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民间举报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

关闭民间举报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共4篇）

篇1：关闭民间举报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

关闭民间举报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

因为涉嫌违反《刑事诉讼法》，沈阳首个民间举报网站―――“中国举报网”被关闭了。从创建到关闭，这个网站的“寿命”总共1个月零7天。(《华商晨报》 09月06日)

辽宁省通信管理局下发的《通信网络断开接入决定书》写道：经沈阳市公安局检查认定，你开设的“中国举报网”涉及的以电子邮件形式，接受群众举报信息并转交有关职能部门，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个人无权受理公民举报和对举报内容进行核实，属违法行为。根据辽宁省通信管理局《断开违规使用和经营通信网络接入管理办法》第三条五款之规定，决定从208月27日起，断开对你单位的通信网络接入服务。

笔者查阅了《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从该规定来看，单位和个人有权利和义务向司法机关报案或者举报犯罪，但并没有禁止单位和个人向其他个人举报犯罪，按照“公民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理，怎么也推导不出“个人无权受理公民举报和对举报内容进行核实”及开设举报网站属违法行为的结论。因此，只要不从事传播黄、赌、毒及危害国家安全、侵犯他人名誉等违法犯罪活动，任何公民个人和单位都可以开设民间举报网站。当然，民间举报网站在从事监督过程中可能涉及到对公民名誉权的侵犯，但这不是取缔其的理由，因为如果网站涉嫌侵权，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

相反，关闭举报网站涉嫌对公民言论自由和监督权利的侵犯。《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因而，公民在向国家机关举报犯罪的同时，向其他公民和媒体举报犯罪以寻求援助，其他公民有权接受这种举报进行核实，都是公民行使正当权利的体现，关闭举报网站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剥夺的公民言论自由和监督权利。而且，如果按照辽宁省通信管理局的逻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进行了舆论监督的各大媒体全部最好关门了事，见义勇为者也趁早回家，因为他们不是国家司法机关，而他们监督和与犯罪斗争的前提大多是要有公民的举报和求助及进行核实，而这是“属违法行为”，多可怕的一顶帽子!

开设民间举报网站非但不违法，而且还更有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对权力的监督。我们看到，近些年来，民间举报网站借助网络的力量，在反腐败斗争中起到了国家机关和传统媒体不可代替的作用，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民间举报网站为涌现更多负责任的公民，培育监督政府和在更大程度上自立、自主、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和渠道。中国舆论监督网对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的腐败行为的揭露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正是该网站的揭露，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李信才得以被及时查处。

因而，用对《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来解释关闭民间举报网站的理由是掌握权力的部门的一种权力话语霸权和“强盗逻辑”，其本质是惧怕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和贪恋权力对社会控制的无所不能，其结果必然会打压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笔者建议，“中国举报网”的创办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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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关闭民间举报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

一、公民社会形成的媒介场域特性

(一)公民社会聚合场所和表达途径的微媒介化特质

微传播时代,“媒体叙事开始转向公共传播叙事。”信息的生产、传播及塑造的组织形态成为社会变革的活跃力量,公民社会的形成在渠道构建上具有其独特的微媒介化特质。由于公民组织及言论表达的规制力量较为复杂,“点对点”传播的微媒介特质促使公民社会组织表达权彰显的途径选择更趋向于借助微传播媒介发声,“一对一”的精准送达附加微受众自媒体经闭合发酵后的舆论置顶形成“意见合流”,促使公民意识日趋清晰化,合力对社会议题指向者施压,直至抵达相关议题的解决与制度调整层面。

(二)微受众、公民和组织成员社会角色的重合

微传播媒介环境中,微受众不是虚拟化的网络个体,线下微受众即是真实的社会成员,他们生活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活跃于网域随处蔓延的各条触角和神经元之中。他们因为积极的媒介接触使用和NICT技术的驱动而被不自觉地“网络化”,与其真实的社会人相连接乃至重合,从而使微传播中的身份越来越趋向真实和固定。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媒介赋权和社会进程的推动,他们因认同、偏好、欲望和利益等诸多因素而发起或参与社会治理的不同领域,不同程度地将网络的多要素、多层面参与视为其权利使用和捍卫的途径,最终形成了微受众、公民和社会组织成员的三方重合。

二、公民社会微传播的媒介内容特质

在微传播盛行的时代,突发事件的第一发布者很可能既不是相关政府部门,也不是新闻媒体,而是生活在你我中间的公民。而当前网络舆情的纠结点在于公权力的实际使用与公民权利的矛盾与冲突,微媒介正是扮演了两个舆论场博弈和交流的主角,其媒介内容融合了两个舆论场的内容精粹。微传播具有的聚敛性、无边界性及信息获取生活常态性的特点将会使个人化的声音和具有煽动性的情绪会瞬间传送至成千上千万的自媒体终端,会形成与官方舆论场完全不同的民间舆论。促进两个舆论场的有机融合,是社会转型期微传播持续推进的媒介内容选择标准。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在事故发生13分钟后就有被困人员发微博求救,此后,微博还成为了发动最广泛救助力量的寻亲救助平台,两个舆论场进行有机地互动连结,发起了一场救人和信息传递的正能量社会行动。

三、微传播语境下公民社会塑造的思路与路径

(一)公民社会成长过程中微传播的媒介助力

互联网络的技术进步,是公民社会发展的促导动力。在诸多公民参与和组织的行动过程中,微传播媒介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公民社会孕育形成的过程当中,微传播媒介应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准则,秉持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操守,积极创新媒介服务机制与服务手段,多渠道、宽视野地提升媒介公众影响力,不断增强自己的移动传播力。

(二)慎用微传播媒介

微传播媒介的使用给予公众的赋权以更大的可操作性,但我们仍须面对其负效应对整个媒介及社会所造成的不稳定。微媒介的信息意义贯穿于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和公众的互动下的整个传播过程,在此过程中,接受者完全有可能接受、修正甚至谬改生产者的初衷意图,从而导致传播效果的流失。此外,微传播的缺点如资讯泛滥、信息片面、主观性强、微内容真实性无法得到验证,其传播效果无法做出预设等都需要公民及公民组织慎用微媒介。

结论

微媒介的媒介生产过程中,新的具有公共色彩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关系也在公民社会组织的媒介活动当中被全新构造。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一个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漫长过程,个体的、多元的、非盈利和自组织的力量借助微传播网络不断发展,正将公民社会的塑造社会引向新的路径。受众善用媒介,秉持平衡、理性的媒介使用态度,将助力于公民社会的最终形成。

摘要：微传播对转型期社会的言论生态及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其在官民沟通和影响公共事件进程、凝聚公民社会力量等方面的高效性,都促使我们对微传播视域下公民社会形成的媒介助力进行研究。本文从公民社会形成的媒介场域特性;公民社会微传播的媒介内容特质;微传播语境下公民社会塑造的思路与路径三方面,论述了公民社会形成与作用机制的微传播媒介特性。在微媒介赋权的过程中,媒介信息自由与信息控制、发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张力,一个介于公民和国家之间,公民积极参加的社会活动领域正日渐形成。

关键词：微传播,公民社会,媒介助力

注释

1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篇3：关闭民间举报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

关键词：民间组织；公民社会；道德整合

中图分类号：Ｂ82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11－0088－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那就是被一些西方学者惊呼为“全球结社革命”的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及其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正如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民间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莱斯特·Ｍ·萨拉蒙所言：“如果说代议制政府是18世纪的伟大社会发明，而官僚政治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那么，可以说，那个有组织的私人自愿性活动也即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代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① “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于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②

从伦理的视角看，民间组织对世界的重要意义乃在于它对社会所具有的道德整合作用。本文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寻找到有力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其实际成效的新途径和新措施。

一、民间组织道德整合功能的基础和依据：公民社会

民间组织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称谓，在国际社会它往往被称为“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第三域”、“志愿组织”等。根据国家民政部提供的最新数据，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民间组织，美国有约150万个，德国、英国各有约50万个，法国也有约40万个。发展中国家的民间组织，例如，巴西、印度都在10万个以上，巴基斯坦、埃及、孟加拉、菲律宾等也有2—3万个，国际性的民间组织有4—5万个。在我国，目前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有32万个，并且每年还以2万个左右的速度递增。

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公民社会是其社会基础。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功能，同样需要从公民社会及其理论中寻求依据。因而，首先有必要对公民社会及其理论作一个简要探讨。

在西方，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是一个渊源久远而其内涵又不断变化的概念，其英文为“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18世纪以前，人们在古典主义意义上使用公民社会的概念，它的本意是文明社会，是相对于自然状态和原始部落生活而言的。18世纪以后，公民社会才逐渐在现代意义上使用，它与政治的、公共的社会领域即政治国家相对应。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古典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公民社会是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③。古罗马政治理论家西塞罗则明确了传统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含义。在西塞罗看来，公民社会是一种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有着自己的都市文化、工商业生活等；同时，公民社会是一个道德的集体，其目的在于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它用道德的纽带把人们联系了起来。此后，黑格尔又较完整地提出了现代意义上公民社会的概念，但它存在着很大缺陷，马克思对此予以了批判和超越，科学地揭示了公民社会的本质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公民社会中，人们从事的最基本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除此之外，人们还有内在的交往的需要，这种交往可以通过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实现，也可以在自愿性结社中获得，于是大众传媒、社团、组织的作用得以显现。人们通过社团的活动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20世纪以来，公民社会理论仍然是社会政治思想家的关注点之一。例如当代美国学者柯亨、阿拉托等人提出用“国家—公民社会—经济”三分法理论代替“国家—公民社会”二分法理论。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来，认为公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同时，柯亨、阿拉托认为，非正式性团体和自愿性的社团以及文化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介构成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活动的目的在于进行规模性的整合和开放的交往。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将现代社会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子系统，并把公民社会主要理解为社会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即公民社会）的主要功能是将文化价值加以制度化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社会子系统的基本要素是社团或协会，它通过这些社团或协会来完成社会整合任务，并强调，社会子系统所执行的整合功能已成为整个社会体系得以均衡发展的关键。

上述政治思想家对公民社会及其理论的研究，充分强调了公民社会所具有的整合功能。同时，从他们的研究中还发现，公民社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道德的引导和支持，公民社会反映了公民社会与国家富有理性的道德关系。而且，贯通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文化要素是公民道德，公民道德也是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条件。因此，公民社会本身蕴含着鲜明的道德性。可以说，公民社会实际上就是指相对独立的具有一系列社会价值和原则的社会组织，也就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民间组织。因而，民间组织与公民社会存在着内在一致性，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形式；公民社会是民间组织的社会基础，是民间组织活动的道德场域，并为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功能提供基础和依据。

二、民间组织道德整合功能的外在显现

道德整合主要是指社会主体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道德取向等加以整合而使社会成员达到对某种统一道德的普遍共识，以形成新的、开放的、统一的道德，并使这种道德不断更新、发展与进步，从而实现对善美的、和谐的社会伦理秩序的追求。

民间组织是具有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等鲜明特征的社会组织，其道德整合功能可以界定为：它是指民间组织以服务社会为目标，以志愿精神为动力，通过在社会公益事业、行业组织、弱势群体、民主政治、社会资本、生态环境等方面实施规范、约束、教化、救助、引导、保护、倡导、激励、惩戒等方式，来实现对整个社会成员道德意识、价值取向和道德理念的整合，从而实现美好和谐的社会伦理秩序的行为过程。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道德整合功能是民间组织道德属性的功能表现，是民间组织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这项功能的发挥，可以极大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民间组织道德整合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扩大社会公益供给。传统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中，一直存在着“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维定式，即强调政府和市场非此即彼的作用，比较忽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但是，一方面，所有的政府都会面临失败。民主政治可导致福利国家的建立，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却让国家背上长期的债务负担，这样的超支结果会使税率提高、存款不足、国家债务负担沉重、通货膨胀而影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公益存在效用的不可侵害性、消费的非排它性以及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导致所谓的“搭便车”现象，人们享受着商品和服务，却期待着他人付款，自己搭便车享受，进而形成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因此，不论是实行政府主导模式的国家还是实行市场主导模式的国家，在20世纪后半期的实践都遭到巨大的困难和挑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公益的供给由政府向民间转移的趋势，一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实施性、操作性的工作逐步由民间组织来完成。迈克·赫德森指出：“‘公域’曾是‘有效的’服务提供者，然而其显而易见的局限使各国政府逐渐将具体的服务管理责任委托出去，学校、医院、大学及其他服务机构不断地被要求以独立的、非利润分配团体的形式进行运作，而不是在公共服务的支配下运作。”④ 如今，在政府与市场领域之外，民间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社会公益行为的表演者，它通过志愿精神和自愿方式来扩大社会公益供给。美国全美心脏协会、癌症协会通过募集私人捐款来资助医学研究。这类资助就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因为政府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不能提供足够的研究经费，而这两个协会正好弥补了社会公益提供上的不足。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间组织也开始大规模动员民间资源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并且开始引进发达国家民间组织的项目管理形式，开展公益项目。当前，我国较为知名的公益项目主要有“希望工程”、“幸福工程”、“春蕾计划”、“烛光工程”等。截至2005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389个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3．1亿元，使15．4万户贫困母亲及家庭的69．5万人口享受到了民间组织给社会公益事业带来的好处。

第二，弘扬职业主义精神。在西方，职业主义（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是指一种职业制度和职业意识形态。根据西方学者莫尔的观点，职业主义具有六大特征：它是一种全职的工作；具有一种行为的伦理规范；具有提升和维护职业水准的专业组织；专业的知识通过教育、训练的过程而产生；以服务为导向，其绩效表现与顾客的需求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具有专业的知识和道德，职业人员在决策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是这种自主权必须受到责任感的限制。简单来说，职业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化的知识体系，更是一种职业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它关注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技术，更是职业的精神和责任。

职业主义的上述特征与民间组织的基本特征是内在一致的。莱斯特·Ｍ·萨拉蒙指出，民间组织具有五个基本特征，即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萨拉蒙归纳的这些基本特征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根据民间组织的这些基本特征及其在各个领域开展的实践活动，我们发现，民间组织的存在都不是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是具有崇高的社会、社群或全球的目的，他们的活动是促进公共利益，使人民能够享受到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使普遍的人类价值得到维护和提升；民间组织矢志追求社会公正和正义，崇尚宪法和法律，是社会公正、正义以及宪法、法律的坚强捍卫者；民间组织的实践行动对社会起着规范、约束、教化、激励作用，他们的言行受着社会公众的关注，他们为社会公众树立了一个具有优良品德、追求崇高理想的社会榜样；更重要的是，民间组织成员是出色的职业工作者，他们能以更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效能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他们在追求职业卓越的过程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从民间组织自身特征及其活动的宗旨、目标等可以看出，民间组织体现出了强烈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是对职业主义精神的追求和弘扬。

第三，救助弱势群体。志愿精神是民间组织的鲜明特征，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是民间组织的价值理念。而且，民间组织作为一个不具有强制性的社团组织，他们组织到一起的初衷，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是一种纯粹道德情感的需要，是人们社会良知的自觉回归”⑤。由此，民间组织的活动很明显地体现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救助。对许许多多的民间组织来说，让那些在社会地位、财富分配、政治权力行使、法律权利享有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及在发展方面潜力相对匮乏的弱势群体，能够机会均等地参与社会的发展并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而使他们达到物质和精神上富有的生活境地，这是民间组织孜孜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民间组织的活动宗旨。在我国，中华慈善总会是一个由热心慈善事业的公民、法人及其它社会组织志愿参加的全国性民间公益社会团体，它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工作来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群体，如“慈善雨水积蓄工程”、“慈爱孤儿工程”、“聋儿关爱工程”、“烛光工程”，以及“慈善一日捐”、“慈善万人捐”等，为数以千万计的弱势群体送去了关爱和温暖。

第四，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现代民主政治是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西方政治学界的一些主流政治思想家，从洛克、伯克、托克维尔到达尔和帕南特，认为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形式——民间组织，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支柱，发达的民间组织有助于促进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例如，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认为，社团是民主国家不可或缺并且是最为重要的构成和法则，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到处都代替社团，那么，这个国家的道德和知识方面出现的危险将不会低于它在工商业方面发生的危机。”⑥民间组织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表现为制约政府权力。任何公共权力都需要制约。然而，制约权力最强大力量不是来自体制内部而是来自体制外的社会，以社会制约权力是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但是，单个的个体不能构成与政府权力的抗衡力量，只有分散的个体结合成有机的整体即社会组织，才有可能抵制来自政府的强权，而民间组织正好为人们的自由结社提供了平台和空间；第二方面的表现是克服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根据现代政治理论，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接受和认可程度。而随着“政府神话”的逐渐褪色和“失灵”现象的出现，政府的合法性陷入危机。因此，解决政府的合法性成为当代政治统治的一大难题。哈贝马斯认为，要克服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出路在于让自发、非政治化的社会有机体健康发展起来。政府的合法性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不能由政府单方面宣布，而只能由公共领域，即民间组织提供。因此，民间组织的发展强大可以释放政府所背负的合法性压力；第三方面的表现是培育民主价值观，提高公民参政议政水平。民间组织的成员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为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的。因此，民间组织的成员在日常的管理和活动中，都是平等相处、相互信任的，他们在“参与中学会参与”，“在民主中学会民主”，逐步培养出了一种民主的意识和价值观，从而为整个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奠定基础。同时，社会成员通过民间组织这一组织化形式进行参政议政，使政府处于人们的有力监督之下，使政府的行为和决策更多地体现人们的意愿、要求和利益，最后使政府达到精干、高效、廉洁的目标，正如俞可平所说的：“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最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⑦

第五，创造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内涵对不同学者来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界定。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⑧。罗纳德·伯特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可以获得使用其它资本机会的联系；罗伯特·普特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是指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等。总之，他们共同的取向都是把社会资本定位于以信任、合作和互惠为基础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甚至西方有些社会学家把社会资本看成是对整个社会有益的“公共财产”，它一旦创造出来，就会使更广泛的社会受益，增进社会信任、团结和合作。

民间组织对社会资本的创造具有特殊功能。国内学者马长山认为，社会资本的土壤和基石就是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西方学者弗郎西斯·福山认为，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产生于公民社会；罗伯特·普特南对此更有明确的表述，他认为，志愿性团体承担着创造社会资本的信任和互惠的重要责任。因为参与的人都是相互信任的人，人们是由于信任他人而加入志愿性组织的。这样，通过相互重叠的成员身份的存在，从不同组织内部的互动获得的信任就有可能扩展到整个社会。同时，由参与志愿性团体而产生的信任是普遍化的，因而它是一种覆盖了公民之间的普遍的信任。最重要的是，志愿性组织能够运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创造出信任和合作得以发展的条件。正因为如此，普特南甚至把志愿性组织这种形式直接称为社会资本。事实上，民间组织是一种利益基础上的自觉联合体，体现着民主、开放和公共的生活选择，这是一种理性的联合和选择，它所创造的社会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是实现人们参与、关怀和价值追求的自觉表现。同时，由于国家的政策法规难以涵盖所有不同的利益群体，更不能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就使民间组织在代表不同群体利益、权利和要求而进行协调平衡、民主参与的过程中建立起社会合作、共识、信任和规范网络。而且，民间组织也提供了一种特有的“公共领域”，成为社会成员定位个人角色、提高参与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合作精神、公共精神的重要场所。

第六，倡导生态环境保护。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同时，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例如“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以及1962年Ｒ·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一部报告《增长的极限》等，突出表明了工业革命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敲响了人与自然严重不和谐的警钟。然而由于政府及市场的局限性，环境污染等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促使各国公民自己组织起来为保护环境而鼓动、呐喊和战斗，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民间性的环保组织通过游行、集会、请愿、对话、谈判等方式，对污染者和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治理污染。这场革命改变了传统的政府作为几乎唯一主体的格局，民间环保组织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三、民间组织道德整合功能实现的方式

那么，民间组织的上述道德整合功能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的呢？根据组织行为学的有关原理和民间组织的行为特征和活动方式，笔者认为，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功能，主要是通过民间组织对社会特定行业、领域或从业人员的规范、教化、动员、激励与惩戒等方式来实现的。

方式之一：规范与约束。这是民间组织实现其道德整合功能的最主要方式。对大多数民间组织来说，它们有特定的行业、活动领域和相对固定的从业人员。它们通过制定各种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以及行规行约，来实施对它们所属行业、领域或从业人员的规范和约束。例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是全国乃至世界新闻界享有声望的全国性民间组织，它通过制定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来规范和约束整个新闻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为，推动新闻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自律和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

方式之二：教化与培育。对组织成员的教化，既是民间组织的一项重要功能，又是民间组织活动的重要方式。它通过对组织成员志愿精神、公益精神的激发，促使组织成员在内心深处和实际行动中产生和形成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和责任，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促进全社会的融洽和谐。并且，这种教化方式将产生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民间组织的成员在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活动中，他们在进行无私奉献和付出之外，还能得到思想上的升华和道德上的教化，他们的道德认识、道德能力、道德情感、道德责任在志愿活动中能得到很好培养和提升；另一方面，民间组织的组织成员在自身受到道德教育、教化的同时，他们的行为对其它社会成员来说又是一种强烈的道德示范、榜样作用，这种示范和榜样作用能够在全社会树立起一系列崇高的道德价值目标，如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人道主义、民主自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从而有力地促进全社会的文明与道德进步。

方式之三：引领与导向。民间组织对组织成员的引导，从其价值目标上来说，主要表现在它对一些新的道德观念或道德价值取向上的引导、倡导和动员上。我们知道，道德整合是对社会成员原有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道德取向等加以重新整合而使社会成员达成一种全新的道德共识，从而实现对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追求。民间组织的成立及其所开展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引导社会成员树立新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并在实际行动中引导社会成员为实现这些道德观念而付出努力。而且，由于民间组织的活动具有鲜明的志愿性、公益性、非官方性等特征，因而民间组织的引导或倡导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即使有些民间组织成员人数少，规模小，但它们的引导力、号召力同样非常大。

方式之四：激励与惩戒。民间组织通过对行业或从业人员善的、良好行为的赞赏、宣扬和倡导，对恶的、低劣行为的批评、惩罚和抵制，从而吸引或警示、激励或规劝行业或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或价值取向，在全社会树立起一种崇尚先进、疾恶如仇的良好道德风尚。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温州民间商会、行业协会的兴起，是温州模式在现阶段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温州的此类行业协会在激励从业人员合法经营、惩戒行业间不正当竞争或违法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组织依据组织章程对其成员的违法和失德行为进行的惩罚虽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但亦有半官方性质，其惩罚亦有一定的强制性，它警示着本行业的从业人员守法经营，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去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因而在提高公民的自律意识和自治能力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注释：

①② 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243页。

③[美]柯亨、阿拉托：《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④[英]迈克·赫德森：《未被开发的域》，载李亚平、于海选编的《第三域的兴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⑤ 张利平：《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伦理学思考》，《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

⑥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8页。

⑦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⑧ 李惠斌、杨）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页。

篇4：中国公民社会形成有赖于NGO

就目前看,中国公民社会已处于萌芽阶段。

任何成熟的公民社会都是由许多民间组织(NGO)组成的。仅就中国而言,NGO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参与公共管理、开展公益活动和扩大对外交往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包括环保组织、关爱弱势群体的民间组织、劳工组织都赢得了社会尊敬。尤其是在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期间,NGO提供志愿服务,开展社会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民政部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依法登记的民间组织超过41 万个,而民办的非法人基层社会组织超过24万个,在NGO组织就业的专职人员超过475万人,兼职工作人员超过500万人,注册的志愿人员超过2500万人。有关专业研究机构调查发现,事实上,民间组织和从业人员的数量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

造成数据差异的原因是多种的,其中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对于NGO的登记注册、管理规范,尚缺乏操作性强的法律。特别是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的规定下,数以万计的民间组织不能依法取得注册资格,只能采取“打擦边球”的方式,要么以企业形式登记注册,从事非营利公益活动,要么干脆不登记、不注册、不备案而低调地从事相关公益活动。而这种不合法的机构从事合法的公益事务,最终都会面临法律的风险。

尽管中国已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外国商会管理暂行条例》等四个法规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民法通则》、《公益事业捐赠法》、《民办教育事业促进法》等法律中也有相关条款,但多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立法层级太低,缺乏实体性规定,内容不完善,政策不配套,在税收优惠、财政资助、人事管理、社会保险和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没有健全的规定。

人们乐见的是,最近民政部在对笔者关于要求制定社会组织基本法的政协提案答复中明确表示,将配合立法机关修订现有的法律法规,充实实体性规定,增强可操作性,同时在社会组织的人才档案管理、档案工资、社会保险、职稱评定、住房公积金等方面增加社会保障政策配套,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不能不正视的一个现实情况是:在国外,NGO就是非政府组织,而在中国却被分为“官方的NGO”和“民间的NGO”。但无论官方或民间,应当公平地享有财政补贴政策,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后的今天,尽管灾后重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仍有不少志愿者和“民间NGO”从灾区撤走,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资金。根据报道,各地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为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多数由政府支配。巨额资金对政府带来统筹压力,而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的民间组织却缺乏资金,无法开展工作。

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政府购买NGO的服务,比如美国,政府不仅把社会捐赠的资金分配给NGO使用,而且还会拨付财政资金资助NGO组织开展公益活动。中国有关立法部门应该关注国际上普遍有效的做法和经验。