保险业务活动中实施欺骗行为会产生双重后果。一是按照保险法规定承担相应行政责任,二是按照民法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行政法与民法作为相对独立的两个法律体系,具有不同的立法主旨和价值取向。对民事违法行为的制裁以补偿性为主,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因此需要有具体的损害结果;而行政违法行为的制裁通常是为了禁止某类行为的发生,从而维护特定的社会、市场秩序,侧重于对行为的规范,不以具体、直接的损害后果发生为条件。本文讨论的欺骗行为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而非民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按照《保险法》规定,将欺骗的对象设定为投保人,则预设了欺骗需产生后果这一条件,不利于发挥行政法制裁违法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的功能,致使实际工作中对于存在欺骗行为但因无法找到或锁定特定受害投保人的案件无法适用《保险法》进行处理。

2.按照现有《保险法》规定,能否将投保人界定为包含但不限于潜在投保人的广义范围

按照常规理解,投保人指保险合同成立后法律意义上的投保人,但保险业务开展中欺骗行为的对象通常是可能签订保险合同的潜在投保人。特定情况下,客户具有购买意向并填写投保单,公司也同意承保,但客户最终未按约定交纳保费,也没有实际损失发生。这两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适用《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及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更符合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更有利于规范保险市场秩序。将投保人扩大理解至潜在投保人,也可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得到印证。该法第十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五十条第六项规定,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采取处罚_措施。按照上述规定,无需消费者事实上购买了商品或服务,这一点和保险合同关系是一致的。

四、如何考量欺骗行为与购买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1.因果关系的`含义

按照《保险法》规定,将欺骗行为的对象界定为投保人,则因果关系是要考量投保人购买保险产品的行为是否基于销售者实施的欺骗行为而作出,二者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但如上文所述,如果将投保人的范围做广义理解,那么潜在投保人并未购买保险产品,无从衡量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监管实践中,不宜一味机械套用因果关系的认定要件,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实际工作中如何利用因果关系要素进行欺骗行为的认定

投保行为是否基于销售者实施欺骗而作出,是一个主观心理活动的过程,心理状态无法通过客观手段进行外化展示,因此实际工作中有人主张需要向投保人进行核实来认定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即投保人明示是基于被欺骗的人才作出购买行为的,能够认定为欺骗,反之则要件或证据欠缺。该种方式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一是在网络销售或是产品说明会介绍等销售模式中,较难寻找或锁定具体的投保人,无从核实、判断是否基于欺骗内容购买了保险。二是即便能够明确投保人身份,但购买时的心理过程往往属于时间过去式状态,实际调查取证中,投保人基于各种动机或因素,作出的陈述未必客观准确,将行为的认定依赖于向投保人取证具有一定的风险。三是电话销售、网络销售、产品说明会介绍等销售模式往往存在同类欺骗行为产生多个投保人的情况,如果必须逐一核实才能判断是否构成欺骗行为,会给调查取证带来较大困难,对执法效率造成影响。基于上述分析,对因果关系的认定不宜采用投保人的主观标准,而应以一种客观、审慎、大众的标准进行判断,即对于销售者实施的欺骗行为,以大多数普通人的正常标准进行考量,判断是否会令人陷于错误判断并实施违背本人意志的行为,如判断成立,则认定该行为构成欺骗,应予以禁止并采取相应的行政监管措施。

五、实践中的思考建议

当前保险实务活动中,欺骗投保人发生领域较为宽泛、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取证难度相对较大。如果要求保险合同成立并证实存在实际投保人才构成欺骗行为,则大量的严重损害投保人利益的行为得不到査处,查处中的取证工作亦会异常艰难,显然不合立法本意,脱离执法实际。监管机关在考量欺骗行为要件并具体处罚时,可根据是否造成危害后果及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在处罚裁量中作出区别处理。同时,还应积极探索销售误导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通过加大保险公司管理责任,避免欺骗投保人行为的发生。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的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虽然司法解释中举证责任倒置仅限于免责条款,但在目前积极治理销售误导的大环境下,以该司法解释为契机,积极探索研究销售误导举证责任倒置,对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该制度有助于解决监管机关取证难的问题,能对行业起到一定震慑作用,进而督促保险公司规范营销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篇2：浅谈对医患法律关系的认识与思考

1 医患法律关系概述

1.1 定义

医患关系是指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基于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向医疗机构支付相应的费用,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的各种种关系。这种关系外延非常广泛,它包括法律关系、经济关系、身份关系、道德关系、情感关系等等。但从法律的角度看,一种关系只有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或调整,具体表现为一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且受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情况下,才具有法学上的意义,才能成为一种法律关系。因此,医患法律关系是医患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指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具有法律意义的表现为各种具体权利义务的关系。

1.2 称谓

目前,法学界对这种医患之间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关系,主要有4种称谓:医患关系、医疗关系、医疗法律关系、医患法律关系。对医患关系的不同称谓,难免会给社会和当事人对医疗关系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也给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医患纠纷案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医疗关系和医疗法律关系的称谓过分突出医患关系的客体,忽视了医患之间的主体特征,内涵过于狭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理论上,需要将一种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加以区别时,往往需要冠以“法律,的字样,才能体现其法律属性,因此,在法学语言上,将医患关系表述为医患法律关系,相对于其他称谓更科学,更能反映医患之间法律特征和根本内涵。

1.3 法律归属

目前,理论界在医患法律关系的的属性及法律适用的问题上,有以下几种意见一是民事合同法律关系,在由民事合同法调整;二是行政法律关系,由行政法调整;三是独立的卫生法律关系,由《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代表的卫生法调整;四是消费法律关系,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

笔者认为,医患法律关系作为一种具体的法律关系,也由主体、内容和客体三个要素构成:医患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医疗机构与患者,内容是医疗机构和患者依照相关法律或者双方约定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客体是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医患法律关系在静态上,双方地位平等,意思完全自治,行为等价有偿,权利义务的客体是医疗服务和相关费用的,在动态上,双方设立、履行和终止的医疗服务行为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自愿、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和承诺、邀约等形式要件,这些都符合民事合同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将医患关系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用民事合同法律的调整和保护。

2 医患法律关系的民事合同特征

医患法律关系的民事合同法律特征主要表现在

2.1 医疗单位和患者的地位是平等的

医疗机构和患者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相互关系的产生、存续、消亡过程中平等相待,任何一方都没有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命令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力。在双方的权利义务上,患者有权选择医院,医院有权决定是否接收患者,只有双方形成合议,双方之间才产成相应的法律关系医疗机构有权确定治疗方案,患者有权决定是否接受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方案,只有双方再次达成一致合议,医疗行为才能得以继续实施整个过程中,医疗机构必须按质按量提供医疗服务,患者必须支付相应的各种费用。在发生纠纷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和患者的的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2.2 医疗机构和患者的意志是自由的

即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首先,作为患者一方的,有权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在选择医疗机构上自由选择由什么样的医疗单位为自己提供医疗服务,在治疗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医疗服务(除患者患有国家规定强制治疗的传染病的情况除外。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由国家公权力强制形成,双方没有自主性,双方之间的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不受民事法律调整),医疗机构不得强迫患者接受医疗服务,患者也不得强迫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其次,医疗机构有权决定是否同意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以及为患者提供具体什么样的一种医疗服务,也就是说,在选择服务对象以及服务的具体内容上,医疗机构自由的。当然,由于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对医疗专业技术认识和掌握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双方意思自治基础事实上的不对等,难以保证双方公平公正地行使意思自治权,加上医疗事业涉及公民的整体素质,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法律对医疗机构意思自治权的行使作出了必要限制和规范,要求必须符合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在合理的范围和程度内行使,并且是正当的。这种限制,恰好表明了医疗机构的这种意思自治权是超常的,不得不需要公权加以强制纠正。

2.3 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是有偿的,患者必须支付相应费用。

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患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双方之间实质上是一种等价有偿的关系.当前,国家出于公益目的,将大部分医疗机构纳入国家事业编制,由财政承担人员工资,进行必要的经费补助。国家对医疗机构的这种扶持,实际上是对所有公民提供福利待遇,是对患病公民的具体救助。这种国家扶持,并不能改变医疗机构的民事法律主体地位和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等价有偿关系。归根到底,国家的扶持的对象是患者,而不是医疗机构。医疗机构由于提供医疗服务,将得到由两部分的等价值的收入:国家的投入部分和患者的支付部门。从经济学上讲,这种医疗行为和家电修理店为顾客修理电视机,而由第三者支付修理费用的行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在特殊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出于各种目的,自愿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免除患者的支付医疗费用的义务,这是一种典型的民事权利意思自治的表现,也改变不了医疗关系的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属性。

2.4 医疗机构和患者必须是诚实守信的

医疗机构和患者都有如实向对方提供对医疗服务起影响或决定作用的一切情况的义务,并且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否则将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实践当中,医疗机构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疗机构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5 医疗机构和患者必须遵守公序良俗和依法原则,在建立医患关系以及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等方面,都不得违反社会道德和法律禁止性规定,否则无效,不受法律保护。

如医院不能见死不救、医患不能进行人体器官买卖等等。在建立医患关系的过程中,患者到医疗机构要求提供医疗服务的行为是要约,一般表现挂号、就诊等,医疗机构同意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行为是承诺,一般表现为收取挂号费、办理住院手续等。医疗机构向患者作出承诺之后,医患关系随之产生,相互间马上具有相应的权利义务。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医患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医患法律关系也因法律的日臻完善而在内涵和外延上相应也再不断发生变化,尽管医患法律关系被归属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但是它与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医患法律关系现状还存在一些冲突,但应该肯定,随着法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关于医患法律关系的理论研究将硕果不断,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将更加突出。

篇3：浅谈经济法律行为范畴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行为；范畴；市场经济

一、经济法律行为范畴的理论构造

在经济法学界，经济法律行为这一范畴还没有受到充分的理论重视，甚至可以说是被整个经济法学界给遗忘了。经济法律行为有意或无意被理论所忽视，在经济法的教材编排中几乎没有留给经济法律行为一席之地，在百家争鸣的经济法学界，基本谈不上对经济法律行为的理论之争。

（一）经济法律行为的界定

对经济法律行为做一个大致的界定，毫无疑问要从相关学科中汲取已有的成果。 “法律行为”一词，追根溯源，是民法学上的概念。早在1805年，德国历史法学派奠基者胡果所著的《日尔曼普通法》一书中，将民事行为概括为“法律行为”，这一概念被后世所沿用。根据最新版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法律行为是指“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活动。”

所谓的经济法律行为，是指能够发生经济法上效果的人们发自意思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法律事实。这一定义可以这样理解：首先，经济法律行为是能够引起经济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其次，经济法律行为是由经济法所规定和调整的行为。再次，经济法律行为是发生经济法上效果的法律事实。

（二）经济法律行为的特征

经济法律行为属于法律行为的一种，首先应当具备一般法律行为的共同普遍特征。具体包括：①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可以理解为：人的行为是社会的产物，受到社会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人的法律行为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社会发生利害关系。②法律性。这是法律行为区别于一般社会行为的根本特征。这一特征是指法律行为是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它是由法律规定的行为。③可控性。法律行为都是可以控制的行为，既可以受到法律的控制，又能受到个人的自我控制。④价值性。法律行为的价值性在于法律行为是基于行为人对该行为的意义的评价而作出的，是一定社会价值的载体。

（三）研究经济法律行为范畴的意义

由于法律行为被认为是连结主体制度与其他制度的纽带，是“主体和权利之间的桥梁、媒介”，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因而被作为法学的指导性概念，受到了法学理论的普遍重视并成为一些部门法学共同关心的基本论题，民商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法理学等学科在这一领域均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各种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律及基本模式，为有效地对人们的行为实行法律调整提供必要的理论，为各部门研究具体法律领域的行为提供一般原理。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重要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是否需要研究法律行为呢？答案是肯定的。研究经济法律行为范畴的意义在于：其一、经济法所体现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和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必须借助于经济法律主体的经济法律行为才能实现。其二、经济法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的规范体系，其调整对象实质上是经济法律主体的行为。其三、经济法的本质是社会本位法，研究经济法律行为实则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而服务。其四、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范畴，弄清其一般规律及基本模式，能够为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提供度与量的参考。其五、研究经济法律行为范畴，进一步弄清经济法律行为的内涵，从而建立现对完善的经济法学一般行为理论体系。

二、经济法律行为的基本范畴分析

目前国内学者对经济法律行为及其相关概念直接下定义的很少，对经济法律行为的名称和基本范畴的也不能达成一致共识。综观以往关于经济法的行为理论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在概念使用、内涵界定、范围描述与研究方法等问题上存在着诸多认识上的模糊和混乱。笔者从经济法律行为的概念使用和范围两个角度出发，将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整理如下：

（一）经济行为

持此观点的学者代表是李昌麒教授，李昌麒先生采用经济行为的概念，认为经济行为是由一定的组织或个人在其主观意志支配下自觉实施的，能够引起经济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有意识的活动。他认为经济行为的范畴是经济干预行为。

（二）经济法行为

持此观点的学者代表是徐孟洲、陈云良，徐孟洲教授认为经济法行为包括微观角度的“社会经济管理”行为和宏观角度的“社会经济管理”行为。陈云良教授认为经济法行为是指干预行为，或者说调节行为、调制行为。

（三）经济法中的行为

持此观点的学者代表是王全兴、邱本。王全兴教授认为经济法中行为主要包括宏观调控行为、市场规制行为、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具体行为。邱本教授认为经济法中的行为根本范畴是干预行为。

（四）经济法主体行为

持此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是张守文。张教授认为经济法主体行为范畴包括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其中宏观调控行为又可称为“经济调制行为”或“调制行为”；市场规制行为又可称之为市场对策行为（简称为“对策行为”或“市场行为”）。

（五）经济法律行为

持此观点的学者代表是吕忠梅、刘水林。吕忠梅教授认为经济法律行为是指能够发生经济法上效果的人们发自意思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法律事实。依据不同标准，她把经济法律行为分为：政府行为与市场主体行为；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规制行为与受制行为。刘水林教授认为经济法律行为就是拟经济法主体的意思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其根本就是干预行为，具体又可分为市场规制行为与宏观调控行为。

除上所述的若干代表性学者观点以外，还有一些其他说法。比如，有人认为经济法行为范畴的构建应与“市场——社会团体——政府”的社会结构相对应，因此，经济法行为可划分為市场主体行为、社会团体行为和政府经济行为这三种子类型。也有人认为，从行为结构上讲，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虽然在整体上包括国家干预行为和市场主体竞争行为，但国家干预行为始终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其中的国家干预行为又包括宏观调控行为、市场规制行为和综观经济行为等三种类型。另外，还有人认为，应当对经济法律行为进行类型化研究。其中，若以主体为标准，并结合“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主体”的研究框架，经济法律行为相应地可划分为政府经济行为、社会中间层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若以功能为标准，其类型可划分为市场规制行为与宏观调控行为；若以行为的普适性程度为标准，可划分为常规性行为和应急性行为等等。

由此可见，经济法律行为范畴这一研究领域的首要难题在于，没有抽象出一个具有基本内涵或大家普遍性倾向于接受的基础概念，这就使得学者的讨论不能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没有共同的逻辑起点，也就难以达成共识，经济法律行为范畴也就处在一个“存而不论”的尴尬境地。尽管当前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上的“行为”理论进行过积极、有益的探讨，但由于经济法律行为理论起步较晚，对经济法律行为基本范畴体系的论证显得非常薄弱，富有学术价值的实证研究就更不多见了。

三、总结

诸如本文上述所言，一些人从行为结构、主体、功能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经济法律行为范畴进行类型化研究是很片面的，以某个角度层面对经济法律行为范畴进行貌似周全的概括，实际上却是以偏概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不能仅从“主体”这一个单一角度来划分经济法律行为类型，因为经济法主体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主体的广泛性特征使得经济法律行为不适宜一一列举，复杂性特征体现在角色的变化，例如政府、市场中间层、市场经营者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我看来，对于经济法律行为而言，最有研究价值的是市场层面的经济法律行为和国家（政府）层面的干预行为。它们彼此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一种对应关系，经济法律行为是基础行为或原因行为，干预行为则是政府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造成社会性损害的行為及事实状态的矫正行为。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市场体制逐渐完善，政府干预无论是范围、手段还是影响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然而经济法律行为范畴理论研究的缺失与滞后，造成当前经济法行为理论体系混乱、不够完善的局面，未能给我国市场经济行为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和参考。为此，在面对经济法律行为范畴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现状时，在抽象与具体之间，我倾向于类型化；在守旧与创新之间，我选择尊重传统理论之上的创新。

参考文献：

[1]马金玲：浅议经济法律行为的概念，上海，《法治与社会》[J]，2008年2月上期。

[2]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

[3]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1月。

篇4：浅谈对欺骗投保人行为的法律分析经济论文

一、投保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的法律效果

根据保险法第43条的规定,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发生投保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的情形, 保险人就可以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基于三个方面原因的考虑:

首先, 这一规定可以有效的防范道德风险的滋生。如果一个地方存在的利益对某个人来说已达到足够大的程度, 那么他有很大的可能会为了获得该利益而甘愿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实施非法行为。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后, 难免出现为了高额的保险金而杀害被保险人的情况, 进而诱发道德风险。该条规定当出现投保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时, 保险人就可以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这样会使得投保人无利可图, 大大降低了投保人为了获得可观的保险金而杀害被保险人的可能性。

其次, 这一规定保护了保险人的合理利益。投保人是购买保险单的人, 若其为了巨额保险金而故意造成保险事故, 会使得保险事故发生的几率大大增加, 这对于保险人来说, 是极为不利的。为了更好的平衡保险当事人的利益, 规定保险人在投保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时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则是较为合理与必要的。

最后, 投保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造成保险事故, 如果保险人仍然给付保险金的话, 则会变相的鼓励鼓励人们为此种行为, 不利于社会正常秩序的形成, 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投保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的法律效果分析

个人认为, 上述规定有些过于僵硬, 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同情况不同对待, 而是眉毛胡须一把抓。关于投保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的法律效果, 我们至少可以分以下两种情况来进行分析:

其一, 在投保人是为自己利益而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下, 投保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的, 保险人不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原因在于, 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人不可以从他的不法行为中获益。”在现今的法治社会, 法律规定当然的会成为人们行为的标准, 如果法律认可一个人可以从他的不法行为中获益, 则会在无形之中引发道德问题, 投保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很有可能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 这也是其原因之二——防止滋生道德风险。马克思曾这样来描述资本家:“如果有10%的利润, 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 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 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 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 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1]这一描述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投保人所愿冒的风险与利益大小之间的关系, 如果有足以引起投保人兴趣的利益放在面前, 他很有可能会冒着风险去杀害被保险人, 此时法律规定就显得很重要了, 如何防范这种道德风险的出现就成为了重中之重。因而, 当投保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害被保险人时, 保险人当然的可以免责。

其二, 在投保人是为他人利益而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下, 投保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的, 就不应该免除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了。原因在于, 一方面, 投保人为了他人利益而杀害被保险人的可能性较低, 不易于产生此种情况下的杀害被保险人进而引发道德风险的问题, 所以, 对于保险人的利益就没有必要进行特别的保护, 不然会导致利益的天平失衡;另一方面, 即使投保人非法杀害了被保险人, 也不会违背“一个人不可以从他的不法行为中获益”这一社会的公序良俗, 因投保人不是法定的保险金请求受领人, 他无权向保险人请求为给付, 所以, 他并不能从其违法行为中合法的获取利益。但是, 受益人却应当从保险人处获得给付赔偿, 因为受益人并无过错, 不应因投保人的行为而失去期待利益。当然, 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不能排除投保人和受益人约定, 由投保人杀害被保险人, 受益人受领保险金后两者私分这种现象的出现, 此时, 个人认为, 若是有确切证据证明, 保险人也可以免责, 只不过这种现象只属于个案问题, 而在此处论述的则是原则性的问题, 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我国法律之所以规定当投保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时, 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其理由一方面在于惩罚犯罪, 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在于防范道德风险的滋生, 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然而, 此处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其一, 惩罚犯罪主要针对的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 而在一份保险合同中可能存在其他无辜的受益人, 这时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 如果规定保险人一律免于承担责任, 则会损害这部分受益人的权益, 不能发挥保险应有的保障作用。其二, 防范道德风险虽然是保险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是不能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就一概免除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正如上文所说, 应该具体情形具体对待, 分别不同场合, 视情形决定保险人是否应该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关键词：投保人,被保险人,法律效果

参考文献

篇5：浅谈对欺骗投保人行为的法律分析经济论文

一、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范围的理解

（一）何谓其他审判程序

对此存在着大、中、小三种理解。大的理解认为，从监督的需要和效力范围来看，其他审判程序的范围实际涵盖了审判与执行两大领域，也即法院行使职权的全部程序均受208条的制约而属于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范围；中的理解认为，从法条的文字出发，其他审判程序的范围仅包括审判，而不包括执行；小的理解认为，其他审判程序的范围，应该把审判监督程序自身刨除，其余的审判程序才是。我们认为，对208条自身的理解和检察监督权的理解是两个并不相同的问题，对法条的理解应该从法律的用语出发，但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理解则应从监督权的属性、目的和需要出发。从立法的角度看，法条的布置也有结构、层次、布局，也有相互间的衔接和照应。民事诉讼法对检察监督权的全面部署以实现监督的全面覆盖，是通过民事诉讼法第14条（原则性规定）、第208条（审判结果和程序监督）、第209条（结果监督的程序）和第235条（执行监督）等法条有序进行的。这些法条共同起作用，才实现了检察监督权的完整性。因此，把第208条看作具有第14条、第235条的作用并非完全妥当，而对第208条仅作字面理解也无损于检察监督权范围的完整。但是，做字面的理解是完全可以把审判监督程序自身理解在内的，因为法条中“以外”的含义是把审判监督程序首先包括在内的意思。

（二）何谓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

首先，这里的违法行为是人的行为，审判人员是行为的主体，因此这里的监督理所当然保护对人的监督。如果有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或者多次出现的话，那监督的追求并不能仅局限于把违法行为纠正了事，而是对该审判人员应予处理或惩戒。但在监督人和监督事的关系上，应该把握好逻辑顺序。从立法的文义解释来看，监督的直接对象是“违法行为”，但违法行为是审判人员做出的，因此监督对象追朔到人。在这个逻辑过程中，是由事到人。只有这样，监督的事实基础才是正当的，监督才是有说服力的。因此，监督应当从对事监督开始。但另一方面，监督不能只对事不对人，甚至监督的最终重心不是在事，而是在人。因为人是行为的主体，犹如水的源头。水源有污染，光治理水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事倍功半的。也就是说，监督事是治标，监督人才是治本。其次，程序违法行为有哪些表现？根据实践情况，大致有：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适用再审程序纠正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和受理条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审理案件适用审判程序错误的；保全和先予执行违反法律规定的；支付令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中止或者诉讼终结错误的；违反法定审理期限的；对当事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违法的；违反法律规定送达的；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审判人员实施或者指使、支持、授意他人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违法行为中“违法”的界定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是指审判人员在审判程序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但对于何谓“违法”？理解上有所分歧。首先，是对“法”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违法行为指的是程序违法的行为和违反相关办案纪律的行为，如果违反的是实体法的规定，如适用法律错误等，则不属于此处的违法行为。还有人认为，违法行为所违之“法”，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审判人员、执行人员的管理性文件，笔者认为，对审判人员在非审判监督程序中违法行为的法律监督，实质是强调检察机关对于诉讼过程的合法性监督，其中所谓的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主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违反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当然，如果国家一般性法规（如刑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国家有关司改文件）和检法等共同签发的文件规定的办案纪律，其内容即是法律和统一性要求，法官亦不得违犯。但是，法院的内部纪律及内部规定，在规范性、效力层次、适用对象上是有局限的，不应当是检察机关认定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依据。

其次，是对违法行为的“违”的表现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违法行为是审判人员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为”而“不为”，还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应“不为”而“为之”、应“这样为”而“那样为”等可能导致对民事案件审理的结果造成实体影响的行为。也有人从理论上进行提炼，认为违法主要包括三种形态：一是主观的程序违法，也即审判人员违反了刑法、法官职业伦理规则以及审判纪律等等规范，构成了犯罪或违规违纪。这一类的程序违法中，审判主体主观上存在过错。二是客观的程序违法，也即审判主体主观上不存在违法动机，而真诚地适用了某种程序制度和规则，但客观上，这种程序的运用构成了错误。三是规范的违法，这是从法院的整体视角而言的。法院通过的程序性规范文件，如果与宪法、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等法律法规相冲突，则也构成了程序违法，也属于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范围。笔者认为，违法行为认定标准应当以民事诉讼法相关程序规范的要求为依据，并结合审判人员相关违法行为的后果来判定。审判人员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任何违反诉讼程序规定，导致其行为已经发生不当后果或者结果可能会有失公允的，都应视作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以进行监督。但考虑到违法行为的轻重不同，在监督方式上检察机关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

三、关于“审判人员”范围的界定

有人认为，《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3款所指的“审判人员”是指民事诉讼中承担审判职责的司法人员，包括审判员、代理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审理案件的审判委员会委员。还有人认为，根据法条规定的篇幅结构，此处的审判人员不包括执行人员。但也有人认为，职务违法行为既可以发生在审判活动，也可能发生在执行活动中，此处的审判人员应包括执行人员。笔者认为，认定208条所指的审判人员的范围，应当从208条在整个法律规范的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出发，并结合实务中能够影响到对当事人实体权益价值判断的人员范围来界定。因此，208所指的“审判人员”，首先应当包括审理本案的审判员、代理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其次还应该包括对本案施加影响的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人员，但不包括在执行程序中负责此案执行的“执行人员”。因为，执行人员并未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进行价值判断，且民事诉讼法第235条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执行案件中的法院工作人员违法行为，可以按照检察机关对执行案件监督的相关规定处理。

四、关于审判程序违法行为的发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