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2023-02-22

第一篇：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大国兴亡徐之明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关于苏联政党建设方面的一些思考

1991年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散，曾经叱咤风云的具有74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大厦顷刻瓦解了。让人惊奇的是，当时苏共在全国有着接近两千万的党员，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苏联的解体。这说明，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苏联的解体，虽然是受到了当时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苏联自身的原因。我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苏联共产党内部，在于苏联共产党自身的政党建设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苏联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政党建设上出现了问题。

首先，苏联共产党政党的行政体系僵化，搞党政合一体制，党政不分，以党治国。政党有着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它是政治组织，是人们用来控制公共权力的工具。第二，它是社会组织，是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众多方式中的一个特殊品种。而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逐渐异化成了国家的一个统治机器，成为了少数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不再是苏联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了。虽然苏联共产党有着接近两千万的党员，但是在如此大数目的党员中，真正能对国家发展起到当家作主的作用的党员只是极少数。另外，在苏联高层，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官僚阶级。其代表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相互利用和斗争，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应负首要责任，《改革新思维》明确无误的表达了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和对“欧洲文明”的价值取向的崇拜，反复无为，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在这种新思维的指引下以至于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不可避免的走向联盟解体的边缘。而改革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叶利钦利用“八一九事件”发起人的失误，迅速煽动不明真相的民意，跃居权力高峰，搞垮苏共和苏联。然而仅凭其二人是难以摧毁一个政党和社会制度的，真正的掘墓人是其自己培养起来的高层特权官僚集团。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没能挽救苏联的政治体制的漏洞。戈尔巴乔夫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共有七个方面：让千百万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为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治过程开辟最大的空间，为充分发挥公民、权力代表机关、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劳动集体的主动性创造条件;自由形成和表现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他们商定和实现苏维埃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为各大小民族的进一步自由发展、在族际主义原则上加强他们的友好和平等合作保障条件;根本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和法治;明确区分党政部门的职能;建立有效的机制，以保障政治体制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自我革新，而政治体制要能在一切生活领域越来越积极地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自治原则。戈尔巴乔夫强调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使劳动者过上美好生活，国家强盛。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强调“我们在社会制度的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哲学的根据是《共产党宣言》的著名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在个人的社会权利方面，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总的情况较好;而在关于人的政治权利方面做得不好，没有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疏远的状况，应该通过改革吸收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应该提供对任何问题发展自己意见机会的政治自由。“改革的核心是让

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但是，人民长期没有政治民主的训练，一步到位由民众来决定一切显然是不现实的。

对比一下我们中国共产党。在王长江的《政党论》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制度建设的问题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在于，它最初从中产生的那个制度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专制制度。党的首要任务不是充当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而是充当领导人民和专制制度对抗、以推翻专制制度为己任的政治先锋队。为了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真正起到意志统

一、纪律严明的政治部队的作用，党不能不在组织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实际上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组织。不要说帮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党自身的民主，也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成为执政党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又成了党最重要的目标和任务。在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能不能自觉地实现这一转变，既关系党所领导的事业，也关系到党自身的未来。过去的挫折和今天的成就，均与此有关。可见，一个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与成为执政党之后，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从政党的性质来说，一个政党在成为执政党时候，更应该专注于帮助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

其次，苏联共产党的腐败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执政党的自身危机使其人民抛弃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1991年俄罗斯的选举，叶利钦的上台可以说明苏共失去了民心;而“八一九事件”的失败则证明了苏共已经失去了广大共产党员的支持，也就是1900万党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苏联!不仅如此也使其失去了军心。究其根本要归结于苏联共产党长期以往的腐败，以及个人崇拜和功利主义的盛行，蒙蔽了苏共领导人眼睛，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一边不顾，甚至侵害人民的利益。终究苏联共产党被人民给抛弃了。权力对执掌者有强大的腐蚀性。权力的巨大能量往往使掌权者在向政治目标前进时，也获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利益有时会挑战政党赖以使自身凝聚起来的价值，使政党原先的价值发生畸变。

另外，苏共的执政理论的停滞不前也是苏联垮台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苏共的垮台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马克思等人的具体论断当作如今理论与实践的标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评论也处于一百多年前，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停滞不前，因此执政党需要科学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此，我想借用徐老师在课上用的结束语来结束这篇文章，因为老师的这个结束语确是最好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我们要吸取苏联共产党的教训，对我们面临的瞬息万变的时代作出迅速的反应，科学地进行我们的政党建设。

第二篇：苏联兴亡的经验与教训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引言：

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来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的兴盛与衰亡深刻影响了近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并将继续作为他国学习的榜样与示警的红灯影响更长远的时间。

苏联的建立与急速发展，为20世纪浴血追求独立的受压迫民族指明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强道路;实践了社会主义的理论，证明了马列思想的先进性与正确性，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壮举。

苏共的垮台与苏联的最终解体，是苏联社会各种问题总爆发的结果，也是苏共执政能力逐渐下降直至完全丧失政权的结果;苏联的解体，有许多外部原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苏共的内部原因。

我国作为仅存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之一，面临全新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汲取苏联及苏共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显得必要且紧迫。

一、苏联兴盛的经验

1.国家正确地干预、参与经济建设是落后国家快速发展的捷径

苏联成立之前，沙俄工业基础较之欧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经济薄弱，且科学技术远远落后美国。综合国力孱弱，虽有数百万陆军，但枪支都不能配发完全，一战及日俄战争的失败最终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变革。也许正是这些惨败促使苏联人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与重工业，在国家计划经济的制度下，集中全国物力，使用国家力量，史无前例地大规模规划国家发展前景，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短短十年，就使苏联积累了雄厚的工业制造能力，为击败法西斯德国打下了工业基础。苏联初期的计划经济取得空前成功，与同期欧美自由经济的大萧条对比鲜明，使欧美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甚至有美国记者回国后宣称在苏联看到了行得通的未来。

苏联的发展之路，是将国家力量充分运用到经济建设之中，正确地干预、参与经济建设。这种方法为我国所用，在建国初期完成了从没有重工业到初步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建立起了日后改革开放依靠的工业基础。美国罗斯福新政，也是美国政府充分利用国家力量监管、干预经济生活，使美国率先走出了席卷欧美的经济大萧条。可以说，国家干预、参与经济已经成了发达国家拯救危机的法宝了。近两年的经济危机，也正是美国金融市场缺乏国家监管、干预而爆发问题的结果;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干预金融市场、直接参与通用公司的运作。

2.政权的统

一、思想的统一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激发高昂建设热情

苏共经过艰苦残酷的斗争，肃清了国内的反动势力，也镇压了所有的反对者。虽然我个人认为血腥的镇压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政治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镇压之后在苏联国内苏共的统治能力大大加强、思想高度统一，在社会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工人阶级凝聚在一起，爆发出了空前的建设热情。采煤工斯达汉洛夫作为一面旗帜被高调宣传之后，苏联工人阶级更是热情高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技术革新运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劳动率竟提高了82%。他们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之高，令前去考察取经的欧美人士惊异。

思想的统一，往往能使人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理想的指引下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苏共的政治政策，使苏联工人团结起来，用极大的热情参与这个新生国家的建设。这一点在我国也得到了验证。铁人王进喜就是一面为建设国家而不惧一切、不惜一切的旗帜。

3.领导阶层革命意志坚定、发展目标明确

苏联初期，因为战争的创伤加上自然灾害，国内经济极为困难。1918年出现了粮食危机，但是有权调拨千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在一次会议上饿得昏倒了。从中可以看到列宁时期的苏共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有丝毫的特权。这是苏共可以在艰苦条件下依旧得到工人阶级拥护支持的重要原因。而且坚定的革命意志使苏共干部集中精力于国家的建设，没有想过花时间去享受特权，使政府的工作效率较高，让各种政策都得到了充分的执行，朝着预定目标步步前进。可以说，苏联的快速发展，部分源于革命意志坚定的苏共干部党员的无私奉献。

建国初期苏共领导人认识到，虽然击退了欧洲国家联军的武装干涉，但苏俄落后的工业不足以完全地保卫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都将工业作为重点去发展，努力赶上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步伐。这无疑为苏联的快速发展指明了方向，虽然这一方向在后来变得不再正确，但在立国之初是必要且迫切的。根据形势选择正确的方向，是每一个国家不被淘汰都必须做好的，尤其是新生的国家和落后的国家。当今，虽然发达国家主导着世界，但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做好自己的选择，朝着对自己民族有利的目标坚定前进。

二、苏联衰亡的教训

1.特权阶层贪污腐败致使苏共失去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

苏联的特权现象，经过建国初期的十来年后就渐渐显露，二战后形成了特权阶层。勃列日涅夫时期，强调干部的稳定，“终身制”开始大行其道。这样的结果是形成“官僚氏族集团”，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些官僚氏族集团腐蚀了苏共的执政能力，使苏共与普通群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直至完全丧失民心，得不到人民支持，惨淡解散，政权旁落。更严重的是特权阶级的渎职，致使苏联国内问题不能反映到决

策层，使政策越来越脱离实际，尤其是经济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最后各种问题积重难返，落后欧美，使人民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倒向了西方的所谓自由主义。

纵观历史，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导致改朝换代不胜枚举，虽然苏联的建立不同于一般的政权更替，但他的命运依旧没逃过历史的碾压，最终被腐蚀了根基，一个超级大国轰然倒下，令世人震惊、深思。贪污腐败虽不能说要为苏联的解体负全责，但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了。况且除了强敌入侵、自然天灾，又有几个国家是因为单一的原因亡国的?都是种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贪污腐败太常见罢了。

2.国家经济结构失衡、体制僵化、农业失败造成国家崩溃

苏联的重工业与军事工业极度发达，其军力在70年代甚至超越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军力在世界各地与美国针锋相对。虽然苏联成立之后，俄罗斯人不再仅仅是依靠强大的武力而是倚靠雄厚国力称雄全球，但可能是骨子里的尚武精神使苏联人热衷于武力解决问题，大力发展军工，展开军备竞赛，致使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失衡的结果是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苏联国力的提升而同步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一直处在战时经济体制的紧缺状态下，引起了普通群众的普遍不满，致使部分人倒向了西方丰富的物质生活，社会主义也失去了吸引力。

苏联农业的失败，也是其最终解体的根源之一。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农业作为一切工业的基础，虽然工业化开始时不得不靠工农业的剪刀差去发展工业，但这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到了后来，工业必须反哺农业。但苏联领导人一直忽视了这个问题，将农民看做小资产阶级的一份子，把他们当做阶级敌人对待，一直剥削农民，以致农民们失去劳动积极性，苏联农业长时间萎靡不振，粮食产量不足，到后来竟要依靠进口粮食，不得不说苏联农业总体上讲是彻底失败的。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吃饭问题更是重中之重，我们不得不确保粮食安全，所以必须重视农业问题。

3.错误处理民族问题导致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苏联，最终苏联解体

众所周知，苏联国土面积世界第一，但苏俄土地大多是沙俄时期侵略扩张的战利品。沙俄征服了120多个民族，但也埋下了国家分裂的祸根。列宁认为苏联采取联邦制度是向最终统一的过渡，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去完成民族融合，但继任者过于急于求成，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下，人为加速民族融合进程，不顾及历史沿袭，以行政命令代替协商解决，造成民族关系紧张，且占总人口不足50%的俄罗斯人却拥有90%以上的政府要职，享有政治特权。苏联领导人忽视了实际情况，认为民族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的建成已经解决，错误估计形势，造成民族分离主义大肆传播，特别是90年代初加盟共和国民族独立运动达到顶峰，最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退出苏联，直至俄罗斯共和国退出，苏联解体。民族分离主义虽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但在解体过程中充当了主角，是苏联解体的推手。

民族问题在多民族国家始终有着重要地位，虽然强大的主体民族可以暂时的压制少数民族，但压制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协商解决才可能不出问题。压制的后果就是问题最终集中地爆发，爆发得彻底，爆发得无可挽回。

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1.加强廉政建设、反贪反腐，确保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

我国现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呈上升趋势，已经引起普通民众的不满，也成为西方舆论攻击的借口。贪污腐败不仅腐蚀政党的执政能力，更会导致政党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的信任、支持，最终走向失败与灭亡。任何贪污腐败的政党，注定失败，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也是前车之鉴了。现在“送红包”现象较为严重，也许就是上层部分人贪腐在基层的反应。或者说，贪污腐败也成了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了，不是短时间可以杜绝的。所以，加强法制规范、法律监督、惩戒力度，从严从重处罚贪污腐败分子，在当今中国显得必要而且迫切，是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苏共的失败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也许如新加坡那样高薪养廉、严厉罚贪是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较为可行的措施，让各层干部可以安心的工作，不用为物质问题分心进而贪腐。这是物质上采取的应对措施，但仅仅只有物质措施是绝对不够的，加强先进性教育、提高思想认识是必须同步采取的政策。

2.加强思想教育，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人社会主义信念丧失的结果，在美苏的竞争中，苏联并未表现出超越美国的优势，尤其是经济的崩溃使得广大人民失望不已，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纷纷转投资本主义的怀抱，社会主义阵营不攻自破。连赫鲁晓夫都对自己的弟弟说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只是拿来糊弄老百姓的。面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全面冲击，我国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思想教育不仅要面对群众，更要面对共产党员。如果共产党员都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很难想象普通群众还会相信共产主义。加强党员的思想就是要凝聚党员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确保社会主义的践行;同时，这也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甚至比物质措施重要的多。

3.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改善经济结构

经济始终是国家民生的命脉，在经济生活中，国家力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历了近年来的经济危机，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的概念深入人心，没有国家的强力监管，资本贪婪逐利的特性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现今我国工业过度依赖出口贸易，致使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深受影响，这警示我们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外向型经济，提高国内需求，扩大国内市场，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美国作为自由经济的代表，周期性的经历经济危机，虽然美国通过转嫁、美元等手段化解了多次危机，也在几次危机中通国家力量干预经济生活顺利复苏，但这种危机能保证每次都被化解吗?我们要看到自由经济

的弊端，在未发生危机时就用国家力量正确适度地干预经济生活，避免发生不可挽回的危机。也许下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就是另一次大战的祸根，或者说导致又一些国家分崩离析。

同时，在我国这种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半的国家，农业必定是立国的根本，我们不得不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力力水平，是当今中国农业的努力方向。13亿人的吃饭问题高于其他一切问题，13亿人的温饱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结束语：

苏联在没有外敌入侵及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自行解体，不仅深深地震撼了世界，也留下长远的沉思。如普金所言，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是没有良心，但想恢复苏联是没有头脑。我们可以做的，是在追思苏联的同时避免重蹈覆辙，是在苏联失败的道路上走得更好，走的更远。

参考资料

《苏联兴亡史论》陆南泉

《大国崛起》

百度百科

第三篇：苏联解体对我国的启示

苏联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摘要：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举世震惊地在资本主义世界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影响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朝气蓬勃的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辉煌，曾经拥有 1800 万党员，执政 74 年的苏联共产党，在短期内丧失政权、自行解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苏共的消亡和苏联的解体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发生的重大事件，它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何不断深化改革和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苏联解体距今已经二十年了，但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着很多的启示。

一、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失民心者失天下

1. 经济方面

首先，经济发展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生活水平上的相应的提高。苏联经济曾取得举世注目的成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苏联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速增长。1928年—1975年，苏联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美国。此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减缓，但截止到1985年，苏联GDP年均增长速度依然不低于美国。从工业化的成就看，1913年按苏联疆域计算，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9％，而到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80％。从经济实力看，这时的苏联已从革命胜利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然而，自斯大林开始的经济体制把主要精力集中发展重工业上，这在短期内促使苏联能够从工业实力上飞升，但是从长远来看，严重制约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相应的提高反过来也制约了经济的良性发展。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虽然进行多种改革尝试，但是关于重工业的偏重一直没有很好的转变。经济改革的困境使得人民的生活情况恶化，人民群众逐渐消磨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其次，产权结构及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加深了人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

1、劳动者不能真正占有生产资料，使公有制落空。恩格斯指出：并非“任何一种国有化”部是“社会主义”。只有当“国有”成为真正的“公有”，即劳动者占有、支配生产资料并参与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 是一切形式的奴役, 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

的基础”。苏联那种“公有制”虽然没有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和“失业”, 但劳动者却仍然存在随时被政府剥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危险。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性雇主”, 完全具有“使离经叛道者就范的力量”。另外，苏联党政官员虽名义上不能占有，而实际上却能支配。这就使他们既可不负责任、不关心效益，却又可捞到好处。这就导至产权不明晰，所有权缺位，进而导至效益低下。

2、分配不公，干部特权由于人民毫无分配权，便形成主宰分配的特权阶层。罗曼.罗兰称之为“共产党贵族”。这个阶层大约有50至70万人，加上其亲属约有3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党的政治局成员是这个阶层的塔尖。这个阶层还包括军队、克格勃的首脑，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官员。特权者最高工薪与劳动者最低工资之比,十月革命时期是3倍；后来扩大到1922年的8倍；1934年的30倍；1945年的44至56倍，收入差距与资本主义又又和差别。而且，特权阶层的存在必然导致腐败的糜烂，例如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迎合特权者需要，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使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官僚们还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会所。作为人民公仆的他们不劳而获的生活，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使普通苏联公民日益丧失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并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财富的道路，人民对其合法性的质疑理所当然的与日俱增了。

2.政治思想方面

也是最突出的，是意识形态的改革，造成了全社会主流思想的混乱。这方面我们前面介绍的政治领导人的改革也就涉及过。在人民的角度讲，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之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便开始混乱起来。勃列日涅夫虽然重新提出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而且竭力加强思想控制，但是仅仅得到相反结果，加深了人民对主流社会思想的抵制。到戈尔巴乔夫，他主张全盘接受全人类的文明成果，马列主义仅仅沦为各种思想的一支，苏联人民就在实质上缺乏了主流思想的引导。苏联不再有将各个阶层纳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的凝聚力。苏联政治实践对民主的挑衅亦对苏联人民的心理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在斯大林时期就有着明显的表现，例如斯大林曾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所以，当他借《联来（布）党史》简单图解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之后，哲学教授们谁也不再敢独立研究这个题目，而只能给斯大林作注、赞美他。1944年，他在同南共党员米洛万.贾拉斯的谈话中，声称“谁执政谁就规定宗教的信仰”。三十年代访苏的罗曼罗兰就

已敏锐发现：苏联社会已“挑起一个向斯大林顶礼膜拜的宗教信仰”。直至戈尔巴乔夫，大谈民主社会主义，多年积聚的民愤喷发，造成了灾难性效果。

3、民族问题方面

可以说苏联继承的沙俄大民族主义的传统是他无法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根源。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继承了沙俄帝国意识，竭力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引起了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央政府的不满，加深了对俄罗斯民族的隔阂，增强了离心倾向。在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中，苏联领导人片面宣传俄罗斯民族的功绩，非但无助于加强民族团结，相反，却激发了少数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厌恶情绪，增强了民族离心倾向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一直宣称俄罗斯民族是苏联的“伟大民族和领导民族”，从实际上确立俄罗斯民族的主导地位，使少数民族处在不平等地位。在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一方面，苏联强制推行俄语，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30年代中期，斯大林又下令用俄语字母为这些民族创造新文字。苏联自1958年起多次颁布决议，规定在各民族地区普遍学习俄语。其结果是许多青少年的本民族语言水平很低，以至于不会使用本民族语言会话、阅读和书写的现象，从而造成青少年与老一辈之间的语言隔阂，自然招致少数民族的不满。另一方面，苏联政府以各种名义在国内强制迁移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同时，又以叛国罪等名义将一些民族驱逐出境，使这些人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在大规模的迁移过程中，至少有100多万老人、妇女和儿童由于受不了颠沛流离和新住地的环境而死亡。尽管后来苏联政府做出了种种补救措施，但“驱逐事件”已给这些民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这种集体惩罚的方式严重伤害了被迁移民旅的民族感情，埋下了民族冲突的祸根，其后果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后都能感受到。

二、苏联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1、改革要不断深化和发展，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动摇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必要的改革，以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社会主义为代价。苏联的经济体制从斯大林当政开始，就一直是一种偏执的体制，长期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大力加强和重视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造成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国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党和国家渐渐失去了希望。尽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经济体制做了相应的改革，但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他提出了“新思维”改革，使苏联的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

的方向，以至于成了苏联解体最直接的原因。中国曾经在一段时间也有过与苏联同样的经历，但从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市场经济引入进来，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在政治上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使中国的发展没有偏离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着不足，如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国有经济改制的问题、城镇失业人员安置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黑矿问题、高等教育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要求改革开放必须进行深化和发展，将其作为基本国策继续坚持下去。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警惕和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必须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它意味着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已经得手。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但从苏联解体的实践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反对派，即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鼓励并资助他们进行反共反社活动；二是凭借强大的科技、经济、军事实力，从外部给社会主义国家施加政治、经济、思想压力，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尤其是共产党内部，发生有利于敌对势力夺权的变化。正是在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下，苏共有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企图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因而，一股新的修正主义思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泛滥起来。它扰乱了共产党的思想，使苏共失去战斗力，最终失去政权。从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到肯尼迪的“和平战略”，从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到里根的“促进民主运动”，无疑都是和平演变战略的运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国门的打开，许多西方的思想也随之而来，对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便有了哈韩、哈日、哈欧美的说法。如今的和平演变战略比起以前似乎更具有迷惑性和隐秘性，因为它容易穿上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外衣，像迷魂散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影响我们的思维。面对这样的形势和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开放和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处理好改革、

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让任何想破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3、发展加强与友好国家间的关系，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苏联解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一直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常常用武力去镇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这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形象。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甚至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即苏联的事情就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也是苏联的事情。波匈事件、布拉格事件等都是霸权社会主义的体现。在苏联的高压政策下，苏联民心丧失，丢掉了伙伴们的支持，以至于发生东欧剧变。中国是一个大国，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决不称霸，决不损害他国利益，我们要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注意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无论是对大国、强国，还是小国、弱国。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引进外资，就能更好地发展进出口贸易，就能更好地与先进发达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实现双赢。

4、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整个社会、整个民族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在历史上又有过很多矛盾。可是，苏联在进行建设的同时不但没有关注和重视这一问题，让各民族享有国家建设的成果，反而造成各民族之间的不和，使国家凝聚力下降，为苏联解体埋下隐患。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也有过许多的历史问题。我们也必须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同时坚持让各民族都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对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到重大挫折而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则幸灾乐祸，变本加厉地攻击社会主义，污蔑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空想”，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命运是注定要失败的。也有些看不清时代本质的历史发展趋势的人，产生了种种疑惑，甚至对社会主义前途失去信心。但是，中国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一步步地的实现着自己的强国梦想。我们应该认识到，苏联的解体对于中国而言，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是有着很大启示的。我们要从苏联的身上吸取教训，不断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让苏联的悲剧永远不要在中国发生。

参考文献

[1]马绍孟，周新城，冯特君主编.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2]王鑫.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3]马宽等.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案例教程.北京：

[4]潘广辉博士论文《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

第四篇：韩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

作者：郭熙保袁蓓《光明日报》( 2015年04月29日 16版)

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我国人口总量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今天，顺应时代需求，我国已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下一步是否还需继续调整?如何调整?这亟待决策者认真思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人口政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几度调整，可为我国人口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1.1961—1971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人口增长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2.9%。当时大多数韩国人从未接触过生育控制思想，学术界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也很有限。最早向政府提出人口控制政策建议的是社会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高凰京。该提议从接受社会咨询委员会和经济顾问委员会评估到提交并获得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通过仅用时两个月。1961年10月，代理总统朴正熙在一次全国性新闻会议上宣布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表示控制人口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劝说与鼓励是推行计生政策的主要手段。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工作重点是普及避孕方法，推进信息传播、教育和说服工作，计划到1971年和1981年将人口增长率分别降至2%和1.3%。

政府首先开展工作帮助民众获取避孕方法，紧接着构建生育服务基础设施，大规模向民众提供计生服务，将“少生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作为计生标语。1963年，在总理的倡导下，政府所有部委均参加到计划生育工作中来。为能更好地制定和评估计划生育政策，韩国政府组建了人口调查与人口科研机构。

农村居民被列为重点人群。政府积极向农村妇女宣传计划生育、营养、妇婴保健和基本家庭经济知识，并招募大量计生人员到乡镇展开家访，通过劝说使理想家庭子女数从五个降至三个。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高生育率并不全是韩国民众自愿生育行为的结果，也是避孕手段与知识缺乏的结果，因此，顺应民众需求的人口控制政策引发韩国人口增长状况转变，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第一阶段人口控制政策重点在农村，但战后遣返人员和农村人口大量涌入使得大城市生活环境急剧恶化，城市人口控制生育的愿望尤为强烈，导致城市生育控制效果反而比农村更为显著，形成城乡间生育差距扩大的局面。

2.1972—1991年：计生政策随经济发展而调整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将产业政策调整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此时，五六十年代高生育率下出生的人口多已成年，城市劳动力供给充足，韩国政府加大了人口控制力度，推进“二孩”政策。

韩国政府于1973年颁布了《母婴保健法》，改变了计划生育缺乏法律依据、依靠行政命令与内阁决定的局面。由此，母婴保健和计划生育成了韩国调控人口数量与质量的两大手段。在学者建议下，韩国政府在人口控制政策目标和手段中注入了许多新要素。首先，政府开始对计划生育家庭给予积极的财力支持，通过多方面经济刺激政策控制出生率。其次，提高医疗卫生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第三，纠正性别偏好。1971年，韩国采纳了“不分男女，两个以内”的计生标语;1978年，计生标语改为“一个好女儿胜过十个儿子”。 1981年，韩国人口增长率降至1.53%，略高于目标水平。然而，纠正性别偏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时，前四个“非均衡”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给韩国埋下了一系列隐患。全斗焕政府担心“婴儿潮”会再次引发生育高峰、恶化经济，于是强化了生育政策目标，将单一“两孩”改变为“两孩”和“一孩”并行，并重点调整性别偏好问题。1982年，韩国政府更改了七十年代的社会支持政策，规定“二孩”及以下家庭才能享有与绝育手术挂钩的优惠。1986年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相应的社会支持与教育说服行动也从“二孩”转为鼓励“一孩”家庭。

这一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将绝育作为避孕首选方法，所有处于生育高峰期的群体都被列为目标人群。片面强调终止生育，加之其他避孕方法使用常具有不连续性，造成了年轻人过度依赖流产的问题。韩国“六五计划”期间，避孕措施转为多种方法结合，1986年，20-29岁妇女的避孕措施转为可逆方法。

为改变新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调的局面，韩国政府于1987年修订了《医疗法》，禁止性别鉴定，对提供该服务的医生予以重罚并取消执照。为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政府再次修改了多项法律法规。

从1983年起，韩国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完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生育率与普及避孕的两项基本目标。然而，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实现目标用时之短是计划者和人口学者始料不及的。低生育率目标实现后，韩国并没有马上放弃生育控制，而是直到1989年公共医疗机构才停止免费发放避孕药具，控制生育政策开始有所松动。

3.1992—2004年：经济腾飞后颁布重人口质量政策到20世纪90年代，总结以往成就，韩国政府肯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前六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的贡献。但关于政策的未来走向问题，韩国社会存在着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和推迟人口零增长到来两种不同观点。综合分析之后，韩国政府认为未来人口政策目标是维持低人口增长率，推迟人口零增长到来，并采取措施避免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为此，韩国政府决定逐步退出计划生育执行与管理工作，只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避孕服务，其他人群的避孕转交给个人医疗保险体系，但政府仍为私人医疗机构计生服务提供经费支持。为扭转新生婴儿性别失调局面，1994年再次修改的《医疗法》加重了性别鉴定处罚力度。1995年，出生性别比恢复正常。

然而，随后出现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却引发了新问题。为此，1994年12月韩国政府成立了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负责总结过去人口政策的成绩，评价人口政策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确定新人口政策方向和21世纪应采取的措施。

1996年6月7日，韩国采纳并宣布了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提出的新人口政策，将人口政策重点从人口数量控制转移到质量与福利上来。新人口政策目标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将生育率维持在1.7%;防止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调;降低流产率;解决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需求;赋权妇女;改善老年服务。新人口政策取消了独生子女社会支持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新人口政策将青少年列入目标人群。针对青少年不断上升的未婚流产率与不当性行为，新生育政策向这一群体提供了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咨询与教育。

尽管新人口政策放弃了生育数量限制，但生育率并未能如人所愿地维持在1.7%的水平。世界金融危机推波助澜下的新生育观使得韩国生育率1997-1999年连续三年下滑，进入21世纪，更是跌破了1.3%的超低生育水平，2005年则达到1.08%。随着生育率不断下降，2003年韩国成立了老龄化与未来社会委员会，旨在支持生育，并为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做政策和程序上的准备。与此同时，韩国学者开始认识到性别偏好不仅不会提高生育率，当低生育偏好与性别偏好叠加时，还会导致更低生育率的出现。 4.2005年至今：老龄化威胁下开始推行鼓励生育政策超低生育率将使韩国在不久的未来面临来自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支付能力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政策。

2005年，韩国政府颁布“低生育行动框架与人口政策”，鼓励生育政策正式启动。至今，韩国已发布了五个“低生育与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是要建立有利于生育与保育的环境，为老龄社会反应系统奠定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是要稳步恢复生育率，建立起老龄化社会反应系统;第

三、第四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是将生育率提高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并成功应对老龄化。

为创建有利于生育与保育的社会环境，“一五”期间着重于以下三方面工作：构建整个社会、国家和家庭共同承担儿童保育责任体系;创建有利于家庭生活的社会环境，保障工作与家庭间的平衡;扩大社会对下一代的投资，为儿童和青少年创建安全的成长环境。“一五”计划期间，政府建立起了全国响应体系、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绩效管理系统等，并通过大量活动增强公众对低生育与老龄化问题的认识。2010年10月26日，韩国内阁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又在提高财政支持力度、扩大支持人群和保育支持政策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改进。

2006和2007年，韩国生育率出现小幅回升，但2009年1.15%的生育率使韩国依旧是世界低生育国家之一。2010年颁布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韩国政府再次确认了低生育与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并将人口政策总体规划的执行视为国家头等大事。2014年7月11日，健康福利部部长在韩国第三个“人口日”的庆祝演讲中指出：仅仅是生育激励与儿童保育支持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低生育势头，鼓励生育政策重点应转向家庭和孩子，并在包括经济、社会政策的更大范围的国家管理中认真考虑人口危机。

5.韩国生育政策演变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与中国在国情方面有很多类似之处，在发展初期，都具有经济落后、资源贫乏且人口密度高的共同特征，两国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也有相似之处。但是，韩国的经济起飞比中国早20年左右，开始实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也比中国早20年左右。因此，韩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可作为一面镜子，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提供借鉴。

人口生育政策应随经济发展与生育率变化而适时调整。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初，韩国经历了从计划生育转为鼓励生育的重大变化，人口生育政策总体上做到了随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率变化而适时调整。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增长快，人口对经济的压力大，控制人口增长成为必然选择。时至今日，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35年，我国的生育率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并且越来越低，现已接近韩国的超低生育率水平。与韩国相比，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为严厉，因此人口控制比韩国更为有效。此外，韩国实施一胎化政策不到10年，而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实施时间长达30多年。可以预见，中国人口下降的压力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状况在不远的将来会赶上韩国，甚至比韩国更为严重。因此，我国应以韩国为鉴，根据超低人口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情况，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