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美国社区中的公民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微观层次上的参与民主，其追求的民主属性是强调政策议程自下而上的优先性、公民参与的代议制、实质民主性。它对公民角色假定的共同体指向、治理结构的公共目的取向、治理过程的公共伦理取向成为其超越科学主义治理途径的锐意表达。

第一篇：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理论与实践

新时代做好立法工作，要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认识，立法工作必须立足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客观实际，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结合，更加遵循立法活动规律，并强化违背立法规律的刚性约束，努力提高立法质量。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坚持以宪法为依据，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路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建立、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逐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视角总结出的立法工作应当长期坚持的有益做法，并在立法工作实践中使之不断规范化、制度化，成为立法工作的基本原则。2000年，立法法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六条分别就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作出相关规定，从而使之成为我国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法定的基本原则。同时，党和国家相关文件也逐步明确提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具体要求。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力争做到立法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常委会工作报告要求“立法民主化迈出新步伐”，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进一步提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2015年修改立法法，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规定作了进一步完善。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推动立法工作迈开新的局面。

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理论内涵和基本要求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是密切相关的统一整体。依法立法是基本前提，不依法制定的法律，缺乏合法性前提，其科学性和民主性无从谈起;立法权源于人民，通过提升立法的民主性，才能使立法决策更加符合人民群众需求和客观实际，改善立法质量，增进立法实效;科学立法既在方法论上为立法工作提供指导，又在价值层面衡量立法质量的高低，是判断立法质量的重要标尺。三者统一于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法实践。

(一)科学立法的内涵和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遵循和把握立法规律，就要自觉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立法活动规律，使制定出来的法律能够反映和体现规律的要求，符合客观实际。2000年立法法第六條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2015年修订立法法时，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充分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增加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的规定。

一是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立法从实际出发，就是要充分尊重和准确反映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回应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诉求。

社会关系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既有全局性规律，又有局部性的规律。全国性立法重在解决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反映的是某一领域全局性的规律。地方性立法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反映的是某一领域局部性的规律。地方立法应避免贪大求全，贵在管用、可行。不同地域的立法可相互借鉴，但应避免相互抄袭。

在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立法有不同的要求。在改革开放之初，针对“无法可依”的局面，“有比没有好”“快比慢好”“宜粗不宜细”是对立法工作的要求;1993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加强经济立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对立法工作的要求;世纪之交我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完善与WTO规则相衔接的法律制度是对立法工作的要求;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整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立法工作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立法工作要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文化、旅游等更高层次的需求。

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对地方立法有不同的要求。东北黑土地保护、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海南红树林保护、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多民族地区加强民族团结等均对相关行政区域的立法工作提出了相应要求。

立法者要扎实细致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准确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判立法需求，区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客观实际要求。

二是科学合理地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二战结束以来，行政权在世界各国普遍出现膨胀和扩张的趋势，反映在立法领域，立法权的行政主导色彩较为明显。在我国，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发挥人大对立法的主导作用，但国家立法对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起草法律草案的依赖短时间内依然存在;在地方，绝大多数地方性法规也都是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起草的。这种立法模式的一大弊端是容易滋生政府部门争权诿责、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问题，向社会传递“立法就是政府管老百姓”的错误认知。

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国家权力实施的法治化，避免行政部门争权诿责[1]。在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职责时，要坚持两者相统一的原则，既不能通过立法使行政部门利益法制化，也要赋予其必要的权力，满足社会治理的需要。在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时，应遵守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法律既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任意加以限制和剥夺。

三是遵循立法自身规律。立法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 也是一门难度较大的技术性工作，有其自身的活动规律。搞立法就是搞科学，科学研究要揭示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科学立法要求立法者应遵循和把握立法活动自身规律。遵循立法活动规律，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把握好坚持党领导立法与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的关系。2016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即坚持主要实行政治领导、堅持民主决策集体领导、坚持充分发挥立法机关作用、坚持依法依规开展工作。明确提出党领导立法工作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进行，不允许随意干预甚至替代立法活动。明确要求支持和保证立法机关充分行使立法权，重视发挥立法机关在立法工作中的主体作用。要求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要学习掌握立法基本知识和程序，勇于在实践中深化对立法工作规律的认识，增强领导立法工作的本领。因此，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与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既要通过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制度安排，确保立法反映党和国家事业要求、人民群众关切期待，又要确保党领导立法工作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进行，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尊重立法工作自身规律。

其次，有选择地从中国传统法治经验和国外法治经验中汲取营养。法律是经验的积累，在制定法律过程中，还应该注重吸收中国传统法治经验和国外法治经验中的合理元素。中国古代法制崇尚礼法合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反映了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的统一。道德法律化，使道德获得了强制性的保障，而法律道德化，既减少了推行法律的阻力，也增强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2]这些观点在今天对立法工作仍具有启发意义。此外，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各国均会遇到公司治理、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反不正当竞争等问题，其中某些问题是价值中立的，具有普遍性，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也有一定的普适性。法治先发国家的成功治理经验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益借鉴。因此，在立法过程中，应有海纳百川的心态、放眼全球的视野，对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有选择地汲取、消化，为我所用。

最后，遵循立法技术规范。遵循立法技术规范是遵循立法自身活动规律的必然要求。立法技术规范包括结构规范、语言规范、修改规范、废止规范、解释规范、授权立法规范、法典编纂规范等。立法技术规范科学与否对立法质量有直接重大影响。以语言规范为例，立法法第六条规定，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明太祖朱元璋曾言，“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西谚有云“简洁乃法律之友”。如果法律条文表述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则适用者必然会进退失据、不知所从。立法语言规范要求法律条文表述应力求准确、严谨，实现法律用语的标准统一;应简洁、平易，避免内容和表述上的重复;应使用法言法语，避免照抄照搬政策(文件)。

(二)民主立法的内涵和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立法的核心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使法律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2000年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2015年修订立法法时增加了“坚持立法公开”的内容。民主立法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一方面，通过民主选举各级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组成人大及其常委会集体行使立法权，人大代表在参与立法活动时，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另一方面，立法机关在立法活动中，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民主立法有三点基本要求。

一是立法应当体现人民意志。“立法者应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最大范围的功利应成为他一切思考的基础。”[3]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治必须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服务，必须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利益，这是立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坚持立法公开。公开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在现代法治国家，不仅立法领域要求公开，行政执法、司法领域，均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实现民主立法，应当确保利益相关方充分获得立法信息，知晓立法过程，了解立法进度。立法公开是衡量一个国家立法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首先，立法公开便于人民行使监督权。立法权源于人民，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要体现和反映人民意志，就必须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没有立法公开，就没有立法监督。其次，立法公开有利于弥补代议制立法的缺点。代议制民主的特点是效率高、专业性强，但存在反映民意不够充分的缺点，立法公开为公众直接参与和行使立法权打开了一扇门，保障了人民对立法过程和内容的知情权。最后，立法公开是程序公正的应有之义。立法是利益的初次分配，应确保利益各方机会均等、充分博弈，立法公开不足，必然导致各利益相关方参与不够，就会出现信息垄断者在立法过程中舞弊和寻租，立法的公正性就难以保证。因此，应坚持立法公开，加大公开力度，将立法公开贯彻到立法的全过程及各方面，立项、起草、审议、通过前评估、通过后评估、法规清理、备案审查等各个环节都应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公开，关涉国家秘密等不宜公开的事项除外[4]。

三是扩大公众有序参与。立法是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公众参与立法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健全民主政治、提高立法质量、推进法律实施有重要作用。

首先，公众参与立法是一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法律的制定过程本身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实践，立法过程就是政治决策的过程，决策程序是否民主、结论是否公正，不仅影响立法质量的优劣，也关涉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因此，充分而有序的立法参与有助于增强公众对国家活动的政治认同。其次，公众参与可以增进立法决策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在现代法治国家，公众参与立法不仅在内容上影响立法决策的质量，参与过程本身也被赋予独立的价值——程序正义，决策(结果)的合理性更多地由程序的公正性来保障。在决策过程不民主、公众参与不充分的场合，所制定的法律就可能只代表少数人的意志，有失公正;也可能一经制定就沉睡过去，不解决实际问题。最后，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立法参与还有助于引导和教育社会公众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思考问题、行使权利、合理表达诉求，有助于提升公众守法的积极性，降低法律实施的成本，增强法律实施效果。正如美国学者科恩所言，“法律可能是不好(尽善尽美)的，但我参与立法的过程使我有义务承认它们的合法性并服从它们——那种义务来自这一事实：我是构成社会的成员之一，社會的法律就是我的法律，制定法律时我出过力。”[5]

公众有序参与立法要求立法机关根据不同立法环节的需求和目的，选用合理的参与形式，比如，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立法中涉及重大利益调整需召开专家论证会、听证会、立法咨询、立法座谈、立法论证、问卷调查、公民旁听等。同时要细化参与程序，包括参与主体选定，参与期限，议事规则，意见收集、整理和分析，意见采纳与反馈，组织保障，等等。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涉及更为复杂的多元考虑，比如在选定参与主体时，要考虑代表的充分性、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理解议事规则并进行合理分析判断的能力、理性作出决策的能力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反馈机制，把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2015年修改立法法，对立法发扬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作了几个方面的补充和修改，完善立法论证、听证、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书面征求意见的制度，增加吸收专家起草法律草案的规定，发挥人大代表参与起草和修改法律的作用，健全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

(三)依法立法的内涵和基本要求

依法立法的核心要义在于，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在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时，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防止通过立法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妨碍公平竞争。立法法第四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立法法是一部规范立法活动的重要法律。专门制定一部规范立法的法，在国外没有先例[6]。我国宪法只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的立法权作了基本规定，对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体制等更具体的内容未作规定。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各地政府以出台“红头文件”等手段对微观经济进行干预，排斥外地产品，形成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地方越权立法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地方本应由地方性法规规定的事项，却因怕麻烦、图省事，改用政府规章规定;有的地方性法规改变法律的规定，增加处罚种类，扩大处罚幅度;立法中的部门本位主义思想严重，一些部门在起草法律草案时，不从全局出发，只着眼于本部门、本行业的利益，想方设法扩大本部门的权力;部委规章之间、部委规章与政府规章之间、部委规章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矛盾、冲突较多，使基层执法单位无所适从[7]。

所有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立法法来解决。

2000年立法法总则部分共6条，其中涉及依法立法的条款占两条，一条是第三条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一条是第四条规定依法立法，且放在第五条民主立法、第六条科学立法前面，足见立法法对依法立法的重视。2000年立法法通过后，不依法立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2015年修改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目前，我国享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市、州共有323个，立法主体数量从过去的80家增加到300多家，维护法制统一的难度明显增大，对贯彻落实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实现依法立法，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要依宪立法。宪法是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立法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坚持依宪立法，首先，从法的产生渊源上分析，宪法是一切法律的制定依据，没有宪法依据或者宪法授权，就不能制定法律法规。其次，从法的内容上分析，所有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都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和要求，不得同宪法规定相抵触。最后，立法必须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宪法序言部分规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条增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履行立法职能，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准则，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根本利益有机统一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立法工作的基本经验。

二要依法定权限立法。立法是公权力行使的表现，必须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公权力行使原则，切实按照立法职权法定的要求进行。宪法、立法法就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做了明确规定。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进一步完善了法律保留事项，加强对授权立法的规范和限制，并赋予了设区的市三个方面事项的立法权限。各立法主体应准确把握各层次立法的权限安排和功能定位，处理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的关系，处理好创制性立法与实施性立法的关系。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个层次的作用，依法行使好立法权[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设区的市立法应严格按照“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行使立法权，不得超越权限立法。

三要依法定程序立法。“程序先于权利”(Process before Rights)。立法程序是立法机关在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过程中所遵循的协调利益冲突、配置立法资源的路径。在法律的起草、审议、公布等立法过程中，立法程序都起着桥梁与支撑作用，确保立法活动在法定轨道上运行。有学者指出，立法程序是影响立法质量的关键因素：激情、鲁莽、专断将被程序一一化解，唯存理性;偏私、贪婪、邪恶将被程序一一阻截，唯有正义[9]。立法法、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国务院组织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程序，包括编制立法规划和计划、立项、起草、审议、表决等。这些程序性规定对防止和克服立法工作的随意性，提高立法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改革开放40年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问题导向，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进行实践创新，立法的科学性、民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依法立法的意识不断增强。

(一)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領导

党领导立法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一条基本经验。党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符合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彭真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定型化。自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以来，我国就形成了由党中央根据社会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修改建议，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宪法修正案草案，再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宪法惯例。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自公布施行后，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发展，党中央已先后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5次宪法修改建议，对1982年宪法的个别条款和部分内容作出必要的修正，共通过了52条宪法修正案，都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体现了宪法的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宪法保障。比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私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1988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使私营经济获得了“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法律地位，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之后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促进物质产品不断丰裕的经营机制，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这一基本方略写入宪法，依法治国战略迈出关键步伐。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确认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方针，2004年把它写进了宪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2018年宪法修正案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召开中央全会、出台专门党领导立法工作的中央文件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党领导立法的体制机制。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2016年，党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对加强和改进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立法机关的主导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要求，严格执行重要立法事项和重大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立法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新发展。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精神34件，件件有着落、件件有回音;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重大立法项目，制定和修改法律14件;立法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和重要事项，经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请示报告43件次。比如，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立法有：2014年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2015年依据宪法有关规定通过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根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要求，2016年、2017年分别作出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试点工作的决定和全国各地推开试点工作的决定，同时积极准备和推进国家监察立法工作;等等。

实践证明，党中央根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提出不同要求，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战略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通过立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家各方面事业和各方面工作逐步迈入法治化轨道，人民群众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方式与途径不断制度化、法律化，全面依法治国取得辉煌成就。事实证明，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全体人民利益需求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具有科学性。在立法工作中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得到切实贯彻和有效落实，充分体现了立法科学性的内在要求，体现了立法人民性的民主本质，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取得新成就、实现新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二)完善立法体制

我国立法体制的发展变迁，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缩影。在1979年地方组织法修订之前，我国实行中央集中统一的立法体制，即立法权集中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需要。但实践证明，中央集权的立法模式，只有中央一个积极性，不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适应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需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宪法、立法法、地方组织法等法律逐步完善立法体制，在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建立起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分享立法权的模式。这种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模式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机会通过立法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提升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一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根据宪法及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有权修改宪法;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有权解释法律。2000年立法法规定了法律保留事项，2015年修改立法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增加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

二是国务院的立法权。1982年宪法首次赋予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职权。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包括：宪法或者法律规定由国务院作出规定的事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法规的事项;有关具体行政管理方面的事项。2015年修改立法法时确立了特定事项授权制度，细化了授权决定内容和授权期限。

三是地方人大的立法权。1979年地方組织法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赋予地方立法权。1982年宪法确认了1979年地方组织法规定的地方立法制度。1986年再次修改地方组织法，进一步规定省会市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2000年制定立法法时又赋予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及较大的市地方立法权。2015年修改立法法时，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规定所有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此外，宪法和立法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

(三)完善立法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出台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工作规范，要求在编制和调整立法规划、拟定年度立法计划的具体工作过程中，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征求、收集立法项目建议。

二是建立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和再审的法律草案，都及时在网上向社会公开并征求意见。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有81件次法律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有16万多人次提出意见达46万多条，许多重要意见得到采纳。

三是坚持分别审议和统一审议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法工委与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沟通协调和法律草案审核机制，把有关专门委员会“专”的优势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的功能结合起来，提高审议质量。

四是建立法律草案通过前评估、立法后评估制度。对新制定、全面修改以及对重大制度作出修改的法律草案在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之前，请有关方面对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出台的时机、立法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评估。2013年4月召开首次法律草案通过前评估会，对旅游法草案进行评估。开展立法后评估，在法律实施一段时间后，为检验法律的实施情况和法律制度的社会效果，就有关法律规定进行评估，从中发现问题，为今后立法或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提供借鉴。

五是制定了关于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的工作规范和关于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引入第三方评估的工作规范。这两个规范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建立有效便捷的工作机制，及时妥善解决和处理立法工作中遇到的重大利益调整问题和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避免立法决策失当、失准和久拖不决。

六是加强改进立法调研工作。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增强调研实效，创新了多种“一竿子插到底”的调研方式，通过调研形成立法解决方案。如为掌握实情，在起草旅游法草案过程中，随团进行“暗访”;就修改行政诉讼法，深入基层法院“蹲点”调研;就“姓名权”解释与普通老百姓面对面交流;等等。

七是完善草案表决程序。法律草案审议时，分歧往往集中在个别重要条款上，这时就整个法律案表决就无法充分反映对关键条款的意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2015年修改立法法时确立了重要条款单独表决制度，规定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常委会会议表决前，委员长根据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情况，可以决定将个别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提请常委会单独表决。此外，对多部法律中涉及同类事项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一并提出法律案的，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合并表决，也可以分开表决。

八是制定立法技术规范。在不断总结立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把立法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亟需解决和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意见，通过工作规范的办法先规定下来，制定了供内部工作人员参考使用的《立法工作规范手册(试行)》，为起草、审议和修改法律工作规范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立法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刻、系统、全面的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将有力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业向前发展。”强调“我们要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就是我们说的改革和法治是两个轮子的含义。我们要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积极发挥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穿透力。”“科学立法是处理改革和法治关系的重要环节。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在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时，要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求和立法建议。”按照党中央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不断探索和创新改革与法治紧密结合的有效方式，确保立法决策科学、合理反映社会发展规律，与改革发展要求相一致。

一是在编制立法规划、立法计划时注重落实改革任务。坚持顶层设计，在编制立法规划、立法计划时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任务、总要求，积极从立法上研究可行性和解决办法，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立法支持和保障。比如，201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调整立法规划，在原有68件项目基础上增加34件，将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需要在十二届完成的立法项目列入了立法规划。

二是作出相关授权决定和改革决定，为相关领域改革提供法律支撑。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作出21项授权决定或者有关决定，授权国务院、“两高”或者地方、军队等进行改革试点，涉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军官制度改革等方面，确保有关改革试点在法治框架内依法有序推进。

三是打包修改法律。适应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需要，统筹修改部分法律中同类或者相关的规定。对有关方面提出的一揽子修改法律的议案，根据必要和可行，区分不同情况提出修改意见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15次打包修改法律95件次，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沿用这一做法，修改了国境卫生检疫法等6部法律，为改革提供法律支持。

四是突出重点领域立法，引领和推动改革。比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家安全领域立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安全法、国家情报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一系列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法律陆续出台，为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再比如，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意见》，由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报请党中央批准，推进税收法定进程。

(五)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立法的主导作用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从法律案的立项、起草、审议等环节入手，完善工作机制，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人大对立法的主导作用。

一是重要法律案的制定和修改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自2015年连续四年安排代表大会审议重要法律案，即2015年修改立法法，2016年制定慈善法，2017年制定民法总则，2018年制定监察法。

二是建立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十二届期间组织起草或提请审议法律案70件次，充分发挥立法机关在表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方面的作用，最大限度凝聚立法共识。

三是认真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坚持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对代表所提议案建议高度重视，注重与代表沟通反馈，积极在有关立法中及时吸收反映。创新议案办理方式，邀请相关代表参加立法调研、论证、法律通过前评估会等活动。比如，十二届全国人大办结由法律委承办的代表议案722件，由法工委承办的代表建议1101件，切实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主体作用。

四是不断拓宽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工作的渠道。比如编制立法规划计划，认真研究代表议案和建议，邀请相关代表参与立项调研和论证。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通过多种形式征求代表的意见。召开立法座谈会、论证会、评估会和开展立法调研，重视邀请有关代表参加，认真听取和研究吸收代表对法律案的意见与建议。

(六)加大立法公开力度，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

近年来，各级立法机关高度重视立法公开和公众参与立法工作制度建设，从中央到地方都逐步建立了比较切合实际的立法公开制度，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实现立法参与。这些制度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立法参与权，对提高立法质量、保证立法科学性和民主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比如，在编制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时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法律草案在常委会审议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通过采取座谈会、论证会、调查问卷、走访、实地调研等形式，听取有关专家、人大代表、行政部门、政协委员等方面的意见，吸收专家学者参与起草法律草案，建立立法专家顾问制度等。规范对各方面意见的收集、整理、采用及反馈机制，使立法充分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体现民情。

以听证会为例，2005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行首次立法听证会，就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涉及的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问题，直接听取公众和有关方面意见。从近5000名报名者中确定的20名公众听证陈述人和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起草部门的代表、全国总工会的代表以及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税务部门代表，共28名陈述人在听证会上就听证事项阐述了各自的观点、理由和论据。有18名出席听证会的旁听人员提交了书面意见。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杨景宇在主持听证会时指出，“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涉及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直接关系广大工薪收入者的切身利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的过程中，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听取意见，是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增加立法工作透明度，推进立法民主的一项重大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坚持以往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公众参与立法的深度和广度。一是审议的法律草案原则上都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布，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2013年7月，在坚持以往对法律草案一审稿公布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首次对环境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共收到网民2434条意见和48封来信，两次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10394人提出的1.4万余条意见，并由此促进实现法律草案二审稿公开征求意见常态化。二是建立和完善基层立法联系点。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在上海虹桥、江西景德镇、湖北襄阳、甘肃临洮建立了4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听取基层群众意见的“直通车”“解剖麻雀”的典型样本。对联系点提出的意见建议，认真分析研究并予以吸收采纳，使立法工作更加接地气、察民意。截至2017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有28部法律草案征求联系点意见，收到意见建议1205条，一些重要意见得到采纳和吸收。

(七)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工作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礼法合治的治理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先贤提倡修身立德、行礼律己，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中国古代乃至整个东亚文明的道德水平提升和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今天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应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特别是立法工作的启示意义。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与“富强”“爱国”等观念一脉相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诚信意识，与市场经济的“诚信”为本和契约精神不谋而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道德自律和规矩意识，与“公正”“法治”之理念遥相呼应。“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超越性追求，对于科学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大有助益[10]。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党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在发挥核心价值观对立法价值导向的引领方面，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不应缺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2016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立法需求，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立法，使法律法规更好体现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公民的价值准则。2018年3月，党中央发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要求着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力争经过5到10年时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在立法工作中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如，民法总则第一条明确规定“弘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增鼓励见义勇为、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等条款。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了宪法。2018年4月通过的英雄烈士保护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崇尚、捍卫、学习、关爱英雄烈士的指示精神，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严肃惩治歪曲丑化、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行为，依法推动在全社会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热烈拥护，有力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八)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1982年宪法规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全国人大常委会适应改革开放所作出的授权立法决定，也都对法规备案作了相应规定。2000年立法法对备案审查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对于加强依法立法，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和尊严，具有重要意义。200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制工作委员会设立法规备案审查室，专门承担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的审查研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备案审查职责提供服务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断加强和改进备案审查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不断加大审查力度。首先，对报送备案的法规、司法解释逐件开展主动审查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推动制定机关对有关非法行医、拘传原告和被执行人等司法解释规定作出修改或者妥善处理。其次，对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逐一进行审查研究，先后对关于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竣工结算依据、著名商标制度等地方性法规提出处理意见，积极督促纠正。最后，有重点地开展专项审查。比如，2017年围绕党中央通报甘肃祁连山的突出问题及其教训，对49件专门规定自然保护区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专项审查，要求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涉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全面自查和清理。

二是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明确要求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做到“有件必备”;不断加大审查工作力度，尽快实现“有备必审”;切实强化纠错机制，做到“有错必究”。初步建成全国统一的备案审查信息化平台，实现全部地方性法规电子报备，实现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电子备案、法规在线审查，积极推动与省级备案审查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大力开展备案审查工作培训、研讨和经验交流，加强对地方人大备案审查工作的指导。积极探索建立法工委向常委会报告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机制。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备案审查报告，加强了备案审查工作监督力度。

三、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发展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前，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立法工作的重心已从解决无法可依的数量问题转向实现良法善治的质量问题。新时代做好立法工作，要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认识，立法工作必须立足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客观实际，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结合，更加遵循立法活动规律，并强化违背立法规律的刚性约束，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具体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立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坚持和贯彻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立法工作中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坚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原则、法治方式，实现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确保立法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坚持以宪法为根本遵循，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一要牢固树立宪法意识。无论是审议修改法律案，开展立法调研，还是进行制度设计，研究重大问题，都必须始终坚持以宪法为依据，坚决把宪法精神贯彻到立法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

二要落实好2018年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做好相关领域立法工作。2018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安排，要紧密结合宪法修正案的内容，结合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改革任务，做好相关领域立法工作。比如，修正案把建设“美丽”中国写入宪法，今后应进一步加强环保领域立法。再比如，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2018年全面深化改革领域的重要方面，立法工作要适应改革要求，全面清理与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有关的法律法规，该制定的制定，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为改革提供法治保障。

三要完善宪法解释机制。宪法是所有法律制定的总依据。在推进依宪立法、依法立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对宪法条文的理解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探索建立权威高效、规范有序的宪法解释机制，以回应各方面的释宪需求。

四要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要在备案审查工作的基础上，完善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制度安排，建立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创新合宪性审查工作方法，坚决纠正违宪违法问题，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

(三)坚持实事求是反映社会需求

科学立法，就是法律规定要符合社会实际，实事求是反映现实社会的客观需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调研，有针对性地设计出切实管用的条款。当前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所立的法不大管用。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深入，作出的立法决策、制度设计没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和回应真实的社会需求，或者出于错误的立法政绩观，重复立法(抄上位法)、搞大而全;或者立法过于超前;等等。

法学是一门实践学科，实践出真知。如果没有以实践为基础，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党中央的决策意图把握得再到位，立法技巧再娴熟，立法逻辑再严密，都不能解決实际问题，立出来的都不是良法。与法院、检察院偏重“办事”相比，人大工作偏重“办文、办会”，但办好文的前提恰恰是做好调查研究。调查是弄清事物的特殊性，研究是把握同类事物的普遍性。起草好、审议好法律条文，调查研究是基本功。调查研究工作要务求“深、实、细、准、效”[11]，不唯书，不唯上，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提出的立法对策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对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的需求和期待，存在很大的差异。立法者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厌其烦、不走形式，准确把握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社会需求，作出科学的制度设计，使法律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平衡器。

(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工作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并存交错的关键时期，公德失范、诚信缺失问题显现，突破道德底线、践踏社会良知的现象屡有发生，成为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有必要通过加强相关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加大对失德失范行为的法律规范和约束。在立法工作中，立法机关应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注重将反映社会公德、家庭道德、个人美德，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本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工作，通过立法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导网络文化积极健康、向善向上发展;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形成崇尚、捍卫、学习、关爱英雄烈士的良好社会风尚;预防校园欺凌和暴力;健全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妇女、关爱未成年人、尊敬老人、爱护残疾人、尊重优待退役军人和烈士军属的良好氛围;等等。

同时，我们也应当避免机械地贯彻党中央文件，忽略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法律与道德各有分工，法律规范人的外在行为和维护公共秩序，强调权利义务一体对待，道德规范人的内心世界，从观念上端正人心，导民向善;法律和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也不完全相同，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适宜法律调整，比如亲情、友谊、公共交通工具上让座等，更适宜通过道德教化来引导，通过教育、舆论来提升，而不应课以法律义务、责任。因此，立法权应保持适度的“谦抑性”，不能无限扩张，应选择合适的领域对失德失范行为进行规制。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尽管时移世易，“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等德法并行的治理观，所倡导的重视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所传递的治国理政观念，仍有跨越时空的现实意义。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作为立法者，在立法工作中要注重从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厚蕴积中寻找法治元素，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和丰富的民间实践中总结道德共识，结合现代法治理念，对其进行转换和提升，从而使制定出的法律更契合大众心理和民族精神，更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能更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坚持深化民主立法实践

立法程序是否有利于表达和汇集民意、是否有利于实现良法的价值目标，主要应当通过立法程序的科学设计和民主制度安排来解决。要使科学原理与民主精神在整个立法程序中相互融合、相互贯通、彼此统一，在立法程序的各个环节和具体制度中得到贯彻落实[12]。

在肯定我国民主立法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当前立法公开和公众参与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在立法公开领域，公开范围的随意性较大，哪些内容公开，哪些内容不公开，由立法机关自己决定;有些法律草案在起草阶段“关门作业”，对存在重大立法争议的制度设计缺乏充分讨论和论证，待草案成型后，纠错难度加大、纠错成本更高。立法公众参与的实效性不足，听证会形式大于实质，对公众意见注重前期收集而忽略后期反馈沟通等。

深化民主立法实践，提高立法过程中发扬民主的质量，要推进民主立法制度化建设。

一要加大立法公开力度。关于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尤其是关键性、争议大的条款，对其具体内涵、背景、立法理由的说明、审议过程等，在不涉密的情况下都应当公开，尽可能扩大社会公众的立法知情权、参与权，增强立法的透明度。

二要拓展公众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首先，民主立法不是简单地形成多数人意见，程序民主才是民主立法的真谛。公众参与的程序设计，既要反映多数群体的意见，也要让少数群体的意见得到充分尊重。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对程序主义民主观作出过有力表述：“多数人统治，仅仅作为多数人统治，就像那些为此而指责它的批评者是一样的愚蠢的。但它从来就不仅仅是多数人统治……多数用来成为多数的那种方式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先行的争论，为适应少数人意见而进行的观点修正……换句话说，关键的需要在于改善进行争论、讨论和说服的方法和条件。”[13]比如，对于听证程序存在的听证人员代表性不够、程序设置不尽合理、过程过于形式化、采纳反馈机制不够完善、适用率过低等问题，要创新组织方式和工作机制，简化工作程序，多邀请人大代表、基层群众参加，反映真实声音，增强工作实效。其次，在互联网时代，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的重要作用，将立法公开、立法座谈、立法听证、立法论证等民主立法措施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深度融合，降低公众参与成本、提升参与效率。此外，对于立法过程中遇到的专业性问题，应充分发挥立法顾问、专家的决策咨询作用，确保制度设计科学合理。

三要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立法权是人大最重要的职权，应加强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制度化建设。当前，除了基层立法联系点、邀请人大代表列席会议等制度外，代表在立法工作中联系群众的制度化建设整体上比较低，人民群众向人大代表提出立法意见的渠道还不够通畅，代表联系群众还没有制度化、规范化，没有刚性约束。在中国，“有事儿找政府”已经成为公众的思维惯性，没有养成有事找代表的意识。有相当比例的民众甚至不清楚本县市、乡镇的人大代表有哪些人，更不要说通过哪些渠道向人大代表反映立法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方方面面的制度设计都要从立法上来突破。如果不及时回应这种需求，尽快建立规范有序的民主立法渠道，不仅立不出高质量的法，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感、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也会降低，从而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执政形象。因此，应按照宪法、立法法、代表法等法律的要求，细化代表在立法工作中联系群众的制度设计，让人大代表在其位、谋其职、尽其用，发挥好“代表人民”的天职作用。

我们在坚持深化民主立法实践、提高民主立法实效的同时，也应注意，民主的发展需要一定的量的积累，离不开必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而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它历史的连续性和渐进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因此，民主立法的发展也必然是渐进的，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与本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相适应。

(六)遵循立法活动规律，实现立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

一是制定通用的立法技术规范。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制定了内部工作使用的立法技术规范。随着立法经验的积累，成熟一批、推出一批、应用一批，循序渐进，逐步完善。但尚未制定通行的立法技术规范。在一些省市，立法技术规范仅仅是“参考使用”状态，缺乏刚性约束。一些从政府部门新转入人大的常委会委员在审议法律时缺乏立法技术知识，比如不清楚“权利”和“义务”的表达区别，不知道“应当”和“必须”的含义。因此，有必要制定正式通用的立法技术规范，并明确违反技术规范的主体责任，确保立法工作规范进行。

二是立法语言表述规范化。当前立法语言表述不够规范的现象依然突出。比如，法律条文表述过于政策化，照搬照抄党的政策(文件)的现象较多。立法语言政策化有两个弊端。首先，党的文件一般是宏观层面的指导，表述较为原则，在落实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细化。立法更多地是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要求表述明确、具体。比如，有的地方立法出现“以点带面、逐步推进”这样模糊的表述，显然不符合立法语言规范中“明确、具体”的要求。其次，与政策语言风格相比，立法语言风格更庄重、严肃、朴实，而政策语言可亦庄亦谐，可引经据典。照抄照搬政策语言，有损法律的庄重性和严肃性。比如，党中央提出“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但在具体起草法律条文时，应避免使用“国家机器”这样的表述。有的观点认为，立法语言如果没有原文引用党的方针政策，就是在立法活动中弱化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这种观点既与党中央有关加强对立法工作领导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相悖，也不符合立法语言表述规范，实践中应予以纠正。

三是提高立法的精细化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有法可依不再是立法工作的重点，精细化立法成为衡量立法质量的重要标尺。2017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细;治理者的针脚密不密，决定了城市运行的阵脚稳不稳。立法是推动社会治理的重要活动，通过立法推动社会文明、诚实守信、见义勇为、尊崇英雄、志愿服务、勤劳节俭、孝亲敬老等方面的工作，需要提升立法的精细化水平，力求小而精，重在可行、管用。

(七)推进立法的制度化、体系化、法典化进程，形成相关领域制度体系

立法应坚持繁简得当、简约易知，确保法律制度体系内部和谐、协调。在改革开放之初，无法可依的问题较为突出。为填补立法空白，在前期的立法中，我们对同一领域的立法主要采取按具体调整对象分别制定单行法律的做法，较快地解决了当时多领域立法缺失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有法可依基本实现，但同时也出现各单行法的规定交叉重复、不衔接不协调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单项法律按照类别进行统一整合，废除过时的规定，修改相互抵触的规定，弥补缺陷或空白，在有关部门法领域形成体例科学、内容协调、有机联系的综合性法典。今后的立法工作应从以立法为主向制定法律、修改法律、解释法律、清理法律、授权立法、编撰法典等协调发展上转变，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14]。目前，民法典各分编编撰工作正有条不紊进行。今后还可以总结民法典编纂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对一些单行法中共同规则多、规范关联度高，适宜采用综合性立法的领域(如环保法领域、勞动法领域)，适时启动相关法典编纂工作，在相关领域形成体例更科学、结构更严谨、内部更和谐的法律制度规范。

(八)借鉴域外先进立法经验，为我所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球化时代，制定法律既要立足本国国情，又要注重学习借鉴域外先进立法经验，要有海纳百川的心态、放眼全球的视野，对域外先进立法经验有选择地汲取、消化、吸收。借鉴域外经验应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能失掉“主心骨”;坚持有鉴别地学习、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坚持结合具体国情，对域外制度进行改造、转化，注重与本土资源相衔接。

比如，当下我们正在稳步推进民法典编纂，民法典的编纂是立法工作一项全新的事业，法典编纂的内容更多地基于本国的国情、民情和文化，而法典编纂的技术则是价值中立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普适的，借鉴国外民法典编纂在技术层面的先进经验，可以提升民法典编纂的速度和质量。再比如，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各国均面临个人信息及隐私权保护、自动驾驶等问题，2012年新加坡制定《个人数据保护法》，2016年4月，欧盟开始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8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成为欧盟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法律。2017年德国修改道路交通法，在世界上首次将自动驾驶纳入道路交通法，2017年美国发布《自动驾驶系统2.0：安全展望》，表明了美国联邦政府对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支持。这些域外经验均可为我国今后完善相关领域立法提供有益借鉴。此外，我国很多省份、城市和国外法治发达地方缔结了友好省份和友好城市关系，应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学习对方先进的法治经验和立法理念，提高地方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注释：

[1]比如，由于部门利益作祟，长期以来，工商行政部门与技术监督部门在“假”与“伪”的区别上较劲，农业部门与林业部门在“干果”和“鲜果”的管辖上较真，水利部门与矿管部门就河沙采用的管辖权上争论不休，导致立法“撞车”和规范性文件“打架”。参见李龙主编：《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200页。

[2]张晋藩：《依法治国与法史镜鉴》，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17页。

[3]【英】边沁：《立法理论》，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4]在立法公开问题上，美、法、日等国家的法律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美国，规范性法律文件必须依法在联合公告上登载草案、说明，否则，会因不符合立法程序而不能生效。美国宪法规定：“各院应有本院会议记录，并应随时予以公布，但它认为需要保密的除外。”在法国，1791年宪法就规定了议事公开和议事记录公开的原则：“立法会议的讨论应当是公开的，会议记录应予复印。”1958年法国宪法对此再次肯定：“两院会议均应公开，会议记录全文刊登在政府公报上。”日本宪法规定，两议院保存会议记录，除认为秘密会议记录中应特别保密者外，均须发表。同时规定，两议院的会议均为公开会议，但经出席议员2/3以上多数议决时，可以举行秘密会议。可见，在这些国家，法律审议阶段的会议纪要、听证记录等资料一般应予公开。参见张萍硕士论文：《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公开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7年3月。

[5]【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3页。

[6]比如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了联邦和州、国会和总统之间的立法权限划分，规定了国会的基本立法程序。法国1958年宪法规定了议会和政府之间的立法权限划分和议会立法的基本程序。

[7]乔晓阳：《开展立法法研究——在立法法起草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

[8]安东：《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原则，切实提高立法工作水平》，载《法制日报》2016年12月14日。

[9]孙潮、徐向华：《论我国立法程序的完善》，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10]汤勤福、葛金芳：《中华传统礼制内在价值及其现代转换》，载《文史哲》2018年第3期。

[11]“深”就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善于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到田间、厂矿、群众和社会各层面中去解决问题。“实”，就是作风要实，做到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真正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细”，就是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入分析问题，掌握全面情况。“准”，就是不仅要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实际情况，更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效”，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切实可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较强操作性，做到出实招，见实效。参见习近平著：《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版，第1页。

[12]李林：《立法理论与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部分第4～5页。

[13]J.Dewey：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54，pp.207f.转引自【德】哈贝马斯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版，第376～377页。

[14]李林：《中国的法治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126页。

(作者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本文系全国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研究室刘运龙同志主持的“改革开放40年立法历程回顾研究”课题的部分成果)

作者：任才峰

第二篇：民主与科学同构的逻辑：一个微观层次参与式民主的探讨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美国社区中的公民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微观层次上的参与民主，其追求的民主属性是强调政策议程自下而上的优先性、公民参与的代议制、实质民主性。它对公民角色假定的共同体指向、治理结构的公共目的取向、治理过程的公共伦理取向成为其超越科学主义治理途径的锐意表达。从参与民主的视角看，民主与科学同构的基本逻辑在于使公民——代议者——公共服务职业者等形成合作治理的格局去回应公共性不足等问题。美国社区治理中的这种公民参与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提供的启迪有：要形成基层合作治理的格局、重塑基层协商民主的流程、重视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等。

【关键词】民主与科学;参与民主;公民治理

收稿日期：2014-06-05

作者简介：王琪(1964-)，女，博士，山东高密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行政学理

论与实践、海洋公共管理等;孙立坤(1988-)，男，山东邹平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行政学理论与实践、海洋公共管理等。

在民主史的理论谱系中，当代的“参与民主”(Participation Democracy)理论由阿诺德·考夫曼于20世纪60年代首倡。在当时的形势下，参与民主欲以纠正的是长期以来以自由主义民主为代表的当代民主理论及其实践中所出现的精英化、宏观政治化、不平等化等倾向，因此最初的参与民主理论对微观层次的民主——譬如社区治理、校园活动、学生运动、工作场所的民主等格外推崇。而从行政史理论的脉络来看，20世纪中后期以后，行政学从“行政科学”向“公共行政”的主题转变就实质来看是一个“公共性”不断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正是一个民主在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深化、广化、扩散的过程。正如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所呈献给我们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公共性的参与民主，在社区这一微观层次的实践为我们考察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融合、“民主”与“科学”的同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并对我国基层民主和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的改革深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社区中的公民治理追求何种民主：参与式民主的逻辑

“民主”作为一种公共价值，天然地耦合于公共行政管理活动中，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民主行政亦是公共行政之重要维度。但在行政史的不同时期，民主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形式有所不同，比如在“政治—行政”二分时期，民主更多地体现在公众对“政治”的控制上，而不是对更为具体的“行政”的干预中。此时的民主更加接近于自由主义民主的谱系，对宏观政治中的诸如选举的重视、利益集团的互动与博弈、精英民主等主题，这种民主更多地是归属于选举民主的、形式民主的、代议制民主的、“作为自由的民主”的、个人取向的民主的范畴。而自20世纪中后期新公共行政运动以降，随着行政伦理这一视角或者途径的兴起，行政学界对于“公共性”、“公共利益”等价值理性的重视开始成为一种潮流。与这一潮流相适应，民主更多地向“行政”这一微观层面以及更多具体的政策领域渗透与扩散，此时的“民主”更接近于共和主义民主的谱系，对具体行政问题例如环境治理问题等的重视、公民参与等成为新的主题。这种民主较多地属于参与式民主的、实质民主的、直接民主的、强势民主的、作为平等的民主的、群体取向的民主的范畴。理查德.C.博克斯的《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以下简称“书中”)便是对美国社区这一微观层次参与式民主应用前景的一项尝试性的研究。概括而言，作为一种参与民主，它主张的“公民治理”具有以下几点属性。

(一)政策议程自下而上的优先性

博克斯在书中开篇即交代了其所主张的“公民治理”所欲回归的首要价值便是“地方控制”[1](P6)，这显示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他意欲恢复美国悠久的市镇自治传统和平民主义文化。他接着指出，“解决某一项公共政策问题的组织选择应遵循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原则。即邻里可以解决的不到社区解决”[2](P19)。在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这种政策议程自下而上的优先性实际上宣告了社区对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县、市、镇、特别区、学区)等政权组织享有高度自治的需求，因而为改善社区中“公民参与”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参与机会。历时态地看，这种主张高度自治、自由治理的诉求根源于美国悠久的乡镇自治传统文化之中，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在美国“人们从来不会从根本上否定政府的权力和权威，只是将权力分散给更多的人来行使”[3](P23)博克斯主张政策议程的自下而上，实际上是想区别于“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因为在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就基层社区这一治理领域而言，自下而上(down-top)比自上而下(top-down)更为符合实际的政策环境，更为“接地气”，更有助于保障个人自由、私人财产和机会均等以至于“公民不服从”的传统。

(二)“公民参与的代议制”

尽管参与式民主理论谱系中的“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模式也强调公民自治，但是与“强势民主”所强调的强烈的直接参与倾向稍微不同的是，作为参与民主的“公民治理”不寻求在社区治理中对代议制的完全反动和解构，反之，它对于一些公民的代议机构如“协调委员会”[4](P101)、公民理事会等寄以“利益表达”、协调对话等的期许。直接民主对于公民治理的意义在于“处理代议制责任负担问题”[5](P97)，在于对代议者、精英集团、公共服务职业者的约束。因而，社区中的公民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公民参与的代议制”[6](P145)，而非直接民主。自1688年近代代议制在英国产生以来，以定期选举、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多党轮流执政等为特征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仿佛成为了一个停止进化的制度模式，这一制度模式在长期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偏离了实质的民主，于是包括博克斯在内的学者主张在治理层次上构建“公民参与的代议制”，在社区层面复苏美国“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国理念以及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的政治文化。尽管博克斯尝试着改造了代议制以及科学主义途径下的公共服服务者的职业主义倾向，但是对于“公民参与的代议制”的运作、运行的具体程序和机制未作详细地交待，对于更为具体的参与路径、技术的利用等也没有仔细研究，因而其方案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

(三)实质民主性

公民治理具有浓厚的实质民主性，因为它关涉到社区内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公民的“实体性的权利”，在本质上实质民主更多地是一种共和主义下“作为公平的民主”，是对自由主义下“作为自由的民主”的反动与修正，是在选举民主基础上的改进。正如罗尔斯指出的，在自由主义民主的叙事中，“普选权下，人根本没有被当做真正的被代表的对象，被代表的常常是各种利益”[7](P229)。在社区治理的单位中，由于政治规模的有限性，实质民主的实现具有了更高的可能性。对此，博克斯在书中说道：“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在职业化和理性行政管理价值与民主开放和公共责任价值之间，天平更多地倾斜于理性的职业主义一边，那么，我们今天则要倒向民主一边”[8](P16)。“今天变革的重点是从集权的、以专家为基础的制度向分权的、以公民为中心的制度转变”[9](P32)。应当强调的是，同佩特曼等人的参与民主理论讲究“经济民主”不同，博克斯此处的实质民主仅仅指涉公共生活，而不涉及经济分配领域的“实质民主”。这一实质民主色彩同博克斯“小而富有回应性的政府”、“作为顾问而非控制者的公共服务职业者”[10](P8-9)的价值诉求在逻辑上也是一致的，即一方面强调代议者要“为人民服务”，但更多地是强调社区框架下的“人民自己为自己服务”。

可以将博克斯在社区这一微观层次所探讨的民主归结为一种“非国家形态的民主”。这一民主通过各种形式的、高频度的、有序的公民参与实现，它不指涉现存的宏观的国家权力、结构制度安排，只寻求基层的、市民社会性质的公民自治、公民自己为自己服务。社区层次的“参与民主”对于公共事务自助式的治理承载着诸如平等、民主、参与、自由等多种政治价值，对我们的启示是多样的。

二、美国社区中的公民治理追求何种科学：对科学主义的扬弃

一般而言，在公共生活中，科学提供事实，而民主则提供价值判断;科学充当工具与技术，而民主具有公共性和公共伦理属性。在美国地方社区，作为一种基层参与民主的公民治理尚未兴起之前，占据主导范式地位的是罗森布鲁姆所言的“管理主义”途径或张康之教授所言的“科学途径”，它将代议机构所服务的对象预设为“顾客”;在研究方法上注重量化分析、模型建构、实证测量、实验等[11](P40);在社区的治理结构上引入企业组织结构，建立起“科学”的治理结构：即“市民(消费者、纳税人)——代议者——行政管理职业者”三元互动结构[12]。其中，作为消费者、纳税人的选民选举产生代议者(如市政理事会会长、镇会议代表等)，由代议者聘用专业的市经理、镇经理来执行政策并处理代议机构的日常事务和恪守“价值中立”的信条。但是这一科学主义下的治理结构和方式在地方自治实践中导致了“精英主义和职业主义”[13](译者前言)，这一倾向的实质是技术官僚因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和缺少约束，对人民主权的反动并且忽视了诸如公共责任、回应性、民主等公共价值。为此，博克斯在书中从下述几个方面对科学主义予以了改造和扬弃。

(一)公民角色预设的共同体指向

就民主史而言，在公民角色认定的分歧方面，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向度。其一，偏向自由主义的理论一般将公民假定为理性人、经济人和顾客、消费者、纳税人等;其二，倾向共和主义的观点则将其预设为具有公共理性的、具有共同体关怀的人。博克斯认为，就社区这一微观窗口而言，“公民不仅仅是纳税人和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更是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直接参与者;是社区的治理者”[14](P3)。在这里，公民角色的这一共同体指向实际上宣告了作为科学主义途径下代议制的必要而非充分性。用博克斯自己的话说“传统代议制度的委托—代理关系格局已不能适应公民参与的要求”[15](P4)。关于公共决策的公民角色方面，研究参与民主的著名政策学家约翰·克莱顿·托马斯也共鸣到：“在各个层次的政府组织中，更普遍的制度化措施可能是与公民分享政府决策的权力，而非给参与团体提供直接的金钱利益”[16](P105)，从中可以发现，社区中的公民治理因其规模之小、层次之低等因素使得“共同体”色彩更浓，为超越代议制提供了优良的条件。

(二)治理结构的公共目的取向

诚然，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任何民选代议者起码在形式上都宣称代表公共目的，但在实际层面上，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中，代议者的行为、政策等未必完全耦合于公共目的。以美国为例，美国200多年的政治史便是在“公共目的”和“私人利益”之间循环演进的[17](P11)，体现在公共行政核心价值的追求方面，就是“民主”同“效率”的互动演进，体现在民主的内部结构方面便是“作为平等的民主”与“作为自由的民主”的交替，体现在宏观政治层面即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同自由主义的较量。博克斯在设计社区治理结构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我们不能选择忽视公民参与价值的自由主义，也不能选择在集体主义下忽视保护个人利益必要性的社群主义，我们需要在两者间寻找一个平衡”[18](P61)。所以他在社区治理结构中引入了“公民理事会”作为公民利益的新代言人同代议者“协调委员会”进行政策对话和利益博弈，从而对科学路径下的“委托—代理”治理结构进行了改良。与之相适应，社区的治理过程也因这一治理结构的改变以及代议者角色由控制者和中心决策者向服务协调的转变、公共服务职业者角色由技术官僚向“准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变而更接近于公共目的。

(三)治理过程的公共伦理取向

美国社区中作为一种参与民主的公民治理实质上是公共行政伦理尝试着对科学理性及其产物——官僚制予以控制的过程，或者说是民主与科学协调、平衡、融合、同构的过程，是目的论与工具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过程。如张康之教授指出的，“重塑政府、政府再造是一场按照官僚制的科学化、技术化的思路对官僚制进行修补和校正的工作，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政府应当具有什么性质、行政人员和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问题”[19](P173)。首先，同一般的公民参与不同，博克斯的公民治理不是“核心—边缘”式的而是“合作”式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代议者之间平等法权下的共治。这一共治因社区中党派政治的绝缘、组织层级的扁平、电子民主、广场政治的易得性、宪政法治的保障等因素而变得更具有可行性，同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次，博克斯的方案还指向了改造作为技术精英和公共服务职业者这一技术官僚的角色与职能。他认为在社区治理中，除了恪守传统的价值中立(Value—Free)，技术官僚应当将公共伦理中的“合法性”、“社会公平”、“公民的话语权”等[20](P113)作为目标或者角色职能，并将之贯彻到政策的执行中，由此提升公共服务职业者的公共责任关怀。但是博克斯对于这一伦理的制度化途径未做详解，例如是靠流程再造?还是靠监督?云云。

三、民主与科学同构的基本逻辑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自19世纪30年代以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一书发表为标志的实证主义产生以来，标榜“科学万能”的实证主义理论(即科学主义理论)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等学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研究中将现象与价值剥离、远离主观范畴、远离目的论、注重定量分析、主张价值中立成为它的基本内涵。在行政学的文本中，科学主义主要体现为主张行政追求效率至上、主张执行力至上，主张行政人员的技术和工具属性至上，剔除了公共伦理和道德关怀，“这种中立主义的推论蕴含着我们对于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的分辨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是对政治思想的一种阉割，一种精神领域的慕尼黑阴谋......它可能会导致文化帝国主义”[21](P109)。

从参与民主的视角来看，博克斯的“民主与科学”的同构论，为矫正科学主义的负面性提供了一种方案，它的基本逻辑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让代议者成为真正的服务型角色。无论是基于传统的社会契约论还是现代的“委托—代理”理论，代议者是公民的服务者这一逻辑都是共识性认识。为了使代议者更加具有服务性，博克斯主要的建议是让代议者分权，将其部分公共决策权分于公民的代表机构——协调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公民自己能做主的，让公民自己做主，管理当局只在公民的各种利益、诉求、观点发生冲突以及决策过程需要斡旋时才出面协调。(2)让公共服务职业者成为懂政治、讲道德的角色。博克斯主张对技术型、专业型的公共服务职业者施以伦理控制，认为他们除了忠实地按照效率标准执行、贯彻上级命令外，还应该帮助公民去实现公民自己的相关决定和目标，增加公民的话语权，也就是让这些专业技术官僚多一些积极的行政关怀、树立起积极的行政观念，并且在基层社区中去主动面向公众、帮助公众——不仅仅是坐在办公室执行上级命令。(3)让基层社区中的公民充分借助于现代信息技

术去向代议者、公共服务职业者发出理性的声音。在书中博克斯主要提到了一种“电子城镇会议”参与方式。通过这种技术上的支持，让公众可以迅速、及时、可控地去参与公共决策，形成公共意见，可以有效地克服参与的时效性问题，但是博克斯没有对这一技术性实践的若干细节问题进行论述。

以上可见，民主与科学的同构状态实际上是“公民”——“代议者”——“公共服务职业者”等相关主体围绕社区事务，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一种均衡状态。微观层次中的公民参与实际上是“作为自由个体的公民”在集体生活中“寻找政治”的过程。如鲍曼所言，对于公民个人而言，“不诉诸政治、不以政治机构为载体、不规划政治机构之行动方向，就不可能从个人自由中驱除不可靠性”[22](P8)。民主与科学同构的基本逻辑也就在于官民的有效互动，共同解决公共生活中回应性不足、民主缺失、公共性偏离等一揽子问题。

四、参与民主对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启迪

就基层治理而言，无论是美国社区的公民治理抑或中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基层民主建设，共同点之一是“作为公共性的民主”高度扩散于政治、行政两个领域，没有明显的政治、行政二分特征。但是，相较于中国，美国社区中的公民治理同宪政法治传统、平民主义文化、小政府传统、政党政治的疏远等因素合流，使得其参与民主相对容易践行。从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视角出发，“基层协商民主”成为时下公民参与和实现公共性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学术脉络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协商民主这一大系是参与民主的最新发展和创新;从组织层级来看，美国社区的公民治理同中国的基层协商民主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强调还权于民、代议机构的回应性与服务性、公共决策议程的自下而上等，这些都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启迪。

(一)形成基层合作治理的新格局

从微观政治到宏观政治，委托—代理的链条逐渐变长，代议者违背公共性和民主责任的潜在风险就越大。为此，博克斯在书中认为社区中，“通过弱化民选代议者的作用，回归城镇公民大会或者采取现代版的参与方式——如电子城镇会议，实施直接民主可能是处理代议制责任负担问题的合理措施”[23](P17)。博克斯所提供的“公民参与的官僚制”方案实质上就是一种官民合作治理的逻辑，也就是通过公民的参与来解决官僚制的责任、回应性、合法性等一揽子问题。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正在多层次、多广度地铺展开来，很多具有协商民主特征的地方治理创新实践如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多样化民考官机制”等也在诸如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中获得了奖项，为我们的地方治理、基层治理改革创新提供了前车之鉴。

放眼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中的官民合作治理，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并着重突出其“服务型政党”的内涵，通过在公民、代议者、民意代表、意见领袖中充当利益协调者和政策协商之斡旋者来转变角色，实现职能由领导和控制向服务转变。其次，要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协商结合起来，并更加突出自下而上的协商。林尚立等学者认为，在基层、微观社区的层面构建积极的公民参与，对于促进宏观、中观的民主建设起码具有以下几点意义：创造政治民主化的空间和民主的政治生活;培养公民的民主资质;为政治参与创造必要的框架条件[24](P36)。我国的基层群体性事件、频繁的上访等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基层民主的脆弱性，使得矛盾无法就地、及时解决。因此合作治理应该着眼于突出自下而上的协商与表达。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我们可以依托政协、人大等组织向基层和社区延伸职能、组织、人员，让诸如社区中的“人大代表工作室”、“政协委员联络站、流动站”等成为官民共治的桥梁。

(二)重塑基层协商民主的流程

公民参与和民主协商均需要在秩序中进行，有序的公民参与是程序民主所应具有的要素。基层协商民主的程序直接关系到政治、行政和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回应性、公共性、透明性等系列约束条件，“一项集体决定之所以具有令全体成员信服的效力，是因为它是在每个成员自由表达意见后形成的，而不是仅仅依据法律程序和多数原则所产生出的‘一致意见’”[25](P5)。在协商流程中释放基层公民的合意性表达是实现公民有序参与、有效参与、有度参与的重要规制要件。

基层协商民主的流程设计是落实有关各方合作治理、官民共治的应有之举。在这方面，一是要更加突出基层民主建设中事前的利益协商机制，即用“前瞻性价值观取代回应性价值观”[26](P8)，注重将基层官民矛盾消弭在萌芽和起步状态，将对代议制的责任控制前置，这在解决诸如公众因抗拒暴力拆迁、对集体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不满意等方面的矛盾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二要在流程设计中处理好党、代议者、公民及利害相关者的关系，使基层协商民主与党的领导相结合。我国现阶段在研究地方政府流程再造方面主要是集中于地方政府内部业务流程的重新划分、梳理等方面，主要的着眼点是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去回应公众公共需求。在政府外部公民参与的流程化建设方面，尚缺少一些针对性的研究。在我国基层公民参与实践方面，河南邓州农村基层关于集体重大事项决策的“四议两公开”程序对我们而言具有样板参考意义。“四议两公开”的要义是集体的重大决策事项需经过“四议”——党支部会议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四个步骤，以及“两公开”——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这两个步骤。这一流程设计没有趋向直接民主而是用程序民主为协商公共事务提供了规范和程序，使民主与权威、民主与科学共同发挥作用。这种参与的目的“似乎不在于怎样让每个人都来参与塑造他们的社区，而在于怎样让社区治理更开放、更容易进入、更受那些愿意参与的人欢迎”[27](P63)。

三要为基层协商民主的程序实践提供配套的公法规制依据。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否则过度强调公民参与极易走上民粹的邪路。在我国当代科学政治发展道路上，坚持民主政治除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坚持法治。公众参与的程序法治对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来讲，是不可或缺的，对政府决策来讲，有效的公民参与程序可以规制政府行政权力，更好地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决策权;对政府而言，又可以使公民的参与有效、规范、合法。但从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层面来看，关于公民参与的一般性程序规范是缺乏的。以农村村民自治这一领域为例，现有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于集体决策尽管有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的规定，但是对于更具操作的运作程序没有制度化的规定。在我国尚没有《行政程序法》出台的前提下，应当积极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程序的法律救济与保障，同时应在基层协商单位内部通过诸如“村规民约”等自制规范将一些好的程序民主做法如“四议两公开”确立下来，把它们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规范，为将来更高级别的规范设计和出台提供积极的参考。

(三)重视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中的公共理性培育

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的共同要义之一是让公民参与到公共意志形成的过程中。主体间的合作、流程的设计、制度的设计等均是协商的外在保障，基层协商民主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在于公民“公共理性”的培育。研究公民参与的学者们几乎一致认可“公共理性”在参与和协商中的重要性。博克斯在书中指出，“理性观念是让人们认识到公共政策是一项重要的事业，它需要时间、审慎的思考，需要公民有表达自己意见及使自己的意见被听取的机会，以及尊重他人观点的态度”[28](P19)。詹姆斯·博曼指出，作为一种公民参与的协商民主“强调理性化，既指个人理性，亦指公共理性，需要考虑集体利益。协商给出的理由必须首先符合公共性的条件，即让所有人信服”[29](P5)。马国泉认为，理想的公共理性主要由以下内容构成：公众横向的参与意识，即官、民的对话;公共利益意识;公民教育意识;社区意识，社区是培育公民意识最主要的环境之一[30](P125)。

具体到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中公共理性的培育，一是要创新公民权利意识的培育。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其共同的基石是作为私人领域观念的“权利意识”。而时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实践、创新中带有浓厚的政府主导特色，而缺乏公民权利的自觉。以四川平昌的“公推直选”改革为例，其做法是“用高度集中的一把手权力来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行基层的民主。用专制的手段来推行民主，其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自觉地排斥了民众的主动参与”[31](P227)。这种政府主导不利于基层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的基础上，还应当通过诸如公民参与的政策辩论、政策评论来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

二是寻求代议机构之外的公民利益团体来充当公共性和公共理性的培育载体。博克斯在书中通过弱化代议机构的作用，突出公民代表组织的作用来消解社区治理中代议者的责任，提升公民的话语权，使公民与代议机构走向政策对话，从而尽最大努力来实现公共性。我国城市基层中的业主委员会、农村的新合作组织等均具有产权性质、互助性质、权利性质、经济利益性质，创造一定的法律、政策空间让他们同基层的代议机构展开对话、合作是培育基层公共理性的一种新途径。

三是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团体在公民参与的公共理性中培育中的重要作用。如上文所指，博克斯在美国当代社区中探讨参与民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在市民社会内部反思、重构公共性的问题。在市民社会中，除了自由独立的公民个体以外，以各类NGO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也是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公共理性培育、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治理主体。在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中，目前来讲涉及面最广、参与较为充分的NGO主要集中于环境治理领域，除了我国环境问题近些年来较为突出这一原因之外，主要是在制度和机制等方面有很多相关的支持，才促成各类环保NGO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例如《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等都对公民参与的相关的主体、信息公开等程序，使得NGO等主体的参与成为一种可能性。因此，通过政府进一步的放权改革、制度保障、机制支持、NGO的规范化建设等，也越来越成为我国民主建设中公共理性培育的重要向度。

五、结语

在20世纪的公共行政史上，威尔逊的“价值中立”学说，与韦伯的官僚制、泰勒的科学管理合流，“产生了20世纪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模式，并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的领域中彻底剔除了出去”[32](P110)。民主，在公共行政领域的扩散成为给“公共行政科学化”套上的缰绳与笼头。当代的民主公民权理论认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官员既应该是技术官僚、政府雇员，也应该是将公民的责任延伸到其一生工作之中的人，“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保证某些程序和个人权利来确保公民能够做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选择”[33](P35)。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在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都是需要共同面对和研究的课题。放眼我国当代的民主改革，无论是党内民主改革还是政治民主、行政民主、社会民主、基层民主等的改革，均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民主的生态环境，使相关的民主改革能够与整体的社会变迁同构进行。在社区这一基层上探讨参与或者协商民主由于不涉及或者很少涉及意识形态和重大利益调整等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公共行政价值序列中“民主”与“科学”同构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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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井虹)

作者：王琪 孙立坤

第三篇：儒家文化在科学民主时代的困境与突破

摘要：分析了儒家文化从创立到成为主流思想以及它在历史上的历次困境与重构，特别重点分析了儒家文化在近代科学与民主背景下的困境和深层的各种支配因素，重点意图在于揭示儒家文化在现当代的真正价值和历史走向。

关键词：儒家文化;历史重构;科学民主

人类的20至21世纪是一个科技文化空前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对于多数民族来讲，挑战与机遇同样并存，尤其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更是这样。中国人有厚重的文化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比世界其他民族曾经的优越感要大得多。众所周知，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基础，离开传统，那现代化也无从说起，传统是文化的沉积，而人是文化中的人，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是我们无法避开而必须面对的，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统治中国文化的主流已有数千年，其观念已深入华人的血液中。当代的中国经科学与民主精神洗礼了几代人之久，国民皆因此切身受益匪浅，但是当今中国人的文化骨子里还是留下了儒学文化的深深烙印，如官本位意识，皇权崇拜，家族观念，和谐中庸之生活理念等等，这诸多因素中有一些是与时代精神可以契合的，可视为科技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可是更多方面则是与科学民主的理念相背离的。中国的儒学文化从最初创立到后来的没落，跨时两千多年，其间几经周折反复，也体现了多次的重构与发展问题。

一、儒家文化的创立和作为主流文化的完善

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在经历孔子至曾子、子思、孟子等人的一系列发展演变历程，基本形成了儒学文化的完整框架，其分类大概可归纳为天命、人性、认识、道德、政治、教育、道统等几方面思想内容。对于天命，孔子认为它是具有二重性的，即自然属性和人格属性，《阳货》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八佾》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在相信天命的同时，也强调个人的主观努力。孔子的天命观被后学继承和发展，自然之天的观点被荀子所发展为唯物主义自然观，其人格之天被子思、孟子所继承发展成主观唯心主义天命观，即《中庸》之“诚”。由此看来，儒家文化天命观之主流是将自然之天人格神化，这样就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神秘化，严重地阻碍人们对大自然进行科学研究和观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科学精神的树立与传承。

对于人性，有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对后学影响大的属性善论，其根源在于天命，天既有人格意志，那么天人合一，人自然生而有善恶之人性。

对于认识，孔子提出过先验的思维如“生而知之”，但孔子还有很多有积极因素的见解，比如说根据不同智力“因材施教”，其次可有实事求是的认知态度等。《大学》所提出的“格物致知”认识观点及后来程朱所提认知命题，则儒学认识论体系成为相对完善的体系。

道德对于儒家文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仁”为内在依据，以“礼”为外在形式，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这三者作为道德核心内容是缺一不可的，所说的“仁”即爱人，但在儒学文化中“仁”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仁慈或是友爱，在此基础上，它更注重人对天性、天道的一种领悟与实现，其中包含着依据自然规律去行事的积极因素。“礼”与“中庸”作为仁的保障属于制度与方法的范畴，现代评价儒学道德体系，我们应当以“仁”为重点剖析，评判并扬弃。因为“仁”为道德内在之本，而后二者只是其实现的外围保障，它们只依据前者作为附属品存在，他们本身不具有任何文化意义，另外儒家学说的道德论在政治范畴上也具有类似的规范，在这个问题上，个体与国家的道德规范是相通的。

在教育方面，儒家文化有较为完备的理论与践行体系，自孔子开始，儒家教育的对象、科目、内容及指导思想上都是中国文化史上之首创，孔子兴办私学，开展平民教育，孔子教育科目有《诗》《书》《礼》《乐》《春秋》以及射、御、书、数等技术，教育内容涉及文、行、忠、信等教育思想，有许多格言至今让人记忆犹深，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

孔子的儒家教育文化在封建时代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无论从理论水平和实用范畴都堪称当时世界的典范。及至《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和《中庸》所列的一些治学思想，儒家文化的教育理念与方法达到完备。从当前环境看，儒学的教育方式已经不符合时代需求，但是其中的一些治学精神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有些甚至我们今天的教育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儒家道统所述无非是儒学所认定的源流及传承问题，这其中除了其主观意图外，也在客观上反映了这一学说应对时代变迁所产生的变化和发展。

以上所说的这些内容能大概反映儒家文化的主流思想，到了宋代，程朱理学以儒学为正统，但是在此基础上，他们进行了适应时代的演绎与重构，虽然儒学在这一时期已呈现出传承的弱势和困境，但宋明理学还是在特定时代重新定位了儒学，使之能够勉强延续为封建专制正统服务的地位。

二、儒家文化在近现代的困境和重构思潮

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传承中最重要的重构发生在20世纪之初，这一次的重构是因封建专制体制、儒家文化主流等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面临生存危机而产生的，这同时还伴随中国的民族危亡。20世纪初的儒学重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他们所重构的儒学并不是针对传统的整个体系，康有为对孔子进行重新诠释，他认为孔子是一个有大同理想和进化思想的改革者，章太炎则高度评价荀况的儒学，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但却同时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有益的改造与偿试，试图与时代价值相符合，在其后梁启超也试图重新发扬儒学之意义，并希望用中国精神去挽救当时西方的文明危机。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义相对应的，以梁濑冥、张君励为代表的新儒家此时也成为儒家在此时期的主要文化派别，在之前康梁时期的儒学修正，其目的是从儒学内部去改造传统儒学，那么新儒学要做的是在新文化中的西化思潮中保全儒学正统，并依靠它来挽救中国的文化政治危机。新儒家的儒学再建活动在当时及其后都影响深远。

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五六十年代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代表人物，如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学术大家。20世纪的儒学重构是一种有渊源的文化重构，他们对儒学的重构是近代文化与传统儒学的一种衔接尝试，虽然他们各学派所尊奉的学术祖先不同而且彼此之间互相不合，但他们都不放弃儒学这一阵地，并且都努力把自己学说化为儒学正统。另外，儒学的这些重构尝试，其实都是通过对西方学术思维的借鉴和吸收，想使儒学得以新生并能够再次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新儒家文化在20世纪初的思潮对传统儒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这些学术作为对于中国文化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但是，他们在吸取相应西方文化的同时，虽然肯定了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却又对西方的现代化和现代文化持批判态度。新儒学虽然看起来推崇科学与民主，但是从他们对儒学的改造看，其主要理论基础是与科学民主理念相背离的，所以说新儒家的文化建设活动不可避免地要走入误区。新儒家学者对于儒家文化的心态通常是采用一种恋旧的文化情结，对于中国几千年以来儒学文化伴随专制体制腐朽的一面，他们没有全面的认识，特别是中国现代社会所应奉行的科学理性与民主精神，更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发展瓶颈，在这些方面新儒家的学者通常会避开而不作深入剖析，以维护儒家文化的正统。

三、儒家文化困境的本质和未来的价值走向

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一系列形而上学及社会学体系是基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背景和封建专制体制而建立的，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粹自有普适价值的因素，但是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直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生相变，紧密联系。作为主流文化，它已随着旧有的社会体制走得太远，以至于现代人们很难将其有效剥离开来。

新儒家的学者剖析了西方模式的社会现代化有诸多弊端，同时也了解科学与理性主义所造成的一些社会负面效果。但是新儒家学者仍然没有用客观的态度来评判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其实中国的科学与现代化不是发展快慢问题，或是究其弊端问题，而是科学民主精神还不够深入人心，反而科学现代化发展还不够快是中国社会发展最大的症结。科学与现代化在西方以及中国所出现的一切弊端都源于科学现代化的不彻底性，只有更为高级完善的科学发展理念才能解决诸多弊端。特别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和封建体制的残余影响会抑制和消解科学与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出现更多的现代化与传统经济间的矛盾，新儒学的保守思想与科学民主精神之间的关系也正是上述二者关系的文化体现。

在当今时代中，儒家文化的倡导者仍然试图用儒学的框架来为中国的未来文化树立既有的范式，这种文化建设的思路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当今中国社会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科学理性的现代文明转化，社会经历着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刻变革，旧有的儒学体系很难再与之契合适应，中国未来文化的创建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解构，进行再次吸收，对于儒学文化中涉及人类文化精神的普适因素，可以将其融入到世界文化的发展洪流中，最终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光具有科学与民主精神，同时也应具有明显的中国民族个性，我们应以客观平和的心态和对未来世界文化负责的原则来构建中国新文化，这样中国未来既不会丢掉科学与民主这件发展的制胜武器，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人的生养文化也将获得真正的新生。

作者：李晓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