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如何做毕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毕业设计(论文)作为综合实践教学环节是高职院校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集中体现。通过资料研究，结合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毕业设计(论文)的改革实践，分析高职化工专业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做中学，学中做”为模式的教学改革实践方法。
第一篇：如何做毕业论文范文
我们现在如何做公关？
在由《汽车商业评论》、《汽车消费报告》发起主办的2013第三届中国汽车意见领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汽车新闻奖颁奖典礼上，《中国周刊》执行总编辑朱学东主持了一场关于“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公关”的讨论，最终结果得出了上述答案。
参加讨论的嘉宾为北京奔驰销售公司公关负责人王燕、宣亚国际传播集团副总裁吴卫华、传世知行总经理陈强、旗智传播机构总经理向寒松以及互动通控股集团资深副总裁袁珏明。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市场环境在变，媒体形态在变，公关工作也随之而变，但是变中仍然有不变的内核。它们是什么?
“现在才认识公关”
朱学东(《中国周刊》执行总编辑)：刚才罗振宇两次讲话我其实都想跳出来，跟他交流几句。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讨论，他经常宣判我们的死刑，不仅宣判我们传统媒体的死刑，还宣判在座的公关公司还有所有企业的死刑。
传统媒体的价值和传统的模式以及新的模式在这个时代如何赢得一个共同的机会，并不会像他说的那样，我们不会像泼皮一样过大街。我们在座企业也没有敢这样做的，老罗这样的说法，奔驰也好，沃尔沃也好，英菲尼迪也好，都不会这样去做。
这个时代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传播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如何做公关?挑战非常大。
第一，互联网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环境，这个影响极其巨大，移动互联的改变到底会发生多大，我们不敢说，还在继续变化中。
第二，今天其实我们做公关的人，不管是公关公司的，还是企业的，还是媒体自身，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公关行为本身是新闻事件。这个新闻事件本身也给我们公关行业，给我们的媒体或企业做公关带来极大影响。
今天，这个影响对于我们才是真正的挑战，它可能是整个产业链里面，直接构成对机构的冲击力，是影响最大的。
吴卫华(宣亚国际传播集团副总裁)：其实整个公关的变化，是基于媒体形态的变化而产生的变化。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媒体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实际上可以看到新媒体、自媒体已经非常蓬勃，每个人都在用手机阅读新闻，获取信息，都是从微信上看到很多的新闻事件。
这样给我们带来什么感觉呢?就是信息的严肃性好像变得不像以前那么重，它有点降低。这跟阅读信息的场合有关系，我们可能在床上、在路上去阅读。我们以一种轻松的心情，带着一种无所谓的状态去阅读信息，所以对信息的趣味性就会有更多的要求。
而过去的阅读方式呢，可能是正襟危坐在办公室里，去严肃地阅读报纸、刊物，这种状态之下，就期待它的严肃性和准确性。
回顾完这种变化之后，我个人总结公共关系的一个变化：如果说以前的传统公关，它强调的是好看，那么在新的公关模式下，就是好玩。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好看是什么意思?十多年前我走进公关公司，经常要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提交厚厚的一堆简报。再过几年做活动，花很多钱，场面非常恢弘。这些是属于好看。
现在真正触动我们的是什么?往往不是这些信息，是那些好玩的东西，所以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今年3·15晚会，出来了一个热词叫“8点20发”。当天晚上MINI COOPER官微发了一条微博，说明天MINI COOPER新品8点20上线，一下子这条微博就获得热转。因为它非常好玩，也很应景。
另外一个例子，有一年广州车展，有一款自主品牌的车买断了《羊城晚报》的头版，说今天没有任何新闻比某某车型的首发更重要。头版变成了广告而不是新闻了，一下子就引发争议，广告取代了新闻，一下子就把这个事情玩大了，就好玩。
总而言之一句话，因为媒体形态的变化，产生对公关的变化由好看转化成了好玩，这是我对新公关的一个理解。
朱学东：事实上我们很多企业，在做公关传播的时候，他们没有顾及到传播的这种特性，它是要见报次数。比如曾经有一个银行的客户，做软文推广的时候，就希望别人提多少次它的名字，而不会考虑我们的建议，怎么来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个就不好玩。
我的很多同行转行的时候，要么去做新媒体，要么去做公关，我不知道向总有什么样的想法?
向寒松(旗智传播机构总经理)：我是从媒体出来的，做了几年公关，我对公关的认知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做媒体时，我以为公关很好做，这几年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几个方面引起的。一方面是媒体的变化。
我是现在才认识公关，公关就是讲公共关系。原来，消费者和品牌离得很远，必须通过媒介，所以媒体的力量非常强大。以前公关主要是应付媒体，是由当时的市场环境决定的，那时候的公关形式叫BBC，厂家是B，到媒体是B，然后再到C。
但现在变了，互联网起来以后已经成了BCC了，厂家直接跟媒体对接，但是现在BBC还在，现在BBC跟BCC同时并存混沌的状态。现在公关和以前不一样了，确实它越来越复杂，这是第一个感受。
做着做着我感觉很庆幸，现在干的是真正的公关，公共关系管理。以前是管理媒体，通过媒体去管消费者。但媒体又不可控，特别在中国的畸形情况下，我们花大量的精力去搞危机公关。中国的公关公司可能是扭曲了，现在慢慢正常化。现在是真正进入公关时代。
第二个媒体形态变化。传统媒体为什么死掉?其实不过是媒体形态发生了变化。举个例子，移动互联时代门户网站为什么会下滑?主要是现在广告的呈现方式发生变化了，在手机上已经没法看广告，所以内容做得再好，广告上不去，没法收费，这样造成整个门户网站失败。
公关的内容发生变化了，就整个营销的行为一切公关化，做广告也公关化。广告如果没有公关意思在里面，这个广告没用。
在平面时代，在大屏时代，在报纸时代，在杂志时代，广告是凭借一个场景展示一种幸福生活。但互联网没有呈现这种场景，广告必须转型，要从情节变成情感，要去打动人心，所以微电影出来了。
公关以前是讲情理，汽车专家、汽车媒体说车很好，但是现在在互联网上不行。特别是90后，买车是冲动性的，看到有趣，好玩，兴趣带动起来，可能就去买。
公关工作对象发生变化了，不仅仅是针对传统媒体，新媒体，还有大号，还有很多版主。越来越多的厂家，比如奔驰就经常邀请微博大号、版主参加发布会。
公关的工作内容也发生变化。做了这么多年公关，我越来越感觉到，其实公关工作要回到消费者本身。公关本身是要进行品牌信息的管理，但实际上在这种泛媒体时代，消费者通过媒体接受品牌信息只是一部分，他们还有大量接触信息的地方，这就需要公关管理。
展厅其实就是个媒体，我们现在帮很多厂家做展厅，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向消费者传递信息，包括销售员的培训。原来销售公司、培训公司更多是产品知识的培训，现在已经不够了。消费者已经上网把这些东西翻个遍，销售员也要有公关意识，销售员就是公关经理。车主也是媒体人，那是更大的自媒体。
“把公关抹黑了”
朱学东：我以前做《南风窗》，现在做《中国周刊》，跟很多媒体界的朋友都有比较好的交往，相对也还是了解，所以也不要对传统媒体失望。就像有人会敲竹杠，有人会做黑公关，总会有的，但我们不能让老鼠屎乱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基本原则。
王燕(北京奔驰汽车销售公司公关负责人)：在数字时代大家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拥抱这样一个时代，不仅给媒体人士，给公关公司，给厂家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和挑战。
做公关得讲究“道”字，这个“道”无非是两层含义。一个是方式、方法。在新媒体时代，要让我们的传播方式、传播手段，甚至我们创造的语境，能够被更多人接受。比如，奔驰怎么在仰望星空的时候，还能脚踏实地把好玩的、酷的东西呈现出来，把客户粘合度提升上来。
以前是一对多，我说着你听着，现在是一对一，甚至突破了媒体介质，直接和消费者交流。作为公关公司来讲，现在的职能和营销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怎么样打通，怎么样借力，然后形成合力去做事，的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道”还有一层意思，道义，这是一种境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报道用了三个字来形容我们，对台上每一位来讲都是很大的刺激，叫“黑公关”。把公关抹黑了，那公关的意义何在?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中要去坚守我们的底线和良知，要能够把真正的公关价值输出去，让人们看到体会到，释放正能量。
奔驰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汽车行业它是汽车发明者，现在怎么能够构建汽车社会文明的倡导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要能做一些社会价值的共享，输出一些价值观。
我不太同意一种说法，“公关就是为了营销”，当然两者也已密不可分。营销3.0时代说的是价值观影响，价值观的传播无非就是公关最本质的核心所在。
众多的变化，新的媒体环境，的确给我们公关人员带来了很多的思考。我们也得求新求变，要增加更多体验式传播。圈子文化的跟进和传播，其实会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总觉得还是要坚守一个底线。无论媒体，还是企业，都要为输入对社会起到积极作用的正能量作出贡献。
就比如说我们发布中国汽车社会蓝皮书，我们和教委合作把道路交通安全变成教程，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小学生都能学到奔驰编写的课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隐去了奔驰的LOGO，希望润物细无声地把我们的价值观传播开来，为整个汽车文明的构建做一点贡献。
当然，对社会价值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个公益活动本身。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最大的成功之处，我认为是大家忘记你的品牌。比如这个事情是奔驰做的，但是更属于全社会。
在这些层面上做公关，我们的确是感觉到有很多难度，但我们还是知难而进，希望和这个社会，和我们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共生共享。
朱学东：刚才讲到价值观的传播，我想，无论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新旧媒体混杂时代还是未来时代，这个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缺少的。价值观传播，才是真正有品质也有品牌的企业要做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东西也是一样，好的东西终究会传播，终究会有人追随，这是这个时代应该有的东西，也是这个时代比较缺少的东西。
陈强(传世知行总经理)：我在这里非常欣喜地听到作为厂商的公关提到公关要坚守一些价值。我看到市场上各种厂商的公关策略，道、路数都不一样。
我本人是在1995年从一位汽车销售误打误撞做了汽车公关，经历这么多年的变化，我的感触是，甭管媒体怎么变，要问媒体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我并不是觉得这里边有多么复杂，多么不透，我觉得后边的推手只有一个——市场。
当年我刚开始做汽车公关的时候，咱们汽车界的媒体老师就那么几位，随着汽车市场出现井喷，我们汽车公司媒体数据库爆棚了，现在又产生了一些新媒体。而且各种营销的手段层出不穷，有很多好玩的，有很多另辟蹊径的。
所有的这些变革，可能会让人有些迷失。我们要讲究价值到底是什么。对于媒体、厂商以及公关公司来说，我的价值归结到两点。
一点是说，我要对这个市场发展有一个积极的引导，我并不是一个盲从者。如果说我只是一个市场盲从者，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的讨论，像传统公关、新公关，传统媒体、新媒体。我个人观点，这种讨论没有太大必要，市场的存在与需求就是最根本的道理。
现在媒体数量庞大，公关公司也一样，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真正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使注册公司门槛降低，我想公关公司、代理公司会更加多如牛毛。市场这种变革，其实我们并不惧怕。
我们的使命在于能够跟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媒体朋友以及志同道合的品牌，共同坚守这个市场的价值观。同时有一些前瞻性的东西，要引导市场。我不敢说我能引导媒体，我能引导客户，但是在甲方乙方丙方互动过程中，我们应该能够创立正能量。
归结到底我的一个观点，媒体也好，公关公司也好，厂商也好，如果谁能够做到两点——能坚持住他自己的价值，同时又能有前瞻性地引导市场，它肯定是一个王者。
朱学东：陈总核心讲到市场驱动，但是目前中国市场是无序的，没有一个很规范的法律来保护。在法治社会里，这样的情况也会产生，但马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处理。而现在我们的市场相对混乱，混乱的情况下要坚持正能量，坚持道义和价值的传播，但是做起来也很难。
袁珏明(互动通控股集团资深副总裁)：可能在座我不是专业公关出身，我也是做广告出身，其实我很乐意分享一下，站在一个局外人角度怎么看公关。大家在讨论新媒体和旧媒体，我觉得根本不用操心。
差不多1997年到2000年，互联网第一次浪潮的时候，中国是以门户网站为主体的。那个时候广告主在做广告传播的时候，门户扮演了一个类似今天宣传配合的角色。
随着网站逐渐发展，慢慢地出现了一个类别叫垂直网站，它做深度报道。我们发现报纸的出版内容有限，而互联网丰富了信息，它能够去承载很多的客户、厂商，进行深度的报道。
2001年到2004年，出现了一个词叫social media，有了人人网这种社交类媒体。这个阶段，互联网通过Social media产生了意见领袖，有了分享这个词，消费者除了开始接收到厂商的信息之外，还要去分享这些信息。
再往下，消费者对互联网越来越了解，他们不但听你说什么，分享什么，还自己去找什么。这个时候厂商去做一些与关健词结合的搜索引擎。
这两年在论坛上谈到很多的一个词DSP，就是消费者核心需求。现在在美国，70%的广告传输都是通过DSP平台(Demand-Side Platform)。过去两年，我们已经开始发现DSP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可以在未来去跟公关业竞争。
今天我们看互联网，比如说腾讯、天猫、新浪，加上GOOGLE的SNS这四家大的流量平台，它可以承载超过35亿的流量。奔驰的C-CLASS，B-CLASS，E-CLASS，它有不同的车系，它是面向不同的受众人群的。现在通过技术识别可以知道在35亿的流量里面哪些人曾经在天猫上面有过购物等等，可以做标签，从这35亿的流量里面去找到每一个车型、品牌所对应潜在的用户人群，去做更加有效针对性的投放，在技术层面，可以通过120毫秒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想未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DSP虽然现在是在广告行业，将来有可能在公关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能够更加有效地针对受众人群。
“坚持与改变 ”
朱学东：袁总讲了术，我们互联网时代公关，一个是术的改进，怎么在新的平台上来做公关和带来的可能性。但是无论是新的技术平台，还是传统公关行业里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都是意味着所有关系存在。
什么叫新媒体，我们可能完全理解，就是用技术带来的媒体变革。但是关系的重塑，是我对新媒体的一种解读。什么叫新媒体?就是重建新的关系，无论是客户关系，还是各方面的关系，我们需要重构这样的关系。
这个过程可能就是我们在座所有的人，不管你是直接面对媒体，通过管理媒体来管理你的媒体环境，还是直接管理用户，都需要我们重塑各方面的关系。
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难而进。而不是像罗振宇所说的，死了就是死了，我们今天来讲不管是所有的厂商，还是我们专业人士，还是广告公司还是媒体机构都面临着一个知难而进的过程。
我想最后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公关行业回归到良知和常识，良知就是价值，我们的道。这个常识其实要回到市场，很多市场推动的力量是我们不能左右的，但我们在做公关的时候也要有坚持。
我想请大家各自来总结和分享一下，你们未来会怎么选择这种知难而进?
向寒松：第一，公关确实已经成为营销的一部分，但比营销更高，成了品牌传播的一部分。因为现在传播手段主要是视频和互联，通过文字我们公关的作用越来越大。我们公司在内部宣传，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公关公司，而是定位为营销传播公司，因为我们是做传播的，不是做公关的。
第二，现在互联网环境为我们做传播奠定了很好的技术手段和基础，真正回到了公共关系。只有互联网才能实现关系，报纸是很难建立关系的，都是弱关系，但是互联网能在品牌和消费者之间建立强关系。这才是真正的PR。
第三，要我们把自己融入到整个营销的产业链条中去，我们在销售上一直讲销售漏斗，原来公关公司只做上面一端，但我们现在把整个销售漏斗跟产业链打通，跟经销商怎么去做公关，跟车主怎么去做公关，不把自己定位成传统的公关公司。
朱学东：不把自己当做传统公关公司，任何一个业务人员出去都是代表传播。
吴卫华：世界上最难的一个事情，就是把自己的想法植入到别人的脑袋中，把别人的钱掏到自己的口袋里来。公共关系无论传媒的介质怎么样去变化，环境怎么样去变化，唯一不变的，永恒不变的就是对人的研究。
公共关系底层的哲学就是人性的心理学。传播什么样的信息，能够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消费者为什么去购买这样的商品，是为了炫耀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等等，这是最核心的内容。
基于对人的研究，产生相应合适的内容，最终是去改变消费者的思维，改变消费者的行为，所以这是无论传媒的介质和环境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公关以人为本。
朱学东：吴总，你指的把想法植入别人的脑袋，你刚才讲到以人为本，回到人性自身。其实消费者演进，消费行业以及消费心理的变化，都是这个过程，就是利用人性的优点和弱点，从消费心理来讲是最高明的公关传播。
王燕：朱总，我特别喜欢你刚才说的五个字，坚持与改变，其实改变正在发生，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变革带来很多挑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机遇，再度激发了我们的创造力。我在公关界待了十多年，每每有人问我，公关做了这么多年，还有意思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今天无论在任何一个阶段，无论是起起落落，公关激发我的创造力，让我自己在不断往前走，去提升。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那我们就让改变发生吧。在改变发生的时候，我觉得不要忘了一份坚持，不要忘了我们要行之有道。
朱学东：这个时代坚持是一种最难的选择，但是也是最稀缺的品质，也是我们所有保证品质的基石。无论社会怎么样变化，刚才石述思有四个字是非常对的，坚持良知和常识。我们要做到这一点。
这是最难能可贵，而且最难持久的。罗振宇的粉丝模式，平台能持续多久?如何保证罗振宇要像李宇春一样长衰不败?罗振宇总有讲不动的时候，一到讲不动，就不行了。他对机构的理解，对品牌的理解，还是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
陈强：公关行业也好，媒体行业也好，厂商行业也好，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最基本的哲学层面：我是谁?我是干吗的?我要去哪儿?只要把这个东西想清楚了，我觉得所有东西都迎刃而解。
“我是谁?”表面上我是做公关的，我也是做传播的，其实并不完全，我是在做影响。甭管是发了一篇新闻稿，我有多么好的创意，多么好的活动文案。从市场的角度来说，你的效果在那儿，你的影响在那儿。
咱们看到圈里有很多很伟大的公司，很有创意的公司，在90年代我刚入行的时候，如果出一个创意案，客户总是无条件地去拥抱。
再往后，客户对于公关公司来说不断地挑战，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人过得太舒服了，拿一个案子，只要PPT做得漂亮，只要口号喊得响，就能把别人的钱装进你的口袋，把你的想法装进别人的脑袋。
随着市场的演变，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你再好的创意案，在厂商的决策者来说，他都会想我的投入产出比在哪儿。在定位和心态上，我不仅仅是做传播，不仅仅是做公关，我是做影响。
至于以后怎么办，我给贾总提个建议，建议下一届咱们的主题变成“知易而进”。你说这公关难吗?难。你说这市场难吗?难。回顾人类的发展，产业的发展，各方的发展，没有不难的。实际上，我并没有觉得现在有多难，也并没觉得现在多么到了生死关头，其实没有这么玄乎。
朱学东：除了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来做今天的公关以外，袁总还有什么建议要给大家?
袁珏明：其实我完全没有对传统媒体的任何偏见，我觉得任何的PAD的发展都改变不了我蹲在马桶上翻杂志的感觉。人的行为会因为技术发生改变，但不管介质发生什么变化，不管消费者面前是一张纸，或者一本杂志，或者是一个PAD，或者是一个手机屏幕，那个人是永远存在的。
只要抓住了传统广告的4W，在合适的地方用合适的话语，用合适的方式传达出合适的信息，所有的营销在新媒体时代都能够更好地去发展。
朱学东：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蛮艰难的，市场无序，如何来做公关?我总结，就是围绕人性这一点。无论我们做汽车产品，还是做公关提案，还是做传播，如果不能契合人性的力量，不是符合人性的传播，所有的传播都会失败的。
陈强：我觉得参加朱老师的这一场讨论，我又找回了一些正能量，实际上没有要灭绝什么，你只要证明自己干吗，你坚守什么，咱们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ABR记者涂彦平根据第三届中国汽车意见领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汽车新闻奖颁奖典礼现场讨论内容整理，略有删节)
第二篇：以“做中学，学中做”模式探索高职院校化工类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教学改革
[摘 要] 毕业设计(论文)作为综合实践教学环节是高职院校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集中体现。通过资料研究，结合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毕业设计(论文)的改革实践，分析高职化工专业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做中学，学中做”为模式的教学改革实践方法。
[关 键 词] 高职院校;化工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改革
化工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是高职类化工专业学生在学习全部专业基础理论课、专业理论课之后进行的实践课程，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化工类知识和操作技能去分析、研究、解决生产中问题的重要教学形式，通过此环节，对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创新思维和视野拓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果的评价和检阅，是实现化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重要环节[1]。通过在“做中学，学中做”模式下对化工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改革的探索，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创新意识，从而顺利实现从学生到技术人员的角色转变。同时，这种应用型的毕业设计对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也是十分重要的[2][3]。
一、高职化工类毕业设计(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一)毕业设计(论文)题目不切实际
为了学生熟练地运用专业知识，在化工岗位上提升工作能力，解决实际生产问题，高职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内容必须与所学专业及化工类工作岗位息息相关。目前，大部分的高职院校都是在第五学期安排毕业设计(论文)。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学生的实习、就业岗位与自己的论文选题毫不相干，一部分学生的选题表现为内容凌乱、观点陈旧，把几年前的“冷饭”反复翻炒;一部分学生的选题则是因为对化工概念不清晰、不研究造成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内容陈述，可想而知，这样的选题结果就是从网络上面收集一些相关专业资料，拼凑一篇文章向教师交差，没有深入的研究理论，没有脚踏实地的企业实践，更别谈什么思考分析研究了[4]。
(二)学生对毕业设计(论文)缺乏积极性
指导老师布置题目或给出范围，学生收集资料，进行写作或设计作品，然后上交完成答辩，这是传统的毕业设计(论文)的模式。这种对普通本科高校的毕业设计(论文)模式完全套用的方式，是对高职类人才培养本质特点的忽视，显而易见，学生会对这种枯燥式的模式丧失积极性，而没有积极性怎么会去认真对待呢?形式化的毕业设计(论文)，走过场的毕业设计(论文)自然大行其道，甚至有些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论文)的格式都不做要求，学生自然应付了事，连基本的文本编辑都不知不练。长此以往，毕业设计(论文)丧失了培训学生应用综合能力、检验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意义，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更是无从说起。[4][5]
(三)实训实验资源不足
众所周知，化工是实验性和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因此，毕业设计(论文)除理论知识储备、文献检索和资料准备外，仍然需要大量的实验研究和探索，而目前学生人数太多，实验室资源不足，致使实验室各种仪器设备无法保障正常教学是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面临的困难。即使学生想做科研，开展实验研究，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实验经费投入不足、实验室药品储备受限，安全问题等。导致实验预期大打折扣。当然，相对于本科生，高职类学生基础知识薄弱，理论学习时间短，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专业知识，如果强加于他们去完成一定学术要求的毕业设计(论文)的确有些强人所难。[1][4]
鉴于此，高职院校化工类毕业设计(论文)环节运行模式改革是高职院校迫在眉睫的工作。本课题的提出就是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以毕业设计(论文)模式改革为突破口，在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毕业设计(论文)中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以“做中学，学中做”模式开展的毕业设计(论文)的探索
(一)实践性改革思路
当下的高职毕业环节已经非常不适应传统的毕业设计(论文)模式。我们需要从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出发，以学生实习就业所需要的技能为导向，从毕业实践环节的制度设计到教学理念升级改变，因材施教，紧紧围绕高职类毕业生的特点来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在专业范围内设置开放性的主题，直接和学生的顶岗实习相对接并且和学生毕业后就业方向保持一致，把实践性的教学理念真正体现出来。
(二)以“做中学，学中做”为新模式
基于对化工系学生的调研，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化工类毕业论文(设计)要淡化学術性，突出强调实际应用性，所以摒弃传统的毕业设计(论文)，转化为“化工模型制作”的形式，大胆改革选题方向和考核方式，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虽然，高职类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相对薄弱，但是大量丰富的实践经历又是他们的优势，因此可以为学生设计实践性和动手能力较强的方案。而化工模型制作需要学生掌握一定的化工基础知识，在能力范围之内选择一个特定的工艺工段，利用简单的PVC材料将其做成模型。同时附上文字说明，其内容包含单个设备的使用方法和完整的工艺操作流程。这就是“做中学，学中做”模式下的毕业设计(论文)，学生在人才培养方案的框架内，自主选择符合自己专业特色，可以体现自身能力的化工工段进行模型制作。采用分组合作方式，组内一个人承担不同的任务，比如工艺图纸绘制、设备制造、工艺安装、工段说明书撰写等，最终考核验收时根据每个人承担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评判。这样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被调动起来，以学生为本的人才培养理念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三)优势和好处
1.选题平台多元化，选题内容实际化
“贴近实际、学以致用”是“做中学，学中做”这种新模式的出发点，基于化工行业需要、不同岗位需求开展毕业设计的训练，同时，选题以化工生产实际为背景，将毕业设计(论文)与学生在校学习、顶岗实习、岗位工作结合起来。根据在校学习的知识内容进行选题;立足于顶岗企业的实际，进行选题;根据人才培养的方向选题;根据专业课外实践项目的需要选题;等等，架构起高职化工类专业毕业设计选题平台。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目前有石油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化工设备维修技术、工业分析技术、药品生产技术等四个专业，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学生个体知识的储备、实习企业生产工艺的特点以及现实发生的生产案例进行选题，这样既有专业针对性，又具备工作实用性。
2.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
以实践为导向的“做中学，学中做”新模式，从毕业实践环节的制度设计到教学理念升级改变，紧紧围绕高职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彻底摒弃了以往毕业设计(论文)文山文海式的写作，大力推行“把学的知识做出来”这一核心举措，让高职化工类的学生放下自己不擅长的理论研究、计算推演，拿起工具、图纸，进行实践性强、趣味性足、难度系数适当的设计类活动。在不违背化工生产实际的原则下，从模型材料的选取到工艺过程的改良，都可以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学生的创新能力也得到极大的提高。
3.摆脱实验室局限，探索灵活性实施方式
化工行业规模大、风险高、工艺复杂的特殊性以及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有限的教学资源难以支撑学生完成高标准的毕业设计(论文)，通过“做中学，学中做”的新模式，学生可以依靠工艺图纸、简单的手工工具、较小的占地面积完成整个设计制作过程。不浪费有限的实验室资源;不与正常的教学活动冲突;制作过程安全、环保，甚至做到了废品回收再利用。
总之，大学所学知识需要通过毕业设计(论文)来凝练、运用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协作意识也需要通过毕业设计(论文)来体现。针对高职院校的特点，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主线，对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环节进行改革，推行以“做中学，学中做”为模式的毕业设计(论文)新方案，力求达到拓宽视野，增强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今后，我将在教学改革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该方案，为高等教育改革尽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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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青军，魏通，刘文泼，等.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与毕业设计(论文)一体化可行性研究及实践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8(12)：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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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靳治良，朱桂华，杨晋，等.化工专业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与实践[J].化工高等教育，2013，30(5)：68-70，85.
编辑 张 俐
作者简介：田琨(1989—)，男，甘肃酒泉人，本科，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化学工程与工艺、高职教育。
作者：田琨 王钰 裴秀 孙晓东
第三篇：何为哲学与如何做哲学
摘 要： 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与哲学的理论内涵具有一致性，后者决定了研究中国哲学不能仅仅限定在历史材料的梳理这一层面，在从事哲学史研究之时，需要从以往经典中揭示其普遍的意义。这一进路的前提，是肯定“史”和“思”之间的沟通或哲学的历史和哲学的理论的统一。与史思互动相关的，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历史地看，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都曾各自独立地发展，随着中国步入近代，中西之学的相遇、相撞、相融逐渐成为一种需要正视的历史现象。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西方哲学包含丰富的思想资源。就中西之学的关系而言，对西方哲学态度需要有宽宏的气度，后者意味着承认中西之学及其传统固然各有自身特点，但都是哲学研究和思考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从学理的层面看，这意味着在世界哲学的这种视野之下来看待中国哲学并从事哲学的思考。如果说，以世界哲学为内涵的开放视野构成了中国哲学在今天延续生成过程的前提，那么，注重多元的哲学智慧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内在的理论依托。就更为实质的方面而言，除了史思互动、中西交融，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哲学视域之外，“如何做哲学”或哲学的研究进路，还可以从基于科学的反思、生活实践、形上与形下的互动等层面加以考察。
关键词： 史思互动;中西交融;多元进路
DOI：10.13852/J.CNKI.JSHNU.2022.01.004
一
哲学的内在个性特点，首先体现于“如何做哲学”之上。如果留意一下，便不难发现，在时下的一些文著中，常会看到“如何做哲学”或 “如何做中国哲学”这一类表述。所谓“做哲学”，说到底关乎研究哲学的进路，其中所涉及的主要是如何思考、探索哲学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简要而言，首先需要关注两个方面：其一，哲学历史和哲学理论之间的交融，或“史”和“思”之间的互动。其二，中西哲学的会通。尽管哲学学科现在习惯上被区分为若干二级学科，但是哲学的研究不可限定在某一特定的二级学科中，因为哲学的不同领域本来是彼此相通的，哲学考察的对象之间也无截然相分的界限，如果偏于一隅，便难以把握真实的世界。
前面所述哲学历史和哲学理论之间的沟通，关乎所有的哲学分支，中国哲学史领域也并不例外。从一般意义上说，哲学究竟是什么的追问具有本源的意义：解决“如何做哲学”这一问题的逻辑前提，是领悟“何为哲学”，不管从事哲学领域中何种分支的研究，都无法回避以上问题。卡勒曾指出：“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是在论争应当如何研究文学。”1 在相近的意义上，也可以说：问哲学究竟是什么，实际上也就是追问如何做哲学。追溯起来，对应于philosophy的 “哲学”一词比较晚出：该词属于现代汉语的名称，近代以前的中国没有“哲学”这一表述。但是，哲学的名词与哲学的观念需要加以区分，没有出现“哲学”的名词，并不意味着缺乏哲学的观念。从中国思想的历史演进看，在哲學的观念下讨论相关问题，古已有之：以往的中国哲学（今天被作为中国哲学史加以考察的对象），便面对和论辩哲学领域中的多样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就“史”的角度而言，以往中国经典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也包含着哲学领域的普遍意义。哲学之维的中国思想以前被称为“义理之学”“性道之学”等，其中“性道之学”也许更合乎哲学的独特性质。就“义理”而言，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身的义理：文学有文学的义理，史学有史学的义理。“性与天道”则是中国哲学所追问的特有问题，它体现了中国先人对哲学的理解。
以上理论层面的普遍问题，无疑应当加以关注。具体而言，如我以前一再提及的，需要区分知识和智慧。从对象的角度看，智慧主要指向现实世界或现实存在。宽泛而言，具体科学，也以现实世界和现实存在为对象，在这一方面，哲学与其他特定的学科没有根本区别。然而，在如何把握现实世界方面，哲学与其他学科则呈现不同取向：各个特定学科主要以世界的某一方面、层面为对象，哲学则以跨越界限、回到作为整体的现实世界为进路。从目标上说，前者旨在达到关于世界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某一对象的知识，后者则以贯通的智慧为指向。
从具体的展开方式上看，特定学科与哲学都涉及概念的运用，但所运用概念的内涵则有所不同。特定学科的概念以经验领域为对象，哲学概念则既关乎经验领域的对象（哲学并非完全游离于经验），也涉及实体、理念、道等超乎经验的对象。同时，特定学科与哲学都涉及论证，在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以及运用归纳、演绎等逻辑形式上具有相近的特点，但特定学科的论证过程与实证性的研究相关，其论证过程在关乎逻辑形式的同时，又处处与实证科学的研究相涉，哲学则不限于经验领域的所以然，而更多地关注超越经验领域的追问是否可能、为何可能、如何可能。以认识过程言，特定学科的侧重点在于怎样实际地获得经验领域的知识，哲学则由此进一步追问：可靠知识的获得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与之相关的论证过程显然也有别于特定学科的经验性推论。
从如何做中国哲学这一角度看，在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首先当然需要对中国哲学本身的典籍加以考察和诠释，这有助于把握中国哲学的具体内涵。哲学固然表现为智慧的追求，但智慧之思具有多样性，而非千人一面、仅显一途，通过关注传统典籍以及其中蕴含的不同思想，智慧探索的这种多样特点也可以得到具体的展现。与之相联系，对中国哲学以往经典做深入考察，无疑有助于把握其智慧探索的个性特点。但哲学又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后者与哲学的理论内涵具有一致性，这一事实决定了研究中国哲学不能仅仅限定在回溯或梳理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的哲学经典这一层面：单纯的材料罗列，很难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史研究。材料的梳理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哲学的全部，在从事哲学史研究时，需要把历史回溯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从典籍中揭示其普遍的意义。这里涉及哲学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等的区分，展现了哲学的多样性，但哲学同时又具有普遍性或共性。把握中国哲学，既需要揭示其个性特点，也应当理解其普遍的理论内涵。
把握传统哲学中蕴含的哲学意义，本身以深厚的理论素养为前提：没有这种哲学素养，既很难在历史典籍中读出新的意义，也无法展现其中蕴含的普遍内涵。以往的经典在形成后，除了传承过程中可能会略有版本、文字方面的差异外，其本身作为已然的文献并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动：在进入历史过程后，它们已获得既成的性质，不能随意更改。以先秦经典而言，其文本几千年来绵延相传，并无根本不同。然而，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却可以从已有的文献中读出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便以后起相关时代的哲学家所具有的不同哲学素养、理论前见为背景。广而言之，中国哲学通常被区分为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等不同时期，每一时期的哲学都有自身的个性特点，这种特点，与每一时代的哲学家对性与天道的多样理解相关。中国哲学的独特形式之一是通过诠释以往的经典而提出新的思想系统。作为对象的经典并无变化，但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物对这些经典的阐释却并不完全一样，这种不同诠释，同样源于诠释者自身理论观念的差异。可以看到，“史”和“思”之间是相互沟通的，哲学的历史和哲学的理论之间无法截然相分：不同历史时期性道之学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哲学理论上的区分。
中国哲学首先具有既成性，前面提到的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时期的中国哲学，都发生于过去，属既成或已然的形态，这种已然性或既成性，使之成为历史的研究对象。但同时中国哲学又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而非既定或凝固不变的。事实上，先秦、两汉、魏晋等区分，本身也表明，中国哲学并未停留于先秦这一发端时代，而是随着时代变迁生成新的内容和形态。先秦哲学固然是中国哲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哲学同样也是中国哲学，当然，后者已具有新的形态和内容，这种“新的形态和内容”便是中国哲学在新的历史生成过程中的产物。这一过程今天并没有结束，它还在继续延续。中国哲学发展到现代，应当、也将获得不同以往的形态和内容。前面所说的哲学历史和哲学理论之间的统一或“史”和“思”的互动，同时构成了中国哲学进一步生成、发展的前提。从以上方面看，研究中国哲学不能仅仅沉湎于以往历史，发思古之幽情，更有意义的是以开放的心态、立场和态度来对待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在新的生成过程中得到延续。
二
与史思互动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广而言之，这里涉及的本应是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之辩，而外国哲学则包括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等等。但从近代以来思想衍化的实际背景看，由西学东渐而引发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无疑更引人瞩目。中西哲学的关系，近代以来一直争论不休，所谓古今中西之辩，也涉及以上问题。从词源的角度来说，前面已提到，“哲学”（philosophy）本身属外来词，而名词与观念则需要加以区分。尽管在表述上“哲学”一词来自西方，但是从观念的角度来看，“哲学”以智慧之思为题中之义，前述中国传统的性道之学，同样内在隐含这一方面的沉思，可以说，智慧之思体现了不同哲学形态的普遍趋向。然而，与philosophy相关的西方思想传统、以性道之学为形式的中国思想传统，尽管在深沉的观念层面都表现为对智慧的探索，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哲学研究过程又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历史地看，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都曾各自独立发展，两种传统之间也互不相关，没有发生实质层面的交流和沟通。从16世纪开始，随着传教士的入华，两者开始有所接触，但传教士向中国输入西方思想与向西方介绍中国观念，都还比较初步或外在，持续的时间也相对短暂。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历史步入近代，中西之学的相遇、相撞、相融逐渐成为一种需要正视的思想现象。
从中国哲学的近代演化来看，“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的名称本身，便与西方哲学的引入难以分离，这一事实表明，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无法摆脱西方哲学的影响。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发端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虽然此前已有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但这一著作在总体上仍具有传统的特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则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现代的学术形态。作为现代形态的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重要之点是运用西方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来书写中国哲学的历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虽然主要涉及先秦哲学，但却构成了范式性的形态。当然，其中也包含某些生硬裁套的痕迹，金岳霖已指出了这一点：“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1 后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对中国哲学理解上便显得更为融通，生涩的裁套痕迹也有所改变，但在总体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仍是借助于西方哲学的概念进行的。
以上现象引发了各种反思。一些论者往往由此批评中国近百年来主要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裁剪中国哲学，从而曲解了中国哲学。与这种批评相辅相成的，是对西方哲学的疑虑与疏离，似乎一旦牵涉西方哲学，便会使中国哲学失去原有形态。对这种思想趋向，无疑需要再思考。顯然，不能简单地说，借助西方哲学的背景来反思中国哲学就是一种裁套或裁剪。确实，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史在形成之初，不免存在生硬裁剪这一类现象，但不能因此将西方哲学的影响和背景完全视为否定性的方面，以为其作用仅仅是破坏或解构中国以往的哲学。如前所述，中国哲学本身具有生成性，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中国哲学，从历史形态看，佛教传入之后，中国哲学已不同于纯粹的本土形态，因为与秦汉哲学不同，佛教东传以后，中国哲学的不少观念、概念甚至术语，都受到佛教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仅仅呈现消极的意义，相反，它在相当程度上丰富、扩展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佛教与中国哲学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预演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正如佛教的传入为此后中国哲学取得不同以往的形态提供了思想资源一样，西学的东渐也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生成的思想背景。
中国现代形成新的哲学形态，需要以宽容的胸怀去接受中国哲学之外的其他传统，西方哲学便是这样的传统之一，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不必以排拒或恐惧的心理去面对。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说到底是世界哲学的问题。王国维在20世纪初已提出，中西之学，盛者俱盛，衰者俱衰。由此，王国维强调学无中西。以上观念今天并没有过时。在现代这一历史时期，如果仍持中西相斥的观念，那就未免缺乏历史的意识。今天从事哲学思考，应当站在世界哲学的高度来反观不同传统，在世界哲学的视野下，无论中国哲学抑或西方哲学，都是今天进行哲学探索的必要资源。站在世界哲学来看待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则两者便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斥关系，相反，西方哲学构成了进一步思考中国哲学的重要参考背景。
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西方哲学包含丰富的思想资源，认真地理解、吸取、消化这些资源，是提升前述哲学理论素养的途径之一。同时，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的回溯需要更为多样的思想资源，从这一方面说，西方哲学更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以此为考察前提，无疑需要避免回到经学、以中释中等思想趋向上。就中西之学的关系而言，对西方哲学态度应扬弃狭隘的地方意识，具有宽宏的气度。后者意味着承认：不仅中国哲学是思考的资源，而且西方哲学同样也是。在构成当代哲学思考的理论资源这一点上，中西之学固然各有其自身特点，但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
三
近代以来，在中西哲学相遇之后，中国的思想者一开始便表现出向西方学习的意向。这是近代中国思想者的独特之点，也是中国近代思想者特有的优势。比较而言，西方的学人似乎缺乏这种普遍的思想趋向。自19世纪后期开始，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一辈，到后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冯友兰、金岳霖，等等，一代代的中国思想者都以真诚、热忱的心态去了解西方思想。即使像梁漱溟、熊十力这些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学人，对西方哲学也有实质层面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也许不同于专家式的了解，但是在宏观地把握西方哲学的特质这一方面，其理解可能比专家更为深沉。
事实上，中国近代哲学家的思想，都在不同意义上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这既构成了近代和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也使之具有一种独特的原创性。在回溯中国古典哲学的同时，中国的近现代哲学家又以恢宏的气度，理解、吸纳西方哲学，并进一步融合两者，以构成自己的体系。由此形成的哲学系统，既不完全是中国的，也不纯粹是西方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其特点在于“不中不西”“亦中亦西”。这种形态从一个方面赋予中国近现代哲学以独特性或创造性。反观西方哲学，情况便很不相同。当中国近代学人热忱学习西方时，西方哲学并不承认中国哲学的哲学品格，其往往趋向于将中国哲学视为宽泛意义上的思想，而非作为智慧之思的philosophy，直到现在，这一格局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稍稍考察一下便不难知道，西方一些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除了少数像夏威夷大学这种地理位置上处于中西之交的高校，以及一些因为不少来自中国或学习汉学的学者在其中教授中国哲学的美国州立大学外，其他著名高校，如哈佛、牛津、剑桥、斯坦福、普林斯顿，等等，其哲学系基本上不设中国哲学专业。以上现象形成的背景是：在西方主流的哲学系统中，中国哲学不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一思想格局对西方哲学同时构成了明显的限制，使之既缺乏开放的视野和宽宏的气度，也相应地难以运用多样的哲学资源进行哲学思考。
大体而言，今天的西方哲学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充满生命活力的创造气象。以主流的分析哲学而言，语言哲学、心的哲学（philosophy of mind），甚至伦理学、政治哲学方面，枝枝节节的东西分辨确实十分清晰，不少方面精细入微，这种严于辨析、避免泛泛而谈的进路，无疑值得注意。但在关注技术性层面的同时，西方哲学往往缺少一种宽广的哲学气度。这方面的缘由当然不止一端，其中之一，便是缺少多样的智慧之源。对西方哲学领域的多数学人而言，似乎只存在一种哲学传统，后者主要即展开于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西方哲学的演化。一些分析哲学家甚至很少理会哲学史，其关注之点仅限于当代狭小哲学圈中的一些论题;对自身的哲学史传统尚且不认真对待，对自身之外的哲学史传统便更不屑一顾了。如前所述，任何哲学的创造，都需要基于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思想成果，在中西哲学相遇之后的历史时代，则需要关注不同传统所形成的文明资源。西方哲学将多样的哲学传统置于其视野之外，无疑严重地限制了其眼界，使之难以形成真正的思想创造性。
自20世纪初叶和中叶出生的西方哲学家逐渐谢世后，尽管西方的哲学界也出现了很多具有不错哲学素养和逻辑分析能力的专家，但哲学领域中的这些专家很难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这里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思想资源的贫乏。主流的西方哲学（不是汉学）很少有学习东方哲学智慧的意识，在中外的各种思想交流中，主要讨论的每每是西方哲学的论题。由于语言、观念（包括对何为哲学的理解）等方面的限制，中国哲学对主流的西方哲学来说，实质上至今仍是一种陌生的存在。这一状况以后也许会改观，因为思想意义的关注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和变迁无法分开，随着中国在以上方面的发展，中国哲学也将逐渐进入西方主流哲学的视野，然而，目前则显然尚未达到这一層面。如果说，了解、把握西方哲学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优势，因为这使之能够面对和运用多元的哲学智慧，那么，对中国哲学的疏离，则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弱势或劣势，因为这种状况内在地限制了其视野，使之只能在单一的哲学传统中思考哲学问题。
作为一种学术的优势，19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开眼看世界、以宽宏的气度对待其他哲学脉络的传统，现在无疑需要加以延续。从学理的层面上看，这意味着在世界哲学的视野下来看待中国哲学并从事哲学的思考。前面已提及，中国哲学并不仅仅是既定的、历史的东西，它同时处于生成过程中，具有开放的性质，当代的中国哲学同样需要进一步发展，唯有如此，中国哲学才会有新的生命力。如果说，以世界哲学为内涵的开放视野构成了中国哲学在今天延续生成过程的前提，那么，注重多元的哲学智慧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内在的理论依托。
四
从更为实质的方面看，除了前面提到的史思互动、中西交融，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哲学视域之外，“如何做哲学”或哲学的研究进路还可以从基于科学的反思、肯定生活实践的意义、形上与形下的关联等层面加以考察。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能仅仅限于一端，相反，需要关注多样的进路。
首先是基于科学的反思，这种反思的实质内涵关乎哲学与科学的互动。就世界的把握而言，传统的思辨哲学（包括自然哲学），每每以气、观念（感觉、精神等）为存在之源，通过微观层面关注近代物理学对基本粒子等存在规定的考察，以及宏观角度对天体星际等方面的实证性研究，无疑有助于扬弃这种思辨哲学。从对人自身的理解看，其内在层面涉及对人的意识的把握，而通过关注脑科学、神经科学的成果，则可以抹去意识等问题上的各种思辨迷雾。此外，人工智能、信息科学、量子力学等发展，也对哲学提出了值得探索的不同问题。反思相关科学的成果，将推进哲学思考本身的深化和发展。当然，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需要合理把握，如果将哲学的追问还原为科学研究的过程，也可能导致实证主义的趋向。以意识的理解而言，实证主义的进路主要便指向意识的发生及其机能，但意识不等于机能，而是有着更广的社会内涵，真实地认识意识现象，离不开对后者的考察。这一事实从一个方面表明，单纯的实证进路，难以充分把握世界之“在”与人的存在。
其次是关注生活实践。中国传统哲学已提出日用即道的观念，肯定对哲学问题的理解，需要基于日常的生活实践过程。哲学研究虽然不能限于常识，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常识。以“他人之心”的理解而言，这是现代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的重要论题。分析哲学对此做了无穷的辨析，在他人之心是否可知问题上往返驳难，但这种辨驳往往主要基于各种逻辑的设定或逻辑的分析而离开人的实际生活。事实上，除了逻辑分析的进路外，这一问题也可结合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的交往过程来考察：日常的交往过程告诉人们，友善举动会引发好感或其他正面的心理回应，挑衅行为则容易导致愤怒或不快的心理感受，肯定这种心理现象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联，是正常交往所以可能的前提;没有心理的这种可知性，日常交往与合作便都难以展开。同时，如果他人之心完全无法理解，则这种“心”便会呈现为不可知的黑洞。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彼此交往、相互合作，已从一个侧面表明对他人之心可以有所了解。
对他人之心的了解常常以“推己及人”为方式：我们也许无法完全知道他人的所思、所欲、所悦，但以身与心的关联为前提，我们无疑可以根据个体通过身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行为，并结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通感，推知他人的所思、所欲、所悦。这样，他人之心是否“可知”的追问，或可转换为他人之心是否“可推知”这一问题，这种推知又以综合性的社会信息为背景，后者涉及更广的社会生活经验。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感知、理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基于已经积累起来的多样信息。看到一个人在天气渐冷的时节，站在泳池或河边试着探测水温，并面露难色，我们便可推知，他可能因水冷而有畏寒之心。对他人之心的这种推知，并非仅仅基于单一的观察，而是与我们对季节与水温变动的关系、水温与人体的关系的了解，以及知晓在天渐寒的情况下，人们对冷水往往有畏惧心理，等等。这一切都关乎综合的社会生活信息。
此外，哲学的研究又需要以形上与形下的结合为进路。以存在为指向的形上学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把握真实的世界，需要关注存在本身。当然，这里所说的形上学，是我所理解的“具体形上学”，其特点之一在于形上与形下的交融。比较而言，分析哲学的问题之一，在于限于语言的逻辑分析，悬置存在本身。这里可以用古德曼关于反事实的研究为例，以略窥存在的内在问题。古德曼在《事实、虚构和预测》一书中，对反事实做了考察。按其本义，事实与反事实既有认识论的意义，也有本体论或形而上的意义：事实作为进入人的知行之域的对象，具有认识论意义（不同于本然的存在），但作为存在形态，又具有本体论意义。然而，古德曼所关注的，主要是“反事实条件句”，而对所谓“反事实条件句”的研究，实质上也就是对语法意义上的虚拟语气的分析，从他所举的例子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古德曼所举例子包括：“如果那块黄油曾被加热到150华氏度，它就会溶化”，“如果恺撒是我，他就会生活在20世纪”，1 等等。这里的“如果”，即语法中与事实相反的状况。古德曼对此的分析也许在分析哲学的论域中具有精妙之義，普特南即对其评价甚高。2 但从本质上看，这些例句所涉及的问题，并没有离开语言学中虚拟语气的范围。
按其本来意义，反事实也就是与事实相反。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与事实相反，本身也是一种事实。古德曼所列举的“如果那块黄油曾被加热到150华氏度”和“如果恺撒是我”作为反事实条件句，表示或蕴含的是“那块黄油未曾被加热到150华氏度”和“恺撒不是我”这一类事实。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看，我们需要理解、处理各种不同形态的事实，仅仅对反事实的语句加以辨析，无法超越语言的范围。按其实质，反事实语句的背后，是现实存在中的不同事实。我们固然需要从语言、逻辑的层面对不同的语句（包括反事实的虚拟语句）加以分析，但对世界的理解和作用，不能离开对这些语句之后不同事实形态的考察。这种考察，具有本体论或形而上的意义，它构成了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心或意识、精神的理解，同样关乎广义的形而上维度，并可从形而上的角度加以理解。具体而言，这里涉及多重问题。首先是身与心的关系。心非游魂，总是与特定个体相关，表现为身的属性（大脑机能），在此，荀子所说的“形具而神生”，3 或可视为基本的理解进路。其次，对“心”的理解，涉及心与物之辩。心非仅仅表现为心理机能，而是有其现实的内容，这种内容源于自然、社会的多样存在或广义之“物”。进一步看，除了心身、心物关系外，“心”的问题还关乎心与心的关系，其中涉及前面提及的他人之心。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需要基于对广义的他人之心的理解，而其前提和基础之一，则是本体论上类的相通性。孟子已涉及这方面的思想：“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1 这一看法的内在之义是肯定凡是人，皆属同一类，而“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则肯定了类的相通性。类的这种相通性表现为存在的规定，它既构成了人皆可以成尧舜的内在出发点，又从形而上的层面为心与心的沟通提供了某种依据。
从哲学研究的角度看，具有不同理论背景和理论视野的个人，对哲学问题的把握和研究进路的选择，可以有不同的侧重，但从哲学思考的总体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角度考察，需要兼顾各种进路，唯有如此，才能走向真实的世界。
Key words：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thinking;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multiple approaches
（責任编辑：中 和）
作者：杨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