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科学与技术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马丁·海德格尔是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先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对科学、真理等重要观念也有深入地分析。从海德格尔的思想背景出发，厘清海德格尔关于技术本质的反思进路，探讨技术与真理、科学和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力图展现出海德格尔审视科学与技术之本质的独特视域。
第一篇：科学与技术论文范文
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
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南京林业大学主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科学技术哲学论坛”，于2009年4月11～13日在南京林业大学隆重召开。会议共收到论文120余篇，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科学、技2-与公共政策的相互作用
本专题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从科技强国与公共政策的关联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技已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发展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事业，科技资源既是财富源泉又是公共品，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前提。迫切需要公共政策对科技发展以支持与调节，进而促进科技、经济、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段伟文从哲学的层面对科技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指出，科学的现实形相是一种有效的知识行动体系，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在为科技制定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必须面对从专家决策到社会参与、从专家知识到社会抉择、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等一系列思维方式的转变。重庆大学何跃认为，当代科学和技术已成为一种统一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建制，科学、技术与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科学技术一体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充分认识和肯定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对于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辽宁工业大学艾志强从公共领域的视角探讨了哈贝马斯拯救技术化统治的民主进路。他指出，哈贝马斯将技术放在民主对话的实践哲学的坐标系中加以理解，即建立一种关于技术的民主对话机制。东南大学赵志成重点论述了技术发展的政治调适，认为技术发展每一个方面都受政治因素的调适。
另外，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张卫良、蒋美仕就科技基础平台的国内外建议问题进行了发言;中国人民大学林坚就科学技术与教育的相互作用作了探讨;其他代表奉公、王耀德、王雪峰、闫泓多、秦泳红、杨煜、郭微微、李锐、冯艳、张云霞等还就三农科技政策、科技项目管理、技术流变与公共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主题作了论述。
二、科技决策与生态文明建设
与会专家就生态文明建设与科技决策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研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肖显静论述了生态文明视域中科学的自然转向及政策抉择问题。指出科学的实验建构和理论建构使得“自然科学不自然”。正是自然科学的不自然性，使得科学的技术转化成为可能，并成为工业文明的基础，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呈现出“反自然”的特性。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使科学更多地回归自然：加强面向自然的科学建设;复兴博物科学的传统;重视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让自然做科学的最终裁判者;建构后常规科学的决策模式。南京林业大学王国聘对科技创新的环境价值定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传统科技的狭隘人类中心的价值预设，导致其反自然的发展方向，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巨大负面效应。当代科技创新必须进行环境价值定位，在科技活动的价值追求中纳入保护自然和建设自然的目标。东南大学吕乃基重点分析了金融危机与生态文明的关系。目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中国如果通过科技政策、产业结构的调整，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化。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李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应树立“深绿色”理念，实现生产高效、生活高质、生态和谐的“一体两翼三赢”模式，将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早日建成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另外，会议代表杨水呖、黄涛、唐晓岚、程波、窦立新、严雅芬、孙之星等还就城市建设中的环保对策、地方政府科技决策中的生态责任、欠发达地区水污染防治以及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科技合作对策等进行了探讨。
三、科技风险、评估与决策
科技风险是当今科技哲学和科技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本次论坛关注的热点问题。江南大学商学院吴林海重点讨论了食品科技风险与安全问题，认为技术的局限与制度的缺失隐含了食品新技术的不安全风险，道德失范扩大了食品新技术的不安全风险。解决的主要途径是从技术创新、制度建设、道德规范等三个层面进行。中原工学院毛宝铭探讨了科技风险治理的范式转移问题。指出现代社会的科技风险问题集中反映了社会的治理危机。强调风险治理必须放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下来进行思考，并引入了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北京交通大学邬晓燕系统探讨了技术发展的文化风险问题，从内部考察，技术发展的文化风险表现为伦理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社会心理风险和价值评价风险;从外部考察，技术发展的文化风险体现为威胁人与自然的关系，制造新旧技术文化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导致以技术转移和技术入侵为基础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我们应当从技术层面、建制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整体有机地防范和管理技术风险，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杨会丽提出并分析了专家主导科技公共决策的问题，东南大学魏晓燕对我国科技风险研究进行了分析，东南大学朱敏重点进行了技术风险量化理论的价值论分析，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王芸、蔡永海探讨的重点是技术引发的生态风险伦理问题。其他会议代表还分别就“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农业技术应用风险控制”、“科技风险伦理探析”、“科技风险的公众认知”等进行了探讨。四、“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专题
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也是本次论坛热议的话题之一。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韩跃红认为，公共政策的质量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合理性，食品安全、工程安全事故启示人们从伦理视角审视现行政策。应该特别强调公共政策的生命伦理维度，促进生命伦理观念向公共政策渗透。中南大学蒋美仕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经济基础及其利益驱动、价值观念及其目标选择、制度设计及其现实运作、行为后果及其评价机制等宏观社会层面的环境影响，构成了引发科研不端行为的外部拉动力量;而微观个体层面的科学家、中观组织层面的专业共同体及科学界，则是导致科研不端行为的内部推动力量。广西民族大学高剑平等重点探讨了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与当代社会重建问题，认为工具理性的技术作为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手段与初衷，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逐步走向其对立面，产生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其根源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要超越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人类必须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和人性化技术，重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南京林业大学刘海龙提出了人类遗传资源研发应遵循事先知情同意原则、无伤原则、公平原则、正当原则等伦理原则。郑州大学教育学院赵培军、王国领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技伦理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公共科技政策形成与实施要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一致，必须结合代际伦理的需要，形成与实施既能够满足自己发展需要又能造福子孙后代的公共科技政策。南京林业大学牛庆燕则试图从科技决策的价值选择的角度来破解“科技理性”的伦理困惑。科技规划的制定与科技决策的施行理应引进公众参与机制，推进科技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弥补科技理性发展的不足，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理对接，建构科学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叶豪芳、娜仁以水库开发项目中的移民政策为例，系统论证了以人为本是科技政策的伦理基础。
除此之外，会议代表陈建新、刘海波、万小龙、刘高岑、李浙生、刘长明、于波、刘永谋、徐治立、刘劲扬、涂明君、郭晓东、薛桂波、胡长生、王海云、曹昱、史晓静、朱克军、陈晨等还对科技发展与方法创新、科技决策与公众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与会者普遍认为，会议所涉及的热点问题一方面说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观已经进入到从传统的科技发展观到现代科技发展观的转变的关键时期，另一方面也表明科技发展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十分密切，科技发展观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日益重要。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工作者，进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科技决策的研究大有作为，任重道远。本次会议的主题以及对该主题的探讨，是一个理念上的革命，开辟了科学技术哲学领域新的研究方向，对于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相关研究，更好地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为国家发展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王全权
第二篇：追问科学与技术
〔摘要〕 马丁·海德格尔是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先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对科学、真理等重要观念也有深入地分析。从海德格尔的思想背景出发，厘清海德格尔关于技术本质的反思进路，探讨技术与真理、科学和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力图展现出海德格尔审视科学与技术之本质的独特视域。
〔关键词〕 海德格尔；技术；真理；科学；形而上学
〔
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在海德格尔生活的年代，科学技术暴露出了种种弊端，引起了他对于科学技术传统观念的重新思索。技术中所体现的功利价值诉求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们丧失自我而深陷于对功利价值的近乎疯狂地追求；科学甚至也演变成了真理的典范或化身。海德格尔针对科学与技术在生活世界中所占有的统治地位，向科学与技术的本质提出了质疑。科学与技术的本质是什么？它为何能取得如此强大的话语权？科学与技术为何产生于生活世界中抑或生活世界具有其他可能性向度？科学技术对生活世界的这种决定性影响会将人类带入自由与真理的殿堂，还是引向单向度的乏味的深渊？为了回应这些问题，海德格尔开始了对科学与技术本质的追问。
海德格尔并非职业的科学技术哲学家，他从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即从存在主义的向度出发，运用现象学方法对科学与技术之本质进行追问，并对技术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此，伊德曾评价道：“技术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中，可以说根源于海德格尔的著作。”[1]（110）笔者通过分析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解析出海德格尔眼中的科学技术之本质，以及科学技术与真理的内在联系。
一、现代科学何以成其所是？
（一）“存在”之被遗忘
现代科学如何成其所是？其本质又如何？海德格尔在以全新维度解读整个西方哲学史，重新审视西方形而上学史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深刻地回应。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开启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决定了此后西方哲学思想的走向。柏拉图看到了万物变动不居、恒常地处于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万物在主体内产生的表象更不具有主体所追求的那种永恒属性。因此，柏拉图企图将“理念”作为存在的最高形式安置于另一个世界中，并将这一“理念世界”作为经验世界中存在者的最终规定者，万物只能通过对某一理念形式的模仿（分有）才能获得其存在根据。亚里士多德则主张通过“范畴”来把握经验世界。“范畴”是先于存在者存在，并内赋于认知主体的东西。主体自然地凭借“范畴”来认识和规定世界中的存在者，存在者通过范畴为主体所表象。这样一来，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最终根据只能来自于这种形而上学的规定性——“理念”或“范畴”了。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因此取得了那种绝对的优先地位：对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形而上学追问取代了对于存在者之存在自身的追问。“形而上学不是从在出发进入在的敞开境界之可问之处”，而是“从在者出发又归结到在者上去”。[3]（86）这样，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最终造成了“存在”长期地被“遗忘”。此在也作为主体与作为客体的存在者对立而置，并最终从与真理的那种无遮蔽的关联中滑落。
（二）流俗真理观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前苏格拉底时期，此在源始的在真理之中，处于与涌现着的自然的无遮蔽的关联之中。此时真理之内涵还是那“依其自身显示出来”的东西，即与“自己显示着的东西”是同一的。随着形而上学被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引入，必然导致流俗真理的产生。流俗真理本质上具有几个鲜明的特征：（1）真理以命题形式来表达；（2）真理以符合论为前提；（3）真理要求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正确性与统一性。
以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为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在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能量的总量不变”。如果现实世界中实然地发生了一个物理事件，譬如一颗炸弹的爆炸，物理学使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得出炸弹能量释放过程的本质：火药燃烧产生的热能转化成弹片的动能、势能和热能，其余能量以热能形式散失到周围环境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会十分确定地认为炸弹爆炸这一物理事实，与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这一命题真理是相符合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事实以这种符合论的形式证实了这一命题的正确性与可靠性，这一命题也便作为真理——“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被广泛地接受为确证无疑的。
事实上，在新的物理事实被纳入这一命题解释范围之前，这一真理自身已经强制性地预先设定了符合的标准。也就是说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迫使我们在判定物理事件本质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计算性、可测量的能量作为度量标准，它使我们用“能量流向”的这一表象方式来表象物理事件。我们以“能量”这一表象方式，迫使炸弹爆炸事件以能量转化的形式向主体展现出来，并最终以“能量”为标准来衡量这一物理事件与“能量守恒定律”相符与否。从本质上看，炸弹在爆炸之前，“能量转化与守恒”已经历史性地先在于事件本身之中了。我们所说的真理之正确性，无非是主体对于事件本身规定性的自身统一性。这种规定性仅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规定性，它以主体对于事物的认识和表象活动为必要前提。流俗真理在“主体——表象——对象”这一进程中获得其源始依据。
由此可见，在流俗真理的视域内，自然世界中的存在者仅仅具有一种表象性的规定性。因为，真理自身正是基于主体的这种表象性行为才成为可能的。这种表象方式与前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发端具有相同的本质。主体正是通过运用类似“理念”或“范畴”的东西来表象对象性的存在者。在这里，存在者由于主体的表象活动而获得了对象性，并与主体相对而立。流俗真理观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现代科学之本质也是在形而上学的语境中必然产生的，无疑已经成为那种流俗真理的代言人。近代自然科学正是建立在流俗真理观基础之上的，科学命题在现代社会中总是被赋予那种颠扑不破之真理的意味。海德格尔对流俗真理观持批评态度，阐述海德格尔语境中真理之本质，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恕不赘述。
（三）现代科学成其所是
现代自然科学之本质与这种以追求正确性为目标的流俗真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正是在主体以特定的筹划方式与存在者交道过程中的产物。海德格尔认为，传统观点认为近现代科学之不同于古代科学的本质有三：（1）现代科学从事实出发，中世纪科学从普遍性的思辨命题和概念出发；（2）现代科学是实验科学，它注重实验研究，主张实证的方法；（3）现代科学是可计算性和可测量性研究。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划分并不足以说明两种科学的本质区别：因为无论是近代科学还是古代科学都或多或少具有以上三种特征，只是程度或范围上有所不同而已。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不同时期内此在与物的交道方式和对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学筹划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所谓与物的交道方式就是此在在世界之中的方式。海德格尔把这种方式称为此在的“生存结构”，亦即此在与自身、与世界相关联的基本方式：理解、置身性、言谈。而这种置身性正是此在通过使用工具与世界整体发生有机联系的形式——操劳。科学正是通过此在的这种操劳与世界进行交道的。古代科学之区别于现代科学的本质之处就在于，此在在这两个时期是以根本不同的方式与世界进行交道的。
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学是一种最引人注目的‘取’，在这种取中，取者取的只是他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4]（847-884）而这种已事先被取者所拥有的东西就是那种形而上学之筹划，即那种取者通过操劳而对存在者之本质进行的规定。如果我们对此的确以某种方式有所认识，那么我们就对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有所认识了。也就是说，对象只能以主体规定对象的方式向主体显现。在对对象进行认识之前，主体已经具备了某种关于对象之为对象的规定性的知识，而主体所要认识的正是这种已经被主体所具备的东西。那么这种形而上学的筹划又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认为是“数学的东西”、“数学因素”、“数学筹划”。之所以说是“数学因素”而不直接说数学本身，是因为海德格尔认为“数学因素”蕴涵着多于数学本身所具有的东西。狭义上的数学只有以“数学因素”为前提才成其为数学。因为“‘数学因素’是那种对物的基本态度，以这种基本态度，我们才按物已经给予我们的东西，必须和终将给予我们的东西来对待物。因此，数学因素是关于物的知识的前提。”[5]（847-884）因此，说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数学因素，本质上并不是想表明现代科学是运用数学进行工作的，而只是说现代科学采取了一种数学的方式与世界进行交往。此在以数学的方式进行操劳，采用数学的态度对存在者进行表象，使存在者以可计算、可测量的量化形式向此在显现。
然而，古代科学却具有本质上不同的另外一种筹划。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的运动方式和位置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任何物体都按其方式具有其位置，并趋向其位置。圆周运动是最完美的运动，因此，天体必然依此方式运行。“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自然运动的原因在于物体自身的本性中，也即在其最本己的存在中”。这种观念本质上可以称之为“自然本性的筹划”。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此在与物进行交道的方式或那种对待物的基本态度是这样的：他们按照自然存在者具有的本性来筹划和领会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高处的物体释放后会自由下落是由于物体具有向下运动的本性；“月球不掉到地球上来，是因为月亮做圆周运动是自身圆满的、无赖于它之外的任何东西，诸如作为中心的地球。”[6]（847-884）而这种对待物的基本态度，导致了当时的科学必然会呈现为其所是的样式；正如“数学筹划”必然导致现代科学必定是以数学的方式同世界进行交道一样。因此，两种科学是处于不同的语境与筹划下的必然结果。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审视古代科学，并将其视为是错误的，这样的做法在海德格尔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不同的先行筹划规定了不同的与物交道的方式和物之为物的存在性根据，而两者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以各自筹划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认识仅仅是从对象或客体中表象那些已经事先筹划好的东西罢了。
“科学乃是一切存在之物借以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决定性的方式。”[7]（39）可见，科学本质上是此在理解或领会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领会方式首先以主体同其认识对象即客体的对置为前提。只有在这样一种主——客二元论关系中，客体才能以科学的方式为主体所表象，也才成其为科学意义上可计算、可测量的对象：“只有如此这般地成为对象，如此这般地是对象的东西，才被视为存在着的。”[8]（77-115） 由于这种认知活动确立了主体相对于客体的绝对的优先地位，进而成为了真理之正确性的唯一标准。海德格尔认为：“人在科学之中变成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9]（77-115）
正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使主体与客体的这种对置关系得以确立，而这也导致世界整体沦为了一幅“图像”。“在世界成为图像之处，存在者整体被确定为那种东西，人对这种东西做了准备，相应地，人因此把这种东西带到自身面前并在自身面前拥有这种东西，从而在一种决定性意义上要把它摆到自身面前来。所以，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这时，存在者整体便以下述方式被看待，即：唯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10]（77-115）
因此，科学的本质与源自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形而上学导致了这种“数学的筹划”，在这种筹划中，对象作为客体与主体对立而置，主体在对可计算、可测量的客体进行表象过程中，企图获取一种主体间的正确性与普遍性。这就是海德格尔关于科学之本质的核心观点。
二、技术的追问
现代技术与现代科学在社会话语中往往具有一种天生的同源关系。以至于传统的观点认为，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只有在获得科学理论的支撑、在科学的指导之下才能获得发展。简言之，技术进步根本上依赖于科学的发展。然而，海德格尔却试图从另一重维度重新解读技术的本质。这种解读认为，当科学与技术都仅仅是此在与世界的一种交道方式时，也即在二者都只是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置身性方式时，尽管技术的发展看似在历史上晚于科学，但就二者的本质而言，技术之本质却总是历史性地在先的。现代技术之本质与西方形而上学本在质上是同一的，现代技术是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就在西方形而上学开启伊始，技术作为一种交往实践的方式，便立即确立了其本质。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十分明确地将技术之本质作为追问的对象，并运用现象学方法探究这一“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的根源。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生活于世界中的方式是一种“操劳”，即我们与世界“最切近地交往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觉知的认识，而是操作着的、使用着的操劳——操劳有它自己的‘认识’。”[11]（79）正是在这种操劳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认识”或“揭示”。此在在通过使用工具的过程中既规定着世界之本质，同时又设定了此在自身的存在性根据。我们可以通过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锤子”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操劳的本质。“锤子”在被此在运用之前，或者锤子在处于“上手”状态之前，是完全没有获得锤子之为锤子的功能性规定的，锤子在此时还仅仅是一堆“无意义”的物质实体而已。然而，当此在拿起锤子开始与世界进行交道的时候，锤子作为锤子才获得了规定。此时此在也因为使用锤子而获得了规定性，与此在发生联系的世界同时也获得了其存在根据。正是在这种“此在——存在于——世界”的意向性结构中，此在通过使用工具“存在于”世界之中。因此，“工具”作为一种技术形态成为存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树的本质不同于每一棵个别的树一样，“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技术之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12]（924-954）传统的关于技术的本质有两种流行的观点：（1）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2）技术是人的行为。海德格尔将这种观念称为“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他认为这种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另一种追问进路，直面技术的本质。
海德格尔认为：“目的得到遵循，工具得到应用的地方，工具性的东西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也就有因果性即因果关系起支配作用。”[13]（924-954）因此，海德格尔由对因果性的研究开始对技术进行追问。因果性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结果因。正是通过这四种招致方式将某物由遮蔽状态带入显现中。然而是什么东西先行将这四种招致方式统一起来，并最终导致物的产出呢？海德格尔认为，“产出从遮蔽状态而来进入无蔽状态而带出。唯就遮蔽者入于无蔽领域到来而言，产出才发生。这种到来基于并且回荡于我们所谓的解蔽（das Entbergen）中。”[14]（924-954）因此，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在我们建一座房子或一艘船的时候，“这种解蔽首先把船和房子的外观、质料聚集到已完全被直观地完成了的物那里，并由之而来规定着制作之方式。”[15]（924-954）正如上文关于真理的论述，解蔽作为一种揭示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取，在这种取中，取者取得只是他根本上已经拥有的东西。因此，房屋与船的本质是那种事先已为主体所拥有的东西，技术作为解蔽方式在先地拥有这种对于存在者的规定。
然而，这种解蔽的本质又是如什么呢？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16]（924-954）进而，这种解蔽具有促逼意义上的摆置之特征。现代意义上的农业技术与古代的耕作有着本质性的区别。海德格尔认为，现代农业技术有一种无理地促逼性特征。即我们对土地进行施肥与灌溉的行为是受到那种“产出更多农产品”之目的的促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蛮横地强迫土地产出更多农产品，这种无理要求甚至超过了土地自身的能力。与之相反，在古代的耕作过程中，农民悉心地呵护与照料着土地，每一粒果实都饱含着农民辛勤的汗水与自然的恩赐，果实因此也具有了一种丰富的内涵。因此，古代农耕不仅仅像现代农业中那样，只为着一种可以度量的产量而运作。在现代农业的标准化与量化运作过程中，果实的内涵被单一化为订单上的单纯数字，并最终变成了口袋中钞票数量的多与少。在这种促逼中，土地之为土地，农民之为农民的本质都深刻地被改变甚至扭曲了。
这种促逼现象的普遍存在，导致了此在由真理的守护者滑落至一种持存物。也就是说，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格局中，只有物才作为持存的东西与主体对立而置。现在的情形是，在技术取得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中，表面上是人类取得了这种对于自然的绝对的统治地位，然而十分荒谬的是，在这种假象后面却隐藏着此在的被物化倾向，最终沦落为一种持存物。社会中流行的“人力资源”、“劳动力市场”等概念，就是对这种现象的生动说明。
在人类历史上，运用理性来把握、改变甚至控制自然界是此在永恒的旨趣。在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距离这一目标的实现似乎已不再遥远。人类最大限度地对自然进行开采与利用，在世俗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的引导下，在世界中的一切存在者（包括作为“人力资源”的此在在内）都被贴上适切的价码摆上货架，被裹挟于商品经济大潮中茫然地游荡。现代技术在这一危险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技术不仅作为改变自然的单纯手段，更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筹划深刻而迅疾地重塑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思维方式，造成了思想的全面的技术化，价值标准的单一化，文化的单向度化。在技术化浪潮中，功利价值成为人们全部行事方式的唯一指向，它从主体而来指向存在者，而又返归于主体。
海德格尔认为，造成上述种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科学与技术自身的悖谬。科技在促逼的意义上摆置着自然、摆置着此在，使世界依照科技化的方式运行。然而这种促逼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认为，促逼的本质是一种“座架（集置）”、一种“命运”，人类被束缚于这一座架之中而丧失了自由。此在也只能毫无选择地按照座架的要求与命令置身于世界之中。这种观点正是技术哲学中技术实体理论的策源地。
然而，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命运绝不是一种强制的厄运。因为，人恰恰是就他归属于命运领域从而成为一个倾听者而言又不是一个奴隶而言，才成为自由的。”[17]（924-954）因此，尽管此在受到命运的遣送而居于一副座架中，但却并不表明人没有摆脱这种宿命的可能性。科学技术仅仅是人类理性在试图解释与控制世界的进程中走向一种可能性边缘的结果，即一味地去追逐、推动那种在订造中被解蔽的东西，并从那里获取衡量一切的尺度。但是此在于存在论意义上具有其他可能性，即原初地处于一种无蔽状态：“人更早、更多并且总是更原初地参与到无蔽领域之本质及其无蔽状态那里，以便把他所需要的对于解蔽的归属性经验为他的本质。”[18]（944）
人类想要摆脱这种命运的摆置，所要做的就是重新聆听与理解存在的其他可能性，重拾此在及世界整体存在之本质——自由。此在只有在自由中，因而也只有在真理中才能原初地与自己本身照面，在那里才有此在之存在性的根据。在对科技的追求与领会中，此在会感知到自由与真理本身，此在原本可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处于技术“座架”统治之下的危险中，然而最危险的地方也恰恰蕴含着最切近的救渡的可能性。海德格尔也曾寄希望于艺术形式，以抵御现代技术对人性的操控与侵袭。与技术同构的艺术，原始地蕴涵着将存在者带入无蔽状态的可能性。艺术成为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另一重可能性。这种置身性使此在原初地同存在者的无蔽状态自由地关联起来。在自由中，此在聆听着真理之本质。
海德格尔对梵高著名画作《农鞋》的解读说明，艺术中蕴含着真理与自由的原始力量：除了一个不确定的空间外，这双农鞋的用处和所属只能归于无。只是一双农鞋，再无别的。鞋子上甚至连地里的土块或田陌上的泥浆也没沾带一点，这些东西本可以多少为我们暗示它们的用途的。然而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却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集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 按照科学技术化的思维方式，此在在审视这双农鞋过程中可能仅仅关注它的价值指向，即它有什么用途呢？它的价值何在？总之，这双农鞋在此在的表象过程中获得了其对象性存在，进而成为客体与此在对立而置。在功利价值维度上，农鞋对于此在是很少有价值的。然而，这双农鞋作为美学意义上的存在、作为一件艺术品，更多地凝聚着不在场的存在意义。它自然地折射出破旧的农鞋背后所经历的农人生活的艰辛、大地泥土的厚重、雨水的甘甜……
三、结 论
本文简要解析了海德格尔对于科学与技术之本质的追问历程，探究了科学与技术的本质与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关系，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是如何在传统形而上学语境中发展演进的。海德格尔认为，在科学与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有被科技裹挟着前行而丧失自我体认的趋势。科学与技术只有在此在对其存在之领会的前提下才能成其所能是，但应该仅仅是此在中的一种而绝非唯一的存在方式。但这种可能性从诞生伊始似乎就将其他可能性连根拔除，并逐步走向令人绝望的边缘，最终使人类陷入深深的危险之中。
尽管有人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技术本质上囚禁了人的存在，并难有解脱之可能。然而，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勇敢者的哲学，其试图从危险的深渊中寻求解救之途——“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摆脱这种命运摆置的第一步便是对于自由与真理之本质的重新领会，将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此在与存在者整体的一种交道方式，从此在的这种置身性中发现救渡的可能。技术的本质与艺术之本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此挣脱技术“座架”束缚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艺术的东西”重新审视技术的本质。“我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就是说，让他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19]（1239）对于科学与技术，人应该采取那种“泰然任之”的态度。这样，此在才能够免受科学与技术的束缚，以艺术的方式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上。
〔参考文献〕
[1] 吴国盛.技术哲学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11]]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3] [德]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5][6] [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
[7] [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2010.
[8][9][10] [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世界图像的时代》）[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
[12][13][14][15][16][17] [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技术的追问》）[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
[18] [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
[19] [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泰然任之》）[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
（责任编辑：钱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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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伯鲁 徐文杨
第三篇：知识经济与科学技术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为第一要素，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基础和支撑。
一、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变革
在农业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非常缓慢，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进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揭开了工业经济的序幕。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实现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产生的以核能、激光、计算机、电子与信息等技术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知识经济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以制造工具为主的机器大工业成为社会化生产的主体，产业结构实现了由农业为主导向工业为主导的转变。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则实现了对社会生产力系统的科学化改造，使以工业为主导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以信息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完成了生产力由“硬”到“软”的过渡，从而使知识经济成为了一种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高级经济形态。
如果说农业经济是以原生性资源(土地)为基础，经济发展取决于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工业经济是以再生性资源(制造品)为基础，劳动力、商品和资本是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知识经济则是以智力资源(知识、人才)为基础，以知识的创新和投入为主体，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科技创新和创新性知识的广泛应用。
二、科学技术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经济，是以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直接依据的经济。知识经济就是以科学知识为资源基础，以高科技手段为中介，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是知识、技术和经济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即以智能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力系统。因此，科学技术是支撑知识经济的基础，其作用主要体现在：
1.科学技术导致了高技术产业的产生与发展。20世纪中叶，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机技术，以及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技术群的产生与发展，直接导致了以信息生产和服务为核心的一系列高技术产业开始出现。它们的兴起，使产业结构的链条得以向前延伸，拓宽了经济发展的领域与空间。
2.高技术产业和新兴技术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以科技密集度大、创新能力强、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在市场竞争中独领风骚，并迅速成长壮大起来。这使新兴产业和应用新技术的产品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3.科学技术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当代社会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表现为第三产业、第四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并在全部产业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4.科学技术导致了产品科技含量提高、成本降低、性能改善，适应市场需要的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涌现。
三、知识经济是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经济
知识经济的本质就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智能化。它标志着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又一次升级换代，即由普通机器时代向智能机器时代的跃升。而促成这一质的变革的关键因素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生产力系统的全面改造。
知识经济之所以有别于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经济，就是因为它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并且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
1.知识经济在资源配置上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通过知识、智力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因此，在知识经济中对智力资源——人才和知识的占有就比工业经济中占有稀缺自然资源——土地和石油等更为重要。今天经常为人们所提到的则是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他的成功主要靠的是无形的资源和财富——知识。
2.现代科学技术对知识信息来说具有核心地位。发达国家高科技的产值、出口额的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其他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正在成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力量。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所谓知识经济就是在资源配置上以智力资源作为首要依托的经济，同时也是科学技术处于核心地位、实质上也就是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经济。
四、可持續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工业经济时代，机器、设备和原料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虽然使有些问题得到缓解，但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生态环境还在恶化，资源枯竭势头没有得到抑制，发展中国家在重复发达国家过去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等。
知识经济时代“资源”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展，即有实物资源，也包括知识和信息资源。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进行独特的生产，形成独特的产业即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资源、甚至是主体资源。
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撑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决定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和效率，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投入，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无可非议地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第一支柱产业，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从萧条、复苏、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
因此，只有更加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用，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信息成为主体资源，实现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升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总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基础和支撑，是国家安全能力的保障;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石，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更是人类文明永不枯竭、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评价科学创新的价值，也就不能仅仅看其科学的理论意义及其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更应该看其对人类经济社会进步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作者：李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