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对中国的启示论文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中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除，各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的出现受到人们的关注，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后的三十余年间，在一般民众中，环境保护主义支持率得到明显的上升；在国际贸易论坛和学术界，国际贸易和环境以怎样的方式，在怎样的程度上互相作用，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国际贸易对中国的启示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国际贸易对中国的启示论文 篇1：

中国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启示

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日益凸显，受害者首当其冲是企业，企业如何排除国外的某些歧视性待遇和做法，探寻一套有效的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对策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企业应学会运用世界贸易规则，主动起诉与应诉。在反补贴调查中，被调查的主角虽然是政府，但是相关企业必须积极配合政府，提供有利数据。而在反倾销调查中，作为主角的企业，应加强主体意识，积极应诉，配合有关组织的调查，提供对企业有利的证据，而政府在应对反倾销调查中主要起到协调作用。在发起反倾销立案方面，我国企业也应加强主动出击。在进口商品倾销带来严重损害面前，我国企业往往会因对相关法律不熟悉，或考虑到高额诉讼费用，或缺乏必要的反倾销人才，或存在“搭便车”思想，或因合作性不强难以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未能主动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使企业受损。

其次，充分发挥企业行业协会的主导作用。行业协会可提供对外出口信息，加强对行业的指导和监督，促使企业加强自律，建立完善的协商、谈判制度。还可以考虑由行业协会建立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基金，基金按协会成员的销售额或产量的一定比例交纳，将企业应诉获得的收益与为此支付的费用有机结合起来，同时也使企业能获得必要的诉讼资金方面的支持。

再次，企业应采取多元化市场战略和产品差异化战略。由于中国出口产品市场相对集中，往往导致多家厂商的同类产品大量进入同一个国家，极易遭到国外采取保障措施等限制性措施，如果企业采取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产品多元化战略，就能有效地减少和避免引发的贸易摩擦。

最后，企业应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创建自己的国际品牌。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日益体现为企业群之间的竞争，而企业群之间的竞争则集中反映为品牌之争。竞争力的强弱，不仅取决于技术物理差异，更在于品牌是否能给消费者带来丰富而独特的心理情感利益，这需要企业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可见，企业产品上档次、创品牌，不仅能扩大产品出口，与国外企业理直气壮地竞争，也是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有效措施。

作者：李龙哲

国际贸易对中国的启示论文 篇2：

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及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中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除，各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 “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的出现受到人们的关注，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后的三十余年间，在一般民众中，环境保护主义支持率得到明显的上升；在国际贸易论坛和学术界，国际贸易和环境以怎样的方式，在怎样的程度上互相作用，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概况及各方立场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全球化的进程给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贸易壁垒的减少和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全球经济总量增加了五倍。与此同时，世界也经历了巨大的环境改变。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各个政府的关注，仅仅在15年间就达成并生效了11个有关环境的国际条约。目前参加国在两个以上的国际环境条约就有200多个，双边条约的数量据保守估计超过1000个。

在国际贸易论坛中，欧盟是积极推行贸易与环境挂钩，主张用贸易的方法解决环境问题的生力军。早在1995年，欧盟就开始寻求改变WTO的规则，从而使采用贸易制裁的方式来执行多边环境协定的做法有法律依据。在1996年12月新加坡WTO部长会议上，欧盟的这一主张遭到拒绝。在1999年12月西雅图部长会议上，欧盟再次提出将环境问题纳入谈判议程，但是被推迟。2001年12月，多哈会议上，发展中国家成员为换取欧盟承诺取消农产品补贴，接受了欧盟的提议，同意开展贸易与环境谈判。

欧盟之所以如此关心把环境问题纳入WTO部长会议议题，是因为在多边环境协定中，成员方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与他们在WTO的义务相矛盾的义务。按照这些环境协定确立的规则，成员方则成为实现协定的环境目的而采用禁止贸易的做法，同时还被要求不得与非成员方从事贸易。例如，在《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有一个禁止从事贸易的濒危物种名单，同时，还允许采用许可、配额和其他的限制性措施，规范和监督其他一些可能濒危的物种的贸易。这些规定显然与WTO减少贸易壁垒的宗旨相违。在《生物安全喀他赫纳议定书》中规定，该议定书的成员方获得限制贸易的授权，并且采取限制措施不需要任何科学依据。这也是欧盟、挪威和瑞士在多哈会议上建议的“预防原则”。而WTO的规则只允许出于保护健康和安全的目的限制贸易，而且限制措施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国际上广泛接受的科学依据之上。正是由于MEAs与WTO原则的不同，欧盟不断地寻求改变WTO规则以确立他们接受MEAs义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将环境问题作为主流谈判议题，反对的原因主要在于发展中国家希望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更大的市场准入机会。然而，如果按照欧盟的提议，建立新的限制贸易的权力体系，那么发展中国家可能获得的机会就会直接大打折扣，这一点在农业和服装纺织业中尤其突出，而且发展中国家尤为反感。MEAs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歧视性贸易待遇措施，认为WTO现有的第20条款已经为环境保护提供了足够的空间，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也完全有能力解决有关第20条款的争端，因此没有必要对WTO的规则特别是第20条款做出修正。美国的立场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致。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发展中国家还认为，环境和贸易问题属于国际法中的不同领域。环境法包含在相关的国际环境公约、区域性条约以及各国有关环境保护的国内法律法规中，贸易法则是包含在诸如WTO这样的国际性贸易框架以及NAFTA之类的区域性贸易框架中。把不同领域的课题混在一起解决，并非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二、贸易与环境问题在我国的体现和启示

近20年来，我国的GDP以年平均9％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翻了两番。2003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8500多亿美元，2004年更是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1500多亿美元，并取代日本成为仅次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我国目前尚处于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经济增长基本上仍然建立在三高一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上，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

在我国，贸易与环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发达国家通过贸易与投资渠道将污染等环境问题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的环境管制措施相对宽松，一些污染性的废旧物质和污染性的行业被转移到我国。工人从废旧物质中回收有用的物质，与此同时，水、土壤等自然资源遭到污染。第二，贸易中的绿色壁垒问题。发达国家以保护本国国民健康安全、保护全球环境为由，用比较高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来要求发展中国家，从而产生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自我国入世以来，绿色壁垒不断影响农业、林业、畜牧业、纺织业等行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不小的困扰。

对于如何应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壁垒，既保护国内的环境，又发展对外贸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对于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及相关绿色贸易壁垒等，应持理性态度

WTO对正当的绿色贸易壁垒也是持肯定态度。其《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规定成员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健康等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我国对于国际上广泛存在的绿色贸易壁垒，应该首先分清正当者和不正当者，对于不正当的应当反对，并可以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等寻求支持和解决。对于正当的，则应该积极适应，一味地怀疑发达国家政府及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动机如何，并不能消除壁垒，减少污染。发展绿色产品并积极提高产品质量才是解决之道。

（二）参考国际环境标准，调整和修改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适当提高国内标准，为环保提供一个更完善更严格的法律保护机制

在世界环保浪潮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于1979年首次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试行）》（并于1989年修订为新的《环境保护法》）。迄今，我国已制定了6部环境保护法律、9部资源管理法律、34项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行政法规，90余项环境保护部门行政规章，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1000余件，同时，我国历年共发布国家环境标准412项，现行的有361项（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资料）。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有《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沙治沙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保护资源的法律法规有《森林法》《草原法》《农业法》《渔业法》《节约能源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基本上建构了我国环境资源保护体系，然而，还存在一些立法技术问题，比如法律法规之间彼此涵盖，内容重复；个别法律因为出台时间比较早，与目前的国际标准相差较大，存在脱节现象；惩罚措施制定不够严格，缺乏力度等等。而且现有的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相比水平较低，在我国已有的国家标准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不足50％，高新技术标准严重缺乏。以我国现有的低标准与国外先进标准和国际标准对抗，自然很容易引起所谓环境标准“逐低竞争”的指控，也有损我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使我国在对外贸易中缺乏保护环境的法律依据,不利于对我国环境与贸易的保护。

（三）严格执行现有的法律法规，把严格执行作为保护环境、支持贸易的一个突破口

如果说，修改和调整法律法规需要一些技术条件，还需考虑社会的适应性等，那么严格执行目前已有的法律法规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法学界有一句名言“徒法不足以自行”，在重视环境立法的同时，必须严格环境执法。同样地，在对三资企业的审批中，也应当严格遵循有关“对于造成环境污染的，不予批准”的规则。如此，才不至于造成“据统计，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属污染型的占30％，其中高污染型占40％”的情况。

（四）在加强环境执法的同时，须加大环保宣传力度，以期建立起公众的监督系统

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能够起到自我监督和监督他人的双重功能。杭州当地报纸《都市快报》2004年11月24日报道，11月16日绿色和平组织公布了《金光集团APP云南圈地毁林事件调查报告》，揭露世界上最大的纸浆纸张公司之一的金光集团在云南砍伐天然林造纸，浙江省饭店业协会遂起草了《关于抵制APP纸产品的通知》，联合浙江省417家星级饭店共同抵制金光集团的行为。对于来自业界的自发抵制，相信提供产品的厂商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决策，做出有利于环保的决定。由此可见，官方的监督和执法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而人民“雪亮的眼睛”能够起到重要的补充和威慑作用。

（五）参照国际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援助的形式，建立国内的“生态补偿机制”，由中央及沿海贸易省份向西部、北部省份提供生态补偿

众所周知，我国的西部和北部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对于整个国家的生态效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地区同时也是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区域，当地的居民为了脱贫致富，改善现有的生活环境，在缺乏环保意识、缺乏资金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所采用的生产生活方式对环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伐木和采集“发菜”而导致破坏环境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但是上述行为中很多实属不得已，如果只是一味指责他们，强行要求有所改变，而又不提供任何改变的资金技术条件，那么这种要求并不公平合理。因此，建议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帮助西部北部省份发展更多的可持续生产方式，并尽可能对目前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如林木砍伐等，进行弥补。

(六）大力提倡技术创新和改革，鼓励使用新的节能高效的技术

一方面，降低能源消耗和使用，另一方面提高生产效率，在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尽可能降低污染。技术创新可以通过加大国内的技术投入，发展我国自己的技术，还可以考虑增加技术贸易量，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技术，加以消化吸收，改变过去那种重点引入“成套设备”的做法。只有技术提高了，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对抗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问题。技术的创新还有利于逐步改变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模式，提倡深加工和精加工。特别在农、林、渔业发展出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增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作者：唐　锋

国际贸易对中国的启示论文 篇3：

不完全契约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扩展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摘要】近年来，不完全契约理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贸易研究中，侧重从企业微观角度来解释和预测贸易现象，指出不完全契约，关系专用性投资，交易成本等因素对贸易活动及企业组织结构的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扩展了原有的贸易理论，开辟了贸易理论的新方向，并将更好地解释及指导世界贸易活动及企业活动。

【关键词]不完全契约；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国际外包，

【作者简介】关春华，沈阳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辽宁沈阳110041)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的基础假设条件下，研究了国际贸易活动发生的原因、模式、贸易利益来源等问题，主要从供给角度解释了产业间贸易活动。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生产率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是决定贸易活动的主要原因。随着贸易理论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贸易理论”，该理论将产业组织理论成果引入贸易模型，考察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规模报酬递增及产品异质条件下的贸易活动，对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解释。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及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贸易理论研究又出现新的方向(有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更倾向于对异质企业贸易活动的研究，许多学者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引入一般贸易模型，开拓了贸易研究的新视角，揭示了企业的贸易、一体化及外包活动。

一、不完全契约理论

1、理论背景

不完全契约的研究处在初始阶段，不同学者使用不同的模型，侧重点也各不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Willamson在不完全信息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契约的不完全性，80年代中后期，Grossman和Hart(1986)、Hart和Moore(1990)的两篇论文初步确立了正式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他们使用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研究了契约关系，设计出第一个不完全契约理论模型。不完全契约理论在阿洪模型(阿洪等，1994)中进一步得到强化。阿洪模型表明，设计产生最优结果的不完全契约是可能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确立为企业的控制权、组织边界及组织结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解释。

2、契约的不完全性阐述

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共同基础便是对契约不完全性的认同。不完全契约是相对于完全契约而言的，前者表明了在各种可能性下契约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及义务的具有约束性的契约。这意味着契约中应包括所有影响契约关系的可能性，而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科斯(1937)指出由于预测常常很困难，因此对双方来说，契约期限越长，明确规定对方该于什么就越不可能。西蒙(simon，1951)比较了两个长期契约：销售契约及雇佣关系契约，指出雇佣契约的不完全性。此后，Williamson(1979)、Klein(1980)、Shave~(1980)和Dye(1985)也都明确提到了契约的不完全性。

Salanic(2000)指出契约不完全性的原因：首先，契约谈判成本。有时预测不可能的或然性所产生的成本会超过某一具体条款所能带来的利益。其次，第三方常常不能或甚至不愿意证实契约方观察到的某些变量的事后价值，即证实成本(Tirole，1999)。最后，人们的有限理性。确定某些相关事件的概率，并依据相应情况制定有效行动是非常困难的。

基于对契约不完全性的认识，学者们研究了其对企业国际贸易活动的影响。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应用

1、不完全契约对企业产品周期理论的扩展

Pol Antras(2005)将不完全契约与贸易动态一般模型结合起来，从新的角度解释了产品周期理论，在该模型中新商品最初在北方设计和生产，后来生产转移到南方，这一结论与雷蒙德·弗农(1966)一致。在Antras(2005)的模型中，他吸纳了威廉姆森(1985)的交易成本理论和Grossman和Hart(1986)的产权理论，指出国际交易中契约的不完全性是阻碍生产过程在世界分散的主要原因，并导致产品周期的出现。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很难在契约中明确规定和补偿研发活动，而南方的契约环境更差，因此，北方公司需要在南方低成本优势与契约不完全性所产生的更大程度的扭曲劣势之间进行权衡。产品在创新阶段，因为要承担不完全契约的全部成本，公司无法获得南方低工资率所带来的收益。因此，生产将在北方进行。然而，随着产品进入成熟期，产品研发需要逐渐减弱，这时南方低工资率所带来了利益大于不完全契约所造成的扭曲成本，生产将转至南方。依据这一理论框架，Antras(2005)求解北方公司向南方转移生产的均衡时间。应用公司产权理论关于剩余控制权观点，他研究了生产周期与公司边界问题，并得出结论：产品研发产出弹性增加，即转移时产品成熟性越低，建立跨国公司的动力越强。还有学者研究了契约执行对比较优势的效应，Levchenko(2004)发现更好的制度质量往往会促进一个国家契约密集型产业出口。

2、不完全契约与企业国际外包及FDI选择

制造还是购买的决定是企业最基本的决定。一个产品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通常要经历以下环节：基础研究、产品设计、设备的准备及安装、专用元件的生产及组装、包装与销售及其运输。其中每一环节，生产商都要决定是由本企业内部完成，还是从外部获得，即一体化还是外包。一体化和外包可以在本国内进行，也可能在国外进行，如果选择国外就涉及FDI或国际外包。近年来，不完全契约模型被广泛地应用到各国要素禀赋差异及产品异质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中，有效地揭示了企业国际外包及FDI决定。

(1)交易成本视角

McLaren(2000)、Grossman和Helpman(2005)研究了专用投入品的外包活动。他们吸纳了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垂直一体化可以消除管理中的扭曲，并强调了市场厚度的重要性。在国际贸易背景下，市场厚度大会使最终产品与专业化投入品的匹配更容易。因此，外包相对垂直一体化更具优势。McLaren(2000)考虑了多种市场的垂直一体化。Grossman和Helpman(2005)就国内契约外包与国际契约外包建模。McLaren(2000)假设专用投入品可以通过市场(基于叫价体系)或通过公司一体化来获得。由于无法事前观察质量，叫价只能在供应商已经付出沉淀成本之后，因此，供应商将面临敲竹杠问题。非一体化最终产品生产者的数量会决定市场厚度，越多，对于独立的供应商来说，外部选择可能性就越大。一体化对离散市场安排会有负的外部性。国家开放会增加市场厚度，提高福利。Grossman和Helpman(2005)在垄断竞争和一般均衡贸易框架下，研究了不完全

契约条件下国内和国际外包。论文中假设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专用元件的生产要求供应商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研究结论是劳动越丰裕的国家，市场厚度越大，匹配越容易，因而对外包更有利。国际外包的发展实际上将减小北南工资差异。而且国家法律环境的改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工资，公司数量不变)，会增加国际外包的份额。但是，全球法律环境的改进，对在北方外包有利。

(2)产权角度

依据产权理论，无论组织形式如何，关系专用性投资将发生扭曲。当元件供应商在创造剩余中比最终商品更重要时，外包激励增加。Antr6s(2003)发展了公司边界产权模型，将它应用到存在劳动和资本禀赋差异的一般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中。Antras(2003)假设有两个部门，资本密集度不同且每一部门产品具有异质性，要素价格相同，但是假设最终商品为非贸易品。因此，世界贸易为中间投入品贸易。基于契约的不完全性，专用投入品生产成本无法写入契约中，最终产品生产商预先投入资金帮助专用投入品的生产，可以解决敲竹杠问题。当这种投入足够大时，将剩余控制权分给生产商是有效率的，这将导致一体化行为。相反，如果投入相对很小，外包便产生了。AntRts＆Helpman(2004)，假设南方工资低，劳动是唯一生产要素，最终产品在北方完成，元件生产可以在南方也可以在北方完成。所有生产成本都被假设为关系专用性的。依据产权理论，组织形式取决于总部服务的重要性，部门不同总部服务不同。总部密集度高的部门会选择垂直一体化，以激励总部提供这些服务。否则，将选择外包，因为外包会提高元件生产的激励。GordonHanson＆Feenstra(2003)使用中国加工贸易1997—1999数据检验了这些理论，得出支持产权理论的证据。

(3)控制权角度

控制权授权理论主要涉及委托人在垂直一体化下保持控制权和在外包条件下提高代理人努力程度之间进行权衡。适当程度的竞争或劳动里适当程度的技术密集度会导致更平的级层制度。Puga和Trefler(2002)将Aghion和Tirole(1997)控制权理论应用在对外包的研究中，揭示了创新与对创新活动的控制权的矛盾影响了公司的组织形式。指出将控制权分配给外包代理人是一种激励手段，但同时契约问题也会给委托人带来成本。Matin和Verdier(2002，2003，2005)研究了更加平的层级制度——控制权被分配给低层管理者。该论文基于Aghion和Tirole(1997)的授权理论建模，指出三种组织形式：委托人控制(P组织或一体化)，授权给代理人(A组织或者外包)以及没有任何内部层级结构的单一管理公司(0组织)。公司模型被嵌入垄断竞争一般均衡模型，以研究竞争效应。在中级竞争水平，趋向于更平的层级制度(P向A发展)，以提高对代理人的激励。贸易之前两个国家可能有不同组织形式(A或P)。由于组织形式收敛，一体化的发展可能导致外包的发生。Matin和Verdier(2005)将利润加成引入模型，利润加成会随市场竞争变化，指出非常大的和非常小的国家都会选择一体化组织形式，而中等大小国家会选择外包并且激烈的竞争也会导致外包的发生。Matin和Verdier(2003)在南北两国、两要素、两部门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两国工人技术密集度不同，随着技术对非技术劳动比例的增加，组织形式往往从P转向A和O。如果在贸易之前技术丰裕的北方公司选择P，而技术贫乏的南方公司选择0，那么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随着公司向中等规模A组织转移，会引起外包浪潮。更平的级层制度往往与对技术的更大需求有关。上述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并探寻了外包及一体化选择。不完全契约、关系专用性投资、市场厚度、固定成本等都会影响企业是否会选择国际外包／FDI来获得专用投入品。上述理论从企业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活动的规律，不仅有效地解释了近年来中间产品贸易规模的迅猛发展，而且也为企业从事国际贸易活动提供了有意的启示。

三、不完全契约贸易框架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1、中国企业应开阔视野，在努力发展本企业技术实力的同时，积极培养国际信誉

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解释中国贸易的庞大规模。中间产品贸易在中国贸易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2003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制造业总出口的57％。2007年1—11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97万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进出口8946亿美元，约占总额的45％。这当然是由中国在国际生产链中所处位置决定的。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及中国的契约环境还很不完善。鉴于此，企业在努力提高本企业技术能力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培养企业的国际信誉，以弥补国内契约环境不完善的状况，以便在国际外包中可以承接对契约环境要求较高的高级生产活动。

2、中国应积极完善契约环境，以提高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

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贸易模型对企业国际外包及垂直一体化决定因素的研究，对中国如何更好地承接国际外包、吸引FDI、发展本国贸易，提供了有用的启示。中国不仅应该立足本国情况，积极发展相关产业，而且应注重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完善市场建设，改善我国契约环境，减少不完全契约所带来的投资扭曲，提高国家经济效率。这不仅对贸易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国内交易同样意义重大。当然，在长期中，中国还应努力全面提高国家生产力，提升我国在国际生产链中位置，争取在世界贸易网络中得到更大的利益。

3、企业可以从契约不完全性等基本概念出发，寻求适合本企业的发展模式

不完全契约理论将贸易模式与企业组织结构联系在一起，对中国企业模式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尽管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多数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的，很多结论并不适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企业仍然可以从契约不完全性、专用性投资、交易成本等基本概念出发，结合企业自身特点(产品、产业等情况)，得出适合本企业的发展模式。

作者：关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