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平:做有利于社会和学术进步的学问

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瑞典人文学科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他是当今我国文艺理论界、美学界学术研究的中坚人物之一——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平。

在热潮中觅得热爱

1978年, 以“形象思维”讨论为开端的“美学热”, 对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新时期的理论与实践, 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谈及缘何走上美学研究之路时, 高建平告诉记者, “那一时期进入大学的学生, 有着对美学的普遍的热爱。我也是在这个热潮中, 开始阅读美学著作, 热爱这个学科。”

高建平后来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接受了系统的美学教育。毕业后, 他回国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以下简称“社科院”) 工作, 至今已经有20年了。

学会主动设置议题

约翰·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等著作在国际美学界、艺术界都享有盛誉, 这些作品经由高建平翻译引进国内。

其中, 《艺术即经验》还被商务印书馆列入了汉译名著的出版, 在国内的美学研究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高建平的《先锋派理论》一书也受到当代先锋艺术家们的普遍欢迎。高建平的译著《西方美学简史》则是一部很好的美学史教材。

“我是一个写作比较慢的人。不过, 经过20年的努力, 也积累了不少成果, 今年还将有四本书出版。”高建平谈道。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一书中, 高建平首次提出了“表现性动作”, 即意、气、笔、墨系列的美学观, 从而与西方以外观“摹仿”的艺术观、以数学和几何形式为主的形式主义美学构成对立。这本书在中国与国外美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

除此以外, 在最近一些年的文章中, 高建平主动设置议题, 提出了一些颇受学界瞩目的观点。例如, 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发展线索描述, 复数的“世界文学”, “形象思维”与认识论美学复归, 面对先锋艺术和大众文化挑战的艺术边界的重建等, 都在美学与文论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社科院是一个适宜从事学术活动的机构。在这里, 我有了想问题的习惯, 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当作中心任务。在社科院工作, 就更要有问题意识, 在问题的驱动下进行研究, 从而更具有学术的主动性。在这里, 问题意识不强的人, 就很难做出具有原创性的成果, 常常为写不出文章焦虑, 而问题意识强的人, 则更容易找到发挥的天地。”高建平语重心长地告诉记者。

以问题引领学术创新

在社科院的支持下, 高建平还致力于建立中国美学界与国际美学界的联系, 推动中华美学学会与国际美学协会建立了协作关系。从1998年起, 高建平先后担任了国际美学协会执委、副秘书长、秘书长、主席等职位, 为这个组织的工作和发展, 为东西方美学的对话, 作出了贡献。

目前, 高建平除了继续参与国际美学协会的工作外, 还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长。

高建平表示, 一方面, 在过去一些年里, 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美学作了不少的引进和介绍, 这方面的工作当然很有价值, 但对西方美学还缺乏分析和研究, 需要继续去做。

另一方面, 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美学。他表示, 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对现代和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为此, 高建平的研究主攻方向也从古代转向了现代和当代。

目前, 他刚刚完成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 主持完成了一部四卷本150万字的《20世纪中国美学史》。这套书已经提交结项, 并将于2018年正式出版。

至于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高建平坦言, “我想组织力量, 研究美学与艺术学的关键概念。我试图借助国际美学协会和中华美学学会这些平台, 与国内外的学者合作, 完成这一学术和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

在高建平看来, 从事学术研究, 最重要的是两条, 一是良好的学术基础训练, 二是要有问题意识。谈到治学路径, 他提到, “要读一个学科最基本的书、该学科的经典名著, 这很重要。没有积累, 就没有真正的创新。

但是, 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 还是要创新。”他认为, 社科院不但要聚集一批饱学之士, 还要有一批创新型人才。不能急功近利, 应该树立这样一个观念:从问题出发, 致力于学术创新, 做有价值的学问, 做有利于社会和学术进步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