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艺谋电影的艺术美学——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例

2022-09-22

张艺谋是我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时至今日,在张导的16部作品中,我们总结出张导以民族文化、社会思考、文化寻根、历史折射等为创作的思想主题,创作出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归来》、《有话好好说》、《红高粱》等优秀作品。通过这些影片,我们不难发现张艺谋导演是一个非常热爱思考的导演,同时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关注社会、关注现实、讨论现实、甚至试图去说明现实,笔者认为张艺谋导演可以说是时代的歌者,尽管对于时代的书写,张导用了诗意曲折的写法——通过历史的展现来表现他对时代的理解和关注。笔者认为,就是这种通过历史意义展现导演对现实的关注,正是张艺谋导演电影美学观念的重点。历史的眼光叩问现实、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张扬的情感宣泄和强烈的自我意识表达就是张艺谋导演的美学内涵。结合张导的16部影片,笔者发现张导的美学观念具体表现为:悲剧意识、女性切入、民俗烘托、色彩修饰。所谓悲剧意识,就是张艺谋导演善于把现实的困境和悲剧意识完美的结合起来,以女性作为叙事视角,展现女性在历史的困顿下人性的压抑。那么,张艺谋导演的美学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张艺谋美学观念形成原因

我们知道张艺谋导演的美学观念:悲剧意识、女性切入、民俗烘托、色彩修饰。那么张艺谋导演的美学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张艺谋的家庭和时代对他美学观念的产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通过查阅资料,笔者了解到,张艺谋的家庭经历了中国的两个时代——新旧时代。张艺谋的父亲和两个伯父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在解放的前夕,张艺谋的大伯逃到了台湾。张艺谋的父亲因为“军衔”和哥哥的原因,被打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这也为年幼的张艺谋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抑。从小被排挤的张艺谋内心是压抑、扭曲的,这也是为什么张艺谋的电影多是悲剧意识覆盖的原因。

张艺谋的母亲对他的性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张艺谋的美学观念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张艺谋的母亲是一个医生,据资料显示,她性格开朗、热情、乐于助人。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他都乐观向上。她承担着整个家庭的重任,却从来没有抱怨过。[1]母亲的这种性格影响了张艺谋,为他培养了坚忍不拔、自立自强的性格。正是母亲的这种性格,我们可以看到在张艺谋导演的作品中女性大多性格坚忍不拔,无论是《红高粱》里的九儿,还是《金陵十三钗》的玉墨都是性格坚强,巾帼不让须眉。可见母亲对张艺谋性格和美学创作观念的深远影响。说到家庭,我们必须要提到张艺谋的出生地——陕西。张艺谋是西安人,西安做为我国历史上的闻名古都,同时还是中华文明的发扬地,其深厚的历史文明影响深远。西北浓郁的历史感、厚重感是其他地域所不具备的。这片土地展现出来的艺术美、力量美、粗犷美都影响着张艺谋的审美取向。陕西大片的红、黄色土地更是为张艺谋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烙印。所以张导的第一部作品《红高粱》展现的就是陕西的民俗风情,大片的高粱地,粗犷的陕西汉子更是张导的审美趣味的体现。下面,我们就从《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作品来分析张艺谋导演的艺术美学。

二、创意美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以20世纪20年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创作社会背景。讲述了陈家大院里女人们的悲剧人生。女主人公颂莲因为父亲的意外死亡被迫辍学,在继母的念叨下被迫嫁给陈老爷当四姨太。在陈家有陈家的规矩,红灯笼挂在哪位太太的院子里,老爷就去哪位太太院里过夜,太太则可以享受到捶脚、点菜的权利。在陈家大院里,大太太年老色衰,不争不抢。二太太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三太太模样俊俏,性情刁钻。颂莲单纯倔强,心高气傲。在这个院子里,四个太太为了得到老爷的宠爱,向往的权利、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上演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

“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创意美是电影艺术美的重要标志。我们知道,《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张艺谋导演改编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张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并非是单纯的将文字转化为声画形态,他在原作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提炼、加工、再创造。使影片的思想更加深刻,主题更加鲜明。小说《妻妾成群》是通过情欲关系来展现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压抑和摧残,而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是通过太太们在对权力的角逐下做出的一系列行为,从而表现了封建礼教对女性思想的侵蚀、对人心灵的扭曲。将《妻妾成群》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是张艺谋导演的创新美。在影片中,导演将红灯笼作为整个影片进行的重要道具,将它化身为权力的象征物——将权力物化。红灯笼就是老爷,就是陈家规矩的象征、也是各房太太争相追逐的权利。张艺谋导演将红灯笼这一物件提取出来,作为整部影片的衔接物,让红灯笼贯穿整个故事的始终,见证当时女性在封建家庭制度下的压抑和心灵逐渐扭曲的过程。如:颂莲刚入府时,第一晚,先是挂上了红灯笼,一系列的捶脚之后,老爷入房。导演刻意在老爷和颂莲同房时,给了大红灯笼特写,同时配以幽怨、深沉的京剧女声唱腔。在老爷被叫走后,颂莲走到镜子前,举起红灯笼,看着镜中的自己,留下了眼泪。张艺谋导演通过蒙太奇将红灯笼这一物件细节贯穿整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创意美还体现在导演没有将主要的内容设置为一夫多妻制下妻妾内讧,而是借不同女性的同一命运揭示封建礼教、封建文化对女性、对人性心灵的摧残。批判了罪恶的男权社会。使得影片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体现了导演对社会现状的深思、通过历史折射现实,对社会、人文的关怀。

在影片中,导演将“规矩”一词进行了新的加工、概括,将它变为封建等级制度的代名词。把“红灯笼”意象化,使大红灯笼变成了规矩和仪式的核心内容。成为女性地位、权利、尊严的象征。

三、造型美

影片运用大量浓烈色彩使得人物状态外化。《大红灯笼高高话》开篇用了一个长达一分半的中近景长镜头来交代故事发生的起因,主人公颂莲一身白色的学生服坐在导演刻意营造的方方正正的空间里,在空间造型上,我们感觉很压抑,正方形的框子里装了一个人,正是“囚”字,这是导演运用画面语言为我们刻意营造的美学造型。在颜色上,颂莲一身学生服,为我们既揭示了她的身份也营造了主人公内心的情绪,使得主人公的情感状态外化。之后的镜头是迎亲,鞭炮齐名,颂莲从家中走出,导演运在色彩上用了大量的黄色和红色,表面上是吉祥的色彩,但在影片中,导演却用这样的色彩将我们引入意想不到的家族制度怪圈中。

除了不同场景情绪渲染选择不同的颜色进行对比外,导演还在本片中利用人物的衣着变化来外化人物,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陈家的四位太太在衣着上的性格外化是十分明显的。清心寡欲的大太太和城府颇深、向往权利的二太太从始至终都穿着颜色深暗,花色复杂的丝质衣服:而三太太梅珊则是起初的大红色丝质旗袍到彩色的衣服再到最后的淡蓝色旗袍直至最后被老爷处死的白色衣服。在这些造型上,我们不难看出人物的性格外化,三太太从得宠、骄横到渐渐看淡到最后非正常的死亡的整个人性的过程。颂莲的衣服颜色则是白色、彩色、淡蓝色到最后的白色,导演使用同三太太一样的塑造方式,向我们刻画出颂莲从单纯、纯净、争夺、到最后人性的回归的“轮回”过程。这样直白外化的造型塑造,成功的将导演的意图明显表达,使得观众快速获得有效信息。

四、形式美

电影的审美特征可以从“意”、“象”两方面解读,“象”就是电影声音、画面图像以及声像在时空运动形成的“事”象,这些“象”包含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蕴就是所谓的“意”。[2]

《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剧作结构上,导演将其分为四个段落。跟随季节变化分段——院子里的夏、秋、冬和第二年的夏天。张艺谋导演刻意的使这个院子没有春天,利用“春”这一美好意象的缺失给了封建旧社会一个下马威。这正是本片的外延,导演利用时间的形式感明确的表现出自己的自主意识和对封建社会的批评态度。同时,张艺谋导演利用夏、秋、冬在生活中各自的猛烈、艳丽、和清冷的视觉特点将主人公颂莲在陈家大院内的争斗状态物化的淋漓尽致。“第二年的夏天”的开头,也是影片的结局,更是和主人公一身白色的学生服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为本片和观众营造了封建社会的宿命感。促使了影片主题的升华,使得观者从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上升到对剧中人物宿命的探讨。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不管是大太太的不争不抢的心死,二太太卓云的臣服,还是三太太梅珊的抗争,颂莲的迷茫和雁儿的幻想,都充满了悲剧色彩。这些和张艺谋导演的美学观念密不可分。大太太年老色衰,不得不与老爷结成同盟,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地位。二太太卓云没有儿子,也不得不讨好老爷,使自己好好的活下去。三太太梅珊个性张扬,不甘心被锁在陈家大院里,和高医生的偷情使得她死在死人屋里。而颂莲太年轻,不会勾心斗角的生活,在害死三太太后良心受到煎熬,最终疯了。这些女性都是旧式婚姻的牺牲品,都被命运摧残,正如颂莲所说“点灯,灭灯,封灯,在这里人算是人么东西,像狗、像猫、像耗子、唯独不像人”。五太太在夏天被娶进门,故事还将继续,在这座陈家大院的囚笼中,所有人都被囚禁在这里,然而囚禁他们的不是陈家的高墙大院,而是“祖上的规矩”——是封建制度。只要封建制度不被摧毁,这个故事将一直继续下去,宿命的轮回将一直在陈家大院上演。唯有屋顶的死人屋才是唯一可以挣脱囚禁的地方,只有死亡才可以摆脱这个病态的世界,摆脱宿命的轮回。

灰色的大宅,黑色的墙院,导演运用这些色彩为我们营造了压抑的气氛,而作为大院中唯一的亮色——红色。灯笼是红色的载体,同时也是物化的权利。影片运用大量的俯拍,在画面构图美学中为我们你营造压抑沉重的气氛,向死人棺材一样。满满的红灯笼并没有什么喜庆的感觉,反而显得很阴森、充满血腥的意味。张艺谋导演成功的运用这些色彩和画面构图向观者明确的传递了他的美学内涵和自我意识。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张艺谋导演运用符号化、仪式化的画面语言成功的把封建体制真实具体的表现给观众。以色彩、画面构图、物件细节等不同的美学方式,让观众深刻的体会封建制度的本质。从美学角度来看,导演将其独特的视觉语言表达的淋漓尽致,不仅生动的刻画了人物性格,还赋予画面象征的功能,丰富了电影艺术的审美张力和意蕴内涵,同时提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价值。[3]

摘要：张艺谋是中国当代电影史不可回避的艺术家。他的美学观念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最为耀眼的一种电影理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艺谋导演在世界电影舞台上不断获得奖项,凭借这些优秀作品成为当代中国成功的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电影评论人对于张艺谋导演评价褒贬不一:有些电影评论人认为张艺谋成功进军世界影坛是归于迎合西方文化审美观念,学习模仿西方电影艺术技法。对张艺谋部分电影持否定态度,认为张艺谋电影情节不符合中国历史背景,违背了国人的心愿,丑化了中华民族,丢失了中国电影的本土特色。笔者认为,张艺谋电影的成功,不仅仅是西方电影艺术和西方美学思想结合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张导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关注和深刻的导演情怀。所以本文笔者将从《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红高粱》这两部笔者最喜欢的电影来对张导的电影中艺术美学的现象进行浅析。这两部影片有对中国传统民俗的展示、有当代中国生态历史题材的展示,无论哪一部类型的题材,都是张艺谋导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神情关注。

关键词：美学观念,创意美,造型美,艺术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