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群体性事件及对策

第一篇：农村群体性事件及对策

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对策(任务书)

襄樊学院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对策——以湖北省襄樊市L县X镇为例学生姓名专业 公共事业管理班级0611指导教师

一、毕业论文(设计)的主要内容：

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如下：

1.X镇群体性事件剖析：包括对X镇群体性事件的实地调研、X镇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分析、X镇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思考与警示

2.解决X镇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分析(1)改进X镇政府工作机制(2)完善农民利益保护机制(3)加强制度建设(4)加强回汉人民交流，培养农民的社会认同。要求对X镇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能够提出有效抑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对策，从而能够对该镇政府能有些借鉴意义。

二、毕业论文(设计)应收集的资料及主要参考文献：

[1] 于建嵘.群体性事件症结在于官民矛盾[J].领导科学,2010,4

[2] 于建嵘.农村治理性危机有可能导致局部性政治**[J].决策信息,2003,23

[3] 于建嵘.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防治[J].中国乡村发现,2008,1

[4] 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制困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

[5] 于建嵘.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研究[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2,4

[6] 肖唐镖.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7] 周宇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南省农村群体性事件及其参与者行动方式[J].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3

[8] 孙雪玲.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对策[J].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

[9] 黄琴.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对策研究[J].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

[10] 袁宏伟.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研究——以信阳G县为例[J].广西 1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

[11] 卢泓宇.论我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基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视角[J].西南财经

大学学报,2007,11

[12] 郭梅枝.当前农村群体突发事件及其化解方法[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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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勇.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实然分析与对策研究[J].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

论文,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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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2009,5

[16] 靳巍巍,鲍瑛茹.从群体性事件看加强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意[J].改革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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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罗大敢.试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处置[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行政管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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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黄琴.当前农村群体事件成因及对策研究[J].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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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张兆瑞.农村群体事件与社会和谐稳定[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5

第二篇：农村征地拆迁进程中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对策

摘 要：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群体事件也越来越多。该文通过分析征地拆迁出现的问题，从政府、企业、农民3个角度出发，剖析造成群体事件的主要原因：有政策问题、舆论问题、建设问题，生活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完善法律法规、信息公开、完善评估机制、提升居民素质等一系列对策，以保障“征地拆迁”的合理合法进行。

关键词：征地拆迁;群体事件;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11-0010-04

城镇化建设作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措施，各级政府积极实施，不断加大对土地的征收力度，以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制的结构，导致农民在征地拆迁进程中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从而在少数地方引发了不少的群体性事件。如在“拆迁”过程中“静坐”、“堵路”、“围攻政府办公楼”、“抗拆”等不良现象屡见不鲜。在这些现象中，利益问题不仅是造成这些现象的唯一因素，而农民对于土地的留恋、传统文化的固守等也是导致农民无法离开现有土地的原因。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定义，从政府、企业、农民3个角度分析当下由于征地拆迁所造成的群体事件的原因，并提出对策措施。

1 相关概念梳理

1.1 征地拆迁 拆迁已经成为当下一大社会问题。但是对于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的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混用了。土地的征收和征用都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按照法定程序强制取得他人土地所有权并予以补偿的行政行为;土地征用是取得他人所有权以外的其他土地权利，进行利用并给予一定补偿的行政行为[3]。本文所提的征地拆迁是指征地之后，为了城镇化建设，在原有农村旧址或者其他土地上进行房屋拆除、建设等一系列行为。

1.2 群体事件 何为群体事件，至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如把其分开来看，“群体”2字体现了数量多、复杂程度高。“事件”是指发生的某项事。而两者在一起所代表的含义也就更加复杂化。吕世明认为群体事件有广义与侠义。广义的群体事件是指某些不特定的人在确定或不确定的目标驱动下聚集起来进行游行或示威。此类活动并非一定具有反社会性。而狭意的群体事件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和破坏性[1]。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将其定义为：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由公众参与并具有一定目的，有组织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群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对国家的政治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行为[2]。

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群体性事件是由于某种原因所引起的人员数量较多的事件。而征地拆迁进程中，不管是“集会”、“静坐”，还是围攻，堵车等现象涉及人员数量较多，影响较大，都属于群体性事件的范畴。

2 爆发群体事件原因

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对农村征地时，应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以保障农民权益。通过分析发现政策的缺失成为群体事件爆发的导火索;建筑企业作为回迁楼房的建造商和维护商，在对小区进行建设和维护时忽视了农民生活习惯等问题，加速了问题爆发的进程;农民自身素质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群体性事件由此爆发。

2.1 政策问题 (1)新生儿、临时性住户问题。所谓的临时性住户是指许多户口已经搬离村落，但是在拆迁之前，通过某种方式重新落户该村，向村委提出建设住房，从而得到拆迁补偿的住户。新生儿由于没有上户口，许多新生儿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但是农民普遍认为新生儿属于村集体的一员，应该得到相应的拆迁补偿。虽然政府已经通知土地冻结、房屋冻结、人口冻结，但还是存在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严重的影响了公平，许多户口早已不在该村的农民，重新回到该村，利用相关资源获得补偿，破坏了农民之间原有的平衡，导致冲突产生。(2)评估问题。评估是对房屋进行拆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评估不仅代表了房屋的价格，也影响了农民对后续楼房置换的选择。在对S村进行调查时发现，尽管村委会已经下发房屋冻结通知，但还是有许多农民在房屋冻结期间进行了房屋整修。比如：修建排水管道、加盖钢构、整理化粪池、修建小型池塘、种植树木等，期间需要物料都是按照一定价格租赁而来。在评估时，由于评估人员素质的不同，导致对其评估价格不同，如对于化粪池一项就相差300～500元。许多农民反应房屋评估价格的问题，有些农民的房屋评估高达50～53万元，较低的评估价格在39～43万元。导致许多农民对房屋评估产生了怀疑，认为评估人员不够专业，存在“黑幕”。

在S村与Y村相继拆迁之后，由于公共设施评估问题，导致大量农民围堵当地政府办公楼，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在事件平息之后，S村的公共设施评估费用进行了增加，每人得到的补偿费用由1万左右上升至1.7万元左右，由此让S村农民认为评估是存在问题和黑幕的。

(3)补偿问题。补偿问题，主要是指当下房屋租赁费用。在社区建设期间，政府会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补偿，但是政府却忽视了集中拆迁所导致的各种问题。由于地域限制，房屋大量租赁导致租赁费用的上涨，在S村与Y村相继拆迁之后，导致临近房屋租赁价格上涨，两室一厅的房子租赁价格10 000～15 000元，一室一厅的房子租赁价格8 000～10 000元。导致许多农民在补偿范围内无法找到合适的住房。根据征收通知，搬迁补助费按拆除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m25元;临时安置费，按照户口冻结时的常住户口人数计算，不足3人的按3人计算，每人每月220元。对于选择2套小高层或高层楼房进行安置的，临时安置补偿费按24个月发放，对于选择1套多层和1套小高层或高层楼房且多层楼房不属于现房进行安置的，其中多层楼房安置补助费为18个月发放，对属于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人，发放3个月临时安置补偿费。

此处以房屋拆迁面积为200m2，居住4口人，选择2套小高层的家庭进行计算，他们在拆迁期间可以获得的补偿费用为5×200+4×24×220=22 120(元)，基本可以满足租赁房屋的需要。但是如果另加2口老人的话，就必须另外租赁，这是6口人的补偿费为22 120+2×24×220=32 680(元)，这时仅仅房屋租赁费用18 000～25 000(元)。可以满足正常的租赁需求。

如果选择一多一高时，这时的补偿费用为5×200+4×220×18=16 840(元)，也是可以满足正常租赁。另加2口老人的话，补偿费用为5×200+6×220×18=24 760(元)，房屋租赁费用18 000～25 000(元)。

在房屋租赁期间，不仅仅需要支付房屋租赁费用，还需要支付额外费用。比如在村落生活时无需支付水费、可以节省电费、交通费等，但是在拆迁进程中，就需要农民额外支付其中部分费用。如果租赁地与原有村落距离较远，则带来了诸多不便。

2.2 舆论问题 地方政府在进行土地征收时往往会存在一些腐败行为。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无法直接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沟通，从而引发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在土地征收时，“流言四起”，许多农民无法正确的分析流言蜚语，导致农民之间不信任的现象出现。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普遍认为村委存在重大问题，村委与地方政府相互勾结，暗中侵吞补偿款等。通过与农民交谈，发现许多舆论，如说拆迁之前的动员款项100万元、拆迁之后的安慰款项100万元，房屋质量，多分房子，照顾家属等问题。许多农民也认为“钉子户”会得到特殊对待，经过“抗拆”，最终会得到比一般人多的利益，从而导致许多原本能拆的住户不想拆。

2.3 建设问题 (1)建设施工问题。这里所谓的建设施工问题包括用工、用料。指在进行建筑用工时，某地农民强制施工单位聘用本村农民导致农民与用工单位产生的冲突。在进行建设时，某村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迫使建设单位使用本村提供的沙石等建设材料和劳动力，采取暴力、围堵等违法的方式，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最终导致建设单位无法按时按质按量的完成工期，影响了建设企业的资金流转，最终导致“烂尾”等问题。在针对S村进行调研时发现，S村部分农民组成“小团体”霸占当地的土地费用、垃圾清理费用、建设用工单位的沙土、部分劳动力费用，迫使当地建设企业采用他们的人员和物料，严重的破坏了当地的生产秩序，最终“东窗事发”，S村部分农民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2)房屋质量问题。房屋质量是关系到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拆迁村，由于资金问题导致“烂尾工程”、“房屋质量缩水”等问题。此时许多农民在入住之后发现房屋楼板裂缝、墙皮脱落等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在对房屋问题进行反馈时，产生了由物业管理人员、房屋开发商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踢皮球现象，相互推诿，问题一直都不能得到解决，从而导致冲突进一步加剧。

2.4 生活问题 在征地拆迁进程中，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往往选择一次性货币补偿，忽视了农民失地后的一系列问题。在短时间内，农民“暴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失地之后的农民往往因为生活生存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

(1)生活成本提高。征地拆迁之后生活成本提高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装修费用。在社区建设完成之后，由于是毛坯房，在入住之前需要进行装修，装修费用大多在几万左右;二是费用开支多。随着许多农民成为失地农民，住进楼房后需要交纳的费用较多，许多农民的生活成本突然加高，导致一时无法承担，出现后悔搬迁现象。在村生活时，不需要交纳水费、物业管理费等相关费用，但是搬迁之后需要交纳，加之失去了耕地这部分钱款，导致生活拮据。

(2)生活习惯问题。由于原有的生活习惯导致邻里问题发生，许多农民占用公共用地，破坏了正常是生活。在对T回迁社区进行调查时发现，高层楼房的消防通道已经被占用，导致许多孩子跌倒。原有的村落生活习惯被破坏，但是还是有些被保留下来，楼道烧水、养狗、种植作物等都严重的影响了邻里的生活，导致邻里冲突。

3 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

3.1 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拆迁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的社会问题。要针对不同的拆迁类型，制定不同的法律法规，保障开展工作和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认为新的《拆迁法》应该符合大众利益，尽可能实现公平化，根据不同的拆迁区域和拆迁目的做出相关分析报告，坚决杜绝借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开发之实的违法行为。

拆迁程序应该合法合规。要善于听取民众意见，及时修改拆迁方案并且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使大众做到真正的监督，保证各项工作真正的做到实处，而不是流于形式。派遣专人负责拆迁事务，要责任到人，如出现矛盾时，责任人要保证第一时间到现场，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回报，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3.2 工作规范化，信息公开化 在进行拆迁之前，应该充分论证拆迁过程以及以后有可能所发生的各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统一设立相关预案，从而保证在发生问题时可以按照预案操作。如拆迁开始之前，应该保证信息渠道的畅通，及时向农民发布信息，派遣工作组入住该村，及时听取农民意见，并且工作组应该及时向上级领导部门反馈各项信息，完善拆迁工作的进程和预案。拆迁之后，农民应有权利知晓工作进程，相关开发商应及时成立农民协调办公室，由农民自主成立房屋质量监督小组。小组成员应由农民自主选举产生，小组成员可以随时随地监督工程质量;开发商应及时发布相关建设进程，针对不同的设计方案与村委会进行沟通协商，在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工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满足农民的日常生活要求。

3.3 完善评估机制 评估是拆迁的根本。房产的确权和价值评估是拆迁补偿的基础。明确产权、合理的评估价格既能保证被拆迁人得到合理的补偿，又能够有效的减少拆迁过程的违法行为。当下拆迁成本过高，以重庆市某县一沿江综合整治项目为例，项目总费用4.2亿元，其中建安工程费1.8亿元，征地拆迁费用1.87亿元，其他费用0.53亿元[4]。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评估问题，某评估公司在对某项目的被拆迁房屋进行估计时，无现场查勘原始资料作为依据的占拆迁总数的23%，另外认为变更房屋结构和成新率的占拆迁总户数的12%[5]。

为了完善评估机制，应从以下几点入手：(1)成立一支专门的有专业技能的评估团队。人员是评估的基础，技能是手段，只有具备相应技能的人员才能最准确的评估房屋质量和价格，从而为评估的展开打好第一步，保证被拆迁人的合法所得。(2)加强对评估人员的监督，防止以权谋私，最大限度的保证各项评估工作合理、合法、合规的展开，一旦发现违纪问题，应立即解除评估人员资格，由其他评估人员重新审核其评估项目，保证公平性。(3)及时公布信息。在拆迁之前的评估工作，应及时公布，针对不同的评估价格作出不同的解释，防止农民因为价格问题相互比较，产生问题。(4)选择合理的评估方法。目前房产价值的评估有市场法、收益还原法、成本法等多种评估方法。不同的评估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评估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评估价值最高的评估方法，使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3.4 适当提高补偿标准 通过对农民的调查了解得知，当下的补偿标准明显偏低。房屋征收补偿主要包括：房屋价值的补偿，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费，装修补偿和提前搬迁奖励几个方面。其中房屋本身价值的补偿一般采用等面积置换或按房产评估价格乘以安置房屋面积计算，而其他各项由各地区自行制定。比如临时安置费，随着拆迁的进程加快，其补偿费根本不足以支付当地的房屋租赁费用，导致农民需要额外支付相关费用，才能保证生活的正常进行。

适当的提高补偿标准，是解决矛盾的最好方式。这样既有利于保证被拆迁人各方面的生活秩序的顺利展开，又有利于拆迁的顺利进行。但是补偿标准不是越高越好。补偿标准应按照本地区的生活成本等，在科学、合理的条件下，完善补偿标准。

3.5 提升居民素质 农民向居民的转化不仅仅是自身入住环境的变化，更应是农民自身素质的提升。由于农民自身素质的缺失，在利益面前，无法克制内心的欲望，导致广大农民普遍认为征地拆迁是致富的一大途径，由于过度渴求利益，从而导致问题发生。提升农民素质不仅仅需要农民自身加强修养，而且政府、企业更应该加强教育引导。政府应针对回迁社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措施，创办志愿群体，楼道楼长，夜间培训学校，给予经济帮助等;针对大型的活动，比如“广场舞”等，应积极进行引导，制定相关的政策，使农民在进行娱乐的同时，兼顾大众利益。创办培训学校，提高农民的就业水平，保证农民的收入。创办志愿团体，比如“读书会”，让农民自身接受更多的知识，从而提升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

此外，在农民入住回迁楼房之后，政府应按时考察农民生活情况。针对不同户的生活情况进行不同的调整，提高农民的生活技能，保证就业;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居民的思想文化水平，实现农民城镇居民化，从而使整体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4 结语

拆迁是一项关于民生的系统大工程。这项工程的实施应充分的论证，保证其目的的实现，保障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政府应理性的对待，不应该也不能够因为GDP问题，盲目进行拆迁，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拆迁应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合理合法，务必做到使政府、开发商、农民“三满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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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专辑[J].中国行政管理，2002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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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宏.公共项目征地拆迁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工程管理学报，2014(1)32.

[5]余丽娟.公共事业建设征地拆迁中的问题及对策[J].审计月刊，2010(5)52-53. (责编：徐焕斗)

第三篇：群体性事件存在问题及对策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各级领导和政府的重要职责。

就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重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

二是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趋向。

三是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处置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流血事件。

四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千方百计地插手、利用群体性事件，企图煽动、制造**。当前，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多发、高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这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能否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

第一，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积极主动地为群众排忧解难。特别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真正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变成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变成疏导群众情绪的过程，变成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第二，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入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针对当前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的情况，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组织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力争把群众心理、社会心态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人群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问题搞清楚，真正对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事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第三，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现场处置工作，有效控制局势、平息事态。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既要防止因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当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因警力和强制措施当用不用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伴有严重暴力行为，如不及时果断处置将造成更为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应依法果断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第四，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善后工作，坚决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反复。群体性事件现场事态平息后，各级党委、政府要组织干部，深入有关单位中去，深入群众中去，做好回访调查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了解已经采取措施的实际效果，特别是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出现反复或者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苗头、信息，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消除在事件反复之前。

第五，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精心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营造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当前，尤其要引导群众学法、守法、用法，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既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

第四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提要：突发性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和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指标。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实质是处于相对弱势的民众对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现象不满的外在表现和维权行为。建立健全应对各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法治防范控制机制，是确保社会平稳运行、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

关键词：社会转型突发性群体事件成因与对策

作者徐若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邮政编码200241)。

群体性事件，即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程度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1]。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群体性事件越来越频繁。从_993年到2003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_7%[2]，1997年至2004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25.5%。群体性事件数量由_993年的0.87万起激增到2003年的6万起，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已超过9万大关，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参与人数也由_993年的73万多人增加到2003年的307万多人[3]。虽然说每一个处于转型期利益结构重组的国家都会经历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群体性事件，不能不引起重视。

群体性事件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运动，它是群体性事件的传统形式，占到总量的80%;另一种多为因社会心理失衡引发的泄愤事件，如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这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性事件，相比群体性的维权抗争突发性群体行为更具不确定性[4]。它与维权运动不同，参与者大多与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只是因某次偶然事件引爆了人群的积怨，也因此比维权运动更难以把握和控制;又由于参与者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因此缺乏组织性和规则意识，非常容易失控，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如湘西非法集资事件最后演变成针对无辜目标的社会骚乱。可以说，突发性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一、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特点

(一)时间特点：事发突然，演变迅速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形成过程或长或短，但发生一般都非常突然，而且演变迅速，当事人为了扩大声势，往往相互鼓动，组织串联，采取大规模行动，人数众多，规模快速扩大，在数小时至数日内引起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参与。如2004年_0月_8日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从一般的争执到上万人的群体冲击政府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

(二)行为特点：情绪激动，行为过激

突发性群体事件一旦形成，群众的情绪相对比较激动，甚至失去理智。主要表现为大声呼喊、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拉标语、挂横幅、堵塞交通要道，甚至毁坏公物、打伤机关工作人员。

(三)主体特点：对象复杂，动机多元

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初期，参与人的性质比较单一，一般都是该事件的利害关系人，但随着事件的发展、时间的延续和人员的增多，参与人就会变得愈益复杂。如，有的是事件的引发者，有的是左右事件发展方向的骨干，有的是对事件扩大和恶化起推波助澜作用的附和者，还有的是因为事件扩大而滞留的人员。群体性事件虽由群体共同完成，但他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观心态是不同的，如，有的故意制造事端，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浑水摸鱼，趁火打劫;有的是不明真相，随大流而参与其中;有的则是出于好奇，参与围观、凑热闹。

(四)结构特点：组织松散，层次多元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体，在初始阶段大多是偶然集合而成的不特定人群，少数也可能存在亲友、邻居、同事、同学等一定的社会关系。但都是由于某种动因或某种利害关系，凭一时的激情临时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成的。他们之间没有牢固的组织关系，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严密的行为规约，这是突发性群体事件和非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本质区别。因此，在事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或部分人员的基本要求、愿望已经得到适当满足的时候，有些人便很容易发生动摇、彷徨，进而走向分裂;有的人则会悄悄离去。随着时间的延续，前景的暗淡，这种状态则更加明显，以至达到事件难以继续而自行终止的境地。

二、突发性群体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大部分学者将突发性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归于转型期利益重新分配的不公平以及贫富差距。的确，数据也显示，自_984年社会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2005年已达到3.2倍，若将城市独享的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援助因素考虑在内，中国的城乡差距将达到6倍以上，成为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会[5]。利益分配不公导致了社会分化为两个利益矛盾尖锐对立的阶层，加之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导致群体与政府的对立。但是，将突发性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仅归因于经济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性根源。

(一)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是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基础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社会同质性进一步消解，社会异质性增加，使追求同一性和超稳定性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基础。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将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人们受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容易导致价值体系的紊乱，从而使人们无所适从，诱发出许多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某些集群不规则行为现象。

(二)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是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政治因素

近年来上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增多，既有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从而导致干群矛盾激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僚主义、腐败行为也是致乱之源。

(三)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这是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文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错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

(四)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弱化，社会权威结构失衡，是目前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呈明显的弱化趋势，威信相对减弱。尤其是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对农民的行政控制严重弱化。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由于基层政权的权威性受到民众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民众的视野。加之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对本地区、本部门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知

之甚少或知之不管不问，致使一些本该在本地区本部门解决的问题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民众的利益一旦受损或遭受侵害，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社会成员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体制外的对抗性群体力量就会产生。尽管如此，群体性事件爆发需要有一定的启动因素，这些启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性事件。

(五)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是引发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由利益冲突引发的突发性群体事件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时，由于执行者认识上的偏差和方法上的简单粗暴，使部分群众因利益受到损害而对政策产生不满，以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因企业经营亏损、破产、转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当企业停产、倒闭、被兼并的职工在工作安排和生活保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时，很容易引发群体上访甚至闹事事件。三是因征地搬迁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劳动力的就业和安置等相关政策不落实不配套，损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四是因环境污染问题导致的群体冲突。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的诱因，此类事件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三、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防范与控制

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法治定性有利于政府理智地寻求法治的解决途径，有效地避免事件的升级和扩大，有效地消除民众的敌对心理，有效地预防别有用心者的“政治”暗示，从而减少社会的震荡，维护来自不易的稳定局面。

如何防范与控制突发性群体事件，其根本途径在于法治机制的打造和完善，即建立健全一套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具体包括，法律防范机制、法律化解机制、法律控制机制、责任追究机制。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然爆发。在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应引起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警觉和重视，及早决策予以防范，避免事态不断扩大、激化。为此，需要有一种程式化的、稳定的、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法律防范机制。

(一)弘扬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般说来，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表现在：第一，切实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第二，从总体上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第三，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具体贡献进行有差别的分配;第四，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一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使社会成员不断得到由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进而使社会生活的质量不断有所提高。社会公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关系到社会成员内心的平衡，关系到社会和市场环境的优劣，关系到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因此，不管是在立法，还是司法中，公平正义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都应当大力地宣扬，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公民对社会、政府和法治的信心。

(二)制定信息公开法，及时公开信息，加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理性沟通

许多时候，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或者与政府矛盾的激化，并非是公民对政府固有的成见，而是来自于对真相的误解乃至于曲解。因此，政府要及时公布有关信息，树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形象。要有勇气面对由于政策、措施、行为的不规范、不妥当、不严肃所导致的不稳定。决不能刻意隐瞒、虚报、捏造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既是预防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重要因素，又是有效化解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关键。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为弱者提供起码的生存空间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社会成员之间没有过分悬殊的贫富差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问题，甚至收入相差十分悬殊，强者成为富翁，弱者陷于困境。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措施，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方式，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为：第一，完善养老立法，稳步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继续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第二，健全医疗保险法律体系，巩固城镇医疗保险，启动农村医疗保险;第三，进一步完善以失业、下岗职工等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率;第四，加大工伤、生育保险改革力度，完善该项立法;第五，启动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救济改革工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存在的生存危机，避免因利益结构失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维护社会稳定。

(四)依法行政，树立民主、秩序、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形象

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相比，行政权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力量，而且行政机关的活动与公民的关系最密切、最直接，也最容易引起公民的关注和不满。再加上公权力具有天然的自我膨胀性，因而行政机关在行使公共管理职能时，如果不是依法行事而是恣意妄为，极易成为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所以，建立健全行政法规，有效约束行政权力，执政为民，依法行政是有效预防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根本。可以说，一个民主、秩序、廉洁、务实和高效的政府不仅可以使国家经济发展保持一个良好的势头，而且可以有效缓解和抑制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有效防范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重要一环。

第五篇：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王森郭伟方敏

2010年05月13日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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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近年来，随着我国网络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网民群体的不断扩大，网络已经成为群众意愿的常态表达和社会监督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虚拟性、自由性、开放性等特点，网络舆论极易成为失真信息、虚假新闻乃至谣言的产生地、传导线和催化器。近年来，以“华南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瓮安事件”，“邓玉娇案”、“石首事件”、“河南杞县钴60被传泄漏事件”等为代表，网上群体事件屡有发生，虽然有的对一些社会公共事件的解决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有的也不同程度扰乱了网络内外秩序，个别甚至对政治稳定、社会和谐造成一定负面冲击，给引导公民理性表达意见、有序政治参与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课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瞭望》、《国际先驱导报》等媒体，纷纷对最近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给予专门报道。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点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表达诉求、舆论、发泄不满，并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社会现象。较之传统的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诱因相对集中。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对外和对内两方面诱因。对外主要表现为广大网民面对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如全国范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对内主要表现为对部分地区或部分干部，因误用、滥用公权力而损害公众利益问题的高度关注，如“周久耕事件”、“林嘉祥案”。

2.事发难以预测。一个普通事件甚至只是一条普通新闻，随时都可能演化成为网络上的著名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如山东科技大学校长乘车检阅军训新生的照片被网友发现，校长王春秋顿时成为众矢之的。一件在校方看来“很正面的事情”，一夜间在网络世界里变成了负面新闻，使目前的社会稳定预警机制难以准确预判。

3.网络特征鲜明。网络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放大效应明显等特征。局部现象、个别言论，瞬息可以传遍全国乃至全球，并被高倍放大，最终成为重大社会事件。如广元柑橘事件，起初只是广元旺苍县11个乡镇的68000多株柑桔树发生大实蝇疫情，仅占全县柑桔总数的8.9%，蛆果率仅为1%左右，但在网络的传播和无限放大下，一次普通的植物病虫害，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竟然变成全国性事件。

4.网络内外互动。网络群体性事件源起于现实事件在网上的传播，网民意见的集聚反过来又对现实事件推波助澜，并掀起更大规模的网上关注。如重庆、三亚等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后经互联网传播引起广泛关注，进而形成现实中全城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罢运，以及网络上以出租车运营为主要话题的大范围讨论。

5.参与主体日益呈现出非利益相关性。传统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一般为事件的利益相关方，如一些地方农民工为讨薪而自发组织围堵开发商。而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并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借此机会实现某种意愿的表达或发泄不满情绪。如“邓玉娇案”，真正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仅局限于湖北巴中县的几户人家，但结果有数百万网民参与其中，有些还组织后援团赴巴中直接支持邓玉娇。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成因

网络群体性事件个案的发生看似孤立偶然，但背后都有共性的成因。

1.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当前，我国已进入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既是发展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多发期。从国内情况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期和民主政治发展期，利益差距有所扩大、资源分配尚不均衡、社会保障体系仍未健全，涉及就业、司法、教育、医疗、住房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其中，一些长期“久拖未决”或是迅速“抓人眼球”的问题，特别是个别地区司法不公、少数领导干部贪腐渎职等群众关注度高、影响面广、民愤较大的，极易通过网络媒体“发酵”做大，最终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

2.相关部门处置不当。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往往与相关部门在应急处置中“反应滞后、信息缺失、处理失当”密切相关。事件萌芽阶段，相关部门反应不及时、行政不作为，坐失解决问题的黄金时间;危机公关意识不足，主流媒体失语或片面报道，网络谣言风传，并迅速被公众接受，事态不断扩大;处置方法简单，得不到公众认可，个别地区甚至动用警力，致使事态激化，酿成群体性社会冲突，引发强大的网络舆论声势。

3.公众社会参与意识增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公众利益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日益强烈，对公权力参与社会利益调整问题尤其敏感。公众已不仅仅满足于信息知情，更希望能参与和影响行政、司法过程，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网站开通首日即被点爆就是例证。但在目前参政渠道相对单

一、利益表达尚不畅通的情况下，借助网络表达诉求、发泄不满、形成舆论压力，已成为公众积极进行社会参与的普遍方式。对此如不加以有效引导，极易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

4.网络“群体极化”倾向推波助澜。在网络中网民群体极易出现“群体极化”倾向，即观点相近的网民一开始就有某种偏向，通过网络上的相互影响，在群体压力下产生从众心理，主观倾向继续偏移，失去了对信息的理智分析和判断，最终形成极端观点。这种盲信、盲从的集体无意识，使网络中充斥着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形成了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往往使事态失控，演变为网络群体性事件。

5.境外敌对势力挑拨煽动。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三股势力”等，或是由头面人物亲自出马鼓噪，或是雇佣“写手”冒充中国公民或中立方，渗透网站论坛、编造虚假新闻、散播反华言论，并不断通过设置议题、跟帖回帖等形式，发布大量诬蔑、攻击党和政府的信息，寻机挑起事端，推动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或使之出现政治化、扩大化趋向。“7?5”事件就是典型例子。今年6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发生一起新疆籍员工与当地员工群殴案件。这一普通的社会治安案件，却被热比娅和“世维会”抓住大做文章，他们通过网络极力歪曲事实真相，煽动群众游行示威，还利用互联网与境内不法分子联系，随时掌握情况、发布指令，叫嚣闹事“要勇敢一点”、“要出点大事”，导致“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

三、统一战线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意见建议

近年来，涉及民主政治、民族宗教、非公有制经济等统一战线领域的突发事件和社会舆论明显增多，加之个别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统一战线成员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有人甚至公开在网上发表错误言论，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各级统战部门要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民主法制建

设的同时，紧密结合统一战线特点，大力加强统一战线安全建设，改进统战宣传和信息工作，确保网络舆论始终处于可控状态、发挥积极作用。

1.建立统一战线预防和应急管理机制，消除网络群体性事件现实根源。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畅通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及时反映统一战线成员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合理利益诉求，化解利益矛盾，消融尖锐意见。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形成代表人士队伍应急处置体系，建立代表人士调解员队伍，第一时间参与协调劝解，稳定情绪;统战团体应急处置体系，按照横向分类别、纵向分层级原则，及时开展现场调解，引导舆论、控制事态;党政部门应急处置体系，通过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等，利用统战、政法、公安、安全等部门的优势、渠道和方法，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处理机制。建立善后处理机制，协调有关部门适当照顾利益受损群众各方面利益及实际困难，做好劝解、说服、疏散群众和维护现场秩序的工作;对统一战线成员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进行批评和纠正，对受到迷惑的群众及时进行教育引导;研究深层次原因，加强调查研究，完善相关政策，努力从根本上杜绝涉及统一战线领域网络群体性事件。

2.建立信息工作体系，掌握舆论主动权。要加强舆情收集，设立信息直报制度，加强对一些重点地区、场所、人物管控;通过网络调查、专题讨论、互动交流等形式，紧密追踪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准确掌握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具体评价、传播范围和受众人群，确保各类隐患控制在视线之内，掌握在预料之中，化解在萌芽状态。推进信息公开，要进一步完善统战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充分发挥新闻发布会、“吹风会”、“通气会”等的作用，主动向社会提供及时、全面、可靠的信息，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充分满足，树立正面舆论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实现力量整合，在用足用好统战系统现有宣传阵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密切与宣传、出版等部门的工作联系，实现统战宣传资源的最大整合，特别要注重发挥网络宣传传播迅速、贴近群众、覆盖面广的优势，利用网络手段开展宣传引导，构建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统一战线舆论引导体系。今年5月，中央统战部新闻发言人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网友深入交流、解疑释惑，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3.把握信息传播规律，增强舆论导向性。要了解把握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探索舆论引导的新方式。讲求艺术性，突出统战特色、运用群众语言，宣传统一战线各领域典型工作和典型人物，特别是广大成员服务祖国现代化建设、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宗教和睦、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的先进事迹和鲜活事例，使主流价值观以灵活多样、深入浅出的方式入耳入脑入心。增强计划性，在涉及统一战线

领域的敏感节点或突发事件期间，准确把握舆论脉搏，配合相关部门主动设置有效议题和议程，根据舆论传播各阶段的不同特点，合理安排事件报道、背景知识介绍、新闻评论等内容的比重，引导群众理性关注社会问题，有序参与事件讨论，防止主观猜测和谣言散布。注重策略性，针对受众易接受中立观点、专业观点、非官方观点的特点，重视发挥专家学者、论坛版主等“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鼓励他们充分运用在相关问题专业优势或群众中的影响力，通过参加电视访谈、发表专栏文章、网络论坛发贴等方式，在有关问题上发表正确意见和见解，为主流观点提供有力的外部舆论支持。

4.加强网络管理和建设，提高舆论控制力。要加强统一战线网络建设，开发网络资源，形成一批有影响、有特色的网上统战工作舆论阵地。要建好一批网站，既要加快统战部门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门户网站、互动论坛等网络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宣传正面观点，清除不实攻击;也要建立以民间面貌出现的网站，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和国内外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社会关注，配合正面舆论，形成声势规模。要管好一批论坛，目前以政党、民族、宗教等为主题的网络论坛数目众多、鱼龙混杂，个别已经具有固定受众群和一定影响力，要积极协调联系相关部门，加强对网络论坛的检查。对于宣传错误观点、极力造谣生事的，要坚决予以取缔;对于立场较为客观、属于纯学术研究范畴的，要加强沟通管理，引导其严把宣传尺度，批驳错误舆论，配合正确观点。要用好一批人才，建设政治强、业务精、具备新闻素质的专兼职网络评论员队伍，使用网民习惯的“网言网语”参与网上博弈，及时阐释法理、解惑释疑，争取网上话语权。

(作者均系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