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婚姻与家庭模式的选择

读书笔记婚姻与家庭模式的选择（精选5篇）

篇1：读书笔记婚姻与家庭模式的选择

《婚姻与家庭模式的选择》

第一：本书的目的就是直接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有关婚姻和家庭的关系，意识到

可能落入等待他们的“陷阱”，发挥交往和其他人际关系的技巧，促进其个人的成长和完美的关系。达到这些目的优惠反过来帮组读者分析并该杀他们现在的各种关系，并建立满意的新关系。（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第二：第一章（80年代的婚姻和家庭）

一：论述内容：当代婚姻和家庭形成与发挥功能的社会背景。二：第一节（变迁中的婚姻和家庭）

1.社会背景：社会的变革（社会变革对人们的个人价值观，行为，期

待，各种人际关系的性质，以及社会的结构，功能，与生存影响）

A.第一次浪潮—农业革命—用几千年的时间

B.第二次浪潮—工业革命---到1980年有三百年

C.第三次浪潮----从工业革命到后工业革命的转变，即用高技术、信息化、计算机、机器人以及其他突破性的科技去取代现在的能源、生活方式和生活模式的变迁。

补充 :所谓的工业革命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

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度的阶段。是以机

器生产逐步代替手工劳动，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

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后来又扩充到其他行业。

工业革命的开始：1.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出现标志着工业革

命的英国乃之世界的爆发。

到18世纪中业，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有乙烯类技术革命引起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

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由英国传播至世界各

国。

2.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婚姻还是很很传统的。结婚主要有三个目的：满足性的需要，生儿育女，提供经济需求。（性的需要主要是

指男人，因为人们认为女人是没有性欲和性快感的）

今天，大多数年轻人对婚姻的期求有所不同，结婚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性、经济或生育子女，而是为了满足心里的需要—需要陪伴、感情上得倚托、友谊，最重要的是亲密和罗曼蒂克的恋爱关系，以

共享人生之乐和获得“幸福”。（现在人们逐渐区域寻找一种给他们

提供机会，鼓励他们去发挥人所独有的潜能----既使个人成长，又使

婚姻伴侣一起成长。）

3.社会传统的社会观：男人扮演者“养家活口的角色”，女人则是“料理家务的人”

1981年调查发现：丈夫和妻子的传统角色被婚姻中平等的性角色的新观念所取代。

4.1980年，乔治*马尼和玛丽*乔*贝恩估计，到1990年，80%以上的美国家庭将由双职工夫妇构成。

5.日趋上升的离婚率：19世纪20年代，7对夫妇中只有1对离婚；

50年代，每5对夫妇中就只有1对离婚；

80年代，每两对夫妇中便有1对离婚。

1980年，有240万对结婚，同时又有120万对

离婚

（过去给离婚打上的社会性耻辱标记已大大地消除或消失）

6.再婚：1900年前，全国的再婚率很低，而且几乎所有的再婚者都是丧偶者。

1970年结婚的夫妇中，大约30%的婚姻至少有一方是以前曾结过婚的1980年结婚的夫妇中，大约41%的婚姻至少有一方是以前曾结过婚的（由于不断增长得再婚率，会得出这样的结果---5/6的离婚男人

和4/5的离婚女人最终还会再次结婚）

7.孩子：20世纪初，普通家庭通常有4个孩子；

1970年，孩子的数目减少到3个；

1980年，下降至2.2个；

80年代初组建的家庭只希望要两个孩子；

1990年，约有6000万美国家庭没有15岁 以下的孩子。

8.社会科学通常使用的四种方法：实验法，观察法，调查法和文献分析法。

9.社会化就是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每个人必须经过社会化才能使外在于自己的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这是社会交往的基础，并且社会化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是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能实现的。

篇2：读书笔记婚姻与家庭模式的选择

1．摘要与引言

婚姻是什么? 家庭是什么？

这是人类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一直以来都受到许多学者们的关注。我也对有关婚姻家庭的问题很有兴趣，所以读了几本有关这些问题的书，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著名的学者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一书。这本书使我进一步深入思考婚姻的本质，其中，体会最深刻的是婚姻不那么简单。具体说来，生育与家庭的含意很深刻，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育孩子、将孩子抚育成人，这些活动本身不是那么简单的，可是在这本书中的分析比我想象的更复杂、深入。虽然它们属于社会活动，可是这本书的作者抛开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及其他因素，完全把这些关于生育的事情视为社会学问题，并以比较社会学观点来研究，从社会层面去分析生育制度，我想就这本书中的几个观点发表一些自己的感受，以下是我个人对费孝通先生观点的理解与我个人的观点。

2．关键词

婚姻、家庭、男女、抚养、爱、稳定

3．正文

第一，人类如何形成生育制度？主要的因素是人类生存下去的特殊性。人类的婴儿与其他动物的幼崽不一样，动物的幼崽一旦得到生命就能独立生存或者一段时间依靠母体后就可以完全独立依靠自然的保障而生存，但婴儿断乳后，虽然生理上可以独立长成，但是还要学习在社会生活中所需的一些行为，且须要更长的时间。因此人类不能以其他动物式的生存方式来生活下去。需要说明的是，人类本身不能不组成社会，这社会引用分工合作来渐渐提升生活程度与生存强度，社会分工结构靠着人发生作用，可人是不能永远生存的，因此，人类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必须保持社会的完整性，在这里就发生生育制度，供给新社会分子是生育制度的任务。

第二，结婚的社会意义。结婚，词典上的解释是男子和女子经过合法手续结合成为夫妻，社会的意义是这些意义加上抚育子女的任务。上面指出，任何种族要延续下去，都要有新成员的不断加入，可是，一个人从出生到能够独立生活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从生理性抚育到社会性抚育这一系列工作一般由家庭担负，再进一步说，通过结婚所肯定的夫妻来组成家庭，就被社会安排为担当这任务的恰当人选。在性生活比较开放的少数民族中，社会人类学家发现，参加性生活的所有男女中，只有一对男女通过婚姻被肯定为夫妻，担负抚育子女的主要任务。有的社会，规定男女生了孩子以后才能举办结婚仪式。有了新生儿女需要抚育，为了抚育就从事结婚，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就是婚姻和抚育的密切关系。有的社会，女子婚后仍归娘家，一直等到有了孩子以后才能到夫家住下来。在这里，促使夫妻聚在一起生活的目的很明显的是为了抚育孩子。男女有了性关系以后，就不免要生孩子，打怀孕到出生都落在妇女身上，出生以后还要抚育的任务也是妇女推脱不了的，但同时男的会不但负抚育责任。

婚姻的目的，就是把男的圈进来帮助女的抚育工作。从女的角度看来，不结婚也可以过着性生活，与男的一样，没有必要为了性生活去结婚，但是一旦通过性生活带来了子女的抚育问题时，女的就要找个共同抚育子女的伙伴，这个伙伴就是通过婚姻所确认的丈夫。为了找个丈夫，就要结婚，在这里，为何结婚，结婚是为了子女的抚育。有的社会，男女结婚以后，双方都可以公开的找情人，夫妻都互相不干涉，在夫妻之间和在情人之间，同样可以得到性生活的满足。结了婚的男女，可以过性生活，但并不是为了性生活而需要结婚。这意味着，婚姻是通过结婚所肯定下来的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以外的一切性关系中的男女，都不应算入婚姻关系之中。婚姻关系是一回事，性关系是另外一回事，只有把两者区

别开来，才能明确认识婚姻的社会意义是为了子女的抚育。

第三，社会结构中的三角，明白了婚姻是为了子女的抚育，就易理解家庭是父、母、子三方所组成的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结构。换言之，婚姻是社会为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从婚姻里结成的夫妇关系是从亲子关系上发生的。这种说法也许和我们通常的看法即“男女双方结婚成家庭”不同，其实“男女双方结婚成家庭”这句话是不具备的。既然婚姻是为了子女的抚育，抚育必须有抚育的对象，因此子女是构成家庭的重要角色。上面指出，有的社会要等到女子生了孩子以后才能结婚，需要抚育时，才把男拉入来组织一个三角形的家庭。有的社会男女结婚后，妻子即回娘家，一直到生了孩子以后，才带着孩子在丈夫家同居。这就说明了男女结婚以后到孩子生出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夫妻还没有必要经营共同生活。孩子出生以后，为了保证孩子抚育得好，夫妻同居者共处的生活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只有有了子女并进行抚育的时候，家庭在结构上才算完备，在任务上才算在发挥其作用。

第四是，社会为何用生育制度去控制家庭，家庭负担着子女的抚育任务，是为延续种族和保证社会各项活动有新人接替，所以社会对婚姻和家庭是极为重视的，从伦理上和法律上加以种种保护。家庭是社会结构中的最基本、极为普遍的结构，因此我们既要从社会的需要来了解家庭，又要从家庭的需要来了解各种社会设施。

这些社会设施中需要说明的是：

首先，限制家庭以外的性生活。婚姻是确定两性关系和个人开始性生活的仪式.可是在很多民族中两性关系并不以婚姻始也并不限于夫妇之间，而同时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夫妇以外的性生活无论如何自由，并不会引起婚姻关系的混乱，这使我们觉得婚姻关系和两性关系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因此，我们似乎不应把限制两性关系视作婚姻的基本意义。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之所以受限制还是因为要维持和保证对儿女的长期的抚育作用，有必要防止发生破坏婚姻关系稳定性的因素，这点是为什么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性的开放越来越收缩的缘故，换言之，一旦男女不愿意负担抚育子女的责任，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也就出现了不易维持的局面，从而给家庭和社会敲响了丧钟。事实上，人类社会为了保证家庭的巩固采用了各种制度及办法来限制家庭以外的性生活。

其次，限制生孩子权利。在承认婚姻前性生活是正当的民族中，也并没有允许在婚姻前合法地生孩子。可以说人类社会中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原则，就是有丈夫的女子才有生孩子的权利。无论在什么地方，两性关系尽管可以在一定限制下享受相当的自由，可是关于生孩子这一件事，却很少含糊，一般都有很严格的规定，而且这种规定总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在这里强调的不是没有丈夫的女人不能

生孩子，或者不生孩子，而是，只有婚姻后生孩子，才能组成充分抚育的环境。任何地方都生在婚姻关系之外的孩子，可是这些孩子时常就被溺死，或者在生后被已婚的人领养去，没有父亲的孩子即使不致连生孩子的权利都得不到，但 常常不能充分享受一个完全的社会分子所有的权利。他不是被挤在生活人世界之外，也总是部分地被挤于社会之外。人间的悲剧是人造的。

以上所讲的是他的观点，同样我也支持他的这些观点，但他在这本书中只从人类社会的宏观角度阐述了他对婚姻家庭的观点，在这里 再使我进一步深入思考，即对我个人来讲婚姻与家庭是什么？

我认为婚姻制度是稳定社会的良好工具，是人类诞生以来为了整体的生存和延续而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稳定社会关系的工具。通过婚姻进而家庭的形式使每一个人都在某个小的组织中，通过成员之间的互相牵制保证该组织的相对稳定；每个个人都相对固定在自己的婚姻或家庭中，从而也减轻了给组织外部，即社会其他个人、组织或群体施加的影响。这种网状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社会整体的相对稳定。

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其自身婚姻、家庭的意义显然并非在于稳定全社会，认为婚姻家庭的意义在于“爱”的人肯定比比皆是，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或多或少都是为了寻求个人的稳定，包括社会关系的稳定、经济的稳定、内心的稳定等，因为“爱”本身通常给人内心的充实、稳定感。因此，对于我个人来说，我需要婚姻、家庭，表面上，婚姻、家庭的意义在于寻求“爱”、维护“爱”，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寻求“稳定”。

婚姻的成立只是个人在寻求“稳定”过程中的一个点，这个时间之前及之后，人们都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各种途径寻求“稳定”。假设我们切取某人的某段人生经历——成年后到结婚后孩子出生，并抽取其中一条线——婚姻家庭。随着个人成长，因生理因素等原因，原有父母的家庭已渐渐不能满足个人需求，原本稳定的关系渐渐松动；经济不够独立的人，可能会寻求其他个人进行组合，从而达到经济上相对独立（经济的独立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稳定），当然，寻求经济独立同时也在寻求其他方面的稳定；经济独立的人，可能因为经济足够独立，需要精神上或生理上相对稳定的关系，从而寻求其他个人进行组合。这时，婚姻的形式便成为大家进行组合的良好工具。

顺利情况下，某人通过婚姻形式达到了某些方面的、某阶段的相对稳定。但是，婚姻的开始本身使其进入了寻求新组织内部及个人在新的社会关系下的稳定的过程。新组织的稳定与个人在该组织中的稳定是几乎等同的。新组织的内部稳定需要组织成员的相互竞合，现在社会以男主外女主内为主要模式，在这种情况

下，违反社会主流模式本身便会给该组织带来一定不稳定性，因此，通常情况下，采取主流模式会给该组织达到稳定减少阻力；但是，我并不认为采取主流模式的效果是绝对的。我认为该组织成员的互动本身必须结合各自的客观及主观条件，对主流模式进行相应程度的调整；而且调整是无时无刻都在持续的状态，随着内部成员情况的变化及成员结构的变化都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例如，当婚姻出现新成员——孩子时，也会对该组织的稳定性带来波动，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对经济分配、情感分配等进行全面调整，才能让家庭恢复稳定状态。当然，如上所述，调整是持续性且永久性的状态，没有终结点。（具体调整方法鉴于比较复杂且本人没有直接经验，不予发表看法。）

参考资料

篇3：读书笔记婚姻与家庭模式的选择

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模式及其缺陷

建立科学规范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模式, 不仅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维护教育公平、促进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也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代要求。当前, 我国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资助模式, 即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减免等;另一类是以非政府机构为主导的社会资助项目, 如阳光工程、勤工助学岗位、教育发展基金、“订单式”培养等。从这两种资助模式的具体实施来看, 均存在一定的缺陷, 严重影响了资助效果, 而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不利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

衡量方式不当, 职能部门公信力下降

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实施资助的目的是为了彰显社会公平、使更多的社会个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从而坚定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培养其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大学里形成专业技能,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然而, 在具体资助的衡量方式上 (如国家助学金的发放) , 由于高职院校普遍缺乏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衡量的有效方法, 其认定依据主要是借助地方政府出示的贫困证明及大学生的日常消费状况, 初步认定学生的家庭收入状况, 然后决定是否予以资助。这种主观性较强的衡量方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为一些思想相对落后、家庭并不困难的个体提供了可乘之机, 他们利用相应的社会力量 (有的地方政府根本不加考量地直接为有此要求的大学生办理证明) 办理所谓的贫困证明, 以此为凭证要求学校提供资助。这种做法使得相当一部分并不需要资助的学生成为资助对象, 其结果既影响了资助的公正性、实效性, 也影响了学校、学生对政府的信任度。由于这种政府意愿的随意表达, 还导致政府职能部门的社会公信力下降, 使政府良好的公正形象在这一过程中严重受损, 大大增加了大学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成本。

评价方法不科学, 抵触与无奈并存

在以政府资助为主体的国家助学金的评定上, 为了彰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的公平、公正、合理, 很多高职院校不再仅仅依靠地方政府出示的贫困证明认定学生家庭的贫困状况, 而是在相应书面证明材料的基础上采取学生自我公开阐述、群众评议等方式, 通过学生的自我陈述和班级其他学生的投票加以判定, 再对照予以资助。这种所谓的公开评定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众介绍家庭经济困难情况会导致部分学生在经济贫困的基础上产生精神贫困;二是主观性较强的人际关系因素会使评定结果不符合客观现实状况;三是公开投票会造成同学关系的不和谐甚至对立;四是自卑感较强的学生可能因不愿当众揭短而抵制参加, 被迫放弃本该获得的资助机会。因此, 最终会导致资助效果甚微。在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定上, 尽管明确提出资助对象是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但在具体操作中, 各高职院校对参选人的成绩评定普遍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 也使得评定结果让部分文化课成绩一般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备感无奈。而社会资助更多的是将考上重点大学或本科院校的学生作为资助对象, 而不管其贫困理由是否合理 (如把家庭经济困难归结为家庭子女多这一点) , 对就读高职院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则不屑一顾, 这样的评定结果也使得其资助的合理性备受质疑。

资助过程简单、粗糙, 缺乏有效的社会认可

任何一项有组织、有计划活动的目标都是通过一定的过程实现的, 过程是否科学、恰当, 将会直接影响到目标的最终实现。同样,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予以资助, 使之平等地享有高等教育也要通过具体的资助过程来实现。对高职院校生源状况的调查显示, 高职院校的学生以来自中西部农村、老工矿区等经济状况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为主体, 因此需要资助的相对数量显然比一些重点高校、本科高校要多一些。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使这些学生对金钱的认识缺乏理性, 因此, 获得相应资助的学生对资助款项的理解和使用也需要纳入资助过程之中, 科学地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培育爱心和社会责任感, 以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社会效益。然而, 从目前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过程来看, 更多地侧重于对资助对象的纯粹数字分配, 即在资助过程中按照在校生数量确定相应的资助比例, 拨付资助金额, 完成资助任务。而对不同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人员比例结构、需要资助的绝对数量则缺少科学、全面的掌控, 对资助的具体实施也缺乏相应的监管, 对资助金额发放后的思想引导工作也没有形成相应的机制, 资助过程显得简单、粗糙, 很难产生有效的社会认可。

资助手段落后, 社会整体效益不高

手段是目标的具体体现, 科学、规范、高效、先进的手段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目标的价值。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是民心工程、温暖工程, 是体现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关键, 是党“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理念的现实体现, 也是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现实范本。因此, 必须运用科学、规范、高效、先进的手段保证这项工作的具体实施, 充分保证其社会功效的最大化。然而, 当前高职院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手段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上, 无论是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助学贷款、学费减免, 还是社会上的阳光工程等公益资助, 都过多地把目光关注于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物质激励上, 而很少涉及精神层面的资助或技术能力的提高, 结果自然会产生重物质资助、轻精神引导与能力培养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影响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也难以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现实要求。由于精神资助的匮乏, 在一些受到社会资助或者助学贷款资助的大学生中存在感恩意识淡薄、诚信意识缺乏等问题, 甚至发生受资助者与资助者之间的情感冲突, 进而影响到社会公益资助体系的过程完善。

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模式的选择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只有构建布局科学、调配合理、监督完善、方式规范的资助模式, 才能真正推动这项工作的高效开展。因此, 高职院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必须精心思考, 选择并构建行之有效的资助模式, 真正为大学生的人生发展服务。就高职院校而言, 可以选择如下几种资助模式构建相应的资助体系。

设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基金会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 形成了国家教育投资的有限性, 国家对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很难面面俱到, 而社会公益资助的非强制性也不能有效地保证资助活动的公平、公正、及时、合理。因此, 为使更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接受高等教育, 加强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储备, 设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基金会这一资助模式既具有必要性, 又显出紧迫性。大学生资助基金会的资金来源, 一是将国家发放给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助学金、励志奖学金集中起来, 二是将社会各界资助的用于校园公益活动的剩余资金或具体资助贫困生的资金集中起来, 三是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勤工俭学收入集中起来, 四是号召曾受过相应资助的已毕业参加工作且经济收入较好的学生自愿捐款, 五是号召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捐款, 六是学校自设资助资金。大学生资助基金会应设立专门账户, 资金使用初期只面向需要提供资助的本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 随着基金数额的增加, 可适当扩大资助面。

创建适合在校生工作的校园经济体

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高职院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必须注重物质资助与精神资助的同时并举, 精神资助就是要通过创造条件使大学生自立、自强。高等学校由于人力资源优势较为明显, 专业技术优势较为突出, 而且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因此, 高职院校在资助实践中可以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 遵照国家的相应政策, 利用各种资金的支持, 创办针对在校生 (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校园经济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勤工助学活动。创建校园经济体, 一方面可以将高职院校的专业优势及时、准确地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中, 使在校学生通过相应的实践锻炼, 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实现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的有机对接, 将高职院校的人才优势和教育教学质量及时地展示出来, 增强学校的社会竞争力。同时, 还能通过变“物质输血型”为“技能造血型”、变“外助消费型”为“自助服务型”的资助模式, 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顺利完成学业, 逐步形成健全、完善的人格, 真正实现对学生物质资助与精神资助的同时并举。

建立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借助企业的力量对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予以资助, 既可以是直接接受企业资金支持的显性资助, 也可以是通过校企合作进行人才培养的隐性资助。直接的资金支持可以产生较明显的短期轰动效应, 但从长期看, 往往会因高校与企业在社会交往中消耗过多的资源造成资助成本上升, 从而使企业的关注度降低, 导致资助金额的萎缩, 影响到高校具体资助活动的顺利开展。对企业而言, 开展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活动, 既可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人才、技术支撑, 又能为企业作无形的社会广告, 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公信力, 相对于资金支持而言, 企业对此更感兴趣。对高职院校而言, 实施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既可以克服学校资助资金不足的困难, 缓解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又可以在实践中使教学与科研成果得到及时验证, 进而推动学校的内涵发展。对家庭经济困难需要资助的大学生而言, 采取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既可以解决接受高等教育的资金问题, 又可以在实践中强化知识技能, 还可以通过自食其力的工作创造收入, 不断提升自尊、自立、自强的意识, 不断完善和健全人格, 实现人生价值。

设立创业基金, 引导大学生从事创业实践

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 自主创业已经成为大学生必须认真面对的选择。大多数高职院校已将创业教育提到与学历教育、技能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 开设了相关的创业课程, 加大了创业教育的力度, 有的学校甚至通过创办创业学院来提升创业教育的吸引力。但是也有一部分高职院校的观念仍停留在就业教育层面, 对创业教育的教学实践活动缺少足够的关注。提升创业教育在高职院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 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创业教育营造相应的鼓励创业的社会氛围, 多种渠道地推进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鼓励并支持大学生参与创业, 不仅能够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 还能有效地推动学院专业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对接。出台相应的创业融资政策, 设立创业基金, 鼓励大学生从事创业实践, 既可以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资金问题, 又有利于推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理性调整。鼓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从事创业实践, 还能够为其脱贫致富提供信心和能力准备, 更好地引导其未来的发展。

加大助学贷款的资助力度

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人才, 即培养品德高尚、心理健康、人格完善、知识能力丰富的社会个体。采取助学贷款这种资助方式, 一是可以有效缓解无偿资助费用不足的困境, 能够及时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学费与生活费问题;二是可使受资助者增加风险意识, 迫使他们在大学里刻苦学习、努力向上, 唯有如此, 他们才能明确在大学里做什么、如何做;三是因为助学贷款是有偿的资助方式, 其实质是大学生提前预支自己未来的劳动所得, 而非不劳而获的“施舍”, 更有利于大学生形成健康、自尊、自立、自强的完善人格, 增强责任意识。因此, 助学贷款相对于其他资助方式而言, 作为一种“无形的资助方式”, 更有利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健康发展。高职院校应积极配合国家的相关政策, 建立科学的大学生诚信考查制度, 提供基础担保, 吸引各商业银行加大助学贷款的力度, 共同推进高职院校资助工作的健康发展。

总之,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是一项关乎高职院校发展、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党的群众基础的民生工程, 只有切实增强资助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深入探讨既能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问题、又能保证其身心健康发展的资助模式, 才能推进我国高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摘要：选择科学规范的资助模式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 既是高职院校和谐稳定的内在要求, 又是推进高职教育科学发展、实现其社会价值的现实动力。当前, 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模式存在着一系列典型问题, 探讨这些典型问题, 选择行之有效的资助模式, 有利于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的实践要求。

关键词：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模式,选择,分析

参考文献

[1]河北社科联民生调研课题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实施的难点与对策[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9, (5) .

[2]唐景莉.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解读[N].中国教育报, 2007-07-05.

篇4：《日本的婚姻与家庭》评介

在日本，尤其在现代，对婚姻、家庭和妇女问题的研究是为社会所广泛关注的，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论著和调查统计资料。过去，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关注不够，现在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张萍著的《日本的婚姻与家庭》，终于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本书吸取了日本及其他国家这方面既有的多种著作的成果，同时又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写出了自己的特色。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对从上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的日本的婚姻与家庭的沿革作了历史的考察，下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婚姻和家庭的状况。

日本古代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上编在分析日本古代的婚姻和家庭的变迁时，着意将中日两国的有关传统和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日本古代长期盛行的独特的招婿婚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本书的探索，对婚姻史、民族学等方面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不无启发的。

而对于一般读者，尤其今天的青年来说，可能更感兴趣的是下编对第二次大战后日本的婚姻、家庭和妇女状况所进行的系统分析。下编采用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统计数据和相应的图表。这些数据和图表清楚地反映出了日本人的婚姻、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观念、意向和实际生活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经济基础的变化、西方文化的影响等重要因素的关系。

作者不仅用计量分析的方法相当精确地为我们提供了日本尤其现代日本的家庭和婚姻、妇女、儿童、老人等各方面的情况，而且连带地也为我们介绍了日本的婚姻学、家庭学、妇女学等方面的研究状况及其现代研究方法，使我们能从中看出日本这些方面的学者是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怎样设计调查问卷，进而了解他们的研究意向。这对于我国方兴未艾的社会学，尤其如本书中所涉及的这些方面的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颇有可资借鉴之处。

篇5：读书笔记婚姻与家庭模式的选择

组织理论的视野里，马克思是以社会冲突视角来解读社会存在形态的先驱。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其亡友读摩尔根《古代社会》所作笔记的基础上，继承其社会冲突的观点，写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如果说以社会冲突理论来解释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很有些道理的话，以它来解释家庭的起源所得出的结论却不可避免地有些荒谬了。如同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恩格斯说，家庭是性别统治的工具。在家庭里，男性占有财产决定了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地位。恩格斯设想了一个解放女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由于男性不再占有生产资料，女性也参加工作，所以女性大可不必为了生活的缘故而委身于男人;她们的子女由社会统一设置的福利院来抚养，因此也不会成为她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羁绊。如此，女性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爱或者不爱。(恩格斯论述到此，继续使用“委身”这个词，其俯视的姿态泄露无遗。)可是我却不能想象，如果我不能与我的爱人、孩子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能感受到什么被解放的乐趣!恩格斯并且说，由于男性不再拥有财产权的优势，他因而与女性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会忠诚于他的爱人。这一论断的可笑之处只要举一下他挚友的例子就一目了然了。马克思一生生活窘迫、与燕妮相爱至深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这并不妨碍这位伟大的领袖与他的女仆生一个私生子。

家庭的功能，远不是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是男性统治女性的工具。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家庭从一开始就与社群不同。这个不同正是因为家庭与社会对个人的意义完全不同。社会是个人获取生活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所在，而家庭的功能却是满足(至少是偏重于满足)个人的情感需要。如果说社会冲突模型对家以外的`社会是有解释力的，那是因为物质利益或者权力利益往往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在家庭中，情感的满足绝对是投桃报李的双赢博弈。为了抹杀家庭的情感功能，恩格斯说，在中世纪的骑士之爱以前，人类是没有个人情爱的。可是我们却不能想象，如果不是强烈的爱情的推动，特洛伊战争怎么会发生?中国的诗人又怎么能发出“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绝唱?

事实上，与恩格斯描述的相反，在家庭中，女性往往占据了比男性更为主导的地位，而且越是富有财产的家庭越倾向于如此。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间关于“惧内”的诸多笑谈历久不衰，正说明了传播者间的心照不宣。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多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伦理说教，却没见到谁板着脸来说“夫为妻纲”。多是倒是“乐羊子妻”、“孟母三迁”这类歌颂女性对男性的影响力的文章。这也许可以解释为心理学所说的异性崇拜，也许是因为在社会的零和博弈中越成功的男人越需要在家中释放他真实的情感，因此也就越依赖于他的女人。智慧和力量是社会博弈游戏中的砝码，而在家庭的博弈中，最重量级的砝码就是爱的能力。而女性以其天生的细腻与温婉，占据上风可谓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