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变动模式选择与观念交付的制度构建

2022-09-10

一、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与观念交付的制度定位

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是指除了交易双方的债权意思之外, 物权变动无须其他要件即告生效。在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下, 无论现实交付还是观念交付均以债权合意的成立作为所有权移转的唯一要件, 交付仅是作为对抗要件。在法国, 在民法未制定以前, 采用罗马法, 亦以交付为必要, 惟所采者为略式之交付。其后学者遂发生一种理论, 谓交付乃占有之移转, 乃专就有体物而言。权利为无体物, 无所谓交付, 故渐渐不以交付为必要, 唯依当事人之意思表示为之1。可见, 法国民法在继受罗马法的过程中, 为符合法国民法中简化人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不讲求行为形式, 民事行为不须司法的或行政的事先授权的倾向2。在格劳秀斯、普芬道夫等自然法学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浸染之下, 法国民法将抽象化、观念化所有权的理念贯穿于物权变动模式之中, 将物权变动完全置于权利主体的意思表示之中。

《日本民法典》沿用了法国的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但在民法理论和判例的推动下, 日本民事立法对意思主义进行了修正, 这种修正主要表现两个方面:其一, 对物权变动对抗要件的强调, 其二, 创设占有权制度。《日本民法典》第176条“物权的变动”中规定, “物权的设立及移转, 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与《法国民法典》纯粹的意思主义相比, 《日本民法典》并没有彻底摆脱形式主义的羁绊, 其第178条“动产物权的对抗要件”中规定, “动产物权的让与, 除非将该动产交付, 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另一方面, 《日本民法典》将占有权视为“有体物”, 在《法国民法典》中, 占有被界定为一种事实状态, 并非权利, 但在《日本民法典》中, 占有却是占有人因事实上支配物而取得的权利。其第180条规定, “占有权, 因以为自已的意思, 事实上支配物而取得。”《日本民法典》将动产物权之“形” (占有) 与“神” (权利) 相结合, 物权变动虽然仅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可实现, 但作为对抗要件的交付却必须“形神合一”。此外, 日本学界通说认为, 动产的交付应包括更为广泛的占有权的让与, 将《日本民法典》第182条以下所规定的占有权取得的方法, 包括简易交付、返还所有权让与和占有改定, 均理解为是作为第178条所规定的交付方法的补充, 在沿革上是理所应当的3。不过, 对于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 日本学者也提出了质疑, 因为即使以交付为对抗要件, 除现实的交付以外, 还有若干观念上的交付形式, 因此最简明的交付反倒成为极端不明了的对抗要件 (公示方法) 4。

《埃及民法典》的物权变动模式采取“双轨制”物权变动模式, 即对动产物权变动采取意思主义, 对不动产物权变动则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第933条规定:“依其种类予以确定的动产, 仅在第205条的规定被特定化时, 其所有权才发生移转”。第204条规定:“在没有违反有关的登记规则的情形下, 如债的客体为债务人所有的特定物, 旨在移转该物所有权或他物权的债当然地发生移转此权利的效力”5。第205条规定:“旨在移转物权的债针对种类物的, 则仅在该物被特定化时该物权发生移转6。”第934条规定:“不动产的所有权及他物权仅在遵守法律规定的不动产公示规则的条件下, 方在当事人之间或对第三人产生移转效力”7。

笔者认为, “交付对抗主义”很难协调物权绝对性与意思表示相对性之间的矛盾。以动产所有权的移转为例:受让人因其与所有权人意思表示一致取得动产所有权, 但在让与人没有交付该动产之前, 受让人的所有权不得对抗第三人, 换而言之, 受让人从所有权人那里取得的所有权不具备其作为物权的最基本的对世性。正因如此, 在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 以观念交付来对抗第三人也只能是徒有虚名。因为交易外部第三人根本无法知晓引起物权变动的债权合意, 更无从知晓交易双方纯粹观念上动产占有的移转。但观念交付在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并非毫无意义, 由于标的物风险并非总是伴随所有权而发生转移, 观念交付因此作为债法中判断合同标的物风险转移的特殊规则。

二、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与观念交付的制度定位

形式主义物权变动理论, 是指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外, 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8。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包括债权形式主义与物权形式主义。

(一) 债权形式主义

债权形式主义是指, 物权变动除须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 尚须进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国家包括瑞士、奥地利、阿根廷、巴西、荷兰、韩国和俄罗斯等。

《瑞士民法典》第714条规定, “动产所有权的让与, 应将其占有移转于受让人。”该规定于《瑞士债务法》第199条“依契约而移转动产所有权时, 需移转占有”而来, 因而在采用交付主义这一点上, 瑞士法较德国民法为早。日本学者认为, 《瑞士民法典》对物权变动采取折中主义, 缘于立法者对物权契约与无因性问题回避、暧昧的态度, 在种种不同的场合, 法律原因的意义与范围,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虑9。在俄罗斯民法中, 为履行所签订合同 (“传统”) 而交付物被视为履行合同之债的单方行为, 而非作为特别的“物权合同”。这样对于双方来说, 交付仅为确定转让物之所有权移转时间的一种可能的方法, 超乎“债权”合同 (基础合同) 之外, 其自身并不具有产生权利的意义。引入“物权法律行为”结构, 一方面会毫无根据地剥夺合同一方设定合同条件的自由 (无怪乎《德国民法典》第925条第2款规定“物权合同”, 其签订是附条件的, 或者是注明期限, 宣布无效) , 另一方面, 会导致与国内法基本原则抵触的物权与债权的混淆。该混淆的基础已在所建立的名词术语中奠定, 因为根据我们已有观念, 产生法律关系的法律行为即系如此这般, 法律行为作为法律事实, 既不能成为“物权的”, 也不能成为“债权”的10。《俄罗斯民法典》第223条规定:“1.依照合同取得物的人的所有权, 自物交付之时起产生, 但法律或合同有不同规定的除外11。”

债权形式主义强调了交付和登记是产生物权变动效果的必要性, 但没有采行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在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以下简称《物权法》) 颁布之前, 国内有学者主张将债权形式主义作为制定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12。然而, 由于欠缺物权行为理论两大支柱———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 债权形式主义所谓“登记与交付”的法定方式, 不能满足物权法各项制度之间的逻辑自足。从实践角度考虑, 债权形式主义比较浅显易懂, 但从法律的逻辑性与完整性要求出发, 这种看似简单清晰的物权变动模式, 却无法与具体的物权变动方式完成严谨的制度对接, 观念交付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在债权形式主义条件下, 动产物权发生变动须具备两个要件:其一, 债权意思表示即为物权变动意思表示, 二者合二为一, 并无分别。其二, 若要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 还必须符合交付的法定方式。而观念交付仅能满足第一个条件, 如要符合第二个条件, 实际上观念交付已经转化为现实交付。因此, 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 观念交付缺乏制度基础。为了应对交易实践中客观存在的观念交付方式, 主张债权形式主义的学者只能试图通过赋予当事人在以合意特别约定交付方式以承认观念交付的效力。但是这种做法很难自圆其说, 因为债权形式主义的初衷便是“为当事人的债权合意披上形式主义的外衣”, 即所谓的二元主义立法模式。然而, 动产交付的法定方式应属于强制性规范, 如果允许当事人来任意改变, 则违背了物权法定原则。

(二) 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与观念交付的制度定位

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是指物权变动中的债权契约仅能产生债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而物权是否发生变动则取决于独立于债权契约存在的物权契约。德国固有法亦系采交付主义, 至中世时代于法院备置公簿, 以记载当事人缔结之物权契约, 始为不动产登记制度, 于动产, 则采罗马法之交付主义。依德国主义, 关于物权之设定移转, 于当事者之意思表示以外, 关于不动产以登记、动产以交付而发生效力13。物权合意和单方抛弃表示都不对任何人产生负担, 而是直接产生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的取得和丧失。因此, 处分行为 (物权行为) 与浮点行为 (债权行为) 时相反的。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相分离, 一个行为的无效不影响另一个行为的效力14。交付在《德国民法典》中, 是独立于债权行为的物权行为, 观念交付虽非依托于直接占有, 但仍可因间接占有的移转而引发物权变动。

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为观念交付制度提供了得以建构的立法空间, 有学者认为, 在意思主义条件下, 交付作为对抗要件以追求交易便捷为首要目的, 并兼顾了交易安全, 而物权形式主义条件下将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要件之一则是交易安全至上的集中体现。在采用交付主义原则的国家或地区, 为了交易的便捷, 对交付主义原则作了一些变通规定, 在现实交付之外, 又认可了简易交付、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等观念交付。这就使得交付主义原则与合同成立主义原则亦日趋靠拢15。而日本学者我妻荣认为, 德国民法第931条关于返还请求权之让与而发生动产所有权移转这一点, 事实上与法国和日本的所谓意思主义相去不远16。笔者认为, 主张引起物权变动的债权契约等同于观念交付合意的观点并不严谨, 因为交易双方观念交付的合意与债权契约在时间或是内容上并非完全重合。以返还请求权让与 (指示交付) 为例, 让与人与受让人达成动产所有权移转的合意仅为债权合意, 而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与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 指示交付引发物权变动的时间却大相径庭。《日本民法典》第184条“占有移转”中规定, “依代理人实行占有, 本人指示代理人以后为第三人占有其物, 且经第三人承诺时, 则第三人取得占有权”。根据该184条规定, 指示交付产生对抗效力的实质要件包括:其一, 让与人将其与受让人的物权变动合意告知直接占有人;其二, 受让人同意接受该返还请求权。可见, 意思主义下指示交付发生效力的时间应为通知到达直接占有人处开始。《德国民法典》第931条“返还请求权的让与”规定, “物由第三人占有的, 可以通过所有权人将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而代替交付”。该规定表明, 德国物权形式主义下的指示交付可独立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而不以通知直接占有人为必要, 观念交付之所以会产生与现实交付相同法律后果的关键, 在于观念交付中的“交付”本身就是一个可引发物权变动的契约。

笔者认为, 观念交付以追求交易的便利与快捷为其制度构建的基本价值取向, 从而克服了严格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交易形式僵化、阻滞财货流通速度的缺陷。观念交付吸纳了意思主义对交易双方“合意”的强调和尊重, 但由于“物权合意”的介入, 物权形式主义中“合意”的内涵与外延都要远远丰富于意思主义。

(三) 折中主义

欧盟民法典项目的推进, 成为欧盟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后果之一17。作为欧盟统一立法进程中研究成果之一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 是欧洲学者们所起草的欧洲私法共同参考框架。作为学者发起起草而非官方授权的文本, 《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是欧盟各国法学家将理论研究成果通过规则形式的浓缩。由于欧盟成员国均为大陆法系成文法典之代表国家, 《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通过来自于大陆法系各国学者们研究视角的评价, 体现出最为前沿的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和示范规则。在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方面, 《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对《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等物权变动规则进行了整合, 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代大陆法系国家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趋势。《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8-2:101条规定:“ (1) 依本章规定移转动产所有权, 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e) 协议约定了所有权的移转时间, 且这一协议约定的条件已经成就;没有这种协议的, 存在交付行为或等同于交付行为。 (2) 在本条第 (1) 款第 (e) 项中, 交付行为或等同于交付的行为, 必须基于或可归因于因合同或其他法律行为、法庭裁定或法律直接规定所产生的权利”18。第8-2:201条“所有权移转的效力”中规定:“ (1) 在本章第一节规定的时间, 所有权在转让人的处分权利或权限的范围内发生移转, 并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 同时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19”。上述规定体现了《法国民法典》意思主义与《德国民法典》物权形式主义的折中:一方面, 单纯的债权合意不能产生物权效力, 当事人还必须在债权合同中明确所有权移转的时间, 或者实施交付行为;另一方面, 交付不再是所有权移转中的绝对必要条件, 交易双方关于所有权移转时间的约定同样可以达到物权上的法律效果。

三、结论

《物权法》实施以来, 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已经根深蒂固, 现行《物权法》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采纳了区分原则, 虽然该原则与《德国民法典》中逻辑严谨的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关于处分行为与原因行为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分离, 已被现行立法初步确定。《物权法》对动产物权变动区分原则的回避类似于《埃及民法典》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与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上的“双轨制”,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正由人治转向法治, 国家呼唤法律的健全和治理, 而我国社会发展和民事法律发展的不平衡、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接轨, 决定了民事法律移植的必然性20。权利得以实现的法律之力首先应当符合权利本身的客观规律21, 笔者认为, 以动产与不动产作为《德国民法典》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规则的变通手段, 将人为割裂物权行为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 动产的物权变动虽然较不动产在交易领域更为频繁, 但二者在物权变动的本质方面并无实质性差别, 而确定权利归属的基本原则亦同。对观念交付的制度设计, 应以既定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基础, 细化动产物权变动规则, 在民法典整体体系下, 统一构建物权法与债权法的相关制度。

摘要：观念交付指间接占有的移转, 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下, 观念交付的制度定位、具体规则、法律效果各不相同。我国《物权法》观念交付制度设计应当充分考虑物权变动模式选择与观念交付制度构建之间的关联性, 重视完善观念交付的配套制度, 增加观念交付制度的可操作程度。

关键词：物权变动,交付,物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